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对“乌托邦”这一高频用语进行概念分析，追溯其词义的演变与沿革。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乌托邦”有三种传统用法，皆有片面之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e.布洛赫等人为“乌托邦”一词提供了新的用法。但只有布洛赫在其系统性的哲学探究中，使“乌托邦”真正上升为一个中性的哲学概念，其结果是：既划分出一块迄今为止缺乏研究的特殊的人类精神领域，又为结束“乌托邦”概念在使用中的混乱与不当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可能。
摘要：“乌托邦”在中国一般有两层含义：一、不科学；二、不切实际或不能 “兑现”. “乌托邦/ 科学”的划分标准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 实践缺乏公正；“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个标签并不妥当；“乌托邦”和“ 实干”的简单对立，易使人忘记幻想与行动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文体上来理解“乌托邦”也过于偏狭。e.布洛赫使“乌托邦”上升为一个中性的哲学概念，既划分出一块迄今为止缺乏研究的特殊的人类精神领域，又为结束“乌托邦”概念在使用中的混乱与不当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可能。
关键词：乌托邦；乌托邦的；（中性）哲学范畴；恩斯特·布洛赫 （一）“乌托邦”与“空想” （二）“乌托邦”与“社会主义” （三）“乌托邦”与“虚构” （四）恩斯特·布洛赫对“乌托邦”概念内容的拓宽（五）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对“乌托邦”一词的用法小结：何谓“乌托邦”
（一）“乌托邦”与“空想”
何谓“乌托邦”（utopia）？毛泽东时代的人把“乌托邦”一词主要理解为：空想（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他们把utopian socialism译为“空想社会主义”. 与“空想”相对立的概念是“科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与马克思主义有别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实干”（说得文雅一些即“实践”）。WwW.lw881.com何谓“空想社会主义”？教科书上说，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他们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他们的学说还不是科学、是不能实现的空想。
把乌托邦与科学对立起来理解，可以追根到恩格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史上，主要是恩格斯开创了把“乌托邦”和“科学”对立起来使用的传统。1872年5 月至 1873年7 月，他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首次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过了两年，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解释说：他们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 最后，恩格斯写了一部著名的书叫《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确立了“乌托邦/ 科学”的经典用法，自此，第二国际和苏联（尤其是在斯大林掌权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纷纷用“乌托邦”、“乌托邦的”来攻击论敌或政敌，用“科学”来标榜自己、或标榜某种“马克思主义正统”. 虽然恩格斯没有在后来那种狭窄的意义上使用“乌托邦/ 科学”这对二元概念，但他肯定用到了这个二元区分，来区分无产阶级不成熟时期（“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还很不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成熟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知道，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本人没有也不会自称是乌托邦主义者或空想家，相反，他们常常自诩为科学家、发明家、实业家等等（这一点恩格斯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恩格斯称他们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显然不是沿袭历史中某个既定的名称，而是对他们的事迹、学说做出某种评价，恩格斯的评价可以用他自己的两句话来概括：“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 所以]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乌托邦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本文把“空想的”改译为“乌托邦的”）[1] （p409）从后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所谓“乌托邦的”，意思就是“纯粹的幻想”，也即“不切实际的幻想”、“空想”，马克思一般也这么使用“乌托邦的”一词，他们都沿袭了 “乌托邦的”一词在西方日常语言中既有的一个含义：空想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编译者们干脆用“空想”来对译“乌托邦”，他们的翻译不仅将“乌托邦/ 科学”这个二元概念的内在含义用浅显易懂的词语固定下来，而且还把“乌托邦的”与“空想/ 实干”这一对日常概念更醒目地联结在一起，从而对学界、尤其是对一般民众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今天，一提及乌托邦，人们头脑中首先闪现出来的词往往是“空想社会主义”，由空想社会主义也就想到了“ 空想”，稍有学识的人或许还会想到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 年）的《乌托邦》，但他一般也就是从“空想”的意义上去理解“乌托邦”这个书名的。 “空想”在国人的头脑中一般有两层含义：一、不科学；二、不切实际或不能“兑现”.有趣的是，80年代以来，由于许多人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在中国的日常语言中，“科学”一词往往意指“客观真理”），他们干脆就暗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学说”，暗示共产主义运动是“乌托邦运动”，暗示社会主义国家是 “乌托邦”，不管是在学界还是在民间，这种现象都屡见不鲜。1998年，一份国内最红火的报纸上，有人撰文批评80年代以来“对‘乌托邦’的批判”，说“改革以来，对‘乌托邦’的批判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从‘乌托邦祭’到‘走出乌托邦’、 ‘告别乌托邦’的提法至今不衰。”作者要求重新理解“乌托邦”，但有趣的是，他仍然把乌托邦理解为“空想”，他说：“其实乌托邦无非是不能实现之事。”在中文语境中，“空想”往往和“实干”对照起来使用，意味着“不能实现、不能兑现的”. “空想/ 实干”这一对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使用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一直很关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在1843-1844 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曾在“不能实现的”意义上使用过“乌托邦的”一词，他有一句话在国内学界经常被引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p19 ），国内有很多人甚至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之为“实践本体论”，把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论），把“实践”概念的提出称为哲学的划时代革命（！？）.把“空想”和“实干”简单地对立起来，容易使人忘记乌托邦幻想与改造世界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列宁在《怎么办？》中倒是表述得很清楚）。
其实，这不全是翻译的过错，用“空想”（不科学的、不能实现的）去译恩格斯、马克思所谓“乌托邦的”，应该说是恰当的。而且，把“乌托邦”理解为“空想”并非恩格斯和马克思首创，在他们之前，西方人早就在“空想”的意义上使用过“乌托邦”一词。由马克思加以突出的是：“乌托邦的”和“实践”或“现实” 之间的反义联系；由恩格斯加以强调的是：乌托邦与科学的对立（恩格斯用科学与否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划分开来）。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同时表现为它的阶级性、党性，恩格斯的这一划分实际上包含着另一条划分标准：无产阶级还是非无产阶级，讲阶级斗争还是不讲阶级斗争；在十月革命之后，这一划分标准进一步扩展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社会主义学说，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马、恩、列、斯的社会变革方案和非马、恩、列、斯的社会变革方案，正统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这一划分标准无疑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 实践是不公正的，乃至马尔库塞说，“社会主义要从科学回到乌托邦”。
（二）“乌托邦”与“社会主义”
总的来说，以上各种关于“乌托邦”的提法，都把“乌托邦”与某种社会变革方案或某种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一提及“乌托邦”，人们往往容易把它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人们一般认为，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可是这三个人自己并不自称是“乌托邦主义者”或“ 空想家”. 恩格斯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是带有一定贬义的，是个用来定位圣西门等人的学说与实践的标签。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个标签究竟妥当不妥当。
（1 ）首先，我们得考虑，为什么能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可以肯定的是，“乌托邦”首先是一个由托马斯·莫尔虚构出来的岛国的名称，然后它才发展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概念。为讨论此问题，我们不妨追溯到莫尔的《乌托邦》。
