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引 言
所谓土地使用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国家所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是用益物权的一种，是一种综合性、概括性的权利。[1]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土地使用权制度，按使用目的的不同划分为：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耕地、林地、草原使用权，农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然而，毋庸讳言，我国民事法律中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同民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土地使用权相比较还存在着诸如缺乏系统体系，划分过于繁杂，名称不规范等问题。[2]针对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有关土地使用权制度完善的问题成为了学者们的争论的焦点之一，许多法学专家对此提出了完善的构想，目前已经公布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典草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主持编撰的“民法典草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梁慧星教授主持编撰的“民法典草案”中的完善土地使用权的构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的“民法典草案”中，将土地使用权制度构建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使用权、邻地利用权；王利明教授的“民法典草案”中规定土地使用权制度为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空间利用权和特许物权；[3] 梁慧星教授的“民法典草案”中规定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为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邻地利用权。在本文中，我们在评述现有的三部“民法典草案”中构建的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基础上，试图对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立法的完善提出一些新的思路，以期能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有所裨益。
一、三部“民法典草案”构建的土地使用权制度评析
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典中物权法律制度要以不动产为重心，[4]而在当今世界物权立法从以“所有”为中心向以“利用”为中心转变的发展趋势下，土地使用权无疑成为了我国民法中物权制度的重中之重。正是基于此，法学专家在编撰“民法典草案”过程中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使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构建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之一。可以认为，现今三部“民法典草案”中的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构建都是在对我国现行立法中土地使用权制度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各具特色。然而，毋庸讳言，这三部“民法典草案”中构建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依然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
（一）土地使用权制度固守着传统观念，缺乏应有的理论开拓性
首先，三部“民法典草案”固守着民法典物权编是固有法的观念，过分强调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国家、民族特性，而忽视其趋同的趋势。所谓固有法是指保留了较多的国家、民族和历史的传统的法律。物权法的确具有固有法的特点。然而，我们认为，物权法的固有法特点主要表在所有权方面。[5]在用益物权方面，典权在我国古而有之，其内容、规则完备，且被现行司法实践所认可，其被认为是我国固有法的内容，许多学者认为应将典权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亦有一定道理。但有学者认为农地承包经营权在我国实行多年，已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具有国家、民族特性，定入《民法典》是物权法的固有法特性的反映。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一方面，农地承包经营制是我国农民在实践中自发创造出来的，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制度的产生既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和制度设计，也不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实施的，加之对该制度一直缺乏系统的法律支持，因而其存在着诸多缺陷，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今天，这种缺陷日益明显，已经成为了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6] 另一方面，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一直有争议，有债权说、物权说、债权兼物权说，物权兼债权说、（复合）所有权说、田面权说等。[7] 在承包经营权尚未定性的条件下，过分强调其国家、民族特性，即固有性，而要将其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无疑会影响《民法典》的稳定性。[8]此外，当今世界各国土地使用权制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性，[9]而我国在完善土地使用权制度的过程中，有必要了解和适应世界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发展趋势，使我国民事立法与国际接轨。物权法的固有化特点，并不意味着其规则是固定不变的，相反，物权法也应该适应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10]
其次，固守着现行民事立法中诸多“有中国特色”的土地使用权制度，而不论其存在是否科学合理，缺乏一种开拓精神和变法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民事立法受到前苏联立法思想极大影响，盲目照搬如“土地国家所有，部门无偿使用”等制度，过分强调民事立法的社会主义性质，拒绝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民事立法中先进的、科学的制度与概念。并且建国后我国彻底废除旧中国的民法传统，以大量民事政策代替民事立法，扰乱了民事法律制度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进程，阻碍了我国民法与世界先进民法相衔接。既使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表现为处处强调“中国特色”。这使得我国现行土地使用权的立法和研究都更多注重创设新的土地用益物权形式，出现了诸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农地承包经营权，国有耕地、林地、草原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而将传统民法中的地役权、地上权等制度排斥在外。而且，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有“中国特色”的土地使用权大多形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其存在是否科学、合理已经值得思索。三部“民法典草案”构建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却仍然固守着我国现存的“中国特色”的土地使用权制度，试图在整理、汇编并消除其相互之间冲突的基础上完善之。诚然，物权立法的固有法的特征，要求包括土地使用权制度在内的物权法的制定必须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体现一国的民族特色，但如果不顾已有的具体土地使用权的名称、体系、内容、适用范围等是否科学、合理，一味强调“中国特色”而排斥国外先进经验的吸收和借鉴，则只能认为是保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的“民法典草案”为例，其设计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中亦保留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且基于“土地使用权”概念，而构建出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邻地利用权。这难免令人遗憾。对于法律工作者来说，现在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改革已经如此深入，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不考虑对基于传统观念和传统经济制度而设置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物权制度实行彻底的改造，否则，进一步的改革发展就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就必然难以达到最终目的，就将功亏一篑。[11]因此我们认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立法活动，在更深层次意义上应将其理解为一种变法，是将目前诸多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法律、法规，在吸收和借鉴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变革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观念的变革。
（二）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构建过分强调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来规范农村土地的利用
我国自西周以来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农地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一是终结于战国时期的井田制度（即国王——领主所有制）向土地私人所有制的变迁；二是终结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土地私有制向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变迁，三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完成的农地集体经营向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变迁。我国现行的农地使用制度就是在农地制度第三次变迁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据农业部合作经济指导司经营管理总站的统计资料显示：至1997年止，中国实行农民家庭承包的村总计有717866个，占全国村总数的97.1%；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自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就占农村耕地总面积的97%以上。[12]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地承包经营制逐步暴露出诸多的问题，已经成为了阻碍我国农业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桎梏。例如我国粮食生产在1984年取得历史最好水平之后，一下跌入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窘境。[13]我们认为，农地承包经营制中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如下：
