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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妙法本相经》农学经济的思考

2015-06-12 15:57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太上妙法本相经》是南北朝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它后来在《敦煌道藏》和《正统道藏·太平部》(第24册第857-874页)均有收录。在《敦煌道藏》中,此经典有:S.2357号抄本、S.3173号抄本、P.2396号抄本、P.2755号抄本,P.2429号抄本、S.2122号抄本、P.2389号抄本、P.2476号抄本、P.3091号抄本、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本289+184(存号),原本卷数不详,现存残本3卷流传至今,它们一起构成了《太上妙法本相经》的整体内容。《中华道藏》集以前道教经典之大全,在其第5册将该经典的所有版本同时收录,使之更加完善和系统化。从《中华道藏》和《敦煌道藏》的对比来看,各种抄本均已残缺不全,只有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其整体意义。从其意义上看,它是《敦煌道藏》中少有的论及农学思想的经典,所以,从农学的角度去解读它,不仅对于拓展道教研究的领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了解我国农学思想史,尤其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农学思想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从现有资料来看,古代西北地区的专业农书不多,所以此经典对于丰富我国西部地区的农学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意在对此经典中的农学思想做一个浅显的梳理,请专家斧正。

  一、顺物道而行的农业哲学观

  “道”一词并非道家文化的首创,它早在夏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但直到《老子》才第一次真正提出具有哲学意义的“道”,成为道家和道教的最高哲学范畴。此文中的“道”实际上已经兼具本体论和实体论两个层次的内容:就其本体论来说,首先以“道”作为世间万物的本源和始基;其次,又把“道”视为万物所具有的共性。就其实体论来说,具体讨论“道”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认为世间万物的共性和差异性均由“道”所致。所以,“道”“不仅高标独超,玄冥难测,而且还具有圆融贯通、首尾相衔的存在个性。道既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先,为万物之母。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莫不禀道而获得它们的生命”。“道”与物的这种关系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理论基础。

  首先,它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道”生,早在《道德经》中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之说,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世间万物皆以“道”为源,“一”、“二”、“三”皆为“道”所生。后来的道家其他著作又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这就产生了我国哲学史上的“气”本论思想。它认为“道”生成万物以“气”为媒介,“道”不同则“气”不同,“气”不同则所生之物不同,也就是说“道性”决定“物性”,“气”决定“物”之实体。《太上妙法本相经》说:“十方众生,各有类气,各不依先业之所造也。譬如禽还生禽,兽还生兽,我见众生父母,四足之子亦四足。父母飞行子亦飞行。父母白黑其子亦白黑。父母能言其子能言。未有鸟能驰步万里者。”③还说:“吾见鱼止水之中,虎居长林,燕雀依人,蚯蚓居穴,类气受性,各有所禀。岂有非性而食之也!我见虫还生虫,毛还生毛,蝇还生蝇,蚁还生蚁,随气啖食,以养性命,岂有生业而改其形也!我见众生,若有啖肉者,其子啖肉,若有啖草者,其子食草,若有食木者,其子食木,若有蝎土者,其子啖土。一切众生各有定气,不相假受,错谬其类也!我见一切众生性不同,同体而异名,阴阳不同,受化不等,依斯理物,各有类气,不相改异。”所以,我们在农业生产中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识别和把握各种不同的“气”,就像《太上妙法本相经》所言“其名虽同,果成殊别,亦如禾莠生垄,其初难分,条穗秀类,结实乃别”⑤。把握不同物种的“气”时,既要“况一可知百,类一可知万”⑥地把握该物种的“类气”,这样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支出,可以进行同类嫁接等方法培养优良品种;也要把握此物种的“个气”,只有这样才会采取不同措施因物施种,不会出现“炼土成金,变猪为犬”⑦的结果。所以《太上妙法本相经》说:“猛虎所以入静,以其犬故;翔鹰所以罗网,以其鸽故。猎师不加追逐,不须绳索,而自缚之。何以故?以痴胶捕之,故不加追驰,绳索缚之。”⑧如果在农业生产中忽视物之“道”,则无异于它所说的“空中可以种栽,流中可以田耨,无父可以结子,无母可以生息”⑨和“其犹颠木之生苗,逸鱼之失水,假尔而生,命亦不久。譬如其树,若刖斩其根株者,万无一活,若露其根株者,遭冬则枯槁”⑩。不仅物由“道”所生,“道性”决定“物性”,而且物性的展示,或者说物的作用也需通过“道”来发生,离开“道”,物性也就毫无意义。《太上妙法本相经》继承和发挥此观点说:“日月无道无以耀明,星宿无道错乱不行,阴阳无道四时不成,草木无道则不能生,五谷无道则伤败不成,水无道则不流润,火无道则不热温,金铁无道则不锋坚,山石无道则崩退不全,百鸟无道则不飞空,兽无道则不驰走。”(11)这就是说,阴阳、日月、星宿、水、火、金铁、山石、百鸟等各得其道之后就产生了“四时、明、序行、流润、热温、锋坚、挺全、飞空”等作用,所以,在农业生产中,我们不仅要顺农作物的物“道”,而且对于农业环境和农业工具的使用也需顺其“道”而为之,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太上妙法本相经》农学经济的思考

