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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把辛酸泪 从三岛由纪夫到芥川龙之介，再到川端康成；日本作家大部分都表现出一种“自杀情结”，他们都选择了用自杀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芥川龙之介，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在笔者所接触的日本文学的范畴中的作家几乎都会有“物哀”的精神内核在里面。（电影《罗生门》，1950年。值得说明的是，黑泽明导演的这部电影其实只是借了《罗生门》这个名字，电影讲的是芥川龙之介的另一篇故事《竹林中》。此后，“罗生门”在亚洲范围内成为特指迷幻而又扑朔迷离的事件代名词）川端康成的一些作品（例如《伊豆舞女》）让我们看到了川端康成的内心世界。他喜欢那一种转瞬即逝的美，一种花开后瞬间凋零的那一刻的永恒的美。所以他用自杀的方式来寻找永恒的美与自由。（作家川端康成，1899年6月14日～1972年4月16日）日本的自杀率一直很高，这与他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他们普遍的比较感伤，文学是如此，绘画如《地狱变》，舞蹈如艺妓穿着木屐跳的一停一顿的舞，音乐如日本的纯音乐，只用几种简单的乐器来描述自己的内心。以此种种，构成了他们独特的内心世界，那种“黛玉葬花”式的感伤。（影视剧《红楼梦》，1987年。表演者陈晓旭）“物哀”精神说白了就是“黛玉葬花”式的精神，两者是相似的，触景生情。内心敏感的人对一些事物更容易看透本质，但副作用非常大，这便是容易感觉到无尽的孤独与恐惧。芥川龙之介便是其中的典型。他并不满足解构自己，他更想要解构人性；而且，他做得很成功。例如在《罗生门》中，家仆本不欲成为强盗，然而在目睹老妪拔女尸头发去换钱的举动后，他也终于抛开道德约束，以自己也要讨生活为借口，抢走老妪的衣服，成了真正的盗贼。成功地贯彻了利己主义。（日本浮世绘作品《罗生门》，渡边纲在罗生门与恶魔战斗。）坊间关于论述芥川龙之介其人其作的论文有许多，大多都是从他的生平出发的。我们在此不再重复，我们直接透过芥川龙之介这一个典型看日本作家乃至全世界所有人都在经历的精神冲击。“最聪明的处事法，乃是既看轻世俗，又活得与之不相矛盾。”这句话出自格言警句《侏儒警语》。只此一句，文人的通透性与敏感性便表露无遗。笔者在写《沉思录》的书评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曾经在里面写过这样一番话：作为人，无论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无论你有没有信仰，你还是有精神需要的。当时是为了论证“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说法而写下了这句话。但如果你把它套在文人身上来看，你就会明白笔者为什么说一个内心敏感的人非常容易感到孤独与恐惧了。因为从两次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人的精神大多找不到一个立足点，文人更是如此。芥川龙之介生活在日本逐渐实现工业化的时代，此时是20世纪，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随之而来的还有利己主义、怀疑主义以及厌世主义。这些东西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之他的经历也让他对死亡又爱又怕，在与分裂的自我的对抗中，芥川龙之介选择了结束这一切。《侏儒警语》的这句话用来说芥川龙之介再合适不过了。在《地狱变》中，为绘制地狱变相图，夹在亲情和艺术之中的良秀为追求艺术上的完整，选择了牺牲女儿，摒弃人性。最终，他画出了一幅稀世杰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可以看作芥川龙之介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的一个缩影。（日本浮世绘，演员三代目岚吉三郎画像）在观念与现实相矛盾时，他选择了前者。这是一种矛盾心理，你想要在生活追求一种无限的、深刻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你会感觉到模糊的不安，这种模糊的不安会进一步清晰，进而转化成挥之不去的恐惧萦绕在心头。这便是芥川龙之介，这便是在20世纪以来出现“集体自杀”的文人所经历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2.满纸荒唐言 我们先从“物哀”这个角度来剖析芥川龙之介。首先，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中是这样阐述“物哀”的: 世上万事万物的千姿百态，我们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身体力行地体验，把这万事万物都放到心中来品味，内心里把这些事物的情致一一辨清，这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就是懂得物之哀。进一步说，所谓辨清，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辨清了，依着它的情致感触到的东西，就是物之哀。比如说，看到樱花盛开赏心悦目，知道这樱花的赏心悦目，就是知道事物的情致。心中明了这樱花赏心悦目，不禁感到“这花真是赏心悦目啊”，这感觉就是物之哀。（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名人之一。其实准确地来说，“物哀”精神起源实际上是在中国汉朝，起源于中国本土；不过这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日本的“物哀”精神一直是日本的文化底蕴。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以来，工业的车轮已经逐渐地碾压了全世界。此时日本也不得不做出选择。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中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困惑，例如《舞步》和《开化的丈夫》，这两篇分别借明子和那位知悉妻子出轨的丈夫的故事表达了他对日本明治开化时期的困惑。“物哀”的含义在此时其实已经衍生出了新的意蕴，不仅仅是“物之哀”，此时更多的是“事物之哀”。你看，日本的明治天皇在对俄宣战前所作的言辞：（很有意思，指挥或发动战争的统治者们不会忘了要表达自己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反正又不是自家儿子上战场，只管忽悠别人家的儿子卖命就好）但又正如古希腊悲剧之父艾斯库罗斯在他的戏剧作品《阿伽门农》里面所描绘的一样：（笔者想说的是，在二十世纪以来，在现代人精神不断受到冲击不断被重新解构以来，“物哀”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芥川龙之介的“物哀”便是如此。）3.都云作者痴 前面已经说过，作为一个人是必须会有精神需要的。没错，几乎每一个最终选择自杀的文人生前都歌颂过生活或生命。例如芥川龙之介在《黄粱一梦》中所表达的对生活的态度：“正因是梦，才需真活。彼梦会醒，此梦亦有醒来之时。人活一世，唯愿此生精彩纷呈，方不辜负自己。”（海子诗作《活在珍贵的人间》）但为什么说出这番话的芥川龙之介会选择自杀呢？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内心敏感的人对一些事物更容易看透本质，在人群之中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同时，你又深刻地明白这就是你要走的路，但好像，你感觉你活够了、走完了；剩下的已经不重要了。此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就变成了“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所以，为了追求自由，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美”，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死亡。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作法十则》曾经说过，“对于任何事物，我都是一个怀疑者。”在《西乡隆盛》中，老人通过让青年亲眼看见一位活脱是西乡隆盛的人来使青年怀疑起自己曾经十分笃定的历史假说，并抛出皮浪怀疑论——搁置争议。即，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老人称，记录历史时，记录者会自行做出取舍，导致历史的真实成为“无法辨清真伪”的暧昧状态。 （日本浮世绘作品，《神奈川冲浪里》）而在表达不可知论的概念上，《竹林中》的诠释要更加到位。一件凶杀案，三个嫌疑人，七份证词。出于各自的目的，嫌疑人都在自己的故事版本中撒了谎，使得一件脉络清晰的案件成为永远不可能被解开谜团。真凶是谁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若我们所见之客观世界中的真实来自于他人的语言，一旦这些语言信息真假难辨，我们所相信的“真”也会随时崩塌。这便是笔者在前面所说的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人的精神找不到立足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芥川龙之介所说：“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4.谁解其中味 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自杀乃至在二十世纪末中国诗歌圈出现的“集体自杀”的原因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于“看轻了世俗，但又活得与之相矛盾”。但这些事情又绝对不能这么简单地对待。但，这便是个体的孤独之处，这便是历史的孤独之处。一代文学“鬼才”已逝，然而，他的作品终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积满灰尘，摆在神田一带的旧书店角落里，徒然等待着读者的光顾。”非但没有如此，在他去世后仅八年，世人便以他的名字设立了“芥川文学奖”，并成为纯文学奖的代表奖项。若他泉下有知，或可得到一丝宽慰罢。
我写过一篇是说他作品的艺术手法的...他很喜欢用铺陈渲染的手法描写环境，人物外貌、心情、性格，尤其喜欢渲染细节...而且渲染还可分成正面渲染和反面烘托...另外我当时还考虑过写他作品中的审丑...或者是利用不同视角进行叙述的作用...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哦...^_^加油拉~~
议芥川龙之介的美学困惑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
论文摘要：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秋山图》实际上是他的诗学理念的一种形象的折射，本文运用本雅明的“光韵”理论来解读芥川龙之介对淡然恬静、崇尚自然的古典艺术的留恋与向往，对20世纪初日本艺术现代化造成的艺术日益“工艺化”的不满与困惑。 1927年，35岁的芥川因“恍惚的不安”自行中止了生命的流程。芥川龙之介的英年早逝与他对当时日本变革的失望是分不开的。其实，早在1920年，芥川龙之介在他的短篇小说《秋山图》中就流露出对古典艺术美在现代日本社会日渐衰竭的忧虑与困惑。无独有偶，芥川所遭遇的艺术困惑同样被一位西方学者所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瓦尔特·本雅明。所不同的，在芥川为古典艺术在当今社会“光韵”不再而痛苦时，本雅明却为艺术领域里的新技术革命高唱赞歌。 一、艺术品的原真性 《秋山图》通过清初著名画家王罩(字石谷，号耕烟外史)对 恽 格(字寿平，号南田)叙述的画坛的一桩神奇事件铺叙展开。据王石谷言，昔时王时敏(字逊子、号烟客)怀揣董其昌手书至润州张府观看“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的传世名画《秋山图》，顿时感动于画面幽寂空灵的气韵风骨，几番请求张氏出让《秋山图》，均遭拒绝。50年后，王石谷有幸于王氏豪宅一睹《秋山图》之神韵，可是，眼前之画与王时敏描绘的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兴冲冲赶来再次欣赏此画的王时敏也满腹狐疑，不禁怀疑起50年前的经历是否为幻觉。《秋山图》取材于今冈寿编《东洋画论集成》上卷收录的 恽 格《记《秋山图)始末》，原文附在 恽 格的画论《瓯香馆画跋》之后。日本著名评论家吉田精一认为《秋山图》表达了芥川的艺术观乃至人生观。 