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东部地区的上海、北京、浙江等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其它省份的增长速度，到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慢的省份竟然全部来自东部沿海地区①，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试图从地区经济增速差异状况的刻画、产生的原因、未来的趋势以及相应的区域政策调整等方面来讨论这一现象。
一、区域经济的收敛与发散——基于统计/计量的描述
(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减速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加速起始于2007年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长期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领航者，并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增长极。然而，观察近些年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与以前不同的特点。首先，从四大板块的GDP增长速度来看，自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直到“十五”期末，东部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78年到2005年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2％，比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分别高2.9、1.6和2.1个百分点。然而自2007年开始，东部地区GDP的增长速度不再位于四大板块之首，2008～2010年更是比其他三大地区低一到两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一跃成为四大板块中增长最快的区域。
其次，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来看，人均GDP的变化趋势与GDP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出现上述转折性变化的时间更早。2005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就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2007年以来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则是处于四大板块之末。2007～2009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比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低2～3个百分点。与东部地区正好相反的是西部地区，“十一五”期间其人均GDP增长速度比其它三个区域高1～3个百分点。这种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与地区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有关。
(二)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是否处于收敛的过程之中
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现象是否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开始收敛，区域差距开始缩小呢？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检验。通常，区域经济的差异是否处于收敛之中可以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两个角度来分析和检验。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来分析，就是观察各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否在缩小，也就是指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快于发达地区，这就是所谓的β收敛；从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果来分析，就是观察各个地区人均收入或者人均GDP水平的差异是否在缩小，也就是指区域间人均收入的标准差(或者是基尼系数等指标)是否随时间而变小，这就是所谓的σ收敛。在区域绝对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前一种收敛会带来后一种收敛。
1.基于区域经济增长过程的讨论——β收敛
其中，下标i表示各个省份，t表示年份，y代表实际人均GDP，u为误差项。a和β为参数。当β＞0，上式表明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初始的发展水平呈负向关系，即落后地区要比发达的地区增长得更快，即存在β收敛，β值越大表明收敛的速度越决。
根据国内31个省份1978年到2009年间人均GDP及其增长率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的结果见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如果以五年作为一个时间段来看，只有两个阶段呈现出显著的β收敛，即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到1985年间以及“十一五”期间。
图2 1978－2010年中国跨省人均GDP标准差
资料来源：CEIC，作者计算。
考虑到中国各区域板块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又在基本的β收敛方程中引入了区域虚拟变量，通常把加入区域虚拟变量情况下的收敛称之为“俱乐部”收敛，即区域板块内部各个省份间的收敛②。通过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整体上呈现“俱乐部”收敛的趋势，即东部区域以及其他区域内部存在收敛情形，即在各个区域板块内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但是，也可以看到“十一五”期间的情形略有不同，“十一五”期间存在β收敛，但却不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这意味着“十一五”期间区域差距的收敛更多地反映在不同区域板块之间的收敛。
2.基于区域经济增长结果的讨论——σ收敛
图2给出了从1978年到2010年间以来我国31个省份之间的实际人均GDP③对数的标准差。从图中显示的结果可以看出，跨省的人均GDP标准差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一个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改革的促动下，区域间人均GDP的差距不断缩小，跨省的人均GDP标准差由1978年0.242下降到1988年的0.228。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东部地区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带动下快速发展，区域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跨省的人均GDP标准差由1991年0.230上升到2005年的0.256。2005年以来区域差距出现了折性变化，开始出现不断下降的态势，跨省的人均GDP标准差由2005年0.256下降到2009年的0.246。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多数年份整体区域差距是在不断扩大，但在“十一五”期间，地区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态势，区域差距开始缩小。
二、我国区域差距开始缩小可能是长期的趋势，而不是短期的波动
区域差距会不会出现转折进而不断缩小，从理论上讲在于经济增长本身是否存在收敛。按照基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由于边际报酬递减，经济增长会存在收敛，而资本的流动、技术的扩散、政府的政策等都会影响这一收敛过程的速度。在实证方面，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5)利用各国的资料发现，一个国家范围内各个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与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相关。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也较低，其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扩大，但在到达某一转折点之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又将伴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下降趋势，这就是关于区域差距的“倒U型假说”。
图3给出了12个国家不同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1840年)国家内部区域差距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家都在历史上经历了这种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比如美国上个世纪30年代区域差距达到峰值，然后开始趋于缩小④；如意大利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区域差距不
断扩大，之后则开始下降；类似国家还有德国、法国、加拿大等。进一步的数据表明，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在人均GDP达到5000国际元～6000国际元的时候，区域差距的转折点随之出现。当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国际元，缩小区域差距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来看，我国区域差距开始缩小很有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一)不同区域发展阶段的变化将导致区域差距的缩小