1．农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具有身份限制。农地承包经营权是农地承包经营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这一规定具有明确的身份限制。如果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需要承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应当事先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并且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只能直接承包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14]毋庸置疑，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在我国以往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农业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是符合农村大部分地区的现实状况的，是有利于保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的。然而，我们还应看到，在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一些农民依靠务工经商发家致富，放弃对土地的耕种蓄养。以广东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来全省约有丢荒、闲置土地21780亩，占耕地面积的0.08%，其中耕地面积减少中丢荒比例曾一度高达4.1%。[15]这显然违背了《土地管理法》的“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与个人经营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仍然给予如此严格的限制，只会导致土地闲置，阻碍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和土地资源效益的发挥，进而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
2．农地承包经营制存在着土地划分零碎、经营规模偏小、承包地调整频繁的缺陷。由于农地承包经营制开始于“均田大包干”，各地在实行家庭经营时大都以平等为原则，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包土地，使土地依照好坏、远近、水旱田等搭配，一家农户拥有若干块土地、一块土地又被若干农户种植的现象非常普遍，造成土地地块分割零碎、农户经营规模过小、效益不高、机械化作业难以展开等问题。并且农地承包经营制其土地按人口平均分包、优劣搭配，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色彩。这也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背离。与此同时，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之前，虽然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15年以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93年《关于当前农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指出：“在原定的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开垦荒地、营造林地、治沙改土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但各地的实际操作与中央规定往往有较大的差异。根据调查资料显示，自80年代初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80%的村进行过土地调整，而且调整频率较高，调整两次以上的村占6.7%，7.08%的村甚至调整过五次。[16]众所周知，农地要保持其持续利用，就必须对其不断进行投入；农业生产的特点也决定了农地利用的投资多、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因此，必须使土地的使用者有一个较长的使用周期，才能使其获得对土地投入的期望值或在土地使用权转让时收回其投资。然而，对农民承包土地的调整过于频繁，使得农民不愿，也不可能对土地进行过多投入，而是进行掠夺式经营，出现土地使用短期行为，造成土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恶化、农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一系列严重后果，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但其依然没有克服农地承包经营制本身固有的土地划分零碎、经营规模偏小、平均分包、具有计划经济“平均主义”色彩等缺陷。[17]此外，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耕地承包期为三十年……”的原则，但其于2003年3月1日实施之后，该规定能否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在世界上，与物权立法从以“所有”为中心向以“利用”为中心转变的发展趋势相对应，世界各国农用土地使用制度也逐步发展，呈现出以农地租赁使用为主的利用趋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农地私有制，其农地使用除了自营外，就是租赁经营。例如，西欧国家现在出租农地比率高达30%到70%，美国大部分农场和耕地使用都是部分自有、部分租用或全部租用的。作为大陆法系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其物权编修正草案中废除永佃权，而增设农用权，即“支付地租以农作，种植竹木、养殖或畜牧为目的，在他人之土地为使用、收益之权”，且农用权的期限不得超过20年。农用权的增设无疑与世界农地租赁制度的发展趋势相呼应。不仅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英美法系国家财产法中亦有租赁地产权的规定，亦是租赁他人土地而为占有、使用、收益而产生的权利。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以及王利明教授起草的“民法典草案”物权编在现行农地承包经营制的基础上坚持采用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梁慧星教授的“民法典草案”中虽然未使用农地承包经营权，而以农地使用权取代之。农地使用权是在总结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并充分认识到农地承包经营制和农地承包经营权缺陷的基础上构建的。[18]这一点是可取的。但是农地使用权发展方向是传统民法的永佃权，“农地使用权类似于传统民法中的永佃权概念”，[19]却是值得商榷的。总的来说，三部“民法典草案”中的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构建大都忽视了农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缺陷，忽视了对其它国家和地区先进农用土地使用制度的借鉴。
（三）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构建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基础概念，这种作法值得商榷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包括《宪法》中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一词并非严谨的法律术语，其在三部“民法典草案”中大量使用无助于我国《民法典》中土地用益物权制度的科学与完善。其一，从实践来看，作为用益物权的土地使用权与作为所有权权能之一的使用权能往往容易混淆。[20]所谓使用权能指按照物的性能和用途对物加以利用，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权利。行使使用权能，对物进行使用，是实现物的使用价值的一种手段。而由于所有权权能可以与所有权人发生分离，就产生了他物权形式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在我国现行民事法律法规中不仅包括物的使用权能， 还包括占有权能和收益权能，这种“使用权”在传统民法中因有别于单纯的使用权能而称为用益物权。可见我国民事法律中规定的土地使用权是用益物权意义上的使用权。然而，这种“使用权”概念在字面上容易与使用权能相混淆，在内容上亦有失全面、准确。所以我国立法中“使用权”一词缺乏法律术语应有的科学性、精确性，不能在概念及内容上全面反映土地使用的权益所在。其二，“土地使用权”一词在各部法律中的含义各不相同，容易引起使用的混乱。《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不难发现，这些规定中是从概括性、综合性角度使用土地使用权的概念，是指依法对各类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却仅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7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这样“土地使用权”在各部法律、法规中含义各异，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也是“宜粗不宜细”的民事立法指导思想在民事法律、法规中的反映。然而我国许多学者，一方面深刻地认识到“土地使用权”并非为一个严谨的法律术语，“现行法律和实务上的土地使用权概念，是一个笼统的概念”；[21]另一方面，却又固守着这个在“宜粗不宜细”立法指导思想下产生的“中国特色”的土地使用权概念，试图通过在物权立法中重新界定和修饰而予以保留。例如，王利明教授主持编撰的“民法典草案”物权编第三章用益物权第一节直接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标题，并对“土地使用权”进行了重新界定：“土地使用权是指以开发利用、生产经营、社会公益事业为目的，在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营造建筑物或者其它附着物并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由于此种“土地使用权”的客体范围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其既不同于《宪法》中的“土地使用权”，也不同于仅以国有土地为客体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土地使用权”，那幺，其如何协调与《宪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土地使用权”的关系，是否在使用上述概念时以“民法典中的土地使用权”、“宪法中的土地使用权”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土地使用权”相称以示区别呢？又如，梁慧星教授主持编撰的“民法典草案”物权编似乎对“土地使用权”一词更加的情有独钟，其构建的土地用益物权是以土地使用权概念作为基础概念，再依不同目的，分为基地使用权与农地使用权。梁教授这样设计的依据是“鉴于土地使用权这一概念，已经为现行立法和实务所接受”，并进一步解释说“现行法律法规中，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均采用土地使用权概念。”[22] 这样的表述无疑是在模糊和掩盖不同法律法规中“土地使用权”具有不同含义的现实，使法律的表述失去其应有的科学与严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民法典草案”物权编亦明显受到“中国特色”的土地使用权概念的影响，其依然是以土地使用权概念作为基础概念，而提出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邻地利用权等。因此，我们主张在立法中彻底摒弃“土地使用权”这一概念，而以更为科学、合理、严谨与世界民事立法发展相衔接的概念和制度取代之。[23]
