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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点，你了解中国的家庭主妇吗？其次，你了解日本的家庭主妇吗？家庭主妇的概念是什么？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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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の节句端午（たんご）は节句の一つで、现在は5月5日である。五节句の一つであり、端午の节句とも呼ばれる。そもそもは旧暦5月5日に祝われたが、今日の日本ではグレゴリオ暦（新暦）の5月5日に行われ、旧暦や月遅れの6月5日に少ないながら一部地域では行なわれている。日本では端午の节句に男子の健やかな成长を祈愿し各种の行事を行う风习があり、国民の祝日「こどもの日」になっている。尚、中国语圏では现在も旧暦5月5日に行うことが一般的である。菖蒲の节句ともいう。端午の意味 [编集]旧暦では午の月は5月にあたり（十二支を参照のこと）、この午の月の最初の午の日を节句として祝っていたものが、のちに5が重なるこの月の5日が端午の节句の日になったという。「端」は物のはし、つまり「始り」という意味で、元々「端午」は月の始めの午の日のことだった。後に、「午」は「五」に通じることから毎月5日となり、その中でも数字が重なる5月5日を「端午の节句」と呼ぶようになったともいう。同じように、奇数の月番号と日番号が重なる3月3日、7月7日、9月9日も节句になっている（节句の项目を参照のこと）风习とその由来江戸时代の节句の様子。左からこいのぼり、纹をあしらった帜（七宝と丁字）、锺馗を描いた旗、吹流し。『日本の礼仪と习惯のスケッチ』より、1867年出版五月人形の段饰り（昭和初期）兜の饰りものこの日を端午とする风习は、纪元前3世纪の中国、楚で始まったとされる。楚の国王の侧近であった屈原は人望を集めた政治家であったが失脚し失意のうちに汨罗江に身を投げることとなる、それを知った楚の国民たちはちまきを川に投げ込み鱼达が屈原の遗体を食べるのを制したのが始まりと言われている。しかし後汉末の応劭による『风俗通义』では端午と夏至にちまき（古代には角黍と称した）を食べる习惯が记録されているが屈原との関系には一切言及されておらず、また南朝梁の宗・による『荆楚歳时记[1]』には荆楚地方では夏至にちまきを食べるという记録が残されるのみであり、ちまきと屈原の故事は端午とは元来无関系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この他に夏殷周代の暦法で夏至であったという说、呉越民族の竜トーテム崇拝に由来するという说、5月を「悪月」、5日を「悪日」とし、夏季の疾病予防に菖蒲を用いたという说も存在する。中国での端午の记録は晋の周処による『风土记』に记録される「仲夏端午 烹鹜角麦黍」である、また『荆楚歳时记』には「五月五日… 四民并蹋百草之戯 采艾以为人 悬门戸上 以禳毒気 …是日竞渡采雑薬 以五彩丝系臂 名曰辟兵 令人不病瘟 又有条达等组织雑物以相赠遗 取鸲鹆教之语」と记録があり、端午当日は野に出て薬草を摘み、色鲜やかな绢糸を肩に巻き病を避け、邪気を払う作用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た蓬で作った人形を饰り、また菖蒲を门に书け邪気を追い払うと同时に竜船の竞争などが行われていた。これは现代日本においても菖蒲や蓬を轩に吊るし、菖蒲汤（菖蒲の束を浮かべた风吕）に入る风习が残っている。日本においては、男性が戸外に出払い、女性だけが家の中に闭じこもって、田植えの前に秽れを祓い身を清める仪式を行う五月忌み（さつきいみ）という风习があり、これが中国から伝わった端午と结び付けられた。すなわち、端午は元々女性の节句だった。宫中では菖蒲を髪饰りにした人々が武徳殿に集い天皇から薬玉（くすだま:薬草を丸く固めて饰りを付けたもの）を赐った。かつての贵族社会では薬玉を作りお互いに赠りあう习惯もあった。宫中の行事については奈良时代に既にその记述が见られる。鎌仓时代ごろから「菖蒲」が「尚武」と同じ読みであること、また菖蒲の叶が剣を形を连想させることなどから、端午は男の子の节句とされ、男の子の成长を祝い健康を祈るようになった。铠、兜、刀、武者人形や金太郎・武蔵坊弁庆を模した五月人形などを室内の饰り段に饰り、庭前にこいのぼりを立てるのが、典型的な祝い方である（ただし「こいのぼり」が一般に広まったのは江戸时代になってからで、関东の风习として一般的となったが京都を含む上方では当时は见られない风习であった）。铠兜には男子の身体を守るという意味合いが込められている。