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度重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
陆学艺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民真苦”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我国农村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收入却减缓了、停滞了，同时农民负担都逐渐加重，有的地方农民的实际负担占纯收入的15%~20%。而且越是贫困地区、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负担也越重;“农村真穷”是指乡村两级的政府穷、集体穷。由于农民苦，农村穷，结果就是农业真危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己经直接影响农村的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的安定，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张厚安、徐勇认为，在现代化背景下，农业、农村和农民居于什么位置，是任其自然萎缩、衰败和淘汰，还是促进其发展、进步和转变；是将农业、农村和农民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夕卜，还是将其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中都将面临的重要课题和难题。前者的后果将使现代化失去稳定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后者的结果恰恰相反。所以，正确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战略地位，直接关系到现代化进程顺利与否。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尤为重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武力认为，“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密切相关。“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董俊山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能否抓住机遇，继续深化认识和妥善处理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又一次严峻考验。必须把全党全社会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推向一个新高度。要深刻认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长期性和紧迫性；深刻认识增加农业投入、农民收入的关键性。
邓大才强调，只有全面认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首先是一个改革的路线和方向问题；其次，“三农”问题的解决速度和解决方式决定市场化改革的速度；第三，“三农”问题解决的不好，将会增强改革的难度；最后，“三农”问题解决的成本决定着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三农”问题是对党和政府改革总路线的一个考验。
韩长赋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一是全国近13亿人口，62%以上在农村，占大多数；二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的任务十分艰巨;三是我国城市与农村发展差距、东西部农村之间的差距在拉大。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⑥李炳坤也认为，鉴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必须对农村小康建设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重大举措加速推进，逐步接近和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预期目标。
二、“三农”问题的形成原因
张厚安、徐勇指出，“三农”问题除与现代化进程中容易出现忽视和轻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现象有关外，也与人们对现阶段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偏差相关。其一，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有所动摇，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工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将愈来愈大，农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减弱。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很容易使人们怀疑乃至否定农业的基础地位，以致忽视和轻视农业；其二，片面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贡献而忽视对其保护和支持；其三，对改革后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盲目乐观，对其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估计不足。
邓大才认为，为什么会有“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可以用一个“弱”字来回答，即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一个地位正在愈加相对弱化的区域。此外，现在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这么严重，是因为我们自己选择了（当然选择这一主观战略有着客观背景，即可能不得不选择这一战略）长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牺牲农民利益，推进工业化，使农业失去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能力。
吴敬琏强调指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为什么我国的“三农”问题这样难以解决，以至于积土地改革以后半个世纪的努力，仍然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说到底，是因为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高。这种基本态势不改变，其他措施都很难收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显著成效⑩
陈锡文认为，新阶段农业、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而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就业不充分。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世界各国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而我国农民增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所面临的困难1
林光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一切按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而农民，一般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低层，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而农村处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区，各种条件受到限制；农业则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处于外围地位，往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牺牲品2
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从而使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乡对立，将农民封锁在了有限的耕地上。在封闭的环境中，农村人口持续增加，耕地无限细分，农业效率低下，教育落后，生态破坏，农民贫困。理解‘三农问题”，不能脱离对这两个矛盾的认识1
陆学艺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对“三农”问题的影响。他认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是在当时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的，适应当时的短缺经济，前提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后果是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使短缺经济更加短缺，越短缺就越加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形成恶性循环?:
张晓山、崔红志认为“三农’问题根本在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长期以来，我国税收与国民收入再分配在城乡之间就存在悬殊的差距。改革开放前，为了完成重工业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工业化，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向重工业倾斜;改革开放后，为了使城市尽早实现现代化，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向城市倾斜。这是一种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对农村、农业、农民的长期歧视与不公平55
周批改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城乡区别的‘二元”管理体制，人为地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二块，阻碍“三农”问题的解决，“二元”体制实行工农、城乡区别对待，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二元’体制阻碍农民流动，实际上是歧视农民的政策;二元体制从文化上分割城乡，阻碍了农民现代化观念的培育。
王建强调，“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中国“二元”结构的表现，即从生产能力看，中国己达到人均3000美元左右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从收入的主体看，还是以低收入的农村人口为主，具有人均500美元左右国家的典型城乡人口结构特征，这样就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鸿沟。“二元”结构的矛盾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宋亚平认为，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三农”问题，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形态并未出现紧随时代进步与发展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造成的经营方式上的小农生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现象普遍，科技进步与创新动力不足；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坚冰难破；缺乏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与途径
曰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引起了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学术界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宄，并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与措施，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
1、农民利益保护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宄所课题组认为，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解“三农”问题。在有关农村发展问题的研宄中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体现为这些研宄要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服务，首先要为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群众服务，要使这些研宄有利于增进中国农民群众的福祉，有助于“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一基本准则的真正落实1
刘修民认为，农民问题是贯穿东方社会历史过程的大问题。农民是东方社会人口构成的主体，也是社会构成的主体。在中国，只要农民占人口构成的大多数，就必须把农民看成是立国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不可缺少、不能忽视的力量。要了解农民的生存处境，正确地理解农民，研宄农民的现实需求与发展愿望，制定相应的农村政策。
宫希魁强调，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级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三农”问题就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迀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物品作用、民主参与等领域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1
林光彬认为，农民的等级平等权不落实，国民待遇不改善，“三农”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武力认为，一切认识和决策的前提应是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自主权，不能以所谓整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
李昌平呼吁给农民一同等国民待遇。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同等的赋税权利、同等的国民财富占用权、同等的自由迀徙权利、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和同等的发展权利。必须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回报农民就是要取消农民负担，且国家要逐步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尊重农民就要改革县乡基层政府;依靠 农民是让人民群众监督管理基层政府?