东部沿海省份的发展历程与日本、韩国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轨迹相似，利用低成本的后发优势，依托国际市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⑤。从这些追赶型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看，在经历了起飞阶段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渐放缓，逐步接近前沿国家的水平(刘世锦等2011；楼继伟等2011)。如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凭借低成本模仿的后发优势，经历了25年左右8％～10％的高速增长阶段，80年代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下降到5％左右，而后在经历了15年左右中速增长、跻身高收入行列之后，经济增长的速度进一步下降到2％左右。德国、韩国等也经历了类似的增长过程。因此，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过程预示着沿海省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是一种正常趋势。
工业化和城市化趋于完成是东部经济减速的内在根本原因。从部门结构看，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工业部门的增长，1990～2009年一、二、三次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0％、12.6％和10.7％，第二产业年均增长速度比服务业和农业分别高2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影响东部地区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和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东部地区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四大板块之间工业的比重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最高，比中西部地区高3～6个百分点。根据陈佳贵等(2006)的研究，2004年东部的十省中有六个省市已经达到工业化后期或者已经完成工业化；三个省市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只有海南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可以预见东部地区绝大部分将较快完成工业化。因此从工业化进程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属于经济增长过程正常的规律性现象，也表明中西部落后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
从城市化的角度看，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资料，东部地区绝大部分省份的城市化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本身的城市化率就非常高以外，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市的城市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以上，广东的城市化率更是高达66.2％。根据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达国家城市化率的峰值水平来看，未来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城市化速度将趋缓，城市化带动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动力会减弱。
(二)内需的不断扩大将成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十多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和进口第二大国。2000年以来，我国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同期年均FDI总量的5.94％，居全球第三位。对外开放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从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无疑是对外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无论是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还是按目的地和货源地统计，2009年东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接近90％。
图4给出了不同板块中部分省份消费、投资以及出口和省际调出对各自GDP的拉动作用⑥。从图中可以看出，出口对东部地区GDP的拉动作用要远大于对其他地区的拉动作用，其中广东省的这种拉动作用最高，接近三分之一；而中西部地区的省份这种拉动作用不足5％，如安徽则只有2％。因此，国际市场的波动对东部地区经济的影响无疑要远大于内陆省份，这也是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跌至四大板块之末的直接原因。
图5 广东省1984年以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及工资水平
注：这里的劳动生产率计算的第二产业单位劳动力创造的增加值；工资数据采用的是城镇其他单位平均工资水平(广东第二产业大部分产值来自非国有和集体企业)。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10》，作者计算。
图6 全国各省制造业工资水平
资料来源：全国统计年鉴。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尽管在生产规模、配套能力、市场规模等方面仍然具有较强的优势，但是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强等压力的凸显以及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危机后“再制造业化”的推进，很难预期未来中国的出口仍然保持本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的趋势。同时，东部地区还将面临国内其它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国际贸易对东部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从较长时期来看，将会逐步减弱。而中西部由于地处我国腹地，开拓内需有着便利的区位条件，而且其产业和产品结构更与国内市场需求相一致，也更容易对需求结构的变化做适应性调整。随着国内需求的扩大，中西部地区将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三)要素和资源价格的上升，既迫使东部经济的转型，又给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大部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也包括其他的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经济，使我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是随着生产要素不断地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要素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原来的劳动力大量过剩逐渐变为“招工难”，土地资源也变得日益稀缺。加之节能减排的压力，要素和资源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在要素价格上涨的过程中，要想继续保持原有的出口比较优势，就需要不断地提高技术，使得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⑦。但是实际的数据显示的结果却并非如此。图5给出了近15年广东省的工资水平及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90年代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快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而这一时期出口竞争力是在不断上升的；而从2003年开始，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因而出口竞争力在下降，其结果就是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出口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其他一些东部省份也可以观察到类似情形。可见，近些年东部地区要素价格的上升使得东部地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较以前不断下降，东部省份若不转变过去的发展模式，必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相比较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要素成本具有优势。以职工年均工资来比较劳动力成本，2009年偏低的江西、海
南、云南、湖南等地，其职工年均工资不足2.7万元，不到上海、北京的一半，最低的江西只有2.4万元，仅为浙江和广东的66％。中西部城市的土地价格也要低得多，以2010年的城市综合地价来看，东部省会等城市的地价，如杭州、厦门、深圳、上海、福州都超过了每平米9000元，是除了成都、昆明以外其它中西部省会城市的3倍～4倍，其中最高的杭州是银川的20倍。较低的要素成本和丰富的能源资源吸引着东部企业和资本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这一点可以从图7显示的各地区的投资率变化得到一定证实。图7表示2003年的投资率，纵轴表示2009年的投资率，从图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制造业大省基本上都在对角线的下面，说明2009年相对于2003年这些省份的投资率在下降，而中西部地区基本都在对角线的左上方，说明中西部地区这些年的投资大多在快速上升，有些省份的投资率甚至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这足可以看出资本的流动和产业的转移。
