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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汉语言文学是研究中国词语、句法和传统的诗词、 散文 等文学作品的课程,是通过对其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认知来学习汉语言的主要能力,其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具有中国语言功底和写作能力,更是追求各种文字美的关键。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汉语言文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范文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问题分析
一、研究背景
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早年间人们口中的中文系。毋庸置疑，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十分源远流长的教学历史，同时在时间的沉淀之下，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教学传统。在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时，也就是我国的民国时期，近代 教育 刚刚萌芽，中文系应运而生，这也就是现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雏形。中文系承载着我国熠熠生辉的 传统 文化 ，蕴含着无数先人的人生菁华。即便是在战乱时期，也没有让一个个的热血青年放弃对中文的热爱。在不断的积累沉淀后，汉语言文学专业形成了自己稳定的教学模式，其教学内容也逐步固定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校招生比例非常大，同时就业率也相对较高。然而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上对于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增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至今汉语言文学专业仍然处于一个瓶颈时期，如何进行有效的转型成为了众多汉语言文学教育专家首要解决的问题。按照现代教育学理论来看，应用性是衡量一个学科教育模式是否先进，教学体制是否健全，教学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而现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恰恰缺乏的就是专业的应用性。显而易见，这是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历史决定，传统的教学模式不足以适应如今社会的发展，就导致了近年来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大减少，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不少学生都是被调剂的，社会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认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提高汉语言文学应用性俨然成为了奔赴在汉语言文学教育前线的工作者们的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教育学原来角度来看，一个学科的应用性指的便是该学科所涉及到的在实践过程中转变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说指导解决问题的能力，除此之外，还包括该专业的毕业生是否能够运用专业知识来发挥所长，狭隘的来讲，就是能否在工作中灵活运用自己专业的知识。笔者将以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来展开分析研究。
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现状特征
1、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教学内容固定
在近现代高等教育刚刚产生之初，北京师范大学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建于1902年，随着学校的建立，汉语言文学专业也随之出现，至今已有110余年的历史，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英才，也为二十世纪中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黎锦熙、沈从文、沈兼士、顾随、余嘉锡、吴承仕、黄药眠、钟敬文、谭丕模、穆木天、叶丁易、刘盼遂、李长之、李何林、陆宗达、萧璋、俞敏会通开新，炳耀学界;启功、郭预衡等先贤奠定了文学院稳重求实不务虚名、锐意创新不断进取，既坚守学术家园，又保持现实关怀的良好学风。
2、文学性人才多于实用性人才
长久以来，无论是在世人的眼中，还是事实上，汉语言文学专业已然成为了诗人的摇篮，知识分子的海洋，但是这些名号称谓都不能称之为社会意义上的职业，其应用性也相对较低。不少高校因此开具了新闻学，翻译学，对外汉语等专业，来平衡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与文学性。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随着近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率持续降低，为了躲避就业压力，不少学生都选择读研，而读研之后又不知何去何从。汉语言的文学性太强，以至于不少人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贵族专业，是不愁吃穿，不担心就业的学生选读的专业。归根究底，便是课程设置方面文学内容连篇累牍，而实践性课程较少。
3、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性教学内容缺乏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性教学内容缺乏是大多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短板。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研究水平和北京大学不相上下，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三大王牌专业之一。但其实践性课程较少却是不争的事实。语文教育学，创意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是为数不多的实践性课程，却是选修课程，并不能覆盖到全部学生。有的学生更偏重文学性，就会避开实践性的选修课，一定程度上讲，实践课程教学任务大于理论课程，这也就导致了学生尽可能地避免实践性课程的选择。笔者认为，可以给学生最大的自由，但是更应该给学生一个引导，可以让学生在实践课程的范围内，必须选定相应数量的课程来提高学生的实践性。
三、为什么要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
1、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
二十一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不仅仅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较强的应用能力，综合性人才是当今社区缺乏的人才，也是我国高校需要重点培育的人才。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培养既具有文学性，又具备应用性的综合性人才，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更好地就业。
2、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
早年间，我国不断推进素质教育，在中小学开展综合培养，而在我国高校，也正如火如荼的开展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目标便是提升我国预备人才的综合能力，使得学生全面发展。
四、如何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
1、推进学科教育体制建设
教育体制包括了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要想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用性，就要与时俱进地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样式。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在2015年左右，进行了教学内容的大改革。将原有的大篇幅的文学史的教学，进行了压缩，设置了精读名著的单独课程，最大程度了满足了学生的兴趣，同时也实现了学有所专，学有所用。并设立了导师制，学生参与到导师的教学研究中，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实践 经验 。由此可见，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用性，就需要通过课程的设置，完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选定方式，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他们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
2、改善陈旧的教学方式
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性，加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数众多，不少汉语言文学课堂充斥着满堂灌，照本宣科的状况。老师讲课是老师的事，学生听课是学生的事，教与学剥离开来。这种陈旧的教学方式，早就应该被高校淘汰。理科专业实用性强的一个原因，便是学生和老师一起进行实验研究。那么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用性，也需要教学相长，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研究，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来支持教学，是必经之路。
3、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一个重要技能便是语言运用能力，然而语言运用能力不仅仅包括写作，还包括口头表达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因此，高校不能够仅仅凭借写作能力来判断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高低。这就需要，学校注重对各个方面的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能够让学生挥发所长，尽可能地让学生全面发展，具备过硬的综合能力。
4、树立创新的教学观念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势必要推陈出新。只有学校倡导教师和学生具有创新的观念，营造出思维活跃，百花齐放的自由的思想氛围，才能够让教师们解放思想，让学生们自由翱翔。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势在必行。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范文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1、前言
汉语言文学专业被誉为文科的万能专业，毕业生能够从事与社会人文领域相关的全部工作，但是随着市场化竞争的日益激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缺乏应用性，而人文应用型人才是指掌握一些实用技能及相应人文知识的人才，集应用性与人文性于一身,秉受人文精神，希望能够基于精神层面来对世界和社会予以改造，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服务。本文就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究。
2、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从目前来看，各个行业、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增多，单纯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已经很难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入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基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来形成具有特色的培养模式。与此同时，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还应该具有熟练运用现代媒体的能力，以及过硬的听说读写能力，融合多种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
3、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措施
合理设置人文应用型课程体系
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要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建立起灵活多样、厚基础、因材施教、多方向的培养模式，实行“基础课程+提升课程+应用行文课程”三结合。
(1)基础课程基础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教育科研和语言教学的能力，可开设 演讲与口才 、现代职业礼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语文教学艺术、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教育研究 方法 、 语文教材 篇目研究与教学设计、语文课件制作、教师发展研究等多门课程。
