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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述历史，虽然只有七分实，但是别忘了，那些自称为正史的书并不一定是史实，加入了一些统治着自己的观念，甚至歪曲了历史。2.启迪人们的思想,教人忠，义和做人。读书必先明版本，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识。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一部作品，弄清其版本源流乃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对于研究者整体而言，如果缺乏正确的版本知识，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就会受到局限。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人常常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分析罗贯中的思想；其实，这只是一种顺口的、省事的说法，虽然方便，却并不准确。首先，此说的基础是毛本《三国》开头的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明代的各种版本却根本没有这句话，不能随意用它来表述罗贯中的创作意图。其次，在罗贯中的心目中，“分”与“合”并不具有同等地位。尽管作品表现了东汉末年由“合”到“分”的过程，但这只是全书的发端，是对既定的客观史实的叙述；这种“分”并不反映作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作者对这一段“分”的历史是痛心疾首的。作者倾注笔墨重点描写的，倒是由“分”到“合”的艰难进程，是各路英雄豪杰为重新统一而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由此可见，如果要全面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就必须了解不同版本的区别；要从总体上提高研究的水平，就必须打好版本研究这个基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对《三国演义》版本的研究是比较粗浅的。一些学者虽然知道《演义》的重要版本除了清代康熙年间以来流行的毛纶、毛宗岗评改本（简称“毛本”）之外，尚有明代的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等多种版本，但基本上都接受了郑振铎先生在其名作《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的论断：“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①由此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本和毛本。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本，而对《三国志传》、“李卓吾评本”等其他明代刊本几乎不屑一提。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三国演义》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开始重视对嘉靖本的研究；不过，对《三国》版本源流的基本认识，仍大致与以前相同。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初步打开了研究的局面，但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87年1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举行《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以后，有关专家对《三国》版本的源流演变的认识大大深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新观点：（1）《三国演义》的各种明代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2）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诸本《三国志传》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有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3）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三国志传》系统，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三是毛本《三国志演义》系统②。按照这些观点，既然嘉靖本并非“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更不是“罗贯中原作”，那么，根据它和其中的小字注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便是靠不住的。这些见解，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冲击了旧的思维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三国》研究的发展，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突破。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仍然是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的。对于诸本《三国志传》，人们至今研究得不多；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内各本的递嬗关系，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互相吸收，人们已有的掌握还相当粗略；对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内容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一些版本中关于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究竟是罗贯中原作就有的，还是在传抄刊刻中增加的，有关专家的看法就大相径庭。这些问题若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从宏观上看，《三国演义》研究在新世纪里要想取得新的进展，新的突破，就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只想提出三点。1．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这既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研究热”在《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反映，又是《三国演义》研究自身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象《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更是如此。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以其对小说体裁的历史性开拓、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宏大严密的总体结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同时，《三国演义》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积淀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因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何满子先生超越纯文学的分析，从群众的历史感情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三国演义》确是中国历史小说中第一部成功之作……但是，它之所以拥有这样深广的影响，却不能完全系之于小说自身的艺术能力，不能把三国故事如此广传，书中人物如此深入人心的功劳，一古脑儿记在罗贯中、毛宗岗的账上。”这里更重要的因素，是南朝以来要求理解历史的人民对于三国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的特别关注之情，还要加上各种文艺形式帮助传播之力③。这样的认识，比之仅仅从《演义》自身的艺术成就来找原因，显然更为全面和深刻。又如：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对《三国演义》的文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一些学者从人才学、谋略学、管理学、领导艺术等角度观照《三国演义》，出版了多部“应用研究”的著作，就是把《三国演义》当作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当作人生的启示录来进行研究。这完全是可以的。当然，这种“应用研究”不是《三国》研究的主体，更不是《三国》研究的全部。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更应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对《三国演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演义》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演义》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演义》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演义》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宽广的2．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问题不只是一般的工具问题，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方法论层次和认识论深度问题。古代小说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对于诸葛亮形象，许多学者都作过精彩的论述，丘振声先生的论文《万古云霄一羽毛》、陈翔华先生的专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④便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代表；而黄钧先生则独辟蹊径，从母题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诸葛亮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形象，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而终遭失败的悲剧结局，其实是我国的包括神话、传说、小说在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诸葛亮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演进过程，必然受到远古神话中悲剧英雄，特别是夸父所留下的“种族记忆”的影响和制约。“夸父、诸葛等英雄与自然、天命所开展的这一场极其庄严壮烈的竞赛，只能以薪尽火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⑤这样的论述，颇能给人新的启示。