吉田的观点说明了《秋山图》在芥川的艺术思想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更具体地说，《秋山图》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芥川龙之介对日本现代转型所感到的困惑与矛盾心态，其最突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对作品原真性也即本雅明称之为“光韵”的东西的留恋。 恽 格原作《记(秋山图)始末》结尾暗示王府的《秋山图》是 赝 品，因此烟客翁观画时的态度在情理之中，但是芥川龙之介在他的故事中却对画的真伪未置可否。作为清代画坛“四王”之首的王石谷，以他的眼力，对于黄一峰作品的真伪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况且他从笔法、设色与用墨这些技术手法上均看不出破绽，认为“显然无疑是真品”，那么眼前的《秋山图》大概会是真品了。而且，后来几位观赏者，均是当时的书画界大家，特别是师从黄一峰的王时敏，更是对大痴的笔法了然于胸。他竟然也是对画犹豫不决，难以定论，可见，芥川在这里似乎在强调《秋山图》与真品无异了。但是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既然为同一作品，为什么这些大师们都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这种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本雅明所谓的“光韵”理论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答案。本雅明认为对艺术品的改造虽然不大会威胁艺术的组成部分，但对艺术品的改造在任何情况下都使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丧失了。艺术作品在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王时敏是在五十年后再次见到画作的，如果是原作，他肯定会一眼认出，但是他却是“满腹狐疑，不禁怀疑起50年前的经历是否是幻觉。”实际上，芥川在这里已经对作品的“原真性”提出了质疑。他在王石谷产生疑问的时候写道：“可是这《秋山图》，和烟客翁曾在张氏家所见那幅，确不是同一黄一峰的手笔。比之那幅，这恐怕是比较下品的黄一峰了。”从“不是同一手笔”得出“较下一品”的结论，可见艺术品的原真性关系到作品的真正价值。这是似乎是在暗示五十年后的《秋山图》并非原作，而是一幅逼真的复制品。尽管这样的复制品逼真得连王石谷、王时敏等这样的大师都不能在技术上找出破绽，但是他们的艺术直觉，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就是对“光韵”的把握，却产生了怀疑。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对作品中的原真性是这样论述的： 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但唯有基于这种独一无二性才构成了，艺术品的存在过程就受制于历史。这里面不仅包含了由于时间演替使艺术品在其构造方面发生的变化，而且也包含了艺术品可能由所处的不同占有关系而带来的变化。 本雅明强调传统艺术品独特的魅力在于它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原真性，而这种原真性正是现代艺术所抛弃的东西。芥川对日本文学“去光韵”的现代化转向持深深的抵触情绪，因此，在《秋山图》中他把艺术作品的原真性放到了艺术欣赏的首位。 二、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 本雅明认为艺术品机械复制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功能与价值不同。艺术品不再建立在礼仪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的基础之上。这两种功能的差异被本雅明描述为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膜拜价值要求人们隐匿艺术品，但是由于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艺术品逐渐从对宗教礼仪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其可展示性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同时，艺术接受也从凝神观照(concentration)的方式转变为侧重展示价值的消遣(distraction)。 同样，在《秋山图》中，芥川通过生动的描述对比了艺术品的宗教礼仪与政治功能的差异。《秋山图》篇幅只有四千来字，芥川不惜笔墨、刻意求工之处正在于画作《秋山图》五十年前后不同的境遇。首先是画作存放地点的区别。五十年前，烟客翁拜访的张家是一个偏僻荒凉之所：“虽然屋院很大，却显得一片荒凉。墙上爬满了藤蔓，院子里长着长草，成群的鸡鸭，见到客来表示好奇的神气。”鸡鸭对来客都显出好奇神气，可见张家访客实在稀少。张氏将画悬挂于厅堂之上，而且是“光秃秃的墙上”只挂着一幅画，可见画作在主人心中的地位之高，而且主人“每次看这画，都觉得像睁眼做梦一样。”画作的礼仪功能在张氏那里得到了真实的体现。而五十年后的王氏家，却是“贵戚之家”与张家的荒凉相反，后者庭院中是“牡丹花在玉栏边盛放”的繁荣景象。前面张氏之孙将画献于王氏时，王氏还“献出家中歌姬，奏乐设筵，举行盛大宴会，以千金为礼。”对于王氏来说，画作成了展示与炫耀的资本。 其次是画作的主人对作品的接受态度不同。五十年前，王烟客第一次见到《秋山图》，其主人介绍自己对画作的评价时，“像少女似的羞红了脸，然后淡淡一笑，怯生生地看着墙上的画说：“实际上，我每次看这画时，总觉得好像在睁眼做梦。不错，《秋山图》是美的，但这个美，是否只有我觉得美呢?让别人看时，也许认为只是一张平常的画。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这样怀疑。这也许是我的迷惑，也许在世上所有的画中，这幅画是太美了，其中必有一个原因。反正我就一直那么感觉，今天听了您的称赏，我才安心了。”在面对《秋山图》时，主人竟然像一个“害羞的少女”，观 画时也是“怯生生”的，还总是担心自己对画的推崇得不到别人的认同，体现了他对画作的珍惜与膜拜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正是本雅明所说的膜拜价值的凝神观照式接受方式。但是画作后来的主人王氏重视的却是画作的展示价值的消遣方式。画作在他那里只是一种政治功能的展示。他平时并不是将画挂出来，而是只在有客人时才拿出来炫耀一番。他关心的不是画作的美，而是展示画获得的荣耀与自我满足。画在他消遣与满足虚荣的过程中已经被工具化了。本雅明描述的两种对立的艺术接受态度正好与芥川小说异曲同工：面对艺术作品而凝神专注的人沉入到了该作品中，他进入到这幅作品中，就像传说中一位中国画家在注视自己的杰作一样；与此相反，进行消遣的大众则超然于艺术品而沉浸在自我中。 三、永恒价值：芥川的困惑 本雅明认为古希腊的品，由于不能进行技术复制，因此被要求有永恒性。希腊人从他们的技术状况出发，在艺术中创造了永恒价值。而雕塑则是站在艺术峰巅上的最不可修正的艺术，因此在艺术品的可装配时代，雕塑艺术的衰亡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画的不可修正性与雕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在技术复制时代，中国画遭遇与希腊雕塑相同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同样，芥川在《秋山图》中所隐喻的实际上正是对古典艺术在现代命运的思考。《秋山图》在故事中象征的是以中国画为代表的古典艺术，而画作后来的主人王氏则代表了现代社会艺术消费的大众。芥川通过比较《秋山图》在现代社会的不同遭遇，意识到了古典艺术在现代社会势微的现实，同时他心里却始终留恋古典艺术的那一方净土所以只能无奈地发出“那幅奇妙和《秋山图》不是留在心里么?即使没有《秋山图》，又有何遗憾呢?”这样的悲叹。这既是芥川对当时日本一味地转向西方，导致传统古典艺术逐渐走向没落而发出的叹息，也是他自己对古典艺术心怀不灭理想的流露。 其实，芥川在艺术理想上的困惑与日本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不无关系。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日本文化与艺术界也争相投入西方的怀抱，完全以开放的姿态迎接着西欧，当时风行西方的自然主义对日本影响尤为深远，传统文学被贬抑到底层。芥川虽然是学习英国文学出身，但是自小就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始终难以接受日本在文学上的“脱亚入欧”。1920年，已成为文坛中心存在的芥川自号“寿陵余子”，同年3月31目在给友人的信中芥川称：“寿陵余子之号取自韩非子，愿意寿陵余子学邯郸之步未成，却忘记寿陵之步，只得匍匐而归。我本人学西洋未成忘掉东洋，恰似寿陵余子。”“寿陵余予”之号揭示出作家抛却肤浅的西洋文化而回归东方文化的强烈的意念。在另一部小说《沼泽地》中，芥川清楚地反映了他对于艺术的心声： 我十分郑重地凝视着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的画布上再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燥与不安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芥川对于画的赞赏，正是来源于对不能自由地作画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的同情。对于艺术的理想，芥川自己又何尝不是遭受着“焦燥与不安”的折磨呢?《地狱变》中的画师良秀为艺术而牺牲了女儿与自己的性命那样残酷的故事，也只有在艺术上备受煎熬的芥川才能创作出来。 芥川龙之介1921年3月到7月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出版了《中国游记》。在这本游记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普通的山水人物介绍，而是处处流露出对落后与丑陋中国的悲观失望之情。在将汉学视为日本传统文学之根的芥川眼里，中国是其艺术理想的归宿，但是眼前的中国却与自己想象中的中国大相径庭，因此他在游记中抒发的失望之情实际上正是对自己理想中的古典艺术天堂遭到破坏发出的悲叹。古典艺术在日益西化日本被淹没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在其发源地中国更由于战乱与落后一 蹶 不振。于是在游览苏州时芥川这样写道：“文庙是明治七年重建的，据说为宋名臣范仲淹所创立，是江南第一个文庙。这庙的荒芜不正是中国荒芜的象征吗?但对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荒芜，才生出怀古的诗兴来。”中国画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一个体现，当芥川发出“我已经不爱中国。我即使想爱她也爱不成了。”这样的感慨时，也是他自己的艺术理想遭遇挫折之时。当艺术理想与现实难以调和之时，他像画师良秀一样选择的艺术，放弃的是自己的生命。 当艺术遭遇现代化的进程时，本雅明的崇尚的是现代技术，而芥川龙之介崇尚的却是古典艺术的“光韵”。这种分歧直到现在仍然还没有解决，即使在把文学艺术看成是商品的当代西马学者伊格尔顿那里，他也没有忽视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和表现的一面，并反对使艺术生产理论蜕变为“工艺主义”。芥川在《秋山图》所表达的美学困惑，同样可以应证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这一命题。那么芥川龙之介的《秋山图》所具有的当下意义也就不仅仅在于解释芥川的美学思想，它同样能为我们当今社会文学艺术越来越“工艺化”的现实提供某种反思意义。 注释： [1]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2》，樱枫社，1981年。 [2]瓦尔特·本雅明《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51页。 [3]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陈生保，张青平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 [5]详细论述见陆晓光 《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关于马克思一个命题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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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全是芥川龙之介的日文原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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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写日语和中文的相同相否之处。
