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十分迅速，现已成为全球贸易大国。但是，我国外贸发展面临许多深层次矛盾与问题。首先，我国外贸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商投资与加工贸易实现的，其“体外循环”和“飞地效应”特征十分突出，获利较少；其次，出口贸易中的高污染、高能耗产品比重较高，增加了我国资源和环境压力；再次，我国外贸的85%以上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发达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很小。东部沿海地区外贸迅速发展产生的“虹吸效应”将中西部地区有限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吸走，导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为解决上述矛盾，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根据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经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我国外贸领域的一项中心工作。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与实际工作者对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了探讨。裴长洪等（2011）认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内涵包括外贸的国民收益方式、竞争方式、市场开拓方式与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钟山（2010）从优化外贸结构、促进外贸协调发展方面分析了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内容。但是，目前国内并没有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对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进行客观评价，这样，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容易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此外，还缺少对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将建立一套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对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成效进行量化分析，并实证分析影响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以期为政府部门推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决策参考。
二、构建评价外贸发展方式水平的指标体系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从调整经济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等方面定义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因此，笔者认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包括提升外贸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还需要提高外贸的资源利用水平和绿色发展能力与优化外贸结构，以促进外贸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据此，笔者从“外贸经济效益”、“外贸社会效益”、“外贸的资源利用水平”、“外贸的绿色发展能力”、“外贸结构优化”5个方面来评价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情况。上述5个方面二级和三级评价指标构建的具体安排如下，见表1。
（1）构建评价外贸经济效益的二级和三级指标。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是我国外贸的两种主要方式，因此，笔者选择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经济效益作为评价外贸经济效益的两个二级指标。由于加工贸易出口增值率可以反映我国外贸的经济效益以及国内产业的配套水平与外贸活动对国内产业的带动作用，而一般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我国总出口中的比重是对加工贸易出口增值率的补充，可以进一步佐证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此外，通过进口高新技术产品，能够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因此，笔者将“加工贸易增值率”、“一般贸易出口技术产品所占比重”与“一般贸易进口技术产品所占比重”作为其三级评价指标。
（2）建立评价外贸社会效益的二级和三级指标。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不仅要提升发达地区贸易品的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而且还要使我国更多的欠发达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这不但能够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而且还能够从分配格局上使外贸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地区与国民。因此，笔者将“外贸的惠民性”作为评价“外贸社会效益”的二级指标，并选用“外贸对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力”和“外贸对促进就业的贡献”作为其三级评价指标。
（3）构建评价外贸资源利用水平的二级和三级指标。外贸的资源利用水平包括出口与进口贸易的资源利用水平。因此，笔者选择“出口贸易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进口贸易的资源利用水平”作为评价外贸的资源利用水平二级指标。出口贸易活动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而单位出口值的资源消耗量体现了出口行业的资源利用效率。由于出口活动消耗的资源种类很多，要计算出较长时期内出口贸易消耗的各种资源量，不但数据难以获得，而且工作量很大。最简易的方法是以单位出口值的能源消耗来表示。因为能源既是重要战略资源，同时，单位出口值的能耗还能够反映出口活动的碳排放水平，进而能够反映出口贸易的“节能减排”效应；另一方面，要提高进口贸易的资源利用水平，就需要扩大资源类产品进口的比重。据此，笔者选择“出口贸易的能源利用效率”与“资源类产品进口贸易额在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为其三级指标。
（4）构建评价外贸绿色发展水平的二级和三级指标。外贸绿色发展水平主要是由出口贸易活动对国内生态环境影响程度决定的。如果出口贸易活动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较少，则其对环境的影响就较小，出口贸易的绿色发展能力就较强；反之，其绿色发展能力就较弱。所以，笔者选用“出口贸易对环境影响”作为评价外贸绿色发展水平的二级指标。在出口活动排放的污染物中，工业“三废”（即工业废气排放、工业废水和工业废弃物排放）是主要的污染源，所以，笔者选择“出口贸易的工业废气排放密度”、“出口贸易的工业废水排放密度”和“出口贸易的工业废弃物排放密度”为其三级评价指标。
（5）构建评价外贸结构优化程度的二级和三级指标。笔者选择贸易方式结构与外贸商品结构作为评价外贸结构优化程度的二级指标。如前所说，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构成了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的两种主要方式。我国加工贸易以出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且主要集中于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少的生产环节，其贸易利益较小。与之相比，不但一般贸易出口商品的生产环节在国内，而且其研发、产品设计、品牌与营销等附加值较高的服务环节也在国内，因此，其经济效益通常要高于加工贸易，所以，笔者选择一般贸易在外贸中的比重作为反映外贸结构
