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妙法本相经》是南北朝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它后来在《敦煌道藏》和《正统道藏·太平部》(第24册第857-874页)均有收录。在《敦煌道藏》中，此经典有：S.2357号抄本、S.3173号抄本、P.2396号抄本、P.2755号抄本，P.2429号抄本、S.2122号抄本、P.2389号抄本、P.2476号抄本、P.3091号抄本、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本289+184(存号)，原本卷数不详，现存残本3卷流传至今，它们一起构成了《太上妙法本相经》的整体内容。《中华道藏》集以前道教经典之大全，在其第5册将该经典的所有版本同时收录，使之更加完善和系统化。从《中华道藏》和《敦煌道藏》的对比来看，各种抄本均已残缺不全，只有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其整体意义。从其意义上看，它是《敦煌道藏》中少有的论及农学思想的经典，所以，从农学的角度去解读它，不仅对于拓展道教研究的领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了解我国农学思想史，尤其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农学思想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从现有资料来看，古代西北地区的专业农书不多，所以此经典对于丰富我国西部地区的农学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意在对此经典中的农学思想做一个浅显的梳理，请专家斧正。
一、顺物道而行的农业哲学观
“道”一词并非道家文化的首创，它早在夏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但直到《老子》才第一次真正提出具有哲学意义的“道”，成为道家和道教的最高哲学范畴。此文中的“道”实际上已经兼具本体论和实体论两个层次的内容：就其本体论来说，首先以“道”作为世间万物的本源和始基;其次，又把“道”视为万物所具有的共性。就其实体论来说，具体讨论“道”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认为世间万物的共性和差异性均由“道”所致。所以，“道”“不仅高标独超，玄冥难测，而且还具有圆融贯通、首尾相衔的存在个性。道既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先，为万物之母。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莫不禀道而获得它们的生命”。“道”与物的这种关系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理论基础。
首先，它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道”生，早在《道德经》中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之说，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世间万物皆以“道”为源，“一”、“二”、“三”皆为“道”所生。后来的道家其他著作又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这就产生了我国哲学史上的“气”本论思想。它认为“道”生成万物以“气”为媒介，“道”不同则“气”不同，“气”不同则所生之物不同，也就是说“道性”决定“物性”，“气”决定“物”之实体。《太上妙法本相经》说：“十方众生，各有类气，各不依先业之所造也。譬如禽还生禽，兽还生兽，我见众生父母，四足之子亦四足。父母飞行子亦飞行。父母白黑其子亦白黑。父母能言其子能言。未有鸟能驰步万里者。”③还说：“吾见鱼止水之中，虎居长林，燕雀依人，蚯蚓居穴，类气受性，各有所禀。岂有非性而食之也!我见虫还生虫，毛还生毛，蝇还生蝇，蚁还生蚁，随气啖食，以养性命，岂有生业而改其形也!我见众生，若有啖肉者，其子啖肉，若有啖草者，其子食草，若有食木者，其子食木，若有蝎土者，其子啖土。一切众生各有定气，不相假受，错谬其类也!我见一切众生性不同，同体而异名，阴阳不同，受化不等，依斯理物，各有类气，不相改异。”所以，我们在农业生产中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识别和把握各种不同的“气”，就像《太上妙法本相经》所言“其名虽同，果成殊别，亦如禾莠生垄，其初难分，条穗秀类，结实乃别”⑤。把握不同物种的“气”时，既要“况一可知百，类一可知万”⑥地把握该物种的“类气”，这样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支出，可以进行同类嫁接等方法培养优良品种;也要把握此物种的“个气”，只有这样才会采取不同措施因物施种，不会出现“炼土成金，变猪为犬”⑦的结果。