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历来都有主流与支流之分，但是，所谓主流与支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更迭的。就公共行政学而言，以“新政”为分界，公共行政研究的主题从市政管理变为国家行政，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也产生了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等概念，但公共行政概念的中心地位则是不受动摇的。上世纪50年代后，主流公共行政研究再度把视线从国家中的行政现象转向了组织中的管理现象，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一批以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务为名的研究生学院的建立，公共行政的概念则逐渐被边缘化。为此，一批年轻的公共行政学者发起了“新公共行政运动”试图重振公共行政的概念，但收效甚微。尽管这场运动培育出了一批坚持公共行政取向的学者，也揭开了公共行政规范研究的新篇章，却无力改变主流公共行政学界‘‘去公共行政化”的趋势。随着哈佛、伯克利等居于美国大学体系中心地位的名校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务学院并与实务界建立起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之后，公共行政学的建制不断地滑向既有大学体制的边缘，以公共行政为主题或取向的研究也被新的学术时尚所抛弃
新兴的政策科学家们乐观地认为，政策分析将成为政府中的一项新职业，因而，政策学院及政策研究必须以培养政策分析员为己任。(1)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政府工作在性质上只有很少_部分属于分析工作，绝大部分都属于行政或者说管理性质的。因而，即使政策分析能够成为—项政府职业，其“市场”规模也是非常小的，如果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政策学院都致力于培养政策分析员，那么，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就是，其中的很多政策学院很快就会被市场所淘汰。因此，政策学院必须将重心重新调整到行政或者说管理的方面上来。如此一来，政策学院和政策研究又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院及其研究有何区别?如果没有，它们将如何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在这些现实的追问下，公共管理的概念成了这些政策学院既强调行政管理的内容又与传统公共行政学院及其研究保持必要距离的两全选择。事实上，正是借助于这些政策学院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度走向沉寂的公共管理概念也得以重生，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公共_、起源于公共政策学院的‘‘公共管理”
在20世纪40年代“公共管理”的概念曾一度流行过，但是，学者们并未赋予其不同于公共行政的独特含义，所以，50年代以后，这一概念在学术文献中的出现频率明显下降。当然，由于1926年由《市政经理杂志》更名为《公共管理》的刊物一直存在，也就使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没有消失。事实上，弗雷德里克森在《通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中就使用了这一概念，而在明诺布鲁克会议之后，弗雷德里克森还多次在《公共管理》杂志上发表过介绍新公共行政思想的文章，意欲表明新公共行政运动在当时并不排斥公共管理的概念。不过，从理论上看，作为一场旨在维护公共行政概念的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与公共管理的概念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尽管它没有对这一点加以论述。20世纪80年代公共管理概念的再度流行是与新兴政策学院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这一概念的流行是政策学院发展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哈格罗夫(ErwinC.Hargrove)所说的“‘公共管理’是各公共政策研究生院与APPAM(公共政策分析与管理协会)所使用的一个专门术语，其所指的是过去被称作‘公共行政’的东西。
如果哈格罗夫的说法是准确的，如果这些政策学院所使用的公共管理概念所指的就是公共行政，那么，为什么又不直接叫它公共行政呢?对此，波兹曼的分析是：“政策学院过去所着重的是正式的定量分析，尤其是应用经济学。不过，它们开始日益认识到了一种严重的局限：公共部门对于正式定量分析或政策的‘宏大设计’的需求极小，而其对于管理的需求则是很大的。政策学院需要某种类似于公共行政，但又不属于这一‘老式的'手艺导向的东西。于是，公共管理就作为一种解决方案而被发明了出来。19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员们开始使用公共管理的概念，并开始构想(如果还没有开始实施的话)公共管理的课程了。威尔达夫斯基也看到“有些学院(如哈佛的肯尼迪学院与马里兰大学的公共事务学院)开始更加强调管理的重要性。目前来说，这意味着在常规课程之外少量增加公共部门会计与财务(征集收入、借款、还债、投资、以及通过支出分配控制内部运作)的课程。通过置换一个词语，即从‘行政’到‘管理'公共行政的旧世界在‘公共管理’的新名号下得到了复活。〔5〕在这两段话中，波兹曼与威尔达夫斯基都指出了公共管理概念从政策学院中兴起的事实，但他们对于这一事实的看法则不尽相同。威尔达夫斯基倾向于哈格罗夫的观点，认为这种变化只是“新瓶装旧酒”，并不包含内容上的进化。因此，所谓公共管理其实也就是公共行政。但是，根据波兹曼的分析，政策学院所采纳的公共管理概念则是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概念有所不同的。尽管他们对公共管理这一概念的认识不同，但都把这一概念的使用与政策学院联系在了一起，这应当是合乎客观事实的。实际情况正是，公共管理的概念是被作为政策量化分析不足的补充而被提出来，并加以使用的视角。所以，阅读这一时期的文献，可以发现，公共管理的概念是经常性地出现在政策分析的文献中的，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完全量化分析的政策分析途径。
