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梅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徐璋勇，经济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两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净利差(Net Interest Margins, NIM)不仅是商业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而且是衡量商业银行效率的重要指标(Demirgiiu－Kunt, 1999)，越来越被学界关注。净利差反映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中的交易成本，高利差往往意味着效率损失(Saunders and Schumacher, 2000)。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研究净利差的决定因素以及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可以揭示出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影响商业银行存贷款定价的因素，不仅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并改善经营管理水平，而且也有助于金融监管当局更加全面的了解本国银行业的发展水平，进而实施有效的利差管理，提高监管效率。本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银行净利差决定因素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梳理。
一、银行净利差的测算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以来，利率在金融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日益重要，关于存贷款之间的净利差问题也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净利差的定义目前学界并未取得一致看法。①Ho & Saunders(1981)把净利差等同为价差(Spread)或一种溢价(Mark－up)，即等于(利息收入/银行资产)-(利息支出/银行负债)，此后的研究者如Mcshane & Sharpe(1985)，Allen(1988)等也基本遵从了这一界定。但Angbazo(1997)指出，虽然净利差和价差都能反映出银行管理信贷风险和利率风险的能力，但并不完全一致，他认为与spread的计算不同，NIM应理解为(利息收入-利息支出)/生息性资产。Demirgiiu－Kunt & Huizinga(1999)则进一步对事前价差(Exante Spreads)和事后价差(Expost Spreads)做出了区分，认为考虑了违约风险的事后价差更适合于衡量银行效率。Brock & Suarez(2000)在研究中更是系统列出了三组狭义和广义上关于净利差的测算公式，经过对比分析后认为，(利息收入+佣金收入)/所有生息资产-(利息支出+佣金支出)/所有生息负债，②更能反映出金融中介的真实交易成本。
二、银行净利差决定的理论模型
银行净利差决定的理论模型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Ho & Saunders(1981)提出的交易者模型(Dealer Model)，后经Allen(1988)等扩展并完善；另一种是基于Klein(1971)等基础上的银行公司微观模型(Micro－Model of the Banking Firm)。
(一)Ho-Saunders的交易者模型及其扩展
1.Ho-Saunders的交易者模型(Dealer Model)
虽然Samuelson早在1945就指出了利率波动与银行资产组合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但直到1981年，Ho & Saunders系统提出交易者模型的理论框架，这才为此后关于银行净利差决定因素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该模型假定银行作为一个风险厌恶的交易商，在一个简单的单期模型中，即使期初设定好存贷款利率，但由于贷款需要的资金和存款提供的资金在时间上存在着不匹配性，这使得银行不得不面临一定的利率波动风险。因此，银行必须在满足流动性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存贷款利率来减少由于存款供应与贷款需求不匹配而带来的损失，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其模型经推导得出如下形式：
其中，s表示净利差，a和b是对银行为公众提供及时性存贷款服务而面临利率风险的补偿。第一部分α/β代表银行在完全风险规避时的利差，即纯利差。较大的α和较小的β，即α/β较大，意味着银行在市场中面临着相对无弹性的贷款需求和存款供给函数，也就是说银行在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银行在市场中垄断势力越强，净利差就越大，反之，当市场竞争程度越高时(低α/β)，净利差就越小。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纯利差的风险调整，取决于三个因素：(1)R表示银行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2)Q表示银行交易规模大小；(3)表示存贷款利率的瞬间波动。第二部分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银行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银行的交易规模越大、利率波动越大，银行的净利差就越高。因此该模型表明，净利差是银行交易面临着不确定性的补偿，其大小取决于四个因素：市场结构、管理者厌恶风险程度、交易规模和利率波动。
2.Ho-Saunders模型的扩展