所以《太上妙法本相经》说：“猛虎所以入静，以其犬故;翔鹰所以罗网，以其鸽故。猎师不加追逐，不须绳索，而自缚之。何以故?以痴胶捕之，故不加追驰，绳索缚之。”⑧如果在农业生产中忽视物之“道”，则无异于它所说的“空中可以种栽，流中可以田耨，无父可以结子，无母可以生息”⑨和“其犹颠木之生苗，逸鱼之失水，假尔而生，命亦不久。譬如其树，若刖斩其根株者，万无一活，若露其根株者，遭冬则枯槁”⑩。不仅物由“道”所生，“道性”决定“物性”，而且物性的展示，或者说物的作用也需通过“道”来发生，离开“道”，物性也就毫无意义。《太上妙法本相经》继承和发挥此观点说：“日月无道无以耀明，星宿无道错乱不行，阴阳无道四时不成，草木无道则不能生，五谷无道则伤败不成，水无道则不流润，火无道则不热温，金铁无道则不锋坚，山石无道则崩退不全，百鸟无道则不飞空，兽无道则不驰走。”(11)这就是说，阴阳、日月、星宿、水、火、金铁、山石、百鸟等各得其道之后就产生了“四时、明、序行、流润、热温、锋坚、挺全、飞空”等作用，所以，在农业生产中，我们不仅要顺农作物的物“道”，而且对于农业环境和农业工具的使用也需顺其“道”而为之，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勤劳为本的农事观
农业生产是一种时空跨度较大、环环相扣、多种经营并存的系统工程，从事农业生产要求生产主体具有一定的计划、体力、耐力和勤于农事活动的精神。当农业产生后，在刀耕火种时期，以勤为本是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类社会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手段即农业文明以后，勤劳、朴实、团结协作仍然是农业社会中的主要思潮。勤劳、纯朴、团结互助也因此成为我国传统美德，成为我国各宗教的主要教义。就道教而言，在其经典中体现最多的就是“勤”和“善”两字，《太上妙法本相经》作为早期道教经典，自然也以“勤”、“善”为主要思想。“勤”在该经典中主要体现为“勤于农事”和“勤于崇道向仙”。其中的“勤于农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它首先以麦成膳之过程说明了“勤”的原因，它说：“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何以故?垄麦有膳，随垄而责，其膳终不可得。要须经冬涉春，至夏结实，捋杨入皑，罗夜付厨，和均膏水，巧手乃甘，浓昧调美，和成以为食膳。”(12)在此处，作者开门见山说明“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然后再以麦粒成膳之过程说明“勤”的必要，如此过程中有一步无人完成，那么麦粒终不能成饭。同时，此经典还以“养生”和“务农”进行类比，说明“勤”于农事的目的在于“得粟免饥”，它说：“尚生者勤于生，贵农者勤于农。何以故?知生道重，故勤而行之，若知田道重，故勤修农。修农者不恐饥，修生者不恐衰。修生得生，无为常生;修田得田，遭饥不饥。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何以故?田苗中明有粟，是故农夫勤伦之;至道中明有真，是故道人勤伦之。”(13)这里明确说明了务农、修道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的途径差别，但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维护自己的生命，由此看来，道教的“农道合修”思想重在于“勤修”。不仅如此，它还分析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不“勤”的后果，从正反两面对比阐述“勤”的必要。它说：“其朴不雕，不可成器;其荒不耕，终不成柔。何以故?朴不雕刻，终致朽弊;荒田不垦，荆棘茂盛。豺狼狸枭，长在其中，鸱枭鸟鹊，栖宿林中。田罴不治，终成荆棘。若朴不雕，终守枯朽。若遭工匠，加其绳墨，断斧锯凿，日加雕啄，必就功业，用之则如意，亨之则无损。是以修治荒田，故能得谷。何以故?朴质荒田，譬凡夫;经匠遭耕，譬师教;成器得壳，譬果显。”(14)此处更加明确说明“垦荒雕朴”的必要性，还以比兴手法将凡夫、师教、果显联系在一起，既突出了《太上妙法本相经》的宗教性，也凸显其重农的一面。这种以“勤”为本的思想并不是它的独创，《太上妙法本相经》同其他道教经典一样具有道教共同的思想基础。就道教的以勤为本思想来说，道教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间存在互盗作用，使大自然本身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各种动植物之间存在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半开放式的平衡关系，他们之间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既是依存条件，也是天敌关系，所以在农业生产中必须排除天敌的干预，减少天敌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吸收，以利于所培植的动植物健康快速生长，这就需要勤。