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新世纪小说的小城镇书写将小城镇空间视为文学观照的对象与问题场域。小城镇的发展正处于中国三元社会结构日渐形成的节点上，是一种跟随时代和社会变革的“顺势而为”。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与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小城镇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与矛盾，作家笔下的小城在发展前进的过程中也自然呈现出了相应的社会问题，这体现出作家对当下社会发展的思考。
绪论
二、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学界也开始将“小城镇”视为独特的问题场域进行观照，很多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学与小城镇及人与小城镇的关系。以往作为城市书写和乡村书写的过渡地位的小城镇书写也已经具有了独立性，与“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纵观学界对文学中的小城镇书写的相关研究，可以归纳出以下文化层面的研究、人物形象研究、艺术风格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等四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一）从文化层面对小城镇书写的研究
赵园最早在《北京：城与人》一书中论及贾平凹笔下的人物处于相对于都市文化的“小城文化”的模拟形态。此后，吴福辉在《乡镇小说·序》中指出，沙汀的小说创作基本都是以乡镇为故事背景，并明确提出了“乡镇小说”的概念：“乡镇小说”“是乡土小说的别体，是专事叙述乡镇的乡土小说。”①熊家良的论文《小城在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之间》明确指出，小城不仅是个社会概念和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和文学概念，在此，他明确提出了“小城文学”的概念。1997年，栾梅健在《城镇意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中也注意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小城镇风情”的作品②，并具体分析了现代文学时期的很多作家已具有“小城镇意识”。这为小城镇书写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张磊继而在《城乡交响乐中的小城乐章——浅论现代作家的小城意识》一文中将小城意识界定为审美意识、忧患意识、家园意识，并指出“小城镇意识”的实质是“现代作家在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对城乡文明冲突的体认和观照。”③这一研究具有一定开拓性。
随着学术界对小城镇书写现象研究得更加深入，小城文化与文学的探讨出现小高潮。2003年，贾剑秋在《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一书中具体阐释了小城镇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小城镇文化是“一种农业与工商结合的农业小生产文化，其文化形态表现得更为传统，更为古典”①，并结合现代文学小说中的小城镇书写指出现代作家笔下的小城呈现出的浓郁乡土气息。2005年，《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开辟了“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研究专栏，刊发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其中，熊家良的《三元并立结构中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针对“第三种社会”说进行文学阐释，认为小城在文化形态上是传统与现代的过渡，而小城文学正是这种文化形态的典型表现。逄增玉在《文学视野中的小城镇形象及其价值》一文中认为小城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中有着重要地位，发挥着独特功能，因此“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物的小城文学，理应进入文学视野，成为重要的文学对象。”②杨剑龙的《小城文学的价值与研究方法谈》指出，小城文学足以与农村文学和都市文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第二章人物形象与精神困境
第一节小镇青年的理想与困境
“小镇青年”在近几年才见诸报端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对于“小镇青年”概念的界定，目前尚未达成统一。学者王玉玲将小镇青年定义为，来自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如今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青年群体。在南方周末和拍拍贷联合发布的《相信不起眼的改变：2018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现状白皮书》中，针对小镇青年群体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将小镇青年界定为“出生于县级市/县的县城、乡镇、农村，现居住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或现居住在县级市/县的县城、乡镇、农村的18～35周岁青年”。①在城镇多重空间的作用下，“小镇青年”的形象呼之欲出，但之所以把这一群体作为整体形象提出，更在于他们展现了一种共同特质，即夹缝状态下的焦灼。他们在轰轰隆隆的时代浪潮中，试图跟上时代，却被甩到夹缝之中，进退两难。也正因如此，导致“小镇青年”与小城镇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状态，即：“想离离不开，即使离开也时常挂念。这种矛盾性集中体现在浪荡、出走、返乡、再离开等行为特征上”②这些行为特征不但是“小镇青年”与小城镇的关系的呈现，也形成他们形象特质中的不同方面。
一、无所事事的颓丧青年
随着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打破，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人口流动也随之加剧，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的关系逐渐消失。城市的吸引力与吸纳性也越来越高，作为城市与乡村交叉地带的小城镇，物质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小镇青年们的精神世界却并没能跟随着物质的丰富而变得充实。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小镇青年们手足无措，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出现，使得他们遭受到各种各样的精神打击，产生诸多的疑虑。比起走到“世界去”的同龄人，这些留守的小镇青年心中虽也怀揣着走出去的冲动，但他们却并没有出逃的勇气和行动力。从路内《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魏思孝《小镇忧郁青年的18种死法》《一个废柴的日常生活》、林森《小镇》《关关雎鸠》《暖若春风》等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颓废、自暴自弃的青年形象，颓丧、抑郁、消极、自我放逐、自我沉沦，是他们的生活常态。他们常将青春和生命消耗在饮酒纵欲、毒品乱性和消费主义观念的虚荣追求中。
第三章伦理审视与文化反思
第一节生存环境的恶化
