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抗战乡土小说中，艾芜精神还乡，回到巴蜀地区。有的抗战小说虽不直接取材于自己故乡，但成为了他记忆中的回望家园，民间文化呈现出特有的巴蜀地方色彩。
第一章 民间文化的孕育生成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与艾芜的民间向往
著名文化人格理论家玛格丽特•米德通过对诸多族群的文化人格模塑过程的考察分析得出结论：“人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基于儿童传递的具体价值，儿童被养育的方式、成长的过程决定他们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④人类学家Ｒ.Ｍ.基辛也同样认为“文化对文化个体的人的影响，最重要的时期在于他的童年阶段。在童年阶段，每个人通过童年经验建立起了关于自己行为方式的规则，即个人的行为模式。这行为模式既包括了个人所属的社会集团中其他成员所共享的规则，又融进个人的独特经验。”⑤民间文化对艾芜产生重大影响正来源于他童年时期传统文化熏陶。这一点，我们从艾芜的孩童成长过程能得到一一论证。
艾芜原名汤道耕，对艾芜这个笔名他解释道：“我那时喜欢读《七侠五义》，……因为我喜欢小侠艾虎，所以我这个笔名就是谐艾虎这个音的。”①他的创作也因自幼受传统文化熏染而呈现民间特色，具体而言，童年听闻的民间故事、家庭对其的传统文化教育与所受传统侠义精神感染三个方面促使艾芜对民间产生向往，改变了其心理与价值观念，对未来创作道路有重要影响。
第三章 抗战小说：乡土民间
第一节 不同人物性格群像
正如《乡土中国》所体现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农民与土地具有密切关系，土地是乡村的核心资源，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②艾芜南行系列小说里边地的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们以种植鸦片、出卖自身劳动力或当地特产、从事非法职业谋生，呈现“江湖”特征；而在抗战小说中，农民依赖种地养殖谋生，需要从泥土中获取生活资料，生活中也展示出泥土的气息与特色，“乡土”成为抗战小说的主要特点。这种乡土是“混着泥土水草的稻子香味”③以及“赤褐色的泥土，屋角上冒出松柴气味的火烟，原野收过水稻了，但长着甘蔗的园子，到处都是，尾梢露出的一片青色”④等方面。由此，土地问题成为牵动这一乡村社会诸多问题的关键，“农民辛苦劳作但并不拥有土地，他们不能掌握自己产品的分配，似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却在地主税收、受强迫管制的市场和对外关系诸方面处于劣势，战争的侵略或地主豪绅的剥削使得农民的生活面对巨大生存压力。”①在这种压力下分化出两种性格农民：以《故乡》中雷吉生为代表的奴性服从挣扎者与《山野》中阿栋为代表的誓死拼搏反抗者。
在《故乡》中，主人公余峻廷和雷吉生两人是少年时期的玩伴，不过当余峻廷回乡再见时“这位老表，似乎很有些笨拙鲁钝，和他一向保存的记忆显然不同：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活活泼泼地，又顽皮，又爱讲话”②，此时的雷吉生变得生疏，少年时的无话不说到现在的无话可说，活泼可爱、富有表现力的那个少年只剩下了寡言少语、呆笨板涩。《丰饶的原野》里的邵安娃麻木程度又再进一步，他本积极干练、做事勤劳，当别人偷懒只挑两大半箩筐而他却挑得满当当，然而同伴和地主家经常骂他，长年受雇于汪二爷很少回家，家中漂亮的妻子便和恶霸冯老七通奸，在汪家做着艰辛的体力劳动，又在自己家承受着精神折磨，对于这些身体上与心理上的苦痛，他选择忍辱屈从，可苦难并不因为他的默默屈从而放过他，不反抗甚至一句怨言也不敢讲的心态那最终走向的只会是悲剧，冯老七不断到他的家里，他再也无法忍受，一次夜晚跳入泉塘悄然结束了生命。
第四章 艾芜小说民间文化书写的价值意义
第一节 他者自我的多重建构
人类学的主位视角指研究者不依靠自己的主观理解，而尽可能从当地人的角度去理解文化，并尝试像当地人一样思考和行动，这些当地人的描述和分析是最终的判断，熟悉“他者”①的知识；客位视角则是研究者“自我”从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理解一种文化，以比较和历史的方法看待民族志的材料提供者，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要求研究人员具有比较系统的知识，对研究对象的实际材料加以应用。艾芜三次南行，第一次南行接触各种异域风俗多以主位视角观察，而后两次多以客位视角理解；在其中的抗战时期，他把笔端拉回自己故乡，以家乡为背景或内容进行创作，把主位视角和客位视角结合。在南行小说和抗战小说里，他都描写了“他者”，又在他者中加入“自我”的观点见解，在这多重建构中丰富了小说的江湖世界和乡土世界，巩固了民间立场，完成了民族国家想象。
