摘 要：东部沿海部分省份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已经完成，但是由于中西部的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这些省份并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仍然保持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延缓了产业升级的速度。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使之流失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的的制约，使得农民在地区间流动成本很高，也成为不得不考虑的社会效率的损失。中西部地区由于投资环境不佳和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忽视，降低了对本地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为此，政府一方面应大力促进东部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应为中西部的中小企业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隐形”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流动 产业政策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的发挥，成为我国崛起为“世界工厂”和贸易大国的重要支撑。
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已经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然而，对于这些省份来说，是否就意味着进入了刘易斯拐点？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会对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分别造成哪些影响？政府对此应如何应对？如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地配置？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论述。
一、东部地区存在的“隐形”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二战后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为存在大量传统部门（包括农业等）与新起的现代工商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由于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故可无限供给和收入固定在糊口水平上的劳动力。低水平的工资使工业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进而扩大再生产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当劳动力转移到一点上，再转移就会影响农业产出，再转移要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工资增长为前提，这个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广东省和浙江省已经满足实现刘易斯拐点的条件。在产业结构上，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农业产值占GDP 15%前后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广东、浙江2009年这一比例分别为5.1%，5.0%。而从就业结构看，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务农人口在就业人口中占30~35%前后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日本1960~1970年间务农人口在就业人口中占比由32.6%下降到19.3%。广东2009年这一比例为28%，浙江为32%，从城乡人口比例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日本城市人口比重为63%（1960年），韩国为57%（1980年）（崔传义2010），而广东已经高达65%（2010）珠江三角洲地区更是高达80%。广东2009年劳动力资源约为2400万人，而农村乡镇劳动者就高达3366.13万人，这不仅说明广东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而且还吸纳了大量外省劳动力。2006年浙江本地农村乡镇劳动者为2303.70万人，同期农村劳动力资源为2329.12万人，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
很显然，这两个省已经远远超越了刘易斯拐点所要求的条件，但是广东和浙江并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形成“隐形”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劳资双方关系依然没有扭转，沿海劳动力资本的比较优势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劳动报酬占劳动产出比仍然较低。其原因很明显，是因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主要来自中西部的大批劳动力充实了这两个省的劳动力市场。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东从外省流入的流动人口有约3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外来务工者；而在浙江，2010年外来农民工约2000万人。广东和浙江依靠外省转移的劳动力实现了低成本的扩大再生产。因此，我们看到东部地区的劳动报酬明显低于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在东部沿海地区，从2001至2007年这个时期，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率为62%，而实际劳动报酬占比为49.2%。（常进熊，王丹枫，叶正茂2011），而对于农民工，情况更糟。农民工的工资只相当于同等城镇户籍职工的70%-80%左右，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同等城镇户籍职工的50%-60%（崔传义2010）。深圳市总工会2010年7月发布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深圳的许多企业按该市最低标准支付工资，在农民工大量超时加班的情况下，2010年的月平均工资也只有1838.6元，约为该市在岗职工2009年月平均工资的47%，只够维持在深圳的最低生活水平。然而，以其目前的劳动条件、强度下，合理月收入的平均值应为2678.8元。
在当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较高的劳动力价格，企业的增长的动力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产业化和生产创新等。由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投入转变到追求生产效率的提高上来，进而化解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然而，沿海地区“隐形”的刘易斯拐点使企业仍然可以依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简单地进行数量上的扩大再生产取得利润。缺乏动力去进行自主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总之，隐形的刘易斯拐点延缓了沿海省区的产业转型。从更大的意义上讲，东部地区引领中国经济的方向，东部地区对于高效盈利模式的探寻对于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当刘易斯拐点若干年后真正到来时，不合时宜的生产模式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二、 “隐形”的刘易斯拐点与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低成长度
相对于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比较低下，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成长度低，难以承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是大量的本地劳动力流出的主要原因。东部中小企业各项指标均明显好于中西部。
中国2009年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中小企业主要指标所占比重统计 |
单位：% |
指标 | 企业个数 | 就业人数 | 资产 | 主营业务收入 | 利润 | 税金 | 总产值 |
全国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东部 | 65.3 | 64.7 | 62 | 64.6 | 61.8 | 57.7 | 64.2 |
中部 | 16.4 | 16.8 | 14.8 | 16.2 | 19 | 18.6 | 16.1 |
西部 | 10.6 | 12.2 | 16.2 | 11.7 | 12.6 | 16.2 | 12.1 |
东北 | 7.8 | 6.3 | 7 | 7.5 | 6.6 | 7.5 | 7.5 |
摘编自《中国中小企业年鉴2010》 |
影响中西部中小企业成长的因素主要有：融资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人才技术环境等。