（四）具体土地使用权的构建缺乏科学性
我们以王利明教授主持编撰的“民法典草案”物权编中土地使用权研究成果为例。王教授设计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包括以下内容：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空间利用权和特许物权，其中特许物权中养殖权、采矿权、林业权与土地利用有关。这个设计方案的优点在于：1.这种设计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土地使用权制度立法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设计和整合而形成的，忠于现行法律的规定，如果被我国立法所采纳，可以实现《民法典》物权编与以往法律、法规的平稳过渡。2. 这种设计基本上继承了现行法律中存在的具体的土地使用权的名称，只是对各具体权利的内容作了一些调整，以消除现有法律规定中的矛盾与冲突，并针对法律中规定的空白点予以补充（增加了地役权、空间利用权）。这种规定，有利于我国物权法和其它法律之间的衔接，不必因《民法典》的出台而对其它法律（如《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作大的修改，节省了立法的成本。然而这种土地使用权的构造存在着以下几方面不足：1.从总体上讲，其对具体的土地使用权的划分过于琐碎，有六种之多。而实际上，在这六种土地用益物权之中，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空间利用权都是在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地表或上、下一定空间营造建筑物或其它附着物而享有的权利，实质上相当于传统民法中的地上权。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都是利用土地地表营造建筑物，唯一不同的是享有土地使用权而营造建筑物是以开发利用、生产经营、社会公益事业为目的，而宅基地使用权是以居住为目的。为了弥补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仅对土地地表利用予以保护的缺陷，于是又增加了空间利用权，以保护地表上、下一定范围空间的利用。我们认为，这种分类和设计，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这种分类很难说明三种权利之间有何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就土地权利登记而言，某人最初以居住为目的营造房屋，在土地登记机关就宅基地使用权进行了登记，那幺是否其后来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利用房屋时就要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变更为土地使用权登记？其房屋之上再安装广告牌，是否还要再进行空间利用权登记呢？我们认为，对于在他人所有的土地上营造建筑物或其它附着物，包括对地表上、下一定范围内容的利用，以地上权一种权利即可包容，没有必要区分过细。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2.就具体权利而言，一方面，如前所述，土地使用权，无论名称、内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另一方面，农地承包经营制存在诸多缺陷，已经成为了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在理论上，经济学界不断研究探索新的农地使用制度，如农地租赁制等；在实践中各地也都采取了诸如“两田制”、“反租倒包”、“土地股份合作”和“四荒”土地租赁或拍卖等方式，以期能解决农地承包经营制的缺陷，以体制的创新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农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农地承包经营制为制度基础的，且不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本身存在着诸多争论并且其与国有企业承包经营权用语存在矛盾的问题，制度基础的漏洞就是其致命的缺陷。毋庸讳言，王利明教授设计的土地使用权制度的不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起草的“民法典草案”中也多有显现，这些不足理应引起学者和立法者的重视。梁慧星教授主编的“民法典草案”中将土地用益物权分为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邻地利用权，这其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如前所述，以土地使用权概念作为基础概念构建土地用益物权，这本身就值得商榷。第二，“基地使用权”一语与现行法律中“宅基地使用权”容易混同，不利于人们区分、识别。第三，邻地利用权相当于地役权，虽然都是指土地所有人、基地使用权人或农地使用权人为使用其土地的方便与利益而利用他人土地的权利。但以“邻地利用权”相称，容易使人误解土地必须相互毗邻才能设立之。有学者认为，农地使用权发展方向是传统民法的永佃权，“农地使用权类似于传统民法中的永佃权概念”，[24]主张将农地承包经营权改造为永佃权，[25]这种观点亦是值得商榷的。虽然永佃权我国古已有之，但当代世界民法土地使用权制度中规定永佃权的仅有意大利、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就日本民法中永佃权而言，“日本民法物权编里的永佃权就是从封建的地主佃农关系沿袭下来的封建不平等关系……总之，永佃权人完全是一个无权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违反近代民法精神的，只能说它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关系。”[26]而我国台湾地区的“宪法”规定“国家”对于土地之分配与整理，应以扶植自耕农及自行使用土地人为原则（“宪法”第143条第4项）。“国民政府”迁台后，积极推行土地改革，于50年代陆续实施“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耕者有其田条例”，征收地主保留地以外的土地，转放现耕农民承领。农民有田自耕，无于他人土地设定永佃权的必要，永佃权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1999年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已决定删除永佃权，其删除理由：永佃权之设定，将造成土地所有人与使用人之永久分离，影响农地之合理利用。且目前实质上各地政事务所几无以永佃权登记者，足见目前永佃权之规定已无存在之价值。[27]由此可见，永佃权制度已如昨日黄花，日趋没落，如果我国农地使用权的发展方向是传统民法的永佃权，显然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而且永佃权是维护和巩固封建剥削关系的土地使用制度的观念，在我国民众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立法中采用类似永佃权的农地使用权概念，民众的心理难以接受。
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呼唤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通过《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在《民法典》中构建科学、完善、符合社会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使用权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国现有的三部“民法典草案”中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构建存在某些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民法典》起草的过程中通过争论及时发现问题，并集思广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有助于“民法典草案”的不断进步和完善。
二、完善中国土地使用权制度之立法构想
法律的制定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又要高于社会现实，以引导和规制社会的发展。我们认为，我国目前最根本的社会现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制度取向是：首先是社会主义，即作为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物权法必须是在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制定；其次是市场经济，即在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地提高财产的利用效率。[28]基于此，完善土地使用权制度，首先要坚持的是我国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我国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基础之上，国家对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利用的方针。表现在法律层面上，即物权立法中有必要明确规定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在土地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基础上产生的土地使用权既要维护使用人的合法权益，满足使用人生产、生活对土地的基础要求，又要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国家综合利用土地的政策得以贯彻实施，使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得以落实。其次，必须明确完善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一方面完善土地使用权制度有必要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其它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地区）物权立法中的有益经验，使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立法符合现代民法物权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接轨，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预期。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以变法的精神大胆剔除现有立法中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法律术语、原则、制度，包括《宪法》和法律中已经规定并延用多年的一些内容，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法律规则取而代之。我国制定的《合同法》，其虽取得了诸多进步，博得众多学者的好评，但毋庸讳言，《合同法》依然存在着不足之处。[29]我们认为，这些不足的根源即在于立法者缺乏一种变法的精神。因此，《民法典》的制定应当吸取《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教训，以一种开拓精神和变法精神去制定并完善之。针对土地使用权制度及其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我们认为，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地上权、用益权、农地租赁权、地役权，以及土地权利登记与流转制度。
