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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是指研究与中国汉民族有关的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历史上汉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 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包括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音韵学、史学、经济、书法、等等，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ero）曾说：“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汉学最初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学、文学、音韵学、史学等，不包括现代中国的研究。二战后，也逐渐开始研究现代中国。汉学可以分为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古代汉学根据不同的划分，主要是对于1850年以前或者1911年以前或者1949年以前中国的研究，这以后的时期则属于现代汉学的领域。
费正清 李约瑟 顾彬 高罗佩
波恩 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简称波恩大学，是德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位于前联邦德国首都，北莱茵-威斯伐伦州的波恩市。作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公立大学，她的前身是创建于1777年的科隆公国学院。
波恩大学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波恩，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德国最杰出的综合性大学之一，波恩大学自建校以来培养了多名包括 诺贝尔奖 、菲尔茨奖、莱布尼茨奖及普利兹克奖 得主在内的众多优秀的毕业生。其在社会科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数学及医学界的教学和科研实力蜚声世界。
2019年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世界第106位。
学术出版物目录（专著、译著、编著、论文、译文、报刊文章、短文、辞典）2011年学术成果编著西方汉学十六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09-01论文1 学术的尊严与功用 2011-08-01 读书 CSSCI2 相顾应尽一生期—-论1933年以来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交往 2011-11-01 现代哲学 CSSCI3 波恩的两处名胜 2011-12-01 万象4 中国人的奥地利寻梦 2011-05-01 文景5 不做一只不舞之鹤—-有关胡适获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几份史料2011-05-01 万象6 罗哲海的儒家伦理研究及启示 2011-03-01 世界汉学7 德国汉学的发展 2011-09-01 西方汉学十六讲8 Корейският пътепис на Ото Франке от 1899 година2011-01-01 korea-bulgaria policy forum 20109 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 2011-09-01 从这里走向世界10 20世纪上半叶圣言会(SVD)编纂的三部汉德词典 2010-12-1 文化杂志11 Nur wer glaubt, wird selig. Wekgerechtigkeit im Denken von Martin Luther und Huineng2011-09-30 China heute12 佉论观塔——晚晴学者看到的科隆及其大教堂 2011-07-01 文化杂志13 胡适佛学研究举隅 2011-03-01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14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写在顾彬教授荣休之际 2011-03-16 中华读书报15 记通商大城谷郎—李凤苞对德国科隆的一段描写 2011-03-02 中华读书报16 顾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三题 2011-11-23 中华读书报17 半生识曲听其真—从书信看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半个世纪的交往（上） 中华读书报18“汉学”与“国学”(下)—李雪涛、何乏笔对谈 2011-08-03 中华读书报19“汉学”与“国学”(上)—李雪涛、何乏笔对谈 2011-07-20 中华读书报2010译著大哲学家（修订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01-15论语Gespraech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06-15佛像解说（第二版）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10-15论文傅吾康对东南亚华文碑铭资料之搜集与研究 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 2010-02-10科隆所见——戴鸿慈笔下的科隆 寻根 2010-02-10在五湖四海间书写中国学术 汉学研究 2010-04-01作为德国汉学家的白乐日 汉学研究 2010-04-01作为范式创造者的孔子——雅斯贝尔斯与孔子的互动 读书 2010-05-01描述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行动——对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的几点认识 光明日报 2010-06-27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汉学家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上） 读书 2010-07-01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上） 万象 2010-07-0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汉学家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下） 读书 2010-08-01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中） 万象 2010-08-01多元中国文化传统的全球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 2010-08-28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下） 万象 2010-09-01儒家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当代欧美汉学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以罗哲海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景 2010-09-10耳闻、目见、足践——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散论 文景 2010-10-10论福兰阁1899年的朝鲜旅行日记 当代韩国 2010-10-2020世纪上半叶圣言会（SVD）在山东编纂的三部汉德词典 文化杂志志 2010-12钱锺书研究与中西文化借镜——莫芝宜佳、李雪涛对谈 中华读书报 2010-12-01《易经》德译过程与佛典汉译的译场制度 读书 2010-12-01罗哲海的儒家伦理研究及启示 世界汉学 2011-03-01胡适佛学研究举隅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 2011-03-01不做一只不舞之鹤——有关胡适获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几份史料 万象 2011-05-011988年论文关于敦煌本《坛经》惠能得法偈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论文集》1988年刊短文“佛陀”的古音构拟《读书》1988年11期1989年短文“书字”并非“度语”《读书》1989年7、8期治古汉语易而治古白话难《读书》1989年9期“彦悰”非“彦琮”《读书》1989年12期1990年论文歌德与中国诗《联邦德国研究》1990年2期从佛典看“支那”（Cīna）译名的变化《地名知识》1990年3期鲁迅先生与佛教人士之交往考《内明》217期 （1990年4月号）僧人译名杂谈《内明》219期 （1990年6月号）关于敦煌本《坛经》的几个问题《内明》220期 （1990年7月号）佛经汉译的译经制度与译场组织《内明》221期 （1990年8月号）许地山先生的佛教生涯《内明》222期 （1990年9月号）支那（Cīna）研究纵横谈《内明》223期 （1990年10月号）Lu Xun und die deutsche KulturChina heute, (Beijing) 序《圆觉经略疏》《内明》225期 （1990年12月号）短文由一个译本想到的…《读书》1990年4期1991年论文Zhongguo Fojiao - chinesischer BuddismusCHINA HEUTE Information über Religion und Christentumim chinesischen Raum (Sankt Augustin) , (53),1991歌德与中国小说《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1期“三言”与佛教《内明》226期 （1991年1月号）胡适之先生的佛学研究《内明》227期 （1991年2月号）房山石经在佛教研究上的价值举隅《内明》228期 （1991年3月号）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学士论文）《南亚研究》1991年3期歌德与中国戏剧《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3期海塞及其小说《悉达多》《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4期胡适佛学论著编年《内明》229期 （1991年4月号）从佛典看“支那”（Cīna）译名的变化 （附：“斯那”非中国之谓）《内明》231期 （1991年6月号）佛典汉译理论刍议（上）《内明》232期 （1991年7月号）佛典汉译理论刍议（下）《内明》233期 （1991年8月号）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修订稿）《内明》235期 （1991年10月号）《三论玄义》初探（上）《内明》237期 （1991年12月号）短文“绘事后素”《读书》1991年6期佛陀与耶酥的人生观《读书》1991年7期善恶报应《读书》1991年12期1992年论文慈寿寺与永安塔《佛教文化》1992年1、2期《三论玄义》初探（下）《内明》238期 （1992年1月号）从《大乘玄论》看三论宗之佛性主张《内明》239期 （1992年2月号）《二谛义》识小《内明》241期 （1992年4月号）德国伟大的佛教学者格奥尔格·格林（Georg Grimm，1868-1945）的生平与著作《内明》243期 （1992年6月号）赞宁译学主张释例《内明》246期 （1992年9月号）知堂与佛教《内明》247期 （1992年10月号）从存在哲学大师雅斯培（Karl Jaspers）的观点看佛教《内明》248期 （1992年11月号）1993年译文佛陀（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内明》253、255、258三期 （1993年4、6、9月号）辞典《佛教文化百科》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撰稿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共1326页。ISBN 7－201－01185－5/G·5401994年论文关于“玄奘译言考辨”的两个问题《内明》263期 （1994年2月号）译文佛教的界说（译自Walter Brugger: 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 中的“Buddhismus”条）《内明》262期 （1994年1月号）龙树（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ssen Philosophen一书）《内明》267、270、271三期 （1994年6、9、10月号）1995年译文龙树菩萨传今译 （译自鸠摩罗什：龙树菩萨传）《内明》281期 （1995年8月号）1996年论文卐字漫谈《内明》292期 （1996年7月号）评吴汝钧《佛教哲学大辞典》《内明》294期 （1996年9月号），后《法音》1997年8月号转载1999年辞典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多语对照中国佛教术语词典》）与Christoph Kleine和Michael Pye合著。德国慕尼黑iudicium出版社，1999 年，共324 页，ISBN 3-89129-692-42001年译文“北齐佛教造像及其艺术典范” 收入：《佛陀归来》， 苏黎世2001年ISBN 3-907077-01-62003年译著《佛像解说》（译自Helmut Uhlig: Das Bild des Buddha一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ISBN 7-80149-849-6/B·136Schätze der Himmelssöhne – Die Kaiserliche Sammlung aus dem Nationalen Palastmuseum, Taipeh（《天子之宝——台湾故宫博物院德国展目录》）联邦德国艺术博物馆出版，波恩2003年论文《佛像解说》译后记《法音》2003年3期“二拍”与佛教《普门学报》第18期（2003年11月），第343-363页报刊文章“那一瞬间一切都静止了”《北京晚报》2003年11月13日“五色土副刊”2004年译著《大哲学家》（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100万字。ISBN 7-80190-436-2论文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及世界哲学史的观念《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佛教（上）《普门学报》第21期（2004年5月）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佛教（下）《普门学报》第22期（2004年7月）Wie Migration Glaube und Gottesbild verändert – Das Beispiel des chinesischen BuddhismusHerman Weber (Hrsg.) Religionen auf Wanderschaft – Chancen und Probleme der interreligiösen Begegnung im Zeichen globaler Migration, Jahresakademie 29. April – 2. Mai 2004. Katholischer Akademischer Ausländer-Dienst ., Bonn 2004. .（移民是如何改变信仰和上帝的形象的——以中国佛教为中心的研究赫尔曼·韦伯[主编]《移民中的宗教——在全球移民朝背景之下的各宗教间相遇的机会与问题》）德国天主教国外学术服务中心KAAD，2004年4月29-5月2日年会，波恩，2004。ISBN: 3-926288-24-8。第121-128页。）译文幻想与幻灭之间——二十年来汉语学习实践经验谈《国外汉语教学动态》2004年第1期，第45-49页。报刊文章“我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年代中的经历”（德文）《儿科医生转与杂志päd》第10卷（2004年），德国汉堡。2005年编著《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主编之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11月。ISBN 7-5347-4021-5/K·174论文《孽海花》德文版译者序《国际汉学》第12辑（2005年04月）进入大师们的世界《西方学术界新动向——寻求新人道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图像与文字——汉字是以何种方式而成为象征符号的《国际汉学》第13辑（2005年11月）报刊文章与大哲学家们共同体验真实的生存《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05月27日）犹有后人怀旧德，几滴秋雨祭宗师《中华读书报》（2005年06月29日）卫礼贤——中国文化西传者《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福兰克——德国汉学大家《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沙皖——法国文学巨擘《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略论佛典汉译的译场组织《中华读书报》（2005年08月03日）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背后——由孔拉迪对林语堂的博士论《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8月03日）莱布尼茨的中国观《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8月12日）奥尔登堡老文理中学前的沉思《中华读书报》（2005年08月17日）为了照亮这个时代的历史《社会科学报》（2005年09月01日）纳粹铁蹄下的一位德国知识分子的余生——记第三帝国期间在海德堡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中华读书报》（2005年09月07日）莱布尼茨与他理想化的中国——读《中国近事》《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09月23日）痛定思痛——雅斯贝尔斯对纳粹极权时期罪责问题的反思《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9日）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乐无穷——写在顾彬教授60华诞之际《中华读书报》（2005年12月07日）极权主义：极端的恶抑或平庸的恶《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5年12月23日）辞典《佛教文化百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2005年05月）2006年译著《达芬奇画传——一个对童年的记忆》（第一译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6年05月。