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继续深入。3．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永远需要突破陈说、提出新见的勇气。二十一年来，许多研究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独立思考，或对陈说提出质疑，或对前人的观点予以发展，或提出新的观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例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欧洲叙事文学理论中“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人物塑造规律，提出了“《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的观点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此，一些学者予以驳议，认为“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刘上生先生则进一步提出新的范畴，认为《三国》人物是特征化的艺术形象以至典型，代表了特征化艺术的高峰⑦。这就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扬勇于创新的精神，争取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成就。三、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中思想深刻、观点新颖、具有独到见解的优秀论著固然不少，而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也相当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饭”的货色，作者既无卓异的见解，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启示意义。类似情况，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平庸之作之所以频频出现，原因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思想水平不高，有的是由于学术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或为了评职称而临时拼凑，或为了取得某次学术会议的入场券而草草应付，或对论题浅尝辄止率尔为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如果对一个课题的研究史很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仅凭一时的“读书有感”去闭门造车，往往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尴尬境地。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论题的选取上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常常是什么“热”就研究什么，什么容易着手就抓住什么，极易形成“炒冷饭”的毛病。当然，这并不是说别人研究过的课题便不能再研究，只要在材料、观点、方法诸方面能够出新，老题目照样可以写出好文章。不过，在思想、艺术功底不足的情况下，论题的重复极易导致内容的重复。反之，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论题，由于研究者不了解研究史，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例如，对于《三国演义》中对比手法的运用，诗赋谣谚的作用，数十年来仅有寥寥几篇专题论文；对于《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不少论著只是顺带涉及，而专门研究的论文却仅有一两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观点的提炼上往往会有较大的局限性，难免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起点可能偏低，二是思路可能偏窄，三是见解易与他人雷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五十年代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人简单化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重新讨论，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而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关羽等人的“义”，也都符合广大民众的道德观。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业和非凡胆略，则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未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评判和选择。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三国》研究界的普遍认同。如果今天的某位研究者仍然用“封建正统思想”来解释《三国演义》的“尊刘贬曹”倾向，那最多不过是重复五十年代早已有之的看法，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新观点”了。常常看到一些研究者，费了很大力气写成一篇文章，自以为颇有见解，其实却是在重复别人早已论述过的观点，原因就在于不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聪明 狡猾 善于分析 赤壁之战反映了他的能言,冷静,祁山之战表明了他的机智,执着,忠心.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以他的才能智慧和崇高威望，拿掉昏聩无能缺德无才的阿斗，自己称王称帝，可以说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但是，他对后主坚持执君臣之礼，决不摆相父架子。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以礼规劝、得后主同意才进行的。 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自己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他择妇摆脱了郎才女貌的陋习，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黄承彦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关于这桩婚事和黄氏的才美，《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瞻战死绵竹时曾有简要的介绍，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位丑女给予了热情的赞美。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来敏、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他从蜀汉大业出发，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对那引起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正才学的人，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却无任何山头圈子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的雅量，摆脱个人好恶从事业出发选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受过诸葛亮严厉处罚被削职为民的廖立、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故的消息，竟痛哭失声，他们被罢黜官职，不但不怨恨反而寄予希望，对他的死十分悲伤。这说明诸葛亮用人多么公正。 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与他同齐名的庞统相比，更能看出二人高下。虽然，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说的重点仍在诸葛亮。诸葛亮高于庞统之处，不单在智谋才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品德胸怀。庞统心怀私念，妒忌孔明，骄兵轻放，急于求成，铸成大错，终身抱憾。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他多次表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与杜微书》中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在《又教与军师名史与参军掾属》中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功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以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不仅自谦，而且以深受教益的事例说明愿得别人诲教之诚心。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言，并作为命令颁布全军，强调南征，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要靠智胜和从思想上瓦解叛军，从而制定了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和抚政策。 六、治蜀有方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一、志存高远自比管乐
一个人如果想有所成就，那么首先应该有远大的抱负，即理想。诸葛亮年轻的时候，中原豪强并起，诸侯割据。他经常和当时的青年才俊，如博陵的崔州平、颖州的徐庶、石广元、汝南的孟公威等，交往甚密，畅谈古今，研究学问，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次他们谈到军阀割据，董卓作乱时，诸葛亮曾尖锐地指出：像董卓、袁绍这些人和颠覆秦国的赵高、篡权窃位的王莽是一丘之貉，不消除这些家伙、国家就不得安宁。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表达了它改变国家割据混战局面的政治抱负。正是以这种理想为动力，才使诸葛亮成长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
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中，刘、关、张三人跟童子进诸葛草庐，至中门，刘备见门上大书一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其大意是：不追求名利，生活简单朴素，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志趣；不追求热闹，心境安宁清静，才能达到远大目标。通过此联揭示了诸葛亮的高尚德操。精炼概括了诸葛亮一生在品德操守方面追求的最高境界。刘备未见其人，而先观其行，不免感慨：“此行不枉然”，而亮从出世至死，一生不慕虚荣，不求富贵，安贫乐道，朴素严谨，克己奉公，知恩必报，忠贞不二，鞠躬尽瘁，严于律己。这些高贵的品格着实令人佩服。
