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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强加于人。曾有报道说，有人不礼让，为争座在公交车上大出打手，在航班上拳脚相向，尽丧“礼义之邦”颜面。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利益无可非议。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某些企业、个人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无视法律规定。楼塌塌、桥垮垮这类“豆腐渣工程”并非只见于一城一地。 独生子女时代，一些家长对孩子溺爱惯宠，出现一批任性自我、缺少合众精神与礼仪修养的小皇帝、小公主。他们进入学校后，同学关系失常，师生关系出现错位，重师尊教、同学友爱的优良传统遭遇挑战。梅州市某中学，曾在短短四天内发生三起因学生受到批评而动手打老师事件，让人汗颜。 …… 毋庸讳言，这里所揭示的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现象并非社会主流，但是应该承认，其不良影响绝不可也不应该低估。如何吸纳中华传统礼制中合理质核来扭转不良状况，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二 社会的进步是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水准的提升。精神文明水准的变动，可以出现总体提升的趋势，也可以在某些时段、某些侧面出现下降的趋势。精神文明包括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个层面，思想道德可分为社会公德和个人私德。思想道德的变化原因极其复杂，需要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加以分析与判定。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的发展，对思想道德的提升会有促进作用，但并非必然关系：思想道德的提升与下降不一定完全对应物质文明的提高与低落、科学文化的发展与停滞。 有人认为，道德失范、礼义缺位要从社会体制上查寻原因，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我们才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升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体制问题只是诸原因之一，并非全部原因，因此我们不能一见到道德失范、礼义缺位问题就怪罪体制，我们还需要并应该从其他方面来寻找原因。 1．对中华传统礼制的歪曲与不适当批判 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就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非常必要且不容否定。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参与这场运动者不少有留学西洋的学术背景，他们主张全盘西化，无视中华民族文化精华而欲一扫了之，这就走向了极端。彭林先生在《礼乐人生》一书中指出，吴虞所说“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是“把吃人和礼教这两者直接画了等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吴虞观点的错误根源。十年动乱，曾再次大批礼教，把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成是复辟奴隶制度。对中华传统礼制进行歪曲或不适当的批判，是导致人们对中华传统礼制误解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否认中华文化（当然包括中华传统礼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历史上起过不良作用，也强调随着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旧礼教中存在的弊端或糟粕确实应该淘汰出局，但不可否认，作为中华文化之一部的中华传统礼制，沉淀着中华先民极为宝贵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它的精华部分已经融入中华民族血液之中，成为凝聚国人之内在动力。因此，对中华传统礼制应该历史地去分析与评判，不能也不可全盘否定。2015-14 半月刊明德讲堂Moral Lecture45 2．民族虚无主义荒谬言论还有市场 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是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入侵而产生的，从本质上说是崇洋媚外的产物。民族虚无主义者鼓吹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历史，无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与文化精华，乃至故意混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时下民族虚无主义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某些“月是西方圆”的论调仍然很有市场。否定中华传统礼制具有合理因素或说内在价值，便是民族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反思中华文化存在的弱点与缺陷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若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与宣扬，进而自戕中华文化精华而去仿效西方一些皮毛，则有丢了西瓜拾芝麻之嫌。事实上，中国近代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振兴、国力富强、民众幸福，是不能走依靠乃至投靠西方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 实际上，中华传统礼制既不是从孔子开始，也不是儒家专利。中华古“礼”远远早于孔子而存在，尽管原初相当简陋，但它确实是先民处理人际关系的最早准则。后来，经过周公“制礼作乐”，经过孔子宣扬与践履融入了儒家思想因素，再经过后来各派思想家的理论探索，以及政治家的推行与践履，中华传统礼制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与反复建构，日臻成熟和精致。先贤孜孜以求的礼治，既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彼岸理想，也融汇着中华先民的追求与梦想。其中反映中华民族宽厚、平和、诚敬、谦让、慈爱、孝悌等品格的精华部分，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民族认同与民族和谐的基石。显然，民族虚无主义否定中华传统礼制精华的实质是否定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否定文明古国的历史传统！ 3．拜金主义对个人道德底线造成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鼓励勤劳致富，人们可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 提下理直气壮地赚钱，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但不要忘记，应当“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致富不忘行善。反之，取之无道，见利忘义，骄奢挥霍，为富不仁，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恶果。近年来痴迷金钱、崇拜财富、享乐至上、见利忘义、极端自我的拜金主义潜滋暗长，对社会道德的冲击非常明显。拜金主义扭曲了某些人的价值观，混淆了勤劳致富与损人利己的界限，腐蚀了正常人性，导致道德沦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4．家庭教育缺失使得礼仪行为不易扎根 良好的礼仪习惯应该从小培育，家庭教育极其重要。家长文明礼貌，自觉抵制不良习惯，以身作则，才能使孩子从小养成良好道德。反之，家长自身有不良习惯，对孩子潜移默化，其影响也是极大的。有些家长在公共场合鼓励或纵容孩子爬树摘花，如此怎能让子女长大后遵循文明礼仪、具有公共道德观念？ 三 对于时下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的现象，我们既不能怨天尤人，也不可无动于衷，必须亡羊补牢，建立规范有效的当代礼制体系，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彭林先生在《当代工业文明与传统礼乐文化》一文中说：“提倡礼乐文化，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素质。”彭先生所讲的公民素质其实便是公民道德素质。那么，剥离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之后，它有哪些现代价值或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1．追求理想之梦，提升国人道德境界 中华传统礼制追求礼义，追求个人完美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其终极目标是达到国家、社会、团体、家族乃至个人之间和谐关系。《礼记•礼运》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46Moral Education China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描述的大同世界是个天下为公、和谐有序、贤能当政、讲信修睦、团结互爱、社会稳定的局面，这便是中华传统礼制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礼义不仅表现为“进退周旋，威仪抑抑”（《宋史•乐志》）外在形式，而且体现为道德提升与精神境界的完美。 