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集体经济弱化
农村集体经济弱化主要表现在，农村集体资源减少，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乡村集体财政极为困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大包干责任制， 对解放生产力， 调动农民生 产积极性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在“ 分” 的强大冲击下， 没有按“ 统分” 结合，双层经营以户为基础的新体制建立， 而是偏重于家庭经营的力度， 统一经营职能没有及时转换， 所以几年来， 集体的实力耗尽， 丧失了集体统一经营职能作用， 集体观念淡漠， 使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
农村集体资源减少，集体资源发挥集体经济效应弱化。包干到户经营模式使得农村分散化明显，农村集体经济缺乏组织力和动员力。在集体经济模式下，农村土地、农具、耕牛甚至包括每个农民都属于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动员能力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村上财政困难等原因，原属集体所有的堰塘和土地等生产资料已经租赁承包给私人经营，虽然所有权人属于集体，并交纳一定的承包费用，但它已不能生产集体经济效应，而是转变成农村能人即承包户主导型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弱化带来乡村财政困难。农村集体资源发挥经济效应的减弱，农村生产经营的分散化，农村组织力和动员力的下降，乡村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导致集体财产资金流失严重，加之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的废除，使得乡村基层财政极为困难。当代中国的乡村债务是社会转型效应与制度失范的产物。据估算， 目前全国乡村债务总额不会低于6000亿元，且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不良债务。
二、农村基层政治僵化
农村基层政治僵化主要表现在，农村基层选举过程问题突出，农村公共决策体制不完善，农村组织力下降，官民矛盾累积性发展。
农村公共决策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干部选举，二是农村重大涉农公共问题决策。村干部选举过程中常常出现贿选、拉票、打压、报复，有些乡镇干部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常常违背农民意志，通过内部制定方式任命村干部，这些选举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大大挫伤了农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农村村民居住和生产生活活动呈现分散化，每个行政村包含数个甚至数十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具有各自的生产生活方式，本体性意识明显。村的实际覆盖地域较大，农村信息宣传力度和相关基础设施不够，使得村民组织程度不高，很多人不愿意放下手中的农活跑很远的路程和花费时间精力成本来参加一次村民代表会议，从而影响民主集体决策的正常实现，而民主决策搞不好又加速减弱村民对集体事务的关心程度，进一步加剧分散化，如此循环造成村民干部缺乏互动，一方面是村民政治参与素质和民主意识较低，对村中公共事务并不关心，另一方面是村干部“自己代表村民”作出决策，在这种环境下做出的决策往往缺乏科学性和民主性。
在农村基层政治僵化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村两委会的政治效能低下。作为乡村自治管理组织，村两委会与国家机构一样也面临着政治效能低下的问题。村两委会政治效能低下主要表现在：基层组织涣散，领导干部素质较低。村干部又自己从事农业生产，难以做到专心于整个农村公共事务的发展。农村基层干部存在较为明显的老化现象，大多数干部都是中老年，他们的思维难以更新，对新事物的适应性差，带富致富能力较差。二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政治寻租。政治寻租主要体现在农村的一些公共工程建设上。施工方迫于农民的反对常常通过贿赂村干部，让村干部来协调农民。表面上看，这样做提高了施工进度，但是，这实际上包含了小利益的交易，长期来看会滋长基层腐败，导致基层目标置换，降低基层政治效率。2014年3月21日发生在山东省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疃村由承建方和村干部指使的纵火案就充分暴露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基层的政治寻租现象。三是乡村财政缺乏带来的农村组织力下降。村上缺钱则是造成乡村政治效能低下的重要因素。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集体成分不断弱化，以分户经营的乡村生产管理模式的强化，使得以前建立在集体土地之上的公共资源减少，村上的财政资金变得紧张，由于分户经营容易产生分散性和自利性，现在村上想要再从农民那里集中资金和组织劳动力就变得十分困难。特别是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作为乡村公共收入一大来源的农业税被取消，使得乡村财政十分困难，仅靠上级拨款不能解决农村建设资金的巨大缺口。四是农村公共政策失效导致官民矛盾激化。农村公共决策机制不完善带来的缺乏科学性的公共政策，无论在程序正义还是在实体正义上都没有真正反映农民的具体利益需要，有的甚至违背农民的利益，在实施过程中，自然会受到村民的反对和抵制，加剧官民矛盾。
三、农村公共文化退化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之间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存在很大差距。农村公共文化软化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文化的缺失，使得公共文化在稳定农村意识形态的作用退化。农村传统意识形态的逐渐崩解，邪教、宗教势力等不良文化因素的抬头，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战越来越激烈。
农村公共文化的不足，农民精神生活缺失。根据2008年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到2006年末，全国30.1%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10.7%的村有体育健身场所，13.4%的村有图书室、文化站，15.1%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而且公共文化在全国分布不平衡，东西部地域差距较大。这表明，中国农村的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存在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农村公共文化不仅具有文化意义，也具有意识形态控制的意义，农村公共文化和农民科学素质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
农村传统意识形态的逐渐崩解造成农民对政府的认同性发生变化。农村传统意识形态领域实质就是建立在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等领导人崇拜的基础上。农民的信仰是什么？农民的信仰不是个人崇拜，不是体制崇拜，不是道路崇拜，而是对谁能满足农民利益的崇拜，谁能更好地代表和实现农民的利益，农民就拥护谁，就信仰谁。党必须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新时期，国家对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视力度不够，加上市场经济体制冲谈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意识形态，新生的一代中国
人更追求自我价值，自我权力意识更高，自我本体意识更加明显。乡村政治过程中的一些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使得农民办事和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解决，形成累积性矛盾，降低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期望值。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的公共文化重视得不够，农民精神生活严重缺乏，农民普遍的科学素质的低下，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放松，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使得宗教、邪教势力趁机而入，演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争夺战。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个人崇拜基础上的农村传统意识形态被不断稀释。邪教、宗教对农村地区思想的渗透，已经损害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农村中的合法性。由于农村地域的广泛性，宗教、邪教传播的隐秘性和流离性，使得宗教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得以迅速传播。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外国宗教团体的介入使得中国农村宗教状况更加复杂。一些外国人利用游历、提供捐助等幌子在农村中传播基督教。一些邪教组织和人员利用小恩小惠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加强政府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和功能显得十分必要。
综上所述，在中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只有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规避，中国新农村建设才会更加理性和健康地推进。
参考文献：
佘文洲.浅议农村集体经济弱化与发展对策.农村经济.1997（02）.
杨发祥，赵文远.近年来中国乡村债务问题研究综述.中州学刊（农村经济），2006（01）.
赵延东.当前快速传播的农村宗教问题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09.
（作者单位：许洪位，西南政法大学；许洪燕，西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