论文一位传教士记载的王锡侯《字贯》案《寻根》（2006年04月）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历史回顾——从创立至今的汉学发展《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利玛窦对中国佛教的认识《国际汉学》第14辑（2006年05月）他乡夫子的飨宴《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德语区汉学历史的回顾与前瞻《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天职宁容袖手观感——雅斯贝尔斯的德意志身份认同《博览群书》第6期（2006年06月）Von Leibniz ueber Hegel zu Jaspers: Paradigmenwechsel der China-Rezeption bei deutschen DenkernIn: Einheit in der Vielfalt（2006年10月）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观——评社科文献新书《大哲学家》《西方学术界新动向——寻求新人道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报刊文章黑格尔：平庸化中国形象《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1月20日）大曲若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美学《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2月17日）中国停滞论的汉学遗产《中华读书报》（2006年02月22日）叙拉古情节：知识分子与权力的世纪之迷《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3月03日）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03月17日）重新理解德国汉学的艰辛与魅力《社会科学报》（2006年04月20日）留德学人在德国汉学中的地位——由《另一种西学》想到的《中华读书报》（2006年05月24日）心理分析大师眼中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华读书报》（2006年05月24日）以学术为志业《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07月18日）2007年编著《出使四国日记》 （2007年01月01日）《欧洲十一国游记》 （2007年01月01日）《新大陆游记》 （2007年01月01日）《西洋杂志》 （2007年04月01日）《漫游随录》（2007年04月01日）译著《21世纪的十诫——新时代的道德与伦理》（校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07月。《世界宗教寻踪》（译者之一），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04月。论文德国汉学史的分期问题及文献举隅《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02月）前汉学：十九世纪以前德国的传教士汉学《文化杂志》（2007年03月）两颗伟大心灵的碰撞－－纳粹专制前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交往《现代哲学》（2007年03月）德国汉学的滥觞及其在19、20世纪之交的发展《国际汉学》（2007年04月）论莱布尼茨、黑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对中国的认识－－德国思想家对中国认识的范式转换《文化杂志》（2007年06月）从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谈起《人文丛刊（第二辑）》（2007年06月）新世纪我们还需要西奈的法板吗？《21世纪十诫》后记（2007年07月）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简介《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07月）Das Konfuzius-Institut Düsseldorf an der Heinrich-Heine 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 - Gründung, Programm und Perspektiven （第二作者）《杜塞尔多夫大学年鉴》 Jahrbuch der HHU Duesseldorf（2007年12月）一位瑞士汉学家眼中的德国汉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访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冯鉄教授《国际汉学》（2007年12月）译文：欧洲近代初期的日本与中国观——对东亚陌生文化不同理解管道之比较《文化杂志》（2007年09月）论汉学及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文化杂志》（2007年12月）报刊文章清末学者赴欧看到了什么《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02月06日）斯人虽已没，后世有馀情－－写在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去世之际《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24日）2008年专著《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 （2008年06月）论文清水一片光照人——追忆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汉学研究通讯》（2008年02月）谈笑有鸿儒，交久道益新《文景》（2008年04月）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关于《华裔学志》的几点历史思考《寻根》（2008年04月）论民国时期德国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互动之理论基础《人文丛刊（第3辑）》（2008年06月）心火灭已，身得清凉——追思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教授《文景》（2008年08月）雅斯贝尔斯对孔子思想的认识《中德文化对话》（2008年09月）“学者不仁，以孔子为刍狗”《文景》（2008年10月）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现代哲学》（2008年11月）事如芳草，人似浮云——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笔下的杨丙辰和杨宗翰《寻根》（2008年12月）试论隋唐以前对西域来华佛教僧侣的汉语教学《或问》（2008年12月）报刊文章新世纪我们还需要西奈的石板吗？《中华读书报》（2008年01月23日）李零的“真孔子”：不时，不遇，不得志《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09月23日）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08日）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对谈中国文学史《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11月11日）接续自己的文化传统《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2月19日）2009年专著《世界汉语教育史》（编者之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编著Dein Bild in meinem Auge.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er im 20. Jahrhundert（《我眼中的你——20世纪中国人眼中的德意志》 德文版），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09月论文此心安处即吾乡——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东ァズァ文化交涉研究（别册4）》（2009年03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景》（2009年07月15日）汤若望笔下的明清之变——崇祯皇帝的末日、山海关之战以及大顺政权被逐出北京《文化杂志》（2009年08月15日）佛像之美《文景》（2009年09月10日）隋唐以前来华佛教认识的汉语学习小史《跨文化研究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0月雅利安人熊伟？——与熊伟先生的博士论文相关的几个问题《文景》（2009年11月10日）报刊文章由“东海西海”说起《中华读书报》（2009年09月30日）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谈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与顾彬对谈）《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2009年12月02日）2010年编著《跨越东西方的思考——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主编之一），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01月论文对谈《万象》（2010年02月01日）
世界汉学——《世界汉学》是目前国内汉学方面唯一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她的编辑部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编刘梦溪，副主编任大援。《世界汉学》是世界各国汉学家的园地，她同德、英、俄、美、日、荷兰、瑞典、葡萄牙、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汉学机构，有广泛联系，并有许多资深汉学家出任国际编委。《世界汉学》——办刊及其目的：是给关切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事实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各国汉学家，提供一个自由演说的园地，祈望以汉语的方式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沟通与对话，建构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为实现在21世纪的共同梦想而尽绵薄之力。世界汉学的刊首语是：“为了中国、为了过去与未来，为了东方与西方。”《世界汉学》是研究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和传统，交流汉学研究的经验，传递汉学研究最新讯息的资讯性、知识性、研究性、国际性的学术刊物。选题包括：l、研究与介绍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梳理传统，总结经验；2、介绍世界各国主要的汉学机构、汉学期刊和相关的出版物；3、推介世界各国著名的汉学家，包括介绍其生平、履历和学术成就；4、介绍和推荐不同历史时期具代表性的汉学著作、研究论文；5、介绍和交流各国汉学研究的最新资讯、学术动态；6、对世界各国汉学的传统、资源、观念、方法作比较研究；7、探讨世界汉学在21世纪的走向及发展前景展望；8、刊载与汉学相关的文物及机构、人物、刊物、著作的图版和书影。《世界汉学》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7—0028国内刊号为CN11-2604/G2国际大16开本每年出版2期，每期约30万字分别于5月、11月出版北京新源里西一楼B座《世界汉学》杂志社编辑者：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发行：世界汉学杂志社地 址：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美术设计：吕敬人梁毅凡排版制作：世界汉学编辑部世界汉学-创刊号-目录：世界汉学（第一期）World Sinology?( Contents of First Issue)【汉学新视域】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 （周勤）汉学与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变异的概观与评价（王铭铭）【日本汉学专页】汉学的临界点——日本汉学引发的思考 （孙歌）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 [日]代田知明日本文坛三闻人——近代日本儒学史主流派学者述评 （严绍璗）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与现代中国学部——访日本爱知大学加加美光行教授 （张萍 ）【法国汉学】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 [法]汪德迈 程艾兰法国20世纪对中国史的研究 [法]鲁林法国战后对中国占卜的研究 [法]马克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法]郭立英【美国与中国】中国史大师费正清 [美]钱金保理解过去的三个途径：——作为事件、经验和神化的义和团 [美]柯文【汉学史研究】古代汉学的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论述 （万明）十六世纪葡萄牙的中国观 [澳门]吴志良【汉学家】安特生在中国华北的考古活动 （张静河）艾兰博士的汉学研究 （张海燕）【人物与书评】关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些断想 （黄平）东西方汉学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 （余英时）《东西方汉学思想史》寄语 [日]三浦国雄为了法国与中国的文化因缘----译坛骁将耿升 （谢方）【汉学机构掠影】法国汉学研究所 （戴仁）海德堡大学汉学系 （萧瑟）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及其汉学研究（杨慧林）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在国古籍藏书 （沈津）日本与中国学有关的学会和研究会 [日]代田智明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 [日]绪形康【汉学研究动态】“现代中国文学场”国际研讨会 （荷兰）贺麦晓“中西文化关键词”计划 （任可）“海外汉学研究现状及其对策研讨会 （张西平）80年代以来国内汉学出版物一瞥 （任大援）（二）、世界汉学世界汉学，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世界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中国学，也称“中国研究”、“汉学”。国外对中国研究的统称。有广狭两义。广义指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艺术、语言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指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学。在现阶段，中国学的研究重心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世界汉学，研究对象：从世界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世界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世界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世界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世界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世界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世界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世界汉学，学科历史：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400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1）世界汉学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2）世界汉学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3）世界汉学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 》、《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4）世界汉学繁荣期（20世纪-现在）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1）、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2）、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该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3）、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相关词汇链接：国学：该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又称国故，可译“ GuoXue ”（音译）、“ Sinology ”(意译，指中国学， 汉学 ，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主要是根据胡适：“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化和学术成就，包括 历史 、 思想 、 哲学 、 地理 、 政治 、 经济 乃至书画 、 音乐 、 术数 、 医学 、 星相 、 建筑 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另外国学还指学府 ，如太学、国子监。