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是长期历史中形成的“社会规则”，具有与价格不同的时间语境和演化意蕴。在劳动分工过程中形成的价值体系，随着社会进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分工的干扰，使得“非生产阶级”能够分得部分剩余价值，价值转形的困难便由此而来。当代持续增长的剩余价值不断配置给社会各阶层与各个利益集团，不断地“扭曲”原有的价值体系，社会结构因此而越来越复杂，同时也突破了转形问题中“两个等于”的假设。最终技术进步导致单位产品中劳动耗费不断降低，导致物质生产原则取代价值原则，达到价值体系演化的终点。因此，价值向价格的转形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与其陷入数学论证的困境，不如另辟蹊径寻找一种演化的解读途径。
关键词：价值体系；价值转形；价值转移；数学解法
转形问题数学解法的困境
用数学方法解决转形问题，实际上就预设价值与价格之间存在着数学上的严格对应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价值与价格的一致性以维护劳动价值论的“纯洁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企望，即借用数学的严格逻辑和明晰语言，一劳永逸地“说清楚”这个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
首先，数学解法在追求“实证的科学性”的同时，必须先对其前提条件进行严格假设，构造出数理逻辑所要求的“封闭的体系”，这又是以牺牲《资本论》中的“总体性”或整体思想为代价的。恩格斯说“数学的应用：在固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的，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试性的和相对的；在化学中是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在生物学中=0”。wwW.133229.Com这说明随着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和复杂性提高，数学解法的局限性也就越大。如果我们意识到转形问题产生于社会经济系统中复杂性的演化过程，那么数学方法就捉襟见肘了。
其次，转形问题的数学解法是以“两个等于”为核心的，即转形后平均利润总和等于剩余价值总和，与社会产品的生产价格总和等于价值总和同时成立。显然，“两个等于”在全社会剩余价值总量既定条件下才有意义，这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总产品都是固定、已知和静态的。那么，如果在市场不断扩张，分工不断深化，资本不断积累，技术不断进步，剩余价值总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一句话，在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两个等于”的前提就失去了合理性基础。
因此，本文试图对转形问题的数学解法做出反思，并且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价值与价格的差异在哪里，价值体系是如何生成的，价值转移是如何发生的，价值体系的历史归宿是什么，最后再回答转形问题的意义何在，并且试图为转形问题找到一种演化的解读(而非解决)途径。
一、价值的演化意蕴及其与价格的本质区别
分工和交换是经济思想的滥觞，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了经济理论大厦的搭建，都遇到了同样的首要问题：“产品按什么比例交换”。由此产生了价值问题，并且成为“政治经济学的试金石”。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理论分歧大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转形问题更是如此。
(一)价值概念的演化理解
传统教科书教导我们说，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围绕价值进行波动。但是价值绝不直接、简单、一次性地决定价格，这一点却是容易忽视的。马克思说：“价格和价值之间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的形式中。”。对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与历史的根源中去理解价值与价格的实质区别。
“那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现在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价值因此而成为《资本论》的分析起点。众所周知，马克思从人类交换的源头来论述价值的产生，认为最早的交换发生在各个氏族公社之间，产品交换“起初完全是偶然的”，但是“连续不断的交换和比较经常的为交换而进行的再生产日益消除这种偶然性”，“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于是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价值体系。
从中不难看到，价值是演化中形成的社会规则，其内涵已经超出了价格所表达的“市场规则”。作为交换的价值体系虽然也离不开市场，但是在马克思的历史眼光下，市场的形成、发育与成熟其本身就是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因此，作为“社会规则”的价值概念中隐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线，“研究的时期越长，研究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这个价值轴线即是历史逻辑的轨迹与展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演化内容有待开发。
(二)价值概念的时间维度