（一）关于地上权
依传统民法理论，地上权是指建筑房屋、隧道、沟渠等工作物及培植竹木、树木，使用他人土地之权。[30]虽然，我国现行民事法律中并没有地上权制度，但我们认为现行法律中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利用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营造建筑物或其它工作物，并为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地上权，或相当于地上权。我们可以将它们与地上权稍作比较：首先，从取得方式看，地上权取得分为通过法律行为取得和通过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取得。通过法律行为取得包括地上权的设立与地上权的让与，就大多数国家而言，不论地上权的设立，还是地上权的让与，都以登记为有效要件。基于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取得地上权包括继承、取得时效和法定地上权。其中法定地上权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建筑物同属一人所有，而仅以土地或建筑物抵押，在拍卖土地或建筑物时，视为已有地上权的设定。而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也可以分为通过法律取得和通过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取得。通过法律行为取得包括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划拨和转让，这些在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均有详细规定。通过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取得只有继承一种形式。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无论何种方式都必须经过登记才能生效。但由于我国至今未确立取得时效制度且土地归国家、集体所有，禁止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因而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中也就不存在取得时效与法定地上权的实现条件了。其次，从权利义务看，地上权人的权利义务主要表现为土地的使用权、基于地上权的物上请求权、出租权、地上权的让与、地上权的担保、相邻关系的适用、地租的支付等。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和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权利义务与地上权人基本相同，也具有土地的使用、基于使用权的物上请求权、出租权、出让权、设定担保权、土地使用费的支付等。再次，从权利的消灭原因及法律效果看，地上权消灭原因包括地上权的抛弃、地上权被撤销、约定事由的发生、第三人因时效取得地上权等。地上权消灭的法律效果包括地上权人取回工作物、恢复原状、土地所有人的购买权、土地所有人的补偿义务以及土地所有人延长地上权期间的请求权等。而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39条规定了土地使用权消灭的原因，包括使用年限界满、提前收回以及土地灭失等。[31]由于我国未建立取得时效制度，所以没有第三人因时效取得地上权的发生。通过比较不难看出，我国土地使用权，尤其是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与地上权在权利取得方式、内容、消灭的原因及法律效果等方面大同小异，都是为了调整土地所有人与在其地上营造不动产的土地使用人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差别。并且地上权制度显得更为规范、完善，如基于时效取得地上权。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完全可以改造成为地上权。
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地上权除了地位在物权体系中逐渐强化之外，还具有客体扩大化，权利内容多样化以及其成为不动产市场的一种活跃而主要的权利形式的发展趋势。[32]在这些趋势中最主要的是地上权客体的扩大化，即一方面地上权之地上物的客体不仅有建筑物，还包括其它工作物和竹木；另一方面为传统民法所排斥的无体物——空间，也成为地上权的客体。我国地上权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理所当然要注意当代地上权发展的动态，并结合我国国情，在立法中予以体现。就空间而言，已有学者注意到其在现代社会存在的价值，提出构建空间利用权的设想。我们认为，在我国物权立法中没有单独设立空间利用权的必要，而应顺应现代地上权的发展潮流，扩大地上权的客体范围，就可以对空间的利用予以规范，即将地表上、下一定范围的空间利用的规制认为是地上权延伸即可。而就竹木而言，由于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用于农林牧渔生产的土地利用以专门的权利规制，如农地承包经营权、林地使用权、草原使用权等，这一方面考虑到农用地不同于一般建设用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贯彻《土地管理法》所有确立的“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的原则。由此，我们主张，尊重现有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划分，不将竹木列为地上权的客体，使地上权与我国现行立法有效衔接。我国台湾地区已有立法例，其“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第832条：“称地上权者，谓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筑物或其它工作物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权”，与台湾地区“民法”物权中地上权[33]的规定相比，其删除“或竹木”。修正后地上权之使用土地目的，仅限于有建筑物或其它工作物。[3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民法典》中的地上权可以界定为：地上权是在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地表及上、下一定范围空间营造建筑物或者其它附着物而使用土地的权利。
（二）关于用益权
如前所述，用益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用益权是对他人的物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以不损害物实质为限。”[35]罗马法创制的用益权制度为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所继承并加以发展。从法、德民法典的规定来看，用益权是指在不损坏物的实体的情况下使用他人之物并收取孳息的权利。
我国社会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在经过长期改革后，现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对物具有双重需要，即物之稳定和确定的归属、物之价值的最大实现。[36]如
何满足市场经济的双重需要，我们认为，用益权制度应当是解决这一问题方式之一。一方面，用益权的标的物是他人所有之物，用益权人在行使用益权时不得损害物的实体，这就确定了物的归属，并且用益权人在用益过程中不损害物的实体实现了物的保值；另一方面，物之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对物加以利用为前提。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公有制条件下，普遍的民事主体是非所有人，他们要想获得所有权，就需要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设定他物权，确切地说，是用益物权，以此为基础，通过物权交换和自己的创造使所有权客体扩大，并与所有权人进行再分配，对产生的利益享有所有权。[37]而用益权实际上是使用益权人根据自己的意愿、目的及条件灵活有效地行使其抽象权利所包括的具体权能，以便使权利人在保持物之固有权利和性质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权益，这符合在公有制条件下财富创造的规则，从而实现物之价值的最大化。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用益权的意义在于，一是使以特定权利维系的特定社会或秩序得以维护；二是使这种权利的利用价值得到最大实现。[38]
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中没有使用“用益权”的概念。但我国现行立法中规定了与用益权相类似的物权，如《民法通则》、《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等分别规定的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采矿权、林地使用权、草原使用权、取水权等具有物权性质的权利。有不少学者主张，将有些不能归于私有，但又必须充分利用的生产资料以用益权的形式投入社会生产，实现其最大价值，如某些国有矿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资源等，便可设定用益权。[39]实际上，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采矿权、林地使用权、草原使用权、取水权与传统民法中的用益权有诸多共同这处：（1）上述权利的客体与用益权的客体一样均属他人所有之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森林和草原资源可以属于国家所有，也可以属集体所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人等都是对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自然资源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2）上述权利的享有者在行使权利过程中亦不得损坏物的实体。例如：《矿产资源法》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污染环境。开采矿产资源，应当节约用地。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矿山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其它利用措施。”《草原法》规定：“严格保护草原植被，禁止开垦和破坏。”“合理使用草原，防止过量放牧。”《森林法》、《水法》中亦有如此规定。（3）用益权是一种动态权利，其价值的实现必然要在物的使用、收益及有限改造的运动中完成，而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等诸权利，亦是如此。以草原使用权为例，使用人必然要对草原资源进行开发，从事畜牧养殖、野生动植物养殖等才能实现自己享有草原使用权的价值，实现物之价值最大化。（4）上述权利与用益权一样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设立，其享有者既可以是法人或其它组织，也可以是自然人。总而言之，就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采矿权、林地使用权、草原使用权、取水权等权利的具体内容而言，它们实质上都是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依照合同的约定对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与传统民法中的用益权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等，权利主要是分散在一些具有行政管理色彩的单行法之中，其往往侧重于从国家对自然资源保护角度进行管理而忽略对权利人权益的规制与保护，并且我国民事基本法对此亦缺乏系统的规定。这种分散立法、行政主导模式一方面造成了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的条块分割，使权利体系杂乱，不利于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各种权利的登记公示，最终不利于我国物权立法的完善。物权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制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在物权立法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借鉴传统民法中用益权的规定，将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采矿权、林地使用权、草原使用权、取水权等权利加以改造，设立用益权，用用益权统一概括上述权利。