こいのぼりをたてる风习は中国の故事にちなんでおり、男子の立身出世を祈愿している（こいのぼりの项）。典型的なこいのぼりは、5色の吹き流しと3匹（あるいはそれ以上の）こいのぼりからなる。吹き流しの5色は五行说に由来する。端午の日にはちまきや柏饼（かしわもち）を食べる风习もある。ちまきを食べるのは、中国戦国时代の楚の诗人屈原の命日である5月5日に彼を慕う人々が彼が身を投げた汨罗江（べきらこう）にちまきを投げ入れて供养したこと、また、屈原の亡骸を鱼が食らわないよう鱼のえさとしたものがちまきの由来とされる。柏饼を食べる风习は日本独自のもので、柏は新芽が出るまで古い叶が落ちないことから「家系が绝えない」縁起物として広まっていった。中国语圏では、现在も屈原を助けるために船を出した故事にちなみ、龙船节として手漕舟（龙船あるいはドラゴンボート）の竞漕が行われる。ヨモギ（蓬、中国语: 艾（アイ）または艾蒿（アイハオ））の束を魔よけとして戸口に饰る风习も、広く行なわれている。なお、男の赤ん坊をもつ家庭にとっては初节句となるため、亲族総出で祝われることも多い。5月5日が祝日であり、さらに前後に祝日を伴う大型连休期间中にあるため、雏祭り以上に亲族総出で祝われる。関连する最近の话题 [编集]2005年11月、大韩民国の「江陵端午祭（朝鲜语: 강릉 단오제（강릉 단오제）、ローマ字転写: Gangneung Danoje）」がユネスコによる「人类の口承及び无形遗产の杰作」への认定を宣言された（第3回杰作宣言）[2]。この事を受けて、端午祭の本家である中国のマスコミをはじめとする诸団体は「韩国起源の节句として无形文化遗产登録された」などと猛反発した。韩国の报道では、実际には「端午の起源が韩国である」との主张は杰作宣言にも一覧表にも存在せず、また『韩国は「江陵端午祭」を申请した际、「もともとは中国の行事。韩国に伝わって1500年以上が経过した」などと说明した。』[3]としている。さらに韩国の报道によると、杰作宣言の5ヶ月前に、中国国内から「湖北省で行われている自国の江陵端午祭を、韩国の江陵端午祭との共同で世界文化遗产に登録しよう」という声が上がっていたが、韩国の学界から「中国の江陵端午祭は、韩国の江陵端午祭と名前だけは同じだが、完全に违うもの」と反発されていた経纬があるという
目的还是比较中国和日本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吧，其中可以从历史，政治，以及民间老百姓的态度几个角度来看。比如： 以前，日本也有农历春节，而且也相当隆重。但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大幅度西化和大幅度的“去中国化”，使得日本在1873年,废除了农历新年，把新年放在了格里高历的一月一日，但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叫“正月”。与除夕对应，日本的叫做“大晦日”，这一天要做“大扫除”。日本人拜年时说“谨贺新年”,意思就是新年快乐,“今年もよろしくお愿いします”意思是在新的一年里请多关照。压岁钱叫做“お年玉”。贺年卡叫做“年贺状”。与年夜饭意思一样，日本也有类似的“御节料理”或者“お节料理”。过年时在门前要放上又竹子和松树枝做成的“门松”的装饰，一直到一月七日或十五日，才拿下。在旧年的最后一天晚上11点左右，还要吃一种面条叫跨年面条“年越しそば/年越しうどん”。总体上看来，日本新年是在从中国引进的基础上，加入许多本国特色之后的一个非常隆重的日本传统节日。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和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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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还是写写中日现在时下的问题@@这个还是分析下~~怎么可以断掉日本后路的比较实在！！！都说文化范围太广了·~写这个有点吧~~~太有料了~~~从双边贸易！！还有各方利弊~~还有双方的国力~~还有双方的形势~~大把的可写的~~~写着自己都爽~~~正反举例！！不错吧~~~孩子1！！就写这个了！！！多爱爱自己虽然还不够强大·~但是比那小虫要好很多的母亲~~~~在不好都是自己的国家对不啦·~~~孩子！！！靠你啦！！！
因为日本对白居易诗歌的研究远远深于、广于中国，素材非常多，所以建议选择以中日对白居易的诗歌研究为题，推荐:《琵琶行》、《长恨歌》
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