(2)提升课程提升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升造学生的综合能力，训练科研能力，提升专业理论，可开设外国文学专题、杂文创作艺术论、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唐诗宋词、音韵学、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修辞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题、文字学、中国语言学史、国外汉学研究、文献学、影视艺术欣赏、汉语语法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专题、明清小说研究、逻辑学等多门课程。
(3)应用行文课程应用行文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从事机关文员的工作能力，可开设办公室礼仪、档案管理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应用写作、 人力资源管理 、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秘书学、 广告 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编辑与采访等多门课程。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扎实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务必要坚持立足地方、面向基层，积极推进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结合社会、市场及行业发展需求突出培养特色，深化学分制改革，完善选课制、弹性学制，研制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校地合作、校企互动的实践教学模式，不断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的全面联系与深度合作，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更符合社会需求，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核心竞争力。
广建基地，深挖功能
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拓展专业实习和就业 渠道 ，进一步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人文应用性，各高校应该应该要多与企业、地方合作建立起一批学生容纳能力强、专业对口性强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实习基地，倡导和鼓励大学生将实习与就业结合起来，避免为实习而实习，强调实习是就业的敲门砖，与此同时，还可以邀请实习基地领导来学校作就业指导讲座。一方面加大与实习单位产学研的合作，另一方面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感受就业氛围，调适就业心态，树立正确就业观念。
全程辅助职业生涯规划
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生在入学教育时就应该被灌输 职业规划 的理念，积极引导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成才观和就业观，并且要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大学四年规划;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则应该对他们进行详实的就业形势分析，端正他们的就业观，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为就业必备的技能和素质做好准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则应该加强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去向进行选择，是选择独立创业，还是选择去企事业单位工作，还是选择报 考公务员 ，亦或者去学校当老师教书育人，或者深造读研。针对学生的不同职业选择来集中资源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四学生，则应该进一步加强其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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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诗注》刍评《寒山诗注》，项楚著。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一版。全书64．1万字。校注正文、引用书目、附录（搜集了有关寒山事迹和传记、诗集的序跋和叙录、拟作等）1036页，前言、诗句索引等113页。首附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传周文绘的《寒山拾得图》，《四部丛刊》景宋本《寒山子诗集》、日本宫内省藏《寒山诗集》、《四部丛刊》景高丽本《寒山诗》书影各一帧。本书不仅为项楚教授的最新著作之一，也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寒山研究的最新、最为重要的成果，是我国文学、佛学、语言学、古籍整理乃至整个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项值得注目的成就。寒山何许人也？上个世纪编写的一些文学史教材中没有涉及。寒山诗在其产生的唐代确实没有什么社会影响，不过时而为禅师引用以化人而已。降至宋代，开始受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朱熹等文人的喜爱和摹拟，但并没有在正统文学中取得一席之地。“五四”以后，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学时，一度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久又重归沉寂。然而，近几百年寒山诗来一直在日本受到重视和推崇；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更是奉寒山为偶像。今天，西方的寒山热虽然已经消褪，但寒山已然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这样的大诗人具有同等的知名度，寒山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已然确立。西方学术界，从1950年代开始即出现了寒山诗的选介、选译本。如：阿瑟·韦利（Waley, Arther）《寒山诗二十七首》(27 poems by Han-shan)，载《邂逅》（Encounter）第三卷第三期（1954年9月），第3－8页；主要属于翻译。伯顿·沃森(Watson,Burton)《寒山：唐朝诗人寒山诗100首》(Cold Mountain: 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纽约·格罗夫出版社(New York:Grove)，1962年；既有翻译，也包括介绍。对寒山诗展开深入研究的滥觞，得数吴其昱的《寒山研究》(A Study of Han-shan)，载《通报》(T’oung Pao)第四十五卷第四、五合期（1957年），第392－450页。再后，加里·斯耐德(Snyder, Gary)付梓了《乱石和寒山诗》(Riprap & Cold Mountain poems)，此为著作第七种，圣·弗兰西斯科：四季基金会(San Francisco:Four seasons Foundation)，1966年。步入1970年代，罗伯塔·斯坦伯格（Stalberg, Roberta）写出了其博士论文（ph. D. Diss）《寒山诗集》（The Poems of the Han-shan Collection），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1983年，雷德·派恩（Red Pine）的译注本《寒山诗全集》（The Collection Songs of Cold Mountain）问世，汤森港：科波·坎农出版社（Port Townsend: Copper Canyon）。较新的成果，为罗伯特G·亨里克斯（Robert G. Henricks）译注的《寒山诗全注全译》（The poetry of Han-shan: A Complete,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old Mountain），见于《SUNY 佛教研究丛书》（SUNY Series in Buddhist Studies），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年。日本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渡边海旭监修的《寒山诗讲话》，京文社书店，1933年第二版。太田悌藏译注《寒山诗》，东京·岩波书店，1934年初版。入矢义高译注的《寒山》，为《中国诗人选集》之五，东京·岩波书店，1958年初版，1961年第二版。入谷仙介、松村昂译注《寒山诗》，属《禅语录》第一三种，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另外，1990年代还问世了另一种研究专著。1989年，韩国也出现了金达镇译注、崔东镐解说的《寒山诗》（世界社）。在中西方寒山诗研究热潮的推动下，中国大陆和台湾也陆续问世了几种著作，如：曾普信编注《寒山诗解》，台湾花莲·华光书局，1971年12月30日初版。陈慧剑《寒山诗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第二版。钱学烈《寒山诗校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 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上述著作，质量参差，良莠不齐。199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将罗伯特《寒山诗全注全译》与其他人的著作，作了全面的对比和评价。文章认为，以寒山诗研究为视角，可以窥见世界汉学界的的一大弊端：即几乎全然漠视中古汉语俗语言原典中的口语及俗语言成分，而且以割裂词为代价而过分关注单个汉字，无视中古汉语俗语言的语法特征。[1] 《寒山诗注》的首要贡献是，正好弥补了西方寒山诗研究乃至西方汉学界研究存在着的语言学方面的这一大遗憾。寒山诗为研究唐代口语词汇的基本材料之一。而众所周知，项楚教授是研究唐五代俗语言的行家里手，他善于广泛运用包括佛、道等方外典籍在内的各种传统文献以及俗文化文献，以细致入微地辨析难于索解的、特别是貌似平常的俗语词。《寒山诗注》延续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寒山诗第O七六首：“有汉姓慠慢，名贪字不廉。”项教授认为，“汉”字是对男子的鄙称，源于北朝胡人鄙视汉人；因长期沿用，汉人彼此或亦称“汉”，且轻蔑之意如故；并举出《北史》、《北齐书》的用例，以及寒山诗中的其他五处例子。（第206－207页）一般不会注意的“汉”字，竟然会隐藏着如此深的语义和历史背景！寒山诗第O七七首：“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项教授曰，“空心”即空腹；空腹进补，药效最佳；该句意谓空腹服用枸杞羹。用例则撷自《道藏》本《四气摄生图》、《上清经真丹秘决》、慈受《拟寒山诗》第四三首、欧阳修《与梅圣俞书》。又以《抱朴子内篇》、《太平广记》等证明，古人相信服枸杞可以延年益寿的习俗。（第208－214页）其次，对口语俗词之外的其他生词僻典和佛家语汇，作了推源溯流式的考释，达到空前的水平。寒山诗第一九一首：“有身与无身，是我复非我。如此审思量，迁延倚岩坐。足间青草生，顶上红尘堕。”项教授从茫茫佛教典籍中，探明“足间青草生”典出自《观佛三昧海经》卷一：“菩萨是时入灭意三昧，三昧境界名寂诸根。诸天啼泣泪下如雨，劝请菩萨当起饮食。作是请时，声遍三千大千世界，菩萨不觉。有一天子名悦意，见地生草，穿菩萨肉，上生至肘，造诸天曰：奇哉男子，苦行乃尔，不食多时，唤声不闻，草生不觉。”中国佛教文献中，如敦煌本《八相变》、《明觉禅师广录》等中并有化用。（第493－495页）寒山诗第一九八首：“世间何事最堪嗟，尽是三途造罪楂。”粗粗一看，似乎文从字顺，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意的。项教授却说：佛教谓造罪之人死后当受恶报，“楂”则是对人的鄙称，又写作“查”等，如王梵志诗第一八七首“饮酒妨生计，★扌雩蒲必破家。但看此等色，久后作穷查。”宋释圆悟《枯崖漫录》卷中亦有“娘生爷养 好儿女，也有许多无赖查”之句。（第512－513页）一下子即拨开了迷雾，显露出文字后面的底蕴。还需要指出的是，《寒山诗注》梳理出了后人大量化用寒山诗的情况，这不仅令我们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寒山诗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而且为我们进一步从佛学、文化学等角度进行探索指明了方向。比如，寒山诗第二O一首“千年石上古人踪，万丈岩前一点空。明月照时常皎洁，不劳寻讨问西东”，即至少为唐代和明代禅僧在参访或应酬时所用。第三，在中国下层文人文学、佛教文学、比较文学等方面的贡献。该书的前言部分，准确地概括和勾勒出了寒山和寒山诗的面貌。（1）、寒山此人生卒年不详，姓名亦不传；因长期居于天台山的翠屏山（别称寒岩、寒山），故而自称寒山或寒山子。有关其时代和生平等，一种说法认为是初唐贞观时人，疯狂贫士，其诗集乃台州剌史闾丘胤令僧道翘搜集编纂；另一种说法曰，为中唐大历时人，其诗集由徐灵府在宝历初以后编辑和作序。作者认为，后者最近真实。（2）、现存寒山诗或许不是其诗作的全部，其中也可能混入了别人的诗。诗的思想驳杂不纯，大致可以分为世俗诗、隐逸诗和宗教诗三类。世俗诗主要写于前期，其中的一些抒情咏怀诗表现的民本思想、怀才不遇的悲慨、对亲朋好友的深厚情意，与唐代一般士人并无二致；生活场景诗，有的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有的则为对人生无常的反复喟叹――这成为他通向佛道的途径；大量讽世劝俗诗，并不只是对社会不平的批判和冷眼旁观，而是以一个下层民众导师的身份而劝诫。隐逸诗中数量最多、最具特色的是后期处于寒岩时的山林隐逸诗，它们表达了对天台山的礼赞，记载了在这儿和生活和感受。宗教诗，表现了诗人从道教到佛教的心路历程，佛教的信仰愈老愈笃，他批判粗鄙的僧侣，倾慕禅宗的心王，但又流露出居士的意识；宣传教门观念的诗，反映了唐代民间佛教的实际形态；禅悟诗在具体的形像的描绘中，创造出一种充满哲理的悟境，这正是其魅力所在。总之，寒山诗的基本倾向是佛教的精神。拾得诗大体都是佛教诗，没有超出寒山诗的范围。（3）、艺术风格多样化：其化俗诗，多用白描和议论的手法，俚俗的语言；隐逸诗多著力于风景描写，力求创造禅的意境；……总的风格是，不拘格律，直抒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后人称这种诗体为“寒山体”。