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收入倍增计划”目标的内涵
按照党的十八所描绘的阶段性蓝图，“收入倍增计划”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同步建成小康，谱写中国梦的必然选择；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推动改善民生，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既有创新性，又具有适时性与一贯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个被之为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有着不同层面的内涵。“收入倍增计划”目标给予欠发达地区农民以信心和决心，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最终与农民达成共识并真正理解、寻找实现的路径。就国家宏观层面而言，其主要涵义是“居民收入倍增的主要对象是中低收入人群、倍增的收入应是扣除通胀等因素后的实际增加、居民收入倍增的前提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最根本的是解决如何“有钱”和敢于“花钱”的问题。
一是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就是要让农民真正地“有钱”。“有钱”是实现目标的首要前提，就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的路径既包括国家政府搭建快速发展的机遇平台层，体现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政策项目倾斜、加大资金投入、有效配置人力资源和技术等；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农民自身才智，让其在舞台上当好角色、演好活剧，从而形成“目标统一、上下联动”的发展机制，使欠发达地区农民在实现“收入倍增计划”过程中有钱花。
二是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是要让农民“敢于花钱”。“建成小康目标”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是要让发展共享变为广大老百姓的真切体验，使国之大计、民之大事有机融合并变得触手可及。共享改革成果既涵盖为发展献策出力、为改革牺牲奋战的一面，也包括享受发展改革成果的一面。改革成果共享的终级目标就是让农民不但“不缺钱”反而“有钱”且自由支配、大胆地花钱。在欠发达地区农村有一部分农民把辛苦赚来和勤俭节约的钱都存入银行，主要用来预防生病或天灾人祸，用作自己养老、子女读书或购房结婚，这部分存款被称之为“预防性存款”或“保障性存款”，他们从来不敢花，更不敢乱花和大手花。要实现农民真正意义上的“收入倍增计划”，建设好社会保障体系是前提条件，让其真正地放手花钱。
二、制约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瓶颈
农民增收问题乃是构建和谐社会之门，更是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首要问题。只有农民逐步富裕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小康。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增收实质是在国家收入分配大格局中的地位问题，是一个以经济形式表现的政治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在发展城市和进行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农村、农业和农民对城市化和工业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战争年代，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作出了重大牺牲；在建设年代，农民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改革开放年代，农民率先行动，作出了重大创造；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民又贡献了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
实现农民增收要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问题导向，以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气魄和能力，在找准难题中破解难题。只有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不快、农民增收难等问题的原因进行有效分析和梳理，才能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
“制度和政策障碍”市客观原因，表现为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中仍然存在束缚农民增收的制度性障碍因素，长期形成并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因此形成的二元户籍管理、收入分配、就业、土地房产、教育、产业导向政策等多种人为制度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一些“扭曲政绩观”也制约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虽然国家政策和项目资金逐渐倾向欠发达地区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种“迟来的爱”不是雪中送炭，而是肥上添膘。资金主要投向了公路沿线和平原大坝等条件较好且易出政绩、吸引上级领导眼球的地方，有些政策和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被搁浅甚至难以实施下去，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也不太好。
除了体制上存在“制度和政策障碍”之外，恶劣的自然条件、农民本身主观观念及自身发展条件等都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农民本身主观观念及自身发展条件差的现实导致农村与许多发展机遇擦肩而过，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当前，只有立足现实、抢抓机遇，逐步改变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转变观念意识，提高适宜新发展要求的能力，激发广大农村和农民的活力，才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实现“收入倍增计划”。
三、欠发达地区农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践路径
当前，要深刻认识欠发达地区农民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和同步建成小康的重大政治意义。其任务就是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好，把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好，深刻认识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目标的难点并找寻基本路径，进一步增强各级干部助农收增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坚持“立足基层、用活政策、激发活力、服务农民”的宗旨，在农民增收上大做文章，研究新思路、提出新办法、实施新举措。