1979年，APPAM正式成立，1981年，该协会将旗下两大杂志《政策分析》与《公共政策》合并为《政策分析与管理学报》，无论在职业团体还是在专业杂志的名称上，“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都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表达。1982年，在新的《政策分析与管理学报》上，APPAM主席、兰德公司公共政策研究生院院长沃尔夫(CharlesWolf)发表了题为《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的文章，提出了“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是一个新领域”的观点，认为这一领域“有六大特征可以把我们的领域同与其相近并对其发展作出了贡献的其他学科和专业区分开来。……第一，政策分析比经济学或操作研究更加关注更为广泛的政策问题，因此也更关注分析的跨学科方面。……第二，政策分析比政治科学或公共行政学更具有定量性、统计性与更加数学化。……第三，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比系统分析和操作研究更加关注政策的执行和管理，视其为好的分析的入门与构成部分。……第四，政策分析比经济学更加关注规范性问题、客观职能的替代性说明、公平(包括其极其广泛的解释与标准)、伦理以及道德困境。……第五，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经常并日益与涉及工艺学、工程学以及自然科学的问题和选择联系在了一起。……最后，政策分析已经与编程实验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6〕在这段话中，政策分析的出现频率显然比公共管理要高，且公共管理总是尾随政策分析而出现的。这表明，公共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策分析的一个途径，或者说，政策分析是当时政策学院研究与教学中的基本内容，而公共管理则是从属于政策分析需要的另一项内容。不过，在稍后一段时间内，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的从属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开始获得了不同于政策分析的管理内容，再到后来，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的关系甚至出现了颠倒。总的说来，公共管理这一概念在政策学院中的成长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属于政策分析到作为政策分析之补充再到包含了政策分析的过程。
在政策学院的教学与研究体系中，公共管理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内容也体现在政策学院的课程设置中。比如，在杜克大学的公共政策硕士(MPP)项目中“其核心课程包括政策过程、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决策分析、数据分析、评估)、伦理学、宏观经济学以及一个政策分析研讨会。在这些核心课程中增加了一门一学期的公共管理调查课程，此外，学生们还被要求从一份包括高级调查课程、预算或财政管理的选修名单中选择一门额外的公共管理课程。哈佛的MPP核心课程包括公共政策的哲学与实践、政治与组织分析、决策分析、经验分析(数据、研究设计)
以及一个政策研讨会。这一核心课程也被加上了_门_学期的公共管理调查课。此外，学生们还可以选修大量更加专门化的公共管理课程，包括核心调查的进级课程。在埃尔默尔(RichardF.Elmore)看来“使管理与政策分析杂交，制造出了_种显著不同于公共行政的混合物。这些差异可以被总结为以下三点。第_，由于其与经济学理论的原初‘契约'政策分析对政府干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CharlesSchultze称之为一种‘可辩驳的假定'即‘实施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理想模式是通过……私人性质的志愿安排——简言之，就是‘私人市场'政策分析大体上就是在‘界定使这一假定真正可以辩驳的条件'……第二，政策分析是规定性的和政策驱动的。这种对于好的决策及围绕它的分析框架的专注，意味着公共管理更有可能将管理者视为决策制定者，并告诉学生，他们作为管理者的职责就是分析与决策，或是作为那些分析与决策的人的下属。……第三，政策分析与政策一行政二分没有任何关系。……通过将学生视为决策制定者，或决策制定者的咨询对象，而不是决策制定的观察者或对象，公共政策项目表达出了一种政府就是政策制定的观念。……换句话说，管理就是政策制定。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作为一个主要在政策学院中得到使用的概念，公共管理被赋予了强烈的政策内涵与市场属性，在这一点上，它有着不同于公共行政概念的内容，至少“‘公共管理’思想中不存在传统公共行政思想中极为常见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