《乌托邦》的文学形式（海外旅行见闻）和古希腊后期的游记体裁的小说很相近，但更重要的是，莫尔身处十五至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同时代的《宇宙志引论》（1507年）和《新世界》（1511年）等书都对他产生过影响。此外，柏拉图的《理想国》、耶稣的福音和训诫、原始基督教团财产共有的组织形式，这些都是莫尔写作《乌托邦》时可供参考的原型。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岛人的生活，其最大的特点是财产公有，这使他成为近代世俗社会主义的鼻祖。
莫尔不仅是世俗社会主义的鼻祖，而且还预见到社会主义可能存在的问题。莫尔借小说人物之口对公有制提出的疑问是：“一切东西共有共享，人生就没有乐趣了。如果大家都不从事生产劳动，他就爱逸恶劳，只指望别人辛苦操作。”[3] （ p45 ）
但是这种疑问在“乌托邦岛”是不成问题的，在“乌托邦岛”人人都劳动，主要是务农，其次是从事手工艺劳动，每天工作六小时，其余时间用于休息、娱乐或做学术探讨，由于没有不劳而获的社会蛀虫，每天六小时的劳动产生出足够的产品，人们按需分配，黄金贱如粪土。不过，莫尔提出的这个疑问并没有真正得到解答，实际上，这个疑问困扰着以后所有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们，这一疑问是：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的劳动热情从何而来？在未来理想社会中，维持高水准生产力的动力机制何在？
关于莫尔提出的疑问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且让我们回到正题上。
我们看到，由于莫尔的《乌托邦》一书本身就是世俗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作，这就容易使得人们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最后造出“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词。
（2 ）其次，我们得考虑，“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个标签究竟妥当不妥当，例如，当应用到圣西门等社会改革家身上时，会出现什么问题。
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1760-1852 年）、欧文（robert owen，1771 -1858年）、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 ）从来不用“乌托邦”称呼自己的著作。他们的著作主要是阐述他们的“科学发现”，详细描述他们的社会改造方案，如傅立叶，他自认为是“发明家”，是“新世界的发明人”，他把“法郎吉”（大型的生产消费合作社）的理想人数规定为一千六百二十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据他自己说，这是按照人类性格的两倍计算出来的，傅立叶喜欢在书中引用数字，以显得“科学”，但为什么性格的数目正好是八百一十，而不是八百二十，这仍然是他个人的秘密。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想法主要是建立生产消费协作社，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是空想，只要拥有足够的基金，弱势群体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呢？早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在法国的书刊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组织“协作社”的方案，据说“生活在公社中的一切人都比单独经营的人富裕得多”，欧文在爱尔兰的纽拉纳克工厂当经理期间，为工人的福利做了许多工作，工厂的股东获得的利润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增多了，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工厂不开工，工人照样可以领工资，欧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实现合理的劳动制度的好处，并向国会建议建立劳动公社以解决失业问题。现在有人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社依然是可行和必需的。如社科院博导、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唐宗焜先生说，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有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但它们背离了合作社的原则，因此他认为“合作经济目前在我国还是冷点”，有待于大力发展。[4] 如果合作制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是可行的，我们怎么能说欧文他们的方案完全就是“空想”呢？由此可见“空想社会主义”的标签是不太妥当的。
“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乌托邦（的）”是起修饰作用的形容词，在英文中这个形容词是：“utopian ”，更容易让人看出它与“utopia”的不同。变成形容词的“乌托邦”显然更象一个概念，而不象一个名称。“乌托邦的”这个概念在恩格斯那里的意思是：空想的。但由于“乌托邦社会主义”终究是个名称，是个标签，所以“乌托邦的”在恩格斯那里并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哲学概念。后来，“乌托邦的”在一些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演变成了一个与“科学的”、“实际的”等相互依赖的概念，他们急于用这个概念来打击对手，结果把“乌托邦”和“乌托邦的”可能包含的那些有价值的概念内容给遗忘了。至少，在“乌托邦/ 科学”这对二元概念中，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先天地就被不平等地对待了。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模式，没有哪一种是唯一的真理。