  二、勤劳为本的农事观

  农业生产是一种时空跨度较大、环环相扣、多种经营并存的系统工程,从事农业生产要求生产主体具有一定的计划、体力、耐力和勤于农事活动的精神。当农业产生后,在刀耕火种时期,以勤为本是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类社会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手段即农业文明以后,勤劳、朴实、团结协作仍然是农业社会中的主要思潮。勤劳、纯朴、团结互助也因此成为我国传统美德,成为我国各宗教的主要教义。就道教而言,在其经典中体现最多的就是“勤”和“善”两字,《太上妙法本相经》作为早期道教经典,自然也以“勤”、“善”为主要思想。“勤”在该经典中主要体现为“勤于农事”和“勤于崇道向仙”。其中的“勤于农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它首先以麦成膳之过程说明了“勤”的原因,它说:“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何以故?垄麦有膳,随垄而责,其膳终不可得。要须经冬涉春,至夏结实,捋杨入皑,罗夜付厨,和均膏水,巧手乃甘,浓昧调美,和成以为食膳。”(12)在此处,作者开门见山说明“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然后再以麦粒成膳之过程说明“勤”的必要,如此过程中有一步无人完成,那么麦粒终不能成饭。同时,此经典还以“养生”和“务农”进行类比,说明“勤”于农事的目的在于“得粟免饥”,它说:“尚生者勤于生,贵农者勤于农。何以故?知生道重,故勤而行之,若知田道重,故勤修农。修农者不恐饥,修生者不恐衰。修生得生,无为常生;修田得田,遭饥不饥。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何以故?田苗中明有粟,是故农夫勤伦之;至道中明有真,是故道人勤伦之。”(13)这里明确说明了务农、修道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的途径差别,但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维护自己的生命,由此看来,道教的“农道合修”思想重在于“勤修”。不仅如此,它还分析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不“勤”的后果,从正反两面对比阐述“勤”的必要。它说:“其朴不雕,不可成器;其荒不耕,终不成柔。何以故?朴不雕刻,终致朽弊;荒田不垦,荆棘茂盛。豺狼狸枭,长在其中,鸱枭鸟鹊,栖宿林中。田罴不治,终成荆棘。若朴不雕,终守枯朽。若遭工匠,加其绳墨,断斧锯凿,日加雕啄,必就功业,用之则如意,亨之则无损。是以修治荒田,故能得谷。何以故?朴质荒田,譬凡夫;经匠遭耕,譬师教;成器得壳,譬果显。”(14)此处更加明确说明“垦荒雕朴”的必要性,还以比兴手法将凡夫、师教、果显联系在一起,既突出了《太上妙法本相经》的宗教性,也凸显其重农的一面。这种以“勤”为本的思想并不是它的独创,《太上妙法本相经》同其他道教经典一样具有道教共同的思想基础。就道教的以勤为本思想来说,道教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间存在互盗作用,使大自然本身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各种动植物之间存在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半开放式的平衡关系,他们之间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既是依存条件,也是天敌关系,所以在农业生产中必须排除天敌的干预,减少天敌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吸收,以利于所培植的动植物健康快速生长,这就需要勤。何况动植物在生长过程,由于受大自然天气变化和自身素质的影响,夭折的多于成熟的,人类要想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产品数量,只能广种薄收,这也需要勤。正如《太上灵宝元阳妙经》说:“又如鱼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又如果树,花多实少。”(15)只有勤才能补充这些被自然淘汰的动植物,才有可能获得丰收。《太上大道玉清经》说:“三阳之时,善役调牛,钩引悬树,陡捍绵密,踏乘通淳,加以好粪;次选良种,治择芜秽,温湿宜之;然后调树,芸耗秀碑,牵护苗根,晨夕看视,无令六畜侵食践蹋。如是苗子三月假生,萎蔚繁盛,水陆通美,无有赘舱。凉秋结实,高下通熟。即命伟仆收藏财积,藏吏监守,不令余耗,唯供食用,储备盈长,家给丰足,如是良农,终卒获利,不可称量。”(16)这段话既说明了农事活动的步骤,也说明了农业必须以勤为保障。道教主张报应说,认为天人之间通过气相互交感,有多少付出则有多少回报,因为人在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精气神会被对象所接受,导致两者感通,如果农民越勤,付出的精气神越多,回报也会越多。这在《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经解》中说得很详细。