当然，正如公共行政学者在公共行政的概念上也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解读，政策学院中的那批学者们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彼此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产生于1960-1970年代的美国的新的公共政策研究生院(尤其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将‘公共管理’引入了它们的课程安排之中，正是这_举动使这一概念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通货，并引起了_场新的学术运动。这场运动将其自身与在前一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公共行政学院以及大学中流行的正统的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途径区别了开来，正如15、16世纪的新教教会将它们自己与旧的教会体制区别开来一样。到了1980年代‘公共管理’的概念已经约定俗成地可以同时用来指称一种活动与一个研究领域，尽管它相对于公共行政与一般管理科学的独特性仍然是难以捕捉的。作为一个概念，就像之前的公共行政一样，由于被用于学院及其课程中，由于频繁地出现在期刊与书籍中，由于一些会议机构用来命名，公共管理日益为人们所熟知。”‘‘在1980年代，在关于公共部门的著述中，公共管理倾向于取代公共政策分析而成为一个支配性主题。可见，通过这些影响广泛的公共政策学院的活动，在公共行政研究史上一度流行又一度沉寂了的公共管理概念不仅得到了复活，而且被深深地嵌入了既有的大学体制与社会科学体系之中。
二、作为研究主题的‘‘公共管理”
随着公共管理的概念进入了各大公共政策学院的核心课程，以公共管理为题的相关文献也迅速地增多起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戈伦别夫斯基从1960年代就开始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波兹曼出版于1979年的《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以及佩里与克莱默(JamesL.PerryandKennethL.Kraemer)出版于1983年的《公共管理：公共与私人部门的观点》等。〔12)这些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公共管理已经从—个学术概念变成了一个特定的研究主题。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管理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官方、非官方的研究机构的重点关注。1975年，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下设的StudyCommitteeonPolicyManagementAssistance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将公共管理分为政策管理(包括资源分配的战略性问题)、资源管理(包括预算、人事等行政辅助职能)、以及项目管理(包括公共项目的日常运作与执行)三大范畴。这一三分法在吸引那些希望整合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的群体上是相当成功的。”〔13〕接着，1978年和1980年，GeorgetownPublicServiceLaboratory与国家公共行政学院(NAPA)分别进行了两项调查，欧弗曼(E.SamOverman)和加森(G.DavidGarson)在评价这两项调查时说：“乔治城调查将公共管理的要素分为：人事管理、人员规划、集体议价与劳资关系、生产率、组织/重组、财务管理以及评估研究。NAPA调查采取了一种更广泛的途径，只描绘了公共管理的三大要素：人事行政、生产率以及财务管理。〔14〕可以看到，这三份研究报告都提到了公共管理，并各自表达了对公共管理的认识。显然，1975年的报告对公共管理的描述反映了政策学院中的新情况，而1978年与1980年的两份调查则体现了更多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特征。虽然在对公共管理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公共管理作为研究主题与研究对象的地位已经被确立了下来，从而为其含义的进一步丰富和明晰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次调查都是由联邦机构资助进行的研究，也就是说，它们的研究对象属于官方机构的研究成果，所以，所呈现给读者的也是官方研究机构对公共管理概念的理解，至于学术界是如何看待这一重新流行起来的概念，在这三份研究报告中都没有提及。有鉴于此，1980-1981年，NationalAssociationofSchoolsofPublicAffairsandAdministration组织了一项新的研究thenationalpub-licmanagementresearchsurvey(NPMRS)，对于学术界的公共管理研究做了一次系统的整理和调查。这次调查的最终成果反映在加森和欧弗曼的《美国的公共管理研究》(PublicManagementResearchintheUnitedStates)〔15〕一书中，他们认为“公共管理根源于公共行政的思想传统。〔16〕因此，要弄清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公共行政学的基本历史脉络。为此，他们回顾了自古利克提出POSDCORB以来的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状况，并发现，‘‘在一份完成于锡拉丘兹大学的先知性的博士论文中，华尔德(EmanuelWald)通过对整个美国的公共行政学者进行的调查而勾勒出了公共行政学在两个维度上的特征。华尔德所描述的关于公共行政学未来的意见模式，表明了一边是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另_边是管理与政策科学之间的分裂，并如他所说，反映了‘公共行政领域中行为主义与非行为主义的传统对立’。”17)“正是由于公共行政学两大传统的分裂，公共管理才搭着政策科学的顺风车而获得了独立的发展。政策分析将政府的政策与项目作为其分析单元，公共管理则聚焦于贯穿在各政策和项目领域的政府行政职能和过程。政策分析学者已经将其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把全部行政与管理问题都包括进来的地步，政策执行与政策效果等问题也在同等范围内被纳入到了公共管理的视野之中。”18〕也就是说，独立于公共行政学的公共管理研究从政策科学中产生了出来，并通过与后者的互动而开始了最基本的自我建构。
在对NPMRS调查的认真整理中，欧弗曼和加森总结出了当时公共管理研究的六大特征：
