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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为古代兵器之一，激弦发矢，可以及远，考此法之由来最古，黄帝战蚩尤于涿鹿,纯用弓矢以制胜，此为有弓矢之最早者；惟当时之弓矢，都以竹木为之，虽能及远，终未能完善，迨后推阐其理，互相发明，加以精密之改造，于是乎弓矢逐成为战争之利器，非但发古人射抉之技，抑亦开后世火器之端，虽曰此皆由后人推阐而来，其创作者之功，要亦未可遽没也。按照弓箭之第一人为挥；考工记云：古传黄帝臣挥作弓，荀子则称倕作弓，而山海经则谓少皞生般，是始为弓。按年代考之，当以挥为创造者，而般倕大概亦古之弓人也。在当时弓箭之用，诚十百倍于其他兵器，非但力劲及远，擅是术者，精研而熟娴之，穿杨贯虱，百步射人，万无一失，较之现代之火器，无多让焉，故十八般武艺，以弓弩始而以白打终，其重视之也宜矣。
题目定了吗，需要写多少iz呢
现在的电视剧来表现古代战争都太文明了，古代的战争是非常血腥的，完全不是电视剧里那样，后背拉一刀就死了，以古罗马时期为力，当时古罗马的剑士，对一个穿着铜铠甲的人进行竖劈，可以从这个人的脖子砍到腹部，将上半身完全砍开，如果是砍一个不带头盔的人，可以竖直砍到胸口，从脑袋到脖子完全分成两边，胳膊是可以直接砍断的，真实的古代战争远没有电视剧里那么文明，包括古代的农民起义，打官军都伤亡惨重，一个是没有铠甲，在一个是兵器不锋利，官军又有铠甲兵器有锋利，打农民完全是屠杀，一刀即使不被砍死，也半残了。
在冷兵器时代，人类世界就爆发了不计其数的水战，而那时候为了在水战中获得优势，各方势力也是挖空心思研究各种水战用武器。
一、横冲直撞——舰首撞角：
在最早的水战中，战舰只充当了一个平台的角色，水上作战的方式与在陆地上的区别极为有限。当时各方士兵手持各种弓箭长矛等兵器，在距离敌方战舰较远时用弓箭、标枪等兵器射击，接近时则改用钩爪长矛等兵器攻击，这种作战方式名为“接舷战”。这是因为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想到如何在战舰上安装武器，而且那时的战舰因为设计的关系，没有龙骨、水密舱等部件，强度较低，也只能如此作战。
（1）早期的战船制
后来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龙骨、水密舱等部件被引入战舰制造，战舰的强度大为提升，在战舰上安装武器在技术上成为了可能。于是伴随着战舰坚固程度的提升，以撞击为攻击方式的武器被安装上了战舰，这便是著名的舰首撞角。
（2）安装有舰首撞角的战舰
有关于舰首撞角的明确战例记载，是在一场发生于公元前535年的海战，战争的双方是希腊城邦福西亚和迦太基、伊特鲁里亚联军。在这场海战中，双方使用的都是划桨战舰，不同的是福西亚人的划桨战舰的舰首安装了用于撞击敌舰的撞角。这些安装有撞角的战舰，在福西亚人老练的水手操作下，成功地迂回到敌军舰队的后方，并成功用撞角撞沉了大量敌方战舰，获取了辉煌的胜利。其实，从现有的研究看，这并不是撞角这种武器最早在水战中的应用，只能是最早的明确记载。
（3）古希腊时代的战舰设计
撞角在设计上分为两类：一种是尖锐式撞角，其攻击主要是利用其锋利的尖锐对敌方战舰的舰体造成损伤，或者以高速驶过敌方战舰的一侧，撞断敌方战舰的船桨使其失去行动能力；另一种则是“攻城锤”式撞角，其主要的攻击方式利用战舰的冲击力将敌舰撞翻，使其倾覆，这样的好处是一来可以迅速使敌舰丧失战斗力，并且战后还有将敌舰缴获收归己用的可能。前者在电影《斯巴达300勇士：帝国崛起》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4）电影《斯巴达300勇士：帝国崛起》中战舰撞击敌舰的场面
撞角直到十九世纪依然作为战舰的装备存在着，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依然发挥着威力。1862年3月8日，美国南方军的装甲战舰“佛吉尼亚”号在一场与北方军的遭遇战中，用舰首撞角撞沉了北方军的一艘木质战舰，证明了这种武器直到十九世纪依然不算完全过时。但在远射武器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撞击攻击注定会被淘汰。
二、堪比“碰瓷”——钩拒与“乌鸦”：
撞击这个攻击方式以外，还有一种堪比“碰瓷”的作战方式，其主旨就是，你敢靠近我，我就黏上你！具体说来，就是将敌舰与我方战舰紧紧连接起来，让我方士兵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杀伤敌舰上的人员，或者干脆派我方士兵登上敌船将其占领则是另外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是接舷战的自然延伸，而当时的军事技术专家为了完成这个战术构想，也开发了各种兵器并将其安装在战舰上以达到目的。
（1）间接反映春秋时期水战面貌的文物拓片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武器在春秋末期被发明出来。相传是春秋末年的著名发明家鲁班在楚国的委托下而发明。与很多人印象中的民间工匠形象不同，历史上的鲁班其实是一个精于军事器械制造的大发明家，设计了很多军事器械。
而楚国之所以求助于鲁班，则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楚国位居上游，导致楚国战舰退却困难，经常在战况不利时难以撤退从而酿成惨败。越国则完全相反，因为越国水军往往位于下游，虽然进攻时需要逆流而上，但退却时却可以顺流而下，占据了主动地位。
于是为了解决这种不利态势，鲁班在楚国的委托下制造了一种名为钩拒的武器，并将这种武器安装在战舰上。敌舰接近时，钩拒的支架可以起到阻拦的作用以防止敌舰接近。敌舰撤退时，钩拒又可以钩住敌舰使其无法逃跑，“退者钩之，进者拒之”。楚国水军在战舰上安装这种武器后，一转颓势，多次击败越国水军，重振了国势。
在西方的罗马帝国，类似的武器也被作为战争利器而被发明了出来，这种武器名为“乌鸦”。与以海为生的希腊人不同，罗马人是发源于意大利半岛的农耕民族，所以罗马人并不擅长操纵船只，他们的战舰往往笨拙而缺乏灵活，为了弥补这个缺点，罗马人发明了“乌鸦”。
（2）装有“乌鸦”的战舰部分图
“乌鸦”是一种前端装有钩爪的木桥。在海战中接近敌舰后，战舰上的罗马士兵操纵“乌鸦”木桥搭上敌舰，上面的钩爪会狠狠抓住敌船，随后战舰上的罗马士兵通过“乌鸦”冲上敌舰，发挥罗马人擅长的格斗优势占领敌舰进而获得胜利。这种设计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云梯”，只不过云梯是为了登上敌城，“乌鸦”则是为了登上敌舰。在公元前260年的米莱海战中，罗马海军依靠“乌鸦”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俘虏了三十一艘迦太基人的战舰，其中还包括迦太基人的旗舰。
（3）装有“乌鸦”的战舰整体图
三、千钧之力——拍竿：
在水战中，古代中国人还发明了一种很有特色的水战兵器——拍竿。拍竿的原理来源于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的取水工具——桔槔。其原理是利用杠杆原理，在人们提取井水时减少消耗体力。这种桔槔经过军事家进行改进后，在一端装上巨石一类的重物，另一端则系上绳索，战前将装有巨石的异端高高抬起以绳索固定，作战时则松开绳索让巨石自然下落，重力加速度下的巨石拥有千钧之力，可以严重破坏甚至直接击毁接近的敌方战舰。最早的拍竿直接来源于桔槔，呈T形。后来军事家们将其进行改进，创造出了威力更加强大并且更加灵活的V形拍竿，进一步增加了威力。
（1）T型拍竿
（2）V型拍竿
在隋灭南陈统一中国的战争中，隋军专门制造安装有六座拍竿的“五牙”战舰，在荆门水战中用拍竿拍碎十余艘南陈战舰，大胜陈朝水军。除此之外，隋军还将拍竿用来攻城，在隋军进攻沔州的过程中，恰逢雨水暴涨，隋军的战舰可以接近到沔州城池旁边，于是隋军将领突发奇想，将战舰开进城池边以拍竿击打城楼，很快便攻克了沔州城。
（3）隋“五牙”战舰
到了两宋时期，军事家对拍竿又进行了新的改进。在两宋之际，洞庭湖地区爆发了钟相、杨幺之乱，叛军依水割据，一度成为了宋廷的心腹大患。叛军为了对抗官军的围剿，制造了大量先进战舰，其中就有安装有改进过的拍竿的“车船”，船上的拍竿相比传统的拍杆在下部安装了转轴，这样便可以改变攻击方向，相比传统无法改变攻击方向的拍竿更加具有威胁。根据记载，叛军的车船“遇官军船近，即倒拍竿击碎之，官军以此辄败”、直至南宋派遣大将岳飞平叛，才终于平定了洞庭湖地区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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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知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月刊杂志，创刊于1979年，由中国兵工学会主办，《兵器知识》杂志社编辑出版，主管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每月分A、B刊，A刊在上半月推出，报道最新国际军事动态，最新兵器介绍等；B刊则在下半月推出，内容为防务观察家对军情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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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研究》是一本很好的军史类丛书，资料翔实，文笔出色，选取角度也很吸引人。其中的国外文章，由于编者出色的军事功底，专业名词，史实地点等翻译得非常准确，避免了很多的错误。