总之，作者认为，寒山是以王梵志诗为代表的唐代白话诗传统的直接继承者，是继王梵志之后唐代白话诗派最重要的作家；但寒山诗又自有其特点，浓重的个性色彩中焕发出醇厚的人性之光。作者还在注释中，追根溯源，探赜发微，凸显出了寒山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前影后踪。这在该书中俯抑即是。如大家熟知的苏轼《江城子》词（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即“十年生死两茫茫”），与寒山诗第一三四首的意境颇有相似之处：“昨夜梦还家，见妇机中织。驻梭如有思，擎梭似无力。呼之回面视，况复不相识。应是别多年，鬓毛非旧色。”同是梦见久别的妻子，只是内容或有生死之异尔。（前言第6、16页，注释第344－346页）至于陆游、黄庭坚等许多诗人，也对寒山子具有特殊的兴趣。第四，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贡献。如前所述，作者在考释阐明词语短句时，善于运用自己在佛教典籍和义理方面的精深修养，阐释佛教术语，探索与佛教有关的语辞或者典故，并洞察出非佛教性题材背后的佛教性因素，发抉出佛教性题材中伏匿着的中华文化底蕴。这使得本书在汉语史、文学史、宗教史方面的成就和价值之外，更具有了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方面的成就和价值。该书发明原著里中国文化和佛教文明等背景因素的例子，几乎充满了每一书页。如寒山诗第O七五首“贪淫状若猪”一句，实际上反映出我国历来对猪既贪且淫的习性的认识，从《左传》到唐代牛僧孺《玄怪录》，例子不胜枚举；甚至印度文化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增一阿含经》即有“若有一人，习于淫欲，作诸恶行，亦不羞耻，……是名为人如猪。”（第203－205页）这实际上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文学史上的猪八戒这一形象。寒山诗第O七七首“饶你居犀角，饶君带虎睛”，古人以为犀牛之角和虎睛皆有辟邪避祸解毒之效，故而多食之或带之，作者前一句举了从《抱朴子》到《太平广记》等五条书证，后一句的书证更多达十一条！第五，对中国古籍整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本书包括寒山诗注和拾得诗注两个部分，共收入寒山诗313首，别附佚诗12首，拾得诗57首，别附佚诗6首。校勘方面，以四部丛刊景宋刻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宫内省本、正中本、高丽本及四库本等善本，以及其他传世版本、古注本、宋以前的禅宗语录和著述。堪称海内外寒山诗的最为完整和可靠的定本。实际上，该书的最大贡献不是简要精当的校勘文字，而在于作者在进行丰赡详明的校注的过程中，时刻立足于文化史这一大的视野。一般来讲，传统意义上的校注，只是作校勘学角度的字词判别复原，以及语言学角度的释字解词。本书的校注则除了训释字词、发明典故、阐述原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方面的底蕴之外，还始终注意凸现寒山诗出现的时代背景，从若干个方面揭示出寒山诗背后的文化氛围及其承传流变。故而本书不仅仅是对寒山诗本身的研究成果，更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中古时期文化的一个宝库。这是更高一个层次上的校注，是对中国古籍整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实际上，项楚教授的所有论著都贯穿了这个特点。比如，寒山诗第O九六首“学道多沙数，几个得泥丸”，“泥丸”有时可解作泥弹丸，但在此处，则应是道家之语，意谓成仙。道家之“泥丸”本指上丹田，佛教也有“泥丸”一词，即涅盘之异译；佛教既以之作为修行之终极境界，所以道教遂也将“泥丸”作为本教修炼的最高境界，即成仙上升。至于别的寒山诗本子有作“泥洹”者，盖是以为寒山诗的“泥丸”乃涅盘之意，故改书为“涅盘”的异译之一“泥洹”也。（第259－261页）总之，穷尽性地校勘、注释了唐代白话诗人寒山和拾得全部诗作的《寒山诗注》，是传统治学方法与现代学术思潮相结合的产物。该书充分发挥了作者国学根柢深厚、精于校勘考据、谙熟佛教和其他四部典籍、擅长融会贯通的治学特色，以考证为本，表达了作者的许多独得之秘。作为治学方式的典范，该书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它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空白，更直追和超越了海外的研究水准，和作者的《王梵志诗校注》及其他俗文学研究成果一起，改变了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忽视俗文学这一局面，揭开了中国俗文化研究的新的一页。
英语翻译论文写作方法
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翻译研究在横向的广度与纵向的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怎样写英语翻译论文呢?
1、选题及资料查阅
对任何一项学术研究活动来讲，选择合适的课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研究成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笔者以翻译研究为主要研修方向，经过广泛阅读该领域的学术期刊论文和专著，较为熟悉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现状。加之入学伊始便在导师指引下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研究，随着大量阅读和学习有关典籍英译及其研究的著述，自己对该领域尤其儒家经典《论语》的英译现象产生了兴趣，并逐渐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般情况下，资料查阅在选题之前就已展开，因为资料是确定论文选题的重要依据，但其后的文献查阅工作更具重要意义。围绕《论语》英译这一现象，自己开始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读。初步调查和梳理发现，儒经《论语》的外译，始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完成于1594年(一说1593年)的拉丁文译本(马祖毅、任荣珍，2003：34)，至今已逾四百年。而第一个《论语》英语全译本为柯大卫(David Collie)所译，作为《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的一部分于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距今也近乎两个世纪。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本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除了较为集中于理雅各、翟林奈、韦利等所译的早期经典译本，也开始着手庞德、刘殿爵、安乐哲和罗思文(合译)等现当代译本的探讨。从手头掌握的资料来看，海外《论语》英语全译本已超过三十个。调查还发现，作为早期主要海外英语全译本之一，20世纪初就已出现的Leonard A. Lyall的《论语》英译本迄今鲜有研究，比如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未能搜寻到专门研讨该英译本的文章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由于材料新本身是学术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有理由初步将该译本作为自己撰写一篇翻译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
通过对更多资料爬梳剔抉，笔者掌握了译者Leonard A. Lyall及其《论语》英语本的基本情况。譬如，Leonard Arthur Lyall中文名叫赖发洛，是英国汉学家。1886 年以海关洋员的身份来华，在华40余年。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书名为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由位于伦敦的朗曼斯·格林公司(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在1909年9月初版刊行，并先后于1925年10月和1935年9月印行第2版和第3版。这里所采用的研究对象是第3版，全书不足130页(其中正文共计102页)，是篇幅较为简短的《论语》英语全译本之一除了英译《论语》之外，他还分别翻译《中庸》(1927)和《孟子》(1932)两书并数次再版。1934年，他编著的现代世界丛书《中国》在伦敦出版，向西方介绍中国。然而，由于有关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专门研究的学术论文迄今付诸阙如，因此决定将对该译本的文本细读作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希望有所发现，或许为当下中华典籍外译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些微借鉴和思考。
2、提纲构建
在研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过程中，笔者发现译者所贯彻始终的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翻译操作方法与其对汉语特点的认识、翻译理念的追求等息息相关，而这些又充分体现在该译本的“前言”(Preface)和“导语”(Introduction)中。例如，第3版“前言”(1935)仅一句话，告诉读者再次修订译文旨在使其“更接近于汉语原文”(bring it nearer to the Chinese)(Lyall，1935：vi)。值得一提的是，第2版“前言”(1925)不仅强调该版译文“比初版更加接近字词对应”(more nearly word for word than it
was in the first)，而且指出汉语原文的两个特点：难懂(hard to understand)和多义(more than one interpretation)，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易读的译文绝非“真实翻译”(true translation)(同上：v)。而篇幅稍长的“导语”写于1909年，一定意义上亦可看作初版的“前言”。这部分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孔子生平、《论语》的形成过程以及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又有春秋之前中国古代史简介，并谈到道家、墨家等思想。这些很大程度上也表明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认知和深入了解。
经过细读赖氏《论语》英译本发现，为了使译文与原文“更加接近字词对应”，译者尤其注重原文的遣词造句和形式结构，比如原文较为突出的数字小句的行文特点，译文往往采用类似排比的洗练短语、清晰而果断的语势，使原文的字词概念和句式语序尽可能在译文中再现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概而言之，赖发洛通过运用多种具体翻译操作方法，贯彻以“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较为有效地践行了以质直求真为特色的“真实翻译”思想。赖氏追求的“真实翻译”尽管不同于几乎同时出现的、本杰明所倡导的旨在再现“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真正翻译”(real translation)思想，但两者又似乎至少在一点上是相似的：因为后者为了实现译文的透明性，也强调直译原文(literal rendering)的必要性(Benjamin，2004：21)。
基于以上对赖译本的研读和思考，笔者着手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初步拟订如下一个写作提纲。论文大致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引言、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方法、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和结语。其中，翻译基本策略为倾向直译且以“字词对应”为基础，具体翻译方法分为为四种，即字词对应、语序一致，字词对应、语序变换，字词调整、语序一致和字词调整、语序变换;译本的不足以翻译目的论为参照分为三类：悖离目的性法则的翻译失误、悖离连贯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和悖离忠实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对每类译误又根据译本的具体情况加以细分，便于更好的例证和评析。
3、撰写与修改
论文撰写是整个论文工作的最重要阶段，也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阶段。论文初稿的撰写主要是基于以上拟订的提纲，虽然在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难，但通过适当运用学习有关专业课程所掌握的知识，最终得到有效的解决。譬如，细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时，笔者做了大量的笔记，众多的例子和不同的想法着实令人难以取舍。根据所学专业知识及研究需要，决定围绕主题和材料价值来加以分类和取舍。此处通过一个具体的做法加以说明。基于四种具体翻译方法，自己首先为每一种方法挑选出典型的例句(暂不考虑译文的准确与否)，然后抽样统计各类译文所占的大体比例，进而评判译文的整体风格特点。例如：
1. 字词对应语序一致：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
The Master said, Smooth words and fawning looks are seldom found with love.
2. 字词对应语序变换：
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第十一”)
Nor would they follow, said the Master, if told to kill their lord or father.
3. 字词调整语序一致：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第七”)
The Master’s manner was warm yet dignified. He was stern, but not fierce;humble, yet easy.
4. 字词调整语序变换：
子曰：“吾不如老农。”(“子路第十三”)
The Master said, An old husbandman knows more than I do.