  三、因时因地而作的“时宜”、“土宜”观

  早在我国原始农业时期,人们已经关注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农时的观念。农时概念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就已经产生,但其文字记载最早体现在《夏小正》这一首诗中,此诗的农事安排类似于后来的《月令》。《月令》把一年分为四季,每一季分为三段,分别根据不同的物候现象安排农事、蚕桑、畜牧和虞衡工作。这具有非常明显的“时”的意义。有关农时的把握,最早来源于《尧典》中用“历正”立杆测影以定四季的神话,今天的华表就是立杆测影用的图腾柱。《易经》本于推断人事吉凶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强调农业生产与天时、地利之间的关系,强调不误农时,对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精耕细作的农业形成以后,“农时”不仅受到农民的重视,哲学家也日益关注“时”的含义及其形成,以及不误农时的重要性。《诗经》、《考工记》、《洪范》、《礼记》、《荀子》、《孟子》,尤其是道家的《淮南子》、《吕氏春秋》和《管子》等十分强调农时的重要性。到了道教产生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已经定型并走向成熟,所以道家、道教经典中也十分重视“农时”,从《吕氏春秋》开始,其中的“时”不仅具有“时令”之意,而且扩展到了客观条件、环境、时机等含义。《淮南子》将“时”与“机”等同起来,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机”既包括天和地所给予的外在时机,也包括生产对象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生机”。在《太上妙法本相经》中这种“农时观”也十分强烈,但它似乎只涉及到天地所给予的外在时机,不讨论生产对象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生机”。它说:“若时旱就于下田,若时水就于高田。”所以,此经典还重点介绍了利用天气变化和风变来把握农时时机的方法,就天气变化而言,它说:“锦云不润,高垂无泽,浩浪方平,风厉必溢,天声殷殷,其雨必谤,月离日云,雨必降之。”(17)这段话说明观察天象以预测天气变化的情况。它还继承了我国早已有之的“八风说”,用来指导人们把握农时。八风,一说为八方之风,在《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解字》、《左传·隐公五年》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另一说即为八种季候风,在《易纬通卦验》中记载有:“八节之风谓之八风。立春条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物候与“八风”结合起来,它说:“尘青则风青,尘白则风白,尘赤则风赤,尘黑则风黑,尘黄则风黄。若立春风动,百草涤布阳气,一切方物,悉有条动之意,即名为条风。至春分,动作之物各有萌形,明有庶冀之仪,故名为明庶风。若立夏,一切受春阳之焉,各有青青之质,明有结叶之成,故名为青明风。夏至炎阳甚极,暑热盛矣,故名为景风。至立秋,炎阳极歇,阴道践阶,有色变之系,凉冷之貌,故名为凉风。若秋分,以春夏长,秋茂结实,乾宫之中,检校功德,彰效之益,从昌阐而兴,故名为昌园风。至立冬草木结,白霜落,方物不侍而行,使阴逼阳,寒厉,百草焦枯,松柏色变,人民愁惨,皆有不足之貌,故名为不周风。若冬至阴极绞结,百草援折,天下雪白,荡垄坟灭,旷荡厉厉,无所承均,度数更始,百师初缘,广兴天功,无物不然,故名为广莫风。春为谷风,夏为景风,秋为凉风,冬为凄风。”(18)另外,此经典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告诉人们不能纯粹靠等待时机,要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和与天地斗的行动,它说:“譬作田耨,恃天而雨者,将不遂其愿,不如先治渠堪,引水溉灌,定可获也。”(19)这些话对鼓舞人们战胜自然灾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经典除了强调“时宜”外,对“土宜”也非常重视。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诗经》、《禹贡》等诸子百家著作中均有十分明显的“土宜”思想,强调在把握土地类型、性质和肥力基础上进行农业生产。后来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管子》、《氾胜之书》等无不涉及“土宜”思想。所以在此经典中也说:“若世旱就于下田,若时水就于高田,若地墟浓则密种之,若地瘖薄则希种之,相地授种,必获所愿。”(20)这里明显指出了根据地势高低、水流方向、是否向阳等因素来决定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也指出了两种不同肥力土地的不同耕作方法,尽管此方法不一定正确,但还是对土壤肥力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最后明确指出“相地授种,必获所愿”,突出“土宜”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四、工具和过程相结合的农业技术观

