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也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问题，尤其是为了应付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我国大规模地进行投资。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后期必然会给我国的通货膨胀带来很大的波动。而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经济学家通常比较关心政府是如何来影响和决定通货膨胀的问题。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经济学家以前也指出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的供给来控制通货膨胀，而且很简单地认为：在充分长的时间后，价格的增长率等于产出的年增长率减去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但这其中存在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今天的货币持有量不仅取决于上述两者之差，还取决于消费者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政府仅依靠货币政策无法完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必须通过其他的途径来控制通货膨胀。
伴随着这种质疑，Leeper(1991)以及后来的Woodford(1994，1995，2001)和Sims(1994，1997)，Cochrane(2000，2001)，Daniel(2001)，Dupor(2000)等学者提出了新的价格决定理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他们指出政府的财政政策在决定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该理论与货币数量的价格决定理论是完全相冲突的，这使得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另外一角度来审视通货膨胀。
如果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成立，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来讲，货币主义所奉行的单一货币规则，无论是紧盯通货膨胀的名义锚政策，还是M2供应量的中介目标都将失去意义，从长期看，选择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和结构，以及合理的税收结构才是解决通货膨胀偏差的最终办法。因此，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另一种思路，而且可以为政府重新估计财政政策的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研究文献是比较多的。一般可以把它们分为从两个角度——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政府预算方程——来说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12]。从政策搭配角度来说明的代表性研究是Leeper(1991，1993)等，Leeper认为通货膨胀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特定条件就是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被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对决定价格水平不起作用，而只是用来平衡政府现值预算约束，但如果是货币政策是被动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则此时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而在价格水平的决定中财政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上两种政策的组合可使一个经济系统获得局部唯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从这个角度来说FTPL的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是：Creel和Bihan(2006)认为即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积极型财政政策仍然对价格水平有影响，只不过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
而基于政府现值预算方程的定义来说明FTPL的观点指出，如果认为政府现值预算方程不是约束条件，而是均衡条件，则该理论就是FTPL或被称为非李嘉图制度，这时财政政策为非李嘉图性质的；如果认为政府现值预算方程是个必须满足的约束条件，则价格水平由货币政策决定，而财政政策只是被动地满足这个约束，这种情形常被称为李嘉图制度，其财政政策为李嘉图性质的(Woodford，1995；Canzoneri等，2001)。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定义FTPL成立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货币政策必须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认为，自主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直接对财政变量进行反应，而是直接对非财政变量做出反应。
国内对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的研究则并不多见，最早开始FTPL的研究的是龚六堂、邹恒甫(2002)，他们通过两个模型给出了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说明了通货膨胀不仅仅是一个货币现象，而且也是一个财政现象，并指出价格水平由政府债券的实际值与政府财政剩余相等来决定。胡振飞(2005)则阐述了货币论在经验和理论上受到的质疑和挑战，发现货币数量论所依赖的现实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得财政论应运而生；并且介绍 了财政论的主要观点，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通货膨胀是一种财政现象。可是他们都没有提到如何来实证检验FTPL，并且龚六堂、邹恒甫(2002)曾肯定的认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是个无法检验的理论，但方红生(2008)通过对该理论的相关文献的回顾，然后对相关实证研究的梳理后发现，他们得出无法检验的肯定结论，是因为他们是根据跨期预算方程是个均衡条件来定义FTPL的。如果采用以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为基础的Leeper(1991，1993)的定义，则会出现乐观的情形。方红生(2008)把有关的实证文献分为三大实证视角，分别是政策搭配的视角、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和制度转换的视角，并且他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是最优的一种检验策略，其典型文献是Sala(2004)。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目前的研究只是进行理论梳理，很少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因此，很有必要在他们理论梳理的基础上，运用我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三、基于IS和phillips曲线的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