优化程度的一个三级评价指标。除了货物贸易外，服务贸易也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部分。服务贸易具有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与零污染等特征，而且服务贸易又很少受到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性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影响，因此，笔者选择服务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作为评价外贸结构优化程度的另一个三级评价指标，该指标能够进一步实证我国外贸结构的优化程度。
三、构建实证分析模型
1.构建评价外贸发展方式水平的模型
由于用于测算外贸发展方式水平的指标较多，因此，需要将这些指标合成为一个能够全面反映外贸发展方式水平的综合指标。综合指标评价方法常常采用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赋权评价方法。上述分析方法的优点是计算较简单，但其评价结果容易受到评价者的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及个人偏好的影响。而主成分分析方法既可以消除各指标不同量纲的影响，也可以消除由各指标之间相关性所带来的信息重叠问题，特别是它采用客观赋权方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克服了主观赋权评价方法中人为确定各指标权重的问题，进而能够避免评价者的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较理想的综合评价方法。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上文构建的12个基础指标包含的信息合成一个反映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水平的综合指数。具体的方法是：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求出影响因子方差较大的几个主成分得分函数；然后，以旋转（正交变换）后的各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得到第i个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得分计算公式（见模型（1）），利用该公式来计算不同年份的我国外贸发展方式水平。
2.构建分析外贸发展方式变化影响因素的模型
刘易斯（1961）指出，政治与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①；Solow（1956）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②；Lucas（1988）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Chenery等（1975）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结构转变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据此，笔者假设：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是影响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然后，以上述可能影响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为自变量，以外贸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见模型（2））。
四、变量的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用于评价外贸发展方式水平的三级指标共有12个（详见表1），其中，“加工贸易增值率”是根据中国海关网站数据库中的加工贸易进出口贸易数据计算得到的③；“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比重”来源于《中国高新产业数据》；按照《中国高新产业数据》中高新产业的分类方法，对《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进行归类得到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贸易额，再用它除以当年我国进口贸易额，得到“进口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外贸对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力”由中西部地区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表示，该比重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我国中西部省（区）对外贸易额除以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得到的④；“外贸对促进就业的贡献”由我国外贸出口行业就业人数表示，该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估算得到的⑤；“出口贸易的能源利用效率”是单位出口贸易值的能源消耗量，它由《中国统计年鉴》的我国单位GDP能耗表示；“外贸中进口资源性产品所占比重”是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初级产品扣除“食品及主要食用的活动物”与“饮料及烟类”后得到的数据除以当年的进出口贸易值得到的；出口贸易活动的工业“三废”排放强度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工业“三废”排放量除以工业增加值得到的；“一般贸易所占比重”是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一般贸易额”除以当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得到的；“服务贸易所占比重”来源于商务部服务贸易网站数据库。用于实证分析的技术进步变量用时间序列表示；人力资本变量用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表示，该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制度变量用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表示，产业结构变量用服务业的增加值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表示⑥，这两个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为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本文对1990-2009年上述各变量的原始指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⑦。
五、实证分析
1.中国外贸发展方式水平变化的评价
（1）特征根及其贡献率
使用SPSS17.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KMO以及Bartlett's球体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指标样本数据的KMO检验值为0.695，Bartlett's球体检验的Approx.Chi-Square为447.589，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这说明，样本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主成分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经过3次旋转后收敛，计算结果表明，在样本数据解释的总方差中，其变量相关矩阵中的最大2个特征根分别为7.881和2.317，它们的值都大于1，而且它们的综合信息贡献率为84.98%（见表2）。这说明，前2个主成分能够包含原变量中的绝大多数信息，故选取前2个主成分进行进一步计算。
（2）主成分函数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前2个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由此，得到以下2个主成分函数：
（3）各年度外贸发展方式水平的综合分值
将上述主成分得分函数式与表2中各特征值的贡献率（）代入公式（1），得到各年度我国外贸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值（即外贸发展水平指数）计算公式（5）。
利用公式（3）与公式（4）计算得到表4中1990-2009年各年的主成分得分系数，再将表4中的各年度主成分得分系数代入公式（5），得到各年的中国外贸发展方式水平指数（见表4中的F值）。