丁宁宁不同意‘城市化是提高农民收入最终出路”的观点，他认为这是把结果当成了手段，逻辑上自相矛盾。在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的今天，重要的是要认清农民属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这一基本事实，敦促政府更多地承担起援助农民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责任。
2、城乡统筹发展论
陈锡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重视三农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过去三农问题的解决，可能更多地注重于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而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提出了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既要建设现代化农业，也要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封闭在农村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包括加快推进中国的城镇化，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为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一个新的前途气
许经勇认为，长期保留和发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农村社会经济领域，是不可能最终解决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城乡社会分工格局，把过去集中到城市的非农产业不断扩散到农村去，才有利于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作为相对独立系统的城市领域与农村领域所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并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开辟广阔前景气
3、结构调整论
陆学艺建议要从战略上考虑调整城乡关系，逐渐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我们要建设的是十几亿人口的统一的大市场，而不能继续搞城乡分割的两个市场，把九亿农民堵在城外。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打开城门、镇门，广开农民的就业门路，再一次解放农民，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是个方向，当然，这样大的改变或转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法规和政策出台，要逐步分阶段实施，但是再不转变，继续搞城乡分治，是不行了8
周批改认为，实行“三农三化”是改革二元体制这个“三农”发展道路上极大阻碍的有效途径。“三农三化”是指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市化。“三农三化”与二元体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即发展“三农”的动力与压抑“三农”的力量，它们是一对直接的矛盾，推进“三农三化”可以从根本上改革和削减二元体制9
郭树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一方面产出结构不尽合理，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的转换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的转换，这样的状况存在着相当的缺陷，亟待进行重大调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种缩影。因此，“三农”问题实际上决不仅仅是单纯的农业、农村、农民本身的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大的产业结构来实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需要通过改善和优化总体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途径来实现气
4、就业优先论
吴敬琏认为，在我国每个农村居民只占有1亩多耕地的条件下，即使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而把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一倍甚至几倍，农民的收入水平也难有大的提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也难有大的改善。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党和政府在作出决策时，要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就业作为最重要的指导方针，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必要的条件。
温铁军认为，对三农问题，我们所有的办法大概只能瞄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如果我们的政策能够有效地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就有可能给我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一线希望。我国最基本的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气
樊纲认为，那种想在与农业有关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他认真分析了他所谓的三个“不是出路”的问题：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的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的问题；很难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维持农民的收入；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变。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农民（0%以上）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的就业气
5、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
林毅夫指出，农村地区和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大大限制了农民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
徐样临强调，解决“三农”问题，功夫还是要下在“三农”内。他认为，当前农民增收的渠道基本上有三条：一是发展商品性农业；二是兴办乡镇企业；三是进城务工。但目前这三条农民增收渠道中的供求关系都发生了不利于农民的变化，因此，农民增收难的问题仍很突出。因此，必须开辟农民增收的第四条渠道，即政府应大规模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村的购买九产生农民增收的乘数效应气
6、市场化带动论
晓亮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必须把融入和适应国内外大市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往那种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壁垒必须彻底打破。土地要能够流转起来，向种田大户集中，农业的结构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生产要专业化，产品要特色化，经营要多样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应当加快。这样才能逐渐改变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三农”问题才能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机组 成部分，与现代化的城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罗伟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彻底铲除它赖以长期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要摧毁这个基础，即要彻底改变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这种分散的自然经济状况，最好的办法，最好的武器就是发展市场经济。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可以彻底改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大推进我国经济信息化、政治民主化、组织社会化、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7、城市化推进论
王建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在于城市化，过去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使中国经济增长中始终有一块巨大的增长和就业空间没有释放出来。根据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经验，农村劳动力向外部转移过程中，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平均为1:：而我国在改革开放20年中才勉强达到1:1，在农村内部甚至是1.5:1。服务产业就业人少是因为城市人口比重低，由此而言，中国并非没有了外部需求拉动就没有了高速增长，只要把城市化与服务产业的增长空间释放出来，仍然可以靠内需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