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而在早前公布的中央“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了“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思路。
从“供给经济学”到“供给侧”改革
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硏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上台时面对的局面。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
2013年，以贾康为代表的多位经济学者提出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实现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趋向现代化的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其基本政策主张是着重从供给端入手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等八双。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3“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落实人口政策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金融配套改革。
从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管理
除去新供给经济学派的努力，多位财经官员也于近日对“供给侧”进行了权威解读。
10月8曰至10曰，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说，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航权保护和知i,口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抉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
11月14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北大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指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供给管理”，是指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抑制，增加有效供给。
徐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的核心，一是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在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方面，要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和财税制度的改革，来释放红利。另一方面是在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方面，需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管得过多，审批过多，监管过严，都会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
11月18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财经》年会2016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了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存在的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絲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些，迫使很多中等歡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注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ffi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针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杨伟民指出，从过去的思路相比，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么两条，这两条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
其实，无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新供给经济学的双创政策主张，创新无疑是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地位。不过与本次“供给侧”的官方表述备受舆论关注相比，今年9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庁、国务院办公庁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所提出的建立创新政策协调审查机制和创新政策调查和评价制度则较少被关注。
“创新政策”提法的首次出现是2013年10月财政部部长娄继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报告》，“创新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与创新有关的产业、科技、知识产权、贸易、财税等政策缺乏顶层设计和有效衔接。”此外，娄继伟还指出，“促进技术供给的政策多，促进市场需求的政策少”。
而在创新政策领域，无论是科技项目的后补助，还是税收优惠以及政府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依然离不开财政政策的积极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