目前，像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区制的国家，已经不再需要面对严重的财政不平衡问题。然而，有很多新兴国家是在财政不平衡的背景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区制的。尽管过去几年有些国家取得了一系列的基本盈余，但还有些国家，比如巴西，仍然面临着高额的赤字和令人不安的国债。财政不平衡性使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央银行在其货币政策中应该考虑到财政变量。因此，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时不光要考虑货币因素，还要考虑财政因素。
在这里我们借鉴Moreira(2007)的分析框架，选择总需求曲线时，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传统的IS曲线，并在其中加入财政变量(财政赤字fd)：
我们在选用Phillips曲线代表总供给曲线(AS曲线)时，假定厂商在设定价格时是一期前定的，即上一期确定当期的价格，当期确定下一期的价格。这种滞后有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厂商只能根据上一期的信息制定当期的价格；或者在制定价格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以执行等。因此，包含一期前定的新凯恩斯主义Phillips方程为：
从福利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社会福利达到最优，因而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应该选择社会福利目标函数。在假设典型经济人的经济系统中，社会福利目标函数
表现为典型经济人的所有期效用的贴现值之和。但实际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通常选择为下列的形式：
这里，L通常称为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β是贴现因子，λ为损失函数中产出相对于通货膨胀率的权重。
把式(8)、(9)代入到方程(6)向后移动一期的表达式中，有：
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在方程(11)的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货币政策工具使上述损失函数(10)达到最小值，
对于上述目标函数，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与社会福利目标函数是否一致。值得注意的是，Woodford(1999)曾证明，(-L)是社会福利目标函数的二阶近似，因而在二阶近似的范围内通过使损失函数最小化也就相当于使社会福利目标函数达到了最大化，故选择上述的损失函数与社会福利目标函数是一致的，同时Woodford的结论也给损失函数赋予了微观理论上的进一步解释。既然损失函数与社会福利目标函数是一致的，那么损失函数中产出缺口和通胀率的目标值y*和π*原则上也应采用社会福利目标函数中这二者的目标值，即在经济达到长期均衡状态时，由于产出缺口及通胀率趋于零，因此这里y*和π*应选择为零(正如目标函数中显示的两个值均为零)。另外，损失函数中各个项目的权重应选择社会福利目标函数中这些项目的权重，这样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优，而实际中中央银行对这些权重的选择通常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反映了中央银行的偏好的不同变化。虽然如此，但通过比较不同权重下的损失函数，从中选择使损失函数达到最小值的权重，也就使社会福利达到了最优。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接下来以方程(10)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再取(15)式向前移动一期的期望值，得到：
货币政策规则方程(22)表明，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率、名义赤字、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的改变都会对名义利率产生影响。增加这些变量中任何一个都会迫使政策制定者提高名义利率。因此，政府当局能够降低目前通货膨胀率对通胀目标的偏离。
四、经验结果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
1.利率
本文采用的是199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2季度的数据。由于在实际中民间借贷利率数据不易获得，也不怎么具有代表性，而我国国债二级市场的发展规模又不够，其利率指标还不能真实地反映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这两者都不能用来作为短期名义利率的代理变量。但从我国目前的货币市场发展情况来看，各种利率的相关程度在不断增强，货币市场利率结构也逐渐趋向合理。并且由于拆借已成为金融机构之间流动性管理的主要方式，银行间市场的同业拆借开始成为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这表明如果用同业拆借利率作为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的短期名义利率的代理变量，是具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本文仍按照谢平、罗雄(2002)的做法，以银行间7天期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作为实证检验中的利率指标。
2.产出缺口(y)的估算
最早对产出缺口进行估计的是奥肯(Okun，1962)。他在估计潜在产出的基础上，计算出产出缺口。关于潜在产出的估计，他当时采用了两种估计方法：一是利用线性趋势估计潜在产出；二是在自然失业率的假设前提下估计潜在产出。随后，学者及实际应用者采用了各种方法对产出缺口(或潜在产出)进行估计。而目前对于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计，主要有线性趋势法、HP滤波、BP滤波和状态空间—卡曼滤波法(Kalman Filter)四种，本文采用单变量状态空间-卡曼滤波法。
假设对实际GDP进行如下的分解：
在卡尔曼滤波的基础上，采用极大似然方法就可以估计上式中的各个参数。本文采用的GDP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所公布的季度数据，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用我国以1994年第1季度为基期的定基比CPI对名义GDP进行调整，得到实际GDP=(名义GDP/定基比CPI)。并且由于产出水平表现出很强的季节波动特点(通常第四季度的GDP占全年的比重超过40%)，因此在估计前，我们采用X-12方法对数据进行季节性调整，最后得到剔除季节性因素后的实际GDP。本文利用此方法得出潜在产出及产出缺口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3.通货膨胀率的估算