三、善于言辞谈吐潇洒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中，诸葛亮为联吴抗曹，游说孙吴，首先与孙权麾下张昭、顾雍等一般文武二十几人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诸葛亮以其出众的睿智，无与伦比的外交辞令，驳得众人无言以对，这就是人人皆知的诸葛亮舌战群儒。
罗贯中给我们塑造的这个智慧的化身真够有雄才大略的，样样出众，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的确值得我们赞颂。
四、严于律己克勤克俭
在《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中蜀国与魏国在街亭作战，诸葛亮派马谡为先锋，不料，马谡没有按照诸葛亮的作战布署，致使蜀军大败，诸葛亮不惜把马谡斩首，也要明军纪。
诸葛亮的严于律己，充分体现其品德的高尚，在街亭之战中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布署，自作主张舍水上山孤守，结果被魏将张郃打败。马谡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从用人角度看，身为主帅的诸葛亮用人不当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军事上，他自律如此，在政事上，他不因身为“相父”而个性张扬，辅政约己爱民，处处自律，堪称表率。在生活上，他克勤克俭“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
五、人才凋零后继乏人
都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可惜智者千虑，总有一失，虽然诸葛亮在三国后期一心专著于恢复汉室、统一中原，但常年发动战事，导致国库空虚，人才凋零。而最大的过失便是忽略了后备干部的教育。
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据记载都是有天赋之人，其才智虽不及其父，在当时也算是鹤立鸡群。可惜诸葛亮一心灭魏，专著于朝政，而忽视了子女的教育，白白浪费了一块璞玉。虽然后来诸葛瞻、诸葛尚都领兵抗敌，但其谋略却远逊于魏军的邓艾和钟会之辈，被打的落花流水。而除了姜维之外，便乏善可陈，他事必躬亲，后辈却失去了培养和锻炼的最佳时期，致使酿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
六、愚忠迂腐壮志难酬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造成这个悲剧的关键是诸葛亮一直太迂腐，没有自立之心，赢得了历史美名却让自己遗憾终生。
刘备死后，当初刘备三顾茅庐的礼遇还历历在目，孔子先师的教诲还萦绕心中，这让诸葛亮怎样也狠不下心来将“扶不起”的阿斗废掉而自立为王。尤其是刘备死前还叮嘱他可以取代阿斗，面对先王的大仁大义，诸葛亮更是没有了篡位之心。可以说刘备这一招用得很绝，他就抓住了诸葛亮的命门，将他收于鼓掌之间。刘备的驾驭之术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难怪诸葛亮对他死忠。足见“良禽择木而栖、择其善者而从”的重要性。
扩展资料：
诸葛亮艺术成就
《前出师表》，是中国三国时代蜀汉丞相诸葛亮写给后主的一篇表。当时为建兴五年（227年），蜀汉已从刘备殂亡的震荡中恢复过来，外结孙吴，内定南中，励清吏政，兵精粮足；诸葛亮认为已有能力北伐中原，实现刘备匡复汉室。表文表达了作者审慎勤恳、以伐魏兴汉为己任的忠贞之志和诲诫后主不忘先帝遗愿的孜孜之意，情感真挚，文笔酣畅，是古代散文中的杰出作品。
《后出师表》，是蜀建兴六年（228年）十一月诸葛亮二次伐魏前给蜀后主上的表章，为了与建兴五年春第一次北伐前所上表疏区别，后人题曰《后出师表》，此表始见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习氏谓“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于是，自清代始，出现了关于此表真伪问题的争辩，至今莫诀。
《诫子书》是诸葛亮临终前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它可以看作是诸葛亮对其一生的总结。诸葛亮也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言中。通过这些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如此深切。后人留存有多篇《诫子书》。
除上述作品外，诸葛亮还有《草庐对》《诫外甥书》《将苑》（又名《心书》）《便宜十六策》等著作。诸葛亮的著作编成《诸葛亮集》，又名《诸葛氏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诸葛亮
论曹操的功过得失内容还是要自己写的你再想想有什么好的命题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历史为题材。作者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运用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版本很多，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24卷，240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它集中了宋元讲史话本和戏曲中的精彩部分，将元代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部加以改写(删去了荒诞的故事，增加了史实，扩充了篇幅)，成为一部长篇巨著。此后，新刊本大量出现，但它们都只是在嘉靖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增删、整理的工作，没有大的改变。最流行的本子，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过的120回《三国演义》。书约成于康熙初年，比嘉靖本更加紧凑完整。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即根据这个本子重印，删去了评点。 《三国演义》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它描述了三国时期纷繁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它的主要思想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三国之间军事、政治、外交事件的描述，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这些可供我们借鉴。孔明身上就集中反映了各种斗争的经验、智慧和才能。2.揭示了当时矛盾重重、动乱不安的局面。这能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性。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动乱年代里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与和平统一的愿望。小说描叙了封建军阀屠杀人民，劫掠百姓，以致田园荒芜，生产凋敝，白骨如山，饿莩遍野的历史事实。作者对坚持分裂割据的军阀进行了鞭挞和嘲讽；对于曹操，虽不赞成由他来统一天下，但在写他同北方军阀进行斗争时，却如实地描述了他的雄才大略；作者本来寄希望于蜀汉，把刘备、孔明作为仁君、贤相的典型来塑造，希望他们君臣际会，作出一番功业，统一中国，使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思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4.“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尊曹或尊刘，是历史家长期的争论，这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倾向，既继承了晚唐以来三国故事，直到《平话》一贯“尊刘”的文学传统，又继承了东晋习凿齿和南宋朱熹“尊刘”的史学传统，表现了为东晋、南宋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反对入侵的外族统治的思想倾向，反映了元明之际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三国演义》还大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所谓义气，内容十分复杂，既渗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也包含着当时人民的道德理想。有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和鼓舞人民的力量，如人民用义气互相团结，互相救援。但是由于义气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而往往是从个人恩怨出发的，所以常常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影响深远。它是广大人民认识三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教科书；它曾为后世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提供了借鉴；几百年来它为民族戏曲提供了大量题材；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反映复杂历史生活的体裁。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几度夕阳红。 ——题记 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品读《三国演义》时的兴奋与激动，以至现在对《三国演义》还有一种念念不忘之情，最后一次品味后的领悟与感受还记忆犹新……奸绝——曹操第一次读完《三国演义》后，印象最深的便是曹操。再读完后，便毫不犹豫地把曹操定位于反动派角色这一范围内，尤其在看到他怒杀亲戚一家时，更是厌恶到极点。但后来自己细细品味时，方才明白其中内涵。 如果站在曹操的立场上想想，在那样情况下，听到要杀什么的时候，心中想到的一定是杀自己。这样的话，失手杀自己亲戚一家也情有可原，假如是我的话自然如此。其实，我在这里也很佩服曹操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一点值得肯定。 想通这一点，后面曹操所做的事便值得理解。作者罗贯中曾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也是我对曹操的评价。所谓“奸雄”就是曹操性格最全面的概括，他有奸诈的一面，但又不同于董卓之流的小人之奸，因为他还有谋取霸业、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有时，他却很狭隘，甚至说过“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这样极端自私的话。有时却具有宽容的态度，当刘备、关羽屈居于他之下时，他都曾以礼相待。这样看似矛盾的言行，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深度的典型人物。 智绝——诸葛亮 刘备三顾茅庐后，伴随着的便是诸葛孔明的出山。他的出山，意味着三分天下的局面拉开了序幕；他的去世，则意味着三国局面的瓦解。 诸葛亮被作者赋予了超人的智慧，因此，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也深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却为刘备“三顾茅庐”的真诚所打动，毅然投入到了“复兴汉室”的事业中，知其不可而为之，构成了《三国演义》最为悲壮的故事情节。 其实，我认为诸葛亮并不是“智绝”，而应该是“恋绝”。纵观诸葛亮一生，诸葛亮对刘备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隆中决策，拉开三分天下的序幕；舌战群儒，坚定孙权抗曹的决心；三气周瑜，稳定荆州根据地；刘备伐吴，白帝托孤于孔明。