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的国债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重要问题，国债虽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也导致了税收加重、纸币泛滥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可谓是有利有弊的双刃剑。18世纪末19世纪初，国债政策严重损害了乡村中等阶层和劳工大众的利益，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激进派威廉科贝特抨击国债政策对普通民众的侵害，主张偿清国债、恢复使用金银和打击金融寡头。科贝特对国债问题的批判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对理解英国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近代英国国债的负而影响还缺乏足够的关注，故本文尝试分析科贝特对国债问题的批判，藉此抛砖引玉。
18-19世纪，英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过渡。国债是现代社会造就的新生事物，它最早出现在1694年，当年国王威廉三世向新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借贷120万英镑，充当与法国作战的军费，这笔借款成为英国首批国债。自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接连卷入几场规模大、耗时长的对外战争如英法殖民战争、北美战争、反法战争和拿破仑战，为支付高额军费，政府多次向英格兰银行贷款，导致债台高筑。1801年，英国的国债高达5.7亿英镑，每年国家需向银行支付2100多万英镑的利息。如此庞大的国债对社会造成了显而易见的负而影响。
首先，国债飘升致使税收增加。英国政府使用国家税收作担保向英格兰银行借款，国债增加使得税收加重，与19世纪初的年税收相比，18世纪末几乎翻了一倍。1806年，英国年度公共开支预算达4300万英镑，其中500万镑是军费开支。当年政府再度贷款2000万镑，不得不新增25%的间接税以偿还国债利息。
其次，国债增加导致纸币泛滥并取代金属货币在国内流通，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战争期间，英国的大部分金属货币被运往国外购买战争物资和资助欧陆国家参战，使得国内金银几乎从流通中绝迹，金属货币又导致各地银行发行的纸币取代金银成为主要货币。同国债类似，纸币也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生事物。英格兰银行成立即发行纸币，最初纸币而额很大，仅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为从事大宗贸易的商人提供一种比金银更方便的结算工具，普通民众仍然使用金银交易。但到18世纪后半期，由于国债飘升和金银匾乏，纸币逐渐大量发行并广泛流通。在此背景下，开办银行成为一种新兴的赚钱行当，各地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为满足工业革命引起的扩大生产的需要，这些银行纷纷发行纸币，导致流通中纸币数额巨大，因远远超过实际的金属货币量而不断贬值。1797年初，受战争谣言影响，民众蜂拥到英格兰银行要求兑换金银，挤兑潮流很快使银行库存金银接近枯竭。为保障银行的稳定，当年2月底议会通过《银行限制法案》，保护英格兰银行拒绝兑换金银，此后纸币贬值、通货膨胀愈演愈烈。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家纷纷担忧货币稳定，大卫李嘉图在辉格派报纸《早间新闻》上指出，纸币已严重贬值，危害社会稳定，要求政府调查货币状况。