（三）“乌托邦”与“虚构”
自莫尔以来，人们不仅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把“乌托邦”与文学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西方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套理解方式，即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乌托邦”，把关于理想社会或未来生活的小说称之为“乌托邦的……”. 确实，西方存在着一种文学体裁，叫“乌托邦小说（或故事）”，这类小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模仿莫尔的《乌托邦》，幻想和描绘海外、未来或过去的某个理想社会，从莫尔那个时代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了大量各种类型的乌托邦小说，从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乌托邦小说，一直到只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科幻小说。
英国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 年）的《乌有乡消息》就是一部典型的乌托邦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在梦中发现自己进入了未来的英国，在那里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与社会理论相区别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虚构，也就是说作者自己知道自己在虚构，通过虚构，作者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情操以及对现世的不满和批判。《桃花源记》里的渔人偶然在山谷里发现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乐土，第二次去却再也找不着了，这篇散文余音袅袅地结束在怅惘的情绪中；《乌托邦》里的航海家则偶然闯入了海外的乌托邦岛，小说由“我”与航海家的对话构成，最后由“我”点出了整个叙述的虚构性质：“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然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 年）在《希望的原理》的导言中曾对乌托邦小说的这种虚构性质（或者说游戏性质）进行过批评：“‘乌托邦’概念一方面被不恰当地限定在过于狭隘的意义上，即用来特指关于理想国度的小说（novel ），另一方面（这也是首要的一方面），由于这些小说的明显的抽象性，‘乌托邦’概念保留了这一抽象的游戏形式，以致于独独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过程被排除在外、被移走了。”[5] 布洛赫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抽象的游戏形式”的批评显然有些过火，因为我们的幻想和白日梦不一定非得要指向现实、不一定非得要朝“美梦成真”那个方向上走，幻想和白日梦作为一种游戏有其自身的意义，再往深里说，其实人能够生活在很多世界中，如科学世界、幻想世界等，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玩法，所谓“现实世界”只是其中的一种罢了——说得通俗一点，投入地下一盘棋、打一场球、看一部金庸的小说，这些都可以说是人生。不过，布洛赫指出不要把“乌托邦”概念局限在“关于理想国度的小说”上，这倒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如科幻小说就不是关于“理想国度”而是关于“尖端技术”的，但它不应完全被排除在“乌托邦”概念所统辖的区域外。此外，布洛赫对于“乌托邦小说”的批评，还有更深的含义，也就是说，仅仅从文学虚构的角度去理解“乌托邦” 是不够的。在后面我们会看到，“乌托邦”概念确实可以在比社会理想或文学虚构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
（四）恩斯特·布洛赫对“乌托邦”概念内容的拓宽
可以肯定的是，“乌托邦”首先是一个由托马斯·莫尔虚构出来的岛国的名称，然后它才发展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概念。不过，由于“乌托邦”一开始（在莫尔那里）就是一个有特定含义（也即有概念内容）的合成词，因此它不同于“张三”、 “陆丁”、“乙醇”这类标签式的、无概念内容的专名。utopia是由“u ”和“ topia”两部分组成的，“u ”来自希腊文“ou”，表示普遍否定，“topia ”来自希腊文的“topos ”，意思是地方或地区，两部分合起来意指：不存在的地方，相当于英文里的“nowhere ”. 同时，“u ”也可以和希腊文中的“eu”联系起来， “eu”有好、完美的意思，于是“utopia”也可以理解为“eutopia ”——美好的地方（西方所谓“白云布谷乡”，中国所谓“桃花源”）。由于“乌托邦”本身就有一定的概念内容，这使它很容易就从一个虚构的岛屿名称变成一个流行的概念。在西方日常语言中，乌托邦一词通常具有“好虽好，但目前没法实现（或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含义，也有“空想”、“不实际”等衍生义。它上升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主要是20世纪的事情。在文学批评领域，“乌托邦”成了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而在哲学领域，主要是由恩斯特·布洛赫拓宽了它的概念内容，使它上升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