（三）关于农地租赁权[40]
1．建立我国农地租赁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所谓农地租赁制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出租者以一定年限把农地使用权出租给承租人，承租人按期支付租金，对农地在不改变其用途的前提下进行租赁使用的制度。毋庸讳言，农地承包经营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成为了阻碍我国农业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桎梏。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法学工作者理所当然应同经济学家一道，用联系、动态的眼光，在高于实践的水平上为改革的发展在理论上进行大胆的探索。总的来说建立我国农地租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构建农地租赁制有利于弥补农地承包经营制的缺陷，规范农地使用法律关系。从理论上讲，实行农地租赁制度有以下几个方面优点：第一，有助于进一步理顺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使农地产权明晰化。第二，使农地收益权进一步完善。[41]第三，农地租赁使用符合《土地管理法》中“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要求，有利于农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四，便于与现有的农地承包经营制相衔接，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实践中，如前所述，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已有不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承包经营权人出租自己承包的土地给外来务工者和城市下岗职工耕种经营。为了促进农地使用制度逐步完善，中共中央也在贵州湄潭、广东南海、山东文登、北京顺义、湖南怀化、陕西延安等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试点，为突破原有农地使用模式、建立新的农业经营机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提供了初步的实证经验。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农地租赁制无疑将对规范和完善我国农地使用的法律关系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次，建立农地租赁制度具有良好的法律基础。第一，1988年4月我国《宪法修正案》第2条规定，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我国《宪法》最初明确规定，不得以出租形式转让土地，而《宪法修正案》第2条则将“出租”二字删去，并且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可见，出租土地，尤其是出租土地使用权已不再为宪法所禁止。第二，我国199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第63条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虽然《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中对农地使用权租赁没有新的突破，但却明确了农地租赁的唯一限制是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以保护耕地，[42]这就为建立我国农地租赁机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第三，《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农地使用期限的延长，也给农地使用权出租提供了可能。第四，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第4章专章规定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可以说开创了我国土地使用权租赁的先河，为我国农地使用权租赁制的构建提供了可供参照和借鉴的范本。第五，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省、市已经通过地方法规和规章的形式对建立农地租赁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最后，建立农地地籍档案、完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是维持农地租赁制度有效运作的保证。1996年2月颁布的《土地登记规则》第25条规定：“不经变更登记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的转移，属
于非法转让，不具有法律效力。”显然，我国不动产权利的产生、变更都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因此，农地租赁亦须以登记为其生效要件，从而以审查登记的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来规范农地租赁行为。在我国，法律、法规对于农村地区农地登记却存在着许多问题。笔者认为，构建农地租赁制度时有必要完善以下内容：第一，以乡（镇）为单位，在对农地所有权、使用权进行确权的基础上，发放农地所有权证和农地使用权证，建立农地地籍档案，并随时根据权属的变动情况进行变更登记；第二，将农地租赁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地上权、地役权等纳入不动产审查登记的范畴，扩大应登记的不动产物权范围。
2．构建和完善我国农地租赁权的立法设想
针对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提出在我国建立农地租赁制度的改革方案。而在法学界，对农地使用制度及农地使用权的完善，学者们往往局限于对变革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研究，尚未对农地租赁制度从法律视角进行探讨，也没有对农地租赁制度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农地租赁权进行合理的界定。我们认为，规范农地租赁有效运作的最有效途径是在我国物权立法中确立农地租赁权这一新型物权类型。不过农地租赁制并非要彻底推翻承包经营模式，另起炉灶，它是在承包经营制基础上对农地使用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对家庭经营形式的强化。
第一，农地租赁权的性质。农地租赁权是一种新型物权。首先，放眼世界，农地租赁制也是农地使用的一种惯例。构建农地租赁制及农地租赁权的目的在于使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使用效能。这显然与世界物权立法的发展趋势——物权法从以“所有”为中心向以“利用”为中心转变——相吻合。其次，农地租赁实质上是承租人占有农地而为使用、收益，取得的实际是农地使用权，是农地使用权的一定期限的让予，具有物权的特征。再次，农地租赁涉及的对象十分特殊，为农用土地。如果仅将农地租赁权排除在物权之外，显然不利于物权法律体系的完整和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统一。再其次，我国现行法允许国有土地使用权、“四荒”土地使用权、农地承包经营权出租，承认了土地使用权的租赁权。该租赁权名为债权实际上已经物权化，比普通的物权效力还强大，可以作为土地上的物权看待。[43]而且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中已经增设了以农地租赁制为制度基础类似于农地租赁权的农用权的规定。此外，梁慧星教授主持编纂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第242条亦明确规定了“农地的出租”，也说明了将农地租赁权置于物权立法之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第二，农地租赁权的主体。从我国法律的立法意图和实践中普遍作法来看，我们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应是村农民集体。在具体的农地租赁关系中，应由村民委员会或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村集体土地所有者（村农民集体）与农地的承租方签订农地租赁协议。如前所述，农地租赁较承包经营的突破之一就是打破了农地承包经营中的严格的身份限制。因此，农地承租的主体应当包括一切民事主体，如自然人、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而不再区分是否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此外，农地租赁经营还应当确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优先承租的原则，即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有先于外部人员租赁农地的权利。
第三，农地租赁权的取得与转让。农地租赁权依农地使用权租赁合同而产生。具体来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承租人与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订立农地租赁合同。农地租赁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经由不动产登记机关审查登记后，才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农地租赁权的立法中，应当明确禁止农地租赁权的转让，即转租。
第四，农地租赁权的期限。农地租赁权应该有较长的期限。第一，从经济学上看，农地租赁期限的确定必须考虑农业生产经营时间特征，要符合农业生产时间上的规律性，防止因期限过短而导致农地承租人破坏性、掠夺性经营的发生。第二，我国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租赁期限规定较长，如果农地租赁期限过短，其将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立法不相衔接。第三，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来看，与农地租赁权相类似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中有“农用权之期限为20年，但法令另有规定或以造林为目的约定较长期限者，从其规定或约定”的规定。针对我国目前农地使用状况，我们认为，农地租赁权的期限应规定为30年以上50年以下。