寿司から见た日本の食文化我毕业论文就写的这个，觉得蛮好写的，关于寿司和日本食文化的资料挺多的，把二者的共同点结合一下，再加上点个人观点，就出来了。写日本的文学一点不好写，最好写的还是社会文化。
议芥川龙之介的美学困惑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
论文摘要：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秋山图》实际上是他的诗学理念的一种形象的折射，本文运用本雅明的“光韵”理论来解读芥川龙之介对淡然恬静、崇尚自然的古典艺术的留恋与向往，对20世纪初日本艺术现代化造成的艺术日益“工艺化”的不满与困惑。 1927年，35岁的芥川因“恍惚的不安”自行中止了生命的流程。芥川龙之介的英年早逝与他对当时日本变革的失望是分不开的。其实，早在1920年，芥川龙之介在他的短篇小说《秋山图》中就流露出对古典艺术美在现代日本社会日渐衰竭的忧虑与困惑。无独有偶，芥川所遭遇的艺术困惑同样被一位西方学者所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瓦尔特·本雅明。所不同的，在芥川为古典艺术在当今社会“光韵”不再而痛苦时，本雅明却为艺术领域里的新技术革命高唱赞歌。 一、艺术品的原真性 《秋山图》通过清初著名画家王罩(字石谷，号耕烟外史)对 恽 格(字寿平，号南田)叙述的画坛的一桩神奇事件铺叙展开。据王石谷言，昔时王时敏(字逊子、号烟客)怀揣董其昌手书至润州张府观看“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的传世名画《秋山图》，顿时感动于画面幽寂空灵的气韵风骨，几番请求张氏出让《秋山图》，均遭拒绝。50年后，王石谷有幸于王氏豪宅一睹《秋山图》之神韵，可是，眼前之画与王时敏描绘的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兴冲冲赶来再次欣赏此画的王时敏也满腹狐疑，不禁怀疑起50年前的经历是否为幻觉。《秋山图》取材于今冈寿编《东洋画论集成》上卷收录的 恽 格《记《秋山图)始末》，原文附在 恽 格的画论《瓯香馆画跋》之后。日本著名评论家吉田精一认为《秋山图》表达了芥川的艺术观乃至人生观。 吉田的观点说明了《秋山图》在芥川的艺术思想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更具体地说，《秋山图》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芥川龙之介对日本现代转型所感到的困惑与矛盾心态，其最突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对作品原真性也即本雅明称之为“光韵”的东西的留恋。 恽 格原作《记(秋山图)始末》结尾暗示王府的《秋山图》是 赝 品，因此烟客翁观画时的态度在情理之中，但是芥川龙之介在他的故事中却对画的真伪未置可否。作为清代画坛“四王”之首的王石谷，以他的眼力，对于黄一峰作品的真伪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况且他从笔法、设色与用墨这些技术手法上均看不出破绽，认为“显然无疑是真品”，那么眼前的《秋山图》大概会是真品了。而且，后来几位观赏者，均是当时的书画界大家，特别是师从黄一峰的王时敏，更是对大痴的笔法了然于胸。他竟然也是对画犹豫不决，难以定论，可见，芥川在这里似乎在强调《秋山图》与真品无异了。但是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既然为同一作品，为什么这些大师们都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这种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本雅明所谓的“光韵”理论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答案。本雅明认为对艺术品的改造虽然不大会威胁艺术的组成部分，但对艺术品的改造在任何情况下都使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丧失了。艺术作品在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王时敏是在五十年后再次见到画作的，如果是原作，他肯定会一眼认出，但是他却是“满腹狐疑，不禁怀疑起50年前的经历是否是幻觉。”实际上，芥川在这里已经对作品的“原真性”提出了质疑。他在王石谷产生疑问的时候写道：“可是这《秋山图》，和烟客翁曾在张氏家所见那幅，确不是同一黄一峰的手笔。比之那幅，这恐怕是比较下品的黄一峰了。”从“不是同一手笔”得出“较下一品”的结论，可见艺术品的原真性关系到作品的真正价值。这是似乎是在暗示五十年后的《秋山图》并非原作，而是一幅逼真的复制品。尽管这样的复制品逼真得连王石谷、王时敏等这样的大师都不能在技术上找出破绽，但是他们的艺术直觉，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就是对“光韵”的把握，却产生了怀疑。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对作品中的原真性是这样论述的： 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但唯有基于这种独一无二性才构成了，艺术品的存在过程就受制于历史。这里面不仅包含了由于时间演替使艺术品在其构造方面发生的变化，而且也包含了艺术品可能由所处的不同占有关系而带来的变化。 本雅明强调传统艺术品独特的魅力在于它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原真性，而这种原真性正是现代艺术所抛弃的东西。芥川对日本文学“去光韵”的现代化转向持深深的抵触情绪，因此，在《秋山图》中他把艺术作品的原真性放到了艺术欣赏的首位。 二、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 本雅明认为艺术品机械复制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功能与价值不同。艺术品不再建立在礼仪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的基础之上。这两种功能的差异被本雅明描述为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膜拜价值要求人们隐匿艺术品，但是由于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艺术品逐渐从对宗教礼仪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其可展示性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同时，艺术接受也从凝神观照(concentration)的方式转变为侧重展示价值的消遣(distraction)。 同样，在《秋山图》中，芥川通过生动的描述对比了艺术品的宗教礼仪与政治功能的差异。《秋山图》篇幅只有四千来字，芥川不惜笔墨、刻意求工之处正在于画作《秋山图》五十年前后不同的境遇。首先是画作存放地点的区别。五十年前，烟客翁拜访的张家是一个偏僻荒凉之所：“虽然屋院很大，却显得一片荒凉。墙上爬满了藤蔓，院子里长着长草，成群的鸡鸭，见到客来表示好奇的神气。”鸡鸭对来客都显出好奇神气，可见张家访客实在稀少。张氏将画悬挂于厅堂之上，而且是“光秃秃的墙上”只挂着一幅画，可见画作在主人心中的地位之高，而且主人“每次看这画，都觉得像睁眼做梦一样。”画作的礼仪功能在张氏那里得到了真实的体现。而五十年后的王氏家，却是“贵戚之家”与张家的荒凉相反，后者庭院中是“牡丹花在玉栏边盛放”的繁荣景象。前面张氏之孙将画献于王氏时，王氏还“献出家中歌姬，奏乐设筵，举行盛大宴会，以千金为礼。”对于王氏来说，画作成了展示与炫耀的资本。 其次是画作的主人对作品的接受态度不同。五十年前，王烟客第一次见到《秋山图》，其主人介绍自己对画作的评价时，“像少女似的羞红了脸，然后淡淡一笑，怯生生地看着墙上的画说：“实际上，我每次看这画时，总觉得好像在睁眼做梦。不错，《秋山图》是美的，但这个美，是否只有我觉得美呢?让别人看时，也许认为只是一张平常的画。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这样怀疑。这也许是我的迷惑，也许在世上所有的画中，这幅画是太美了，其中必有一个原因。反正我就一直那么感觉，今天听了您的称赏，我才安心了。”在面对《秋山图》时，主人竟然像一个“害羞的少女”，观 画时也是“怯生生”的，还总是担心自己对画的推崇得不到别人的认同，体现了他对画作的珍惜与膜拜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正是本雅明所说的膜拜价值的凝神观照式接受方式。但是画作后来的主人王氏重视的却是画作的展示价值的消遣方式。画作在他那里只是一种政治功能的展示。他平时并不是将画挂出来，而是只在有客人时才拿出来炫耀一番。他关心的不是画作的美，而是展示画获得的荣耀与自我满足。画在他消遣与满足虚荣的过程中已经被工具化了。本雅明描述的两种对立的艺术接受态度正好与芥川小说异曲同工：面对艺术作品而凝神专注的人沉入到了该作品中，他进入到这幅作品中，就像传说中一位中国画家在注视自己的杰作一样；与此相反，进行消遣的大众则超然于艺术品而沉浸在自我中。 三、永恒价值：芥川的困惑 本雅明认为古希腊的品，由于不能进行技术复制，因此被要求有永恒性。希腊人从他们的技术状况出发，在艺术中创造了永恒价值。而雕塑则是站在艺术峰巅上的最不可修正的艺术，因此在艺术品的可装配时代，雕塑艺术的衰亡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画的不可修正性与雕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在技术复制时代，中国画遭遇与希腊雕塑相同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同样，芥川在《秋山图》中所隐喻的实际上正是对古典艺术在现代命运的思考。《秋山图》在故事中象征的是以中国画为代表的古典艺术，而画作后来的主人王氏则代表了现代社会艺术消费的大众。芥川通过比较《秋山图》在现代社会的不同遭遇，意识到了古典艺术在现代社会势微的现实，同时他心里却始终留恋古典艺术的那一方净土所以只能无奈地发出“那幅奇妙和《秋山图》不是留在心里么?即使没有《秋山图》，又有何遗憾呢?”这样的悲叹。这既是芥川对当时日本一味地转向西方，导致传统古典艺术逐渐走向没落而发出的叹息，也是他自己对古典艺术心怀不灭理想的流露。 其实，芥川在艺术理想上的困惑与日本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不无关系。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日本文化与艺术界也争相投入西方的怀抱，完全以开放的姿态迎接着西欧，当时风行西方的自然主义对日本影响尤为深远，传统文学被贬抑到底层。芥川虽然是学习英国文学出身，但是自小就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始终难以接受日本在文学上的“脱亚入欧”。1920年，已成为文坛中心存在的芥川自号“寿陵余子”，同年3月31目在给友人的信中芥川称：“寿陵余子之号取自韩非子，愿意寿陵余子学邯郸之步未成，却忘记寿陵之步，只得匍匐而归。我本人学西洋未成忘掉东洋，恰似寿陵余子。”“寿陵余予”之号揭示出作家抛却肤浅的西洋文化而回归东方文化的强烈的意念。在另一部小说《沼泽地》中，芥川清楚地反映了他对于艺术的心声： 我十分郑重地凝视着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的画布上再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燥与不安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芥川对于画的赞赏，正是来源于对不能自由地作画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的同情。对于艺术的理想，芥川自己又何尝不是遭受着“焦燥与不安”的折磨呢?《地狱变》中的画师良秀为艺术而牺牲了女儿与自己的性命那样残酷的故事，也只有在艺术上备受煎熬的芥川才能创作出来。 芥川龙之介1921年3月到7月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出版了《中国游记》。在这本游记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普通的山水人物介绍，而是处处流露出对落后与丑陋中国的悲观失望之情。在将汉学视为日本传统文学之根的芥川眼里，中国是其艺术理想的归宿，但是眼前的中国却与自己想象中的中国大相径庭，因此他在游记中抒发的失望之情实际上正是对自己理想中的古典艺术天堂遭到破坏发出的悲叹。古典艺术在日益西化日本被淹没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在其发源地中国更由于战乱与落后一 蹶 不振。