诸葛亮忠心耿耿，为蜀南征北伐，七擒孟获，大出祁山以及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进一步充实了他的智慧形象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完美人格。 还记得当自己看到诸葛亮病死五丈原时，自己哭了很久，对诸葛亮既感到可怜，又感到可悲。还记得诸葛孔明病逝前的那段话：“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不禁让我感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回神而思，或许作者取名《三国演义》是有一定涵义在内的。仔细想想，又觉得实在意味深长。“义”字谐音“绎”，即“演绎”。或许作者这样写便是为了“演绎”出一个道理，那便是——“义”。而这种“义”就是一种源于社会下层的团结互助、肝胆相照的高贵品质，温润的兄弟之谊和手足之情。“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作者反复强调着这句话的思想，实在令人耐人寻味，引人深思。我至今还未理解这句话，但我知道，我会继续探究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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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自己喜欢的例如自己喜欢的电影、小说诗集等有关文学语言类的探讨，提出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目录 一、现代汉语部分 二、写作部分 三、文学理论部分 四、美学部分 五、现代文学部分 六、古代文学部分 七、中国当代文学部分 八、语言学概论部分 九、外国文学部分 十、民间文学部分 十一、古代汉语部分 十二、中学语文教育学部分 一、 现代汉语部分 1.著名作家作品语言运作特色的研究 2.讽刺语言中的文化底蕴 3.语法中的语义因素 4.“是”字用法研究 5.语用与语法的关系 6.新兴词缀研究 7.祈非主谓句的修辞作用 8.论动词重叠式的使用条件 9.论句群纳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实用意义 10.新兴辞格研究 11.语言环境对句式选择的制约作用 12.××方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部分） 13.××方言现象专题报告 14.代词的语用研究 15.语言副词的语用研究 16.助动词的语用研究 17.时下新词描写 18.句型的语用研究 19.语气词的语用研究 20.言语行为在句子里的表现 二、 写作部分 1.论小说的叙述视角 2.论小说的误乐性 3.心态小说的艺术魅力 4.论现代小说性情节结构类型 5.论小说的新典型观 6.论小说语言的创新 7.论小说的写作技巧 8.论广告辞的审美特性 9.从报告文学的轰动效应探视读者的审美要求 10.试论新时期女性散文的艺术特色 11.试论毕淑敏小说的创作特色 12.试论诗歌中意象的类型与特征 13.论鲁迅小说对人物灵魂的深刻穿透力 14.试论当今散文的发展走向 15.论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 16.试论新时期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 17.论新闻文体的审美特质 18.试论新闻写作的真实性 19.论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功用 20.试谈散文笔法的多元化趋势 21.论新时期散文的艺术嬗变 22.任选当今一个散文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 23.任选当今一个小说作家的作品进行论述 24.论散文的“自叙体”色彩 25.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 26.试论王蒙小说的艺术特色 27.试论王安忆小说的艺术特色 28.论文学人物性格的立体结构 29.意识流写法的魅力 30.任选当今一个诗人的作品进行论述 31.文学创作情感论 32.论张洁小说的艺术
罗贯中（1330——1400），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但从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 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
拙著《明代民歌研究》第十二章《明代民歌文献辑要》，开头是这样表述的：
除了冯梦龙的《山歌》《挂枝儿》（《夹竹桃》是拟民歌作品）外，集中收录民歌作品的专门的集子，在明代少有见到。明代民歌更多地是以“寄生”于各种戏曲选集的形式，被无意识地保存下来。所谓“寄生”，是指在戏曲选集刻本中，刊刻者将版面分成上、下两栏或上、中、下三栏，其中一栏（多是中栏或上栏）辑录时调小曲或其他体裁的作品如灯谜、歇后语等，用作人们案头阅读时的消遣，众多的民歌，即因此而流传下来。
《明代民歌研究》是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于2005年，写作则始于2002年甚至更早。今年，我指导研究生做明清小说与时调小曲研究的学位论文，有一篇送交的论文初稿，其中也提到了“寄生”一词。小说中羼杂诗词曲（散曲）一类韵语，本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惯常做法，对其历史的溯源、现象的描述、内容的整理、功能的归纳等等研究可谓多矣。我是希望学生能在诗词曲之外，额外关注时调小曲即民歌继诗词曲之后以自然而然的状态进入小说，与小说由浅表层次的接触直至全面深度融合这一情形，并试图从这一情形中寻找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换言之，论文是在互动关系、文学嬗变与文化意义的爬梳上用力，而非简单地介绍分析明清小说中民歌的内容。学生在行文中借鉴了近年来其他学者著作中“寄生词曲”的概念。我示其多年前的旧作，就“寄生”一词说了几点看法，并且由“寄生”延伸说到了“共生”。
何谓“寄生”？《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种生物生活在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表，从中取得养分，维持生活”。明代万历年间刻印的《大明春》《乐府玉树英》一类戏曲选集，收录的主体是各种戏曲，刊刻者选择以另栏附录的形式，汇集当时流行的《挂枝儿》《劈破玉》等民歌，主要还是用作读者阅读过程中的消遣，除了这些民歌，书前、书中还会配以若干图画，其用意亦大致如此。此类民歌，与整本戏曲选集在内容上并无直接的关系，民歌只是借戏曲选集得以流传，也即词典所说的“维持生活”（生命）。这种“寄生”，是一种单向的形式上的相对消极的依附。
明清小说中诗词曲的“寄生”情况则较为复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一首《临江仙》，放在《三国演义》的开头，与小说内容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没有它，整部小说的叙事仍然成立，因此两者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同样的例子还见于其他小说，如《西游记》第十三回《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的开头是这样的：
诗曰：大有唐王降敕封，钦差玄奘问禅宗。坚心磨琢寻龙穴，着意修持上鹫峰。边界远游多少国，云山前度万千重。自今别驾投西去，秉教迦持悟大空。
却说三藏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一二日马不停蹄，早至法门寺。本寺住持上房长老，带领众僧有五百馀人，两边罗列，接至里面，相见献茶。茶罢进斋，斋后不觉天晚，正是那：
影动星河近，月明无点尘。雁声鸣远汉，砧韵响西邻。归鸟栖枯树，禅僧讲梵音。蒲团一榻上，坐到夜将分。
……早又是竹敲残月落，鸡唱晓云生。那众僧起来，收拾茶水早斋。玄奘遂穿了袈裟，上正殿，佛前礼拜，道：“弟子陈玄奘，前往西天取经，但肉眼愚迷，不识活佛真形。今愿立誓：路中逢庙烧香，遇佛拜佛，遇塔扫塔。但愿我佛慈悲，早现丈六金身，赐真经，留传东土。”祝罢，回方丈进斋。斋毕，那二从者整顿了鞍马，促趱行程。三藏出了山门，辞别众僧。众僧不忍分别，直送有十里之遥，噙泪而返，三藏遂直西前进。正是那季秋天气。但见：
数村木落芦花碎，几树枫杨红叶坠。路途烟雨故人稀，黄菊丽，山骨细，水寒荷破人憔悴。白红蓼霜天雪，落霞孤鹜长空坠。依稀黯淡野云飞，玄鸟去，宾鸿至，嘹嘹呖呖声宵碎。
小说中“大有唐王降敕封”“影动星河近”“数村木落芦花碎”云云，与“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作用相差无几，或是作者为了炫才，或是为了传播的需要，便于当时熟悉传统韵文的普通读者能够更快更容易地接受小说这一文体，也即诗词曲在小说与读者之间，实际上可以起到过渡性的阅读桥梁的作用。但是总体上看，此类人为嵌入的诗词曲与小说的关联度较弱，是一种松耦合的关系。往细了说，《大明春》等戏曲选集中的民歌与文献主体之间，是形式上的“寄生”，小说中“有诗为证”“词曰”“赞曰”式的韵文，是内容上的“寄生”，两种“寄生”的共同点，是“松散”。“松散”是小说中“寄生”韵文的早期也是最主要的形态，其基本特征，是裁去这些韵文，小说的情节推进、人物塑造、故事架构与主题表达均不受影响。于小说而言，这些韵文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单向的依附的关系，是一种被动的可有可无的存在。
至《红楼梦》，诗词曲“寄生”的情形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书中各式人物所作的诗词，虽多出自作者之手，却各具特色，无不契合不同人物身份，此时小说中的诗词，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寄生”，而是与小说深度融合，成为小说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林黛玉所唱《葬花吟》，通识以为是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性的重要作品。“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这种软款哀怨、直抒性灵的做派，天然地非孤标傲世的潇湘妃子莫属。此时此处的诗词曲，已经与小说完美地融为一体了。我以“共生”一词来形容此种关系。与“寄生”的最大不同，在于“共生”是双向的，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也正因如此，有关《红楼梦》中诗词曲的研究，才能成为一个专题，其成果才能蔚为大观。
同样地，小说中的时调小曲即民歌也存在这种现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之《时尚小令》云：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其谱不如从何来，真可骇叹。刘永济《词论》云，文学之事，言派别不若言风会。有明一代，小说作者有意识地在小说创作中引入民歌，其时间节点亦与《野获编》的记载基本同步，此即“风会”使然。如早期《三国演义》中的韵文，是诗词唱主角，在随后的“三言”“二拍”中，开始逐渐出现沈氏所说《银纽丝》《挂枝儿》《打枣竿》等的身影，但那仍是一种“寄生”式的存在，是小说叙事的辅助手段，是锦上添花式的点缀——因为有了它们，结合《野获编》等关于时尚小令如何流行的记载，人们能够轻易地认同小说描写的现场感与真实性。