何况动植物在生长过程，由于受大自然天气变化和自身素质的影响，夭折的多于成熟的，人类要想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产品数量，只能广种薄收，这也需要勤。正如《太上灵宝元阳妙经》说：“又如鱼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又如果树，花多实少。”(15)只有勤才能补充这些被自然淘汰的动植物，才有可能获得丰收。《太上大道玉清经》说：“三阳之时，善役调牛，钩引悬树，陡捍绵密，踏乘通淳，加以好粪;次选良种，治择芜秽，温湿宜之;然后调树，芸耗秀碑，牵护苗根，晨夕看视，无令六畜侵食践蹋。如是苗子三月假生，萎蔚繁盛，水陆通美，无有赘舱。凉秋结实，高下通熟。即命伟仆收藏财积，藏吏监守，不令余耗，唯供食用，储备盈长，家给丰足，如是良农，终卒获利，不可称量。”(16)这段话既说明了农事活动的步骤，也说明了农业必须以勤为保障。道教主张报应说，认为天人之间通过气相互交感，有多少付出则有多少回报，因为人在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精气神会被对象所接受，导致两者感通，如果农民越勤，付出的精气神越多，回报也会越多。这在《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经解》中说得很详细。
三、因时因地而作的“时宜”、“土宜”观
早在我国原始农业时期，人们已经关注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农时的观念。农时概念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就已经产生，但其文字记载最早体现在《夏小正》这一首诗中，此诗的农事安排类似于后来的《月令》。《月令》把一年分为四季，每一季分为三段，分别根据不同的物候现象安排农事、蚕桑、畜牧和虞衡工作。这具有非常明显的“时”的意义。有关农时的把握，最早来源于《尧典》中用“历正”立杆测影以定四季的神话，今天的华表就是立杆测影用的图腾柱。《易经》本于推断人事吉凶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强调农业生产与天时、地利之间的关系，强调不误农时，对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精耕细作的农业形成以后，“农时”不仅受到农民的重视，哲学家也日益关注“时”的含义及其形成，以及不误农时的重要性。《诗经》、《考工记》、《洪范》、《礼记》、《荀子》、《孟子》，尤其是道家的《淮南子》、《吕氏春秋》和《管子》等十分强调农时的重要性。到了道教产生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已经定型并走向成熟，所以道家、道教经典中也十分重视“农时”，从《吕氏春秋》开始，其中的“时”不仅具有“时令”之意，而且扩展到了客观条件、环境、时机等含义。《淮南子》将“时”与“机”等同起来，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机”既包括天和地所给予的外在时机，也包括生产对象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生机”。在《太上妙法本相经》中这种“农时观”也十分强烈，但它似乎只涉及到天地所给予的外在时机，不讨论生产对象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生机”。它说：“若时旱就于下田，若时水就于高田。”所以，此经典还重点介绍了利用天气变化和风变来把握农时时机的方法，就天气变化而言，它说：“锦云不润，高垂无泽，浩浪方平，风厉必溢，天声殷殷，其雨必谤，月离日云，雨必降之。”(17)这段话说明观察天象以预测天气变化的情况。它还继承了我国早已有之的“八风说”，用来指导人们把握农时。八风，一说为八方之风，在《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解字》、《左传·隐公五年》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另一说即为八种季候风，在《易纬通卦验》中记载有：“八节之风谓之八风。立春条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物候与“八风”结合起来，它说：“尘青则风青，尘白则风白，尘赤则风赤，尘黑则风黑，尘黄则风黄。若立春风动，百草涤布阳气，一切方物，悉有条动之意，即名为条风。至春分，动作之物各有萌形，明有庶冀之仪，故名为明庶风。若立夏，一切受春阳之焉，各有青青之质，明有结叶之成，故名为青明风。夏至炎阳甚极，暑热盛矣，故名为景风。至立秋，炎阳极歇，阴道践阶，有色变之系，凉冷之貌，故名为凉风。若秋分，以春夏长，秋茂结实，乾宫之中，检校功德，彰效之益，从昌阐而兴，故名为昌园风。至立冬草木结，白霜落，方物不侍而行，使阴逼阳，寒厉，百草焦枯，松柏色变，人民愁惨，皆有不足之貌，故名为不周风。若冬至阴极绞结，百草援折，天下雪白，荡垄坟灭，旷荡厉厉，无所承均，度数更始，百师初缘，广兴天功，无物不然，故名为广莫风。