于是在游览苏州时芥川这样写道：“文庙是明治七年重建的，据说为宋名臣范仲淹所创立，是江南第一个文庙。这庙的荒芜不正是中国荒芜的象征吗?但对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荒芜，才生出怀古的诗兴来。”中国画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一个体现，当芥川发出“我已经不爱中国。我即使想爱她也爱不成了。”这样的感慨时，也是他自己的艺术理想遭遇挫折之时。当艺术理想与现实难以调和之时，他像画师良秀一样选择的艺术，放弃的是自己的生命。 当艺术遭遇现代化的进程时，本雅明的崇尚的是现代技术，而芥川龙之介崇尚的却是古典艺术的“光韵”。这种分歧直到现在仍然还没有解决，即使在把文学艺术看成是商品的当代西马学者伊格尔顿那里，他也没有忽视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和表现的一面，并反对使艺术生产理论蜕变为“工艺主义”。芥川在《秋山图》所表达的美学困惑，同样可以应证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这一命题。那么芥川龙之介的《秋山图》所具有的当下意义也就不仅仅在于解释芥川的美学思想，它同样能为我们当今社会文学艺术越来越“工艺化”的现实提供某种反思意义。 注释： [1]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2》，樱枫社，1981年。 [2]瓦尔特·本雅明《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51页。 [3]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陈生保，张青平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 [5]详细论述见陆晓光 《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关于马克思一个命题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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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五年（1892）3月1日，芥川龙之介生于东京，本姓新原，是一个送奶工人的儿子，生母于三十二岁时生下他，龙之介以新原敏三（山口县人，经营牛奶业）长子的身份出生于东京市（今东京都中央区）入船町八丁目一番地。因生于辰年辰月辰日辰刻，故名龙之介。龙之介上面有两个姐姐，大姐初子（ハツ）夭折，二姐（ヒサ）初与葛卷义定结婚，生一男一女，夫死后，改嫁西川丰，西川死后，她再次回到葛卷家。芥川生后七个月，母亲福子（フクコ）发疯，八个月后猝然发狂，其后终生为狂人。龙之介被送到位于本所区（今墨田区）泉町十五番地的外婆芥川家。养父芥川道章是母亲的兄长，当时是东京府的土木课长。芥川家是有相当大宅邸的大家族，世代担任江户城的茶会吏一职，作风严厉但博学多识，具有浓重文人气息，』。因芥川家是延续十几代的士族（武士），门风高尚，文学、演艺、美术等均是士族子弟必修科目。全家皆谙游艺（茶道、插花、舞蹈、音乐等的总称）的。道章擅南画、俳句，爱盆栽，“对于搞文学，谁都不会全然反对，因为从养父母到姨妈，都爱好文学”（《爱好文艺的家庭》『文学好きの家庭から』。或许是环境使然，再加上天资聪颖，他阅读的书籍涉猎极广，在中小学时代喜读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等，也喜欢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对欧美文学也兴趣浓厚，喜读易卜生、法朗士、波德莱尔、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深受世纪末文学的影响。这使他日后不但成为杰出的作家，更是个博学之士。前期明治二十六年（1893）1岁生父新原敏三从入船町搬家到芝区（港区）新钱座町十六番地。明治三十年（1897）5岁入读回向院 旁边的江东小学附属幼儿园。明治三十一年（1898）6岁4月，入读位于本所六町的江东小学。由于略带神经质，故而易胆怯，且体质羸弱，但学习成绩优异。“夜焚落叶见社神”（落叶焚いて野守の神を见し夜かな），据称是他小学时代作的俳句，早早展示了他早熟的文采。明治三十五年（1901）10岁11月28日，母亲福子死去。4月，他与野口真道等同学一起创办了传阅杂志《日出界》，自己编辑，自己书写封面。芥川很早就喜爱读书，他读过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和泉镜花的《化银杏》，酷爱从马琴的《里见八犬记》到三马、一九、近松等的江户文学；此外，《西游记》、《水浒传》也在他的爱读之列。11月28日，母亲福子去世，“她死前突然恢复了生气，看着我们的脸不停地簌簌落泪”（《点鬼薄》『点鬼簿』）。明治三十七年（1904）12岁明治三十二年，母亲的妹妹冬子（フユ）与父亲敏三结合，生下异母弟得二。根据那年7月的司法裁定，作为冬子入籍新原家的条件，龙之介正式过继为芥川家的养子。明治三十八年（1905）13岁从江东小学毕业，入读位于本所柳原的东京府立第三中学，中学时代的芥川学业成绩优秀，尤其是汉文，水平超常。他的读书欲望越来越盛，红叶、露伴、一叶、樗牛、芦花、漱石、鸥外等的小说他都熟读过，在外国作家中，他对易普生、阿耐特法郎士（アナトール?フランス）等表现出了关注。当时，历史是他最喜欢的学科，他希望将来作个历史学家。中学时代，他曾发表作品《义仲论》于校友会杂志第15号上（明治四十三年二月）。曾是他的一年级老师的广濑雄回忆说：“他身体纤瘦，与脸长相比，头显得特别大，长脖子，高鼻梁，绵津海的珍珠一样的眸子里深藏着睿智”（《回忆龙之介君》『竜之介君の思出』）。明治四十三年（1910）18岁3月，从府立第三中学毕业。9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入读第一高等学校一部乙班（文科），久米正雄、菊池宽、松冈让、山本有三、土尾文明、恒藤恭、石田干之助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德法科的秦丰吉、藤森成吉，以及比他高一级的文科生丰岛与志雄、山宫允、近卫文麿等也是他的同学。同年秋，芥川全家暂时移居到位于府下内藤新宿町二丁目七十一番地的生父敏三家。明治四十四年（1911） 19岁入住位于本乡的一高学生宿舍，渡过一年的宿舍生活。但他却因有洁癖而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当时的龙之介是一个具有秀才气质的老实学生，读书欲、求知欲依然很强烈，喜爱读波德莱尔、斯特林堡、阿耐特法郎士、巴尔库松、奥依昆等人的作品，超然存在于课堂之外。 大正二年（1913）21岁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期间开始写作。并与久米正雄、菊池宽等先后两次复刊《新思潮》，成为第3次和第4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同人。大正三年（1914）22岁2月，与丰岛与志雄、山宫允、久米正雄、菊池宽、松冈让、成濑正一、山本有三、土屋文明等一起创办第三次《新思潮》，并以柳川龙之介为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自己翻译的叶芝及阿耐特法郎士的作品。4月，他又在该刊上发表了处女作——小说《老年》。9月，发表了戏剧《青年与死》。10月，第三次《新思潮》停刊。10月底，一家人移居府下丰岛郡泷野川町字端435号。“学生时代的我与第三次及第四次《新思潮》的同人们交往最为密切，本来没有当作家之愿望的我最后却成了作家，这完全是收了他们的坏影响……当时，我除了上面提及的那些人外，还同早稻田大学的一些人交往，这些人也确实给我这个单纯的人施加了坏影响。除了他们就没有别人了，他们是同人杂志《假面》的创办人日夏耿之介、西条八十、森口多里诸君”（《<假面>诸君》『「仮面」诸君』）。大正四年（1915） 23岁2月，与吉田弥生的“初恋”破灭，产生厌世情绪。5月，在《帝国文学》上发表《火男面具》。11月，又在同刊发表《罗生门》，但当时他还是一个无名的青年。12月，经一个在夏目漱石那里作门生的同学林原耕三的介绍，芥川参加了位于早稻田南町漱石山房的“星期四聚会”，后入漱石门下。他后来曾说过，从漱石那里感受到了“不知何时射出来的……人格上的吸引力”即魅力（《那时自己的事》『あの顷の自分の事』别稿）。大正五年（1916） 24岁1月，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松浦氏的<文学的本质>》一文。2月，与久米正雄、松冈让、成濑正一、菊池宽等一起创办第四次《新思潮》，并在创刊号上发表《鼻子》，此文受到了漱石的赞赏。后来，经漱石的门生铃木三重吉的推荐，参与执笔《新小说》，迈出自己走向文坛的第一步。7月，从东京帝国大学英语系毕业，毕业论文题目为《威廉莫里斯研究》（『ウィリアム?モリス研究』），毕业成绩在全班20名同学中排名第二。9月，在《新小说》上发表《芋粥》，这篇小说得到了好评，与10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手巾》的成功，确立了他的新进作家地位。11月，在《新思潮》上发表了自己第一篇基督教作品《烟草》（后改名为《烟草与魔鬼》）。12月，经一高教授畔柳都太郎介绍，芥川到海军机关学校作了临时教官，从此住在镰仓，月工资60日元。同月9日，老师夏目漱石去世。大正六年（1917） 25岁1月，在《文章世界》上发表《运》，在《新思潮》上发表《尾行了斋备忘录》。3月，第四次《新思潮》停刊。4月，与养父芥川道章一起旅游京都、奈良。5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罗生门》由阿兰陀书房出版。6月，所谓的“新技巧派”新进作家聚在一起为《罗生门》举办了出版纪念会。9月，从镰仓移居到横须贺市的汐入尾鹫梅吉。11月，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烟草与魔鬼》（新潮社）出版。大正七年（1918）26岁1月，在《新潮》上发表《掉头之后》（『首が落ちた话』），在《新小说》上发表《西乡隆盛》。与室生犀星相识并结为好友。2月2日，与冢本文子结婚，文子当时19岁，就读于迹见女校。3月，定居镰仓大町十字街并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友。5月，师从高滨虚子，对俳句表现出热心。一次，在朋友婚宴上，他曾吟俳句“刀凝余寒以切韭”（庖丁の余寒昙りや韮を切る）助兴。4月，在《新小说》上发表《世之介的话》，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袈裟与盛远》。6月，他发表了一系列俳句。大正八年（1919） 27岁1月，第三部短篇集《傀儡师》（新潮社）刊行。3月15日，生父新原敏三患流感死去。同月，芥川从海军机关学校辞职，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会员，入会条件是每年给该社写几篇小说，不取稿费；平日无须去该社上班，亦无须撰写其他新闻；每月可领取薪金130日元。4月28日，从镰仓再次搬到田端，与养父母住在一起，在田端，他的书斋名字为“我鬼窟”。5月，与菊池宽一起游长崎，寻访基督教遗迹，在旅地，他与斋藤茂吉初次相会。但是，在当时，室生犀星、小岛政二郎、南部修太郎、泷井孝作及小穴隆一等人更能引起芥川的注意。这一年中，他与一个被称作“愁人”的女子秀茂子相会，并一度陷入情感苦恼，《傻子的一生》中的“狂人之女”即暗只指人。大正九年（1920）28岁1月，第四部短篇集《影灯笼》（春阳堂）刊行。3月，长子出生，他以菊池宽名字中“宽”字的万叶假名“比吕志”命名之。11月，他与久米正雄、菊池宽、宇野浩二等人一起去京都、大阪演讲旅行。这一年春天，芥川在上野“清凌亭”饭店结识女招待佐多稻子。大正十年（1921）29岁3月，第五部短篇集《夜来香》（新潮社）刊行。同月，他被大阪每日新闻社以海外观察员的身份派往中国。在中国，他从上海出发，一路游览了杭州、苏州、扬州、南京和芜湖，然后溯江而上至汉口，游洞庭，访长沙，经郑州、洛阳、龙门前往北京，7月底，从朝鲜回国。这次旅行使芥川的健康大大受损，他回国后即病倒。 大正十一年（1922）30岁4月，改书斋所悬匾额“我鬼窟”为下岛熏书写的“澄江堂”，这个名号在1月12日芥川给小穴隆一的信中首次使用。4月25日倒5月30日，再次去长崎旅行，途中在京都停留十余日。7月9日，森鸥外死去。11月，次子多加志出生。此时的芥川，身体渐衰，饱受神经衰弱、皮疹、胃痉挛、肠炎、心跳过速等病的折磨。大正十二年（1923）31岁1月，在菊池宽创办的杂志《文艺春秋》头版连载《侏儒的话》。3－4月，到汤河原接受温泉治疗。5月，第六部短篇集《春服》（春阳堂）刊行。6月，有岛武郎殉情，芥川深受触击。8月，在山梨县法光寺暑期大学作了《有关文艺》等题目的演讲。同月，去镰仓避暑，结识冈本一平、鹿子夫妇。“笛声丛远方的薄暮中传来，T先生的弟弟走进H屋，这是，麻川氏（龙之介）突然变色而立道：‘啊，该播种了’”。（《鹤病》，鹤は病みき）。10月结识尚在一高读书的堀辰雄。12月，去京都旅行，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啊哈哈哈哈》，标志着他文风的转变。