在我看来，孔子是一位怀着建立一个大一统、和谐安宁社会的理想主义思想家，他追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天下，实际便是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在孔子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便要努力将人培养成有相当道德水准、遵礼行礼的“君子”。古人强调“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认为“德辉动于内”，礼才能使“动于外”，即内心真诚，辉映出内在的道德，才能生发出本真、雅致、规范的礼仪行为，显示出来的便是真正的礼义。 显然，先哲把培育遵礼守道的理想人格、提升君子之道德境界作为毕生追求之目标，因为这是实现大同世界之基础。如果转换成现代视角，那么我们就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培养道德人格，提升国人道德境界，从而讲信修睦、团结互爱，使社会更加和谐有序、稳定安宁。总之，中华传统礼制要求秉持严肃恭敬的人生态度，加强道德自律，培养道德情操，注重行为践履。 2．正确理解义利之辨，增强国人诚信观念 义利关系实际是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有关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的分辨。中国先哲对义利关系有甚多论述。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要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解释道：“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显然，先贤在对待义利两者关系上，强调见利思义、以礼行义，即主张道德自觉、遵礼守道，以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之优劣作为价值取向，以此来臧否个人行为。这些基于礼义基础之上、从道德角度来区分义利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我们不必也不能全然摈弃。这是先贤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严肃思考，是保障国家政治有序运行、保护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理论总结，是他们对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贡献。 实际上，正确的义利观应该将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充分肯定与鼓励公民通过合法渠道、正当手段来获得正当利益。由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古代的义利观，不必将“义”单纯视为封建道德而加以否定，不必将义利对立起来否定义之功效。如此才能正确理解义利两者关系，增强国人诚信观念，彻底与拜金主义划清界限，从而构建出有序、和谐的经济秩序。 3．遵礼守法，礼法结合，培育国人道德自觉 在中国古代，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这既是一种出自较高道德要求之下的自觉的道德实践，又是法律规定之下的强行要求，因此要求人们一举一动都需遵礼守法。当时，统治者对礼所具备的协调各种关系的功用是非常了解的，他们都企望用礼来治理天下。47 《礼记•祭统》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剔除其中封建质核，着眼于领导与下属共同维护和遵循礼的规范与准则，将“治人之道”（当然包含法律规范）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达到上行下效之目的，确实富于启示意义。《左传》强调：“君子之行也，度于礼。”这是从道德的自觉来谈礼的。《国语•楚语上》说：“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这是从礼之规定来谈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的。可见，中国古代所谓的“礼”，在等级关系之下体现出的社会功效，力图制定出一整套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人际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当然，时代变迁，传统礼制中强调的封建等级制度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但传统礼制中所倡导自觉遵礼循法这一原则，是完全可以去粗存精、古为今用的。 其实，古代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称“礼禁乱之所由生”，“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显然，古人早就注意到通过礼可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们的目的，发挥礼制防止犯罪、培养君子的作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吸取古礼那种“徙善远罪”观念，尝试构建新的礼义体系或礼仪制度，教育国人，从而提升其道德水准，造就更多新时代的君子。 从中华传统礼制礼法紧密结合这一特点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启示：礼法不能脱节，既不能重礼轻法，也不能重法轻礼，需要礼法结合，礼法并重。过分夸大“法”的强制作用，无法解决国人道德提升问题；夸大“礼”的教化作用，以为礼万能，无法解决国人违法之事。因而，我们可以根据中华传统礼制礼法结合这一特点，从提升国人道德自觉入手，弘扬社会正气，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普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私德建设，这无疑是对国家、社会、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 4．实施礼仪教育，建设新时代的道德规范 中华传统礼制注重礼仪教育，能起到铸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国自古便有蒙学，内容之一便是教育儿童自幼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初步具备基本的伦理道德，懂得礼仪规范。孔子多次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朱熹《童蒙须知》千余言，概括起来便是一个“礼”字。 实际上，中国古代礼制教育并非仅是一种外在的礼仪教育，而是内外结合，侧重内在的道德修养，力求培养君子的教育制度，因此它蕴涵着丰富的可供采择的要素。《礼记•内则》对自幼及长的礼制教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而且强调终身力行践履，随时学习。古人还明确说过“父兄教子弟，必正其身以率之，无庸徒事言词”（《围炉夜话》），强调家长身为表率的道理。我们可以通过礼仪教育培养新时代的君子，建设新时代的道德规范。 概言之，在剥离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之后，它确实具有可供我们借鉴的现代价值，对扭转当下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的不良现状，提升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建立规范有效的当代礼制体系，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
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文章作者：李增洪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 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 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强、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 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乱，却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身处乱世却在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此后，孟子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 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 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8]()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69)显然这都是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秦始皇本纪)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未断绝。