建议还是写写中日现在时下的问题@@这个还是分析下~~怎么可以断掉日本后路的比较实在！！！都说文化范围太广了·~写这个有点吧~~~太有料了~~~从双边贸易！！还有各方利弊~~还有双方的国力~~还有双方的形势~~大把的可写的~~~写着自己都爽~~~正反举例！！不错吧~~~孩子1！！就写这个了！！！多爱爱自己虽然还不够强大·~但是比那小虫要好很多的母亲~~~~在不好都是自己的国家对不啦·~~~孩子！！！靠你啦！！！
端午の节句端午（たんご）は节句の一つで、现在は5月5日である。五节句の一つであり、端午の节句とも呼ばれる。そもそもは旧暦5月5日に祝われたが、今日の日本ではグレゴリオ暦（新暦）の5月5日に行われ、旧暦や月遅れの6月5日に少ないながら一部地域では行なわれている。日本では端午の节句に男子の健やかな成长を祈愿し各种の行事を行う风习があり、国民の祝日「こどもの日」になっている。尚、中国语圏では现在も旧暦5月5日に行うことが一般的である。菖蒲の节句ともいう。端午の意味 [编集]旧暦では午の月は5月にあたり（十二支を参照のこと）、この午の月の最初の午の日を节句として祝っていたものが、のちに5が重なるこの月の5日が端午の节句の日になったという。「端」は物のはし、つまり「始り」という意味で、元々「端午」は月の始めの午の日のことだった。後に、「午」は「五」に通じることから毎月5日となり、その中でも数字が重なる5月5日を「端午の节句」と呼ぶようになったともいう。同じように、奇数の月番号と日番号が重なる3月3日、7月7日、9月9日も节句になっている（节句の项目を参照のこと）风习とその由来江戸时代の节句の様子。左からこいのぼり、纹をあしらった帜（七宝と丁字）、锺馗を描いた旗、吹流し。『日本の礼仪と习惯のスケッチ』より、1867年出版五月人形の段饰り（昭和初期）兜の饰りものこの日を端午とする风习は、纪元前3世纪の中国、楚で始まったとされる。楚の国王の侧近であった屈原は人望を集めた政治家であったが失脚し失意のうちに汨罗江に身を投げることとなる、それを知った楚の国民たちはちまきを川に投げ込み鱼达が屈原の遗体を食べるのを制したのが始まりと言われている。しかし後汉末の応劭による『风俗通义』では端午と夏至にちまき（古代には角黍と称した）を食べる习惯が记録されているが屈原との関系には一切言及されておらず、また南朝梁の宗・による『荆楚歳时记[1]』には荆楚地方では夏至にちまきを食べるという记録が残されるのみであり、ちまきと屈原の故事は端午とは元来无関系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この他に夏殷周代の暦法で夏至であったという说、呉越民族の竜トーテム崇拝に由来するという说、5月を「悪月」、5日を「悪日」とし、夏季の疾病予防に菖蒲を用いたという说も存在する。中国での端午の记録は晋の周処による『风土记』に记録される「仲夏端午 烹鹜角麦黍」である、また『荆楚歳时记』には「五月五日… 四民并蹋百草之戯 采艾以为人 悬门戸上 以禳毒気 …是日竞渡采雑薬 以五彩丝系臂 名曰辟兵 令人不病瘟 又有条达等组织雑物以相赠遗 取鸲鹆教之语」と记録があり、端午当日は野に出て薬草を摘み、色鲜やかな绢糸を肩に巻き病を避け、邪気を払う作用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た蓬で作った人形を饰り、また菖蒲を门に书け邪気を追い払うと同时に竜船の竞争などが行われていた。これは现代日本においても菖蒲や蓬を轩に吊るし、菖蒲汤（菖蒲の束を浮かべた风吕）に入る风习が残っている。日本においては、男性が戸外に出払い、女性だけが家の中に闭じこもって、田植えの前に秽れを祓い身を清める仪式を行う五月忌み（さつきいみ）という风习があり、これが中国から伝わった端午と结び付けられた。すなわち、端午は元々女性の节句だった。宫中では菖蒲を髪饰りにした人々が武徳殿に集い天皇から薬玉（くすだま:薬草を丸く固めて饰りを付けたもの）を赐った。かつての贵族社会では薬玉を作りお互いに赠りあう习惯もあった。宫中の行事については奈良时代に既にその记述が见られる。鎌仓时代ごろから「菖蒲」が「尚武」と同じ読みであること、また菖蒲の叶が剣を形を连想させることなどから、端午は男の子の节句とされ、男の子の成长を祝い健康を祈るようになった。铠、兜、刀、武者人形や金太郎・武蔵坊弁庆を模した五月人形などを室内の饰り段に饰り、庭前にこいのぼりを立てるのが、典型的な祝い方である（ただし「こいのぼり」が一般に広まったのは江戸时代になってからで、関东の风习として一般的となったが京都を含む上方では当时は见られない风习であった）。铠兜には男子の身体を守るという意味合いが込められている。こいのぼりをたてる风习は中国の故事にちなんでおり、男子の立身出世を祈愿している（こいのぼりの项）。典型的なこいのぼりは、5色の吹き流しと3匹（あるいはそれ以上の）こいのぼりからなる。吹き流しの5色は五行说に由来する。端午の日にはちまきや柏饼（かしわもち）を食べる风习もある。ちまきを食べるのは、中国戦国时代の楚の诗人屈原の命日である5月5日に彼を慕う人々が彼が身を投げた汨罗江（べきらこう）にちまきを投げ入れて供养したこと、また、屈原の亡骸を鱼が食らわないよう鱼のえさとしたものがちまきの由来とされる。