大正十三年（1924）32岁1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侍女日记》，在《新潮》上发表《一块土》。4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少年》，在《改造》上发表《寒冷》。7月，第七部短篇集《黄雀风》（新潮社）刊行。7月至第二年3月，编集《现代英语文学系列》（The Modern Series of English Literature）（全七卷），由兴文社出版。7月下旬至9月，在轻井泽避暑，结识“在学问上可与之匹敌”的才女片山广子，写了《超人》、《相闻》等抒情诗，但他们的关系尚未深入发展，芥川就退却了。9月，第二部随笔集《百草》（新潮社）刊行。10月，岳父死去，内弟冢本八洲亦患吐血病，芥川自己也遭受着感冒、神经性胃下垂、痔疮、神经衰弱等病的折磨，身体更加虚弱，开始接受斋藤茂吉的治疗。大正十四年（1925）33岁2月，与萩原朔太郎结为挚友。3月，参与编辑《泉镜花全集》。4月，《芥川龙之介》作为《现代小说全集》第一卷（新潮社）予以刊行。4月10日到5月6日，在修善寺新井旅馆接受温泉治疗。7月，三字也寸志出生。10月，受兴文社所托的《近代日本文艺读本》全五卷编辑完毕。11月，《中国游记》（改造社）刊行。因健康状况恶化，创作进入低潮。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26） 34岁1月，为治胃病、神经衰弱、痔疮等疾病而呆在汤河原中西屋至2月中旬。4月，前往妻子的娘家鹄沼，与妻子呆在一起，此时，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了。7月上旬，他再次前往鹄沼。10月，随笔集《梅?马?莺》（新潮社）刊行。昭和二年（1927年）35岁1月，从鹄沼返回。新年伊始，姐姐家失火，住宅全被烧毁，因该宅入有巨额保险金，姐夫西川丰被怀疑为自己放火，苦恼中的他卧轨自杀。姐夫死后，芥川为姐姐家欠人的高利贷四处奔波，致使神经衰弱更加严重。4月开始，在《改造》上连载《文艺的，过于文艺的》（至7月）一文，同时，他与谷崎润一郎就小说的思想这一问题展开论战。4月7日，与平松麻素子相约在帝国饭店自杀未遂。6月，第八部短篇集《湖南扇》（文艺春秋社）刊行。7月23日，《续西方人》完稿，24日，天尚未明，芥川在他田端的卧室里服下致死量的巴比妥自杀。枕边放着圣经。他给妻子、小穴隆一、菊池宽、葛卷义敏、姨妈及亲戚竹内先生留有遗书，此外，还留下一篇《给老朋友的信》。“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给老朋友的信》）。27日，在谷中火葬场，大家为芥川举行了葬礼，然后把骨灰存放在染井法华宗慈眼寺。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其它更有诗、和歌、俳句、随笔、散文、游记、论文等多种。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始于历史题材，如《罗生门》、《鼻子》、《偷盗》等；继而转向明治文明开化题材，如《舞会》、《阿富的贞操》、《偶人》等；后写作现实题材，如《桔子》、《一块地》以及《秋》等。在创作中注重技巧，风格纤细华丽，形式、结构完美，关心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1925年发表自传性质小说《大岛寺信辅的半生》。1927年发表短篇《河童》，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作了尖锐的嘲讽。芥川龙之介亦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创作上既有浪漫主义特点，又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早期的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借古喻今，针砭时弊。它们可分为5类：①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如《罗生门》和《鼻子》系根据古代故事改编，揭露风行于世的利己主义；《地狱图》(1918)写一个服务于封建公侯的画师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献出女儿和自己的生命，抨击暴君把人间变成了地狱。②取材于近世传入日本的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如《烟草和魔鬼》(1917)、《信徒之死》(1918)、《众神的微笑》(1922)等。③描述江户时代的社会现象，如《戏作三昧》、《某一天的大石内藏助》（均1917）等。在《戏作三昧》中，通过对主人公泷泽马琴的内心活动的描写，阐述了作者超然于庸俗丑恶的现实之外的处世哲学。④描绘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本社会的小说，如《手绢》（1916）、《舞会》(1920)等。《手绢》讽刺了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新渡户稻造所鼓吹的武士道精神。⑤取材于中国古代传说的作品，如《女体》、《黄粱梦》、《英雄器》(均1917)、《杜子春》、《秋山图》（均1920）等。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芥川龙之介也在时代的影响下，着重写反映现实的作品。其中有歌颂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颓唐消沉形成明显对照的淳朴善良的农村姑娘《桔子》(1919)，表现现代男女青年苦闷的《秋》(1920)，刻画少年心理的《手推车》(1921)，描写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块地》（1923），嘲讽乃木希典的《将军》（1920）以及批判军国主义思想、对下层士兵寄予同情的《猴子》（1916）和《三个宝》(1927)。芥川龙之介晚期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1927年初,发表《玄鹤山房》，通过老画家之死，揭露家庭内部的纠葛，反映了人生的惨淡和绝望心情，暗示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写这篇作品时，芥川龙之介已经萌生自杀的念头，使以后的作品如《海市蜃楼》等充满了阴郁气氛。《河童》(1927)通过虚构的河童国，抨击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遗作《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1927)描述作者生前的思想状态。评论集《侏儒的话》(1923～1927)阐述了他对艺术和人生的看法。 芥川龙之介是一位带有怀疑主义色彩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渗透着他的怀疑主义态度。十九世纪末期，颓废主义和唯美主义盛行，伴随着人们对现有一切知识理论体系的怀疑和重新解读，这时期的怀疑主义更多地是体现出了人们在工业社会条件下的仿惶和矛盾。这种分裂和矛盾的态度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中最能体现，芥川的时代是日本由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变的时代，他从中学时期开始接触西方文学理论，西方的现代文学思潮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芥川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波德莱尔、尼采、斯特林堡等西方著名的诗人和哲人， “深受怀疑主义、厌世主义、世纪末文学影响”。芥川的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对宗教、死亡、人性的矛盾和分裂的态度正体现了他的怀疑主义的倾向。芥川龙之介擅长短篇创作，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能描绘广阔的社会生活，大起大落的时代变迁。但是芥川的独到之处他从细处着手，或取材于现实，或从日本、中国的历史传说故事吸取灵感，不拘泥于时代，描绘武士、贵族、僧侣、匠人、盗贼、平民等等各色人等的离奇故事，纵观他的全部短篇，也是一种对人间百态的展现。芥川对人的心理状态描述是源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对社会人情的观察。他擅长心理描写，对人性做深层的挖掘，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没有几个算得上是可爱的人，除开那些穷凶极恶之人，最平常的普通百姓也是怀着隐秘不足外道的心思。从早期的《罗生门》、 《鼻子》到晚期的《河童》，对人心的剖析，对生存的不安于苦恼都是是始终贯穿的主题，这种悲观和苦恼也是导致他早早离世的原因。可即使如此，芥川又时常在作品中流露出对善的憧憬与向往，他早期作品中对基督教徒的描述， 《稿子》中体现的脉脉温情， 《杜于春》中的主人公也是作品中极少数没有道德理疵的主人公。但他在描述人性的善良与道德的力量时依然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态度，他认为道德和理性在今日已经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利已之心总是促使人们做出可怕的事情。这种对道德和人性的怀疑愈加导致他的悲观主义，使他陷入更深的不安中。 死亡和芥川龙之介的生活和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死亡激发了他对人对己的悲剧处境的认识，并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将这些死亡意识慢慢呈现在读者面前。奥尼尔说：“人们往往把悲剧性与悲观主义混为一谈，对我来说，只有悲剧性才具有真正意义的美，而这美就是真理。悲剧使生活和希望具有意义。”死亡是悲剧性的。芥川龙之介以他特有的认知方式，在悲凉的世界里关注着人的灵魂，追求着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天国。母亲、姐姐以及恩师、好友的死亡，让芥川龙之介对死亡既存在恐惧，又充满理解。死亡威胁生命，死亡无法逆转，死亡无处不在，死亡定格记亿，死亡凝固时间，死亡使短暂的东西变成永恒。在芥川龙之介的死亡意识中，死亡既是矛盾存在的，又是不断流转交化的。这些意识都融入到他的创作中，在他的作品中，既看到面对死亡的臣服者，也看到死亡的叛逆者，但更多的是为艺术和信仰献出生命的一个个平常人，最能寄托芥川理想的是那些不借以生命为代价来追求“金色梦幻”的强者。无论是日本传统思想——神道教中叛逆之神带来的强大生命力，生命成长、成熟、衰老的过程，还是武士道中对践踏生命的批判和惋惜，都体现了芥川对于向死而在的“生”的态度，而作为晚年芥川自我拯救的最后一根稻草“基督教”，则以对诗性、美好的世界的向往，思想、灵魂的解脱，使芥川最终选择以自地完成对生与死的抉择。
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能赋俳句，俳号我鬼。生于东京。本姓新原，父亲经营牛奶业。生后 9个月，因母亲神经失常，过继给舅父做养子，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世代代在将军府任文职，明治维新后，养父在东京府任土木科长。养父母精通诗书琴画，家庭里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气氛。芥川自幼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上中学后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喜读易卜生、法朗士、波德莱尔、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深受世纪末文学的影响。1913年入东京大学英文系。学习期间，成为第3次和第4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同人。1915年发表《罗生门》，并未引起文坛重视。1916年,大学毕业之前,在第 4次复刊的《新思潮》上发表《鼻子》(1916),受到夏目漱石的赞赏。《芋粥》(1916)和《手绢》(1916)接连问世，从而奠定了作为新进作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在镰仓海军机关学校任教3年。1919年入大阪每日新闻社。1921年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身份到中国游览，回国后写了《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等。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创作上既有浪漫主义特点，又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早期的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借古喻今，针砭时弊。