[11]() 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农民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其领袖也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二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的公元前四世纪，是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造成挥之不去的长期萦绕欧洲人的观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的希腊人被逐出了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感到不知所措。面对乱世，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心身安宁；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放弃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可视为在动乱中无奈的人们的叹息。亚里斯多德则极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联合的共同体”。[13](上册,)尽管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正象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 [15]()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来统率。[1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 “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所确立的“大一统”观念，即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仍不愿离它而去。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己正名。 首先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始终以罗马帝国皇帝自居，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在位)，试图铲除西罗马帝国版图上日耳曼人所建各国，实现真正的一统。其次是罗马教皇，千方百计争取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权。罗马教皇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从理论上大造舆论，将自己塑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年）在其《上帝之城》中提出：天地间有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并存，地上之城是不完善的、暂时的、会毁灭的，由于魔鬼撒旦之故，充满罪恶；上帝之城则是完善的、永恒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通过基督建立的教会才能得救，获得永生。世俗国家只有在宗教上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教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ry I 约540－604），虽然本人对基督教神学缺少创见，但却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传遍西方。尤其是他坚持教皇是上帝指派的全部教会的首脑，在西方大胆行使皇帝的职责和世俗君主的权力，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到9世纪时，教皇更是不惜盗用君士坦丁一世皇帝（306－337年在位）的名义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这样一份文件，声称：远在四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就把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转交给了罗马主教。此时，教皇权力的维护者还编造了“伊西多尔教令集”，从这本伪教令集中人们仿佛觉得从基督教的最初纪元开始，帝王就隶属于教皇，而教皇则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 二是与法兰克王国相勾结，利用法兰克人的力量对付不断入侵罗马的伦巴德人的同时，展开与东罗马帝国的抗衡。751年在法兰克王国握有实权的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建立加洛林王朝。为报答教皇，丕平率军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并将获得的土地献给了教皇，为日后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54年教皇斯蒂芬亲往高卢为丕平行涂油礼并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而这一称号的授予当时只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其政敌迫害逃往法兰克，第二年查理亲自护送其回国复位。为报答查理并取得进一步的保护，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趁罗马人聚集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之子路易一世加冕之机，为查理加冕为“奥古斯古”和“罗马人的皇帝”。皇帝与教皇联手从东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回了罗马帝国的继承权，作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法兰克由此也纳入到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之列。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教皇是将自己难以获得的权力或者是自己难以维持的权力授予了查理。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一是将西欧范围内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共同对抗东罗马帝国；二是为自己日后的权力扩张留有了余地，因为这次加冕越来越被解释为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的象征，是教皇运用他的神权把帝国从拜占廷人手中收回，授予了法兰克的国王。罗马教皇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世俗国王的合法地位必须视教皇的认可而定。 此后，法兰克人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君临意大利时，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第一卷)的但丁，出于维护和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这一动机，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论世界帝国》一书。全书从古罗马历史论证了帝国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主张用“罗马皇帝”作为君主的尊号，把首都设在罗马。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每逢举行隆重仪式，伊凡三世总是身着象征皇权的披肩，头戴东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皇冠，坐在玉石宝座上。而且，伊凡三世还将先是古罗马、继而是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国徽。到伊凡四世时，更以“凯撒”自称，遂有“沙皇”之名。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新的“欧洲观”逐渐取代了以罗马帝国为号召的大一统观念。 所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都没有遂其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反倒是，谁获得了这一称号，便为其民族和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耗废了一生的精力，到头来搞得国库空虚难以为继。他死后，帝国的统一梦便烟消云散了。查理曼帝国也是昙花一现，查理曼死后不久便一分为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幸了，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过真正的罗马帝国，连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当伊凡四世称“沙皇”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罗马帝国的号召力已趋衰落。三 通过粗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结果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两者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别。中国历史上，自秦帝国建立之后，虽经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但政治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流。