  早在老庄的著作中,就以“自然无为”为宗论述了科学技术产生的机制及其对社会发展、人的心性发展的影响,阐明了他们对待科学技术进步的主张。道教虽仍以道家思想为宗,但已从“自然无为”过渡到“自然无为”和“络马首”思想并存,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比道家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所以说“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不极度排斥科学技术的宗教”。就其所论生产经营中使用科学技术而言,它说:“譬如作船,非水不行,譬如伐木,非斧不尅,譬如钻火,非木不得,譬如深井,非索不获。置谷臼中,坐视不春,岂得精之?”(21)这里所说的船、斧、绳索、臼,无一不是农业生产所需工具,突出了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然后再以打鱼为例说明了生产工具使用的过程,它说:“譬如入海采于众宝,先知投简名刺之法,牢船铁,深帐帆,设轩之诣宝所缀沉,浮船乃发,沙石炮炉,营坟煎取,若多若寡,来往莫蹶。”(22)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和操作过程,打鱼的效果是不可想象的,这里也同时指出了使用工具必须是健全完好的工具,否则也会使整个生产过程无法顺利进行。它说:“譬如漏船渡水,水满必役,湍浮广水,中流必沉。”(23)在“入海采宝,不投简刺,舟船必翻”(24)中说明了从事生产必须做到有条不紊。这里仅仅以海上作业为例说明使用工具的重要性,但作者后来又以农业生产过程为例说明其农业技术观,它似乎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做到以多种取胜,它说:“譬如种之根苗,一株之果,不如方根之多,是故真人以多种,故得为多某报。”(25)这种以多取胜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开垦的田地增多,才能为轮作技术打下基础,为保护和提高土地肥力,做到“地力常新”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土地轮作制也被它所重视,它说:“譬如佃田,随种而种,因种而生,若改其种,则改种之。是故一地可易百种,而况一封改绝乎?”(26)这里就是说明当时的土地轮作制已经达到“一地可易百种”的技术水平,而且极力推荐这种土地轮作制,它说“而况一封改绝乎”,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在种植作物时,即使土地具有一定的肥力,但由于连续耕种,可能导致土壤肥力难以满足农作物的需要,所以重视择肥力较强的土地而种,或者肥料的施放,特别是讲求施肥的最佳时期。从此经典来看,它最重视施足底肥,认为施足底肥是农作物具有充足底气之根源,它说:“譬如肥生,以内居脂则肤肥妍。松柏所以经冬不零,以膏处其内;竹木所以遭霜不彤,以衣在其里。”(27)所以要想农作物具有抗风、抗寒能力,必须使其具有“内居脂则肤肥妍,膏处其内,衣在其里”的体征,而具有这种体征的基础就是施足底肥。作物种好之后,在其生长过程中不可刻意人为干预。对动物饲养要有爱心,要把握其物性,适当地使用和调养,才能永保其健康无恙。它说:“骐骥日涉千里无疲劳,驴行三百筋肉碎裂。”对农作物要做到深根固叶,它说:“深其根,固其叶,老而不衰。是以圣人贵于深根,重于固叶。”(28)“深根固叶,永无拔期。若种植危根,其叶必悴,花亦俱落。”(29)同时强调在深根固叶的基础上努力搞好中耕,松土除草,使农作物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所以它也十分重视中耕技术,它说:“麻有大质,止器不躯,惨地虽多,失其丈质,泽良侠墟,前缩希稠,锄绊秽类,耨其异党,除长去锄,骨坚皮厚,祈循纤理。”(30)这里就指出了中耕的要点在于“锄绊秽类,耨其异党,除长去锄”。只有“但深其根,离落四面”(31),才能获得则可成林,责花得花,责果得果,丰饴饥乏,足以济物”(32)的良好收成。只有在选种、施肥和细心呵护的基础上,才能有“纯和之国信道,中有异食,名自然天厨更米,长七寸,一种九收。其土有酒泉,七里一池,其味如酒蜜,甘美香滑,饮之醉饱,不更有厌。亦有果山,高三百丈,长四千里,广六十里”(33),丰衣足食的人间仙境出现,所以道教中的人间仙境无非就是农民辛勤务农的结果。