它们可分为 5类：①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如《罗生门》和《鼻子》系根据古代故事改编，揭露风行于世的利己主义；《地狱图》(1918)写一个服务于封建公侯的画师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献出女儿和自己的生命，抨击暴君把人间变成了地狱。②取材于近世传入日本的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如《烟草和魔鬼》(1917)、《信徒之死》(1918)、《众神的微笑》(1922)等。③描述江户时代的社会现象，如《戏作三昧》、《某一天的大石内藏助》（均1917）等。在《戏作三昧》中，通过对主人公泷泽马琴的内心活动的描写，阐述了作者超然于庸俗丑恶的现实之外的处世哲学。④描绘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本社会的小说，如《手绢》（1916）、《舞会》(1920)等。《手绢》讽刺了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新渡户稻造所鼓吹的武士道精神。⑤取材于中国古代传说的作品，如《女体》、《黄粱梦》、《英雄器》(均1917)、《杜子春》、《秋山图》（均1920）等。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芥川也在时代的影响下，着重写反映现实的作品。其中有歌颂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颓唐消沉形成明显对照的淳朴善良的农村姑娘《桔子》(1919)，表现现代男女青年苦闷的《秋》(1920)，刻画少年心理的《手推车》(1921)，描写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块地》（1923），嘲讽乃木希典的《将军》（1920）以及批判军国主义思想、对下层士兵寄予同情的《猴子》（1916）和《三个宝》(1927)。芥川晚期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1927年初,发表《玄鹤山房》,通过老画家之死，揭露家庭内部的纠葛,反映了人生的惨淡和绝望心情,暗示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写这篇作品时,芥川已萌自杀的念头,使以后的作品如《海市蜃楼》等充满了阴郁气氛。《河童》(1927)通过虚构的河童国,抨击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遗作《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1927)描述作者生前的思想状态。评论集《侏儒的话》(1923～1927)阐述了他对艺术和人生的看法。20年代末期，日本社会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芥川意识到自身的矛盾和软弱无力，因“对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不安”（《给一个旧友的手记》，1927），终于在精神极度苦闷中自杀。在短短12年的创作生涯中，芥川写了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大量的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他的每一篇小说，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各有特点，这是他在创作过程中苦心孤诣地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他的文笔典雅俏丽，技巧纯熟，精深洗练，意趣盎然，别具一格。在日本大正时期的作家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纪念芥川在文学上的成就，从1935年起设立以他命名的“芥川文学奖”，它一直是日本奖励优秀青年作家的最高文学奖。
粉丝在漏勺里交错摆位，上面再压一个漏勺，放入热油中炸就可以，大约10-15秒，粉丝膨起即可
做菜这种事吧，看书是不如亲自去学，推荐你去徐州食尚，学费挺便宜
川菜目前杂志很多，如每期一个主题的川菜的川菜杂志，还有主讲川菜学以致用融汇贯穿别的菜系的杂志四川烹饪，(还有中国烹饪，贝太厨房，东方美食系列杂志这些价位比较高的杂志) 是否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世间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烹饪，说的书面一点，就是膳食中的艺术，说的简单一点，其实就是烧菜。一个好的料理，色香味俱佳，不但让人在食用时感到满足，而且能让食物中的营养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烹饪是一门学问，下面是值得看的烹饪书籍，推荐给大家。1、《四川烹饪》谈到烹饪，一定会谈到川菜吧！而《四川烹饪》正是继承、发掘、整理天府之国悠久的烹饪文化，探讨烹饪理论，交流四川菜点制作技艺和宣传四川烹饪界两个文明建设成果。《四川烹饪》带你去发掘祖国悠久的饮食文化，探讨烹饪理论，传授川菜、川点制作技艺，给你最详尽的川菜大全。2、《美食堂》《美食堂》是一本以健康美食、新鲜生活为导向的时尚美食杂志。《美食堂》陪伴你在厨房里的每时每刻！边看菜谱边做菜，烹饪过程中的等候时间可以阅读饮食健康、消费、餐厨装饰等内容，让厨房生活从此丰满有趣起来。《美食堂》在中餐、西餐等餐饮分类均有涉猎，并且使视觉美感和实用性巧妙结合，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3、《东方美食—烹饪艺术家》《东方美食》杂志在弘扬中华厨艺、传播先进烹饪原料工艺、塑造烹饪艺术家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深受广大厨师的欢迎。大多是日常菜肴、大众美食，因为越是简单的食材，越会给你一种惊喜的感觉。
哲学和文化流派四明学派：也称“四明陆学”。南宋淳熙年间，有“淳熙四先生”之称地明州学者杨简、袁燮、沈焕等人以研究、师承陆九渊的以"心"为构成宇宙万物来源的"心""理"合壹的"心学"为主，兼综朱子理学诸学学说而形成的学派。 姚江学派：亦称阳明学派。其创始人为明代哲学家、余姚人王守仁(别号阳明)，因余姚有姚江流经，故名。王守仁继承和发扬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提出“心外无物”、“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哲学思想，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史称“王学”。其主要继承人有徐爱、钱德洪、沈国模、史孝咸等。 浙东学派：也称浙江史学派，其创始人为明清之际启蒙主义思想家、余姚人黄宗羲。黄宗羲在政治上公开揭露和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指斥其为“使天下不得安宁”的罪恶之源，主张民权。经济上提出“工商皆本”，学术提倡“经世致用”。除哲学、史学外，对天文、地理、数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都有研究，是清代最有关系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地方戏曲曲艺甬剧：始于清乾隆后期，初称“串客”。系由田头山歌、马灯调、唱新闻等滩簧类民间小戏、曲调演变而来。主要流传于宁波、舟山一带。最初的演唱者为乡村的农民、工匠等手工业者，在庙会祭神、喜庆堂会时演唱，演唱的勤容主要为新闻和民间生活故事，无表演动作，无乐器伴奏。清嘉庆年间(1796～1820)，受“苏滩”关系，开始有简单的表演和胡琴伴奏。道光10年(1830)后，出现营业性演出的“串客班”。光绪10六年(1890)数名艺人到宁波演出走红，"串客"改称为"宁波滩簧"。曾一度改称为"四明文戏"、"甬江古典"等，1950年5月始正式定名为甬剧。甬剧擅演清装戏、近代戏、现代戏，表演细腻，语言、唱腔富有地方特色，内容适应市民的思想情趣，乡土气息浓郁。 姚剧：起源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主要流行于余姚、慈溪、上虞、绍兴一带。由当地的农民、手工业者闲季组班演出，有“灯班”、“灯戏”、“串客”、“花鼓”、“鹦哥班”等称呼。光绪年间(1875～1908)，部分艺人赴沪演出，受苏南等地剧种的关系，定名为“余姚滩簧”，其主要特点是表演朴实、粗犷、自然，动作来自生活，节奏轻快有力，对白用生活语言，杂以插科打诨。1953年，部分艺人组成“余姚滩簧小组”，1956年发展为剧团，正式定名为“姚剧”。 宁海平调：宁海县地方剧种。始于明末清初。主要流传于宁海、象山、三门、天台、奉化一带。其唱腔特点、表演、伴奏手法近似新昌高腔，声调高亢而婉约，一唱众帮，对白以宁海书面官话为主，吐词文雅。原均为男演员，50年代后始有男女合演。剧目有近百之多，内容以反对封建礼教、除暴安良为主。 四明南词：也称四明文书，属弹词类。主要流行于浙东地区，是由民间小调发展而来，清道光年间进入鼎盛时期。一般以堂会形式进行演唱，弹唱时，多为三人一档，常用乐器以三弦、扬琴为主，伴以琵琶、二胡等。曲词有词调、赋调、正赋、平湖、紧平湖等五种，俗称“五柱头”。 宁波走书：又称犁铧文书、莲花文书。主要流传于宁波、舟山、台州一带。最早产生于佃工在农作时的一唱一和中，曲调和乐器10分简单。至清光绪年间，常用曲调发展到四平调、马头调、赋调等三种，俗称"老三门"。后来又伴以四弦胡琴、二胡、月琴、琵琶、三弦等乐器。其中四弦胡琴是走书音乐独具特色之处。同时，演唱形式也是由坐唱发展到表演，动作幅度较大，“宁波走书”也由此得名。方言宁波话属于吴语太湖片（北吴）甬江小片，宁波话中保留了不少中古音，借助于《广韵》《玉篇》这些古典的工具书，可以查到它们的最原始的写法。当然，这些字往往10分冷僻难认，非专业人员一般不可能读出和读准。可是，假如从词义的角度来看宁波方言，会发现它的三音节、四音节的俚语、俗语、比喻语、方言成语以及更多音节的短语和谚语（话头），不仅可以书写，还10分精彩生动，这些正是宁波话的最活最有生命力的因素。 另外，宁波话中的象声叠韵词、固定搭配、倒置、拟声等语言特点和众多极具乡土特色的民谚也给宁波话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意趣。 自“五口通商”开埠，西方文化东渐，泊来品也日益进入市民生活视野。旧时称西方为西洋，故有许多名词冠以“洋”前缀，成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现象。民俗地处浙东的宁波在越文化的长期关系下，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 八月10六中秋节：全国各地以农历八月10五为中秋节，惟宁波以10六为中秋。追其来由，有两种说法：一说元末江浙左丞、太尉方国珍以本人的生日改之；一说南宋时宰相、鄞县（现鄞州）人史浩因母生日为10六日故易之。清袁钧的有诗“峰寿母易中秋，七百年中俗尚留。从此非时来竞渡，家家10六看龙舟”。每逢中秋节，家人团圆，赶神会，观龙舟，吃月饼，亦互赠月饼。宁波月饼以苔菜、水昌月饼见强，别具风味。 大头和尚舞：在宁波市郊、鄞州广为流传，昔日每逢新春佳节，民间舞蹈“大头和尚”便以“太平会”名义，走村串户，恭贺新禧，消灾祈福。其表演是将纸制大头和尚变形面具套在头上，由两个分帖子的人领路挨家户分帖，口讲吉利话，待户主出钱后，便将贺年帖贴在门上，接着再表演舞蹈，动作机械、诙谐、滑稽，锣鼓节奏别具一格，充满欢乐气氛。 龙舞：宁波流传最广的民间舞蹈之一。宁波乡村许多地方辟有龙潭，农民历来有舞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风俗，常见于迎神赛会及各种庙会。宁波龙色彩丰富，形式多样，有布龙、绣花龙、双龙盘柱、打结龙、断尾巴龙、小人龙、草龙等，一般为9节、12节，多至18节、24节，现作为群众性文娱活动，常于春节、元宵节和庆祝集会组队表演，奉化条宅村龙舞曾多次参加全国民间舞蹈会演并获奖。 狮舞：在宁波市宁海县一带较为流行，一般在夏历正月或佛教关于节日，数10名农民组班，去各村轮流舞狮，以示敬祖迎神、辟邪祛妖。狮舞有独舞、对舞、群舞，以三狮共舞为多，一雄一雌一仔，边舞边敲锣打鼓，以表演"抢五灯"为最精彩，即在场地中间、四角各置一盏灯，狮子在中间狂舞、嬉打、咬打、抢灯，四周皆围观群众。 赛龙舟：为水乡的民间习俗。宁波的赛龙舟一般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和八月10六举行。前者相传是楚国爱国诗人、三闾医生屈原投汨罗江的日子，划龙舟，表示人们竞相营救。后者则为宁波的中秋节。除举行庙会外，赛龙舟可增加节日娱乐气氛。旧时宁波城区赛龙舟主要在塘河中举行，鄞县的东钱湖的龙舟最负盛名。龙舟分青龙、黄龙、白龙等，龙(船)首高昂，划船人服装与舟同色，一人立于舟前敲锣指挥，一声炮响，龙舟齐发，锣鼓声与岸上观看的人群呼嚎诎往不绝于耳，场面甚为热烈，先到终点者为胜。 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梁祝的民间传说，最早见于南北朝梁元帝时(552～555)的《金缕子》一书。