即使按照葛健雄先生的计算，中国在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实际分裂的时间长，甚至分裂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和统一的时间长度也要比欧洲多得多和长得多。这种政治实践上的差别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各自文化的发展，致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不间断的、稳定的连续性（即Continuous），而欧洲文化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Continual）。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文化的连续性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9]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状态，而且在应用范围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之间，是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新字的构造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基本原则是相对不变的，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 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12](上,) 之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远，直到今天。 与此相比，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西方世界虽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是日渐削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其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使得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要懂希腊语就可以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人的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希腊语发展至今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希腊人使用，而拉丁语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了，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15、16世纪，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尽管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都是拉丁语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主要的。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使西方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一统”失去了文化上的底蕴。反之，政治统一的迟迟得不到实现，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了依托。
关于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的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的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是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民族音乐。
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
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
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
宗教音乐：
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
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
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化、教仪化。
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它的特点是：
一、丰富性：中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民间民俗千姿百态，形成了品种繁多的民间音乐。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约有30万首左右，独奏、重奏、合奏乐曲不可胜数；民族乐器约200余种；中国的民族曲艺约200多个曲种；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曲艺和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各剧种、曲种特征和风格的主要体现者。至于这众多剧种曲种中丰富多彩的剧目、曲目，声腔、板式、曲牌、行当、流派、唱段、文武场音乐等，更是无法记数。
二、不确定性：民间音乐一般为口头产生，口头传授。口头发展使民间音乐更具有不确定性、变迁性、创新性、即兴性。
三、通俗性：民间音乐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音乐文化，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抒发了他们的感情，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和愿望，更具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更贴近广大劳动人民，并为他们所接受和喜爱。
四、实用性：许多民歌还未完全摆脱实用功能的原始形态，如各类劳动号子仍具有实用性和表现性两种功用。它的表现性在于用艺术形式反映劳动者的力量、态度、志向和审美情趣，它是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直接反映。
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它又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崇仰创造万物的大自然，又重视人的内心体验，而音乐的产生正是源于人心对大自然的感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记》）古人认为“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
音乐不但是由人们对大千世界感悟而产生，而且还能反过来调整情绪，调和人心，使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协调和平，“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欧阳文忠全集》）在重视道德的封建社会，儒家利用音乐塑造理想人格以达到儒家学说中的核心“仁”。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认为人的全面修养不能缺少音乐，孔子对平和优美的《关雎》大加赞赏。孔子曰：“《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而对激烈抗争的郑国民间音乐却强烈反对。孔子曰：“放郑声，郑声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不仅起着塑造人格的作用，还有安邦治世的功能，《吕氏春秋·适音》曰：“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礼记·乐记》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发展主要依赖于“礼乐”制度。儒家便是“礼乐”制的倡导者。“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是指宫廷雅乐，它的实质功能是对“礼”的辅佐，把最具震撼人心的音乐形式与礼法结合在一起，其渗透力和凝聚力是强大的。
孔子对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是非常重视的，它赞美古代乐舞《韶》乐对舜仁德文治的歌颂及《九辨》完善的艺术形式。《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评价《韶》乐尽善尽美也。而对周朝乐舞《大武》的艺术表现形式给 以高度赞扬外，对其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功绩的内容却给予批评：“《大武》尽美未尽善也”。
民族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出它与传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联系、共同发展、共创辉煌的主要特质。
中国诗词，声调音韵抑扬顿挫，在平仄交错中形成音乐的旋律之美，而诗词不同长短句组合，各种格律的运用又显示了音乐节奏之美。