第五，农地租赁权的内容。首先，农地租赁权人的权利。一般而言，农地租赁权人应享有以下权利：（1）占有权和使用权。（2）收益权。（3）续租权。（4）优先承租权。（5）对农地所有权代表者的对抗权。（6）减、免租金的请求权。（7）补偿请求权。其次，农地租赁权人的义务。其主要包括：（1）不得改变农地用途和禁止抛荒的义务；（2）合理利用农地、切实保护耕地和爱护农地基础设施的义务；（3）按期缴纳租金的义务；（4）不得转租的义务；（5）尊重同一土地上其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的义务；（6）法律或者合同规定的其它义务。
第六，农地租赁权的消灭。农地租赁权消灭的原因有以下八项：[44]（1）农地租赁权期限界满，租赁权人没有主张或无权主张续租的；（2）农地租赁权标的物灭失或被国家建设征用；（3）农地租赁权人丧失利用土地的能力的；（4）农地租赁权人放弃租赁权的；（5）农地租赁权人未尽合理使用义务，致使耕地遭受破坏，出租人可以随时收回农地，并要求承租人限期恢复原状、赔偿损失；（6）擅自转租，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7）农地租赁人累计欠缴租金达到法定或约定数额时，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8）政府的行政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确定农地租赁关系终止的。
（四）关于地役权
传统民法中的地役权是指为实现自己土地的利益而利用他人土地的权利。如前所述，地役权起源于罗马法。以《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近现代民法为了调整各方所有权间的关系，继承了罗马法中关于地役权的法律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完善，分别规定了相邻权和地役权，使地役权制度更加科学。不仅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中普遍规定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既使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民事法律中，亦有相关规定，如英国普通法中关于使用权（easemeng）的规定，即同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规定的地役权。[45]
尽管相邻关系和地役权的目的相似，都是调节不动产所有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不动产的开发、利用，以增强其使用价值，但二者之间仍存在着本质差异。其一，相邻关系的行使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只有相邻不动产之间才可能发生相邻关系，它是对不动产相毗邻处行使所有权的限制或延伸；而地役权是一种具体的他物权，权利的行使不以土地相互毗邻为条件；其二，相邻关系为法定权利，其内容由法律规定；而地役权则按当事人的约定设立或依时效取得，本身并非法定权利；其三，相邻关系既适用于土地相邻，又适用于房屋相邻；而地役权只发生在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之间。其四，二者的内容不同。一般而言，相邻关系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防止来自邻地侵害的权利，二是邻地使用权，三是排水和流水使用。[46]而地役权的内容只是为自己土地的便利而使用他人的土地。其五，在我国，地役权具有一些特有功能，例如我国《草原法》第5条规定：“遇有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需要临是调剂使用草原的，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由双方协商解决，需要跨县临时调剂使用草原的，由有关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协商解决。”这一规定可以认为是对草原使用地役权的确认
。这种草原使用制度只能依照地役权原理予以调整。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地役权与相邻关系有着某些相同的内容，但并不意味着相邻关系与地役权可以相互取代，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物权形式。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仅设有相邻关系制度，而未设地役权制度，这无疑为我国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缺陷与不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公民个人不享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土地使用权，但不同的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仍然具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他们之间因土地等不动产的利用而发生的关系所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调整。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在民事立法中区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在相邻关系之外增设有关地役权的规定。在民事立法中设立地役权，就我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土地的效能，体现了物权法效率原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实行公有制，国家或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不可能对每一项土地的开发利用发挥作用。地役权制度的引进，使得土地使用人能够因地制宜地根据便利利用土地的需要，与他人达成设定地役权的协议，从而发挥土地的最大效能。二是便于相邻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权利的行使，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在我国现行法律中，由于相邻权与地役权不分，在解决具体有关相邻权纠纷时，往往因法律无明确规定造成意见的分歧，例如农村实行承包经营制以来，在利用土地中如引水通行的纠纷大量出现，不动产相邻关系无法解决，这就要求确立地役权，使纠纷得以解决。三是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和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的发展。在国内经济建设中，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造以及农村集体之间、农户之间因土地利用都会发生地役权问题，这要靠立法加以规范与保护。此外，中外经济合作交流也会产生复杂的涉外地役权问题，引入地役权制度与国际通行制度尽早接轨，亦是民事立法的当务之急。
需要强调的是，在民事立法借鉴传统民法中地役权制度时必须结合我国社会自身特点。我国民事立法中构建的地役权与传统民法中地役权有一定差别。[47]首先在传统民法中地役权人通常是需役地的所有权人。而地上权人、永佃权人、典权人、租赁权人是否能享有地役权，则存在不同意见和规定。[48]在我国，地役权人通常为土地使用权人，而且地役权人的相对人通常也是供役地的使用权人。所以，无论是需役地的土地使用权人，还是该土地的承租人、耕作权人、借用权人以及其它合法使用人，都可以成为地役权关系的当事人。其次，在传统民法中，成立地役权以两宗土地即需役地和供役地的存在为必要。而在我国，地役权不仅可以存在于两宗土地之间，而且可以同宗土地之上，即同一地块上不同的土地使用人平面交叉使用土地的情形。后一种情况，是我国过去在国有土地划拨使用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现象。对此，国家土地管理局在1995年5月《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54条第2款中规定：“平面主义使用土地的，可以确定为共有土地使用权；也可以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主要用途或优先使用单位，次要和服从使用单位可确定为他项权利。”这里所说的他项权利，通常指的是地役权。
综上所述，在我国《民法典》中设立地役权是十分必要的，但地役权的设立必须要结合我国社会自身特点。我们认为，我国的地役权是指以他人所有或使用的土地供自己所有或使用的土地便益之用的权利。地役权的设立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必须在相邻关系之外，增设地役权规定，使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相区别。（2）地役权的主体是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包括国家、集体、自然人以及其它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社会组织。（3）明确地役权需依供役地与需役地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的前提下通过合同订立，或依时效取得，并经登记发生效力。（4）地役权纠纷的处理应当与相邻关系一样坚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
（五）关于土地权利的登记与流转
1．完善土地权利登记的立法构想
由于多年来受到“一大二公”的“左”的思想指导、过分强调“三兼顾”以及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了国家和集体组织之间、集体组织相互之间以及集体组织与个人之间的财产归属不清的现象严重存在，经常发生产权争议，其中土地权利的争议最为明显。其于此，有学者提出，物权法应当建立一套确认产权的规则，以从根本上明确产权，消除冲突。[49]而要建立一套确认产权，尤其是确认土地权利的规则，我们认为，仅在物权法中规定所有权和各种用益物权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建立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建立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亦是世界物权立法发展的趋势所在。登记制度的目的在于公示，其是维护经济秩序，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法律手段。具体来说登记制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确定物权归属，解决物权的冲突；（2）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交易秩序；（3）减少交易费用和提高效率；（4）实现国家对不动产交易的宏观调节和监控。[50]
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存在着诸如登记机关不统一、登记程序不统一、登记效力不统一、登记权属证书不统一，登记权利范围过窄等缺陷。[51]而造成这些缺陷存在的原因，除了物权立法中登记制度缺失之外，亦是由于现行不动产登记体制缺陷而造成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依然认为，借助目前制定物权法之机，应当首先从物权法角度完善登记制度，尤其是完善土地权利登记制度，以立法的完善促进体制的变革。