与“三言”“二拍”的短篇散制、重点仍在迎合一般民众口味、主要演绎市井故事不同，问世更早的《金瓶梅词话》属于真正意义上有美学意涵和启蒙色彩的文人长篇创作，作者对诗词曲包括时调小曲的规模化应用，有着相当清醒的指向，小说所着力营造的现场感与真实性，即借助小说中人物所唱的鲜活的《山坡羊》《十段锦》《锁南枝》《罗江怨》与《闹五更》，得到了明显的强化。尤其是郁六姐夜间所唱套曲《闹五更》，对于后来者联系“嘉隆间乃兴《闹五更》”云云的记载，推定小说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问世于清雍正年间的章回小说《姑妄言》，所写乃明万历至清初百馀年间发生在南京的世情故事，其一回“总评”云：此一部书内，忠臣孝子、友兄恭弟、义夫节妇、烈女贞姑、义士仁人、英雄豪杰、清官廉吏、文人墨士、商贾匠役、富翁显宦、剑侠术士、黄冠缁流、仙狐厉鬼、苗蛮獠猡、回回巫人、寡妇孤儿、谄父恶兄、逆子孝弟、良朋损友、帮闲梨园、赌贼闲汉，至于淫僧异道、比丘尼、马泊六、坏媒人、滥 *** 、娈童 *** 、污官脏吏、凶徒暴客、淫婢恶奴、佣人乞丐、逆珰巨寇，不可屈指。世间所有之人，所有之事，无一不备。由是可知，此书所写历时既久，场面也大，人物复杂，堪称“全景”。而此一时间如前所说，正是明人辑《挂枝儿》《山歌》与清人辑《万花小曲》《丝弦小曲》所收民歌最为繁盛的段落。《姑妄言》是如何通过民歌凸显这个时代背景的？请看第五回《谄协小人承衣钵为衣食计 膏粱公子仗富势觅富贵交》的描写：
那日，他走到丹芍二人处坐下。丹姨道：“今日姐姐满脸喜气，有什么好事，携带妹子也好。”腊姨笑道：“明日是妹妹华诞，我备了几色薄礼，明午请你到我那里去祝寿。有一个礼单在这里，你请看。”袖中取出一个红单来，笑嘻嘻的递过。丹姨忙接着一看，原来是一只《挂枝儿》，上写道：
贤妹妹我是来与你上寿，礼匪薄全望你一并都收。有一匹卷心绸，还有两匹核桃核绉。青棍子鱼一双，眼大蒸卷儿裂破了头。送进了你的门儿也，外边厢还倒提着一瓶酒。
另第十回《狂且乘狂兴忆高官 美妓具美心讥俗客》云：
邬合被他们带着，只得说道：“晚生不会大套，只知道几句小曲。”宦萼道：“管他小呀大的，是个曲儿就罢了。”邬合要奉承他众位，说道：“晚生唱个《劈破玉》带‘三掉湾儿’罢。”以箸代拍，就唱起来，道：
青山在绿水在我那冤家不在，风常来雨常来你的书信儿不来，灾不害病不害我的相思常害。春去愁不去，花开闷不开。小小的鱼儿粉红腮，上江游到下江来。头动尾巴摆，头动尾巴摆，小小的金钩挂着你腮。小乖乖，你清水不去浑水里来。纱窗外月影儿白。小乖乖，你换睡鞋，哎哟，你手拿睡鞋把相思相思害。相思病，实难捱，倒在牙床起不来。翻来覆去流清泪，好伤怀。眼珠泪珠儿汪汪也，冤家，滴湿滴湿了胸前的奶。
前一例中，竟以“挂枝儿”曲的形式，罗列了诸种寿礼的名称；后一例中，《劈破玉》“青山在绿水在”云云，又见于冯梦龙辑《挂枝儿》，《三掉湾儿》“小小的鱼儿粉红腮”云云，在清末民初扬州鸿文堂所刻小曲本《新刻八段景》中，仍可见到（第十八回人物所唱《三调弯儿》中“一根竹子节节高，送与冤家做管箫”，亦见于《新刻八段景》）。联系《万历野获编》等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小说作者在时调小曲使用上的匠心——无论是日常礼单的《挂枝儿》，还是随口“唱个《劈破玉》”，都验证了其时确实有着“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喜习、人人喜听这些民歌的爱好，依着这些民歌的参与，小说写实、 *** 的功能，也得到了事实上的加强。与《姑妄言》创作时间相近、同样标称描摹明季各色人等生活场景的小说，尚有短篇《醉春风》《别有香》等，其中同样有数量不少的《劈破玉》《挂枝儿》等标志性的明代民歌。和《姑妄言》一样，这些民歌与小说的内容契合度较高，二者的关系，已经较《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又进了一步。
考诸实际，明清、近代民歌之“民”，其主体是城市居民，因此在被韩南称为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的晚清作品《风月梦》中，时调小曲即民歌的功用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展示。如果说《姑妄言》中的民歌还未能完全脱却“寄生”的痕迹，那么到了《风月梦》，民歌与小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共生”。与《红楼梦》中诗词各具人物个性因而构成小说整体的情形稍有不同，晚清小说《风月梦》中的时调小曲即民歌，成为小说中所有韵文的主角，整部小说中，以往习见的诗词曲在小说史上第一次退居次要地位，民歌成为主打，数量多，质量高，它是以整体而非个体的阵势，与小说文本结成亲密无间的共同体，甚至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这些民歌，《风月梦》的地域色彩与时代风貌，即无从体现。谓予不信，请看书中第七回《吃花酒猜拳行令 打茶围寻事生风》的一段描写：
话说贾铭们正在桂林房内闲谈，只听得房外笑语、脚步声响，门帘启处，步进一个男妆女妓。众人见是月香，忙道：“请坐，请坐。”月香请叫过众人，又与桂林、双林、文兰彼此问名招呼，就在陆书旁边坐下。房里老妈赶忙献茶、装烟。……桂林唱了一个《软平调》，其词曰：画梁对对翻新燕，桃红似火，柳绿如烟。对菱花，不觉瘦损如花面。盼归期，雁杳鱼沉书不见。满怀春恨，愁锁眉尖。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桂林唱毕，众人喝彩。吴珍道：“这些台面小曲，我们都听厌了，回来那个再唱，罚他一大杯酒。”众人道：“有理。”
轮到贾铭说令，贾铭道：“圣手书生，威而不猛，笔尖儿横扫五千人。”大众赞好。凤林喊人递过琵琶，将弦和准，唱了一个《叠落》，其词曰：我为你把相思害，我为你把相思害。哎哟我为你懒傍妆台，伤怀，我为你梦魂常绕巫山、巫山外。我为你愁添眉黛，我为你愁添眉黛。哎哟我为你瘦损形骸，悲哀我为你何时了却相思、相思债。
凤林唱毕，众人喝彩。有人将琵琶取过。吴珍道：“凤相公可算善灌米汤了，不晓得将为那个害的相思，今日在我们贾大哥跟前卖虚情。”凤林道：“吴大爷，你不必在这里瞎挑眼，有句话我若告诉桂姐姐，只怕同你就不得好开交了。”贾铭道：“不必说这些敲弓击弦的话了，袁兄弟快些说令。”袁猷道：“花和尚先修其身，不礼梁王忏。”众人赞好。双林唱了一个《满江红》，其词曰：
俏人儿，我爱你风流俊俏，丰雅是天生。我爱你人品好，作事聪明，说话又温存。我爱你非是假，千真万真，夙世良缘分。易求无价宝，真个少，难觅有情人，何日将心趁。我有句衷肠话，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
双林唱毕，众人喝彩。吴珍道：“双林相公你不必烦，我们袁兄弟肯而又肯，包你今日趁心就是了。”
《风月梦》又名《名妓争风全传》《扬州风月记》《风月记》，从书名即可看出描摹的是晚清扬州士子与青楼女子交往的情景。以上《软平调》《满江红》之类，在清代笔记《扬州画舫录》及曲集《晓风残月》中，都有确切记载，如《扬州画舫录》卷十四《冈东录》云其时扬州有唱小调的风气：
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最先有《银钮丝》《四大景》《倒扳桨》《剪靛花》《吉祥草》《倒花篮》诸调，以《劈破玉》为最佳。有于苏州虎丘唱是调者，苏人奇之，听者数百人，明日来听者益多。唱者改唱大曲，群一噱而散。又有黎殿臣者，善为新声，至今效之，谓之“黎调”，亦名《跌落金钱》。二十年前尚哀泣之声，谓之《到春来》，又谓之《木兰花》，后以下河土腔唱《剪靛花》，谓之“网调”。近来群尚《满江红》《湘江浪》，皆本调也。其《京舵子》《起字调》《马头调》《南京调》之类，传自四方，间亦效之。而鲁斤燕削，迁地不能为良矣。于小曲中加引子、尾声，如《王大娘》《乡里亲家母》诸曲，又有以传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类谱为小曲者，皆土音之善者也。
毫不夸张地说，张口即来的“我为你把相思害”“俏人儿，我爱你风流俊俏”，就是彼时扬州市面上贾铭、桂林、月香这些特定人群日常生活的“标配”，同时也很好地验证了李斗所记的唱曲世风。设想一下，假如缺失了这些活色生香的时调小曲，韩南有关《风月梦》是“城市小说”的定义，是不是就要落空了？答案是肯定的。“寄生”与“共生”根本性的不同，恰恰就体现在此处。
综而言之，诗词曲到《红楼梦》，民歌到《风月梦》，明清小说中的韵文，实现了由“寄生”到“共生”的“转型”。而由诗词曲到民歌，由“寄生”到“共生”，既是小说与韵文这两种文体各自发展又相互融合的结果，也是民歌从逐渐贴近到广泛介入民众日常生活、文化生活的结果，更是小说这一“百科全书”式文体发展日臻成熟的显著标志。
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当代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废都》，除了为引人注目而设计的一行行“□□”外，还充斥着相当数量的各种“段子”。这些摹写当下社会实景的“段子”，也可视作是诗、词、曲、民歌之后，与小说“共生”的又一个时新品种。从这个角度看，贾平凹的确算是一个有着清晰的文体意识的小说高手。
（作者单位：江苏邮电报社，南京师范大学 *** 硕士研究生导师）
罗贯中，陈寿
［1］蒋正冶：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演义》主题研究述评2007(1)［2］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3］陈 辽：智谋精粹古为今用--读《“三国”智谋精粹》1993(4)［4］边 勋：论《三国演义》中智谋描写的历史影响和社会价值［5］郭百秋：《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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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对《三国演义》政治、军事的影响三国时代的藩镇割据、战火纷飞，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卷入了战争，各种事情几乎都与政治色彩沾上了边。《三国演义》叙述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黄巾起义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接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其中数名美女“以纫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戈矛，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以统治者达到政治目的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美女的介入，政治格局为之一变。首先说貂禅。貂禅出山前，董卓权势熏天，不可一世，鸩酒杀少帝，白练绞唐妃，奸淫宫女，夜宿龙床。汉献帝完全成了他的傀儡，自号“尚父”，兄弟宗族皆封列侯，别筑楣坞收刮钱财。对内实行残暴统治，“一日，卓出横门，百官皆送，卓留宴，适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到。卓即命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大臣对之都是敢怒不敢言，有敢怒敢言的丁原、伍孚、周蓖、任琼、丁管等人全都死于非命。董卓掌握军政要权，更有吕布帮助，一代枭雄曹操刺之，十七路诸侯伐之，都没有成功。司徒王允有报国之心，看穿董卓吕布二人好色，以貂禅之色离间而人。貂禅果然不负所望，成功导致父子二人反目，吕布一枪戳穿了董卓的喉咙，结束了董卓的统治。正是读书人说云：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再来说孙尚香。在刘备的众多夫人中，论对蜀国的功劳，当属孙尚香最高。刘备借了荆州不还，让有勇有谋的关羽守之，孙权千方百计想讨要回来都没有结果，最后用“美人计”——让妹妹孙尚香当诱饵引刘备入赘。眼看大耳朵沉醉温柔乡不知返之时，赵云用了诸葛亮先前给他的三个锦囊，刘备才有回家的准备。孙权知道若放刘备回家无异于放虎归山，毅然授剑于蒋钦、周泰二人，并说：“汝二人将这把剑去取吾妹与刘备头来！违令者立斩。”是孙尚香对爱情的忠贞不二，三次挡回了吴国的追兵，使刘备得以安全返回。没有她的得力相助，哪有后来的“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当时曹操势力如此强大，各路诸侯都被他消灭，最后只有吴蜀两国走联合路线跟他相持多年（从赤壁之战到吴蜀联合，两国虽有矛盾，但没有战争打响），但两国为什么能够联合这么多年呢？除了战略上的需要外，另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孙尚香的功劳。我们可以举例子对比说明：第六十一回写顾雍进计趁刘备远行，未易往还，差一军先截断川口，断其归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正当孙权准备用此计时，屏风后闪出来孙尚香的亲生母亲，吴国太大喝：“进此计者可斩之！