新世纪以来，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成功地推动了我国广大的城镇区域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城镇的生态环境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产生了很多环境问题。新世纪小城镇书写敏锐捕捉到了城镇发展的痛点，通过文学书写审视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②因此，以回望的眼光重新审视满目疮痍的故乡以及探讨人与小城之间的关系正成为新世纪小城镇书写的核心内容之一。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虽然主要以上海为表现对象，但她也察觉到上海所代表的城市现代性对周边小城镇居民生态空间不可逆转的侵袭。《上种红菱下种藕》便是王安忆谱写的一曲悼念小城镇居民诗意生活的挽歌。在现代文明尚未完全侵入时，华舍镇还是一个充满自然生气的、宁静悠扬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江南水乡，也是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然而，随着席卷一切的现代化浪潮的到来，华舍镇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河流污染、老屋衰败、耕地破坏、机器噪音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小城生态环境发生改变的同时，小镇人的心态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仲明公的“凤荷图”、顾老师的《兰亭序》等昔日备受推崇的艺术创作失去了吸引力。其中“老爷爷”的形象塑造极具典型性。在华舍镇，他代表着文化传统中的一切美好因素，但随着现代性的侵袭，他在小镇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只能关起门来独吟“上种红菱下种藕”的诗句，最终带着痛惋与无奈溘然长逝。作家对小城生态环境的恶化、小城镇人心的变化痛心不已。在现代化强势的冲击下，小城镇所代表的农业文明逐渐瓦解，“眼看宽直的道路从它旖旎的曲线上辗过，混凝土覆盖柔软的水分充盈的上地，同时，暴富的神话风传在勤劳忠诚的农人耳目间，真是感到心疼。”①这意味着传统的乡土文明与现代的城市文明在小城镇这一独特的空间发生了的剧烈冲突与碰撞。令作家更为痛心的是，发展神话的强势逻辑容不得半点怀疑与迟缓。因此，在痛心之余，作家更多的还是惋惜与无奈。
第二节传统道德观的淡化
现代性的入侵也使小城镇居民的传统道德观逐渐淡化。道德，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形态”，通常是指通过人们的自觉行为来协调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体系。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发展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现代性的发展优势实现了城镇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也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冲击。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小城镇是社会道德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传统乡土社会中具有维系社会稳定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和邻里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规范和行为准则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新世纪小城镇书写以小城镇的日常生活为典型，从不同角度对小城镇的道德变迁进行了思考。本节将从亲情、婚姻和邻里这三类关系的改变入手，通过小城镇的居民文化心理和道德秩序的变化来考察转型期产生的问题。
一、疏离冷漠的亲情
现代性的侵袭使小城镇居民的亲情关系逐渐疏离。吉登斯和萨顿认为，家（Family）是在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上组成的社会单元，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负有伦理责任，“家庭的基石是互帮互助”①。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小城镇年轻一代接受了现代文明观念与思想的洗礼，他们对旧有的传统道德要求和伦理秩序提出质疑，“在价值多元的社会条件下，代与代之间由于生活经历的差异而产生的价值判断可能相差甚远，因此导致代与代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②在这种生存境遇下，传统家庭伦理规范中的家庭关系很难再维持。可见，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革已经渗透到家庭生活内部，对社会关系产生了冲击。新世纪小城镇书写也通过对家庭关系变化的深入摹写与开掘，呈现出社会转型中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变迁及其面临的时代危机。
结语
“城镇化”的推进，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抉择，又是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一次重大变革。封闭、静止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打破，使介于城乡之间的小城镇成为社会转型期的“第三空间”，也使得“小城镇”成为我们观察当下中国社会裂变的一个独特视角，成为我们思考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问题场域。小城镇书写并正在成为新世纪文学中新的文学地标和新叙述空间。
从事新世纪小城镇创作的主力作家都拥有小城镇生活经历，他们见证了及参与了小城镇的现代化发展，深切感受到“城镇化”对于小城镇的深刻影响。魏微、鲁敏、薛舒、徐则臣、张楚、肖江虹、阿乙、路内、田耳、艾玛、颜歌、林森等一大批具有小城镇经验的作家，以日常生活为观察视点透视小城镇社会的现代性裂变。他们面向当下、记录当下，见证中国社会的城镇化进程，重构小城镇的变迁史。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新世纪小说的小城镇书写也发生了转型，不再于关注作品的宏大架构、时代背景及政治溯因，不再如现代文学小城镇书写般对于现代化进程尖锐批判。新世纪小城镇书写站在理性的立场审视乡土中国的巨变。基于自身的独特经历表述当下小城家园的现状，以作家个体经验和情感叙事代替了重构历史与厚土的热情。深入小城镇内部，从具体而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把握中国社会现代性之变的历史轨迹，探索社会转型期小城镇人的精神裂变和文化蜕变。在书写小城镇的往昔和嬗变的当下的同时，作家们还敏锐、细腻地表现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小城镇人的焦虑心态与精神迷惘。“小城镇人”鲜有具有反思意识和精神优越感的传统知识分子，而多是平凡甚至是庸碌的底层小民、外出务工者，边缘群体。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原有社会结构的不断瓦解，带着不再甘于现状、试图重塑另一种生活状态的想法，许多小城镇人走出故乡、进入都市。在这个过程中，小城镇人更多的是面临的原有生活方式与现代城市诱惑的反差，是自身现状与能力和理想、野心之间的反差。这种日益加剧的反差，在现实状态就催生了身份无法定位的焦虑和精神层面的无处安放。新世纪小城镇创作敏锐地把握住小城镇的现代性问题，抓住日常生活中富有意义的细节和碎片，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小城镇人迷惘的心路历程和痛苦的心灵裂变，让文学回到现场、介入现实。
参考文献（略）
(本文摘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