1.畅通农民“梯次转移”进城入镇的渠道
“梯次转移”的内涵是居住在集镇且有能力和条件的居民在县市级或更高层城市安家乐业，居住在农村且有能力和意愿在就近城镇购房或就近择业经商，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高山村或自身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民向自然、交通和水利条件较好的平坝地区分批转移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农民梯次转移“进城入镇”的思路能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生活生产意愿，是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最佳途径。
一是要搭建创业平台，为农民提供固定收入。要想在农民梯次转移“进城入镇”后实现安居乐业
，必须在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依托对外招商引资和对内“回引”外出务工致富或有较强技能者回乡创业，创办各式各样、大小不一或具有地方特色的创业园，吸纳“进城入镇”居民就业。
二是畅通农民进城入镇过程中“固定资产”的有效流通渠道，为其提供财产性收入。要想使农民有“进城入镇”的愿望，必须持续而快速地增加其收入。而现在农民的收入主要是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缺乏财产性收入，因此必须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其土地、房屋和林权等“沉睡”资源，便其变为显性的、恒久的资产并能正常在市场流通。同时进一步简化“三权”抵押贷款手续，完善权益评估、风险补偿和资产流转等配套体系，落实政策性担保、财政贴息等扶持政策，为农村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支持，为农民提供较高的财产性收入。
2.培育壮大新型山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
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纷纷外出淘金，山区农村产业发展产生了一种“自建互助、联手合作”的新模式。该模式能有效解决山区农业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介入与现实农村劳动力相当缺乏之间的矛盾。在欠发达地区，农民自发创建，乡村组织积极引导，帮助在家农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自主建立互助合作小组，应对生产与生活中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这种“联手合作”模式特别在四川农房重建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在生产领域也被其他许多地方借鉴、推广、使用并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这是农村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新变化，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又一种有机配置。这种生产模式若运用到未来的山区农业粮食生产、农民增收领域，一定会产生很好的效应。一是现实和未来的农村最缺乏的是劳动力，而山区发展农业生产是离不开劳动力的，这种模式能有效缓解农村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二是举群力、办大事，使原来传统分散的经营模式通过“国家项目给力、土地合理流转、小机械化操作”手段向现代化和规模化方向转变，以解决当前农村种粮难和未来无人种地或种不了地的根本性问题，既能有效地建设和发展农村，也是解决粮食安全最好的方法之一。
3.强化基层干部领导力建设，为实现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提供组织保障
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直接组织者与农民利益的直接维护者，在农民增收、实现组织职能与目的、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强力推进“一村一大”计划，造就新型领路人。有效实施国家的“一村一大”计划就是健强配好村级领导班子。笔者认为，乡镇党委要研究大学生村干部怎样“下得去”、“呆得住”、“有潜力”和“引领”问题，建议把大学生村干部纳入乡镇干部服务管理范畴并拔高、培育和大胆使用，要建立党委成员定向培育、结对帮扶机制。这种模式能“传授农村基层工作经验、了解掌握思想工作状况、精心做好心理引导、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和切实提高其综合素养”。把大学生村干部个人发展与所在村社发展和乡镇科级干部的业绩考核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增强乡镇科级干部的责任感，又可让大学生村干部扎实工作、放手大干，从而领引农民增收致富。
二是创新举措建好“村纪委”，为实现“收入倍增计划”保驾护航。村级干部是国家惠农政策和项目的直接执行者，是带领农民致富增收的核心力量。近年来，川北剑阁通过“廉洁细胞”工程建设，在村级组织中设立“纪委”，注重制度创新，不断探索从源头上强化监督、增强干部的执行力。对“村级纪委”模式的大胆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村廉勤委（亦称“村纪委”）是一个较权威的民主监督组织，能有效畅通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充分反映农民群众的愿望与呼声，是干部廉洁的保健站、干群关系的黏合剂、矛盾冲突的缓冲器、促进发展的助推器、村民利益的保护伞，为农民增收致富实现同步小康营造和谐发展氛围保驾护航。
4.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农民增收
欠发达地区农民快速增收、同步小康是一项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仅依靠国家的政策和资金倾向及农民本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得向社会借力，赢得社会帮助。我们应该借鉴韩国“一社一村”运动的先进经验，即一家公司企业（社）自愿与一个农村建立经济交流关系，企业对农村实行一帮一支援。在实践中，有些地方开展了“千名干部下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活动并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但是，要真正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目标，还需要通过国家政策杠杆，鼓励、动员规模以上企业主动参与支农助农活动，将“一企一村”逐步扩展为“一校一村”、“一小区一村”、“一店一村”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形成国家、社会、个人齐心协力，最终实现全民的“收入倍增计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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