春为谷风，夏为景风，秋为凉风，冬为凄风。”(18)另外，此经典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告诉人们不能纯粹靠等待时机，要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和与天地斗的行动，它说：“譬作田耨，恃天而雨者，将不遂其愿，不如先治渠堪，引水溉灌，定可获也。”(19)这些话对鼓舞人们战胜自然灾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经典除了强调“时宜”外，对“土宜”也非常重视。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诗经》、《禹贡》等诸子百家著作中均有十分明显的“土宜”思想，强调在把握土地类型、性质和肥力基础上进行农业生产。后来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管子》、《氾胜之书》等无不涉及“土宜”思想。所以在此经典中也说：“若世旱就于下田，若时水就于高田，若地墟浓则密种之，若地瘖薄则希种之，相地授种，必获所愿。”(20)这里明显指出了根据地势高低、水流方向、是否向阳等因素来决定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也指出了两种不同肥力土地的不同耕作方法，尽管此方法不一定正确，但还是对土壤肥力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最后明确指出“相地授种，必获所愿”，突出“土宜”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四、工具和过程相结合的农业技术观
早在老庄的著作中，就以“自然无为”为宗论述了科学技术产生的机制及其对社会发展、人的心性发展的影响，阐明了他们对待科学技术进步的主张。道教虽仍以道家思想为宗，但已从“自然无为”过渡到“自然无为”和“络马首”思想并存，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比道家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所以说“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不极度排斥科学技术的宗教”。就其所论生产经营中使用科学技术而言，它说：“譬如作船，非水不行，譬如伐木，非斧不尅，譬如钻火，非木不得，譬如深井，非索不获。置谷臼中，坐视不春，岂得精之?”(21)这里所说的船、斧、绳索、臼，无一不是农业生产所需工具，突出了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然后再以打鱼为例说明了生产工具使用的过程，它说：“譬如入海采于众宝，先知投简名刺之法，牢船铁，深帐帆，设轩之诣宝所缀沉，浮船乃发，沙石炮炉，营坟煎取，若多若寡，来往莫蹶。”(22)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和操作过程，打鱼的效果是不可想象的，这里也同时指出了使用工具必须是健全完好的工具，否则也会使整个生产过程无法顺利进行。它说：“譬如漏船渡水，水满必役，湍浮广水，中流必沉。”(23)在“入海采宝，不投简刺，舟船必翻”(24)中说明了从事生产必须做到有条不紊。这里仅仅以海上作业为例说明使用工具的重要性，但作者后来又以农业生产过程为例说明其农业技术观，它似乎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做到以多种取胜，它说：“譬如种之根苗，一株之果，不如方根之多，是故真人以多种，故得为多某报。”(25)这种以多取胜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开垦的田地增多，才能为轮作技术打下基础，为保护和提高土地肥力，做到“地力常新”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土地轮作制也被它所重视，它说：“譬如佃田，随种而种，因种而生，若改其种，则改种之。是故一地可易百种，而况一封改绝乎?”(26)这里就是说明当时的土地轮作制已经达到“一地可易百种”的技术水平，而且极力推荐这种土地轮作制，它说“而况一封改绝乎”，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在种植作物时，即使土地具有一定的肥力，但由于连续耕种，可能导致土壤肥力难以满足农作物的需要，所以重视择肥力较强的土地而种，或者肥料的施放，特别是讲求施肥的最佳时期。从此经典来看，它最重视施足底肥，认为施足底肥是农作物具有充足底气之根源，它说：“譬如肥生，以内居脂则肤肥妍。松柏所以经冬不零，以膏处其内;竹木所以遭霜不彤，以衣在其里。”(27)所以要想农作物具有抗风、抗寒能力，必须使其具有“内居脂则肤肥妍，膏处其内，衣在其里”的体征，而具有这种体征的基础就是施足底肥。作物种好之后，在其生长过程中不可刻意人为干预。对动物饲养要有爱心，要把握其物性，适当地使用和调养，才能永保其健康无恙。它说：“骐骥日涉千里无疲劳，驴行三百筋肉碎裂。”