从图1中的我国外贸发展方式水平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1997年以前，我国外贸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负值，而之后的外贸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正，除了个别年份（2009年和2002年）外。从1990年开始，我国外贸发展方式水平处于不断提升的趋势。这说明，我国外贸发展方式正在发生转变。
2.我国外贸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最小二乘法和1990-2009年自变量与因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对方程（2）进行估计，得到方程（6）。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拟合优度为97.4%，而且括号中的t统计量都显著通过检
验，F统计量也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些说明，回归方程拟合得很好，而且DW为1.812，这说明残差无序列相关。方程（6）中的情况表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与我国外贸发展方式水平之间正相关显著。这说明，上述各因素对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在这些因素中间，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人力资本积累对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较大，而产业结构对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较小。这可能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有关。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GDP的比重仅为40%，不但远低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美国与英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在80%以上），也明显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以印度为例，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5%），服务业落后导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较低。目前，服务贸易仅占我国外贸总额的11%，不但远低于美国与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美国服务贸易占其外贸总额27%，英国为35%，世界平均水平为22%）。如前所述，服务贸易具有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与零污染等优点，服务贸易发展落后势必会制约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2009年和2002年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贸发展方式水平总体呈现不断提升趋势，这说明我国外贸发展方式正在发生转变。研究还表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对外贸发展方式的影响较大，而产业结构对外贸发展方式的影响较小。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实现体制与机制创新，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本文的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有较大促进作用。因此，应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外贸体制，形成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加快财政、税收与金融等方面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利益导向机制。
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中国服务业占国内GDP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服务贸易在我国外贸中所占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我国服务贸易又主要集中在旅游、劳务出口与运输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其附加值较低，而目前的国际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金融与保险服务、咨询服务、信息服务、通讯服务、计算机软件服务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贸易方面。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大力发展金融、信息、通讯与软件外包等现代服务业，促进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目前，我国出口贸易中的高污染、高能耗产品所占比重较高，其主要原因是生产技术落后。应积极开展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资源替代技术、减量使用技术与再利用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研究与推广，突破制约出口行业“节能减排”的技术瓶颈。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仍然处在较低层次，不但贸易利益较低，而且国际竞争力较弱（高敬峰，2010）。因此，应大力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以促进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四，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Krugman（1994）认为，中国的经济贸易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全要素效率提升对经济贸易增长的贡献程度低，这会影响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促进外贸发展主要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而人力资本是全要素中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外贸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应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注释：
①陈广汉.刘易斯的经济思想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②虽然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比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有更丰富的内涵，但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是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③加工贸易增值率=（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
④我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⑥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与农业相比，工业收入多，而商业收入又比工业多。据此，可以认为，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便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
⑦限于篇幅，用于分析的大量原始数据及其标准化后的数据以及计算过程的中间数据均未能列入文章中，如有需要，可与笔者联系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