哲学概念是用来述说对我们关系重大的事情的。在恩斯特·布洛赫看来，“乌托邦”、“乌托邦的”与人类精神生活中一类非常重要的现象密切相关。“人们曾多少次如是梦想啊，人们曾多少次梦见可能存在的美好生活啊！所有人的生活都充溢着白日梦。”[5] （p3）使“乌托邦的”和“乌托邦”最终成为哲学概念的是恩斯特·布洛赫，在他之前，还没有人从哲学上如此系统地研究过如此重要的一类现象：梦想。
早在17世纪以前，“乌托邦”的形容词形式就出现了，“乌托邦的”不仅是一个通常略带贬义的形容词（奇思怪想、痴人说梦、空想的、幻想的、理想化的），而且还可用来指一种心理能力或精神倾向。布洛赫正是在后一个意义上发展了“乌托邦的”这个概念，他用“乌托邦的”来指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现象：趋向（尚未到来的）更好状态的意向（intention ）。这一精神现象表现在方方面面，随处都可见到它的踪迹。布洛赫从如此理解的“乌托邦的”概念反过来理解“乌托邦”，于是就有了“社会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地理乌托邦”、“医药乌托邦”、“建筑乌托邦”这些划分。乌托邦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属于 “社会乌托邦”，社会乌托邦也即对理想社会的勾勒、描绘或设计，除了社会乌托邦之外，乌托邦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布洛赫对“乌托邦”概念的使用，显然比前述的狭隘用法更接近现象实情。在布洛赫那里，“乌托邦”与“希望”（hope）、 “朝前的梦想”（forward dream）等概念意思相近，“乌托邦的”则与“希望的” （wishful ）、“期盼的”（anticipating）等概念意思相近。
在布洛赫那里，“乌托邦的”（utopian ）常常和精神、意识、期盼连用。乌托邦意识，也可以叫做乌托邦期盼（anticipation）或乌托邦精神，泛指对更好更完美的未来的期盼、预感和预显（pre-appearance）；该意识的结构是“尚未”（ not-yet ），故也可称为“尚未意识”. 该意识普遍地存在于整个阶级社会，也即人类的“史前史”之中，甚至也存在于自然界中.布洛赫有时候把“乌托邦的”和 “功能”、“内容”这两个概念连用：“乌托邦功能”为“体”，“乌托邦内容” 为“用”，后者是乌托邦功能的表现形态。乌托邦功能表现在个体心理和整个文化领域中：个体的白日梦，集体创作出来的神话、史诗、传说、寓言、童话、民间故事，作为大众文化的服饰、展览（商店橱窗、广告）、旅行、舞蹈、电影、戏剧，还有社会乌托邦（如“空想社会主义”）、医药乌托邦（如对长生不老的幻想）、技术乌托邦（如古代人关于飞行器或潜水艇的幻想、）、建筑乌托邦（如哥特式的大教堂）、地理乌托邦（如对“新大陆”的畅想）、以及绘画和文学中充满希望的风景描绘（wishful landscape），宗教、神秘主义、智慧，等等。它既可以表现为迷信、幻象或不切实际的空想，也可以表现为某种理性的预期与规划。
“乌托邦”或“乌托邦的”，在布洛赫的词典中首先是中性词，布洛赫用它们来为人类生活中某种普遍的精神现象命名。但“乌托邦意识”并不包括全部的梦想、幻想或想象，这是因为，布洛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预设的价值判断，按照能否促进现实世界的改造、是否指向[ 愿望的] 实现，把愿望（wish）分为向上和向下两类， “向上的”是乌托邦愿望，“向下的”则是“向原始与黑暗的倒退”和“虚无主义” ；他还把梦想！猺eam ）分为大的（重要的、恢宏的）、小的（不重要的、琐碎的）两类，大的是乌托邦梦想，小的则是含糊、不确定的“小白日梦”（小的有待于发展为大的，抽象的有待于发展为具体的，在迷信和意识形态中也能找到乌托邦功能的体现）。尽管在划分中有先设的价值判断，我们还是要说，这首先是一种事实描述，其次才是价值的评判，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二元对置并不是简单地出于某种政治上或道德上的考虑。每个研究者都只注意到自己感兴趣的现象，因此其他一些现象必然被放逐到视野的边缘地带或目力不逮之地，这是无可厚非的，假若不这样，出现在研究者面前的便只能是囫囵一团的现象整体。因此，研究者首先得划分出对象域，然后才能在这一区域中进行中性研究。把乌托邦意识从全部梦想中区分和独立出来，并不是武断的、任意的，而是依据现象自身的纹理做出的区分。仅仅是乌托邦意识的领域，已经足够宽广、足够研究者们极目畅怀了。
在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或称乌托邦解释学）中，与“乌托邦期盼”属于一个谱系的“希望”（hope）、“充满希望的”或“鼓舞人心的”（wishful ）、“曙光” ！猘wn）、“欢乐的”（joyful）、“光明的”或“明朗的”（bright，blue 或 day-light）、“新”（novum ）、“上进”（up-right）、“中正之道”（the straight way）、“至善”（the highest good）等概念，以及另一个谱系的 “原始的”（archaic）、“黑暗”！猘rk）、“阴暗的”！猽ll）、“退化”或 “倒退”（regression）、“虚无”（nothingness ）等概念，首先都是中性的（现象）描述词或哲学概念。