马克思本人实际上非常反对把价值与价格直接等同起来的做法，认为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不一致性”是理所当然的：“价格和价值的差别……是由于价值是作为价格运动的规律而出现。但是它们始终是不同的，从来不一致”。那么，价值与价格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同样作为交换的数量体系，价值超越价格的地方在于它包涵了历史与演化因素，因此，“价值是价格的运动趋势与方向”；而价格是由现实市场中瞬时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就像马歇尔说的那样“表现在同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可见，它们在内涵上具有不同的时间维度与历史语境。
价值是作为历史进程的长期稳定的“社会规则”而出现的，是一个“时段”概念；而价格则是按照“市场规则”实现当下交换的工具，是一个“时点”概念。所以，价值可以用来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用来探索社会经济发展的轴线与轨迹；而价格主要用来进行共时性的“横向”比较，用于实现当下的交换行为以便配置各种现实的资源。显然价值规律与价格规律有着不同的作用期限。
两者的时间差异性还集中体现在劳动价值争论中的“成本——效用论”的对峙上。一般认为，价值侧重于生产、供给或成本、费用的长期因素；而价格侧重于需求或效用的短期因素。处于同一供求曲线中的供给与需求从来都不具有对称的力量，例如马尔萨斯就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商品的估价总是决定于需求与供给的相互状况，而通常是决定于基本的生产成本。”马歇尔也认为在长期内供给的力量要远远超过需求一方。总之，价值与价格具有时间上的不对称性，价值作为“长期因素”或“慢变量”，从而具有了比价格更高的层次性和重要性。
(三)价值转形的历史路径
那么，价值转形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众所周知，平均利润率的生成是价值转形的前提和关键。恩格斯在《资本论》的附录中描述了平均利润率波澜壮阔的生成历史，同时也说明价值转形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为我们提供了用历史路径来分析转形问题的范本。
恩格斯认为价值直接等同于交换比例的价值规律“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形之前是普遍适用的。”随后商业资本的兴起使得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商人的出现，市场与贸易的扩展，商会的行动，以及各个新兴的利益集团的重组，逐渐使得“利润率的平均化就会越来越成为只是竞争的事情。”而后产业资本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壮大，逐渐才从商业资本中获取独立地位，彻底排挤掉自然经济，最终才使得“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大致完成了”。可见。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充斥了不同时期各种形态的资本与各种利益集团在分割剩余价值时的斗争与妥协。
只有历史地看待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才能够理解转形问题的复杂性。而新古典经济学把全社会的均衡利率看作是先验的“自然利率”，这种简单化在其理论体系内部埋下许多深刻的隐患。凯恩斯因此而感叹道：“没有人尝试用历史方法来解决这个利息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一向在经济讨论中占着首要地位”。
二、价值体系的演化生成与价值转移的演化过程
既然价值包涵了演化意蕴，那么价值体系又是如何历史地生成的，它与价格体系又是如何逻辑地照应的呢?如果回避这个问题，只是一味强调价值与价格的差异，转形问题也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就说明了价值转形的生成历史与逻辑步骤，并且为转形问题提供了一种演化的解读途径。
(一)劳动分工的演化：价值转移的逻辑起点
只有从劳动分工的演化中才能找到价值体系的生成线索。价值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而劳动分工状况决定了“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进而也构成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条件。因此，价值体系形成离不开劳动分工的社会化，“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配的‘自然规律’是首要的经济规律”，也是形成价值体系数量特征的生成基础。
在劳动分工的演化中，马克思认为局部工人逐渐成为整体工人的一个器官，私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社会发展“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性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
人类的劳动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孤立的劳动……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社会性的交往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演化过程中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如同货币、语言的产生一样，作为社会的交往规则的价值体系也由此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比例尺度”。这个“比例尺度”不仅是价值体系的数量基础，同时也成为与价格能够建立逻辑关联的前提条件，因此也成为价值转形的分析基础与逻辑起点。
(二)社会分工的演化：价值转移的历史过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逐渐分离。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工场内部的管理者和辅助管理的劳动逐渐从生产性劳动中分化出来。渐渐地，“非生产劳动变成一部分人的专门职能。”这样，“非生产劳动”从生产过程中逐渐分离出来，并且延伸到社会分工的领域中。因此，劳动分工过渡到社会分工的历史，也推动着价值转形过程的继续发展。