Allen(1988)进一步放宽了Ho-Saunders模型中贷款同质性的假设，认为银行贷款产品或服务是多样化的，应该考虑存在贷款异质性(Heterogeneity)条件下对银行净利差的组合效果。通过模型推导，认为银行存在不同类型的贷款产品或服务时，多种贷款产品之间的竞争性，即不同贷款项目之间的需求交叉弹性将会导致银行利差的降低。该研究为此后银行信贷业务应当多元化和提升非利息收入比重等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模型上的支持。
Angbazo(1997)沿着交易者模型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考虑了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对银行最优净利差的影响。模型认为商业银行会倾向于要求更大的净利差以补偿高违约率和利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最优利差模型表明，银行的净利差由市场结构、银行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交易规模和存贷行为的风险决定，而银行存贷行为的风险又由信用风险、货币市场利率风险以及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交叉影响决定。如果一家银行面临较高的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的话，会选择较高的贷款利率，从而获得较高的利差。
Maudos & Guevara(2004)又更进一步将商业银行运营成本纳入分析框架。在考虑了银行运营成本后，该模型认为即使商业银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且不考虑信用和利率风险，商业银行也需要一定的净利差用以补偿其运营成本，这为银行净利差的存在做了另一层面的解释。
为了解释商业银行现代业务对银行净利差的影响，Valverde & Fernández(2007)在Allen(1988)异质性产品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银行业务区分为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其他非传统业务(中间业务)，并在模型中引入动态性，认为商业银行净利差的影响因素除了市场结构、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交易规模、利率波动、银行不同产品的需求交叉弹性之外，中间业务活动会明显改变银行收入结构，即降低了净利差，增加了银行非利息收入。
Maudos & Solís(2009)在研究墨西哥的银行系统时建立了一个综合模型，在Ho－Saunders(1981)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将Maudos & Guevara(2004)模型中的运营成本和Valve
rde & Fernández(2007)中的非传统业务两个因素同时纳入了分析框架，以对银行净利差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银行净利差除了受到信贷和利率风险影响外，更主要的是受到银行市场垄断势力、运营成本和非传统业务的影响，市场垄断势力越强、银行运营成本越高，则银行会要求更多的净利差，而非传统业务发展则与银行净利差呈反向关系。
(二)银行公司微观模型(Micro－model of the Banking Firm)
与前面介绍的Ho et al.基于Stoll(1978)的买卖价差(Bid－Ask Prices)模型不同，Zarruck(1989)，Zarruk & Madura(1992)，Wong(1997)等在Klein(1971)等提出，银行公司微观模型的基础上，根据厂商效用最大化原则，认为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中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其主要作用是使存贷款的需求和供给同时达到市场均衡。
Zarruk(1989)认为，在风险厌恶的合理假设下，银行净利差与银行资本数量正相关，即随着核心资本增加而增加，但却随着银行存款的波动而减少。③Zarruk & Madura(1992)进一步认为，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的要求会对银行净利差产生负面影响。由于银行资产质量与净利差成正向关系，贷款损失增加意味着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因而会对净利差有负面影响。
与Zarruk(1989)和Zarruk & Madura(1992)只分析某一风险影响的单因素模型不同，Wong(1997)建立了一个在多重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条件下银行最优NIM决定理论模型，该模型不是对前者的简单延续，而是与Ho等人的交易者模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可以认为是对两大模型兼容的一种尝试。该模型证明NIM与银行风险规避程度、市场垄断势力、运营成本、面临的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等因素呈正向关系，同业拆借利率的影响取决于该银行在拆借市场中的位置；当利率风险不明显时，对银行资本金的要求会减少净利差，否则影响将不能确定，而在同等条件下激励问题的引入则会降低银行净利差水平。
三、银行净利差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关于商业银行净利差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以交易者模型为理论基础展开的，我们将分地区进行讨论。
(一)对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的研究