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这四类译文所占整个译文的比例大致为：第一类超过五分之三，第二类比第三类略多，但两者皆不足五分之一，而第四类最少，远低于十分之一。这一结果较为有力地支持了笔者对赖译本的判断，即译者贯彻“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旨在诠释“真实翻译”的理念。
再如，囿于极为有限的参考文献，且线索难觅，自己想到专业课程所学的“滚雪球”文献检索法，运用后发现助益很大，效果颇佳。这里仅以查询译者Leonard A. Lyall的汉语名字为例加以说明。最初从掌握的资料来看，译者英文名字叫Leonard A. Lyall，然后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在一篇关于《论语》英译史的文章中发现其汉语音译名为莱尔;接下来，通过利用该汉语音译名及其原名查得一篇论文谈及此人曾为海关洋员，进而在《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一书中找到其更为常用的中文名：赖发洛，以及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发现了译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兰雅。这样，通过对相关数据库再次就译者英文名和三个汉语名字进行逐一搜索，结果更为充分地表明赖发洛《论语》英译本的研究迄今尚付阙如。
关于修改文章，清梁章钜说：“百工冶器，必几经转换而后器成;我辈作文，亦必几经删润而后文成，其理一也。”(梁章钜，1973：1000)的确，要想写好论文，一个人必须在论文修改上下功夫。随着更多文献资料的查阅，笔者对论文初稿无论从遣词造句还是到篇章结构都进行了反复修改，既涉及到文中论点和论据的修正，也包括对所运用理论的调整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比如，论文初稿第四部分“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有段补充说明赖氏译本特色的文字，包括“淡化译语(英语)形合之法，如用‘，’代替‘;’或连接词以贴近源语(汉语);用词基本不用缩略形式”等内容。后经反复斟酌，尤其考虑到论文内容和观点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决定将该文字移至第二部分“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用以说明赖译本的特色。
关于文中的理论运用，笔者借鉴专业课程所学知识，如理论的'工具性、理论运用和学术价值的关系等，通过比较不同翻译流派理论的特点，结合论文研究的内容和目的，最终决定选用翻译目的论来分类评鉴赖译本，并有效地揭示赖氏译本追求英语译文“更接近于汉语原文”、最大限度地实现以理想化“真实翻译”为标志的翻译目的。
4、文体和引用之规范
翻译研究论文属于学术论文的范畴，既需要体现学术论文的基本性质，又应当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其中，符合文体和引用的规范是对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关于学术论文的文体，要求十分丰富，包括从语态到语气，从术语的运用到避免歧视用语等内容。如关于术语，不仅要意识到使用专业术语的必要性，也要注意语言精炼，尽量少用术语，更要避免歧义。鉴于此，笔者在撰写尤其修改赖译本研究论文时都进行了仔细参照和认真检验，对那些欠妥如口语化的表达甚至讹误之处，如对翻译目的论个别术语的误用，都逐一加以修正和改善。
引用的规范对撰写合格的翻译研究论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引用而言，文章切忌断章取义，并应关注引用的核实及可靠性。为了避免引用的断章取义，熟悉引用文字的上下文十分关键。自己清楚记得老师曾在专业课上要求学生课后做引用查证练习，其中就有查阅“学而优则仕”的上下文。通过查阅，自己发现该语源自《论语》的“子张第十九”篇，上文是“仕而优则学”，并惊奇地发现该语为子夏所说，而非孔子所言。显然，这样的查证很有利于对该语的全面理解和准确使用。在修改关于赖译本研究的论文时，笔者努力查实引文，确保引用的可靠性。比如，为了更好地理解赖发洛所追求的“真实翻译”的涵义，文中引入了本杰明的“真正翻译”思想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
为了查得“真正翻译”的出处，笔者在不同数据库中找到许多涉及该思想的论文，但基本上都是给出较为笼统的汉语解读，甚至还存在抵牾之处。为了更好地把握该思想，自己通过追根溯源，最终找到其原文具体出处，并发现本杰明这一思想与其“纯语言”哲学观密不可分，加深了对该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其实，为了引用的规范，本篇论文也是如此。譬如，上文引用了清朝学者梁章钜有关作文修改之语，最初找到的出处有二：《退庵论文》和《退庵随笔》，且没有出版社、具体页码等信息。通过多次搜索和查阅，笔者最终在《退庵随笔》第十九卷“学文”中查得原文，并通过阅读下文——有关欧阳修对《昼锦堂记》原稿起首两句的修改，更好地理解了引文，尤其是修改之于作文的重要性。
把中文诗歌翻译成英语的翻译家有：埃兹拉•庞德、爱德华•哈珀•帕克、阿瑟•戴维•韦利、翟理斯等。
以较为典型的庞德为例，他是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艺术文学院成员。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一生完成诗作、论文集、翻译文集70多部，成为英美现代诗歌的一座里程碑。这位引领20世纪英美文学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旗手与中国诗学有着不解之缘。从发动意象派诗歌运动之时起，他就开始受到中国传统诗论的影响。
1915年庞德发表了他根据东方学者芬诺洛萨（Fenollosa）的遗稿而译成的中国古诗英译本《中国》（Cathay）。《中国》也被称为《华夏》或《神州集》，
1914年，庞德在整理费诺罗萨笔记的基础上，译出了一本半翻译半创作的中国诗集《神州集》。英国学者马道克特•福特评论：“《神州集》是英语写成的最美的书。”
扩展资料：
在《中国》中，有一首代表性诗歌《诗经•小雅•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SONG OF THE BOWMAN OF SHU
Here we are, picking the first fern-shoots
And saying: When shall we get back to our country?
Here we are because we have the Ken-nin for our foemen,
We have no comfort because of these Mongols.
We grub the soft fern-shoots,
When anyone says "Return," the others are full of sorrow.
Sorrowful minds, sorrow is strong, we are hungry and thirsty.
Our defense is not yet made sure, no one can let his friend return
We grub the old fern-stalks.
We say: Will we be let to go back in October?
There is no ease in royal affairs, we have no comfort.
Our sorrow is bitter, but we would not return to our country.
What flower has come into blossom?
Whose chariot? The General's.
Horses, his horses even, are tired. They were strong.
We have no rest, three battles a month.
By heaven, his horses are tired.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埃兹拉·庞德
《寒山诗注》简介徐 俊中华书局2001年 3月出版的《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是项楚先生继《王梵志诗注》之后，关于唐代白话通俗诗歌校注、阐释的又一力作。其贡献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网罗海内外所存寒山诗善本，校勘完备、准确。本书以《四部丛刊》影宋刻本《寒山子诗集》为底本，校本除了大陆学者一般可以见到的《四部丛刊》影高丽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外，重点参校了日本所存宫内省本、正中本等海外传本。另外对日本所存日人古注本，也予以参校，如岛田翰校订宋大字本、古刊本《首书寒山诗》、日释交易《寒山子诗集管解》、白隐禅师《寒山诗阐提记闻》、大鼎老人《寒山诗索赜》等。寒山诗版本搜罗之富，参考文献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书末附录与寒山及寒山诗有关的研究资料，包括事迹、传记、序跋、叙录等，其中日本诸传本的序跋文字，对大多数不能见到日传本的读者来说，尤为难得。二、注释详明、丰赡。寒山诗一向被称为通俗诗、白话诗，但由于寒山诗表达上的特殊性，并非浅显易懂。或看似明白如话，实际上另有奥旨。本书的注释，除了一般的生词僻典外，重点在寒山诗所涉及的俗语词、佛教语言典故，特别注重寒山诗语言、寓意的佛教来源以及在禅门、世俗社会运用中的流变。即有翔实的文献依据，又有贴近诗意的解读。作者本人是语言学家，又精熟佛教典籍，表现在全书的注释中，推源溯流，广征博引，探赜索引，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对大量取材于寒山诗的禅宗“话头”的梳理，清晰地表现出寒山诗深受禅林喜爱的程度，展示了寒山诗在禅林流传、变化的情形。三、寒山诗是中国古代诗国中的一枝奇葩，寒山诗长期流传于禅宗丛林，宋以后受到诗人文士的喜爱和摹拟，号称“寒山体”。近代以来风靡欧美和日本，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寒山诗热”。但相对而言，寒山诗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仅有一二种简注本问世，本书堪称填补空白之作。需要特别提出肯定的是，本书注释除了充分显示了寒山诗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外，还有几个方面的突破同样是不容忽略的，如本书在语言学学方面（特别是俗语词、佛教语词）的创获，我们称其为语言学专著也并非不切合；又如贯穿全书的对生词僻典和佛家语的推源溯流式的考释，揭示寒山诗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文化意蕴的承传流变，使本书在文学、语言学的价值之外，更具有了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的意义。可以说，本书是近年学术界难得一见的高水准学术著作。如果说有一点不足或遗憾的话，我认为应该以一个详细的语词索引来代替现在书末所附的诗句索引，这样或许对读者利用本书将更为方便实用。
汉学是指研究与中国汉民族有关的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历史上汉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 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包括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音韵学、史学、经济、书法、等等，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ero）曾说：“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汉学最初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学、文学、音韵学、史学等，不包括现代中国的研究。二战后，也逐渐开始研究现代中国。汉学可以分为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古代汉学根据不同的划分，主要是对于1850年以前或者1911年以前或者1949年以前中国的研究，这以后的时期则属于现代汉学的领域。
费正清 李约瑟 顾彬 高罗佩
波恩 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简称波恩大学，是德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位于前联邦德国首都，北莱茵-威斯伐伦州的波恩市。作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公立大学，她的前身是创建于1777年的科隆公国学院。
波恩大学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波恩，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德国最杰出的综合性大学之一，波恩大学自建校以来培养了多名包括 诺贝尔奖 、菲尔茨奖、莱布尼茨奖及普利兹克奖 得主在内的众多优秀的毕业生。其在社会科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数学及医学界的教学和科研实力蜚声世界。
2019年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世界第106位。
学术出版物目录（专著、译著、编著、论文、译文、报刊文章、短文、辞典）2011年学术成果编著西方汉学十六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09-01论文1 学术的尊严与功用 2011-08-01 读书 CSSCI2 相顾应尽一生期—-论1933年以来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交往 2011-11-01 现代哲学 CSSCI3 波恩的两处名胜 2011-12-01 万象4 中国人的奥地利寻梦 2011-05-01 文景5 不做一只不舞之鹤—-有关胡适获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几份史料2011-05-01 万象6 罗哲海的儒家伦理研究及启示 2011-03-01 世界汉学7 德国汉学的发展 2011-09-01 西方汉学十六讲8 Корейският пътепис на Ото Франке от 1899 година2011-01-01 korea-bulgaria policy forum 20109 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 2011-09-01 从这里走向世界10 20世纪上半叶圣言会(SVD)编纂的三部汉德词典 2010-12-1 文化杂志11 Nur wer glaubt, wird selig. Wekgerechtigkeit im Denken von Martin Luther und Huineng2011-09-30 China heute12 佉论观塔——晚晴学者看到的科隆及其大教堂 2011-07-01 文化杂志13 胡适佛学研究举隅 2011-03-01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14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写在顾彬教授荣休之际 2011-03-16 中华读书报15 记通商大城谷郎—李凤苞对德国科隆的一段描写 2011-03-02 中华读书报16 顾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三题 2011-11-23 中华读书报17 半生识曲听其真—从书信看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半个世纪的交往（上） 中华读书报18“汉学”与“国学”(下)—李雪涛、何乏笔对谈 2011-08-03 