由于立场较为中立，很多以前在主流杂志被歪曲的内容也得到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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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现代兵器》2007年12月号上市 解秘ZBD97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兵器知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战争史研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轻兵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世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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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兵器知识》A是最好的，主要是兵器介绍，也有战役典故，还有时事，B呢是防务观察，主要是时事，由专家点评，兵器少。还有《兵器》，《兵工科技》也很好，但内容较少。 《轻兵器》和《现代舰船》内容单一，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他讲的是什么。希望可以成为最佳答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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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世界 现代舰船
中国甘肃玉门夏代古墓中出土的金耳环虽然铸造粗糙，但却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金饰器实物。商代的金器以装饰品占主导地位，器物类相对较少。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眼部贴金的虎形饰及金片、金叶、金箔等装饰，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中发现的金面罩和金杖等祭祀用的金器说明，金器在商代已经得到社会上层广泛使用。银的使用历史较晚，目前所见的春秋时期银错铜兵器，是最早用银的实例。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的金银器的设计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超。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和应用达到了历史的巅峰，除了饰件还开始生产餐具、茶具、佛教法器等生活器物，而且品种大为增多。两宋时期的金银器制造业更为商品化。皇亲贵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贾，都享有着大量的金银器，上层庶民和酒肆妓馆的饰品及饮食器皿也都使用金银器。随着金银器的社会化，宋代金银器无论在造型上或纹饰上一反唐代的富丽之风，而变为素雅和富有生活气息。明代的金银器制造工艺高超，明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是代表作。造型庄重，装饰华丽，雕镂精细。器物用打胎法制成胎型，主体纹样采用锤成凸纹法，细部采用錾刻法，结合花丝工艺，组成精美图案，有的器物镶嵌珍珠宝石，五光十色。金银上凿刻压印“官作”或“行作”或工匠名及成色。清代金银器的工艺多趋于繁富华丽、精细琐碎。色彩追求艳丽妍美，样式崇尚变奇化异。金银器可分为金银器物和金银饰物两大类，它们还可分为饮食、信符玺印、容器、舆洗器、梳妆用具、陈设观赏品、宗教祭祀器、冠服、发饰、颈饰、耳饰、手、臂饰、胸坠饰、剑饰、车马饰、货币、杂器等10余小类。金银器物中的饮食器有樽、杯、盘、壶、盏、碗、豆、蛊、锅、箸、勺、匙、温碗、盏托、茶具、羽觞、执壶、花口杯、提梁壶等。信符玺印有腰牌、符牌、金印章等。容器有盒、缸、罐、簋等。舆洗器有匜、盆、洗等。梳妆用具有梳、篦、刀、奁、镊、镜架、栉背等。陈设观赏器有薰炉、香薰、银钏、金钟、瓶、盘、挂屏、盆景、天球仪等。宗教祭祀器有造像，葬具、法器、祭器、如意、香案、匾牌、菩萨等。金银饰物中的冠服有凤冠、冠顶、冠带、金银冠、步摇冠、冠花等。发饰有笄、簪、钗、梳步摇、钿花、珠花等。颈饰有项链、顶圈、排圈、金银冠坠、护头箍、金银角、银马围帕、金银抹额、金银插针、金银衣帽饰、吊饰、长命锁等。耳饰有耳珰、耳环耳坠等。手、臂饰有钏、镯、条脱、戒指、指环、顶针等。胸腰坠饰有压领、腰链、腰带、腰牌等，货币类有金贝、金条、金砖、金板、金饼、银贝、银饼、银元、银铤、银锭、金五铢、马蹄金、麟趾金、金银开元通宝等。
张景明，大连大学美术学院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佛教文化艺术专业。200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中国酱文化博物馆专职研究员● 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大连大学学报》、《饮食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委●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 辽宁省新增专业学士学位授予评审专家●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设计产业协会专家组顾问● 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理事●大连市委宣传部“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研究指定专家●大连市文联专家库专家 共发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方面的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港台期刊上发表11篇，被CSSCI检索16篇，《光明日报》发表1篇，被人大报刊资料转载1篇，被《新华文摘》篇目辑览转载1篇。具体如下：1、《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2、《呼市东郊大窑南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3、《呼和浩特市九龙湾征集的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2期合刊。4、《中国北方民族的汉代铜器文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5、《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文物》1997年第4期。（CSSCI）6、《浅谈大窑文化》，《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试论突厥族源与铁勒的关系》，《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8、《俄罗斯哈卡斯省府阿巴干发现的汉式宫殿主人再考》，《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9、《考古学在博物馆中的应用》，《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0、《辽代金银器概述》，《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2、《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1997年第2期。13、《内蒙古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3月25日第4版。14、《辽代覆面具》，《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9期第4版。15、《赤峰地区发现的金代白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4月22日第4版。16、《辽代鸡冠壶》，《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7月29日第4版。17、《内蒙古地区的西夏褐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8月19日第4版。18、《北方草原地区东胡的青铜礼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5期第4版。19、《辽代的箸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10月28日第4版。20、《内蒙古有多少文物古迹》，《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16日第4版。21、东胡民族的饮食器具，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9日第4版。