对农作物要做到深根固叶，它说：“深其根，固其叶，老而不衰。是以圣人贵于深根，重于固叶。”(28)“深根固叶，永无拔期。若种植危根，其叶必悴，花亦俱落。”(29)同时强调在深根固叶的基础上努力搞好中耕，松土除草，使农作物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所以它也十分重视中耕技术，它说：“麻有大质，止器不躯，惨地虽多，失其丈质，泽良侠墟，前缩希稠，锄绊秽类，耨其异党，除长去锄，骨坚皮厚，祈循纤理。”(30)这里就指出了中耕的要点在于“锄绊秽类，耨其异党，除长去锄”。只有“但深其根，离落四面”(31)，才能获得则可成林，责花得花，责果得果，丰饴饥乏，足以济物”(32)的良好收成。只有在选种、施肥和细心呵护的基础上，才能有“纯和之国信道，中有异食，名自然天厨更米，长七寸，一种九收。其土有酒泉，七里一池，其味如酒蜜，甘美香滑，饮之醉饱，不更有厌。亦有果山，高三百丈，长四千里，广六十里”(33)，丰衣足食的人间仙境出现，所以道教中的人间仙境无非就是农民辛勤务农的结果。
五、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观
原始游牧农业时期，人们为了生存往往目光短浅地采取涸泽而渔的生产方式。随着定居生活方式的产生和生产经验的丰富，人们才慢慢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对于定居生活的重要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述大都严格禁止了赶尽杀绝似的生产，鼓吹“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以及“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34)。强调自然的生态平衡，认为人力和天力或对自然的“用”和“养”之间需保持一定的张力。道家著述也是如此，例如《管子》主张以物制物保持生态平衡，反对人类过度破坏;《吕氏春秋》因提出“人亦为物、圜道、贵因论”等思想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模式。《淮南子》的保护性生态农业模式;后来的道教在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生态观，例如，《南华真经注疏》就注意到生物链的作用，《太上感应篇》中的禁忌论和因果报应说也具有生态思想。
《太上妙法本相经》强调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性，它说：“若好探巢取子卵，翻覆样案，报之以孤独;若好捕鱼弋竭，世犯王法，刑狱囚徒，刀兵市死;若好捕鹰，笼继(羁)鸟兽，缝鸽眼目，报之以无目;若好斩截鸟兽脚足，报之以痹隆。”(35)这段话利用宗教的报应说从反面阐述农业中维护生态性之方法，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禁止“探巢取卵”、“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等鼠目寸光的做法，也就是句中所说的“好探巢取子卵，翻覆样案”和“好捕鱼弋竭”等，告诫人们不要过度猎获自然之物，对自然造成毁灭性的断层破坏，寥寥几字说明了“探巢取卵”、“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危害性和所受之报应。其二是对自然的动植物要有爱心，要站在“人亦为物”的思想角度去对待自然动植物，否则也会遭到自然的报应。如果按照句中所说的“好捕鹰，笼继(羁)鸟兽”、“缝鸽眼目”、“好斩截鸟兽脚足”三种情形去做，这明显违背了道教向善的旨意，会遭到道教的反对和禁止，同时，由于残害动物尤其是残害农业益鸟，会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从而遭到人们的反对，按照“同类相感”的原理，此人会遭到受害动物同类的报复。
它在文中还说：“吾见外道养虫而遣吐其绫锦，不期虫老化蝙，蝙化为蛾，蛾生其子，渐渐滋泛，叶不能供，周年递岁，不能生吐绫锦，正见滋泛，谓之神乎，献祭祈请，绫锦永不可得。”(36)要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能过度进行某一种甚或是某几种生产，不能超过大自然的承载力去生产，否则也会带来劳而无功的后果。此句首先说明蚕一生的繁衍过程，说明了蚕的“渐渐滋泛”，如果不在其增长过程中加以适当的控制，超过桑叶的供应水平，就会达到“叶不能供”，导致蚕的饥馑，由于蚕的饥馑，故而“周年递岁，不能生吐绫锦，正见滋泛，谓之神乎，献祭祈请，绫锦永不可得”。所以我们进行农业生产时，始终要注意一个“度”，即大自然供给能力的“度”。尽管人有其主观能动性，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一定时空内也受外在客观条件制约，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始终要注意与自然的承载力保持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