至于用“乌托邦意识”或“乌托邦期盼”来命名的那类精神现象究竟是什么，读者最好自己去读一读《希望的原理》这部巨著。布洛赫是一个终生不懈地关注同一个问题的哲学家，《希望的原理》是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作者不仅思想已臻成熟，而且在收集材料方面也可谓琳琅满目、洋洋大观。在这部包罗万象的著作中，布洛赫从个体心理（精神分析学）、意识结构（现象学）、社会意识（对乌托邦精神的百科全书似的描绘）和社会存在、历史运动（马克思主义）这四个方面对“乌托邦精神”进行了全面的刻画与探究。布洛赫自己在“导言”部分介绍了《希望的原理》这部书的宗旨、结构和基本内容。全书由五大部分组成：一、小白日梦（“报道”），“本书以日常化的白日梦为其开端，这些白日梦自由而随意地选自从小到老的人生诸阶段。它们构成了第一部分：关注街头巷尾的常人及未经规整的愿望（unregulated wishes ）的报道”；二、期盼意识（“基础”），这一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和基础部分，“这一部分的核心任务是发现‘尚未意识’（ the ‘not-yet-conscious ’）并找到一套准确地标记它的符号”. 布洛赫在这一部分批判性地吸收了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三、镜中的希望意象（“转变”），这一部分描述和分析了服装、展示（商店的玻璃橱窗和广告等）、旅行、童话、舞蹈、电影、戏剧等文化现象中歪曲地或天真地映现出来的乌托邦精神；四、更美好的世界的轮廓（“结构”），这一部分收集了历史中出现的各种“乌托邦”：社会乌托邦、医药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建筑乌托邦（如歌特式的大教堂）、地理乌托邦、以及绘画和文学中充满希望的风景描绘（wishful landscape）；五、关于 [ 愿望] 实现时刻的希望意象（“[ 自我] 认同”），论及道德、音乐、死亡、宗教、自然环境、至善，最后讨论了马克思与人性、希望的关系（布洛赫把马克思学说理解为向未来开放的人本主义和“具体的乌托邦”）。
正如布洛赫自己所说的那样，“‘尚未意识’、‘尚未形成’（not-yet- become），尽管它们充实着每个人的意义以及每个存在者的边缘域，却至今没能形成词语，更不用说形成概念了。这一大片繁花似锦的问题域，在以往的哲学中差不多可以说是无人问津。”[5] （p6）布洛赫对“乌托邦”之概念内容的拓展，其目的就在于为这一无人问津的重要领域命名或曰“形成概念”。
（五）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对“乌托邦”一词的用法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除了布洛赫不简单和武断地对待“乌托邦”外，主要还有阿多尔诺（t.w.adorno，1903-1969 ）和马尔库塞（h.marcuse ，1898- 1979）。阿多尔诺认为，“艺术可能提供一个未来社会的‘真实’预示，其途径乃在于它和谐地统一了形式和内容、功能与表现、主体与客体”，也即将“乌托邦和谐”[6] （206 ）展示出来。阿多尔诺对艺术的这一认识，与布洛赫较为接近，但也有不同：阿多尔诺更强调艺术中的“和谐”与理想社会的相似，布洛赫则强调艺术中的乌托邦意象对未来的预示。在社会领域中，阿多尔诺大多数时候对“原始和谐”（主客交融或天人合一状态）持怀疑态度。阿多尔诺认为，实现了的社会主义、甚至“摆脱了枷锁的、产品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必然就是实现了人的自由的“千年王国”，这是因为，事实总比幻想和理论预期要复杂。在“奥斯维辛”和 “布拉格之春”之后，阿多尔诺对于乐观的启蒙主义以及隶属于此的传统乌托邦设计，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他说，“根本就不存在不再会有邪恶的世界”.[7]（p214）此外，阿多尔诺认为主客体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主客融合为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主客体间始终存在着张力。
阿多尔诺基本上没有在褒义上使用“乌托邦”一词，因为他对传统的社会乌托邦持怀疑态度，但是他在一个基本的点上接受了布洛赫的“尚未”存在论。在布洛赫那里，传统形而上学的公式：“a ＝a ”，转变成乌托邦函数式：“a = not yet a”，即a是它尚未是的东西。阿多尔诺接受了这一思想，并将它与自己对主客体矛盾的反思结合起来（见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一方面，主体必须根据客体来调整自己的认识与行动，另一方面，主体可以向现存的客体样态说“ 不”，改造现实，实现理想。非同一性意味着这两个方面，后一方面恰好可以视为乌托邦功能的体现。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不同，阿多尔诺对“应当”持肯定态度：“ 观念生存在要求事物所是的样子和它们实际所是的样子之间的空场中。”[7] （ p147）思想是流动的、向事物开放着的，“思想是一种否定的行动，是抵制强加于它东西的行动。”[7]（p18 ）在“计算之思”（或者如马克思所谓商品拜物教）站统治地位的现时代，由于思的“同一性”与现实社会的“同一化力量”的和谋，哲学在对事实和逻辑的崇拜中忘了合乎逻辑的事实竟是如此不合乎主体的要求，因此，“否定的辩证法为刺透它的变硬的对象所使用的手段是可能性。”[7] （p52 ）黑格尔在《小逻辑》导言中曾说，“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正如此的程度。所以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性。”[8] （p45 ）（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真正达到现实性。）与黑格尔强调“真正如此”贬低“应当如此”相反，阿多尔诺高扬了思想对现实说“不”并向往更美好的未来的这样一种“主观性”. 在这里，阿多尔诺实际上把乌托邦的要素带进了否定的辩证法。社会乌托邦存在于批判与拒绝中，而不应存在于僵化的社会蓝图中，这一“批判理论”的立场，基本上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共识，如“伟大的拒绝者”马尔库塞，就持这种立场。