国学也是一门学问，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20年代 始盛。简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学，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国故学：相对于洋学，而有国学，国故学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学、汉学。国学一个特点是概念模糊性。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是国学的外延。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中国学、汉学、汉族学）。狭义：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中国皠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标化和学术成就，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都是国学范畴。国学严格定义，目前为止，学界没统一界定。汉族学：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正面临着严峻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恢复和弘扬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有本民族特色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还要追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早日融入国际社会。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汉族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人口太多，生活太差，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经济或是文化上，汉族仍然属于弱势民族。不少汉人缺乏民族意识，对历史知之甚少，再加上当前社会思想衰微，学术陵夷，所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已是不绝如缕。因此提议，创建一门全新的学科——汉族学。汉族学的任务旨在研究汉族的过去、现状和将来。这将是一门涉及多个学术领域的交叉学科。大体可分三部分：汉族文化学：汉族社会学汉族未来学。文化学研究汉人的历史与文化，继承并利用先人的文化遗产，塑造当代汉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学专门研究汉人的身体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展示汉族的生存状况，指出问题，并研究解决办法；未来学给合国际形势，探讨汉族今后的发展走向以及在世界的地位等。中学：清末称中国传统的学术（区别于“西学”）。西学亦称“新学”。与“中学”相对。泛指西方文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特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成为当时先进人士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根据。
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十八世纪前，德国有些介绍中国知识的书，大多是天主教芳济各会的德国传教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汤若望（，1591─1666年）和基尔彻（，1601─1680年）。汤若望出生于贵族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德国古典教育。1911年起入罗马耶稣会的圣．安德雷奥修道院学习，钦佩利马窦和金尼阁在中国传教的经历。结业当上神甫以后，经葡萄牙到中国传教。1623年1月抵达北京。起先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赴西安传教。由于制造《时宪历》，修造天文仪器和武器，获得明清几朝皇帝的重视。明崇祯帝曾赐「钦褒天学」的匾额，清顺治帝曾赐「通玄教师」称号，官至一品。曾受诬入狱，获释后，病逝北京。汤若望居住中国四十余年，有《汤若望回忆录》3卷，记述有关中国传教事。基尔彻则在1667年出版了《图说中国志》，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宗教和风土人情。此书在十七世纪时曾在欧洲广泛流传。在1730年，拜尔（Bayer，1694─1738）也出版了《中国博物志》。这类传教士写作的书只是介绍中国的常识，并非有价值的汉学研究。
在1814年法国巴黎开设汉学课程时，德国的克拉普罗斯就参加了听讲。克拉普罗斯（Klaproth，1783─1835年），14岁时学习汉文，21岁时就在俄国的戈洛夫金赴华使团中担任翻译，还曾在恰克图学习蒙文和满文。1815年克拉普罗斯到达巴黎从事汉学研究。1828年，克拉普罗斯用法文翻译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1833年又以法文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道士的宗教》。可以认为，克拉普罗斯是德国汉学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开始有人专门写作有关中国道教的论著。
奥古斯特．普菲兹默尔（AugustPfitzmaier，1808─1887年）在1869至1885年间，先后在《维也纳科学院学术报告》上，发表了《道士的长生愿望》、《关于道教信仰的某些命题》、《中国道教学说的基础》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普菲兹默尔引用了不少唐代道士有关养生的著述。
传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1839─1899年）在1864年到达香港，1886年来到上海，在德国侨民中传教，并从事汉学研究。其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家思想研究的论文，被誉为「十九世纪最有造诣的汉学家」。1873年，花之安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宗教学导论》，1879年又出版了英文版。1884年和1885年，又出版了《道教》和《道教的历史性质》等德文的论文。
1881年，德国的汉学家加贝莱兹（Gabelenz，1846─1885年）在《中国报导》上发表了有关《庄子》、《文子》的论文和英文论文《老子的生平和教义》。1892年，德国的柏林大学开设了「东亚语言讲座」，由格鲁伯教授主持。
格鲁伯（Grube，1855─1908），在1897年至1899年间，曾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作过调查研究，其后曾发表了论文：《中国的宗教和祭祀》、《古代中国的宗教》等。他的《道教神话〈列仙传〉》，研究了作品的语言，还据此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说。格鲁伯研究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和「八仙」的形成，发表过《中国民间宗教对佛教的影响》、《厦门的中国民间之神》、《北京人对死之利用》等。格鲁伯最为有名的工作是，独立翻译了中国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前四十八回。德文本《封神演义》的后半部分翻译是由赫伯特． *** 完成的。
1912年，德国柏林大学正式开设了「汉语讲座」，负责这一讲座的是荷兰汉学家格鲁特（Groot，1854─1921年）。格鲁特原是负责印度的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后以研究中国的道教闻名于世。他在1892年至1910年间出版了《中国宗教大系》六卷，成为后世汉学家们必读的名著。1903年至190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宗教受难史》二卷，也成为世界汉学的名著。除此以外，格鲁特还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后来被翻译成为德文。
在柏林大学从事汉语讲座的德国学者还有弗兰克（Franke，1863─1946年）。弗兰克在1888年来华，在德国驻华使馆学习翻译。1890年以后担任译员和领事。1907年在德国汉堡大学任汉语教授，主持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座，后转任柏林大学。弗兰克的研究工作十分广泛，主要著作是《中华帝国史》（五卷本）。他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有《1900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和《1909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发表在1910年和1915年的《宗教学档案》杂志上。这项基础工作对于欧美学术界的中国宗教研究非常重要。1945年北京的德中学会出版了弗兰克的《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讲演和论文集》，其中就有他的道教研究的论述。继
弗兰克之后，福克（Forke，1867─1944年）也在来北京学习汉语之后，从担任译员起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1903年至1923年，福克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教授。1924年后，任汉堡大学中文教授，专事中国哲学研究。1939年，福克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出版，其中收有像：《中国的神秘主义》、《作为哲学家和炼丹家的葛洪》等等。德国的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
卫礼贤（Wilhelm，1873─1930年）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1897年来华后，一直在青岛活动传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后任德国驻华使馆的文学顾问。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研究所成立时，卫礼贤出任该研究所的中国语言教授。卫礼贤认为《老子》是一本「关于道德和生命」的书，而《庄子》则是包含着神秘主义的内容。除了上述道家书籍以外，卫礼贤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及其道教》、《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 ──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和《〈太乙金华宗旨〉译注》等等。《〈太乙金华宗旨〉译注》一书，还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年）作了〈序言〉，其后还出版了英文本。卫礼贤对于汉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
马克斯．韦伯（Weber，1864─1920年）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毕业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赖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的全部研究成果，汇编成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三卷。第一卷中包括有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就是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总框架之下，作为其对于世界宗教伦理研究的一部分。而对于世界格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又是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的补充。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为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决定力量。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的本意，是要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扛杆」。
不过，马克斯．韦伯并不懂得中文，他只是利用当时西方世界从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已经知道的一点点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有限的儒教和道教的书籍作为研究的依据。因此，马克斯．韦伯的汉学研究水平和中国知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
《儒教与道教》分为三篇。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分章论述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即：「城市、诸侯与神明」，「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血缘关系、农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第二篇「正统」，分章论述中国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 ── 儒教，即「士人阶层」，「儒教的生活取向」等等。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士人阶层「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价值体系就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第三篇「道教」，马克斯．韦伯依据的是格鲁伯的《中国人的宗教与文化》以及格鲁特的《天人合一论：中国之宗教、伦理、国家制度、科学的基础》。
韦伯认为道教受到儒教的排斥，在中国被视作异端。他说：「在士人与其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我们总是看到道教徒站在反对派一边」。韦伯提到道教天师张陵，称其后代「在汉朝衰微不安的时代，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其管理机构、税收与严格的强制性的政治纪律，并成功地与政治当局相抗衡」。韦伯注意到道教以儒教的异端的面目出现，道教起初作为士大夫的反对者出现，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韦伯认为道教和儒教尽管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同样信奉传统主义，因此，道教和儒教一样，同样不可能成为推动出现资本主义的「扛杆」。
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事实上并没有超出当时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和一般认识。韦伯称：「道教是一种绝对反理性的、坦率地说是一种非常低下的巫术性、长生术、治疗学与消灾术」。这种看法是二十世纪初欧洲有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背景的汉学家们的普遍的看法。因此，马克斯．韦伯有这样的说法是毫不奇怪的。他从宗教组织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不过是个巫师的组织。佛教，就其传入中国的形态而言，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那样的救赎宗教，而变成实施巫术与秘法的僧侣组织。因此，道教与佛教，至少对俗人而言，没有成为在社会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他从宗教教义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的教义虽然不同于巫术的粗陋和『普遍主义』的理论，但是，它并没有更理性地产生作用，也没有形成一种抗衡力量」。韦伯的分析，完全是以西方宗教作为参照的，于是，在韦伯的眼里只是一大堆巫术、长生术、治疗术以及消灾术等，尽管韦伯看到了道教属于俗人的宗教，而与儒教正统相对立。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的汉学家纷纷离德而去。其中就有卫礼贤之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卫德明出生于中国青岛，后在北京大学教德语，一直主持北京的德中学会工作。1948年赴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个帝国的历史》等。由于卫德明曾协助其父卫礼贤翻译《易》经的工作，因此，卫德明还著有《易》经译解，后被译成英文本，并以讲授《易》学闻名于世。其对于西欧的《易》学研究的影响保持至今。同时，厄克斯（Erkes）著有《道教的起源》和《道士的起源》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起初并不景气。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大学中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逐渐增加，汉学研究也逐渐恢复开展起来。不过，德国的汉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儒家和宋明理学，这与德国学术界的观念论传统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对道教的研究，既是战前对道教研究的继续，又是受到邻国法国的道教研究的影响。