本文选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估算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因为目前能找到的CPI原始数据只有月度数据(CPI月度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所以我们采用三项移动平均法来求得季度数据，再根据四项移动平均求得平均CPI通货膨胀率。在图1中，CPI表示简单的实际CPI通货膨胀率，E_PI表示预期平均通货膨胀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平均CPI通货膨胀率比简单实际CPI通货膨胀率更为平滑，更能反映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在模型估计时，使用平均CPI通货膨胀率作为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代理变量。
4.财政赤字/GDP、汇率
对于财政变量，本文选用财政赤字/GDP作为代理变量。而关于汇率的变量，本文涉及到两个，其中实际汇率(e)我们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加权平均汇率代替，这里同样用我国以1994年第1季度为基期的定基比CPI对名义的加权平均汇率进行调整得到实际汇率。汇率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
图1
(二)结果分析
在数据选择完之后，我们根据上一节模型设定形式，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对财政变量——财政赤字是否显著影响名义利率进行检验。由于模型包含预期变量，因此如果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就不能得出有效的模拟结果，为此这里采用广义矩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对方程进行估计。
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指数趋势和克服数据中的异方差问题，我们对所有变量都取自然对数。从选取的所有变量的实际数据看，都有随着时间而增长的趋势，为了消除伪回归的现象，在建立模型之前，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果变量是平稳的，用变量的水平形式建模。如果变量是差分平稳，则要以变量的差分形式建模。对各变量从1995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第二季度季度数据，取自然对数后的序列进行平稳性判定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
从上表可知，除了实际有效汇率、名义汇率和名义利率是一阶差分平稳之外，其他变量均是原序列就已经平稳。因此，我们用平稳的ΔR和Δe分别取代IS曲线方程中不平稳的R和e，这样IS曲线方程变为：
而由前一章可知Phillips曲线方程为：
现在我们利用两步最小二乘法来估计由上述两方程定义的系统，同时运用GMM法来修正标准误差。顺便提一下，我们这里利用名义利率代替实际利率来得
到泰勒规则。表3和表4分别为方程(23)和(24)的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显示J统计量的值为0.287(p值为0.176)，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模型的假设。方程(23)和(24)中的所有参数都非常显著。除了滞后两期的产出缺口，其他系数的估计值都显示预期的符号，在方程(23)中产出缺口的滞后两期显示了相反的符号。Carneiro和Wu(2002)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要控制产出时间序列呈现的强烈的季节性所必然发生的。实际汇率改变的正的系数表明国内货币的贬值。
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间接的。每季名义利率1%的增加将会对产出缺口产生负的2.649%的影响。而假设产出缺口下降1%，则将导致通货膨胀率降低0.016%。因此，名义利率的1%的增加最终将导致通货膨胀率0.042%的降低。
财政赤字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也是间接的。每季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将导致产出缺口下降0.016个百分点，而产出缺口下降一个百分点使得通货膨胀率也下降0.016个百分点。因此，财政赤字的1%的下降最终将导致通货膨胀率0.0003%的降低。这种对经济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但它却是统计显著的。
这里我们利用刘斌(2003)计算出的贴现因子β=0.99，并假定损失函数中产出相对于通货膨胀率的权重λ=1。现在我们把参数β和λ的值以及上一节表3和表4中参数的估计值代入(22)式中有：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对FTPL理论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理论相关的概念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基于IS和Phillips曲线，在其中加入财政变量，构建出一个新的模型，进而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推导出含财政变量的最优货币规则。目的在于检验财政变量对我国的价格水平和实际利率是否有显著的影响，为经验性地检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本研究以我国199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2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Eviews等计量统计工具进行实证分析，构建相关变量间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模型各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对理论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赤字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是间接的。每季节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将导致产出缺口下降0.016个百分点，而产出缺口下降一个百分点使得通货膨胀率也下降0.016个百分点。这种对经济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但它却是统计显著的。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都已经系统地展示了内部或外部的宏观经济不平衡性，这种状况导致了实质的通货膨胀。为了削弱这种作用，决策者诉诸稳定化政策。这些政策频繁导致内部或外部的债务不平衡。对于债务存量不平衡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可能协调不一致。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而货币当局目前为止还一直仅从货币政策考虑通货膨胀问题，这对我国的经济未来的发展很不利。因此，本研究认为，我国政府应该从财政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通货膨胀问题，而且本研究的结论也表明政府在制定治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根据当前经济状况来选择相应的宏观政策。只有协调好了财政与货币政策，我国的经济才能保持稳定，这样我们才能有序地解决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