中国的书法艺术中无论是龙飞凤舞的墨迹，还是书者瞬间的节奏运用的律动感都是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
中国的绘画，“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绘画思想，清晰的线条、造型，清淡的色调意境，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而中国的舞蹈、戏剧更是与音乐结合为一体，形成了大型的综合艺术。
我们抛开技巧性、技术性把中国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层面来审视时，我们就会发现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画面，透视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世界和人文精神。
论孔子的仁与礼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论孔子的仁与礼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孔子思想是由“礼”到“仁”的演变路径。孔子在吸收和损益周礼德性原则的基础上，吸纳前人"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的观点，把它同礼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但又不囿于礼，坚持在更为广阔的人际关系中弘扬仁爱精神，并以此影响礼改造礼，最终形成了自己由 "孝悌为仁之本"到"爱人"至"克己复礼"的仁论思想。
关键词：仁 礼 克己复礼 爱亲 爱人
一、孔子之前的周礼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是在原始宗教礼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的特征是融宗教、音乐、诗歌、舞蹈、伦理于一体，其内容形式，自夏而周经历了由鬼神崇拜逐步转变为重视德性伦理，由粗糙变为日趋文雅，由不完备到逐渐完备的过程。
周礼有别于商礼和夏礼，区别的重点在于周公“以德治礼”，他为礼注入了道德理性精神。《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引周公之语说：“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①“则”，即礼之基本原则，它是考察人们德行的标准（“则以观德”），而德行又是办事的基础（“德以处事”），并且可以直接地影响办事的效果和评价（“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对于“则”，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六年传云‘导之礼则’，此‘则’字亦礼则之义。以礼则观人之德。德有凶有吉，合则为吉德，不合则为凶德。”
②德有凶有吉，遵从礼的基本原则即为有德，违背礼的基本原则的就是无德，这样就引德入礼，使周礼蕴含了具有指导和规范德行作用的道德理性。
以道德理性为特征的周礼是对礼的一次变革。周礼由对虚幻世界的追求，转为对人伦的重视，这对于人们摆脱宗教蒙昧，发展理性活动，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亦是有限的。周礼中有大量的宗法内容存在，理性原则往往依附于宗法关系，为血缘所包裹。在理论上对此有所突破并展现出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始于孔子时代，而且这些是以孔子“仁”的思想的提出为标志的。
二、孔子对“礼”的改造即由“礼”到“仁”的演变
孔子尚礼，他通过考察三代之礼发现了两点：其一，三代的礼乐是因袭承接而发展的；其二，这种发展是有所损益的，尤其在两代礼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礼十分的丰富多彩，因此他十分惊叹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周礼的道德理性原则是“尊尊亲亲”。所谓“尊尊”，即在氏族内部强调下对上的尊崇；“亲亲”，则是氏族内部依亲疏关系不同而表现出的爱有差等，血缘愈近，则所爱愈亲。这种讲究血缘关系的爱是以父母子女之爱为核心的，并借此而派生出忠、孝、悌、直等道德观念。古人把这种亲亲之爱及其派生出来的德行，称之为“仁”。《国语晋语》记载郦姬言：“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
③所以她在“爱亲之谓仁”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层更高的层次，即“利国之谓仁”。这种构想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孔子正是以“爱亲为仁”为基础，把它同礼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将周礼演变为仁。
（一）孝悌。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孝悌是行仁的基本要求。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孔子的弟子有若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孔子对孝悌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他要求人们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 （《学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里仁》）。他不仅强调要赡养父母，更为重要的是要求子女做到“敬”，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孔子要求子女既在物质上，更要在精神上关爱自己的父母。《论语阳货》篇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宰我关于居丧的讨论，最后孔子评价宰我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对宰予对待居丧的轻慢态度给予了“不仁”的评价，可见孔子对“爱亲”的看重和“爱亲之谓仁”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二）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他说：“爱人”。孔子释“仁”为“爱人”，试图把“爱人”作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融洽，进而达到促使整个社会形成友爱互助氛围的目的。他要求青少年们做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一句话清晰地展示了由孝悌而走向仁的逻辑进程，“泛而众而亲仁”也说明了“泛爱众”与仁在内涵上的联系，在孔子看来，如果把孝悌之爱推行到血缘关系以外的人群中去，做到“爱众”，那是十分高尚的，那就不仅是仁，甚至可以说是“圣”。孔子论仁过程中由“孝悌”到“爱众”的推进，也足见孔子对“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这一观点的吸收和继承。
（三）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自身德行的培育是从克己复礼中开始的。当颜渊向孔子请教该如何培育仁时，孔子回答他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具体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即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视、听、言、动之间皆合于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不是表现为某种具体的德行，而是抽象的德性，是忠、恕、恭、宽、信、敏、惠、直、勇等诸多美好德行的统称。礼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在的规范和评判标准，抽象意义上的仁在指导具体行动的过程中，人们正是通过礼来判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种德行的要求的。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礼对这些具体德行的限定和影响，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孔子正是在不断地克己复礼的过程中一步步深化，由礼领悟到仁的。
三、仁与礼的关系
（一）仁是本质，礼是表现。在孔子这里，“仁”是核心是本质，而“礼”则是“仁”的本质的外化。“仁”与“礼”的关系是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合礼”是“仁”的外在规范和表现，受“仁”支配，“仁”才是最终的内在标准。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认为礼是立身的标准，也就是说礼具有一种外在规范性的特征，它反映的是仁的内涵。因此，我们在看待孔子“礼”的思想时，应该看重的是那种“礼”的规范精神。
（二）孔子在强调仁是礼之本的同时，亦强调礼对仁的辅益作用。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孔子强调礼对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仁要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正是礼所反映的对象，从这一点上说，仁要通过礼来实现自己。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在倡导仁的同时，始终坚持礼。