22、《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5月8日第2版。2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箸文化》，《中国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24、《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发现大泉五十陶范》，《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25、《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远望集——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华诞》，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6、《内蒙古巴林左旗王家湾金代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CSSCI）27、《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的金银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8、《元上都与元大都城址平面布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9、《论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唐风格》，《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哲学版）1999年第5期。（CSSCI）30、《论辽、西夏的货币经济以及与宋的关系》，《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9年第2期。31、《金步摇冠饰》，《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7日第3版。32、《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几座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2000年第1期。33、《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34、《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文献、实物中的体现》，《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CSSCI）35、《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36、《呼和浩特市北郊蟠龙塔地宫遗址》，《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0年。37、《论辽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CSSCI）38、《从群虎图岩画看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虎纹装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39、《内蒙古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新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40、《辽代金银饮食器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1年第1期。41、《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历史月刊》（台湾）2001年第8期。42、《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第8期。（CSSCI）43、《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1期。44、《辽代冠带析论》，《包头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45、《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46、《汉文古籍与北方民族研究》，《民族古籍》2002年第2期。47、《内蒙古发现的隋唐金银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48、《论内蒙古地区古代生态环境与饮食文化的互动》，《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2期。49、《辽代契丹民族的人口及特点》，《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CSSCI）50、《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CSSCI）51、《北方草原的佛教艺术》，《中华文化画报》2003年第5期。（中文核心期刊）52、《契丹民族的饮食文化在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1期。53、《论白道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54、《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中华文化画报》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5、《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6、《酒饮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前瞻》，《中国酒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57、《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与艺术创作》，《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3期。58、《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人生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4期。59、《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60、《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大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61、《从艺术形式中所见之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2、《中国北方草原的金银器艺术》，《典藏·古美术》（台湾）2005年第8期。63、《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64、《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3期。65、《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4期。66、《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67、《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造型艺术》，《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68、《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契丹的茶与茶文化研究》，《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6年第2期。70、《岁时节庆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CSSCI，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篇目辑览转载）71、《匈奴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象征》，《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CSSCI）72、《辽代金银器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73、《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中山大学“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74、《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75、《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论草原文化》（第三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76、《箸与蒙古族进食方式的演变》，2006年10月第四届中国箸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77、《在文明城市中构建大学的和谐环境》，《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9期。