而生产力的进步致使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存量越来越多，积累越来越快。这些新增剩余价值成为各种阶层与利益集团所争夺的对象，不仅改变原有的分配关系，而且必然要“扭曲”原有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转形问题的困难便由此而生。我们暂且抛开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的争论，因为“创造论”或是“转移论”的争执在于价值的源泉是什么，毋庸置疑的是他们都承认全社会新增剩余价值的分配必将影响原有的价值体系，都承认价值转形问题的难点源于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联系，进而又反映了社会生产与分配的“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复杂联系。
当然，社会经济中“生产”与“分配”两个子系统的规律是相互交织作用的，价值转形也就不仅包括劳动分工的演化因素，还是整体性社会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演化结果。与此相伴的是，社会化大生产也逐渐把技术、管理、资源等等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纳入扩大再生产体系。而“参与一定生产的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这样就逐渐确立了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的直接或间接的所有者或持有者，和劳动者一起参与分配剩余价值的社会规则。可以说，社会化大生产的要素越是多元化，社会分工越是精细与深化，不从事直接生产但又是社会化大生产必要环节的中介机构与中间阶层阶级越是庞大，社会再分配与价值转移的问题也越是凸出和重要。
通过价值转移，剩余价值如同血液一样被全面地输送到社会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配置不仅通过财政税收等“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渠道来实现，而且会采取直接的方式，使得“没有价值的东西获得价格的形式”。价值转移最终通过市场与价格来表达自身，使得价格体系逐渐背离了最初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比例尺度”。
总之，一个完善的社会必然通过价值转移对“非生产阶级”进行再分配，使得所有对社会化生产做出贡献的社会成员能够分得部分剩余价值。因此，社会分工的演化过程同时也是价值转形的历史过程。
(三)剩余价值的耗散：价值转移的当代表达
在当代，剩余价值的不断积累使得人们享有了更多闲暇、社会福利和自由的发展空间，也使得转形问题成为弥久愈新的话题。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组织活动都是围绕着剩余价值的积累与分配来进行的。从耗散结构的观点来看，正是剩余价值持续的积累、分配与耗散，才生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结构，也使得转形问题日趋复杂。
当代剩余价值的社会分配流向有多种渠道，不仅包括上述的价值转移，而且包括剩余价值的价值耗散，即剩余价值以交易成本或其他必不可少的“浪费”方式消耗掉。这是人们在分割、争夺剩余价值过程中的“摩擦成本”，如同能量转换过程中的损耗一样，价值转移过程中必定也要消耗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是当代社会经济的显著特征，被巴塔耶称之为“耗费经济”。众所周知，当代社会经济中交易成本占据gdp越来越大的份额，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越是如此。
然而这种耗费却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如同开放系统与外界环境的能量交换，正是依赖于剩余价值的耗散，社会经济系统才得以成为耗散结构。系统中的自组织从中获得“营养”，才能够生成各种复杂的科层机构与结构，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系统进行全面和精细的调节以适应外部环境。当代社会经济系统中各种利益集团相互渗透和交织，必定需要庞大的科层组织，制定详尽的规则，消耗大量的交易成本或“协调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纯粹耗费没有相对应的物质形态产品和服务，因此也就没有相对应的价格形式，这就使得前述“两个等于”的假设失去基础。在耗散结构下，价值转移的流程星现出“非线性”的特征。社会经济越是发展，各个主体对利益的诉求也就越强烈，剩余价值的耗散量也就越大，社会结构的生成也就越复杂，转形过程中的“干扰”因素也就越多，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程度也就越显著，“两个等于”的假设也就离现实越远。
总之，对剩余价值的诉求是价值转形背后的深层动力机制。没有这种社会动力就无法推动价值的转形，无法开启价值转形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局限于“两个等于”的假设，把价值转移仅仅看作是均衡或线性的流量过程，就等于舍弃了价值转形“动力因”的分析。这也是当前用数学方法来研究转形问题的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
三、技术演化与价值体系的历史宿命
价值转形的完成还远非价值演化的终点。在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演化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独立的深层决定力量——技术演化。它带来了价值基准即价值实体的变化，反过来又要影响到价值体系，使之不断“贬值”，并且最终达到以使用价值的原则来代替价值的原则而完成其历史使命。到那时，价值转形才算走到终点，转形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一)价值基准的可变动性
长期以来，我们孜孜追求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于是产生了价值基准的概念。劳动价值论认为它是指价值体系中不变的实体性因素——劳动耗费。马克思用维持劳动力生存与繁衍的最低物质需要量来表达价值基准，这是价值基准的物化形式。
在“不变的价值尺度”理想下，马克思还论证了这样的原理：“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价值基准是绝对不变的呢?