沃尔夫冈．弗兰克（WolfgangFranke），即傅吾康，汉学家弗兰克之子。1937年来华，在北京的德中学会作研究工作。1950年回国，任汉堡大学教授，著有《明史书目题解》、《中国革命百年史》和《中国和西方》等。傅吾康的道教研究著述有：《「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变述评》和《林兆恩述评》等。
沃纳．艾科恩（WernerEichhorn），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宗教和道教都有不少研究，著述很多。其中有：《〈庄子〉第二篇中的道教思辨》、《孙恩叛乱和早期道教反叛概述》、《张角起义和张鲁政权考》、《太平和太平道》、《中国文化史》、《佛道二教在宋代的价值及其法律地位》、《中国的宗教》和《中国古代宗教和国家崇拜》等等。
约瑟夫．蒂尔（JosephThiel），以研究元史为主，著有元代的佛道论争的著作《元代佛道教之争》以及《〈庄子〉的认识论问题》和《〈道德经〉中道的概念》等。
沃尔夫冈．鲍尔（WolfgangBauer），即鲍吾刚，著有《黄石公研究》、《中国和幸福的探索 ── 中国思想史中的天堂和理想国》、《葛洪的内丹学说》和《今日台湾的中国石祖崇拜》等。
维尔茨堡大学的汉斯．施泰宁格（HansSteininger）教授，以研究关尹子和《文始真经》著称于世。1965年，他在维尔茨堡大学开设远东文献讲座，并创建了中国学研究所。1979年，与法国施舟人教授合作，参与了国际的《道藏》提要研究工作。另外，施泰宁格教授也是日本道教学会的国际会员，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有密切关系。1985年，在施泰宁格六十五岁生日时，曾出版了纪念文集《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共收有论文30篇，区分为道教、佛教、其他宗教和哲学等四个部分。其中有关道教的有：
战后的德国汉学家大多在法国或日本学习进修，有的就长期在法国或日本从事汉学研究工作，并且通常列在该国汉学家行列。例如：安娜．赛德尔就通常认作法国的汉学家。有的则在学成后归国，例如：巴德里安─胡赛因就是在法国的高等研究院学习研究道教的内丹学，并在1984年用法文发表了《灵宝秘法》的翻译与研究的博士论文。另外还有《吕洞宾的「沁园春」 ── 宋代的炼丹诗》、《北宋文学中的吕洞宾》、《道教：总论》和《内丹》等。胡赛因现在维尔茨堡大学任教。
Grube,《ReligionundKulturderChinesen》（1910） Groot,6vols,《TheReligiousSystemofChina》（1892-1910）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汉赋，无疑是古典文学中一种影响深远的体裁。 《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大师》）。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三种诗体，"赋"、"比"、"兴"是三种写作表现手法。在战国时期，"赋"还只是古诗的一种表现手法。"赋"与"比、兴"的比喻象征、托物起兴不同，"赋"是"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一种直白的表现手法。但有学者以为赋原来也是一种诗体，如章太炎先生在其《国学演讲录·经学略说》中提出："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不论赋前身是不是一种诗体，在后来赋成为一种文体，并在汉代领一时风骚，是无可置疑的。至唐时韩、柳发动"古文运动"，骈文逐步失去正统地位。这对赋有一定冲击，但宋后，赋依然是文人学士最喜欢采用的文体之一，主要是俳赋与文赋。 赋在先秦儒家荀子时便已是一种文体，《荀子》一书中已有《赋篇》，分别写云、蚕、礼、知、针五种事物。 刘勰指出"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可见赋是《诗》与《楚辞》演变而来，《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 赋到西汉时，已足以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乃至影响千年中国文学史。赋大致分为五种，也正是五个重要时期：西汉人将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视为赋体，没有一定的限制性，这称做楚辞体的骚赋；汉赋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体，韵散夹杂，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长的句子，汉赋喜堆砌词语，好用难字，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却被后人视为赋体正宗，也称古赋；六朝赋是东汉抒情短赋的变体，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齐，多为四言、六言拼偶组成，而又讲究平仄，通篇押韵，又称俳赋；唐宋又有律赋，题目，字数韵式，平仄都有严格限制；文赋是中唐以后产生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不刻意追求对偶、声律、词采、典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较自由，甚至大量运用散文的句式，文赋实际上是赋体的一种解放。静安所谓"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人间词话》），不外如是。 赋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屈平、宋玉、司马相如、杨雄、枚乘等人。 《汉书·艺文志》载：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其中宋玉之《风赋》、枚乘之《七发》、司马相如之《子虚赋》、东方朔之《答客难》、扬雄之《长杨赋》、班固之《两都赋》等等，无不是传世佳作。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 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辞与赋，作为两种文学体裁，都是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最先出现的。辞，即楚辞，汉代人用以称呼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创作。①赋，作为文体，初步形成于战国，而大盛于汉代，故有汉赋的专称。而战国时代与赋有关系的两个作家，也是楚国人，一个是荀子，②一个是宋玉。到了汉代，许多作家，兼擅二体，因而出现了“辞赋”并称的情况，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景帝不好辞赋”，《史记》亦有个别情况以赋称辞的，如《屈贾列传》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但总的说来，西汉虽“辞赋”并称，但二者的区分是清楚的，辞是指楚辞，赋是指赋体作品。刘向在编辑《楚辞》时，标准也是分明的，除收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外，宋玉只收《九辨》和《招魂》，而汉代人的作品，收的都是模拟楚辞的，如贾谊，不收《吊屈原赋》、《鹏鸟赋》，而收《惜誓》。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多次以赋称辞，并在《汉书·艺文志》中，把辞与赋混编在一起，统称为赋。他把先秦至西汉的辞赋分成四类，即所谓屈赋之属、陆赋之属、荀赋之属和杂赋。为什么这样分类，班固没有说明，前人对此有过一些推论，如刘师培在《汉书艺文志书后》中提出： 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讨论。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余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征材，旨诡而词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类之大略也。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日“屈原赋”，二日“陆贾赋”，三日“孙卿赋”，四日“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扬雄赋本拟相如，与屈原同次，班生以扬雄赋隶陆贾下，盖误也。） 刘、章二氏所论，着重阐述各类赋代表作家的基本风格，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似乎不能包括各类赋的全部，特别是把司马相如、扬雄分属两类，以现存的赋作来看，是不妥当的。章太炎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所论之末，指出这是班固的一个失误。我以为班固的失误在于把辞与赋这两种不同的文体混为一谈，不从文体的主要特点去把握，而仅就某些表象加以归类，势必造成混乱。从此以后，以赋称辞的有之，以辞称赋的亦有之，辞赋不分，辞赋混称。这种情况，对于研究文学源流、发展是不利的。 从文体上说，楚辞是诗，以抒情为主；赋，虽间有韵语，但就总体来说是散文，其最初当以叙事状物为主。文体的不同，与其各自来源有密切关系。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是在民间孕育、发展，而后在文人作家手中成熟，使其体制、表现手法臻于完善的。早期的诗，与民歌、音乐关系密切，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各篇就是周民族在各种场合配合音乐歌唱的乐章，其间原始的诗、歌、舞浑然一体的形态还有明显的迹痕。楚辞是在楚民族文化中形成的，与楚国人民特有的风习有着密切关系。屈原的《离骚》、《九章》是否可能合乐歌唱，前人已不能指出，但它们的“乱曰”、“少歌曰”、“倡曰”，可以证明它们的原型是具有合乐性质的。屈原的《九歌》则是在民间宗教歌舞基础上创作的祭祀乐章。楚辞来源于楚国民歌，许多楚辞研究者已多有论述，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赋与辞不同，它“不歌而诵”，不是由民歌发展变化而来的。它在民间的原始状态，现在没有直接材料可以证明，但我们可以从荀子的《赋篇》看出一些痕迹来。荀子作为战国时代的一位大思想家，许多研究者都指出，他重视通俗文学的功能，善于吸收民间文艺形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荀子》一书中的《成相》，就是作者采用当时流行在民间的劳动号子一类讴谣体而写成的。③而《赋篇》所要表现的是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是采用当时流行的“隐语”的手法写成的。隐语或称“庾辞”，是古代人对谜语的称呼。从文献材料看，在春秋、战国时期，隐语在诸侯各国宫廷中很流行，不少国君贵族都十分喜欢它，成为宫廷中娱乐的一种方式。隐语还和“歌诗”、“赋诗”一样，也用于外交场合，成为表达政治意图的一种手段。④值得注意的是从《史记》等记载来看，先秦至汉说隐语者，多为宫廷中的倡优，他们的地位很低，如《史记·滑稽列传》所记淳于髡，赘婿出身，其名曰髡，也许是受过刑罚的奴隶。这似乎可以说明隐语从民间流入宫廷的渠道。隐语（即谜语）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借助于隐喻和暗示的手段表现劳动人民对周围事物特征的认识，作为开发智力、测验智能的方法而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它委婉曲折，亦庄亦谐，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雅俗共赏，对人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它能进入宫廷，这一点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在制作隐语时，也将自己的是非观念、爱憎感情融入其中，“寓教于乐”，通过巧妙的寓意和影射，起着一定的讽谕、劝戒和教育作用，这与诗歌、散文那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荀子写《赋篇》正是看到了隐语的这些特点，才采用了这种形式。我们虽然不能由此得出赋来源于隐语的结论，但它们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承接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荀子的《赋篇》与后来的赋，在体制上有着许多不同，但正如刘勰所说：“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在这两点上，它奠定了赋的基本形体，为后来赋家所继承，发展。不仅如此，就是汉赋那种于篇末委婉致讽的作法，也是由荀子《赋篇》发展而来的，不过走了极端，以至造成“劝百讽一”、“欲讽反谀”的反效果。隐语以及后来的谜语，主要是描叙性的文字，大多是短小精悍的韵语，不过，这些韵语，只是为了便于记诵而已，与诗歌的为了歌唱不同。荀子的《赋篇》以描述为主，行文亦多韵语，是从隐语中转化而来的，但在《赋篇》的末尾附“佹诗”一首，“小歌”一首，表明它们与前面的文字不同，是诗和歌，可以歌唱，这从另一方面证明《赋篇》的主体是“不歌而诵”的。 辞与赋在文体上的不同，在宋玉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区分。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论述赋的起源时，在先秦时代，他提及了屈原、荀子和宋玉。以严格的文体要求，我以为屈原有辞无赋，荀子有赋无辞，而宋玉则是二体兼长的作家。据《汉书·艺文志》，宋玉有作品十六篇，其中《九辩》一篇，是楚辞体的作品，而其余传为他的作品，都是赋。⑤《史记·屈贾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从司马迁这一记叙，我们可以知道，尽管宋玉热爱屈原，但他并不是以其楚辞的创作而为当世所称道，而是以赋的创作知名于世的。他的作品与屈原所不同的，在司马迁看来是“莫敢直谏”，即不能如屈原在其创作中那样以强烈的爱憎感情，直率大胆地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以及对昏君佞臣的谴责和抨击。与“直谏”一词相对应的，还有“谲谏”一词，出自《毛诗·关雎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所谓“谲谏”，是指劝谏时，不直言其过失，隐约其词，使之自悟。宋玉的赋，虽然不是如荀子《赋篇》那样采用“隐语”的表现方式，但他在赋中使用各种比喻来描摹事物的特征，其手法与《赋篇》不无相似之处。作者讽谏的用意是有的，但表现得十分委婉含蓄，意在言外，这可以说是荀子《赋篇》进一步的发展，与汉赋已经很接近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联系有关宋玉的其他记载，如《韩诗外传》、《新序》等，可以知道宋玉出身寒微，虽为文士，而在楚国宫廷中的地位实际与倡优相似，常在国君左右，侍从游宴，调笑献媚，以求得国君的恩宠。文士的这种境遇，在西汉前期仍然如此，东方朔的言行，实可入《滑稽列传》；而枚皋有“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的感叹；司马迁也认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文士的这种境遇，使我们了解宋玉不可能写出象屈原的《离骚》、《九章》那样有强烈个性的抒情诗篇，而只能采用赋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在铺张扬厉的描述中，在似赞如颂的美辞中，极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认识。我们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辞与赋的区别，而且也进一步看到赋与隐语的关系。司马迁所说的“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不仅是对滑稽家的赞扬，也说出了先秦至汉代赋家写赋的苦心。 我们过去着眼于宋玉作为屈原的后继者，把屈宋并称，代表着楚辞的繁荣时代。那么，我们现在着眼于赋的形成和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荀子、宋玉及一些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尝试用赋这种文体进行写作，并使之逐渐趋于完善，因此我们也可以准于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两次把荀子、宋玉并提的论述，把荀宋并称，从而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与楚辞繁荣相重叠的另一个时代，那就是赋的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荀宋是赋这一文体的开拓者。 汉代是赋的成熟和全面繁荣的时代，赋成为两汉文坛的主要文学形式，故有汉赋的专称。汉赋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着变化和发展，不同的作家，也因为时代、经历和思想的不同，他们的赋作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色调，一个作家也因为创作动因不同，也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汉代赋家中也有的写有楚辞作品，所以汉代辞赋连称，有些作家被称作辞赋家。