中华读书报19“汉学”与“国学”(上)—李雪涛、何乏笔对谈 2011-07-20 中华读书报2010译著大哲学家（修订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01-15论语Gespraech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06-15佛像解说（第二版）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10-15论文傅吾康对东南亚华文碑铭资料之搜集与研究 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 2010-02-10科隆所见——戴鸿慈笔下的科隆 寻根 2010-02-10在五湖四海间书写中国学术 汉学研究 2010-04-01作为德国汉学家的白乐日 汉学研究 2010-04-01作为范式创造者的孔子——雅斯贝尔斯与孔子的互动 读书 2010-05-01描述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行动——对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的几点认识 光明日报 2010-06-27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汉学家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上） 读书 2010-07-01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上） 万象 2010-07-0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汉学家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下） 读书 2010-08-01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中） 万象 2010-08-01多元中国文化传统的全球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 2010-08-28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下） 万象 2010-09-01儒家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当代欧美汉学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以罗哲海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景 2010-09-10耳闻、目见、足践——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散论 文景 2010-10-10论福兰阁1899年的朝鲜旅行日记 当代韩国 2010-10-2020世纪上半叶圣言会（SVD）在山东编纂的三部汉德词典 文化杂志志 2010-12钱锺书研究与中西文化借镜——莫芝宜佳、李雪涛对谈 中华读书报 2010-12-01《易经》德译过程与佛典汉译的译场制度 读书 2010-12-01罗哲海的儒家伦理研究及启示 世界汉学 2011-03-01胡适佛学研究举隅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 2011-03-01不做一只不舞之鹤——有关胡适获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几份史料 万象 2011-05-011988年论文关于敦煌本《坛经》惠能得法偈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论文集》1988年刊短文“佛陀”的古音构拟《读书》1988年11期1989年短文“书字”并非“度语”《读书》1989年7、8期治古汉语易而治古白话难《读书》1989年9期“彦悰”非“彦琮”《读书》1989年12期1990年论文歌德与中国诗《联邦德国研究》1990年2期从佛典看“支那”（Cīna）译名的变化《地名知识》1990年3期鲁迅先生与佛教人士之交往考《内明》217期 （1990年4月号）僧人译名杂谈《内明》219期 （1990年6月号）关于敦煌本《坛经》的几个问题《内明》220期 （1990年7月号）佛经汉译的译经制度与译场组织《内明》221期 （1990年8月号）许地山先生的佛教生涯《内明》222期 （1990年9月号）支那（Cīna）研究纵横谈《内明》223期 （1990年10月号）Lu Xun und die deutsche KulturChina heute, (Beijing) 序《圆觉经略疏》《内明》225期 （1990年12月号）短文由一个译本想到的…《读书》1990年4期1991年论文Zhongguo Fojiao - chinesischer BuddismusCHINA HEUTE Information über Religion und Christentumim chinesischen Raum (Sankt Augustin) , (53),1991歌德与中国小说《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1期“三言”与佛教《内明》226期 （1991年1月号）胡适之先生的佛学研究《内明》227期 （1991年2月号）房山石经在佛教研究上的价值举隅《内明》228期 （1991年3月号）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学士论文）《南亚研究》1991年3期歌德与中国戏剧《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3期海塞及其小说《悉达多》《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4期胡适佛学论著编年《内明》229期 （1991年4月号）从佛典看“支那”（Cīna）译名的变化 （附：“斯那”非中国之谓）《内明》231期 （1991年6月号）佛典汉译理论刍议（上）《内明》232期 （1991年7月号）佛典汉译理论刍议（下）《内明》233期 （1991年8月号）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修订稿）《内明》235期 （1991年10月号）《三论玄义》初探（上）《内明》237期 （1991年12月号）短文“绘事后素”《读书》1991年6期佛陀与耶酥的人生观《读书》1991年7期善恶报应《读书》1991年12期1992年论文慈寿寺与永安塔《佛教文化》1992年1、2期《三论玄义》初探（下）《内明》238期 （1992年1月号）从《大乘玄论》看三论宗之佛性主张《内明》239期 （1992年2月号）《二谛义》识小《内明》241期 （1992年4月号）德国伟大的佛教学者格奥尔格·格林（Georg Grimm，1868-1945）的生平与著作《内明》243期 （1992年6月号）赞宁译学主张释例《内明》246期 （1992年9月号）知堂与佛教《内明》247期 （1992年10月号）从存在哲学大师雅斯培（Karl Jaspers）的观点看佛教《内明》248期 （1992年11月号）1993年译文佛陀（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内明》253、255、258三期 （1993年4、6、9月号）辞典《佛教文化百科》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撰稿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共1326页。ISBN 7－201－01185－5/G·5401994年论文关于“玄奘译言考辨”的两个问题《内明》263期 （1994年2月号）译文佛教的界说（译自Walter Brugger: 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 中的“Buddhismus”条）《内明》262期 （1994年1月号）龙树（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ssen Philosophen一书）《内明》267、270、271三期 （1994年6、9、10月号）1995年译文龙树菩萨传今译 （译自鸠摩罗什：龙树菩萨传）《内明》281期 （1995年8月号）1996年论文卐字漫谈《内明》292期 （1996年7月号）评吴汝钧《佛教哲学大辞典》《内明》294期 （1996年9月号），后《法音》1997年8月号转载1999年辞典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多语对照中国佛教术语词典》）与Christoph Kleine和Michael Pye合著。德国慕尼黑iudicium出版社，1999 年，共324 页，ISBN 3-89129-692-42001年译文“北齐佛教造像及其艺术典范” 收入：《佛陀归来》， 苏黎世2001年ISBN 3-907077-01-62003年译著《佛像解说》（译自Helmut Uhlig: Das Bild des Buddha一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ISBN 7-80149-849-6/B·136Schätze der Himmelssöhne – Die Kaiserliche Sammlung aus dem Nationalen Palastmuseum, Taipeh（《天子之宝——台湾故宫博物院德国展目录》）联邦德国艺术博物馆出版，波恩2003年论文《佛像解说》译后记《法音》2003年3期“二拍”与佛教《普门学报》第18期（2003年11月），第343-363页报刊文章“那一瞬间一切都静止了”《北京晚报》2003年11月13日“五色土副刊”2004年译著《大哲学家》（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100万字。ISBN 7-80190-436-2论文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及世界哲学史的观念《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佛教（上）《普门学报》第21期（2004年5月）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佛教（下）《普门学报》第22期（2004年7月）Wie Migration Glaube und Gottesbild verändert – Das Beispiel des chinesischen BuddhismusHerman Weber (Hrsg.) Religionen auf Wanderschaft – Chancen und Probleme der interreligiösen Begegnung im Zeichen globaler Migration, Jahresakademie 29. April – 2. Mai 2004. Katholischer Akademischer Ausländer-Dienst ., Bonn 2004. .（移民是如何改变信仰和上帝的形象的——以中国佛教为中心的研究赫尔曼·韦伯[主编]《移民中的宗教——在全球移民朝背景之下的各宗教间相遇的机会与问题》）德国天主教国外学术服务中心KAAD，2004年4月29-5月2日年会，波恩，2004。ISBN: 3-926288-24-8。第121-128页。）译文幻想与幻灭之间——二十年来汉语学习实践经验谈《国外汉语教学动态》2004年第1期，第45-49页。报刊文章“我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年代中的经历”（德文）《儿科医生转与杂志päd》第10卷（2004年），德国汉堡。2005年编著《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主编之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11月。ISBN 7-5347-4021-5/K·174论文《孽海花》德文版译者序《国际汉学》第12辑（2005年04月）进入大师们的世界《西方学术界新动向——寻求新人道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图像与文字——汉字是以何种方式而成为象征符号的《国际汉学》第13辑（2005年11月）报刊文章与大哲学家们共同体验真实的生存《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05月27日）犹有后人怀旧德，几滴秋雨祭宗师《中华读书报》（2005年06月29日）卫礼贤——中国文化西传者《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福兰克——德国汉学大家《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沙皖——法国文学巨擘《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略论佛典汉译的译场组织《中华读书报》（2005年08月03日）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背后——由孔拉迪对林语堂的博士论《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8月03日）莱布尼茨的中国观《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8月12日）奥尔登堡老文理中学前的沉思《中华读书报》（2005年08月17日）为了照亮这个时代的历史《社会科学报》（2005年09月01日）纳粹铁蹄下的一位德国知识分子的余生——记第三帝国期间在海德堡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中华读书报》（2005年09月07日）莱布尼茨与他理想化的中国——读《中国近事》《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09月23日）痛定思痛——雅斯贝尔斯对纳粹极权时期罪责问题的反思《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9日）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乐无穷——写在顾彬教授60华诞之际《中华读书报》（2005年12月07日）极权主义：极端的恶抑或平庸的恶《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5年12月23日）辞典《佛教文化百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2005年05月）2006年译著《达芬奇画传——一个对童年的记忆》（第一译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6年05月。