对于政府的国债政策，英国社会各阶层反应不一，赞成者多为土地贵族和中等阶级中的工商业者，反对的声音则主要来自乡村中等阶层和劳工大众。巨额国债虽然导致税收加重和通货膨胀，但社会上层的土地贵族能够避免遭受侵害。他们可以提高地租，亲属能凭借在政府和军队任职、占据闲差和领取补助金增加收入，因此土地贵族不反对国债。中等阶层中的商业资产者也普遍欢迎国债。英格兰银行股东是国债持有人，股票经纪人通过买卖国债持有权获益，商人发战争财，地方小银行家则以发行纸币为生财之道，这些人都坚定地支持政府的国债政策。对于城镇的制造业者，几次战争都旨在争夺贸易市场，战争中英国一直掌握制海权，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制造业兴旺发达，与此同时，新兴的地方银行为各地制造业扩大生产提供了资本，所以工厂主也欢迎国债。在社会各阶层中，唯有乡村的中等阶层和城乡的劳工大众受到国债的侵害。到18世纪末，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相比兴旺发达的城镇工商业者，小乡绅和农场主等乡村中等阶层在经济发展中落后，税收加重和通货膨胀对他们打击很大。社会底层的劳工大众虽不缴纳直接税，但政府增加日用消费品税令他们生计艰难。况且，劳动者通常没有财产，仅有的收入都用来购买越来越昂贵的而包、啤酒等日用品，而纸币贬值又使劳工的实际工资下降，几乎难以维持生活。自小皮特上台主持反法战争，英国的贫困人口翻了两到三倍且持续增长，普通民众的境遇引起激进派科贝特的关注，他同情受国债重负和纸币贬值侵害的普通民众，批判国债政策引发的社会问题。
威廉科贝特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的激进派和政治作家，曾创办颇具影响力的激进报刊《政治纪事》。他出生于小农场主家庭，自然而然地维护乡村中等阶层的权益，加之他又是依靠个人奋斗成为中等阶层，所以始终同情劳工大众并积极维护其权益。当目睹国债政策使农场主破产和劳工陷入贫困时，科贝特开始谴责国债和纸币:
税收重负和纸币贬值使成百上千的小劳动者破产，社会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中，土地和农 业成为投机买卖的对象，许许多多的小农场被圈占，小农几乎彻底绝迹。在英格兰各地都能看到一些破烂不堪的小房子，窗户关闭着，仅有一点余光照着屋内可怜的劳工。房屋主人的父辈可能是小农场主，曾经拥有幸福的家庭，如今却穷困异常，几乎要无衣无食。从门缝中他怀着复杂的心情窥视自己富有而奢华的主人……我们正在日益进入一个两级分化的社会:主人和卑贱的仆人。
自19世纪初，科贝特不断抨击政府的国债政策。他撰写文章揭露国债和纸币对普通民众的侵害，提出停比支付国债利息、变卖教会地产偿清国债、取消纸币恢复使用金银等主张，并在报刊杂志上、巡游演说途中甚至议会辩论中不断向公众宣传其观点。
科贝特对国债问题的批判集中体现在《纸币与金币》一书中。1810年，索尔兹伯里一家银行倒闭，拥有该行所发纸币的居民备受损失。科贝特在《政治纪事报》上发表一系列致当地民众的公开信，揭露纸币的危害，在此基础上编辑成《纸币与金币》一书。其中包括犯封致读者的公开信，旨在告知国民特别是年轻人货币贬值是如何摧毁农场主、小商人和地主并使劳工生计艰难的。科贝特启发读者，1797年政府为何颁布法令保护英格兰银行停付金银?政治经济学家宣称纸币越多经济越繁荣，事实果真如此吗?他提醒道:“先生们，你们还记得潘恩的著作吗?你们还记得《人权论》和那遭政府迫害的作者吗……潘恩曾说，政府的生存要依靠纸币，问题不是英国政府能存在多久，而是国债体系能维持多久。”
18世纪末，激进派先驱托马斯潘恩曾率先批判国债，在小册子《英国财政体系的衰落和崩溃》中追溯了国债的由来和发展，指出英国的国债体系出现于1697年，并在18世纪的6次战争中发展壮大，纸币伴随国债体系出现并导致通货膨胀。潘恩预计反法战争结束后还将继续爆发战争，导致国债飘升和纸币发行量巨增，而值几百万镑的纸币将不能兑换金银，手持纸币者的财富将大大缩水。总之，国债体系必将走向终结，政府也将随国债制度的崩溃而倒台。潘恩的小册子出版于1796年，第二年英国就出现了纸币挤兑事件，部分地证实了他的预言。1803年，科贝特读到这本小册子并深受启发:“它(指《英国财政体系的衰落和崩溃》线索清晰而明确……潘恩不仅告诉我问题的来龙去脉，而且以令人信服的推理说明为何如此，还令我明白应努力让同胞们知道真相”。
科贝特完全赞同潘恩对国债体系的批判，并用详尽的数据揭示国债对普通民众的侵害。通过比较1701年、1714年、1727年、1760年、1784年、1801年和1809年几个年份的国债、政府开支、税收和济贫税数字，他指出，国债增长使政府开支增加、税收加重，过重的税收负担使民众贫困，贫困人口增多使济贫税增长，总之国债引起“税收、赤贫化、苦难和犯罪同步增加”。他还谴责国债导致纸币泛滥，指出自贷出首批国债后两年，英格兰银行就开始发行纸币且而额越来越小，“当国债为七千万英镑时，五十镑纸币出现，国债涨到一亿五千万前，十镑钞票出现了，国债将达到三亿英镑时，银行发行了五镑纸币，国债飘升至五亿英镑时，一镑和两镑的纸币也出现了，自此之后，在一些地方纸币取代了金银，金子几乎从流通中绝迹”。科贝特称，潘恩曾指出发行五镑纸币意味着银行金银已极为缺乏，这些纸币积在小店主、屠夫和面包师等小业主手中，而商业及其它富裕经济部门早已囤积大量纸币，但银行没有新的金属货币供应。当人们要求银行兑换金银时危机可能出现。1797年的挤兑事件证实了潘恩的预言，如今一两镑纸币大量流通表明金银已严重匾乏，一旦发生纸币挤兑后果不堪设想。