欲害吾女之命耶？”大骂孙权狼子野心而不念骨肉亲情，孙权是至孝之人，只好依着国太。而当孙尚香回国以后，孙权要对蜀国用兵就全然没有顾虑，一个小小的周善被杀都成了战争的借口，正如孙权所言：“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余周善之仇，如何不报！”从这两个事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孙尚香对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性。最后来说说甄氏。曹操大破袁绍之后，曹丕在袁绍家发现二妇人啼哭，拔剑欲斩之。忽见红光满面，发现了甄氏，身边袁绍之妻刘氏为了保全家姓名，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儿媳妇让给了别人：“非世子不能保妾家，愿献甄氏为世子执箕帚。”后家长曹操见了甄氏后，十分满意，发出：“真吾儿媳也！”的感慨，并令十八岁的曹丕纳下为妻。《三国演义》中甄氏未发一言而全家命运甚至河北命运为之一变，可见她的魅力是多么大。袁绍与曹操交战多年，自是有不共戴天之仇。袁绍战败后，按照“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袁家老小要么被杀头，要么被冲军，要么被塞到厨房当丫鬟用，曹操却没有动袁家一根毛，而是把持着怀柔政策，后来曹丕进位，甄氏还当了皇后。曹操可不是什么心胸广阔之人，当年为绝后患董妃肚子里的六个月孩子都没有留下，足见其心胸狭窄。要不是出现了甄氏，曹操必视败军之命如同草芥。2、《三国演义》政治、军事对美女的影响首先，政治婚姻导致了个人爱情缺失。在统治者的眼睛里，政治利益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美女只是他们的一件得力肉器：在遭遇政治危难时，美女就是防御的盾；在处于政治优势时，美女就是进攻的矛。一切围绕的政治利益转的婚姻导致了真爱的丢失。孙尚香自是少有的痴情女子，吴国的郡主，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择偶观念是“非天下英雄不事之”，当嫁给天下英雄刘备后，便是对刘备忠贞不二：“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与刘备生死与共，逃回荆州，苦苦追随多年，当听闻刘备军中而亡，她望江西遥哭，投江而死。为他所忠守的爱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无所后悔。在后人看来，孙尚香俨然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他苦心追随的大英雄也在御驾亲征为关羽报仇时，放弃了吴蜀两国重新联合，共灭曹魏的大好时机，一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便放弃了他们的结发之恩。貂禅与吕布，美女配英雄，所谓“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女中貂禅”刚好是般配的一对。吕布杀董卓，英雄和美女走到了一起，结局本来足够告慰人心。实际上，貂禅只不过是吕布的小妾，家中地位很低。曹操包围吕布，吕布入告貂禅，貂禅害怕吕布死后自己无所依靠，劝吕布“将军与妾做主，勿轻骑自出”。结果吕布命殒白门楼，貂禅果然成了寡妇。相传曹操念其杀董卓有功，封其为“护国圣女”，修圣女殿终日奉养。又相传貂禅后来被关羽所获，但关羽不近女色，怕她成人间祸水，把她头砍了。赵范之嫂樊氏算是最有爱情观的人——她宁愿当寡妇也不愿意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樊氏对赵子龙一见钟情，委托小叔子赵范传达自己的择偶标准：1、文武双全，名闻天下；2、相貌堂堂，威仪出众；3、与赵范同姓——这明摆着是非要你赵云不可了。这樊氏也不是寻常角色，书中记载其“有倾国倾城之色”、“丹阳太守赵范之嫂”，然而这桩连诸葛亮都称作“此亦美事！”的婚姻却被赵子龙拒绝了：“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又道：“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骂，一也；其妇再嫁，便失大节，二也；赵范初降，其心难测，三也。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刘备听后发出：“子龙真丈夫也！”的感慨。我们可以看出并非赵云不喜欢大美女樊氏，也不是嫌弃人家是寡妇，而是咱们的大英雄为了忠君之事，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人类婚姻的目的，本为结二性之好，应以人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为基础。然而三国美女们的婚姻都是由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任由政治利益摆布，个人意愿完全被扼杀，从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悲剧是彻底的。其次，政治关系的尔虞我诈，决定了美女们的命运悲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这种政治婚姻作了精辟的论述：“在封建社会里，对于骑士和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事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结婚违背个人意愿倒也算了，导致命运不幸才叫大悲大惨。貂蝉的命运传说纷纭,有的说是自刎而死,有的说曹操为笼络关羽连同赤兔马一起把她送给了关羽,关羽留下骏马却让貂禅走了。民间有不少戏剧、评书和传说述说着的貂禅命运结局都不尽如人意。倒是央视版《三国演义〉的貂禅结局,倒是最好的：紫陌红尘，西风古道，风尘恋恋，老马旧车。貂禅身着红裳，最后凝望了一眼那曾经风虎云龙的长安城，然后黯然垂下车帘。孙尚香疼过的阿斗在即位后对先主的几位夫人也进行了封缢：皇后吴氏为皇太后，甘夫人为昭列皇后，靡夫人也被追封为皇后，但独独落下了孙尚香。论功劳，孙尚香远远在三位夫人之上，没有她刘备当年早死于乱刀之下，安能有后来进位汉中王。没有她，吴蜀两国或许早已战火不断，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究其原因，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便可知晓：阿斗即位是章武三年，当年吴国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先主白帝托孤，正是吴国和蜀国关系发展到最低谷之时——这种情况下，孙尚香没有被封是必然的。甄氏自被曹丕纳下为妻，深得曹丕宠爱，更兼生下曹睿，自幼聪明，夫妇俩喜欢得不行，这样的结果自是夫荣子贵，足慰人心。然而郭永之女出现后，与甄氏争宠，郭贵妃买通近臣张韬。“时丕有疾，韬乃诈称于甄夫人宫中掘得桐木偶人，上书天子年月日时，为魇镇之事”，丕大怒，遂将甄夫人赐死，立郭贵妃为后。把两个美人放在后宫争斗中是多么一件残忍的事情，洛神就此烟消云散，可悲，可怜。吕布的女儿，当年吕布为了保住徐州，欲把女儿送到袁术处成亲，但后来曹操从中作梗，袁术父子丧命，她连夫君的面都没见着就成了望门寡。曹操女儿，当年曹操为了取河北之地，不顾“仇家不婚”之大义，许配给袁谭，后来袁谭被曹洪杀死，也成了寡妇。封建社会封疆大吏的女儿远远没有当代社会达官显贵子女般万千宠于一身，她们只是父王的一件礼物，父王有用，随时可以送给别人。我们曾经痛声疾呼刘兰芝被婆婆强行夺走了恩爱，赵五娘被丈夫抛弃，林妹妹没有嫁给贾宝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才子佳人不得善终，唐明皇身为皇帝与杨贵妃也不得善果，却忽略了三国女子们更悲惨的命运。他们连起码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都被扼杀，他们不是有情人难成眷属，而是连选择自己向往对象的权利都没有，甚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都得不到，三国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惊滔巨浪下不可能有他们平静的婚姻生活。二、从微观上分析美女1、 倾城倾国的美丽佳人。美女之所以招人喜欢是因为她们的审美价值高，《三国演义》中的美女被罗贯中放置于英雄豪杰审美取向和群雄逐鹿的政治斗争中显得格外突出。美人不同体而皆悦于目，罗贯中刻画美人形象入木三分，寥寥数笔便使形象栩栩如生。貂禅。《三国演义》中描述美女着墨最多的莫过于貂禅了。“闭月修花”一词用来形容女子的容貌，则“闭月”典故就出自貂禅。有词赞道：“原是昭阳宫里人，惊鸿婉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按彻《梁州》莲步稳，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王允见了貂禅以杖击地曰：“谁想天下却在汝手中耶！”；吕布见了貂禅“欣喜无限，频以目视貂禅”；董卓见了貂禅，笑曰：“真神仙中人也！”，纳貂禅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真也难怪，人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大乔和小乔。都说这一对姐妹花漂亮，《三国演义》里面却没有具体的描述，二人之绝色有何依据？《三国志》中《吴书·周瑜传》里有这样一句“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裴松之作注，跟二乔有关的也只有一句：“桥公二女虽流离（理解为光彩焕发），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曹子建《铜雀台赋》表达了曹操的想法：“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1、孙策和周瑜对大小乔这对姐妹花是满意的；2、曹操对这对姐妹花也是很有想法，更有人曹操说曹操进攻江南只是为了夺取这对姐妹花——以曹操、孙策、周瑜之类的大英雄何愁天涯无芳草？但对这对姐妹花情有独衷，足见大小乔的魅力。甄氏。甄氏绝对是惊艳型的女子，这点从曹氏三父子对甄氏的觊觎之心可以看出。袁绍新败，曹丕见二妇人啼哭本欲杀之，但看到甄氏的脸“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就决定做下英雄救美的事；曹操视之曰：“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之。如果不是甄氏美貌，曹操会让曹丕娶一个没有了依靠的寡妇，当时曹丕只有十八岁，常人父母善不肯，更何况神通广大的曹操！曹植对甄氏完全是小弟弟对神仙姐姐的崇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直接把甄氏写成了洛水女神，通篇充满了曹植对洛神的向往和爱慕，堪称世界上最优秀的情书。孙尚香。相比之下，《三国演义》描写孙尚香就只字没有提及其外表，但周瑜先前有言，用的是“美人计”，可见孙夫人姿色应该不会太差。还有两点是《三国演义》中其他美女所没有的：首先，孙尚香家庭背景好，孙氏家族三分天下有其一，古代女性很少有字，然而却在历史上留下全名，足见其贵重；其次，孙尚香十分尚武，闺房内“刀枪簇满，侍女皆佩剑悬刀，立于两傍另外”，足见其个性十足。第五十五回中有一句话：“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刘备可是作梦都想收复汉室江山的人物，此番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惊人之举，全仗孙尚香的美丽姿色。步夫人。《三国志·吴书》有记载：“吴主权步夫，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荹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步夫人是孙权众多夫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的最大优点就是不爱吃醋（《三国志·吴书》中有记载“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近，故久见爱待。”），经常介绍女孩子给孙权认识，孙权也因此最宠爱她，后来还追封她为皇后。