78、《契丹的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9、《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0、《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将载在《论草原文化》（第四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81、《中国民族工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界定与保护》，2007年10月中国民族文物界定、定级、分类研讨会交流论文。《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82、《北方民族传统文化与草原生态关系的调查和思考》，《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83、《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CSSCI）84、《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CSSCI）85、《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前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08年第1期。86、《北方游牧民族的虎纹装饰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87、《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88、《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与饮食风味》，《饮食文化研究》2008年第1期。89、《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90、《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1、《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的唐文化因素》，《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2、《现代化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93、《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界定与理论体系——以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例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94、《辽代壁画中的茶饮及相关问题》，《饮食文化研究》（下），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8月。95、《辽代冠带的类型和相关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十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CSSCI）96、《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的调查与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97、《从出土器物造型谈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多样性》，《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09年第4期。98、《造型艺术的理论探讨——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99、《论造型艺术的研究方法》，《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10年第2期。100、《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的风格与思想表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3期。（CSSCI）101、《饮食人类学与草原饮食文化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CSSCI）102、《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4期。103、《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大连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定位》，《大连日报》2010年8月9日第7版。104、《民族民间手工技艺的延续与保护——以大连地区为个案研究》，《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11月。105、《北方游牧民族的刺绣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106、《中国北方草原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留住祖先餐桌的记忆——杭州亚洲食学论坛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107、《论中国北方草原饮食文化的生态观》，《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2期。（CSSCI） 1、《草原文化》，合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2、《鞍马文化——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合著，香港，1996年。3、《世界博物馆巡礼——内蒙古博物馆》，合著，台湾大地地理出版公司，1996年。4、《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合著，内蒙古画报社，1997年。5、《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专著，文物出版社，2005年7月。6、《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7、《辽代金银器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获得2008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出版专著资助）8、《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主持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参加国家、省市级项目8项。主持项目：1、2007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07BF35），万元，2007年10月至2010年10月。2、2009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二、三期工程·草原饮食文化研究》（08@ZHO20），7万元，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3、2008年，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教育的关系》（2008040），万元，2008年5月至2010年4月。4、2005年，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历史》（L05CLS013），万元，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5、2004年，主持大连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研究》，1万元，2004年12月至2006年12月。