Ho & Saunders(1981)运用构建的交易者模型，并以美国商业银行1976－1979年13个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表明由于银行在交易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净利差总是存在的，且与利率的波动性正相关；若把所观察的银行分成大银行(Large Money Center Banks)和小银行(Regionally Oriented Banks)两组，发现小银行的净利差高于大银行，原因在于大小银行的市场结构不同，大银行组中的竞争性更强，相对而言小银行在当地更具有垄断性。McShane & Sharpe(1985)根据澳大利亚的情况，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实证研究认为银行的市场力量越大，银行的利差也就越大，银行的利差与绝对风险规避程度、市场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和平均交易量存在正相关性。
Angbazo(1997)用美联储Call Report数据，对1989－1993年不同规模的286家银行进行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的净利差与违约风险和利率风险溢价有关。银行净利差与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的机会成本、资产管理水平、违约风险、隐含利息支付(Non-Interest Bearing Reserves)正相关，与流动性风险、贷款限制、利率风险负相关。同时Angbazo将美国商业银行划分为货币中心银行(Money-Center Bank)、跨区域银行(Super-Regional Bank)、区域性银行(Regional-Bank)和地方性银行(Local Bank)四类，④结果表明随着银行规模的不同，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的影响也不同。货币中心银行的净利差率与违约风险正相关，但与利率风险关系不明显，⑤这与货币中心银行更关注短期资产、用远期和表外工具对冲利率风险损失有关。而与此相反，跨区域银行的净利差对利率风险敏感但对违约风险不敏感，地方小银行的净利差则对违约风险和利率风险都比较敏感。
利用7个OECD国家1988－1995年银行数据，Saunders & Schumacher(2000)分析认为，银行净利差与隐含利息支付、储备金的机会成本、资本充足率、市场垄断势力、利率波动正相关。其中，美国商业银行的地域和行为限制最严，净利差就越高，相对而言英国和法国银行间的竞争最激烈。利率波动会显著增大净利差。如果宏观政策能减少利率波动，那净利差就会降低。
首次将运营成本纳入分析框架后，Maudos & Guevara(2004)分析了主要欧洲国家(德、法、英、意和西班牙)1993－2000年银行数据，研究表明市场垄断势力对银行净利差有显著影响。市场垄断势力下降和集中度降低，银行利差将下降；同时发现，相对于利率风险与信用风险，欧盟银行的净利差更多的受管理质量、产品成本、市场垄断势力影响；尤其是运营成本与净利差成正比，平均运营成本下降10％，净利差将会减少43％。因此在这段时间内，运营成本是影响净利差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Valverde & Fernández(2007)分析了包括德、法、英、意、荷、西班牙和瑞典等欧洲国家银行的数据，研究却发现相对于专业化银行，业务多样化的银行有更高的利差。与Maudos & Guevara(2004)一样，净利差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关系不显著，市场集中度与净利差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发现非传统业务收入可以“补偿”由于传统信贷业务竞争激烈而造成的利差下降。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欧洲银行市场垄断势力增加与净利差减少的矛盾现象(Cetorelli & Gambera, 2002)。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分析银行市场垄断势力时应当考虑银行业务的多样化因素，而且对利差衡量不能仅局限于利息收入，应该使用更宽泛的银行利差衡量。Hawtrey & Liang(2008)在考察了14个OECD国家的银行1987－2001年的数据后，认为工业化国家银行净利差与市场垄断势力、运营成本、风险规避、利率风险、信贷风险、隐含利息支付等正相关，而与管理效率负相关。
(二)对转型国家和地区银行的研究
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鉴于中东欧转型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了利率市场化、银行私有化进程，银行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Drakos(2003)用GLS方法来评估中东欧(CEECs)与前苏联国家(FSU)83家银行转型10年的银行效率。在考虑了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资本充足率之后，研究发现转型过程中银行净利差在减少，说明银行效率在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这些国家的银
行市场化改革富有成效，尤其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银行系统效率和银行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