论文一位传教士记载的王锡侯《字贯》案《寻根》（2006年04月）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历史回顾——从创立至今的汉学发展《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利玛窦对中国佛教的认识《国际汉学》第14辑（2006年05月）他乡夫子的飨宴《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德语区汉学历史的回顾与前瞻《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天职宁容袖手观感——雅斯贝尔斯的德意志身份认同《博览群书》第6期（2006年06月）Von Leibniz ueber Hegel zu Jaspers: Paradigmenwechsel der China-Rezeption bei deutschen DenkernIn: Einheit in der Vielfalt（2006年10月）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观——评社科文献新书《大哲学家》《西方学术界新动向——寻求新人道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报刊文章黑格尔：平庸化中国形象《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1月20日）大曲若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美学《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2月17日）中国停滞论的汉学遗产《中华读书报》（2006年02月22日）叙拉古情节：知识分子与权力的世纪之迷《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3月03日）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03月17日）重新理解德国汉学的艰辛与魅力《社会科学报》（2006年04月20日）留德学人在德国汉学中的地位——由《另一种西学》想到的《中华读书报》（2006年05月24日）心理分析大师眼中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华读书报》（2006年05月24日）以学术为志业《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07月18日）2007年编著《出使四国日记》 （2007年01月01日）《欧洲十一国游记》 （2007年01月01日）《新大陆游记》 （2007年01月01日）《西洋杂志》 （2007年04月01日）《漫游随录》（2007年04月01日）译著《21世纪的十诫——新时代的道德与伦理》（校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07月。《世界宗教寻踪》（译者之一），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04月。论文德国汉学史的分期问题及文献举隅《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02月）前汉学：十九世纪以前德国的传教士汉学《文化杂志》（2007年03月）两颗伟大心灵的碰撞－－纳粹专制前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交往《现代哲学》（2007年03月）德国汉学的滥觞及其在19、20世纪之交的发展《国际汉学》（2007年04月）论莱布尼茨、黑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对中国的认识－－德国思想家对中国认识的范式转换《文化杂志》（2007年06月）从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谈起《人文丛刊（第二辑）》（2007年06月）新世纪我们还需要西奈的法板吗？《21世纪十诫》后记（2007年07月）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简介《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07月）Das Konfuzius-Institut Düsseldorf an der Heinrich-Heine 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 - Gründung, Programm und Perspektiven （第二作者）《杜塞尔多夫大学年鉴》 Jahrbuch der HHU Duesseldorf（2007年12月）一位瑞士汉学家眼中的德国汉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访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冯鉄教授《国际汉学》（2007年12月）译文：欧洲近代初期的日本与中国观——对东亚陌生文化不同理解管道之比较《文化杂志》（2007年09月）论汉学及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文化杂志》（2007年12月）报刊文章清末学者赴欧看到了什么《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02月06日）斯人虽已没，后世有馀情－－写在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去世之际《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24日）2008年专著《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 （2008年06月）论文清水一片光照人——追忆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汉学研究通讯》（2008年02月）谈笑有鸿儒，交久道益新《文景》（2008年04月）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关于《华裔学志》的几点历史思考《寻根》（2008年04月）论民国时期德国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互动之理论基础《人文丛刊（第3辑）》（2008年06月）心火灭已，身得清凉——追思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教授《文景》（2008年08月）雅斯贝尔斯对孔子思想的认识《中德文化对话》（2008年09月）“学者不仁，以孔子为刍狗”《文景》（2008年10月）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现代哲学》（2008年11月）事如芳草，人似浮云——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笔下的杨丙辰和杨宗翰《寻根》（2008年12月）试论隋唐以前对西域来华佛教僧侣的汉语教学《或问》（2008年12月）报刊文章新世纪我们还需要西奈的石板吗？《中华读书报》（2008年01月23日）李零的“真孔子”：不时，不遇，不得志《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09月23日）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08日）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对谈中国文学史《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11月11日）接续自己的文化传统《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2月19日）2009年专著《世界汉语教育史》（编者之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编著Dein Bild in meinem Auge.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er im 20. Jahrhundert（《我眼中的你——20世纪中国人眼中的德意志》 德文版），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09月论文此心安处即吾乡——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东ァズァ文化交涉研究（别册4）》（2009年03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景》（2009年07月15日）汤若望笔下的明清之变——崇祯皇帝的末日、山海关之战以及大顺政权被逐出北京《文化杂志》（2009年08月15日）佛像之美《文景》（2009年09月10日）隋唐以前来华佛教认识的汉语学习小史《跨文化研究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0月雅利安人熊伟？——与熊伟先生的博士论文相关的几个问题《文景》（2009年11月10日）报刊文章由“东海西海”说起《中华读书报》（2009年09月30日）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谈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与顾彬对谈）《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2009年12月02日）2010年编著《跨越东西方的思考——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主编之一），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01月论文对谈《万象》（2010年02月01日）
世界汉学——《世界汉学》是目前国内汉学方面唯一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她的编辑部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编刘梦溪，副主编任大援。《世界汉学》是世界各国汉学家的园地，她同德、英、俄、美、日、荷兰、瑞典、葡萄牙、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汉学机构，有广泛联系，并有许多资深汉学家出任国际编委。《世界汉学》——办刊及其目的：是给关切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事实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各国汉学家，提供一个自由演说的园地，祈望以汉语的方式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沟通与对话，建构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为实现在21世纪的共同梦想而尽绵薄之力。世界汉学的刊首语是：“为了中国、为了过去与未来，为了东方与西方。”《世界汉学》是研究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和传统，交流汉学研究的经验，传递汉学研究最新讯息的资讯性、知识性、研究性、国际性的学术刊物。选题包括：l、研究与介绍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梳理传统，总结经验；2、介绍世界各国主要的汉学机构、汉学期刊和相关的出版物；3、推介世界各国著名的汉学家，包括介绍其生平、履历和学术成就；4、介绍和推荐不同历史时期具代表性的汉学著作、研究论文；5、介绍和交流各国汉学研究的最新资讯、学术动态；6、对世界各国汉学的传统、资源、观念、方法作比较研究；7、探讨世界汉学在21世纪的走向及发展前景展望；8、刊载与汉学相关的文物及机构、人物、刊物、著作的图版和书影。《世界汉学》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7—0028国内刊号为CN11-2604/G2国际大16开本每年出版2期，每期约30万字分别于5月、11月出版北京新源里西一楼B座《世界汉学》杂志社编辑者：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发行：世界汉学杂志社地 址：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美术设计：吕敬人梁毅凡排版制作：世界汉学编辑部世界汉学-创刊号-目录：世界汉学（第一期）World Sinology?( Contents of First Issue)【汉学新视域】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 （周勤）汉学与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变异的概观与评价（王铭铭）【日本汉学专页】汉学的临界点——日本汉学引发的思考 （孙歌）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 [日]代田知明日本文坛三闻人——近代日本儒学史主流派学者述评 （严绍璗）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与现代中国学部——访日本爱知大学加加美光行教授 （张萍 ）【法国汉学】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 [法]汪德迈 程艾兰法国20世纪对中国史的研究 [法]鲁林法国战后对中国占卜的研究 [法]马克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法]郭立英【美国与中国】中国史大师费正清 [美]钱金保理解过去的三个途径：——作为事件、经验和神化的义和团 [美]柯文【汉学史研究】古代汉学的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论述 （万明）十六世纪葡萄牙的中国观 [澳门]吴志良【汉学家】安特生在中国华北的考古活动 （张静河）艾兰博士的汉学研究 （张海燕）【人物与书评】关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些断想 （黄平）东西方汉学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 （余英时）《东西方汉学思想史》寄语 [日]三浦国雄为了法国与中国的文化因缘----译坛骁将耿升 （谢方）【汉学机构掠影】法国汉学研究所 （戴仁）海德堡大学汉学系 （萧瑟）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及其汉学研究（杨慧林）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在国古籍藏书 （沈津）日本与中国学有关的学会和研究会 [日]代田智明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 [日]绪形康【汉学研究动态】“现代中国文学场”国际研讨会 （荷兰）贺麦晓“中西文化关键词”计划 （任可）“海外汉学研究现状及其对策研讨会 （张西平）80年代以来国内汉学出版物一瞥 （任大援）（二）、世界汉学世界汉学，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世界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中国学，也称“中国研究”、“汉学”。国外对中国研究的统称。有广狭两义。广义指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艺术、语言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指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学。在现阶段，中国学的研究重心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世界汉学，研究对象：从世界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世界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世界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世界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世界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世界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世界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世界汉学，学科历史：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400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1）世界汉学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2）世界汉学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3）世界汉学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 》、《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4）世界汉学繁荣期（20世纪-现在）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1）、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2）、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该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3）、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相关词汇链接：国学：该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又称国故，可译“ GuoXue ”（音译）、“ Sinology ”(意译，指中国学， 汉学 ，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主要是根据胡适：“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化和学术成就，包括 历史 、 思想 、 哲学 、 地理 、 政治 、 经济 乃至书画 、 音乐 、 术数 、 医学 、 星相 、 建筑 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另外国学还指学府 ，如太学、国子监。