总而言之，孔子思想的形成是在继承和损益周礼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前人“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的观点而发展起来的。孔子首先强调“爱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然后从父母亲情扩大开来，鼓励做到“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最后说到具体方法时强调正身，“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思想正是对周礼“亲亲尊尊”德性原则的继承和拓展。由此可知，孔子仁论思想路线是由礼逐步深化到仁的路线。
扩展资料：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等，“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他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传》《春秋》六经。孔子去世后，后人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人物生平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
圣人降世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叔梁纥请求颜氏让她三个女儿之中的一个立为妾，颜氏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长女和次女都不同意，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
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孔子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儒略历公元前551年；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一般依《史记·孔子世家》说。）申时于陬邑昌平乡诞生。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早年经历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葬于防。叔梁纥死后，颜徵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已经十九岁了，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
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鲁国内乱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孔子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已经40岁了，孔子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出仕修经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离开鲁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周游列国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孔子路过匡城（今河南睢县）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去世了。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率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68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回到鲁国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已经70岁了，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了。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这“七十二贤士”中，又数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这一年，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孔子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驾鹤西归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讲到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
以天下为己任 溶溶月，淡淡风,犹如那花香，香飘万里却总有散去的那一刻。当往事随风，箫声逡巡,就像因“一粒种子改变世界”而成为感动中国人物的袁隆平教授，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侠之大者，什么叫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将名垂青史…… 一只青鸟欢呼着从窗前掠过，将音乐从天堂带来，颗颗散落，珍珠般清脆。恍惚中，有人拔剑而长歌曰：我辈岂是蓬蒿人。顺滚滚东逝长江，穿巴峡巫峡，过洞庭扬州。醉滔滔入长安，挥毫金銮殿上，故作狂态。国舅研墨，力士脱靴，嘲尽天下豪贵；云游九州，望川而吟，银河飞流，凭吊沧海，携友共举杯盏，不舍孤帆万里，痛哭晁卿。李白，自九天而来，飞流直下，仗行于诗情天下，舞出一片逍遥虹彩…… 锟鋙在手，却无意理会唐代奢侈的王朝，慧眼明月，已辨得世间妍媸。李白的诗情放恣，飘渺浪漫气息扑面而来。应该说李白完成了天下交给他的责任，在那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的时代，坚守了自己自由的品性，为后世的浪漫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夯基。世间因李白的存在而美好、浪漫…… 且不说遵义会议上挽救党的英明；也不说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河，搅乱敌人追剿计划，单说伟大的毛主席为中华之崛起、振兴、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南湖上的小船有他的身影，抗日敌后战场亦有他的身姿。时下热播的《恰同学少年》更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伟人为了中华、为了天下做出的努力。在民族危难、警报迭起之时。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更是以天下兴亡为匹夫之责的英雄！ 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天下抛头颅、洒热血。如果说李白在精神上引导人们，那么毛主席就是为了领导人们为了自由而战。悠悠中国史，这样的伟人代表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承着中华的血脉。只要每个人都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以天下为己任，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光明的彼岸……
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 吾是以知亡为之有益。不言之教，亡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注释：驰聘：形容马奔跑的样子。无有：介于无与有之间的东西。无间：无间隙的严密体系。希：象做针线，“巾”，丝织品，“爻”，象针线交错。译文：天下最柔弱的东西驰骋于天下最坚硬的东西。无有，进入无间。我因此知道亡为的有益处。不言的教化，亡为的益处，天下缜密织布能达到。理解：本章讲影响。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好比水在岩石上穿行，对岩石的改变。无以易之的柔韧在持之以恒的影响改变坚。无有入无间，好比居住在紧闭门窗的房间里，仍然感到无比寒冷，那是因为外面的冷温(无有)再不断渗透进墙壁(无间)。又好比宇宙最细微的粒子(介于无有)可以随意穿行于各种坚硬(无之间隙)的星球。我因此知道亡为(损与益，亡与为)循环有序推进的有益处。类似水渗入岩石，水在渗入的过程中总是摸索前进，前进不了的死路就停止(亡)，能前进的地方就继续(为)。 不需要对其发号施令，仅仅靠自我对自我的言行影响力，就能无形中影响人引导人改变人教育人。用自己对自己的心灵控制影响他人心灵，用自己对自己的意志改变他人习惯。用自己对自己的潜意识和情绪影响他人的潜意识和情绪，使自己柔韧，并持之以恒，对外界进行亡与为循环逐步推进，来改变别人。要知道，那微小的打压心态，就可能毁掉人一生。那微小的赞扬心态，就可能成就伟大的人。这种高超的不言之教(柔韧持之以恒的行动影响)，亡为之益(亡与为的循环推进)，天下缜密渗透(如同织布般)就能做到。
以麦兜为己任，麦兜是是一株生命，滋润万众妇女的心，以麦兜为己任，打到一切，正义、非正义、装斯文、装正经的伪装正经老爷们们，麦兜万人敬仰，以麦兜为己任就是一天下为己任，服从麦兜就是服从党、服从组织。服从革命、我爱自己、爱麦兜就像爱自己、所以、以麦兜为己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太牛逼了、我咋能写这么长呢？哦吔、因为我是煞笔姐