图7 全国31个省份的投资率(％)
资料来源：全国统计年鉴。
此外，由于资本和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创造很多就业机会，西部地区近些年工资水平也在提高，加之东部地区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因而中西部以前流向东部的劳动力则倾向于留在当地就业，因而出现了东部“招工难”和部分农民工不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由此可见，要素和资源价格的上升使东部地区面临内外双重压力，既迫使东部经济的转型，又给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四)由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
上个世纪末以前，我国实施的是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政策倾斜、低成本的后发优势等迅速发展，区域差距曾一度大幅扩大。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区域发展战略开始出现转变，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此后的几个五年规划都强调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制定和实施区域的总体发展战略，即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尤其是“十二五”规划纲要又强调把西部大开发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首要位置。而且最近几年针对中西部特定地区的发展规划陆续得到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比如成渝经济区规划。由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战略和政策极大地改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了投资环境；同时也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优惠政策条件，弭平了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政策的差异。目前来看中西部已经初步形成了若干个以城市和城市群为核心的增长极，而且《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18个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其中大部分都在中西部地区，这些都将有助于缩小我国的区域差距。
三、未来区域政策需要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趋势性转变，既有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也有政策干预的效果。这一转变可能会对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对于东部地区，其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需要加快产业转型，通过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增强经济活力；而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伴随着经济较快增长以及经济总量的上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部分资源导向型产业的发展，将会增加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压力。
从今后的政策制定角度来看，有以下几点需要予以关注：
第一，应合理确定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目标。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要面临部分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下滑的现实，它们原来得以高速成长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需要依据新的增长条件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来确定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目标，避免强行推动经济增长而出现大的失误和扭曲。
第二，应密切关注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减速所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东部地区是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点地区，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入口，包括很多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如果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持续大幅低于中西部地区，必将会对原来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外来人口产生影响，面临着工作地点、方式和行业的转化，需要对转化过程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有所准备。
第三，应尽早谋划中西部接续产业的发展。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既得益于要素成本的优势也得益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转型，有其必然性，但也应该看到，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部分西部地区受益于资源性产业的快速发展，存在资源性产品需求潜力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快速释放的因素。因此，需要密切注意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持续能力，未雨绸缪，及早筹划接续产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需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要走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路子。
第四，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不仅不宜减弱，而且还应加大。虽然目前中西部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东部地区，但地区差距仍然很大。以人均GDP为例，上海和浙江仍然分别是贵州的7.6倍和4.3倍。为了进一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需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继续消除阻碍要素和人口流动的体制和制度障碍，加强连接城乡和区域间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从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降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成本，逐步实现生产要素在整个国土空间上的优化配置。
第五，应发挥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收敛或者说区域差距的缩小并不一定与经济和人口在一定空间范围的集聚相矛盾。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经济和人口会向部分地区集中，形成一些新的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资源利用等多方面具有优势。合理布局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多布局一些增长极，有助于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注释：
①2011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较为靠后的省份依次为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和海南。
②从更为严格的角度讲，似乎还应该考虑到各个省份间由于地理位置是否相邻的影响，也就是空间自相关分析，但是我们认为俱乐部收敛已经较好地考虑这一影响，第一，代表区域板块的虚拟变量已经包含了很多的空间信息，第二，空间自相关的经验分析常常缺乏一个好的能够代表空
间特征的变量，目前通常采用的“空间距离”变量在边际上对俱乐部收敛的改进并不明显。
③各个年份的人均GDP水平均以1978年的不变价来计算。
④美国在20世纪末区域差距又开始有所扩大，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导致这一扩大的重要原因。
⑤从人口和土地面积来看，东部沿海和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具有可比性。
⑥这里利用不同板块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来测算消费、投资、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对不同区域省份GDP的拉动作用。
⑦当然更为严格的分析，应该取决于地区/国家之间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