Schwaiger & Liebeg(2007)的研究认为，在CEEC国家中普遍存在着道德风险行为，信贷风险比利率风险在银行利差决定中更为重要，银行净利差减少主要是由于运营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和银行非传统业务的发展，整体而言，银行利差将随着金融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而呈现下降趋势。但与Drakos(2003)研究结论不同，他们的研究中却发现在转型国家中外资银行的净利差更高，认为这主要是与外资银行较低的再融资成本相关。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研究还发现，银行是否国有对银行利差并没有显著影响，因为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国有银行在市场中的重要性下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银行会倾向于模仿私人银行行为以提高其竞争力。⑥他们的研究结论与Micco et al.(2007)的相似，即产权的重要性只在转型国家的银行中体现，但在工业化国家中却得不到支持。这样的研究结论似乎表明在经济转型初期，银行的产权结构对银行绩效有着重要影响，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化机制作用下，国有银行将不再扮演政策性支持的角色，此时产权的重要性也将下降。
在考虑银行自身因素(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率)、宏观经济环境(通货膨胀率、实际经济增长、实际短期利率)和银行产权异质性后，Claeys & Vennet(2008)对31个CEEC国家1994－2001年数据研究后认为，相对于西欧国家，CEEC国家银行有着更高的净利差，原因在于银行的低效率和银行市场的竞争条件。但随着转型国家银行信贷快速增长和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市场结构对净利差的影响在减弱。
加入产权因素后，对俄罗斯银行的研究认为，传统上决定银行利差的因素会有所差异，信用风险只对国内私有银行影响显著；规模因素对国内私人银行和外资银行有影响；市场集中度对国有和私人银行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发达国家不同)，但对外资银行显著；运营成本与风险规避对所有银行都有明显影响。
一项更加全面的研究是Kasman，Tunc & Vardar，Okan(2010)使用了从1995－2006年欧盟原有成员国、12个新加入的成员国以及3个候选国共29个国家1431家商业银行数据，并以2000年为界限分两个阶段进行研究，发现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在2000－2006年间资本充足率与净利差负相关，而且宏观变量对利差的影响也不显著；在对新旧成员国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由于法律、金融和宏观环境不同，影响银行净利差的决定因素也不尽一致，原先成员国的银行利差主要受银行层面相关数据的显著影响，而新加入的成员国银行利差却主要受宏观层面数据的影响。但随着欧盟统一的进程，这种在宏微观不同层面影响的差异可能会消失。
(三)对拉美地区国家银行的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美地区逐渐开始经济转型，解除金融抑制，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导入，净利差问题也受到关注。Brock & Rojas(2000)针对Ho等提出的理论模型，对拉美地区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等国90年代的商业银行进行了实证检验，部分结果虽然与欧美国家一致，运营成本、存款准备金要求与净利差正相关，但在拉美地区不良贷款率并不与净利差正相关，资本充足率与净利差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不同国家，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在净利差决定中的重要性也不相同。因此，不能简单的把工业化国家的模型套用在拉美地区。
鉴于外资银行规模在拉美地区的显著增加，Martinez Peria & Mody(2004)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资商业银行的参与和集中度对拉美的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银行利差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外资银行的进入可以使该国银行体系运营成本降低，进而影响净利差；而且外资银行的进入主要是通过收购而非设立新的机构，使得银行集中度上升和竞争程度下降，这对运营成本和净利差都有着显著影响。
Gelos(2009)通过对85个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包括14个拉美国家)2200多家银行1999－2002年的数据分析研究后发现，通货膨胀、银行收益税、借款者信息、银行规模和资本充足率等是决定这些国家银行利差的共同因素，但相对于新兴国家，拉丁美洲商业银行因缺乏效率、利率水平和存款准备金过高、竞争程度差等因素而使其银行净利差更高。
(四)对亚洲地区国家银行的研究
Kannan, Narain & Ghosh(2001)对印度86家银行(27家公共银行、31家私人银行、28家外资银行)的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与净利差没有关系，中间业务发展有利于净利差提升，资本在公共银行的净利差中起重要作用，不良贷款对所有类型银行净利差都有重要影响。而Doliente(2003)在对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的研究中却发现，这些国家比同期西欧国家银行净利差高0.5个百分点，贷款质量、流动性资产、抵押品、运营成本、资本充足率、利率波动和市场结构等是影响银行净利差的主要因素。
(五)全球银行净利差的比较研究