(一)题名(Title,Topic)题名又称题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anddepartment)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三)摘要(Abstract)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四)关键词(Keywords)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11.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严谨，基本要求超过三十篇（工程硕士20）。12.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13.所有图形公式都要自己完成，拷贝、复制是不允许的。14.尽量不要用我或者我们这样的字眼，也就是口语化的东西要杜绝。15.图形都要有英文的title。16.页眉需要有下面信息。17.摘要和目录是专家评审的主要翻阅的地方，一定要让摘要和目录体现所做工作和创新点，所以摘要和目录的编写很重要，往往容易被忽视！18.表格需要有编号并至于表格的上方，不同于图形的放置于下方。19.论文的结构一般是背景介绍·研究现状现有算法、技术、手段或方法的缺陷和不足提出的新的算法、协议、方法、技术或手段对自己提出的方法、技术或手段进行实践、分析和比较结论和展望20.论文撰写时，一定要注意书面语气，不要有口语化的成分，很多同学没有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写的内容过于口语化，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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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乐记》诗解2乐论篇（上） 题文诗：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礼乐之事, 乐和其情,礼饰其貌.至礼至义,至义至宜, 礼得其宜,则贵贱等.乐文谐同,则上下和. 好恶显著,贤不肖别.刑禁暴慢,爵举贤良, 至公至明,其政均平.仁以爱之,义以正之. 圣主情真,则民治行.乐由中出,和静在心, 礼自外作,敬动在貌.大乐必易,至易易约, 大礼必简,至简易从,真情至真,至真简易, 至简至约,至约自约.至乐无怨,至礼不争. 揖让垂拱,天下自治.暴民不作,诸侯宾服, 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乐达畅情; 合父子亲,明长幼序,以敬海内,至礼之行, 礼乐通情,情通人伦,人伦之至,合情合理. 正文： 原文：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乐胜则流，礼胜则离 。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疏] “乐者”至“行矣”。○正义曰：皇氏云：“从‘王道备矣’以上为《乐本》，从此以下为《乐论》，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说，事不分明。郑《目录》十一篇略有分别，仔细不可委知。”熊氏云：“十篇，郑可具详。依《别录》十一篇，所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此《乐记》有《魏文侯》，乃次《宾牟贾》、《师乙》为末，则是今之《乐记》十一篇之次与《别录》不同。推此而言，其《乐本》以下亦杂乱，故郑略有分别。”案熊氏此说，不与皇氏同。○“乐者为同”者，此言《乐论》之事，谓上下同听。莫不和说也。○“礼者为异”者，谓尊卑各别，恭敬不等也。此章凡有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为第一段，论乐与礼同异。将欲广论，先论其异同也。自“乐由中出”至“天子如此，则礼行矣”为第二段，论乐与礼之功。论同异既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乐与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谓也”为第三段，论乐与礼唯圣人能识。既有其功，故宜究识也。自“乐者天地之和”至“则此所与民同也”为第四段，论乐与礼使上下和合，是为同也。礼使父子殊别，是为异。○“同则相亲”，无所间别，故相亲也。“异则相敬”，有所殊别，故相敬也。○“乐胜则流，礼胜则离”者，此明虽有同异，而又有相须也。胜，犹过也。若乐过和同而无礼，则流慢，无复尊卑之敬。若礼过殊隔而无和乐，则亲属离析，无复骨肉之爱。唯须礼乐兼有，所以为美。故《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是也。○“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者，合情，谓乐也。乐和其内，是合情也。饰貌，谓礼也，礼以捡迹於外，是饰貌也。貌与心半，二者无偏，则是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者，义，宜也。等，阶级也。若行礼得其宜，则贵贱各有阶级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者，文，谓声成文也。若行乐文采谐同，则上下各自和好也。○“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者，谓所好得其善，所恶得其恶，是好恶著，则贤与不肖自然分别矣。○“刑禁暴”者，谓用刑罚禁止暴慢也。○“爵举贤”者，谓用爵以举贤良也。○“则政均矣”者，刑爵得所，政教均平矣。刑者则慎罚，爵者则明德。○“仁以爱之”者，谓王者用仁以爱民也。○“义以正之”者，谓王者用义以正恶矣。○“如此则民治行矣”者，言用仁用义，则民行治也。此经凡有五事，各以“矣”结之。从“礼义立，则贵贱等矣”，是其一也。“乐文同，则上下和矣”，是其二也。“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是其三也。“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是其四也。“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是其五也。 【译文】 乐的特性是求同，礼的特征是求异。同使人们互相亲爱，异则使人互相尊敬。乐事太过不加节制，会使人之间的尊卑界限混淆、流移不定；礼事太过不加节制，则使人们之间离心离德。和合人情，使相亲爱；整饬行为、外貌，使尊卑有序，这便是礼乐的功用了。礼的精义得以实现，就贵贱有等；乐事得以统一，则上下和合，无有争斗；人们好恶分明，贤与不贤自然区分开来；用刑罚禁止强暴，以爵赏推举贤能，就会政事均平。以仁心爱人，以义心纠正他们的过失，这样就会天下大治了。乐是人心中产生的，礼则是外加于人的。正因为乐自心出，所以它有静的特征；礼自外加于人身，其特征则是注重形式、外表。因而大乐的曲调、器具必甚简易，大礼必甚俭朴。乐事做得好了人心无怨，礼事做得好了则人无所争。所谓揖让而治天下，指的就是以礼乐治天下。强暴之民不起而作乱，诸候对天子恭敬臣服，甲兵不起，刑罚不用，百姓没有忧患，天子没有怨怒，这样乐事就发达了。调合父子之间的亲情，申明长幼之间的次序，使四海之内互相敬爱。天子做到这些，礼事就发达了。 原文：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疏]“ 乐由”至“行矣”。○正义曰：此一节明礼乐自内自外，或易或简，天子行之得所，则乐达礼行。○“乐由中出”者，谓乐从心起也。○“礼自外作”者，谓礼敬在外貌也。“乐由中出，故静”者，行之在心，故静也。○“礼自外作，故文”者，礼肃人貌，貌在外，故云“动也”。庾云：“乐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静。礼节在貌之前，动合文理，文犹动也。”○“大乐必易”者，“朱弦而疏越”是也。○“大礼必简”者，“玄酒腥鱼”是也。○“乐至则无怨”者，至，谓达也，行也。乐行於人由於和故，无怨矣。○“礼至则不争”者，礼行於民由於谦敬，谦敬则不争也。○“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者，民无怨争，则君上无为，但揖让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礼乐，故云”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此下至“乐达矣”，偏举乐之功，前云“乐达则无怨”，故致此以下之功也。暴民，谓凶暴之民。不作，谓不动作也。○“如此，则乐达矣”者，由乐和，故至天子不怒，以致前事，是乐道达矣。○“天子如此，则礼行矣”者，天子若能使海内如此，则是礼道兴行矣。乐云达，礼云行者，互文也。礼云“天子如此”，乐不云“天子”者，乐既云“天子不怒”，故略其文，不复云“天子”也。 译文 ：乐由内心产生，礼在外表体现。乐由内心产生，所以能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心灵；礼在外表体现，所以具有各种礼仪制度。隆重的乐一定平易，隆重的礼一定简朴。乐教通达的实行，民众就没有怨恨；礼教通达的实行，民众就不会争夺。用礼让治理天下，说的就是实行礼乐。强暴的人不再出现，诸侯都归附天子，不再用兵器甲胄来发动战争，五种刑法也弃置不用，百姓没有患难，天子也不动怒，这就表明乐教通达地实行了。父子之间亲睦，长幼之间有次序，四海之内人们互相礼敬尊重，这就表明礼教通达的实行了。
主要内容《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主要思想教育思想 教育目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学习过程五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人的完善八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教育教学九原则：教学相长、豫、时、孙、摩、长善救失、、启发诱导、藏息相辅、因材施教 教学三方法：讲解、问答、练习 学者有四失：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教师所必备：博喻 孝道思想 《礼记》之孝道思想是丰富而全面的，既论述了孝之起源、地位与作用，孝与忠、礼、政、教的关系等宏观理论问题，又有关于孝道本身的总体与个别义项和孝行的微观具体论述。政治理想 大同世界。