1967年，在一次题为〈乌托邦的终结〉（the end of utopia）的讲演中，马尔库塞说，与“乌托邦”相联的“不可能”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种是既存的社会制度挡住了实现某种新社会的道路，该社会改造计划并不是绝对的不可能，实际上只是暂时难以实行罢了（如社会主义理想）；另一种不可能是绝对的不可能，也就是说某一社会改造计划与已被科学发现了的客观规律（如生物学规律、物理学规律等）相矛盾。马尔库塞认为，只能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乌托邦”一词，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确知某种社会理想违反了自然规律时，才能指责这种社会理想是“ 乌托邦”，而这种情况并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理想，因此，说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是不恰当的。在此，马尔库塞基本上是在贬义上使用“乌托邦”一词，乌托邦与“绝对不可能”也即“空想”联系在一起，因此应终结。马尔库塞对“乌托邦”的释义存在许多问题，而且与下列说法自相矛盾。
马尔库塞实际上非常赞赏超越既存社会的“乌托邦精神”，他曾在褒义上使用过“乌托邦（的）”概念，试图用“乌托邦（的）”来修饰那些被既存社会挡住去路的冲动（impulse ）、热望（aspiration）和幻想（fantasy ）。他说，“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或许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9] （p106），并号召人们“从马克思回到傅立叶”[9] （p107）（an essay on liberation）。在《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 ）一文中，马尔库塞认为“乌托邦的” 的意思不应该是“无此地方”（no place ），而是：暂时被现存社会势力阻挡、却有可能实现。这刚好与上面的讲法相反，在这里，“乌托邦”意味着“暂时不可行”，而不是“绝对不可能”. 鉴于“乌托邦”一词有太重的历史负担（人们总是在贬义和狭义上使用它），马尔库塞在概念使用上的这种游移不定是可以谅解的。马尔库塞对“乌托邦”这个概念的理解，已经和布洛赫的相当接近。但马尔库塞基本上是在“社会乌托邦”层面上来理解“乌托邦”，这与布洛赫的乌托邦阐释学有极大的不同。可以说，马尔库塞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以特别不同于马克思的方式来谈未来理想社会的人；同时，他所构想的社会乌托邦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乌托邦，在马尔库塞那里，没有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描绘，只有对理想社会可能性的论证（这一点倒是象马克思）。从那种具有正面作用的现实原则出发，马尔库塞认为现在可以有相当的理由指出下述美好社会是可能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额外压抑；现实原则，也就是理性，和爱欲达成了和解；劳动本身，经由理性的控制，将符合爱欲所提出的要求。此外，马尔库塞和阿多尔诺一样，是在批判中寄寓不满和憧憬，也即在批判中寄寓乌托邦意向，可以说，乌托邦的栖息地往往就在批判理论之中，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僵化的乌托邦蓝图之设计与实践，使乌托邦意志保持在当下的生活中，也即保持在对现存社会的拒绝与批判中。
总的来说，阿多尔诺与马尔库塞虽然在社会政治领域对“乌托邦”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用法，但是他们都没有象布洛赫那样把“乌托邦”系统化、形式化为一个中性的哲学范畴。
小结
何谓“乌托邦”？综上所述，对“乌托邦”有三种传统理解：1 、“乌托邦” 即“空想”，即“不科学”、“不能实现”、“不实际”；2 、把“乌托邦”与“ 社会主义”连用，把社会主义分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类； 3、把“乌托邦……”理解为一种文学体裁，如“乌托邦小说”，“幻想小说”.这三种理解各有各的来源，也各有各的道理，但是也可能产生误导、甚至带来不好的理论效果。如：把“乌托邦”和“实干”简单地对立起来，容易使人忘记乌托邦幻想与改造世界的行动之间的关系；“乌托邦/ 科学”这一划分标准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 实践缺乏公正；从文体上来理解“乌托邦”则容易使“乌托邦”的内容过于偏狭，等等。
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对传统的乌托邦谋划进行了反省，马尔库塞还提出了既不同于马克思、也不同于传统乌托邦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乌托邦”一词的传统用法，但是，真正拓宽“ 乌托邦”的概念内容、并使之成为哲学范畴的是恩斯特·布洛赫。恩斯特·布洛赫用“乌托邦”概念标示出一块迄今为止很少有人系统研究的人类精神领域。从布洛赫对“乌托邦”的中性理解出发，我们或许能避免传统乌托邦概念在使用中引起的混乱与不良效果，从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以及各种与梦想有关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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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8][ 德]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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