目前，世界各国立法中所采用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契约登记制度、产权登记制度、托伦斯登记制度。首先，契约登记制度。此种登记体制由《法国民法典》创立，亦称法国法主义登记制度，其特色在于：一是登记是物权变动对抗第三人之要件；二是采取形式审查主义，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请即可登记；三是登记无公信力，即登记事项不成立或无效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四是登记簿以权利人为标准而编成，采用人之编成主义；五是权利以动态登记为主，不仅登记物权现状，而且还登记物权的变动。其次，产权登记制度。这种体制为《德国民法典》所建立，并在德国《土地登记条例》、《地上权条例》以及《住宅所有权法》中有明确规定。其特点是：（1）登记是土地物权变动的效力发生要件，土地物权之取得或变更须经官方正式登记具有法律效力；（2）实质审查主义，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及权利变更要进行详细的合法性审查；（3）登记具有公信力；（4）权利以静态登记为主，登记薄不记入物权的变动情况，只记入物权的现有状态；（5）采用物之编成主义，登记簿按地号顺序进行排列。再次，托伦斯登记制度。此制度1955年创始于澳大利亚，现被美国多数州和英联邦国家采用，是对产权登记制度的改良。其一，采用实质审查主义，并采用公告程序；其二，初次登记自由，其后登记进入强制状态，即任何不动产经申请第一次登记后，其不动产物权转移和变更，不经登记无效；其三，登记具有公信力，如果真权利人因不实登记而受损害时，国家负赔偿责任；其四，人之编成主义，不考虑地号，按登记次序编排登记簿，并附土地及建筑物位置图。比较三种登记制度，它们各有特点。目前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的倾向，其制度基础在于国家干预主义，这与产权登记制度，即德国不动产登记立法模式极其相似。此外，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与产权登记制度在登记规则，如登记生效主义、物之编成主义、登记之公信力等方面，也基本一致。[52]可见，从总体上讲，参照产权登记制度完善我国物权法中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失为一
种最佳的选择。当然，产权登记制度也并非完善。我们还可以借鉴托伦斯登记制度之优点，如错误登记赔偿和强行登记制度等，以弥补产权登记制度之不足。具体而言，完善我国物权法中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有学者认为，建立统一的登记制度首先就是要统一登记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登记程序和制度。[53]这种观点不无道理。然而，登记机构统一是在登记体制变革基础上才能实现的，这无疑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就目前制定物权法而言，我们认为，应当先在物权法中统一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依据、统一不动产登记程序、统一登记的效力，以立法的完善促进体制的变革，从而逐步推动登记机关和登记权属证书的统一。实际上，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如广州、深圳、上海、汕头、厦门等，已经意识到分别登记的缺陷，尝试将登记部门合而为一，从而实现统一登记。第二，扩大应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范围。从登记制度角度讲应当建立以土地登记为中心的登记制度。除了那些直接依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物权以外，物权的设立必须要完成登记手续，即没有登记则物权不能设立。[54]就土地权利登记而言，不仅仅要对土地所有权进行登记，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土地他物权在土地权利中占据着绝对多数的地位，因此，有必要扩大和加强土地他物权的登记范围，将地上权、地役权、农地租赁权、用益权以及土地抵押权等都纳入登记范畴，充分发挥登记制度的公示作用，维护经济秩序，保障交易安全。[55]第三，实行实质审查主义，并采用公告程序。实行实质审查，是登记具有公信力的必要前提。[56]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社会信用不彰，市场秩序比较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实质审查不仅有利于保护交易当事人合法权益，强化登记的公示和公信功能，也有利于强化登记机关的责任感，使其对自已的登记行为负责。在实行实质审查主义的基础上，采用公告程序将登记的内容予以公布，更有利于确保登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第四，明确登记机关错误登记赔偿责任。有权利就应有义务，有义务就应有责任。在实行实质审查以后，因登记机关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登记错误，并造成相对人的损失时，登记机关有义务加以赔偿，以强化登记机关的职责，促使其认真审查登记的内容，使登记的内容真实可靠。
2．完善土地权利流转的法律思考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一般不允许流转，[57]土地权利的流转的标的只能是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土地权利的流转是指依法律规定或依合同约定由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社会组织享有的各种土地的使用权的转让。我们认为土地权利能够进入市场流转的前提是该项土地权利权属明确，不存在任何争议。这一方面需要在物权法中明确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各项规则，为确定各项土地权利的归属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权利登记，发挥登记制度的公示作用，使受让人通过查阅登记薄就能及时了解对方当事人是否对转让的标的享有物权，或被转让的标的之上是否设有负担等情况。上述两方面我们已在前文作了论述。除了明确土地物权规则、强化土地权利登记之外，我们认为，明确土地权利流转的基本原则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合同自由原则。土地权利流转是以合同形式发生的物权处分行为，流转过程中必须坚持合同自由原则，以保证土地权利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市场规律变动土地使用关系。对此，我国现行法律除《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作了规定之外，其它土地的流转均无明确规定，而多准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确定土地权利流转合同的内容。当然，合同自由不是绝对的，立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限制。（1）土地权利流转合同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土地权利性质。我国土地的使用权并不是都可以进入市场流转的，例如，前文提到的农地租赁权依照其性质应当禁止其转让，土地权利流转的双方当事人如果违反法律规定而约定转让农地租赁权，其转让合同无效。（2）禁止炒卖土地使用权。土地权利的流转在于合理利用土地，使其价值实现最大化，为了防止流转失序，防止将流转作为暴利工具，应参照现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有关规定，要求在完成对土地必要的投资、改良之后方能转让。
其次，有偿原则。土地是特殊商品，其权利转让应实行有偿原则。土地权利流转的价格主要由当事人自主协商确定，但一般包括以下因素，一是土地权利的价值，即享有该土地权利可创造的经济利益；二是对权利人投资的补偿。流转坚持有偿原则的理由是：其一，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发挥扩大化，要求作为财产权利之一的土地权利的流转有偿进行。其二，土地权利流转有偿性也是贯彻我国《土地管理法》中“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的要求，在经济上激发权利人合理利用土地的自觉性。其三，为了保证土地权利流转价格的合理性、公正性，防止土地资源流失或暴利行为，物权立法可以参照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流转中的所有人干预权制度，[58]即流转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时，土地所有权人（一般国有土地由土地管理部门代行所有权，集体所有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行使所有权）有优先购买权；不合理上涨时，土地所有权人可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限制。
再次，登记原则。不动产物权的变更必须依法登记。《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办理土地变更登记。”土地权利经双方当事人合意后，必须经过登记才能发生土地权利变更的法律效果，这是我国登记制度中“登记生效主义”的表现。需要强调的是，土地权利流转登记除了明确权利变更效果外，还应包括资产登记的内容，应由土地管理部门建立专门档案、簿册，将转让的土地使用权资产价值予以记载，形成制度。[59]具体的作法是，在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使用人以前将土地评估价格予以记载，出让时将出让价格进行登记，转让时将使用人投入的资金和其它价值的财产记载于册，确定土地的增值量，使交易双方了解土地的价值，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公正和安全。
中包括养殖权与捕捞权、采矿权与探矿权、林业权、取水权、狩猎权。这其中有关土地利用的权利主要是养殖权、采矿权、林业权。 [4]参见杨振山、朱庆育：《制定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制日报》2000年11月9日，第3版；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5]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我国物权法理所当然应当坚持这一原则，明确规定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以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6]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在后面部分作专门的论述。 [7]参见丁关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7期。 [8]虽然2002年8月29日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农地承包经营制及农地承包经营权在制度设计、性质等方面已经成熟和完善。相反，我们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农地承包经营制诸多问题没有解决，物权立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起草之时仓促出台，不仅难以有效地规范和保障农地使用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而且也制约了物权立法中我国农地使用权制度的重新设计与完善，影响物权立法的稳定性，增加立法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将于2003年3月1日起实施，在此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均已结束，土地承包期为30年。依据我国“法无溯及力”的基本原则，也许《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诸多内容要到30年之后才能有机会广泛适用。因此，《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制定和颁布依然是“宜粗不宜细”、“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产物，暴露了我国立法，尤其是民事立法缺乏应有的预期性。 [9]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各国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却显现出趋同的态势。