国学也是一门学问，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20年代 始盛。简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学，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国故学：相对于洋学，而有国学，国故学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学、汉学。国学一个特点是概念模糊性。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是国学的外延。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中国学、汉学、汉族学）。狭义：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中国皠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标化和学术成就，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都是国学范畴。国学严格定义，目前为止，学界没统一界定。汉族学：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正面临着严峻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恢复和弘扬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有本民族特色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还要追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早日融入国际社会。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汉族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人口太多，生活太差，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经济或是文化上，汉族仍然属于弱势民族。不少汉人缺乏民族意识，对历史知之甚少，再加上当前社会思想衰微，学术陵夷，所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已是不绝如缕。因此提议，创建一门全新的学科——汉族学。汉族学的任务旨在研究汉族的过去、现状和将来。这将是一门涉及多个学术领域的交叉学科。大体可分三部分：汉族文化学：汉族社会学汉族未来学。文化学研究汉人的历史与文化，继承并利用先人的文化遗产，塑造当代汉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学专门研究汉人的身体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展示汉族的生存状况，指出问题，并研究解决办法；未来学给合国际形势，探讨汉族今后的发展走向以及在世界的地位等。中学：清末称中国传统的学术（区别于“西学”）。西学亦称“新学”。与“中学”相对。泛指西方文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特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成为当时先进人士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根据。
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十八世纪前，德国有些介绍中国知识的书，大多是天主教芳济各会的德国传教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汤若望（，1591─1666年）和基尔彻（，1601─1680年）。汤若望出生于贵族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德国古典教育。1911年起入罗马耶稣会的圣．安德雷奥修道院学习，钦佩利马窦和金尼阁在中国传教的经历。结业当上神甫以后，经葡萄牙到中国传教。1623年1月抵达北京。起先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赴西安传教。由于制造《时宪历》，修造天文仪器和武器，获得明清几朝皇帝的重视。明崇祯帝曾赐「钦褒天学」的匾额，清顺治帝曾赐「通玄教师」称号，官至一品。曾受诬入狱，获释后，病逝北京。汤若望居住中国四十余年，有《汤若望回忆录》3卷，记述有关中国传教事。基尔彻则在1667年出版了《图说中国志》，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宗教和风土人情。此书在十七世纪时曾在欧洲广泛流传。在1730年，拜尔（Bayer，1694─1738）也出版了《中国博物志》。这类传教士写作的书只是介绍中国的常识，并非有价值的汉学研究。
在1814年法国巴黎开设汉学课程时，德国的克拉普罗斯就参加了听讲。克拉普罗斯（Klaproth，1783─1835年），14岁时学习汉文，21岁时就在俄国的戈洛夫金赴华使团中担任翻译，还曾在恰克图学习蒙文和满文。1815年克拉普罗斯到达巴黎从事汉学研究。1828年，克拉普罗斯用法文翻译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1833年又以法文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道士的宗教》。可以认为，克拉普罗斯是德国汉学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开始有人专门写作有关中国道教的论著。
奥古斯特．普菲兹默尔（AugustPfitzmaier，1808─1887年）在1869至1885年间，先后在《维也纳科学院学术报告》上，发表了《道士的长生愿望》、《关于道教信仰的某些命题》、《中国道教学说的基础》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普菲兹默尔引用了不少唐代道士有关养生的著述。
传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1839─1899年）在1864年到达香港，1886年来到上海，在德国侨民中传教，并从事汉学研究。其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家思想研究的论文，被誉为「十九世纪最有造诣的汉学家」。1873年，花之安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宗教学导论》，1879年又出版了英文版。1884年和1885年，又出版了《道教》和《道教的历史性质》等德文的论文。
1881年，德国的汉学家加贝莱兹（Gabelenz，1846─1885年）在《中国报导》上发表了有关《庄子》、《文子》的论文和英文论文《老子的生平和教义》。1892年，德国的柏林大学开设了「东亚语言讲座」，由格鲁伯教授主持。
格鲁伯（Grube，1855─1908），在1897年至1899年间，曾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作过调查研究，其后曾发表了论文：《中国的宗教和祭祀》、《古代中国的宗教》等。他的《道教神话〈列仙传〉》，研究了作品的语言，还据此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说。格鲁伯研究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和「八仙」的形成，发表过《中国民间宗教对佛教的影响》、《厦门的中国民间之神》、《北京人对死之利用》等。格鲁伯最为有名的工作是，独立翻译了中国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前四十八回。德文本《封神演义》的后半部分翻译是由赫伯特． *** 完成的。
1912年，德国柏林大学正式开设了「汉语讲座」，负责这一讲座的是荷兰汉学家格鲁特（Groot，1854─1921年）。格鲁特原是负责印度的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后以研究中国的道教闻名于世。他在1892年至1910年间出版了《中国宗教大系》六卷，成为后世汉学家们必读的名著。1903年至190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宗教受难史》二卷，也成为世界汉学的名著。除此以外，格鲁特还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后来被翻译成为德文。
在柏林大学从事汉语讲座的德国学者还有弗兰克（Franke，1863─1946年）。弗兰克在1888年来华，在德国驻华使馆学习翻译。1890年以后担任译员和领事。1907年在德国汉堡大学任汉语教授，主持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座，后转任柏林大学。弗兰克的研究工作十分广泛，主要著作是《中华帝国史》（五卷本）。他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有《1900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和《1909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发表在1910年和1915年的《宗教学档案》杂志上。这项基础工作对于欧美学术界的中国宗教研究非常重要。1945年北京的德中学会出版了弗兰克的《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讲演和论文集》，其中就有他的道教研究的论述。继
弗兰克之后，福克（Forke，1867─1944年）也在来北京学习汉语之后，从担任译员起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1903年至1923年，福克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教授。1924年后，任汉堡大学中文教授，专事中国哲学研究。1939年，福克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出版，其中收有像：《中国的神秘主义》、《作为哲学家和炼丹家的葛洪》等等。德国的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
卫礼贤（Wilhelm，1873─1930年）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1897年来华后，一直在青岛活动传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后任德国驻华使馆的文学顾问。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研究所成立时，卫礼贤出任该研究所的中国语言教授。卫礼贤认为《老子》是一本「关于道德和生命」的书，而《庄子》则是包含着神秘主义的内容。除了上述道家书籍以外，卫礼贤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及其道教》、《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 ──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和《〈太乙金华宗旨〉译注》等等。《〈太乙金华宗旨〉译注》一书，还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年）作了〈序言〉，其后还出版了英文本。卫礼贤对于汉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
马克斯．韦伯（Weber，1864─1920年）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毕业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赖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的全部研究成果，汇编成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三卷。第一卷中包括有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就是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总框架之下，作为其对于世界宗教伦理研究的一部分。而对于世界格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又是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的补充。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为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决定力量。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的本意，是要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扛杆」。
不过，马克斯．韦伯并不懂得中文，他只是利用当时西方世界从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已经知道的一点点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有限的儒教和道教的书籍作为研究的依据。因此，马克斯．韦伯的汉学研究水平和中国知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
《儒教与道教》分为三篇。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分章论述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即：「城市、诸侯与神明」，「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血缘关系、农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第二篇「正统」，分章论述中国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 ── 儒教，即「士人阶层」，「儒教的生活取向」等等。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士人阶层「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价值体系就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第三篇「道教」，马克斯．韦伯依据的是格鲁伯的《中国人的宗教与文化》以及格鲁特的《天人合一论：中国之宗教、伦理、国家制度、科学的基础》。
