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公、私法的划分在大陆法系国家具有普遍意义。公、私法划分的传统对宪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不仅为宪政提供了现存的思维方式，孕育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而且还促进了宪法内容和形式的完善，宪法是公、私法划分的最高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重视和借鉴公、私法的划分方法。
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传统。这一传统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遭到普遍而坚定的排拒。但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的研究显示：公、私法的划分对法学理论研究和部门法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有民法学者已率先提出了公、私法的划分[1]（29页）。有人断言，“西方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走了一条从私法到公法的道路”，而“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走的将是从公法到私法的道路”[2]（13－14页）。到目前为止，公、私法的划分作为一种法的分类方法及其理论在我国法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其实，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法治的历史早已证明，公、私法的划分，无论对法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法律制度的建构，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现存的法律制度，更要学习其有用的方法（如公、私法的划分）。或许，这才是一种科学而务实的态度。进一步言，公、私法的划分并没有包含我们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多的意识形态成份，相反，它实际上具有某种价值上的中立性。因此，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及其对法学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的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解读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的某些可能的内在关联，以就教于方家。wWw.133229.cOm
一、 公、私法划分的历史及其普适性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肇端于罗马法。这种分类方法最早是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来的[3](117页），其依据是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前言中选用了他的一句话：“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4]（91页）。不过，罗马法虽然对公法、私法作出了划分，但其发展集中在私法，“几乎所有有关罗马法的文件都只涉及到私法”[4]（91页）。在法学研究中，罗马法学家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私法学上，以至有人认为，“罗马法学实质上就是罗马私法学”[5]（53页）。罗马法中，公法并没有实在意义，有学者指出，“公法只是在罗马法分为公法与私法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其自身无实体价值”[4]（91页）。公、私法的划分在中世纪通过一些法学家的著述得以承传，而当时著名的法典和法律汇编如《加罗林纳法典》、《萨克森明镜》、《波西瓦·克莱蒙特习惯法》等都没有对公法、私法作出划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公、私法的划分再次被赋予实在的意义，公法的地位大大提高，传统中仅具有从属地位或附随意义的公法获得了真正与私法相对意义上的价值。一般认为，古罗马留给后世的遗产主要是罗马私法，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大多数法权关系适应了现代的经济条件，“以至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马克思语）[1]（33－34页）。但就公法而言，这一结论显然不适用。大陆法国家的公法与罗马法中的公法在内容上并无承继关系，也没有连贯性。乌尔比安时代的公法包括宗教法规、僧侣法规和裁判官法[4]（91页）。而17、18世纪大陆法国家的公法是在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特别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推动下兴起的[6]（128页），其内容是宪法、行政法、刑法[4]（89页）。这一时期，在公法领域中“通行的是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宪政、法治等原则和制度”[6]（128页）。19世纪，在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过程中，公、私法的划分得到了广泛运用[7]（528页），“深深地渗透到”了“法院体系的结构、法律职业的划分之中”[4]（89页）。此时，“公、私法之分几乎成了一个自明的真理”[6]（121页），并发展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这一划分甚至对普通法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在英国，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其重要的历史传统，但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培根）曾主张英国也应该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4]（104页）。在法学研究中，英国的法学家们也“日益趋向于划分公法与私法”[4]（104页）。在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在1947年出版的《美国法律史》中就是对美国不同时期的公法、私法的发展分别论述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法学研究还是法律体系均完全排除了公、私法的划分。史尚宽先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法几全部溶解于公法之中”[8]（3页）。