甘夫人。刘备的偏房太太。《三国志·吴书·甘皇后传》记载：“（兴平元年194）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其时纳为妾则尚应有嫡室夫人）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据说甘夫人皮肤甚好，刘备夜晚喜欢把她与一座羊脂玉做的人像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怜一代美人跟随刘备东奔西走，四处逃亡，寸福未享。刘备打起战来老婆乱丢，被吕布、曹操夺了去。刘备刚刚安顿下来，她就香消玉殒了。邹氏。张济之妻，在宛城攻略战中被曹操看上，结果送了典韦一条性命，可见红颜祸水，为害之甚。书上说："昨晚小侄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生得十分美丽，问之，即绣叔张济之妻也。”推算一下，那曹操也是个好色之人，天下美色又任其取舍，想必品位不会差，而这邹氏，从年纪上算至少也有三十岁了，居然还能迷住曹操，可见一是平时保养得好，二是确实貌美。这个是成熟型的。胡氏。胡氏为后蜀大臣刘琰之妻，极有颜色。因入宫面见皇后，后留在宫中，一月方出。琰疑其妻与后主刘禅私通，将妻绑缚，令军以履挞其面，几死复苏。后主闻之大怒，令有司议刘琰罪。有司议得：“卒非挞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合当弃市。”遂斩刘琰。这是《三国演义》第一个因为打老婆被杀的，都怪他老婆太漂亮了。两个少数民族的美女：祝融夫人和马云璐。一个是南王孟获的老婆，一个大将赵云的老婆。祝融夫人相传是火神祝融之后裔，世居南莽，善使飞刀，百发百中，看样子是个野性十足的大美人；马云露是马超的妹妹，汉胡混血健美女郎，个子应该是很高的模特身材，白马王子赵云舍弃倾国倾城的樊氏不要，娶了她过门，模样儿自然难以用言语形容。其他诸如芙蓉娇艳般的樊氏，被张飞看中的夏侯氏，后宫之争逼死甄氏的“女中之王”郭永之女，第一才女蔡文姬等等，三国美女何其之多。2、 男权世界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显然是没有地位的。封建社会的男性作家习惯于以男权价值为中心，站在自我性别的立场去描写女性形象，命名女性的文化符号——伟大的罗贯中也不例外。在他笔下，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三国演义》第一回议郎上疏,将种种不祥天象归咎于“霓堕鸡化,乃妇寺干政所致”，到第十九回猎户刘安杀妻取肉以食刘备，再到一百三回诸葛亮以巾帼女衣羞辱司马懿，无不体现着对女性的歧视。虽然用墨不多，但《三国演义》中女性的出场对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和故事完整性，对推动情节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出现的美女，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肉体为男性消灭政敌；二是成为英雄本色的试金石。笔者在写作之前，试图在《三国志》、《后汉书》这些正史上找些关于貂禅的资料印证观点，但没找到关于貂禅的一言一语。只有《三国志·魏书·吕布传》里头提及“布与卓侍婢私通”，但也并没有指明是貂禅。罗贯中大胆采用了“于史无征，采用传说”的写法，并且根据情节需求，舍弃了貂禅原本为吕布妻子，于战乱中失散，流落他乡，被王允收容，她之所以接受王允的连环计是与远在长安的吕布团圆的艺术真实。这位年方二八、色技俱佳的小女子为报王允的教养之恩，毅然决定出山平乱，冒一身事两男的失贞之污，巧妙地周旋于两个好色男人之间，出色完成了“令布杀卓，以绝大恶”的任务。一个自幼养在幕府，涉世未深的少女何以如此老练成熟，风尘味为杜十娘，宋引章，赵盼儿之流所不能及？其不合情理处显而易见。其实，罗贯中的艺术处理从根本上源自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误解。在男性的眼中，天生丽质的大美女具有祸水的一面，会瓦解男性的权利和事业，也可以随时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这首赞歌，明白无误地表现了罗贯中的立场：维护男性的权益，男性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女性的美貌和肉体。《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写曹操欲乱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后关公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却又三日一次于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此处十名美女完全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作为曹操拉拢关羽的工具，另一方面表现关羽一世英雄，非女色所能征服。又如有倾国倾城之色的樊氏倒追白马王子赵子龙，赵子龙拒绝了，表现了赵子龙“真丈夫也”的气概。孔明之妻黄氏，其貌甚丑，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之学，夫人多相赞助焉。娶个丑老婆并没有显得诸葛亮品位低，相反让读者看到了他智慧的一面。罗贯中的原版《三国演义》本来就很强的“尊刘贬曹”思想，经过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修改，“尊刘贬曹”思想更加突出。像关羽、赵云、孔明这些人就没有性格缺陷。与这些正面人物相对，董卓则是一副反派的逆贼嘴脸：残暴、贪婪、专权、外表上也是胖子一个，不如关羽、赵云这班正面人物般气宇轩昂（《三国演义记载“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三国演义》第八回写董卓离长安二百五十里，别筑郿坞，役民夫二十万人筑只；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内盖宫室，仓库囤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同样写美女，此处又表现董卓好色，横征暴敛的罪行。对待这样的人物，作者也给了他一个很差的结局：财产被没收，美女都被释放，全家被杀光，自己死后“百姓过者，无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甚至无法下葬，“临葬之期，天降大雷，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就塑造人物形象而言，好色与否实际上已成为罗贯中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和臧否人物的重要标准。《三国演义》塑造的类型化人物形象都是有很深的高度的：写英雄豪杰则有包藏宇宙之心，吞吐天地之志的曹操、孙权、刘备等人；写大将之才则有勇冠三军，武艺高超的关羽、赵云、张飞等人；写贤臣良相则有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孔明、姜维、司马懿等人。写美女娇妻则有貂禅、甄氏、大小乔这些绝世美人，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后人只可观赏，无超越可能。参考文献：①罗贯中，《三国演义》，湖南，岳麓书社出版，2001年9月②陈寿，《三国志》③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④《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份版本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最喜欢赵云和诸葛亮
［1］蒋正冶：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演义》主题研究述评2007(1)［2］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3］陈 辽：智谋精粹古为今用--读《“三国”智谋精粹》1993(4)［4］边 勋：论《三国演义》中智谋描写的历史影响和社会价值［5］郭百秋：《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无非就是从主要人物和贡献下手战争就是战将的奋战保的君主建立大业的方面文化 以蔡邕妇女 曹氏父子 以及诸葛的前后出师表 还有马均 诸葛亮的发明 华佗 张仲景的医术等等任务？ 这个具体没明白 不会是人物吧？内政 从曹操的军民同体化 开始治军 得到北方的快速发展 孙权的治理一方也有独到之处 诸葛亮的内政也不是盖的 但有穷兵黔武之嫌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力于追溯“真”之精神的哲学本源，通过对儒道释三家“真”概念嬗变的梳理，概括艺术论中相关范畴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关于“真”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阐释，最终，提炼出中国画家思维中“真”之精神的发轫。目前关于“真”概念的研究多是哲学层面，系统梳理先秦哲学之“真”到中国古典绘画之“真”的过渡，成为迫切的、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正是此文的研究目的。对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真”之精神嬗变过程的研究，可以清晰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追求，使“真”理论得以延续传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任一画种的理论和创作，具有指导当下绘画精神的现实意义。“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与哲学概念之“真”有何特异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绝少有论文和专著立足于此。本文首先从庄子之“真”、儒家与“真”相关的概念、佛家之“真”给予探讨哲学“真”，接着从连接哲学“真”与绘画“真”的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找到理论根据，继而着手分析几个与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荆浩“图真”论中“真”的具体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何种影响。再如“形神”论的演变过程怎样使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从“形”、“神”两方面在各个时期侧重发生转变。接着在“道寓于器，技进乎道”这一传统思想的统照下，笔者对“真”与“技”、“真”与“心”的关系分析说明，从具体技法提升到主观精神来探讨“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形而下及形而上两个层面。最后，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的嬗变正与中国古典绘画从宋代绘画注重物象客观规律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尤其明清两代，以主观情思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外在的画面事物成为了人之情感的载体这一转变过程相吻合。至此，中国古典绘画对“真”之精神的偏向发生了扭转，并且延续到近代。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精髓，是可以指导任一门类的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侧重的不同。我们寻出中国古典绘画史进程中的精神与力量，也就寻出它内在的向往和需求，从而指导中国绘画史朝着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此文希望达到的大意义所在。