艾芜第一次南行从昆明出发一路往缅甸走去，穿过滇缅交界处的古尔卡，南北之间仅一沟之隔，却相距甚远，沟渠的不远之处便是中国。这个来自异乡的流浪者到达边地后，自身的民族意识也不断凸显，穿着、饮食和语言等方面的差异给艾芜造成文化休克，“我一看见，便禁不住联想起故乡城隍庙里的地方鬼来了。”这是他的民族优越。继续南下到达八莫平原，八莫展现出一个大熔炉特质，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汉族经营的杂货店、缅甸族经营的咖啡店、克钦族经营的汽水摊等、傣族的农田、缅甸人或印度人驾驶的客车。在这里，艾芜很难界定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个书生却是有着破旧的行李、肮脏的衣服、光着脚的流浪汉，从大山到巴莫的路上，在店里做苦力也总要在油灯旁读上几页书，保持着自己读书人的身份，“我”这一知识分子身份对于边地这些底层挣扎的人民而言，吃饱生存是更重要的事，正如《山峡中》《在茅草地》《偷马贼》《我们的友人》等作品中他们对读书知识的蔑视。
第二节 人类生存的现代展望
陈思和将中国的文化形态分为三种：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与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三者在自身的审美品格、精神内涵方面是相互排斥的。①从这一角度纵观艾芜的创作生涯，在南行系列作品中描写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外来边地文化，在抗战系列作品中用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描述国家政治意识启蒙，这些作品又以底层人民立场书写民间文化来贯穿始终，这些不同的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某种和谐统一。笔者认为，这正是艾芜对底层人民生存境遇的关注和相关思考所致。
在边地，人们大多是积极乐观的，即使他们不得不因残酷现实争夺生存空间，但还是能看到边地人民对于生活的满怀希望。乡土世界也是如此，尽管乡土被他描绘成阴郁惨淡色彩，但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作家对时代和抗日的信心，战争将艾芜和他笔下的人物推向进一步的残酷，他们为求得生存而艰辛挣扎，在水深火热中饱受煎熬。但艾芜总能保持美好幻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残酷现实。即使艾芜身处苦闷之中甚至处于危难之际，他都不会跌入最谷底，反而敞开心扉去拥抱自然，在生活的凄惨中寻找生存的希望。“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②这段话似乎贯穿了艾芜一生，他真的像一条河流一样，不管遇到什么苦难，都能走过“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
结语
民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向边缘性的审美文化空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艾芜是一个具自身特色且广泛接触民间的作家。1925年，他从故乡成都出发来到昆明，离开云南后一路南行漂泊于缅甸与新加坡一带，途中忍饥挨饿，艰难求生。长达六年的流浪生活，艾芜不断走近社会底层民间，接触到广泛的劳苦大众，之后他又两次南行，书写新时期边地人民新的生活面貌。这些南行题材作品一边诉说民间艰苦，一边赞美在底层人民苦难挣扎表现的生命张力。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艾芜目睹了战争的残暴和战争下人民的痛苦，他认识到底层民众的伟大反抗力量，想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发动广大底层民众参与斗争反抗，这些抗战题材作品同样体现出民间性。正是如此，从南行小说到抗战小说，无不例外体现深刻的民间文化。
在南行边地小说中，艾芜以所见所闻为创作背景，这些底层人民的生活和人物传奇故事建立起一个江湖的民间世界，民间文化则主要从民风民俗、价值观念、民间信仰、民间精神等方面加以呈现。在民间江湖世界，艾芜采用客位视角记录了多民族的民风民俗。在这个流动变异的空间中，出于边地人民对亲情、友情、爱情上的不同理解，在南行小说中表现出不一样的侠义观、金钱观、善恶观、仇恨观，形成小说生命张力、自由颂歌、反抗意识的民间精神内涵，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体验中的文学治疗。艾芜第一次南行面对“他者”的民间文化，表现出初入此地时的陌生与不解，在深入接触中以“移情”来加以确认，暂时纳入到“他者”；第二次南行与第三次南行，曾经的“他者”变为了“我们”，边地成为祖国的边疆，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多重建构中反映出本土性与地方性的冲突和融合，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想象。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