晚唐的《宣室志》有更详细的描述：东晋时上虞祝氏女英台，女扮男装求学，与会稽的梁山伯同学三年。后祝英台先归家，次年梁山伯去祝家拜访，才知其为女性，央人求聘，而祝己许马氏子。后山伯为县令，勤政爱民，死于任上，葬在城西乡。后祝英台过山伯墓，痛哭呼号，墓自裂，祝跳入梁墓中同葬。宋《乾道四明图经》中有“义妇冢”及梁祝故事的记载。现宁波西乡有梁祝合葬墓及梁山伯庙。宁波有“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的谚语。现梁祝故事以电影、戏剧、曲艺等各种艺术形式流传，范围特别之广，涉及浙江、江苏、河北、山西等10多少省，并流传到欧美各国，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全国有梁祝的坟墓9处，“读书处”5处，但梁山伯庙仅宁波一处。饮食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海鲜名闻内外，向以蒸、烤、炖制海鲜见长，别具特色，轻形式，重实味，鲜咸相兼，美味可口，宁波人昵称“下饭”。烹饪制作大都采取蒸、烩，非常讲究火侯、刀功，极注重色、香、味。宁波10大名菜为冰糖甲鱼、剔骨锅烧河鳗、苔菜小方烤、雪菜大黄鱼、腐皮包黄鱼、网油包鹅肝、荷叶粉蒸肉、黄鱼海参羹、彩熘全黄鱼、炒鳝背。尤以冰糖甲鱼、锅烧河鳗为宁波传统名菜之最。 另外，各种饭后点心也别具风味。较有名的是宁波10大名点：猪油汤团、龙凤金团、水晶油包、豆沙八宝饭、猪油洋酥块、三丝宴面、鲜肉小笼包子、烧卖、鲜肉馄饨、酒酿圆子。其中，尤以宁波猪油汤团为全国闻名。 另外，象山海鲜、奉化芋艿头、余姚年糕、尚田草莓、慈溪杨梅、三北豆酥糖、宁波草席、河姆渡茭白也小有名气。 冰糖甲鱼：宁波10大名菜之首，吃来软糯润口、香甜酸咸，风味独特。此菜是一种滋补品，甲鱼与冰糖同炖，具有滋阴、调中、补虚、益气、祛热等功能。 邱隘咸菜：宁波特产。盛产于鄞州东乡邱隘镇，用雪里蕻菜腌制。雪里蕻菜冬种春收，腌制依据放盐几个来错开上市季节。邱隘咸菜色泽黄亮，有香、嫩、鲜、微酸特点，能生津开胃，可炒、煮、烤、炖、蒸、生拌、配菜肴、做汤料、做馅子。做配料可解鱼腥，除油腻，"咸菜黄鱼"为宁波名菜，俗话"三天不吃咸菜（齑）汤，两腿感到酸汪汪"。邱隘咸菜己有近百年历史，近年，邱隘真空包装食品厂改进咸菜生产卫生设备与保鲜贮存，使其畅销国内外。宁波汤团 宁波猪油汤团：宁波人过春节，有吃猪油汤团习俗，正月初一，家家户户吃汤团，汤团圆圆，象征团圆。宁波汤团皮薄而柔滑，色白光亮，糯而不黏，入口流馅，油烫香甜，自成特色。宁波市区开设有“缸鸭狗”汤团店，近年来还出口冰冻宁波猪油汤团到港澳台及欧美各地。 溪口千层饼：宁波特产。制作配料严格，选白净芝麻、冬季苔菜、本地麦面粉、糖、油按配比拌和，烘烤温度要适中，酥而不焦，每饼27层。松脆异常，咸中带甜，满齿清香。 余姚杨梅：宁波特产。肉质细软，甜蜜醇厚，形如珠而色如玛瑙。有白种、粉红种、红种、乌种四大类，以乌种的荸荠种为最佳，因其成熟时呈紫黑色，似荸荠而名之。杨梅时节较短，初夏红种的早大种先熟，白种水晶杨梅最迟上市，俗称“夏至杨梅满山红，小暑杨梅要出虫”。杨梅形状可爱，汁液鲜洁可口，味甜如蜜，作为时鲜水果，品种繁多。加工后有蜜饯杨梅干、杨梅饮料、杨梅酱、糖水杨梅等，杨梅汁有生津、止渴、祛暑作用，杨梅烧酒是消暑佳品。余姚杨梅为国家农业部“七五”期间投资建设的"名、特、优、稀"商品基地之一，慈溪也是杨梅重要产地。 浙贝母：宁波特产。是贝母的一种，因产于浙江，故名“浙贝”，又称大贝。原产象山，是宁波市鄞州区著名经济特产和贵重中药材，亦称"象贝"，为“浙八味”之一。贝母性微寒，味甘苦，主治伤寒烦热、咳嗽上气，安五脏，利骨髓，消炎、润心肺，兼有消炎退肿，治痔痈节肿毒等功效。鄞州樟村一带盛产，下半年种下，次年5月收获，鄞州鄞江镇产量占全浙江省的70%，被称为“浙贝之乡”。传统工艺骨木嵌镶：传统工艺。其历史可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期，明代骨木嵌镶主要用于家俱的雕饰。清乾隆年间，宁波的骨木嵌镶工艺以其特有的地方风格和精致的技艺名闻遐迩，被列为“贡品”。在制作方法上分为高嵌、平嵌和混合嵌。高嵌采用象牙、黄杨木、竹黄、腊石等作为图面纹饰的原料，锯成形后，嵌在木坯上。平嵌采用象牙、骨片、螺甸、木片等，依图面纹饰平嵌入木坯后用刻刀勾线而成。嵌镶的构图有“丹青图”和“古体”之分，前者近似明清间的风俗画，后者形同汉画，其内容以表示吉祥、长寿、富贵为主题，以人物、博古、山水花鸟为题材，产品有床、几、椅、厨等。 朱金木雕：传统工艺。又称漆金木雕。在明清时期，工艺制作己达到了较高水平。它是在木雕制品的基础上以朱砂色为底，贴金饰彩而成，显得金碧辉煌。木雕以樟木、椴木、银杏等优质木材为原料，运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根据不同对象雕刻而成，题材多取于戏剧故事，造型古朴生动，刀法深厚。有的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有的比较粗犷。朱金木雕主要用于寺、庙、祠堂等建筑及木床、花轿等大型家俱和神像等。 泥金彩漆：传统工艺。宁波漆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泥金”名称始于商周。其做法是将金箔研成粉状，与大漆调合后或涂或填。漆器以木胎为主，也有以竹片、竹编为胎。以朱红和黑色为漆器的基本色调。传统的制作方法有纹饰在透明的漆膜里面的沉花，纹饰在漆膜表面的平花，用堆塑、镶嵌等手法使纹饰出于漆膜表面的浮花等三大类，而浮花工艺为宁波漆器传统工艺中较有代表性的手法。漆器的装饰以金为主，有描金、贴金、堆金、追金、开金、平金等手法，题材有花鸟、山水人物及寓吉祥如意的图案等。 金银彩绣：又称"仿古彩"，为传统宁绣中的精品。宁绣与湘绣、苏绣、京绣、粤绣、蜀绣被誉为中国六大名绣。金银彩绣采用各色真丝织品为原料，在彩绣、平绣图案周围盘绣以金线和银线而成。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底色以深色为主，主要有深红、深蓝、墨绿、黛色、铁锈红、咖啡色等，制作工艺可分为网绣、包金绣、垫金绣三大类。题材有龙凤、花卉、佳禽等。主要用于绣衣、靠垫、台布、床罩、软包等生活用品。 宁波草席：古称明席(宁波古为明州)，也称甬席(宁波简称甬)，俗称"滑子"、"席子"。以盛产于宁波西乡黄古林一带的席草，用白麻筋或绿麻作经线编织而成。宁波草席质地精密，厚实挺括，刚劲有弹性，柔软光滑，能散热降温，收藏方便，经久耐用，铺垫、打包、挂门窗均可使用。 宁波草帽：宁波市西郊和慈溪、鄞州、余姚农村不少妇女善编草帽，常作为家庭副业。以草编之乡慈溪长河乡编织的金丝草帽最优，轻若云，亮似雪，美观实用，经漂白染色、绣画、装饰，可与时装配套，既是遮阳实用品，又是装饰性工艺品。草帽按原料分，有金丝、麦秆、维特克、咸草、席草、龙须草、黄草、鸡冠草、纸草、黄花菜叶、勒菲草等10余种，年总产2000余万顶，除席草帽500余万顶内销外，多以半成品出口，由国外根据流行服装设计帽型，配装饰后投入市场。 宁波竹编：宁波是竹编之乡，四明山盛产毛竹，历史上就用竹编制各种俭朴实用的篮、箩、簟、筐、笼等。明、清江南举人赴京应试的考篮、食篮皆竹编，现鄞州、奉化、余姚有数10家乡村办竹编厂，工人善用篾丝、篾片，巧妙地编制成神形酷肖、情趣盎然的各种动物，并和传统的罐、篮、盒、盘接合起来，制成鸡罐、鸭盘、猫头鹰盒、花盆套、花瓶、废纸篓等，既实用，又可观赏，畅销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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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节日 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精神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有时甚至与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相联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外国特别是西方节日在中国的流行，青年人热衷过情人节、圣诞节，淡化中国传统节日中必须有的一些习俗，比如春节回家、清明扫墓、端午吃粽、中秋赏月吃月饼等。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公布对国家法定节假日进行调整，明确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目为法定假日，笔者认为，此举无疑是及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通过对天人、群己、义利等关系的约定，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还与中华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相联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它实质上是与人类化联系在一起的。原始人钻木取火、刀耕火种，崇拜自然、图腾、祖先与神灵；宗法制社会形态下，人们讲究长幼尊卑、人伦血亲、礼教德治。各个历史阶段，人们祭祖、拜月、踏青、登高、折柳驱邪……人类的行为、观念随着人类的起源、进化、发展日益丰富，文化的内涵也随之渐趋深厚。假如某些行为、观念变成大多数人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则成为一种习俗，有些习俗以节日或民风民俗的形式存在下来。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全国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传统节日达 200多种，而其中最主要的有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 6种。笔者下面以这 6种主要传统节日为例，阐述其中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传统节目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 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决定了早期的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人们发明了农具，培育出新的农作物，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制度，形成了一些农事习俗，创作了农事诗、各式图形等，这些都是农耕文化的体现。中国传统节日根源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据史籍记载，春节在唐虞时叫 “载”，夏代叫 “岁”，周代才叫“年”。“载”、“岁”、“年”都是指谷物生长周期，谷子一年一熟，所以春节一年一次，含有庆丰收的寓意。关于春节的另一种说法是：春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腊祭”，当时每逢腊尽春来，先民便杀猪宰羊，祭祀神鬼与祖灵，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免去灾祸。清明节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草木萌茂，农业上开始忙于春耕春种。江南有农谚这样形容清明：“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种莫迟延”、“种树造林，莫过清明”。关于中秋节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秋报的遗俗，因为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恰好是稻子成熟的时刻，人们便在这个季节饮酒舞蹈，喜气洋洋地庆祝丰收。重阳节在陕北是正式收割的季节……从传统节日的起源看，大多出于农耕目的，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些节日淡化了农耕印象，但传统节日体现或根植于古代农耕文化这一点是确定的。 1．2 中国传统节 日体现了原始观念文化 对大自然的崇拜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这里的大自然主要指太阳、月亮、大地及除此之外的自然物。《风土记》中记载：“仲夏端午，烹骛角黍 (粽女)”，端午节采棕叶、包棕子体现了人们对植物的崇拜。在中秋时节，古代贵族和文人学士会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无论是祭月还是赏月都体现了对月亮的崇拜。春节祭祖、清明扫墓是对祖先的崇拜。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原始先民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就出现了，这正体现了人们对龙图腾的崇拜。