在中国人民心中，有一个家喻户晓、极富魅力、光辉四射的历史人物，他就是三国时代那位羽扇纶巾的军师、丞相诸葛亮。清代才子纪晓岚曾用他响亮的名字出了一副上联：“明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几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对，成为世间“绝对”。其实，真正成为千古“绝对”，无人媲美的，恰恰是诸葛先生本人。 “智多星”的丰采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中华民族公认的智慧之神，在英才辈出的三国时代，在当时即有“智多星”的称号。高卧隆中时，他还只是一介书生，即被当时大名士宠德公称为“卧龙”，司马微赞为“识时务的俊杰”。公元207年，他出山辅佐势单力薄的刘备，先与孙、曹逐鹿中原，后与司马懿争雄天下。正是他的智慧，曾无立锥之地的刘备能走出困境，取荆益两州，三分鼎足，成就帝业。也正是他的智慧，庸主刘禅能坐稳江山，长期与强大的魏国抗衡，使司马懿“畏蜀如虎。” 诸葛亮的智慧，首先在深度上表现出多层次性，兼具大智与小智，并具急智与远谋。智有大智与小智之分。有小智者未必有大智，有大智者也未必有小智。宋代吕端，颇有智谋，但小处不甚精明，宋太祖谓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智还有急智与远谋之别。这二者也常不可得兼。与诸葛亮同时代的鲁肃，有大谋远略，但乃一忠厚长者，做事、决策未必敏捷过人。如此看来，诸葛亮确实是完美的智者。他有大智，有远智，自不待言。他的“隆中对”，被誉为“千古奇策”，奇就奇在他第一个预见“天下三分”，并进而提出促成天下三分的战略战术。后来形势的发展也果如他的预言判断。真可谓智转乾坤！刘备伐吴大败，病死白帝城，蜀国从其颠峰上一落千丈。他再次受命危难之际，毅然重整旗鼓，闭关息民，养精蓄锐，和吴平戎，使蜀吴又成犄角之势，共钳曹魏，并毅然六出祁山，以攻为守，虽最后回天乏术，但数载保全之功同样是体现深谋远虑。但诸葛亮如果仅凭如此，还不足以成为智慧的化身。他的智慧还表现在他的机智、敏捷、善辩、尽能上，既有大智大慧又有小处的聪颖、细节的精明，既能远虑周详，更能急中生智，随机应变。民间传说他“一步三计”，三国演义更是绘声纭色地描写了他卓绝千古的神机妙算。“草船借箭”、“智算华容”“舌战群儒”、“七擒孟获”、“空城计”，甚至死了还要以木像吓走司马懿，真使人莫测高深。这些虽有艺术夸张，故事的虚构，但也说明了他确是足智多谋，为同时代的兵谋家所望尘莫及。 诸葛亮才兼文武，在智慧的广度上亦是前无古人。在政治上，他将儒家学说所主张的仁德施之于民，又将法家之法用于治国治军。陈寿的《三国志》称道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将一个国空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岂不令人惊叹！在军事上，他发展了孙吴兵法，世所推崇。司马昭灭汉后，特令军事家陈勰学习他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诸葛亮还以个人的天才智慧，创造了著名的八阵图，发明了元戎（一种新式连弩），钢刀及木牛流马，威力无比，杜甫曾作诗称赞“八阵图”的神奇：“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西晋李兴也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流马更是世间神物，惜早已失传。在理财上，诸葛亮同样显示出杰出的才能，他治蜀期间，开源节流，轻徭薄赋，务农植谷，推广生产技术，因而出现了国用足、民财阜、人口旺的景象。至蜀亡时，府库仍储有“米四十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绢各二十万匹”。以一个小国支持频繁的战争而不至使人民饥困，到亡国时还有这么多盈余，如非诸葛亮及其后继者善于理财，焉能这样！ 诸葛亮因何如此才智超群？先天的颖慧加上后天的努力。他饱读先秦诸子，博古通今，并能运用自如。可以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集百家而成大智。他有道家的淡泊风范，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有法家的法治精神，及至墨家的科技杂艺，纵横家的纵横捭阖，名家的机智善辩，阴阳家的奇门遁甲，无不一一具备，从容体现。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又是外交家、理财家。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富发明创造，亦可称是发明家、科学家。在文学上，他虽无曹操的横槊赋诗，但一篇《出师表》，大情大义，不知要压倒多少千古雄文！南宋诗人陆游《书愤》一首曾极尽赞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人格神”的魅力 诸葛亮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神，更重要的他是千百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格神。在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的人不少，但象他这样集智慧神与人格神于一身，可谓绝无仅有。他所张扬、实践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为历代所推崇备致。 诸葛亮的人格、节操、风范，概括起来是如下四个方面：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诸葛亮隐居隆中时，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关心时势，每自比管仲乐毅，负有担大任、致高远的远大抱负。但他又绝不是那种醉心于功名利禄、汲汲于荣华仕进的俗子。事实上，当时曹操称雄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朋友石广元、孟公威皆投其麾下，他却不为所动，其兄诸葛瑾在东吴颇得重用，他也不去投靠。最后，刘备三顾茅庐，以千古未有的求贤至诚深深打动了他，他才毅然步出草庐，一匡天下。在著名的《戒子书》中，诸葛亮曾如此谆谆告诫：“夫君子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宁静无以致远”，真乃至理名言，也是他淡泊节操的真实写照。 尽瘁国事，忠心辅政。诸葛亮先后辅佐刘备、刘禅两代皇帝，忠心耿耿，公而忘私，刘备很信任他，临死托孤于他，并大义地提出让出家天下，但他没有夺取君位的政治野心，侍奉扶不起的阿斗，更加殚思竭虑，“亲理细事，汗流终日“，最后以身殉职，病死军中，时年五十四岁。诸葛亮辅佑后主，实际上是执一国之政，出帅入相，但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群臣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倘非心底无私，国而忘家，焉能如此！ 任人唯贤，清正廉明。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真乃金玉良言，至今仍振聋发聩。诸葛亮如此进谏后主，他本人则更是任人唯贤的典范。托志忠雅的蒋琬，清廉有才的费祎，智勇双全的姜维，都到他的重用和培养。他死后，这几人成为蜀国的中流砥注。托孤大臣李严运粮失责又慌报军情，被诸葛亮废为平民，但对李严之子仍加以信任，并促进他劝父改过自新。由是李严不仅不抱怨，而是心怀感激，诸葛亮去世，李严因悲痛发病而死。诸葛亮知人善任，明之以法，晓之对情，其服人心如此！在廉洁上，亦堪称典范。他曾上书后主，如实申报个人财产。书曰，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伯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多余财产，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光明磊落。苍天可鉴。 坚韧一心，竭尽人谋。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匡复汉室，还于旧都”，一统天下，但现实却是极严峻的：三国之中，对手魏国势力最为强大，其土地、人力、财力、物力比吴蜀二国的总和还要多，而蜀国相对最弱。诸葛亮深知这一点，“与其坐而待亡，孰若伐之”（后出师表），于是毅然挑战极限，采取一切积极措施，发愤图强，以挟泰山而超北海的气概，“驱驰千万众，怒目瞰中原”，虽劳而无功，仍不失为英雄壮举，这既是诸葛亮的悲剧，也正是他的伟大。这种尽力而为的奋斗精神，后人无不感慨系之。成都武侯祠一联云：已知天定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师。而杜甫的《蜀相》一诗，更可谓是诸葛亮的千古知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孔明情结”与“诸葛亮文化” 一部廿四史，有多少谋臣勇将，又有多少雄主名王，但历史老人似乎却分外垂青诸葛亮这位出师未捷的英雄。自魏晋以来，他的智慧光茫越来越夺目耀眼，他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彰显天下，他的形象日益高大丰满，历史人物的诸葛亮已变成一个文化的诸葛亮，潜入民族的心理底层，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全国各地，纪念他的庙宇祠碑不可胜数，南阳诸葛庐，成都武侯祠，陕西定军山，无不成为世人朝拜的圣地。上至士人，下至百姓，无不具有一种“孔明情结”，而有关他的故事、传说、题咏、小说、戏剧，更是层出不穷，形成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化现象。甚至许多东西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孔明灯、孔明锁、孔明扇、诸葛巾，不胜枚举。 远在两晋南北朝，诸葛亮去世以来，他即受到老百姓的追悼和士人知识分子的普通赞扬。陈寿作《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但仍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认为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同时，有关他的军事艺术和智慧，则被编进民间故事及志怪小说广为流传。至唐代，有关诸葛亮的诗歌如雨后春笋，今检索《全唐诗》总计涉及诗人50多名，诗100余首，其中尤以李白、杜甫、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篇影响至深，广为呤诵。至宋元，诸葛亮的感人事迹，激励着人们的反抗斗志。抗金名将宗泽临终时含恨长呤杜甫咏诸葛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而死。民族英雄岳飞受诸葛亮陶染至大，他曾手书出师表并作跋云：“更深策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以，竟不成眠，座以待旦”。史载，岳飞北伐，上表答诏，忠义之言，颇有诸葛遗风。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十分敬仰诸葛亮。他在被押解燕京途中，作《怀孔明》诗：“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襟。汉相明大义，赤心贯苍穹”。与此同时，诸葛亮及其故事大量成为多种文学、艺术种类创作的题材。迄元末明初，终于孕育出罗贯中三国演义这部伟大小说。从此，诸葛亮作为中华民族智慧与德行的象征地位，已牢固确立，成为妇孺皆知的光辉人物。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伟大诗人杜甫对诸葛亮的热情赞颂堪称千古定评。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对他仍怀着当年诗圣的那股敬仰之情。诸葛亮的智慧与精神，他所达到的完美境界，就像一首伟大的诗篇，让人受益无穷，百读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