也正因为这样，在后世的研究者中才产生了辞赋不分，辞赋混称的情况。 作为汉赋的主体是汉大赋，即那些游猎、宫苑、京都赋。这类赋在篇章结构上多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抒情成分少，而以夸张的语言着重于铺叙和描写，行文中往往是韵散间出，或夹有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这类赋是沿着荀宋赋的路线演化变化而来，因适应汉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得到充分的发展。枚乘的《七发》已初步具备这类赋的体制，而到了司马相如手中达到了完善的境界，从此汉大赋一直以司马相如的赋为模式而持续到东汉末年。这类赋与楚辞作品区分明显，不存在辞赋混称的情况。 辞赋混称主要发生在后来人们对汉初兴起的述志抒情赋与汉代作家所写的楚辞作品的区分上。汉初文坛承楚辞创作的余绪，许多作家辞赋兼作，他们吸取了楚辞的创作精神，以楚辞的语言形式来写赋，用以抒发自己的情志，例如汉初著名作家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武帝以后，汉大赋虽然成为汉赋的主体，但许多赋家在写大赋的同时，也写有述志抒情的赋，如司马相加的《长门赋》、《哀秦二世赋》。这类赋与“写物图貌”的大赋不同，所以有人称之为“骚体赋”，有人也把它们归为楚辞一类。而对这些作家的楚辞作品，如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也有人称之为“骚体赋”。汉代作家的这两类作品，在精神上、形式上有相通之处，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先从什么是楚辞说起，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王逸认为楚辞除屈原所作外，还包括宋玉及汉人所作，但屈原和汉代作家的作品有所不同，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翼骚序》中说： 自汉以后，文师词宗，慕其轨躅，摛华竞秀，而识其体要亦寡。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旨矣。 据此，所谓楚辞，主要是指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作品，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楚辞的内涵和外延和屈原的作品几乎是相同的。宋玉虽是楚国人，但他的《九辩》，虽有自己志不得申的苦闷在，但正如王逸所说，他是闵惜屈原，以屈原的口吻，来叙说屈原的志向和遭遇。这是楚辞的一个变化，汉代作家所写的楚辞作品，都照宋玉的办法，不仅采用楚辞的形式，也模仿屈原的语气，代屈原去抒发那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情绪。虽然“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但由于时代、文化的变迁，个人的遭际不同，正如朱熹所说：“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楚辞辨证》）汉代作家的这类作品成就是不高的。而汉代作家写的骚体赋则不同，他们以赋名篇，表明他们认识到自己写作这类文体，与楚辞不同，并在写法上完全摆脱了代屈原立言的模式，而是以诗人自己的身分去抒发个人的感受。以贾谊为例，他的《惜誓》，是模拟屈原的作品，从这里看到汉代作家所作楚辞的特征。而他的《吊屈原赋》则完全以诗人自己的身分表达了对屈原的仰慕和同情，并于其中寄托了个人身世的感慨，感情是深切的。他的《鹏鸟赋》，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借物抒情，与楚辞的区别更加明显。武帝以后，骚体赋从未间断，虽然在形制和表现手法上有着不少变化和发展，但究其源流，贾谊的赋，无疑是汉代述志抒情的先声。 ①“楚辞”名称，不见于先秦文献，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 ②荀子，本赵国人，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后来楚，任兰陵令，著书终老于楚。 ③俞樾说：“此相字即‘舂不相’之相。《礼记·曲礼篇》：‘邻有丧，舂不相。’郑玄曰‘相谓送杵声’。盖古人于劳役之事，必为歌讴以相劝勉，盖举大木者呼邪许之比，其乐曲即谓之相。”（《诸子平议》） ④《国语．晋语》五：“有秦客庾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韦昭注：庾，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 ⑤现传为宋玉所作赋，《文选》录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古文苑》录有《讽赋》、《笛赋》、《钓赋》、《大言赋》、《小言赋》。以上各篇的真伪一直有争论，但《文选》所录各篇大体上还是可信的，至少非汉以后人所伪托。宋玉的楚辞作品，除《九辩》外，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招魂》亦宋玉作，建国以后，大多数学者皆认为是屈原所作。本文暂不涉及。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编辑本段]汉赋的结构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编辑本段]汉赋的类别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编辑本段]赋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汉代文体.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编辑本段]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朝鲜司译院“汉学”研究【内容提要】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其中“汉学”的地位非常重要。朝鲜司译院汉语教学非常重视发音的正确性。汉学以《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直解小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为教科书。 国内学者有关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汉语教学、所用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论著较少。相对来说，韩国和日本学者早已有所研究。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在《朝鲜语学史》[1]一书第五章“支那语学”中，对汉语研究史、汉语辞书、汉语读本、通汉语的学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2]一文，对司译院“汉学”的读本及其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韩国学者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3]一书，对朝鲜司译院“汉学”通事、所用书籍等进行了研究。 《老乞大》[4]和《朴通事》[5]是朝鲜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的主要教材。此二书不仅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重要史料，对元明时期汉语音韵史、元明时期与高丽、朝鲜的贸易往来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语言学界对《老乞大》、《朴通事》二书早已有所研究。杨联升的《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6]一文，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老乞大》的语法、语汇进行了研究。陈高华的《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7]一文，根据《老乞大》、《朴通事》所记载的高丽商人到元大都的沿途所见、贸易活动等情况，探讨了高丽与元代的经济文化交流。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原刊本《老乞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陈高华的《旧本<老乞大>书后》[8]一文，断定此书的成书年代为中国的元代末年。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としての旧本<老乞大>——钞と物价の记载を中心として》[9]一文，从旧本<老乞大>所记载的元代钞和物价的角度，探讨了此书所反映的元代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古屋昭弘的《<老乞大> 朝鲜中世の中国语会话读本》[10]一文，就旧本<老乞大>的日译本的情况等进行了介绍。 本文就朝鲜司译院“汉学”的设立、汉语教学、“译科”考试、“汉学”所用教科书等方面入手，初步探讨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情况。 一、司译院及其“汉学”的设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1]。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材的专门机构，有时也被称为“译学”。具有翻译学校的性质。司译院一开始只设“汉学”，后扩为“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四学”相当于翻译学校的外语系。《通文馆志》记载：“康熙丁未（1667）女真学改为清学”[12]，即自康熙六年（1667）开始“四学”又被称为汉、蒙、倭、清学。其主要变化在于女真语学改习满语[13]。 关于朝鲜司译院设置及沿革问题，《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1276）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14]。《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5]。 《通文馆志》则云，“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让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6]。《李朝实录》又记载，恭让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而“吏学”置于司译院[17]。 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者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18]。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19]。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20]，即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21]。 根据上述史料和学者意见，可知司译院这一术语在高丽恭让王时期就已出现。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所设置的通文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 可见，司译院这一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高丽忠烈王时期被称为通文馆、恭让王三年又被改为汉文都监。恭让王元年是否已被称为司译院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高丽时期的通文馆、汉文都监、朝鲜初期的司译院，设立之初，都是以教习汉语为目的的。 朝鲜太祖二年（1393）司译院初设之时只有汉学。后增设蒙、倭、女真学，共为“四学”。同书又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22]。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只令乡通事传语未便，请咸吉道居人内，择其女真及本国语俱能者三人，属於司译院，为野人馆通事，从之”[23]。可见，“蒙学”系于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倭学”是在太宗十四年（明永乐十二年，1414）设立，“野人馆”即“女真学”，增设于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 二、司译院汉语教学 朝鲜司译院汉、蒙、倭、女真学当中，“汉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四夷广记》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4]。可见明朝人知道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在明朝私修史书中有很多记录朝鲜王朝的篇章，如郑晓的《皇明四夷考》、慎懋赏的《四夷广记》等，其中附有少量的朝鲜语词汇。但明朝四夷馆自始至终没有朝鲜馆。故培养汉—朝鲜语翻译人材的任务是由朝鲜司译院承担的。朝鲜司译院“汉学”培养了不少通汉语的译官。据《译科榜目》记载，自1498年到1891年，朝鲜“译科”考试所录取的“四学”人员名单中，“四学”出身者总人数为2845人。其中“汉学”出身者为1858人[25]。 司译院“汉学”培养了许多精通汉语的翻译人员。这些译官在明与朝鲜互使、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朝鲜押马赴辽东的使臣当中，多为司译院“汉学”判官、译官等人。关于这一问题，《李朝实录》多有记载。 （一）、教授和生徒人数 朝鲜王朝时期，有不少人学习汉语。司译院“四学”中，“汉学”的生徒人数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朝鲜司译院“汉学”教授、生徒人数虽有一定额数，但在不同时期具体人数有所变化。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作了如下规定：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26]。朝鲜王朝设立司译院之初，“汉学”的教授、生徒人数并不多。教授也无品级，只提到给优厚的俸禄。 世宗时期（1419－1450），增加了“汉学”教授、生徒额数。《经国大典》记载，“汉学教授四员，二员文臣兼，为从六品；汉学训导四员，蒙学、倭学、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27]。同书又记，司译院生徒额数为80人，“汉学三十五人、蒙学十人、女真学二十人、倭学十五人”[28]。这应该是在京生徒额数。 这一时期，教授人数比太祖时期增加了一倍。世宗朝还规定教授的品级为从六品，并增加了十名训导。“汉学”生徒人数，由太祖时期岁贡1人，增加到35人。 成宗时期（1470－1494），“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通常不满。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徒八人。并令外方[29]每式年（详见后）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30]。这里，各道和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不清楚，但蒙、倭、女真学各道和外方选送的生徒人数是根据“汉学”例而定的，因此，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肯定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生徒[31]人数为156人，其中，“汉学：平壤、义州、黄州各三十；女真学：义州五、昌城五、北青十、碧潼五、渭源五、理山五、满浦五；倭学：斋浦、釜山浦各十、盐浦六” [32]。 《通文馆志》记载：“外方译学生191人，黄州、平壤汉学生各三十人；义州：汉学生三十人，女真学生五人；昌城、楚山、满浦、碧潼五、渭源女真学生各五人；北青女真学生十人；斋浦、釜山浦倭学生各十人；盐浦倭学生六人，以上出《经国大典》。“济州汉、倭学生各十五人，康熙辛亥（康熙十年，1671）译学卢尚迪时始置；巨济倭学生五人，康熙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译学金时璞时始置”[33]。 司译院除教授外，在京和地方设“译学训导”之职，主要掌管教训生徒之事。董明认为“译学训导”是朝鲜王朝为培养汉语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34]，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译学训导是一官职，而不是培养汉语人才的机构。 据《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设“汉学训导四员，蒙、倭、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35]。《通文馆志》记载：“训导十员，注为正九品，掌教训生徒，汉学四员，蒙、倭、女真学各二员”[36]。以上《通文馆志》记载出自《经国大典》，但与《经国大典》不同的是《通文馆志》清楚地记载了训导的职责是“掌教训生徒之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所设译学训导的情况是：“庆尚道设倭学训导二员、在黄海道设译学训导一员（黄州）、平安道设译学训导二员（平壤、义州），为从九品”[37]。 根据这段记载，黄州、平壤、义州等地所设译学训导是否属于“汉学训导”尚不清楚。《通文馆志》详细记载了黄州、平壤、义州等地的译学训导是汉学所派官员。“译学训导黄州一员、平壤一员、义州一员，注为汉学出身参上官差送”[38]。司译院外方官员名在原籍，分差外方，任满后回司译院。 根据以上史料，可见，司译院在京和地方所设译学训导的品级不同，司译院在京所设译学训导为正九品，在地方各道所派译学训导为从九品。 （二）、教学中对语音的重视 明与朝鲜之间的通用交际语为汉语。朝鲜半岛使用汉语言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汉语和朝鲜语的发音还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对司译院“汉学”生徒来讲，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是非常重要的。