其真正原因可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定苏俄民法典时阐述的“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9]（587页）的原则中得到解释。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所长维克多·m·特西契西茨等认为，“列宁的话被这样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没有私法，也没有传统意义的公法。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不存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抗，社会主义法取消公、私法的划分，不是因为公法取代了私法，而是因为这种划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54页）。可见，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公、私法划分方法的逻辑前提是：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不存在任何私有制，缺乏公、私法划分的基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证明了这一理论的逻辑难以演绎成为事实的逻辑。在我国，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迄今，我国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这实际上已经在根本上消解了拒绝公、私法划分的上述逻辑前提。据此，笔者认为，我们已经到了需要认真考虑在法的体系和法学研究中引进和借鉴公、私法划分的时候了。我这样主张，理由有二：其一，历史已经证明，公、私法的划分具有普适性。正如梅利曼所说的，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公法、私法概念已经“成为基本的、必要的和明确概念了”[7]（528页）。美浓部达吉甚至进一步认为，“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可称为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7]（530页）。普适性意味着公、私法的划分存在某种共通的、中立的价值内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法的体系的本质及特点或法的阶级性作为拒绝进行这种划分的理由。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的存在，公、私法的划分应当是中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必也不应因意识形态的缘故而排拒这一便捷、有效的工具及其价值。其二，严格说来，中国也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在我国近代，“清政府看到近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国力大增，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又相近，因此决定仿效日本而实行法制改革，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2]（41页）。既是大陆法系国家，我们就理应承继大陆法系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法律传统，即公、私法的划分。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我们既不应有制度上的拒斥，也不应有观念上的阻隔。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财产权不仅在制度上不断得到完善，而且在实践中逐渐获得有效保护，公、私法划分的基础已经具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法律结构以其在实现法治秩序方面的种种功能，理应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法治模式的理智选择”[1]（53页）。我们有理由相信，公、私法的划分，不仅会极大地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宪政与法治的进步。
二、公、私法的划分为宪政提供了现存的思维模式
斯蒂芬·l·埃尔金提到，“宪政政体理论家们曾经宣称有必要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之间划出某种界线”，“这条分界线将在政体的法律中划出：人民只在公共事务中起作用，政治权力不得介入私人领域”[10]（157页）。埃尔金不仅推崇这一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认为，“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10]（161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公共领域又称国家或政治国家，私人领域又称社会或市民社会。事实上，并不是实行宪政有必要作出公、私领域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划分，相反，倒是宪政本身是公、私领域分离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结果，正如有人指出的，“宪政主义产生于国家与社会的界分的历史过程中”[11]（250页）。如果说宪政与公、私法的划分有某种关联的话，则这种关联的根源在于它们分享了公（国家或政治国家）、私（社会或市民社会）领域分离这一共同的社会基础。
建立在公、私领域的划分或国家与社会的界分与对峙基础上的“宪政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形式，采行对峙式思维”[11]（252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对峙式思维模式导致了宪政对公、私领域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采取了不同的调控模式，对政治国家（公共领域）主要实行权力限制原则，对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则主要实行保障原则。