除批判国债体系，科贝特还抨击了银行家和股票捐客等金融资产者，指责他们通过国债剥削民众。首先，巨额国债使国债持有人能够凭借坐收国债利息而从公共税收中获利。以1827年为例，当年英国国债利息达2900万英镑，而年公共开支总额为5600万镑，国债支出在其中刚刚占半数。其次，金融资产者还通过买卖国债持有权渔利。在贷款给政府后，国债持有人出售其掌握的持有国债的权利即国债股票，金融捐客宣传股票稳妥并有利可图，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纷纷购买。科贝特感叹邻居农场主格林霍恩一生辛苦劳作，用积蓄购买两千镑股票给女儿做嫁妆，却不知道事实是“政府花了马克沃姆先生的钱，马克沃姆(音译，Muckworm原义为粪蛆)拿着可怜的格林霍恩辛辛苦苦赚来的两千英镑，格林霍恩的女儿得到的不过是将名字写在英格兰银行房子里一本书上的权利”。
科贝特的《纸币与金币》颇受普通民众欢迎，该书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了银行、国债、纸币和国债体系等事物，并大量引用英国报纸上刊登的具体数据、相关报道和议会辩论记录，用事实说明问题。《纸币与金币》在1815年首次出版，不久再版两次，创下极高的销量，到1817年书卖了巧万册。在二三十年代，它继续再版，价格降至仅售几便士，各个版本都销售了上千册，在劳工大众中间广泛流传。
除写作《纸币与金币》，科贝特还在《政治纪事报》上抨击政府的货币政策，谴责政府新出台的法令未能抑制通货膨胀。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经济进入持续萧条阶段，战后欧陆国家不再购买英国的战争物资，还抓紧时间建设本国工业，同英国商品形成竞争，导致英国出口量锐减，北部制造业遭受严重打击。此外，战后粮食价格下降，南部农业区经济陷入萧条。经济不景气已使民众生存艰难，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更使民间怨声载道，大多数有头脑的人认为政府在经济方而表现得特别无能。在经济萧条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下，1819年议会出台了《皮尔法案》，责令银行恢复用纸币兑换金银。科贝特立即撰文指出《皮尔法案》将无法实施，因为英格兰银行仅拥有800万金银货币，而流通中纸币约有一亿。不久，为缓解法案对银行的压力，1822年议会通过《小额纸币法案》，实际上部分地撤销了《皮尔法案》，通货膨胀因此卷土重来。1825年12月，银行再度发行一英镑纸币。自此，科贝特在每期的《政治纪事报》上印制一个铁烤架图案，暗指政府的国债政策侵害民众。
在批判政府国债政策的同时，科贝特还提出一系列解决国债侵害的措施。他主张停比支付国债利息，变卖教会不动产偿还国债本金，同时取消纸币，恢复使用金银，并呼吁国王行使王室铸币特权，收回银行发行纸币的权力。科贝特还要求进行“公平调整”，即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债务不应直接用金币偿还，应该根据物价变动做相应的调整。二三十年代科贝特巡游各地，在英格兰南部、中部和北部地区及苏格兰进行多场关于国债问题的演说。他反复告知听众，政府的财政政策在毁掉国家，金融投机家因此获益，但其他社会阶层都深受其害，农场主和地主因税收负担和货币贬值而破产，劳工大众生活陷入赤贫。科贝特的观点吸引了一批信徒。乡村中等阶层认同其主张，希望恢复稳定货币。在一次集会上，诺福克郡的托马斯比万爵士说，他是拥有小产业的乡绅，1819年《皮尔法案》颁布后成为科贝特的信徒，他认为科贝特是唯一真正明白货币问题的作家。1823年1月，诺福克郡乡绅和农场主举行郡会议，在科贝特的建议下，会议向议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议会将来立法征收教会财产偿还国债，目前应停比支付国债利息。在北部制造业地区，饱受失业和工资下降困扰的工人也痛恨国债和纸币，认同科贝特的主张，甚至兰开郡的纺织大王约翰菲尔丁也接受了科贝特的观点。菲尔丁是一位同情劳工疾苦的工厂主，他一度认为是过分饱和的市场导致劳工失业。在结识科贝特后，他将市场饱和归因于纸币，认为纸币为超量生产提供了条件。他认同科贝特偿清国债、取消纸币和打击金融寡头的主张，在集会演说中称科贝特“告诉人们银行只对银行家有好处，银行家和当闲差的一样，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1833年至1835年间，科贝特短暂成为议会下院议员，他在议会内继续抨击国债制度。他多次发表演说，要求停比支付国债利息，取消纸币代之以金银货币，甚至提议将罗伯特皮尔驱逐出枢密院，因为他制定的货币法案危害民众。1828年，信奉“农业立国”敌视金融家的安德鲁杰克逊就任美国总统并接连重拳打击银行，他力主美国国会否决继续授予美利坚合众国第二银行联邦特许状，还将该行20%的国家基金抽走，几乎摧毁了第二银行，1835年还偿清了美国最后一笔国债。科贝特极为钦佩杰克逊，称“明智而勇敢的杰克逊总统发现了问题并选择与银行怪兽作战”，他也在议会内呼吁英国政府效仿杰克逊，撤销英格兰银行的特许状。不幸的是，下院多数议员对科贝特的主张置若周闻。