Demirgiiu－Kunt & Huiainga(1999)用更为广泛的跨国间数据(包括80个国家1988－1995年数据)，在分析银行自身特征和银行周边环境对利差的影响后认为，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相对于国内银行而言有着较高的净利差和利润，宏观经济条件如通货膨胀与银行净利差正相关，高利率意味着高利差和利润，这一切在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就金融结构而言，银行集中度与银行利差正相关，股票市场的发展则会降低银行净利差；制度因素如信贷权利(Credit Right)、法律规则、破产和准备金等在发展中国家对净利差和利润的影响比其在发达国家对净利差和利润的影响大。
Demirgiiu－Kunt，Laeven & Levine(2003)进一步用1995－1999年72个国家1400多家银行的数据分析了银行规则、集中度和制度对银行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严格的银行规则(如对银行进入和银行活动的限制)可以提高银行净利差；但在考虑了国家制度(如经济自由度、产权保护等)后，这种作用却不明显。银行业集中度与净利差的关系更加复杂，就银行层面而言，行业集中度与净利差显著正相关；但是加入规则约束和宏观条件后，这种关系在减弱。总体而言，银行净利差受银行自身因素(如规模、杠杆率、商业类型、产权结构等)、银行市场结构、宏观经济条件如通货膨胀、税收和监管、金融结构以及法制
等制度因素影响。
在Demirgiiu－Kunt(1999，2003)研究的基础上，Dietrich et al.(2010)用1994－2008年96个国家的数据，重点考察国家层面的宏观治理因素对银行净利差的影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把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发现决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银行利差因素有着显著差异，其中治理因素(债权指数、执行效率、合约执行时间天数、法律规则、信息分享机制等)对发展中国家银行利差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而言，银行层面因素(运营成本、贷款损失率、存款准备金要求、行业集中度等)对发达国家银行利差的影响更大。
(六)对国内银行净利差决定因素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利率存在着较为严格的管制，利差问题并没有引起学界重视，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净利差决定因素的研究也开始关注。黄国平等(2007)在构建的理论模型中认为，存贷款利差的合理水平取决于违约率、损失率、流动性风险、资本缓冲与信贷类资产的比率，以及无风险基准利率。周开国等(2008)以Ho(1981)提出的交易者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平均运营成本、资产规模和其他因市场不完美引起的因素，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净利差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市场竞争结构是商业银行净利差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平均运营成本、交易规模、隐含利息支付、准备金的机会成本与净利差正相关；而管理效率、资产规模、风险厌恶程度、信用风险与净利差成反比。
周鸿卫等(2008)利用中国26家商业银行1999－2006年数据进行分阶段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1999－2004年间，对我国商业银行净利差影响显著的因素有存贷基准利差、银行资本充足性、经营成本、储备的机会成本；2005－2006年间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净利差比较显著的因素有违约风险、资本充足性、经营成本、储备的机会成本、资产管理质量、流动性风险等。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价格行为不仅受基准利率的影响，而且与各种风险因素和资产负债管理有关，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自主定价的能力正在逐步形成。
考虑到市场垄断势力及中间业务等因素对银行利差的影响，赵旭(2009)借鉴Valverde & Fernandez(2007)的方法，估算了中国15家主要商业银行1998－2006年的存贷利差、会计利差和边际利差，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的实际存贷利差简单平均为3.91％，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利差基本处于一个适中且偏高的水平，且呈上升态势。在对影响银行利差的主要因素分析中发现，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中间业务发展对银行利差影响不显著。国有商业银行机会成本与银行利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利差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而反映市场竞争水平的市场结构变量对银行利差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在做市商模型的基础上，程茂勇、赵红(2010)运用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我国银行利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市场垄断程度、运营成本、风险规避程度、利率风险与信用风险的交叉项、交易规模、中间业务的佣金及费用、运营效率等因素在各种情况下均与利差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动态回归分析显示上一期利差对本期利差也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市场垄断势力、运营成本对利差的影响最大。