柏饼を食べる风习は日本独自のもので、柏は新芽が出るまで古い叶が落ちないことから「家系が绝えない」縁起物として広まっていった。中国语圏では、现在も屈原を助けるために船を出した故事にちなみ、龙船节として手漕舟（龙船あるいはドラゴンボート）の竞漕が行われる。ヨモギ（蓬、中国语: 艾（アイ）または艾蒿（アイハオ））の束を魔よけとして戸口に饰る风习も、広く行なわれている。なお、男の赤ん坊をもつ家庭にとっては初节句となるため、亲族総出で祝われることも多い。5月5日が祝日であり、さらに前後に祝日を伴う大型连休期间中にあるため、雏祭り以上に亲族総出で祝われる。関连する最近の话题 [编集]2005年11月、大韩民国の「江陵端午祭（朝鲜语: 강릉 단오제（강릉 단오제）、ローマ字転写: Gangneung Danoje）」がユネスコによる「人类の口承及び无形遗产の杰作」への认定を宣言された（第3回杰作宣言）[2]。この事を受けて、端午祭の本家である中国のマスコミをはじめとする诸団体は「韩国起源の节句として无形文化遗产登録された」などと猛反発した。韩国の报道では、実际には「端午の起源が韩国である」との主张は杰作宣言にも一覧表にも存在せず、また『韩国は「江陵端午祭」を申请した际、「もともとは中国の行事。韩国に伝わって1500年以上が経过した」などと说明した。』[3]としている。さらに韩国の报道によると、杰作宣言の5ヶ月前に、中国国内から「湖北省で行われている自国の江陵端午祭を、韩国の江陵端午祭との共同で世界文化遗产に登録しよう」という声が上がっていたが、韩国の学界から「中国の江陵端午祭は、韩国の江陵端午祭と名前だけは同じだが、完全に违うもの」と反発されていた経纬があるという
我本身是日语专业的，个人认为还是日本文化好一些。因为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广泛，不至于局限在比较有限的选择里面，其次，关于日本文化方面的资料更多一些，在图书馆或者网上找到的相关材料也更多，所以比较好下笔。再者，关于日本文化的论文不需要写的太专业，如果要写日本文学或者语言的话，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和非常深厚的功底才能完成，如果不想下太大的力气来完成的话，我还是不建议选择这些专业性太强的科目。 确定了论文方向之后，然后是题目，题目制定的越细越好，因为毕业论文非常的忌讳在一个很大的题目上泛泛的讨论一些表面的问题，所以题目一定要细致，直中主题。之后你需要很花心思的准备一份论文大纲，这个大纲要在你导师那里通过才行，导师会给你必要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才是上网找资料的问题。 一般来讲，各个大学都会给自己的学生准备一个专门写论文的网站，不知道你的学校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先看看教材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介绍，这是个敲门。推荐中国论文网，里面的东西很多。日本的雅虎也不错，不要希望找到和你论文题目完全相符的论文，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自己筛选的。最后一点，一定要注意不要使用翻译软件。学妹好好加油吧。^_^
我觉得日本文学好一点吧，也容易写比如中国的作家和日本作家的比较，写出他们的作品和反映出来的内涵就可以， 我比较喜欢文学，所以觉得文学容易写一点网址的话，一般都去中国知网，如果在学校的话，应该有账号，想好自己要写的人或者内容，一搜就可以了，或者去雅虎日本，很多东西还是要自己完成的，但是资料一定要读很多中国知网
其实，要先看你的材料。建议根据手头上掌握的材料来决定。因为材料不够的话，写到一半卡壳是很痛苦的。所以如果只是求过的话，建议找材料多但是别人没有怎么研究的题目来写。老龄化之类的材料很多，但是研究的人也不少，想要有新突破不很容易。所以这类题目建议不要写了。如果是新领域，材料又多的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1. 写关于翻译技巧心得等。2.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给翻译工作带来的便利和准确度上升等等。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写，资料有很多，然后用一些例文去证明你的观点就可以。3.写一些翻译误区的研究。最好去问问你的学长他们是怎么过的毕社，找一些做参考。或者直接和你导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