综上所述，国债是近代英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生事物，它虽解决了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也导致了税收加重和纸币泛滥、通货膨胀等社会问题，乡村中等阶层和劳工大众因此受害，这些都引起激进派科贝特的猛烈批判。
在当时，科贝特的主张虽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并拥有支持者，却始终未能实现。19世纪上半叶，英国正飞速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国债和纸币是新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工具，科贝特提出的没收教会地产偿还国债和恢复使用金银是在向过去倒退。在二三十年代，以伯明翰“改革派之父”阿特伍德为首的货币改革派在社会上拥有众多支持者，他们主张放手发放银行信贷以刺激生产，建议政府修改限制银行的《皮尔条例》并提供更多的通货刺激生产。阿特伍德的学说得到主张充分就业的左翼人士的赞同，更受到渴望银行信贷发展生产的工商业阶层的拥护。1832年5月7日，科贝特与阿特伍德在伯明翰等就货币问题公开辩论，在这场名为“对国家安全和繁荣最有利的举措是货币手段还是对税收、租金、国债和契约进行公平调整”的辩论中，阿特伍德提出增发纸币和成立国家银行专门发行纸币等措施，科贝特则重复他以往的主张，结果阿特伍德的观点显然更受欢迎，两人方案得到支持的比例为十比一。
科贝特的主张尽管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他对国债问题的批评对解决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强调，银行、国债和纸币等现代经济工具虽能使资本流通更方便、更能推动国内工商业发展，但存在较大的风险，一旦管理不当将导致无法制比的灾祸。任何国家流通的纸币决不能超过其所代替的金银的价值，否则纸币贬值和挤兑事件将不可避免，而社会下层的贫民将受害最重。斯密指出:“也许有人说，无论银行发行钞票的数额有多少，只要私人愿意接受，就应在许可之列。政府禁比并取缔其发行实在是侵犯天然的自由，这不是法律应有的。因为法律不应妨碍天然的自由，而应予以扶持。从某观点来说，这种限制尽管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但那些会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要受到而且应该受到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无论是最民主的政府还是最专制的政府。法律强迫人民建筑隔墙以预防火灾蔓延，其对天然自由的侵犯和我们这里主张以法律限制银行活动是一样的。” 9世纪初，主流的政治经济学家大多忽视国债和纸币的负而影响，而科贝特对国债问题的批判反映了遭受国债制度侵害的普通民众的呼声，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正如历史学家A. J. P.泰勒所说，他代表了大多数受剥削者的控诉。
到19世纪中后期，国债制度的负而影响逐渐引起社会关注，执政者意识到完善财政金融制度的紧迫性。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英格兰银行条例》，规定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必须有充足的黄金储备，限定其信用发行额度，确立了英格兰银行的英镑垄断发行权，此举稳定了货币、缓解了通货膨胀问题。因此，科贝特对国债问题的批判对于英国完善现代财政金融体制有积极意义，它揭示了当时国债制度潜在的危机，为后世转型期社会解决同类问题提供了历史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