  五、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观

  原始游牧农业时期,人们为了生存往往目光短浅地采取涸泽而渔的生产方式。随着定居生活方式的产生和生产经验的丰富,人们才慢慢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对于定居生活的重要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述大都严格禁止了赶尽杀绝似的生产,鼓吹“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以及“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34)。强调自然的生态平衡,认为人力和天力或对自然的“用”和“养”之间需保持一定的张力。道家著述也是如此,例如《管子》主张以物制物保持生态平衡,反对人类过度破坏;《吕氏春秋》因提出“人亦为物、圜道、贵因论”等思想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模式。《淮南子》的保护性生态农业模式;后来的道教在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生态观,例如,《南华真经注疏》就注意到生物链的作用,《太上感应篇》中的禁忌论和因果报应说也具有生态思想。

  《太上妙法本相经》强调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性,它说:“若好探巢取子卵,翻覆样案,报之以孤独;若好捕鱼弋竭,世犯王法,刑狱囚徒,刀兵市死;若好捕鹰,笼继(羁)鸟兽,缝鸽眼目,报之以无目;若好斩截鸟兽脚足,报之以痹隆。”(35)这段话利用宗教的报应说从反面阐述农业中维护生态性之方法,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禁止“探巢取卵”、“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等鼠目寸光的做法,也就是句中所说的“好探巢取子卵,翻覆样案”和“好捕鱼弋竭”等,告诫人们不要过度猎获自然之物,对自然造成毁灭性的断层破坏,寥寥几字说明了“探巢取卵”、“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危害性和所受之报应。其二是对自然的动植物要有爱心,要站在“人亦为物”的思想角度去对待自然动植物,否则也会遭到自然的报应。如果按照句中所说的“好捕鹰,笼继(羁)鸟兽”、“缝鸽眼目”、“好斩截鸟兽脚足”三种情形去做,这明显违背了道教向善的旨意,会遭到道教的反对和禁止,同时,由于残害动物尤其是残害农业益鸟,会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从而遭到人们的反对,按照“同类相感”的原理,此人会遭到受害动物同类的报复。

  它在文中还说:“吾见外道养虫而遣吐其绫锦,不期虫老化蝙,蝙化为蛾,蛾生其子,渐渐滋泛,叶不能供,周年递岁,不能生吐绫锦,正见滋泛,谓之神乎,献祭祈请,绫锦永不可得。”(36)要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能过度进行某一种甚或是某几种生产,不能超过大自然的承载力去生产,否则也会带来劳而无功的后果。此句首先说明蚕一生的繁衍过程,说明了蚕的“渐渐滋泛”,如果不在其增长过程中加以适当的控制,超过桑叶的供应水平,就会达到“叶不能供”,导致蚕的饥馑,由于蚕的饥馑,故而“周年递岁,不能生吐绫锦,正见滋泛,谓之神乎,献祭祈请,绫锦永不可得”。所以我们进行农业生产时,始终要注意一个“度”,即大自然供给能力的“度”。尽管人有其主观能动性,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一定时空内也受外在客观条件制约,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始终要注意与自然的承载力保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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