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动员是战时财力保障的主渠道。我国财政金融动员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存款、债券融资、国际储备、扩张银行信用和外源融资等。就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系统的分析，对合理引领战时经济要素重新组合，实现战时资金资源有效配置，使之集中保障战争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金融机构存款
金融机构存贷款业务是我国金融活动的绝对主体。据权威人士透露，我国属于间接融资的存款和直接融资的有价证券之比约为5:1。可见，金融机构存款的利用在财政金融动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差额，除1993年至1995年经济过热时期较小甚至为负数(即存款规模小于贷款规模)外，1996年至1999年基本保持在1万亿元左右，此后几年存贷款差额跳跃増长，2005年己接近1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不考虑贷款质量，我国储蓄存款动员潜力应该说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然而，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严重超标，仅四大国有银行就累积了2万~3万亿元呆坏账①这势必严重削弱巨额存款所创造的动员利用空间。
同时，若战时发生存款大量挤兑等问题，则数万亿元的存款也许只能成为一张“空二、债券融资公债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发行。在美国，公债是各级政府债券的总称;在我国，公债仅指中央政府债券。迄今为止，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发行债券的权力，公债在我国称作国债更为合适。国债是国内债券融资的重要工具，也是战时融资的重要渠道。
以国债余额/GDP表示的国债负担率主要反映国债总量对经济的影响，国际上一般以60%为安全警戒线。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国债发行额逐年递増，国债负担率虽然一直在安全线以内，但基本也处于増长状态，说明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政府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如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社保基金缺口)在性质上类同于国家债务。我国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己相当高，这种状况极大制约了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使得财政发债空间变得较为狭小。另外，国债收益水平与储蓄存款收益相差不大，也导致国债发行较为困难。总的看，我国债券融资动员潜力较为有限。
三、国际储备
由于我国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所占比重很小(不足1%)因此外汇和黄金储备几乎等同我国国际储备的全部。
2006年2月，我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收缩，这对动员无疑有利。但也必须看到，外汇储备过多，既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又为一些国家压制中国提供了口实。事实上，美、日等国敦促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呼声甚嚣尘上，人民币升值预期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今后几年如果人民币无法释放升值压力而不得不继续升值，我国现存的出口优势就不能保持，国际收支顺差可能不复存在，外汇储备规模只能大幅减少。同时，外汇储备动员不仅受规模制约，也受资产结构限制。尽管央行未公布我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组合，但市场普遍认为至少有2/3是美元资产。其中，美国国债占有相当大份额。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把“鸡蛋”都放在了美元这个“篮子”里。据央行权威人士分析，由于美元发行过多，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故其必然不断贬值。这样，我国大量持有美元储备，平时就存在风险集中的压力，战时美国很可能出于自身需要操纵汇率，因此以美元为重心的外汇储备，安全性和流动性将面临严峻考验。另外，战争往往导致不利于交战国的进出口形势，并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外资撤离。如此看来，虽然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较为雄厚，但本币升值、储备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庞大储备规模所形成的动员潜力。
黄金具有国际投资“避风港”的重要功能，也可作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多样化与风险管理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黄金储备从1979年的1280万盎司调整为1981年的1267万盎司，此后保持该数额20年之久，直到2002年才提高到1929万盎司并延续至今。相比之下，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规模不断扩张，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381.4亿美元増加到2005年的142191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从2002亿美元増加到65995亿美元;外债余额变化惊人，从最初没有外债到2005年的281045亿美元余额，每年平均递増上百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扩张更加明显，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一路攀升至2006年的10663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的1/5，比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总和还多。2006年6月的统计数据显示，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例，美国为751%,德国、法国、意大利3国均超过60%;俄罗斯也大量购买黄金，其黄金储备已位居世界第三;我国黄金储备长期固定在有限规模，还不到外汇储备的2%®，己不能适应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如果将其放在战争环境中考察，由于战时国际收支可能出现更多赤字，因此制约作用将更加明显。
四、银行信用扩张
据国家统计局权威人士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一次是1988年~1989年，通货膨胀率峰值达18%;另一次是1992年~1994年，通货膨胀率峰值达24%。通货紧缩的阴影仅在1998年、1999年和2002年出现过，尽管当时通货膨胀率为负数，但经济还在増长。直到2003年我国经济才初步摆脱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局面，物价水平呈温和上涨态势。当前，宏观经济虽然仍存在局部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但总的看还是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
上述宏观经济变化情况确定了我国扩张银行信用潜力的基本走势。1994年前后，这种潜力基本不存在，近几年的通货紧缩则给扩张银行信用创造了较大空间。当然，央行通过扩张银行信用能否有效调控货币流通量，还要取决于货币政策的效力。中国人民银行自行使央行职能以来，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利率、再贷款、贷款限额、公开市场业务和外汇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逐步建立了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分析，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仍处于初级阶段。例如，政府债券规模较小，央行战时运用公开市场业务，通过买进政府债券増大货币投放量的能力有限;金融市场稳定程度不高，通过改变存款准备金率，实现战时货币流通量的收放将冒巨大风险。因此，尽管扩张银行信用是我国可以利用的资金动员途径之一，当前扩张银行信用的空间也较充足，但如果在货币政策工具上选择不慎或协调不利，都有可能影响动员效果。
五、外源融资
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经济主体对外融资力度不断加大，大量涌入的国外资金既促进了经济持续高速増长，也导致外债余额逐步上涨。从表3可以看出，1996年以来，尽管我国外债余额(不含港澳台地区对外负债)不断増长，但各项指标均处于国际警戒线以内。特别是1998年以后，风险指标值大都处于下降状态。这说明我国外债融资动员潜力不但存在，而且基本呈増长之势。
但是，如果考虑外债期限结构的影响，上述结论则应重新审视。按照国际惯例，短期债务占全部外债的比例一般以25%为警戒线，中国以不超过20%为宜®。从表4可以看出，1996年~1999年，我国长期外债呈扩大之势，短期债务相应减少;而1999年~2003年，我国长期外债大幅下跌，短期外债大幅提升，说明近年还债压力不断増大。这样，我国外债期限结构状况实际上部分弱化了外债融资动员潜力及其増长之势。况且，上述分析仅考虑了“还得起”的因素，尚未涉及“借得着”的问题。事实上，战争性质、国际关系、国家信用、友好国家经济实力等因素都将影响我国战时从国外筹借资金的能力。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制约因素，上述评估就更是过于乐观了。
综上所述，从我国财政金融动员的资金来源分析，风险与稳定同在。平时，稳定可能大于风险;但战时，风险隐患必将浮出水面，由此而对动员产生的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为此，国家应当及时采取各种调控措施，如稳定战时储蓄规模、超前做好债券融资动员准备、保持合理的外汇和黄金储备、预留战时银行信用扩张空间、改善外源融资条件等，实现战时资金向特定领域的集中和再分配，保障战费筹措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