（一） 资金短缺是制约中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性因素。
首先，鉴于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构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且银行业又是一种大银行占据主要地位、高度集中的银行业结构，有可能导致中小企
业的融资可获得性降低以及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的不平衡1。2009年，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累计新增7.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大、中型企业贷款比例分别占47%、44%，而小型企业仅占8.5%。其次，由于市场主导资金配置，资金的跨区域流动将主要由投资的回报率决定。从1997年至2010年，中部地区的存贷款余额2比例下降幅度在全国最大，平均比例从108.2%下降到65.1%，共下降43.1%个百分点，比全国的下降幅度大25个百分点，西部下降26.8个百分点，比全国大18个百分点，说明其信贷资本大量外流，加剧了中西部中小企业资金的短缺。再次，中西部金融担保体系不健全。在国外成熟的金融担保体系当中，担保机构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一般为70%-80%，其他由协作银行承担，而我国则完全由担保机构承担；国际上担保资金的放大倍数一般为10倍，我国财政扶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的杠杆效应没有达到最大绩效（李铭2009）。最后，融资成本高，且撇开民间融资不谈，由于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大，单笔贷款数额小，大部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实施利率上浮，一般高于基准利率15%-30%。
（二） 中小企业生存的法治环境、信用环境较差。
陈晓红，王傅强基于中南大学中小企业研究中心2007年上半年对我国浙江、上海、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重庆九省市1539家中小企业的外部环境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得出东中西部中小企业的法治环境指数分别为3.490，3.105，3.245。中西部中小企业的劳资双反法律意识淡薄，有关调增劳资双方的法律也不健全；行政执法不规范；当企业遭遇侵权时维权困难。而林汉川和管鸿禧对信用环境3的评价指标分别为2.908，2.823，2.581。较差的信用环境直接带来的是中西部的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的增加，企业间拖欠问题严重，资产负债比率逐年恶化。这些又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短期盈利能力和短期生存能力。
（三） 中西部中小企业在人才、技术环境的差距。
在陈晓红，王傅强的结论中，东中西部技术环境分别为3.597，3.486，3.404；东中西部人才环境分别为3.439，3.151，3.105。林汉川和管鸿禧也得出类似结论。
一方面中西部人才流失严重。另一方面，较低的待遇福利使中西部中小企业难以留住人才。人才的缺乏直接导致管理水平低下，生产方式落后，产品技术水平低。
总之，在劳动力流出的中西部地区，由于投资环境不佳和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忽视，使得本地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延缓了接续东部产业转移的能力，降低了对本地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使中部地区流失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的的制约，使得农民在地区间流动成本很高，也成为不得不考虑的社会效率的损失。
三，发展中西部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产业的意义
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远远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该地区的比较优势，因此，在该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增加中西部的就业，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促进共享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目前在农村约有1亿剩余劳动力。十二五期间，农业劳动力将由29500万下降到25000万，有4500万人农业劳动力需要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其中绝大部分在中西部。另外由于户籍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的的制约和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在农民公众比较严重，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部有着较大的比较优势。林毅夫，刘培林（2007）通过对生产模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生产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检测证明了一、生产模式与符合比较优势的最有生产模式的偏离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GINI系数越小；二、越是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在较长的时间里，经济绩效会比较差。
（二） 发展中西部的中小企业对于缩小与东部经济的差距，促进经济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吕勇斌和蔡根女（2005）分析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中小企业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工业中产值增长的贡献率，发现东部地区中小企业对工业经济的增长的贡献率为60%，中西部的中小企业贡献率虽不及大企业，但也占了将近一半的份额。他们还发现，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差距中，小企业贡献率平均为50%。所以发展中小企业有助于缩小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
（三） 对于使劳动力就近就业和发展小城镇有着重要意义。
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及其他配套制度得以维系的主要原因是提供经济转轨时期的政治安全保障，所以在短期内，在不根本改变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的前提上，使农民就近就业就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发展在乡镇企业，在小城镇形成产业集聚。使小城镇发挥人口蓄水池的作用。
（四）中西部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如果可以在中西部得到解决对东部沿海的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使东部沿海的刘易斯拐点显现，提高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的劳动报酬。使东部企业的生产者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创新和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数量上的投入，提升中国的产品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将，发展中西部的中小企业更加具有紧迫性。
四、建议
由于各种原因最近东南沿海的中小企业遇到了比2008年更严重的困难，东部很多中小企业将面临残酷的淘汰。这恰恰是中西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好时机。
1、鼓励东部中小企业产业升级
既然劳动成本的倒逼并不足以使东部的中小企业去寻求其他的更高效率的生产方式，那么政府应该用各种办法鼓励东部的中小企业转变生产方式，积极创新。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政府已经在做相关的工作。另外，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在将来有条件的时候要对生产效率长期低下，单纯依靠劳动力数量投入增加收入的企业进行惩罚性的限制。
2、政府为中西部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开辟道路。
为中西部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信用环境；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一方面发展适应中小企业融资的中小金融机构，另一方面，提高当地对于存款余额的利用率，减少资金外流，降低中小企业贷款的门槛；鼓励人才向中小企业流动，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 崔传义.对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判断和政策
选择..商业时代. 2005.(9):30-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