朝鲜世宗时期非常重视生徒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问题，故采取了奉使到中国学习、在司译院禁用本国语音等措施。 《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十五年（宣德八年，1433），‘欲遣子弟诣北京国学或辽东乡学，读书且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修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王其体朕至怀，召议政府六曹议曰：‘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子弟于义州，使之往来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语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39]。明朝给世宗的敕书中拒绝朝鲜司译院派生徒到北京学习汉语的请求，世宗招集大臣们商议，提出派生徒到辽东学习汉语，大臣回禀世宗“辽东是中国一方，发音不正”，认为让所选生徒仍然在司译院学汉语，等使臣出使明朝时再将他们送到北京学习汉语，这样循环反复，自然能通晓汉音。可见，朝鲜世宗时期，司译院的汉语教学以北京地区的语音为标准。朝鲜王朝世祖时期，规定司译院生徒“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从之”[40]。 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司译院都提调等认为，现今在司译院习华语者，入院不得已才学汉音。故而在司译院学华语，学十年不如到中国奉使数月。学汉音常用乡音（即朝鲜语发音），一天所学汉语还不如乡语的十分之一。这种习字与汉语的教学相分离的作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司译院提调官等对禄官、教授、各级官员以及汉学学生，作出了入本院须用所习语言，不得用乡语的规定。其规定如下：“每至院中，一禁乡语，上而师长、僚官相与应对，下而权知、生徒招呼应诺，一用汉语。大而公事议论，小而饮食起居，一用汉语”。并令常考察，若有人用乡语，予以处罚。“初犯，附过。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关刑曹论罪，禄官罢职，仍一年不叙前衔。权知，一年不许取才。生徒，随其所犯辄行棰楚”。[41] 司译院过分重视汉语的正确发音，在汉语教学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司译院学生过分追求汉语的正确发音只学语音，而不求理解其意。故司译院设置训导，用本国语音讲解其义理。 三、司译院“汉学”教科书 《李朝实录》、《经国大典》、《通文馆志》记载了司译院“译科”、“取才”“汉学”考试用书，这些书应是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所用教科书。但司译院“汉学”所用书籍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 （一）、司译院“译科”考试用书 朝鲜司译院选拔译官，须通过“译科”考试和取才两条途径。据郑光的研究，“译科”考试在礼曹实行，取才在司译院实行”[42]。 朝鲜时代的科举中，“译科”属于杂科。高丽时代的杂科包括“医业、卜业、地理业、明法业、明书业、三礼、三传、何论”[43]等，没有“译科”。 “译科”考试分为在京考试和乡试两种。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考试的形式，汉学采取“讲书、译语”两种形式。讲书有临文和背讲两种。临文是根据所学课本颂读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背讲是先背诵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译语是以汉语进行翻译。取才有临文[44]和写字两种形式。 《经国大典》记载： “译科”初试： 【额数】汉学二十三人（应是在京考试所取人数）；司译院录名试取汉学乡试黄海道七人，平安道十五人观察使定差使员录名试取。 【讲书】汉学“四书”临文、《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学》背讲。 【译语】汉、蒙、倭、女真学并翻《经国大典》临文[45]。 “译科”复试： 【额数】汉学十三人，本曹同本院提调录名试取。 【讲书】同初试 【译语】同初试[46] 《通文馆志》记载：“汉学八册《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以上三册背讲。初用《直解小学》，中间代以《伍伦全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翻《经国大典》以上五册临讲”[47]。将这段史料记载与《经国大典》的记载相比较，除《直解小学》被《伍伦全备》替换外，其它书籍没有变化。替换的具体年代尚不清楚。《经国大典》讲书所规定的“四书”既是《通文馆志》中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考期与科目规定为“每三年一次考试。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48]、汉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学、汉语者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49]。可见，司译院“译科”汉学考试用书中，“四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二）、司译院“取才”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汉学’五册。甲、丙、戊、庚、壬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背讲。《论语》临讲。《书传》、《通鉴》临讲。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三，《中庸》、《诗传》、《通鉴》。乙、丁、巳、辛、癸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第四，《孟子》、《书传》、《通鉴》。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一，《大学》、《诗传》、《通鉴》。‘汉学’取七人”[50]。这段史料证明，司译院“取才”“汉学”考试，与“译科”考试不同，规定不同季节或不同年份“四书”选其一作为考试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在“院试”考完之后进行。《通文馆志》记载：“嘉靖癸丑（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本院草记与华人交接之间，语言最先，文字居次，除常时所读书备数考讲，每二人作耦讲论华语，谓之院试”[51]。规定“院试得一分半以上者，许赴诸取才。而取才分数同者，以院试分数为先叙用。出受教辑录”。 [1]刀江书院，1940版，第556－580页。 [2]《朝鲜的日、汉、满、蒙语读本》，《东洋学报》第4卷第2号，1914年，第244－266页。 [3]汉城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第94－107页。 [4]《老乞大》载于元代汉语本《老乞大》，韩国，庆北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 [5]《朴通事》（上、中、下），国语国文学资料集第4辑，韩国，庆北大学院国语国文学研究室。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9本上册，1957年，第197－208页。 [7]《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5－60页。 [8]《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3－130页。 [9]《东洋学报》，第83卷，2001年6月，第101－130页。 [10]《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1期，日本株式会社好文出版，2002年3月，第268－272页。 [11]《经国大典》卷1，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10月，第79页。 [12]《通文馆志》卷1，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3]注：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即是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结束的年代。 [14]《高丽史》，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版，卷76，《百官志》。第2册，第563页。 [15]《李朝实录》卷4，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二年九月辛酉条。 [1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7]《高丽史》卷77，《百官志》。第2册，第572页。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让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药学于典仪寺；兵学于军侯所；律学于典法；字学于典校寺；医学于典医寺；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吏学于司译院”。这里只提到8个，其余2个应是乐学和译学。 [18]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19]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170辑，1999年，第30页。 [20]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第3页。 [21]小仓进平《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历史地理》第29卷，第5号，1917年，第564页。 [22]《李朝实录》卷28，太宗十四年十月丙申条。 [23]《李朝实录》卷33，世宗八年九月壬子条。 [24]慎懋赏《四夷广记》，收于《玄览堂丛书续集》，第88册。 [25]《译科榜目》，奎章阁本。 [26]《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27]《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职条，第82－83页。 [28]《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0－242页。 [29]“外方”应指京师以外的地方，其所属范围、及其与“各道”之间有何关系，尙有待于研究。 [30]《李朝实录》，《成宗实录》卷98，成宗九年十一月戊寅条。 [31]注：外方生徒是指在京生徒之外，在地方上的生徒。 [32]《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3－244页。 [33]《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原籍条，第11页。 [34] 董明《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85页。 [35]《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司译院条，第83页。 [3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第7页。 [37]《经国大典》卷1，吏典，条，第83页。 [38]《通文馆志》卷1，沿革，外任条，第8页。 [39]《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62，世宗十五年十二月壬戌条 [40]《李朝实录》，《世祖实录》卷3，世祖二年四月戊申条 [41]《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95，世宗二十四年二月己巳条。 [42]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43]（韩国）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44]注：“临文”的形式尚不清楚，有待于考证。 [45]《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初试条，第215－217页。 [46]《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复试条，第218页。 [47]《通文馆志》卷2，科举条，第14页。 [48]“吏文”，是指鲜对中国的外交文书中所用的汉文。 [49]《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50]《通文馆志》卷2，劝奖，禄取才条，第16页。 [51]《通文馆志》卷2，劝奖，院试条，第15－16页。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韩国研究汉字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他们就开始接受、学习汉学。但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汉学的发展出现停滞。1948年韩国制定《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禁止公开使用汉字，汉字研究也受到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韩国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加，研究兴趣也逐渐提高。到了1980年各个大学纷纷设置了中语中文学科，教授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学等多种课程。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中国语言学研究以及汉语教学进一步得到重视， 汉字也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面我们对近20年（1980年至2000年）韩国关于汉语、汉字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具体介绍目前韩国对汉语、汉字的研究状况。一、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 从韩国国会图书馆的学位目录索引中，我们共收集了396篇有关汉语、汉字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1980－2000年）。其中80年代(80-89年)的论文共115篇，占论文总数的29%，90年代（1990-2000年）的论文共281篇，占论文总数的71%。可见，90年以后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有了明显的增多。396篇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353篇，占总数的，博士学位论文43篇，占总数的，在数量上硕士学位论文多于博士学位论文。可是从论文的增长率来看，博士学位论文的增长率比硕士学位论文高。硕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5篇，90年代248篇，增加到倍；博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篇，90年代33篇，增加到倍。以上数据用图表显示如下：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总 数 %80年代（80-89） 105 10 115 29%90年代（90-2000） 248 33 281 71%总 数 353 43 396 100%比 例 100% 100%我们再把论文根据其内容分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计算机应用及其他六种类型。语音类包括音韵学和语音学，计算机应用类包括计算机编码、识别和应用等，综合性研究等归为其他类。列表如下：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 算 机 其 他80年代 15 26 18 37 12 790年代 28 77 77 45 30 15总 数 43 103 95 82 51 22比 例 26% 24% 从以上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哪一类领域，90年代研究跟80年代研究相比都有量的提高。总体来看，语法研究为数最多，共103篇，占总数的26%，其次是词汇研究95篇，占24%，下面依次为文字研究82篇，占，计算机应用研究51篇，占, 语音研究43篇，占, 其他研究22篇，占。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词汇研究(倍), 其次是计算机应用研究(倍), 再次为语法研究(3倍)。二、韩国的汉语研究韩国开设中国语言学和文学专业的大学很多。据统计，以中语中文学科为学科名的大学就有51所。其中开设博士课程的有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等8所大学。大学博士课程分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两个专业，一般学生愿意读中国文学专业，现在学习中国语言学专业的学生逐年增加。前面列出的数据是对汉语、汉字研究的总的统计结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是要区分的。汉语研究是中文学科的研究范围，而汉字作为韩国语的一部分，基本上属于韩国语国文学科的研究范围。从汉语角度研究汉字的论文，396篇论文中有8篇, 90年以后论文中仅出现1篇。韩国的汉字研究下面另作介绍，在这里先介绍韩国汉语研究。396篇硕博学位论文中汉语研究论文共有164篇，占总数的。