韦伯认为道教受到儒教的排斥，在中国被视作异端。他说：「在士人与其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我们总是看到道教徒站在反对派一边」。韦伯提到道教天师张陵，称其后代「在汉朝衰微不安的时代，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其管理机构、税收与严格的强制性的政治纪律，并成功地与政治当局相抗衡」。韦伯注意到道教以儒教的异端的面目出现，道教起初作为士大夫的反对者出现，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韦伯认为道教和儒教尽管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同样信奉传统主义，因此，道教和儒教一样，同样不可能成为推动出现资本主义的「扛杆」。
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事实上并没有超出当时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和一般认识。韦伯称：「道教是一种绝对反理性的、坦率地说是一种非常低下的巫术性、长生术、治疗学与消灾术」。这种看法是二十世纪初欧洲有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背景的汉学家们的普遍的看法。因此，马克斯．韦伯有这样的说法是毫不奇怪的。他从宗教组织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不过是个巫师的组织。佛教，就其传入中国的形态而言，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那样的救赎宗教，而变成实施巫术与秘法的僧侣组织。因此，道教与佛教，至少对俗人而言，没有成为在社会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他从宗教教义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的教义虽然不同于巫术的粗陋和『普遍主义』的理论，但是，它并没有更理性地产生作用，也没有形成一种抗衡力量」。韦伯的分析，完全是以西方宗教作为参照的，于是，在韦伯的眼里只是一大堆巫术、长生术、治疗术以及消灾术等，尽管韦伯看到了道教属于俗人的宗教，而与儒教正统相对立。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的汉学家纷纷离德而去。其中就有卫礼贤之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卫德明出生于中国青岛，后在北京大学教德语，一直主持北京的德中学会工作。1948年赴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个帝国的历史》等。由于卫德明曾协助其父卫礼贤翻译《易》经的工作，因此，卫德明还著有《易》经译解，后被译成英文本，并以讲授《易》学闻名于世。其对于西欧的《易》学研究的影响保持至今。同时，厄克斯（Erkes）著有《道教的起源》和《道士的起源》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起初并不景气。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大学中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逐渐增加，汉学研究也逐渐恢复开展起来。不过，德国的汉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儒家和宋明理学，这与德国学术界的观念论传统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对道教的研究，既是战前对道教研究的继续，又是受到邻国法国的道教研究的影响。
沃尔夫冈．弗兰克（WolfgangFranke），即傅吾康，汉学家弗兰克之子。1937年来华，在北京的德中学会作研究工作。1950年回国，任汉堡大学教授，著有《明史书目题解》、《中国革命百年史》和《中国和西方》等。傅吾康的道教研究著述有：《「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变述评》和《林兆恩述评》等。
沃纳．艾科恩（WernerEichhorn），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宗教和道教都有不少研究，著述很多。其中有：《〈庄子〉第二篇中的道教思辨》、《孙恩叛乱和早期道教反叛概述》、《张角起义和张鲁政权考》、《太平和太平道》、《中国文化史》、《佛道二教在宋代的价值及其法律地位》、《中国的宗教》和《中国古代宗教和国家崇拜》等等。
约瑟夫．蒂尔（JosephThiel），以研究元史为主，著有元代的佛道论争的著作《元代佛道教之争》以及《〈庄子〉的认识论问题》和《〈道德经〉中道的概念》等。
沃尔夫冈．鲍尔（WolfgangBauer），即鲍吾刚，著有《黄石公研究》、《中国和幸福的探索 ── 中国思想史中的天堂和理想国》、《葛洪的内丹学说》和《今日台湾的中国石祖崇拜》等。
维尔茨堡大学的汉斯．施泰宁格（HansSteininger）教授，以研究关尹子和《文始真经》著称于世。1965年，他在维尔茨堡大学开设远东文献讲座，并创建了中国学研究所。1979年，与法国施舟人教授合作，参与了国际的《道藏》提要研究工作。另外，施泰宁格教授也是日本道教学会的国际会员，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有密切关系。1985年，在施泰宁格六十五岁生日时，曾出版了纪念文集《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共收有论文30篇，区分为道教、佛教、其他宗教和哲学等四个部分。其中有关道教的有：
战后的德国汉学家大多在法国或日本学习进修，有的就长期在法国或日本从事汉学研究工作，并且通常列在该国汉学家行列。例如：安娜．赛德尔就通常认作法国的汉学家。有的则在学成后归国，例如：巴德里安─胡赛因就是在法国的高等研究院学习研究道教的内丹学，并在1984年用法文发表了《灵宝秘法》的翻译与研究的博士论文。另外还有《吕洞宾的「沁园春」 ── 宋代的炼丹诗》、《北宋文学中的吕洞宾》、《道教：总论》和《内丹》等。胡赛因现在维尔茨堡大学任教。
Grube,《ReligionundKulturderChinesen》（1910） Groot,6vols,《TheReligiousSystemofChina》（1892-1910）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翟理斯这本文学史基本上以朝代为序，把中国文学的历史分为八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名之为“封建时期”，即我们所说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头部分论述神话时代、早期中国文化及文字的起源。作为文学作品介绍了“四书”、“五经”，《诗经》是作为“五经”之一。“各体文学作品”中谈了《孙子兵法》、《尔雅》、《荀子》、《孔子家语》、《穆天子传》等。另外专章介绍诗，主要介绍屈原、宋玉，“道家”一章介绍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等。第二个时期是汉代。开头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用大段文字介绍了李陵、《三字经》、陆文殊，介绍了刘向父子及《三国志》、杨雄、王充、戴昀、枚乘、潘夫人等。专章介绍了司马迁，论述了佛教的传人及其影响。第三个时期是“小朝廷”，即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介绍了建安七子、陶渊明、鲍照、萧衍、谢道衡、范晔、萧统、沈约等。第四个时期是唐代，先介绍了中国诗及其韵律，然后介绍王勃、陈子昂、孟浩然、王维等诗人，重点介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司空图，并译他们多首诗。散文重点介绍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第五个时期是宋代。首先介绍活字印刷的发明及其影响，重点介绍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三苏和黄庭坚诗文创作，全文翻译了苏轼《前赤壁赋》，介绍了理学从周敦颐、二程到朱熹、邵雍的发展。他没有介绍词，但他谈了唐诗到宋诗衰弱的原因，并且认为宋诗不如唐诗是因为宋人专心于散文。还专章介绍了韵书、百科全书和法医学。第六个时期是元代。翟氏向西方读者详细介绍了戏剧的起源并下溯到19世纪末，说明中国戏剧的特色，指出中国当时还不知“悲剧”这名称。在小说部分他把中国小说归为四种题材：侵略与阴谋、爱情与通奸、迷信、绿林好汉。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放在一起讨论（其实《西游记》成书年月在明代中叶）。第七个时期是明代。先介绍各体文学，既有诗人，又有《永乐大典》、《本草纲目》等；小说主要介绍《金瓶梅》、《玉娇梨》、《列国志》、《镜花缘》、《平山冷燕》、《二度梅》等作品；戏剧则介绍了高则诚《琵琶记》；诗文则谈宋廉、方孝儒、谢榛、宗臣等作家。第八个时期是清代。重点介绍《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译介了“瞳人语”、“崂山道士”、“种梨”、“婴宁”、“凤仙”等故事，花了30余页介绍《红楼梦》，除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小说等寥寥几句评论外，几乎全是故事情节译述。接着介绍了伟大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对文史的贡献，诗人则介绍了顾炎武、蓝鼎元、袁枚、赵翼。这八个时期体例上大致相同，后面几个时期皆有“小说、戏曲”一章，并且没有忽视民间文学。在体例上翟氏特别注意文学流程的“史”的观念。首先注意了文学媒介工具即文字语言的变迁情况，如汉朝涉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这部字书的产生对文字规范化所起的作用；宋代则讨论了韵书、辞书及文献学发展情况，介绍了活字印刷的发明。其次顾及影响文学发展的其他文化思潮，如佛教的传入，西汉经学的发展。再次，所译介的文学作品往往能根据文学观念的演变情况来进行选择。除体例上的特点外，翟氏还带着一个西方学者介绍中国文学不可避免的特点，一是翟氏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人立场上来评价和选译中国文学，如对于我们认为不属文学范畴的天文、医学、园艺甚至饮食等方面的著作，他加以大力引介，二是他往往把中国作家、作品与西方作家、作品相类比，如看《红楼梦》想到英伦之斐尔丁的作品，《西游记》令人想起《天路历程》。三是整本书译述文字占了相当大篇幅，有的几乎整个都是译述。比如“聊斋—红楼梦”一章，对《聊斋志异》还有一段谈其辨好坏、劝善惩恶主题的文字，而对于《红楼梦》则几乎全是故事情节译述。实际上这是汉学发展初期的一个普遍特征，也是每个介绍他国文学的作者不可避免的情况。这是因为一般的西方读者不要说读过，甚至可能都没接触过某些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顾评陟高论，恐怕只能是以玄对空，徒劳无益。另一方也是由于汉学发展初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有深度的见解。 综上所述，翟氏这部文学史，总的来说对中国文学的译介还是相当丰富和实事求是的，其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第一次从“史”的意识上整体把握中国文学。这是中国人前所未做的。在序言中翟氏批评中国学者无休止地沉湎于对个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和鉴赏中，而在中国文学的总体历史研究上几千年却止步不前。二是翟氏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出发，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文学体裁。他把中国传统上视为“野史稗闻”，“街谈巷语”的小说、戏剧、民间文学搬到了文学的正堂大殿。他介绍了道学家、“正人君子”不耻为谈的《金瓶梅》，对“怪力乱神”的《聊斋志异》大加介绍。三是在文学史的写作体例上开了先河。翟氏以朝代为经，以文体为纬，辅以专章作家、作品介绍，先总后分，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体例的基形。四是翟氏注意到了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专章介绍了佛教传入及其影响。这正是其超出他同时代文学史之处。五是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的概貌，使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从一鳞半爪的印象到系统的了解，尽管这个概貌并不很全面。同时，本书译介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文笔流畅，准确易晓，是一本优秀的中国文学读本，也是19世纪欧洲汉学水平和译介成就的总结。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英国， 1845-1935 ）研究领域 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研究及翻译。1845年12月18日翟理斯出生于英国牛津的一个文人世家，其父约翰？艾伦？贾尔斯(John Allen Giles (1804-84)牧师时任牛津大学耶稣文集学院资深成员，是一位著作等身、久负盛名的作家。贾尔斯牧师自小就督促翟理斯抄写拉丁文、希腊文，并广泛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书籍。这种古典式的教育，造就了翟理斯严谨的英国作风，也为他日后在汉学领域的建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翟理斯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翟理斯英国著名汉学家，曾被誉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终生都在为广泛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而努力。他勤于著述，研究范围遍及中国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绘画等诸多领域，同时还有不少语言教材行世。他撰写了第一部英文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中国绘画史、第一部英文中国人物传记词典，他所编撰的《华英字典》影响了几代外国学生，经他修改和确立后的威妥玛一翟理斯式拼音方案风行80余年而不衰。他的翻译涉及面非常之广，从《三字经》到《洗冤录》，从《佛国记》到《庄子》，他均有涉猎。他所翻译的《聊斋志异》至今仍是最全的一个英文译本，他的《古文选珍》第一次向英语读者展示了中国数千年来散文、诗歌的恒久魅力。他的译笔以“优雅、鲜活、生机盎然”而著称，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使“汉学人性化了”。因此，翟理斯两度荣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1897,1911）、皇家亚洲学会三年一度的金奖（（1922）、中华民国政府嘉禾章（1922），获阿伯丁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97）、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4），并当选为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主席（1885）、法兰西学院海外通讯院士（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