四、文献简要评述与启示
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于净利差的计算尚无完全一致的方法，对于净利差决定因素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微观层面受到如银行规模、资产质量、运营成本、信贷产品、管理水平及其面临的利率风险、信用风险等影响；二是在行业层面上与市场结构、市场垄断势力及产权特征等因素相关；三是受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法律制度等宏观经济层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相同因素所起的正反作用并不一致，而且不同因素所起的重要程度也不尽相同，这可能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相对而言，由于发达国家制度基本稳定，因而微观基础环境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商业银行的利差影响更大，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由于制度转型，宏观制度环境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甚至对同一国家或地区而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因素对银行净利差的作用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研究中应当区别对待。
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稳定的经济制度背景，净利差作为金融中介机构成本的反映，利差水平及其波动性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用净利差来衡量商业银行资产经营效率有其不足，应与其他指标共同使用。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宏微观因素在净利差决定中的重要性也不相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工业化国家商业银行净利差模型简单套用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中(Brock & Rojas，2000)，尤其是在中国银行业制度转型与利率尚存在一定管制的背景下，存贷利差水平仍难以完全反映出资金的真实供求状况。⑦虽然目前国内对商业银行净利差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其决定因素展开实证分析，这对理解中国银行业的利差问题有促进意义，但在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的过程中，中国银行业运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我们对银行净利差水平及波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就不能仅满足于对西方国家已有银行利差模型的简单套用，而更应当注重中国银行业利差演进的内在制度逻辑及其在中国现实中所特有的经济内涵，这是今后研究的方向。对于货币政策中是否应当关注净利差波动的问题，目前学者们研究的也较少而且意见不一。不管怎样，我们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中银行净利差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不可否认利差水平的这种波动会对银行产生不同的冲击效果，进而也对整体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除了本文所介绍的净利差外，在银行利差中，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使用毛利差的概念，即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净利差与毛利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国内学者李波(2005)区分了毛利差与净利差。
②其他的几种测算公式分别为(利息收入/贷款总额)-(利息支出/存款总额)、(利息收入/所有生息资产)-(利息支出/所有生息负债)、(利息收入+佣金收入)/贷款-(利息支出+佣金支出)/存款、(贷款利息收入/贷款)-(存款利息支出/存款)、(利息收入-利息支出)/总资产。
③Zarruk(1989)的结论还发现，运营成本增加对银行利差影响无法确定，而且大型银行的利差将更高，这与Ho(1981)的经验研
究所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
④该文中的货币中心银行参照美国标普公司(1993)和Keefe(1993)等的标准，是指如花旗等29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型商业银行；跨区域性银行是根据美国商业周刊(1993年5月3日)的银行排名，是除了货币中心银行外的跨州经营的90家大型商业银行；区域性银行是总部设在区域金融中心，资产在100亿~250亿美元的银行；地方性银行是小型银行，如同社区银行，资产规模大约在10亿~100亿美元。
⑤Hanweck and Ryu(2004)利用1986第一季度到2003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同样证实了这一关系，相对而言大银行更容易受信用冲击，受利率或期限结构冲击更弱。
⑥Schwaiger and Liebeg(2007)认为，这与研究样本的时间段有关，在Drakos(2003)的研究中使用的样本数据为1993~1999年，此时CEEC国家正处于转型时期，而他们的研究样本数据是2000~2005年，这时期这些国家已经基本完成转型，经济快速发展，开始向工业化国家逐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