（1）各国土地使用权中一般都规定了地上权、地役权，而且规定的地上权、地役权具体内容并无本质差别。（2）各国对土地使用权的设立与变更都规定了明确的登记程序，其目的在于：一方面规范土地使用权的设立和变更，以维护土地权利流转的安全和秩序；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强化对土地权利设定变更的监督与控制的必然要求。（3）现代各国法律为加强土地资源利用，发挥土地的经济价值，无不将土地使用权作为物权法中重点的内容加以规定。一是不断扩大土地所有权与他项权能的分离、强化地役权、地上权等的规定，对土地使用权人的利益竭力加以保护。 [10]参见王利明：《物权立法的若干问题探讨》，《政法论坛》2001年第4期。 [11]米健：《用益权的实质及其现实思考——法律的比较研究》，《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 [12]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评述》，载《1998—1999：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6页。 [13]曹诗权、朱广新：《农地承包经营物权化建构的基础与思路》，《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1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4条。 [15]参见蒋海、时旭辉、齐洁、高卓然：《广东农地利用现状及其合理性分析》，《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5期。 [16]郑碧玲：《以体制创新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3期。 [17] 《农村土地承包法》中仅仅规定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两种承包方式，且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土地不仅要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而且只能承包不宜采用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这种规定较以往而言，实质上是进一步强化了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保护，加强了对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土地的限制，显然这些规定进一步突出了农地承包经营制的社会福利性质，使得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将承包的土地作为自己生活的最终保障。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又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划分的琐碎，使农业生产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农业现代化、社会化工作难以开展。最重要的是，这种规定严格以身份作为承包土地的前提条件，排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运用，使得一些有能力又乐于从事农业生产开发的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单位或个人难以承包到优质土地。相反，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却可以因承包地不收租金、承包费用较低而不愿放弃对土地的承包，对土地进行低效经营、掠夺式生产，无疑这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 [18]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9]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0]王兰萍：《论我国土地使用权与用益物权》，《山东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21]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2]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3]我们主张在立法中摒弃“土地使用权”概念，但并不反对其继续作为一种学理或不严格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或提法。正是基于此，在本文中我们亦使用了作为学理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概念。 [24]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5]参见叶建丰：《在我国重建永佃权的构想——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河北法学》2001年第3期；杨立新：《论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缺陷及其对策——兼论建立地上权和永佃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河北法学》2000年第1期；张红霞：《罗马法上的永佃权制度与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法学》1999年第9期。 [26]谢怀轼：《大陆国家民法典研究》之第五节《日本民法典》，《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3期。 [27]参见王泽鉴：《用益物权·占有》（民法物权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28]杨振山、朱庆育：《制定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制日报》2000年11月9日，第3版。 [29]新合同法存在诸如：缺乏一些先进制度的规定，遗漏了一些具体的合同；某些规定地于墨守陈规，缺乏应有的超前性和广泛适用性；起草过程中受行业、部门利益因素影响较多，致使其有失全面和公允。参见常健：《新合同法存在缺陷浅议》，《改革》2002年第1期。 [30]史尚宽：《物权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57年版，第169、186页。 [31]来小鹏、文介平、骆电：《试论地上权制度的存在价值》，《河北法学》1998年第4期。 [32]参见程宗璋：《我国地上权制度之研究》，《不动产纵横》1999年第2期。 [33]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32条规定：“称地上权者，谓以在土地之上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为目的而使用土地之权。” [34]参见王泽鉴：《用益物权·占有》（民法物权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35]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页。 [36]米健：《用益权的实质及其现实思考——法律的比较研究》，《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 [37]参见杨振山、王萍：《我国应制定以用益为中心的物权法》，《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38]米健：《用益权的实质及其现实思考——法律的比较研究》，《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 [39]参见米健：《用益权的实质及现实思考——法律的比较研究》，《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房绍坤、丁海湖、张洪伟：《用益物权三论》，《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 [40] 有关农地租赁制
度与农地租赁权的具体论述参见彭真明、常健：《关于农地租赁制度的法律思考——兼谈农地租赁权的构建与完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41]刘群利、刘岗、刘锐、张宝伟、雷国平：《建立农用土地租赁制问题探析》，《中国土地科学》1995年第7期。 [42]郭洁：《农地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政法论坛》1999年第2期。 [43]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论纲——我国物权立法应重视土地上权利群的配置与协调》，《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 [44]参见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39页；关涛：《我国不动产法律问题专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267页。 [45]王建鲁：《关于在我国民法中区分相邻权与地役权的思考》，《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46]关涛：《试论地役权制度的存在价值》，《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 [47]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中国政法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48]参见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7-208页。 [49]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9页，第84页。 [50]王利明：《试论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上、下），《求索》2001年第5、6期。 [51]参见常健：《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法律思考》，《改革与战略》2001年第1期。 [52]参见常健：《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法律思考》，《改革与战略》2001年第1期。 [53]王利明：《试论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上、下），《求索》2001年第5、6期。 [54]王利明：《试论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上、下），《求索》2001年第5、6期。 [55]就土地他物权登记而言，2002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条规定开创了我国土地他物权登记的先河，对其他种类的土地他物权登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56]崔建远：《中国房地产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57] 《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从规定来看，我国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只有国家通过征用将集体地所有权变为国家所有权一种单向流转方式。 [58]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26条。 [59]郭洁：《农地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政法论坛》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