这些论文按年代和内容分类如下：2语音 语法 词汇 文字 计算机 其他 合计80年代 0 24 2 7 0 0 3390年代 20 68 24 1 3 15 131合 计 20 92 26 8 3 15 16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汉语研究跟汉字研究的总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90年代研究远远超过80年代，而且数量上语法和词汇的研究比较多，131篇汉语研究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111篇，博士学位论文20篇。其中研究古代汉语的有12篇，研究现代汉语的有119篇。现代汉语研究明显多于古代汉语研究。另外，还有11篇是关于中韩语言对比的论文。韩国汉语研究的内容相当广，研究方法上基本采用传统语言学方法，部分论文采用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汉语语音方面，主要研究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的系统，历史变迁以及与韩语的对应关系。其中对上古音、中古音的音韵研究占一定的比例。词汇方面有词汇系统研究、构词研究、同义词研究、新词研究、熟语研究、中韩词汇对比研究，还出现了对色彩词、电脑用词方面的研究。跟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语法研究论文数量多，内容也丰富，从句子成分的研究到词类研究，以及各种句式的研究都有涉及。而且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从整体的研究转入到个别副词、助词的研究。中韩语法对比研究也有，但为数不多。文字研究和计算机应用研究目前还很少。此外，还有不少论文涉及汉语教学、教材研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7篇论文讨论了关于高中汉语教学和教材问题。据了解，韩国有些高中开设第二外国语，第二外国语有5种：中国语、日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据1992年韩国教育部统计，开设二外的高中里，选择中国语为第二外语的学校达一百个。这种变化将使汉语在韩国的地位大有提高。三、韩国的汉字研究汉字在韩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中韩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汉字在韩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光复以后，近50年来韩国未进行汉字教育。目前韩国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人基本上属于"韩文一代"。从对小学教师汉字词能力的实况调查来看，25岁到2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55分，30岁到34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49分，35岁到3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是63分（40-44岁：71分，45-49岁：77分，50-54岁：87分）。再看1992年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结果，其平均分数也很低，是分。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是从初中、高中汉文教育用汉字1800字中选最基本的1000个汉字进行的。此次调查中发现写错自己学校名的大学生有53%，写错自己学科名的大学生有54%（如，"行政"写为"行正"）。难怪有些国家已经不把韩国列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1948年韩国为了纯化国语制定了《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但是韩国语词汇中占70%的汉字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尽管国家法令上禁止公开使用汉字，学校的语文政策却根据法案的规定，在"韩文专用为原则，必要时并用汉字"的原则下进行了汉字教育。可是随着韩文与汉字之间的争论，语文政策也跟着反复变化。例如，1968年国家发布总统令删除了中小学课本上的汉字，1973年中学教材又重新使用汉字。1972年汉文被定为初中的必修课编入正规教育课程，1995年又把它改为选修课。政策的不稳定给汉字教育带来了混乱，各学校和教师对汉字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每个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选用不同的教材，任意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其教育参差不齐。这在大学生汉字评估中也体现出来，大学生汉文教育用汉字的评估中最高分数是100分，最低分数是8分，整体上很不均匀。韩国政府终于意识到汉字的必要性。1999年2月9日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总统令，批准了文化与旅游厅的一项计划，推进中文和英文在道路牌和政府公文中的使用，打破了韩国近五十年来使用汉字的禁令。目前，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等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积极开展推进汉字教育的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韩国每年进行两次汉字能力测验，全国有一百来个考点，参加人数随年剧增，参加考试的有5岁小孩也有80高龄的老先生。在社会各界强烈的要求下，根据16521号总统令，1999年8月起韩国公文和新发的身份证姓名开始并用汉字。他们进一步主张从小学开始进行汉字教育，把汉字作为小学课程的正规课目来教，进而把汉字教育反映在大学高考上。主张汉字教育的人很多，但主张韩文专用的势力也不小，韩国要把汉字教育落实到小学正规课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下面是近20年来韩国对汉字、汉字词研究的统计结果。在韩国，汉字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以汉字词的形式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把汉字与汉字词的研究都给包括进来了。这些学位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界还是很重视汉字以及汉字词的教育的。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算机 其 他 总 数80年代 15 2 16 30 12 7 8290年代 8 9 53 44 36 0 150总 数 23 11 69 74 48 7 232比 例 100%研究汉字、汉字词的232篇硕博学位论文中，语音方面，8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汉字词的音韵研究，包括汉字词音韵的体系、音韵变化等；90年代的语音研究主要涉及常用汉字词的长短音、音和训等方面的研究。汉字词是韩语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论文单独考察其语法功能，所以语法方面的研究极其有限，仅有几篇关于汉字词动词比较、汉字词副词比较等方面的论文。词汇研究相比之下较为多一些，共有69篇，占总数的，有汉字词的习得研究、汉字词的构词研究、类义汉字词研究、复合汉字词研究、借用汉字词研究、汉字词的指导方法研究、中韩汉字词比较研究、汉字词的词频研究、科学用语研究等等，其中汉字词的类义与构词的研究比较多一些。汉字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有关汉字教育方面的研究、汉字指导与教育、基础汉字选定、教育用汉字的字义研究以及代表训研究、汉字书写指导，通过游戏、图画、书法、计算机网络的汉字教育等。计算机应用方面，主要是韩语的汉字转换处理汉字识别，汉字频率调查研究、计算机处理用汉字字符研究、机器翻译、系统汉字词以及未登录词处理等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语文政策，汉字教育政策，教材分析方面的研究。学位论文中有关汉字、汉字词的，从教育方面研究的比较多，共有53篇，其中：小学教育20篇，初中教育9篇，高中教育16篇，其他难以分阶段的研究17篇。这说明韩国还是很重视汉字、汉字词教育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上，韩国国内对汉字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没有达到共识。目前，韩国的汉字教育仍是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外的汉字学堂还在教《千字文》、《四字小学》、《训蒙字会》8等古文。课堂汉字教学也很随意，有些教师用过去的习字课本，有些教师利用报纸，有些教师用自编教材，汉字教学还未进入系统教育。鉴于以上情况，1995年汉城初级汉字研究会制定出了"小学用汉字"，根据这一标准翌年出版两种小学汉字认可图书，但是目前汉字教育不属于国家教育经费范围，这些书无法免费提供给学生，在各学校内得不到普及。尽管韩国国内主张韩文专用和主张汉字教育两派之间的争论还在进行，汉字教育的必要性还是越来越显著。当然，对汉字教育的内容、方式、学习量以及教学法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上通过对近20年来韩国硕博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了解了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状况。总的来说，韩国的汉语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也更加深入；汉字研究方面，汉字教育是汉字研究的重点，但目前很难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认同。
中国的附属国
. Paper title: Chinese phonetic teaching case studiesIn South Kore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 for example elementary Chinese cram school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phonetic teaching is a crucial part, if speech base play well, it will affect the whole Chinese language paper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teaching experience to carry out case studies of Chinese phonetic 2010 September to December, the author in busan yanjing Chinese college internship, the professor of 22 Korean zero point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most South Korea,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0 start learning Chinese speech is very difficult, and often produce phonetic, so in order to help South Korea zero point it easier for students, the more accurately mastering Chinese speech, the author has been related on the field observation and record the method to case studies, each chapter 22 Korean zero recorded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nalysis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students might create a errors of reason, in the final chapter of forward an effective teach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22 zero starting point when students learn Chinese phonetic pronunciation errors, the existence of a major is:(1) initials aspects: after ChunChiYin f, tongue zh, ch, sh sound, r.(2) finals aspects: single vowels o, e, u, after finals uo, ue, ou, BiYunMu the Ian, uan, the UN.(3) tone aspects: yangping and shang tone, "a" liaison tone-variation and rising even read the YangPing tone to the survey results, the concrete analysis of produce the main cause of pronunciation errors in South Korea,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eaching students 0 : South Korea zero point students Chinese phonetic teaching countermeasures case analysis
2021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小米董事长雷军提交《关于运用智能技术帮助老年人更好融入数字生活的建议》。具体包含以下四方面：
一、推动老年人数字化服务尽快纳入国家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建议有关部门制定技术适老化的中长期目标规划，明确重点建设方向和发展阶段，加大配套资金投入，推动各级公共数字平台及服务体系率先完成适老化改造。优先解决老人网上预约、交通出行、智能扫码等涉老高频服务事项，推动老年人生活应用场景的适老化开发全面落地。
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重点引导老年人智能应用高频领域相关企业积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健全法律法规，做好老年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工作。
二、指导建立智能技术适老化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智能技术适老化标准体系，同类产品适老程度参差不齐，软硬件产品适老化改造不同步、不匹配，严重影响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使用体验。建议有关部门制定智能技术适老标准的总体要求，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群策群力，共同建立专项标准体系。
三、推动智能技术适老场景与新兴业态融合发展
引导技术适老与智能家居、智慧社区、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新兴业态融合发展，以产业引导为抓手，牵引智能技术适老化的应用推广。例如，加强老年人智能家居数据与智慧社区数据的联动，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快速响应主动需求，及时准确识别被动需求（例如，摔倒、火灾、煤气泄漏等），提升社区老年人帮扶服务的统筹与管理能力。
四、引导和鼓励全社会共同助力智能技术适老的宣传推广
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的适老化发展，既能提高老年人数字生活体验，又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举措，还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深入开展。
建议在技术适老建设过程中，加大全社会的宣传力度，鼓励企业和公益团体有针对性地开发学习教程；鼓励社区、村（居）委会、老年大学、老年协会等为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提供培训和辅导；对在智能技术适老化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在加强智能技术建设和应用的同时，还要保留各项传统服务手段和方式，做好老年人兜底保障工作。
扩展资料
专家对于雷军建议的看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雷军代表关注科技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建议，很有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希望雷军代表和小米公司开发简易便捷的老年人体能评估技术，协助政府决策；以及开发活力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信息技术，助力建立有活力的老龄社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南方分院（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CCSA TC9 WG1工作组长肖雳认为，雷军代表的建议关注到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根据适老化标准，对软硬件产品整体进行“适老性”设计开发，通过应用反馈迭代产品，能很好的解决老年人在各种场景中使用智能产品的切实困难。
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网络，是我国的新兴战略产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下面是我精心推荐的关于物联网技术的论文，希望你能有所感触!