第一，“公共管理仍然与关于行政的科学管理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二“公共管理信奉关于公共行政的更为理性化和技术性的解释。……公共管理仍然代表着对于今天的公共管理和政策问题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救治方案。大多情况下，公共管理回避了对公共行政所作的新自由主义解释。在所调查的公共管理研究中，‘新公共行政运动’所倡导的社会正义价值、公平与责任的标准等并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而是仍然局限于作为政治理论的公共行政探讨之中。很少有研究会认为公共管理最终是一个政治理论的问题。……公共管理研究通常所遵循的，是西蒙在1946年描述的作为一种行政理论之途径的理性方法论。
第三“公共管理以一套相对狭窄的评价标准反映了经典的行政原则。……古典公共行政的基础是采纳自私人部门的经济与效率的标准。行政诸原则——专门化、统_指挥、控制幅度——的目的就是最大化这些行政标准。……效能(effectiveness)是公共管理研究所使用的最主要标准，效率(efficiency)则远逊于此。在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公平与责任的标准出现的极少。效能标准维护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并通过衡量的与预先设定的目的和目标有关的管理效能而回避了规范性问题。对这些目的和目标的证明，更多属于政策研究和政治科学的范围。根据我们所使用的变量所展现的当前的公共管理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政策执行与影响的效能。
第四“公共管理不是关于与政治背景相分离的行政的研究。”
第五“公共管理在其方法与技术应用上与公共政策分析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政策与管理研究的适当类比是经济学中关于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分。政策研究所强调的问题多是处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宏观层面，而管理问题则主要处于组织或微观层面上。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的联姻不只是出于概念上的方便，而是包含了对许多技术的共享，诸如成本/收益和成本/效能分析、PERT、MBO、ZBB等等。
第六“公共管理是一种拥有多学科来源的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命题的应用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应用性学科，公共管理从所有领域和学科中挖掘其理论，但与公共行政学一样，它现在也发展出了某些自己的理论。……然而，在大多情况下，也许是由于公共管理研究很少表现出理论检验性，本样本中各种研究背后的理论是模糊不清的。大多数研究都采取了案例研究或多案例研究的方法，这对于研究目的的应用性质和使研究与一种组织背景相关联的需要而言，是更为适当的。”
总的来说，在上述六大特征中，“前三者将公共管理置于了一个理性和科学的领域之中，它所关注的是技术与效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公共管理仍然处于科学管理和行政科学的传统之中。后三者则强调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政治维度，强调它与政策研究和政治科学等学科中更为广泛的主题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公共管理超越了传统的分析，并可以宣称，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综合。”
既然公共管理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分析，并代表了_种新的综合，那么，它是否已经完全取代了公共行政研究呢?欧弗曼与加森并不这么认为，相反，在他们看来，这次调查所显示的情况是：“公共行政既包括公共管理也包括公共政策，其中，公共管理扮演着一种至关重要的角色。……公共管理既不是科学管理也不是行政科学，尽管它仍然受到了它们的极大影响。它也不是政策分析、新公共行政或更新的框架。公共管理是一种关于公共行政一般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它体现了理性一工具导向与政治一政体关注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其本身而言，它试图解决理论与实践、经济与社会政治价值的关系问题，并试图统合行政中集体性的与个体性的、心理性的行为之间的关系。”(21)‘‘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是两个相互重叠的领域，且它们都是公共行政的部分。”(22)根据这一意见，作为_个研究主题的公共管理仍然处于公共行政的传统范围之内，并且，它既不等同于公共政策和政策分析，又与后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往往并不回避对许多不同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价值的关注。当然，学者们对公共管理的概念是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的，但是，他们的分歧主要在公共管理是独立于公共行政(在公共行政之外)还是公共行政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公共行政之中)方面。而在公共管理不等同于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方面，他们的意见可以说是一致的。比较而言，当时官方的研究报告把公共管理或者等同于公共行政或者等同于公共政策的做法则显得缺乏科学意识。尽管学者们在公共管理的概念认识上难以取得一致，但在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方面，却形成了基本共识，那就是，大家都接受公共管理研究有两种不同途径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