对峙式思维模式并不是宪政特有的思维模式，它来自于公、私法的划分传统。“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这本来就是一种“卓越的思维模式”[1]（26页）。早在罗马法中，公、私法的划分仅是概念性的，而且“它自始就隐伏了一种跛脚巨人似的危机”[1]（35页）即事实上罗马法只是私法的。而“在公法方面，罗马法从未提供过范例”[12]（45页），“在罗马既不曾有公法，也不曾有行政法”[12]（74页）。但是，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功能在罗马法时代已充分显示：它划定了一个政治国家不能插手的市民社会领域，罗马法学家们构筑起完备的私法体系，树立起了自然权利的权威，这实质上是为市民社会构筑了一道防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屏障。可以说，此时已初步建立起了对峙式思维模式。说初步建立，是因为此时重在市民权利的维护，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消极、间接，而对国家权力积极的、直接的限制还未纳入罗马法学家的视野。近代市民阶级正是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完成了公、私法划分从概念性分类到结构性分类的转变，并构建起了整个公、私法制度，这时对国家权力的限制采取了一种积极、直接的方式。三权分立的理论及制度的确立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积极、直接限制的典型形式。公、私法划分所体现的对峙式思维模式正式确立，并深深地蕴含在公、私法划分的政治功能之中：维护市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公、私领域的分离构成了宪政的社会基础，以此为基础的公、私法划分的对峙式思维也就成了宪政的基本思维模式。
三、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精神的契合
一般认为，宪政的本质精神在于，“用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障人民自由和权利，划定并限制政府权力和行动的范围，并提供相关的制度设施”[13]（163页）。简言之，宪政的精神就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正是公、私法划分的功能。宪政精神意味着公、私法划分政治功能在宪政中得到强化、提升。在宪政建立之前，公、私法划分特别是私法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宪法，“私法被誉为真正的宪法”[1]（28页）。在法国学者看来，即使已经制定了成文宪法，法国民法典似乎仍是“最为持久和唯一真正的法国宪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民法典也确实具有宪法意义；民法典的法律恰恰将政府的职能限制于承认并执行私人权利的法律领域。特别是在契约法领域，法国民法典以公共政策的名义规定了很少的规范”[1]（65页）。但这只是针对大陆系国家而言。众所周知，宪政始于英国，但英国却没有公、私法划分的传统。依据这一事实，笔者认为，宪政的产生与公、私法的划分并无直接的关联，宪政的本质精神并非由公、私法划分的政治功能直接演绎而来。就大陆法国家而言，仅仅是英国宪政所蕴含的理念恰与其公、私法划分传统所体现的核心精神相契合。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以后，英国宪政被大陆法国家以其传统观念重新诠释，宪政获得了传统的价值认同和制度确认，而公、私法的划分则成为了大陆法国家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特色。
四、公、私法的划分对宪法的影响
公、私法的划分对大陆法国家宪法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公、私法的划分特别是私法体系为宪法内容提供了规范的叙述方式。有人认为，古希腊、罗马法的产生过程即预示着未来宪法的某些内在因素，因为“古希腊、古罗马法主要通过氏族内部及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而成长起来的，斗争是围绕着‘权利’这个轴心而展开的，由于双方力量的抗衡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最终形成的法便具有了妥协基础上的平等性和民主性”[14]（103页）。随着公、私法的划分，私法体系所透露出来的自由、平等及权利的优先性为宪法提供了现成的素材。“罗马私法的原则和精神为中世纪后期城市法的完善和近代宪政法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诸如宪政法中的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等原则莫不受到罗马私法的启迪”[14]（115页）。在公法方面，自17、18世纪公法获得了实在的意义，宪法也在公法中吸收营养。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公法的许多内容被直接赋予宪法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即使没有英国宪政的示范作用，宪法也会作为公法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大陆法国家产生，宪法是公、私法划分发展的高级阶段。二是宪法功能实质上是对公、私法划分的政治功能的继受。近现代宪政国家制宪之初，都预设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目标。上述宪政精神正是由宪法的功能目标体现出来的。比起公、私法的划分来说，宪法功能更具有普遍的意义，也更易得到有效保障。大陆法国家发展到宪政阶段，宪法功能直接取代了公、私法划分的政治功能。但公、私法划分的功能并不因这种取代而丧失。三是公、私法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宪法的基本结构。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法的两大主体部分，正与私法和公法的划分相对应。这并非巧合，而是反映出了宪法基本结构或主要内容与公、私法划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五、宪法：公、私法划分的规范化
随着大陆法系国家成文宪法的制定，公、私法的划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宪法成为了这种划分的正式表现形式。一方面，宪法划定了公、私法的范围与界线，确立了二者不同的原则。“私法的原则是‘协议就是法律’，适用听取原则、任意原则、私法自治原则”，“公法的原则是：‘公法的规范不得由私人间的协议而变更’”[15]（19页）。私法关系允许协议设定，而公法关系完全依法设定，公法规范是命令性的、强制性的，是无条件的义务。另一方面，宪法本身成了公、私法各自领域层次最高的规范依据。因此，宪法中既有公法的内容，也有私法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介于二者之间的内容，如劳动法律关系。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都须由宪法为其提供“合法性”。公、私法的划分统一于宪法，宪法成为公、私法的结合物。同时，由于宪法的整合作用，公、私法从此走上相互协调发展的道路。关于宪法与公、私法的关联，笔者赞同孙笑侠、童之伟二先生的意见。孙先生认为，宪法“既不属于私法，也不属于公法”，“宪法是公法的传统观念应当给予否定”[16]（105页）。童先生认为，“宪法应当是与私法、公法对称的一个单独类型，即根本法”[17]（18页注①）。宪法的产生，是公、私法划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使公、私法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因此，宪法既是公、私法划分的规范形式，又是公、私法对立统一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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