【摘 要】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网络，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都互联成网。物联网技术是当今的前沿技术，是我国的新兴战略产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物联网技术目前处于起步阶段，但各国都十分重视并作为战略产业来研究和发展。本文从物联网的由来、物联网的特征、物联网的类型、物联网的组成等四个方面来探讨物联网技术。
【关键词】物联网;特征;组成;关键技术
一、物联网的由来
物联网的概念最早于1995年出现在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书中，在该书中比尔盖茨已经提及了Internet of Things的概念，只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99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造性地提出了当时称为EPC系统的“物联网”的构想;199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明确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提出了物联网就是将所有物品通过射频识别(RFID)等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相连，能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的网络。2005年11月，国际电信联盟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峰会上发布了《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正式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
2009年11月，温家宝发表了《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我国要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键技术，及早部署后IP时代相关技术研发，使信息网络产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迈向信息社会的‘发动机’”，从而物联网作为我国的新兴战略产业。
物联网就是在计算机互联网的基础上，利用射频识别、传感设备和无线通信等技术，构造一个覆盖世界上万事万物的“Internet of Things”; 即英文名称为“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在这个网络中，物品能够彼此进行“交流”，而无需人的干预。其实质是利用RFID等技术，通过计算机互联网实现物品的自动识别和信息的互联和共享。
二、物联网的特征
(1)网络化：网络化是物联网的基础。不论是有线、无线还是专网来传输信息，都必须依靠网络，而且必须与互联网相连，这样才能形成完全意义上的物联网。(2)互联化：物联网是一个包含多种网络、接入、应用技术的大集成，也是一个让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进行交流的平台;与互联网相比，物联网具备更强的开放性，应能够随时接纳新设备、提供新的服务与应用，即物联网具备自组织、自适应能力。(3)物联化：计算机和计算机连接成互联网，实现人与人之间交流。而物联网是实现人物相连、物物相连，通过在物体上安装传感器或微型感应芯片，借助计算机网络，让人和物体进行“对话”和“交流”。(4)感知化：物联网离不开传感设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正如视觉、听觉和嗅觉器官对于人的重要性一样，它们是物联网必不可少的关键设备。(5)自动化：物联网通过传感器设备自动采集数据;根据事先设定的处理规则，利用软件自动处理采集到的数据;自动地进行数据交换和通信;对物体实行自动监控和自动管理。一般无需人为的干预。(6)智能化：物联网融合了计算机网络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微处理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等，从它的“自动化”、“感知化”等特点，已能说明它能代表人、代替人“对客观事物进行合理分析、判断及有目的地行动和有效地处理周围环境事宜”，智能化是其综合能力的表现。
三、物联网的组成
物联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子系统，有些物联网可能只包括了这些子系统中的一部分。
(1)电信网络：物联网的信息传送与日常使用的文字、语音、图片、图像传输相比，有其独特的地方，物联网中的信息传输大多是小数据量和特大数据量的传输。小到每月只发送几bit，如电力抄表;大到持续发送大幅图像，如交通监控，而中等数据量的信息传送却不多见。这就对通信网络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推出新的通信标准和新的接入技术，以适应物联网各种通信的需要，实现物联网的高效通信。现有的通信网络主要有电缆、光纤、无线电、微波、卫星、蓝牙、红外、WiFi、移动通信等。(2)传感器：传感器可以把一些物理量的变化变为电信号的变化，收集信息，做出响应。例如麦克风和喇叭就是一对语音传感器。传感器可以是声、光、电、重量、密度、硬度、湿度、温度、压力、震动、速度、图像、语音等。(3)电子标签：电子标签用来标识物联网中的各物体。现有的电子标签主要有RFID、条形码、二维码、IC卡、磁卡等。(4)数据处理：物联网通过传感设备所采集到的数据，必须经过计算机软件进行处理，才能满足用户不同的需求，实现各种目的。这些数据处理往往包括汇总求和、统计分析、阀值判断、数据挖掘和各种专业计算等。(5)报警系统：传感设备所采集到的数据信息可能需要直接报警或者经过计算机软件处理后报警，报警形式主要有声、光、电(电话、短信)等。(6)显示系统：传感设备所采集到的数据信息可能需要直接显示或是经过计算机软件处理后显示出来，常见的显示形式有文字、数字、图形、表格等。
四、物联网的关键技术
(1)感知与标识技术
感知和标识技术，负责采集现实中发生的事件和数据，实现外部信息的感知和识别，是物联网的基础，如传感器、无线定位、射频识别(高频、超高频)、二维码等。
(2)网络与通信技术
网络是物联网数据传递和服务支撑的最重要基础设施，通过人物互联、物物互联，实现感知信息高可靠性、高速度、高安全地传送。物联网的实现涉及到近通信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近距离通信技术主要涉及RFID，蓝牙等，远程通信技术主要涉及互联网的组网、网关等技术。包括短距离无线通讯(zigbee、蓝牙、WiFi等)， 低功耗无线网络技术，远程网络、多网络融合等。
(3)计算与服务技术
海量感知信息的计算与处理是物联网的最重要支撑，服务和应用则是物联网的最终价值体现。
海量感知信息的计算与处理技术是物联网应用大规模发展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需要攻克海量感知信息的数据挖掘、、数据融合、高效存储、并行处理、知识发现等关键技术，研究物联网“云计算”中的虚拟化、智能化、分布式计算和网格计算等技术。其核心是采用云计算技术实现信息存储和计算能力的分布式处理和共享，为海量信息的高效利用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服务计算。物联网的发展必须以应用为导向，在“物联网”中，服务的内涵得到了革命性的扩展，不断涌现出大量的新型应用将导致物联网的服务模式与应用开发受到巨大挑战，面临着许多机遇，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技术路线势必制约物联网应用的创新。为了适应未来应用环境的变化和服务模式的变化，必须研究针对不同应用需求的标准化、开放式的应用支撑环境和服务体系结构以及面向服务的计算技术等。
(4)管理与支撑技术
随着物联网应用以及网络规模的扩大、支撑业务的多化化复杂化和服务质量的高要求，影响物联网正常稳定高效运行因素的越来越多，管理与支撑技术是保证物联网“安全高效可控”的关键，包括测量分析、网络管理、物联网标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必须研究新的高效的物联网管理模型与关键技术，用来保证网络系统正常高效稳定的运行。
参考文献：
[1]物联网导论(第二版)，刘云浩主编，2013年8月，科学出版社
[2]物联网基础及应用，王汝林主编，2011年10月，清华大学出版社
[3]物联网技术导论，张飞舟主编，2010年6月，电子工业出版社
[4]物联网的由来与发展趋势， 吕廷杰， 2010年4月，信息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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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网络形式,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正在探索过程中.本文介绍了物联网的概念,给出了基于智能物体层、数据传输层、信息关联层、应用服务层的物联网四层体系架构,最后探讨了物联网在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关键词：物联网,RFID 一、概念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这个概念最早由麻省理工的Auto-ID中心在1999年提出,其基本想法是将RFID和其他传感器相互连接,形成RFID架构的分布式网络. 欧洲委员会[1]提出“物联网是未来因特网的综合部分之一,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动态的全球网络基础.基于标准的和互操作的通信协议,无论物理的还是虚拟的“物”均有身份、物理属性和虚拟特质,具备自配置能力且使用智能接口,可以无缝地集成到信息网络中去.” 本文认为,物联网实质上是将真实世界映射到虚拟世界的过程：真实世界中的事物,通过传感器采集一定的数据,在虚拟世界中形成与之对应的事物.“相关物体可能在虚拟电子空间中被创造出来,源于物理物体空间,且与物理空间的物体有关联.”[2]传感器采集到数据的详细程度,将影响到该事物在虚拟世界中的抽象程度.在虚拟世界中,对该事物最简单也最重要的描述是物体提供了一个ID用于识别（如使用RFID标签）,最详细的描述则是真实世界中该事物的所有属性和状态均可在虚拟世界中被观察到.进一步的,在虚拟世界中对该物体做出控制,则可通过物联网改变真实世界中该物体的状态.对于一个真实的事物,其所需的各种应用与操作,只需在虚拟世界中对与之对应的虚拟事物进行应用和操作,即达到目的. 这样将会对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实地实时监测和控制一个事物的成本是高昂的,通过物联网,所有事物都将在虚拟世界中被找到,以较低的成本被监测和控制,从而实现4A（anytime, any place, anyone, anything）[3]连接.虚拟世界提供了对所有事物的实时追踪的可能,所有的信息都不是孤立的,这将为各种海量运算和分析提供了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信息源.真实世界存在于某一时刻,而当物联网发展到能将真实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映射到虚拟世界中时,无数个某一时刻的世界汇集起来,在虚拟世界中将形成一个可以追溯的历史,如同过去以纸质保存历史事件的发生,将来将以电子数据对所有事物进行全息描述的形式存储世界的历史. 二、体系架构 目前, 物联网还没有一个广泛认同的体系结构,最具代表性的物联网架构是欧美支持的EPCglobal和日本的UID物联网系统.EPC系统由EPC 编码体系、射频识别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3 部分组成.UID 技术体系架构由泛在识别码(uCode)、泛在通信器、信息系统服务器、和ucode 解析服务器等4部分构成.EPCglobal 和UID上只是RFID 标准化的团体,离全面的“物联网”体系架构相去甚远. 美国的IBM公司在2008年提出“智慧的地球”这一与物联网概念相近的概念,并提出通过INSTRUMENTED,INTERCONNECTED和INTELLIGENT这三个层面来实现智慧地球.在文献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物联网体系架构. 1、智能物体层：通过传感器捕获和测量物体相关数据,实现对物理世界的感知.同时具备局部的互动性,需要一定的存储和计算能力. 2、数据传输层：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实现无缝、透明、安全的接入,提供并实施编码、认知、鉴权、计费等管理. 3、信息关联层：通过云计算实施对海量数据的存储和管理、数据处理与融合,屏蔽其异质性与复杂性,形成一个与真实世界对应的虚拟世界. 4、应用服务层：从虚拟世界中提取信息,提供丰富的面向服务的应用.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医疗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数据由底部的传感器通过网络到达应用服务层面,而实际上,在服务应用层面,各个中心、用户可以反向的通过网络由执行器对物体进行控制. 在该体系结构中,感知层面的各种传感器、执行器都是具体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会不断升级,新设备不断引入物联网.而服务应用层的各种需求也是不断提出的,并不是一层不变的.若是每个具体的服务应用和传感设备都形成一个独立的网络,最后可能形成许多套特殊的网络,这不利于推广和不便于维护.因此这需要物联网的网络层有一定前瞻性,物体设备层可以变化,服务应用层可以变化,但它们都是通过一个普适的网络进行连接,这个网络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三、面临的挑战 1、统一标准 物联网其实就是利用物体上的传感器和嵌入式芯片,将物质的信息传递出去或接收进来,通过传感网络实现本地处理,并联入到互联网中去.由于涉及到不同的传感网络之间的信息解读,所以必需有一套统一的技术协议与标准,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互联上,而不是传感器本身的技术协议.现在很多所谓的物联网标准,实际上还是将物联网作为一种独立的工业网络来看待的具体技术标准,而应对互联需要的技术协议,才是真正实现物联网的关键. 2、安全、隐私 在物联网中所有“事物”都连接到全球网络,彼此间相互通信,这也带来了新的安全和隐私问题,例如可信度,认证,以及事物所感知或交换到的数据的融合.人和事物的隐私应该得到有效保障,以防止未授权的识别和攻击.安全与隐私这个问题,是人类社会的问题,不论是物联网还是其他技术,都是面临这两个问题.因此,不仅要从物联网内部的技术上做出一定的控制,而且要从外部的法规环境上作出一定的司法解释和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1. Commission, ., Internet of things Strategic Research Roadmap. 2009. 2. CASAGRAS Final Report: RFID and the inclusive model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 2010. 3. ITU Internet Reports 2005: The Internet of Things. 2005, I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