在马克思时代，大工业与资本积累的门槛较高，资本对劳动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劳动者被压榨至最低生存状态，这也是与历史相符的。而当今劳动者普遍享有了部分剩余价值，因此，价值基准的物化标准在当代就应做出调整，可以表述为一个像斯拉法那样的“商品体系”，这是经过全社会加权平均的“标准劳动力”所消耗的物质量。
从中我们应意识到，马克思“生产率不影响价值”的原理不是绝对的教条而是有适用范围和期限的。在短期内，针对价值体系的稳定性而言，因为商品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暂时、偶然和个别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当然不会影响到作为“社会规则”的价值体系。而从长期演化的观点看，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与社会分工的演化，必然出现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也必然使得全社会的商品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不断降低，致使价值基准点不断降低。
因此，并不存在亘古不变的价值基准。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劳动小时券时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从长期历史观点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将使得价值基准具有不断降低的趋势。由于生产率和技术条件不断变化，“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表明马克思承认了重置生产的技术因素对价值体系产生的影响。因此，“生产费用不断地降低，活劳动的生产率不断地提高，因而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不断地贬值，因此，不断地贬值将是这种金劳动货币不可避免的命运”。
(二)价值体系的历史宿命
毫无疑问，技术进步会生产越来越多的使用价值，反而使产品中的劳动含量越来越少。既然人类历史推动价值基准不断贬值，那么价值体系的最终历史宿命将会是什么?马歇尔曾经说“如果创造发明大大增加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量，则为了某些目的，货币的实际价值用劳动来衡量比用商品来衡量较好。”那么，“用劳动来衡量实际价值”就是价值体系的最终的完美形式吗?
作为劳动价值论缔造者的马克思，在其彻底地革命批判思想下，不断地超越自己的理论体系，认为劳动价值论也是有着自身适用的历史范围。他认为在长期的技术演化作用下，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降低。“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这就意味着价值基准的历史宿命就是取消自身。
马克思预言到未来的新的理想社会，将用直接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和物质属性的原则，来代替资本无限逐利的价值属性和原则，即实现这样的理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个历史阶段，价值与价值体系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最终将会终结自己，转形问题到这个时候就最终失去意义。
四、转形问题归根到底是个演化事件
我们看到，价值与价值体系只是马克思历史与逻辑方法论的分析原点和理论构造。就像物理学分析现实运动必须先构造出一个无摩擦的真空世界一样，通过价值体系的生成我们能够看到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理想轨迹；就像物理学用光线穿越原子时发生偏离的图像光谱来发现原子内在结构一样，通过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现象我们可以分析社会经济系统在演化过程中的种种现实情况。
我们看到，在价值向价格转形过程中，劳动分工、社会分工的规律，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技术进步的规律等等相互交织，生成了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现实复杂性。因此，转形问题的研究目的绝不在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证伪或证实，它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顺沿这个话题，从中可以看到社会经济演化过程中各种机制的相互交织和由此生成的各种社会结构的线索。
我们看到，转形问题的难点在于社会经济中存在着多种规律及其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虽然造成了对各种既定规律的种种“扭曲”、“偏离”，却并非对原有既定规律的否定，而是生成了更为复杂、对实际情况更具解释力的新规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转形问题也是如此，其中的各种“偏离”、“扭曲”等等“不一致性”也许更是值得思考的对象，如果将全部精力集中在“两个等于”的“一致性”的证明上边，反而会削弱我们的这种反思意识。
总之，价值转形中每一逻辑步骤都对应于社会经济演化过程中的特定历史环节。多个逻辑步骤与历史环节的层层展开，直至其自身的最后消亡。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顺沿这个线索与脉络，我们可以把握到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个发展历史，从中透析出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斗争与妥协的社会轨迹。这是用任何复杂的数学语言都无法表述的。作者当然不奢望最终解决转形问题，只是从经济哲学的层面对其反思，认为价值转形归根到底是一个演化事件，只有回到社会经济系统的生成历史，回到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才是其根本的解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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