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说：“距屈子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龙，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祭祀之日便是端午，在水域中竞划刻着龙饰的舟船是‘龙祭 ’的重要内容。” 1．3 中国传统节日反映出古代宗法文化的特征 中国长期处在宗法制社会形态下，在宗法制度下，人们重血亲人伦，讲究礼教德治、长幼尊卑、贵贱有别。宗法制社会形态下的一系列要求在传统节日中找到了很好的依托。春节祭祖、清明扫墓，把人置于血亲人伦中，体现出一种 “人道亲亲”。《礼记 ·大传》中这样解释 “人道亲亲”：“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通过这种方式整个家族就以血亲人伦为纽带联系在一起了。无论是祭祖、扫墓，还是拜月、登高，都有严格的仪式，崔提《四民月令》是这样形容春节祭祖的：“正月之朔，是为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通过一系列固定仪式，实现了“尊尊”—— 长幼尊卑、贵贱有别，并且这种等级差别也与血亲人伦有关。通过传统节日中的血亲人伦纽带，尊尊与亲亲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实现了从“家天下”到“国天下”的过渡，形成了家国同构格局。 2 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就是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体现在民族蓬勃向上精神的思想和观念。中国传统节日体现出精忠爱国、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天人合一、贵和尚美等文化精神，正是因为有着这些文化精神的存在，使得中国传统节日及节日中的一些习俗经过几千年的历程仍被保存、遵守着，体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2．1 精忠爱国 精忠爱国思想在清明与端午两大节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并且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已经自发地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明扫墓的习俗来自于寒食节，而寒食节相传与春秋时期介子推有关，介子推 “割股”给处于困境中的公子重耳充饥，这里体现了“忠”与“义”两种文化精神。当公子重耳成为晋文公欲封赏介子推时介子推背着老母进了深山，这里体现了“孝”。在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二为一，“忠”“义” 的文化精神也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士大夫精神的渊源，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而以血亲为纽带将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孝”，从小处说，使一个家族具有凝聚力；从大处说，使一个民族、国家更具有凝聚力。端午节赛龙舟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屈原代表着真、善、美，是爱国和忧民的化身，对屈原的纪念体现出一种赤诚爱国的文化精神。 2．2 天人合一 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最基本的涵义是充分肯定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 自然界的协调问题。春节迎新、清明踏青、端午赛船、中秋赏月、七夕观星、重阳登高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天人合一思想除了人与自然协调外，笔者认为，更主要的是 “天人合德”——天有高尚的德，人应该效法天德，向自然学习，与天合德，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理想。正如《易传 ·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种认识影响着许多人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这与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点是一致的。在现实中失意时，就转向自然，或归隐山林，或躬耕田园，在其间找到乐趣，发现真义。传统节日中的一些习俗在社会发展中被淡化或消失了，唯独亲近自然的行为得以延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 2-3 贵和尚美 “和 ”即和谐、统一，“美”即美好、团圆，贵和尚美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春节虽然是指农历一年的第一天，但人们习惯上的过年活动在头一年进入腊月 (夏历十二月) 就已开始 ，一直到元宵节才结束。在腊月里，人们要扫尘、祭灶神；除夕要全家团圆，大家围坐在一起和面包饺子，和面的 “和”与 “合”谐音，饺子的 “饺”与 “交”谐音，“合”与 “交”是团圆、相聚之意；至元宵节全家又要围在一起吃汤圆，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七夕乞巧，表达出人们希望婚姻美满的愿望。至于中秋吃月饼，更兼有生活团圆、婚姻美满之意。九九重阳，则有珍爱生命，健康长寿之意。此外，清明折柳，端午采艾叶、菖蒲，重阳遍插茱萸，这种驱恶避邪的习俗也显露出贵和尚美的思想3 中国传统节日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之一，在社会发展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般而言，消极的习俗总是流传不久，经过几千年社会历程流传至今的传统节日习俗总体而言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3．1 中国传统节 日体现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民族凝聚力 春节回家、清明扫墓、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传统习俗流露出敬祖意识、亲情情结、精忠爱国等思想，这些观念最容易唤起人们对亲人、家庭、故乡、祖国的情感，唤起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记忆，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人们同宗同源的民族情及对文化同根性的认同。中国有许多俗语，如：“一人有难，众人帮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这些都是传统节日具有强大文化凝聚力的表现；海外华侨回国祭祀祖先及在异国、异地的游子叶落归根等行为则是传统节日中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文化凝聚力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维系国家统一，有利于加深世界各地中华儿女的亲情，也有利于激励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前进、发展、强大。 3．2 中国传统节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 中国传统节日中天人合一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机会，在踏青、观星、赏月、登高玩秋等活动中，人们放松心情，找回童真，发现乐趣。在亲近自然的活动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体现出骨肉情深或天伦之乐，形成一种与人为善、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 当今世界，科技与工业日益发达，但人与 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如由于人类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再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冷漠、势利等。现在当我们重新对照中国传统节日中人与自然、人际问的和谐关系时，应该受到启迪。所幸的是，当今社会上的许多变化已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特意将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提上日程，这是对传统节日中天人合一思想的肯定。 3-3 中国传统节日唤起人们对美的向往 中国传统节日中无论是亲近自然 (如踏青、观星、赏月、登高等)还是渴望团圆 (如吃饺子、月饼等)的习俗，都体现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与向往。宗白华先生在 《美学散步》里论述了各种形态的美，书中特别有一篇文章—— 《美从何处来》，在这篇文章里，宗自华先生指出美来自于心灵。笔者认为传统节日中的美主要指生命与生活之美，在亲近自然，家人团圆，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习俗中，人们体会到了生活之美，也益加珍爱生命。并且传统节日中的行为、愿望都发自于内心，充满了感情，因此，即使有时希望不能实现，结局未必圆满，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说法，因为这些行为、愿望来自于心灵，它们也是美的。 4 结语 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表现为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在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原农耕文化曾与北方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实现过交融互补，也与外国文化进行过几次大的交汇。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具有包融性，而传统节日作为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更应具有包融性。 中国传统节日有几千年的历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其他文化交汇、互撞，消极的东西逐渐消亡，美好的东西日益突显，这正是传统节日具有强大文化生命力与凝聚力的表现。笔者相信，在与日前社会上流行的外国特别是西方节日的交汇、互撞中，中国传统节日定能发挥中国文化惯有的价值整合功能，到达一个新的层面。 参考文献： 【1】李汉秋．让传统佳节湿润民族精神[J]．红旗文稿，2008，(8)：34—35． 【2】严考亮．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2007，(1)：126—128 【3】张贷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陈松林．论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涵及其现代意义[J]．湖北社会科学，2003，(10)：65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 ：文章将乾州古城置于旅游发展语境中，把握古城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特征，理解古城文化景观的内在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并分析制约乾州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多种力量因素，把握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表征意义。
关键词 ：乾州古城;再生产;文化旅游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 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 ，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
④赵德利.主导?主脑?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