《礼记.乐记》诗解2乐论篇（中） 题文诗： 情生天地,天地有情,至情至和,至和至乐, 乐和天地,万物自生,不失天性,天性情真. 形分高下,大小限节,礼辨尊卑,天地同节, 敬天法祖,祀天祭地,报本返始,不忘所由. 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四海之内,合敬同爱: 行礼得所,殊事合敬;行乐得所,异文合爱. 世易时移,物是人非,真情不变,情通古今, 礼乐情同,明王相沿,礼乐之状,质文虽异, 乐情主和,礼情主敬,致治情同,一情所通, 事与时并,名与功偕.钟鼓管磬,羽籥干戚, 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 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 周还裼袭,礼之文也.穷极其本,识其变通, 知乐之情;显著诚信,弃去浮伪,知礼之情; 识礼乐文,能述谓明,知情能作,能作谓圣, 至情至文,至明至圣,情文所至,能述能作. 正文： 原文：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注：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言顺天地之气与其数。和，故百物不失；不失其性。节，故祀天祭地。成物有功报焉。明则有礼乐，教人者。幽则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五帝德》说黄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传》曰：“若敖氏之鬼。”然则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知之精气谓之鬼。○敖，五羔反。贤知，音智。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沿，犹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沿，或作缘。○沿，悦专反，因也，述也。故事与时并，举事在其时也。《礼器》曰：“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名与功偕。为名在其功也。偕，犹俱也。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名因其得天下之大功。○偕，古谐反，俱也。濩，户故反，下同。 [疏] “大乐”至“功偕”。○正义曰：此一节明礼乐与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显著。○“大乐与天地同和”者，天地气和，而生万物。大乐之体，顺阴阳律吕，生养万物，是“大乐与天地同和”也。○“大礼与天地同节”者，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为限节。大礼辨尊卑贵贱，与天地相似，是“大礼与天地同节”也。○“和，故百物不失”者，以大乐与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也。○“节，故祀天祭地”者，以大礼与天地同节，有尊卑上下，报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者，圣王既能使礼乐与天地同和节，又於显明之处尊崇礼乐以教人。○“幽则有鬼神”者，幽冥之处尊敬鬼神以成物也。○“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者，圣人若能如此上事行礼乐得所，以治天下，故四海之内合其敬爱；以行礼得所，故四海会合其敬；行乐得所，故四海之内齐同其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者，尊卑有别，是殊事；俱行於礼，是合敬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者，宫商别调，是异文；无不欢爱，是合爱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者，礼乐之状，质文虽异，乐情主和，礼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因述也。言前代后代，同礼乐之情，因时质文，或有损益，故云“以相沿也”。沿，谓因而增改也。○“故事与时并”者，事，谓圣人所为之事，与所当时而并行，若尧、舜揖让之事，与淳和之时而并行；汤、武干戈之事，与浇薄之时而并行。此一句明礼也。○“名与功偕”者，名，谓乐名。偕，俱也。言圣王制乐之名，与所建之功而俱作也。若尧之《大章》，舜之《大韶》。尧章明之功，舜绍尧之德，及禹、汤等乐名，皆与功俱立也。此一句明乐，圣王虽同礼乐之情，因而脩述，但时与功不等，故礼与乐亦殊。○注“言顺”至“其数”。○正义曰：天地与阴阳生养为气，乐有六律、六吕，调和生养，是顺天地之气，解经“同和”也。云“与其数”，谓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高下，其数不同，故云“与其数”，解经“同节”也。○注“成物有功报焉”。○正义曰：言天地春夏生物，秋冬成物。独云“成物”者，对则生、成有异。总而言之，生亦成也，故云“成物有功”，下注云“助天地成物”是也。○注“易曰”至“之鬼”。○正义曰：引“《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者，《易·上系辞》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注云：“精气谓七八，游魂谓九六。游魂谓之鬼，物终所归。精气谓之神，物生所信也。言木火之神，生物东南。金水之鬼，终物西北。二者之情，其状与春夏生物、秋冬终物相似。”云“《五帝德》说黄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案《大戴礼·五帝德篇》云：“宰我问孔子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云“《春秋传》曰：若敖氏之鬼”，引《春秋》者，宣四年《左传》：“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初生，令尹子文请杀之。其父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云“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者，则黄帝是也，言圣人气强，能引生万物，故谓之神。云“贤知之精气谓之鬼”者，则若敖氏是也，气劣於圣，但归终而已，故谓之鬼。熊氏云：“《系辞》鬼神者，谓七八九六，自然之鬼神。”又圣人贤人鬼神，与自然鬼神，俱能助天地而成物，故郑总引之也。又郑注《祭法》“七祀”，谓鬼神“司察小过”，引此“幽则有鬼神”。然则有天地自然之鬼神，有圣人贤人之鬼神，有七祀之鬼神。崔氏云：“明人君及臣，生则有礼乐化民，死则为鬼神以成物。”此唯据圣人贤人之鬼神也。与郑引《易·系辞》不合，其义非也。○注“沿犹”至“知也”。○正义曰：五帝茸荃同用礼乐，是因也，就而损益，是述也。故引《论语》“损益”之事以解之。损益者，则下文“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是也。译文： 大乐和天地一样协和，大礼和天地一样调节，因为那样协和，所以能够概括一切事物的本质，因为那样调节，所以能够用来祭祀天地。社会上有礼乐，幽冥中有鬼神，这样就能使四海之内所有的人都互相尊重互相亲爱了。 原文：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 乐之器 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 乐之文 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 礼之器也 ；升降、上下、周还、裼、袭， 礼之文也 。故 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 。 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 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注： 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缀，谓酂，舞者之位也。兆，其外营域也。○伸音申。缀，丁劣反，徐丁卫反，下“缀远”、“缀短”皆同。簠簋，上音甫，下居洧反，并祭器名。上下，时掌反。还音旋。裼，思历反。袭音习。酂，作管反，后同。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述，谓训其义也。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疏]“故锺”至“谓也”。○正义曰：此一节申明礼乐器之与文，并述作之体。“缀兆疾徐”者，缀，谓舞者行位相连缀也。兆，谓位外之营兆也。○“周还裼袭”者，周，谓行礼周曲回旋也。裼，谓袒上衣而露裼也。袭，谓掩上衣也。礼盛者尚质，故袭。不盛者尚文，故裼。○“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者，下文云“穷本知变，乐之情”，若能穷极其本，识其变通，是知乐之情也。下文云“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若能显著诚信，弃去浮伪，是知礼之情也。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穷本知变，又能著诚去伪，所以能制作者。“识礼乐之文者能述”者，文，谓上经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谓训说义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训说礼乐义理，不能制作礼乐也。○“作者之谓圣”，圣者通达物理，故“作者之谓圣”，则尧、舜、禹、汤是也。○“述者之谓明”，明者辨说是非，故脩述者之谓明，则子游、子夏之属是也。译文 ：礼，是规定尊卑贵贱的差别，使人们互相尊重的。乐，是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影响人心，使人们互相亲近的。礼和乐用来治国安民的本质是一致的，所以都被英明的君主沿袭下来。他们制礼作乐都与时势相合，为礼乐命名都与所建立的功业相符。钟、鼓、管、磬、羽、籥、干、戚，都是乐的器具；屈、伸、俯、仰、缀、兆、舒、疾等姿态，舞者聚集的行列和行动的区域，舞蹈的舒展和疾速，都是乐的表现情状。簠、簋、俎、豆、等器皿和各种规定，都是礼的工具；升降上下、回旋、袒开或掩闭上衣，都是礼的表现形式。懂得礼乐性质的人就能制作礼乐，懂得礼乐表现形式的人就能传承礼乐。制礼作乐人叫“圣”，传承礼乐的人叫“明”。“明”与“圣”，是传承和制作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