6、2005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大连城市形象与文化建设的人类学分析》（05DLSK141），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7、2006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06DLSK162），万元，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8、2008年，主持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2008lslktjjx-04），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9、2008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作用》（08DLSK113），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10、2010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研究》（10DLSK040），自筹，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11、2011年，主持国家文物局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10万元，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12、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开发研究》，9万元，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参加项目：1、1998年，参加了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丛书《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史》的编写，担任子项目负责人。2、1999年，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二期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内蒙古卷》的编写（97AD01）。3、2007年，参加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金时期家族与社会变迁研究》（L07AZS001），1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4、2009年，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包豪斯模式”与“实践嵌入式”结合对增强设计类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09YJA770004），5万元，第一主要参加者，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5、2009年，参加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城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6、2009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策研究》（09DLSK219），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7、2010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10DLSK044），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8、2011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11BZS022），15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 1、论文《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1996年获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第三届优秀论文三等奖。2、论文《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2000年获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科技创新奖。3、论文《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2001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4、论文《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2002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二等奖。5、论文《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2003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6、论文《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2004年获得内蒙古首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主办政府联合颁发，以下相同）。7、论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2005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三等奖。8、论文《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2005年获得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9、论文《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0、论文《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1、论文《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2006年获得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二等奖。12、论文《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获得内蒙古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三等奖。13、专著《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2007年获得大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进步奖（首届政府奖）三等奖。14、论文《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2008年获得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15、论文《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中的唐文化因素》，2009年获得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16、论文《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谈大连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的定位》，2010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繁荣城市文化，培育城市精神”征文中获得二等奖。
金，有华贵的黄色光泽；银，有端庄的白色光泽。天生丽质的它们，不仅是自然界中的稀罕金属，秉承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传统；而且还与生具备着各种良好的品质，使得古今中外诸多民族的人们，无不对其情有独钟，往往在各种文明创始之初，便与其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而以金银制成的工艺品，则又常常凸现着制作者技艺的精湛与构思的巧妙。相得益彰之下的各种金银器，实现了形与质的完美结合，虽经千锤百炼，历沧海桑田，仍可世代流光溢彩，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辉。 金银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是吉庆与高尚的祥符，更是比德与喻美的寄托。而由金银幻化出的艺术珍品，则将丰富的艺术欣赏价值与文化收藏价值兼容而蕴含其中，展现着远古先民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他们世世代代于心中无限渴求的美好愿望。 世界上最早的黄金制品出现于公元前五千年的古埃及，最早的银器则出现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随后，希腊、罗马、波斯、萨珊朝等都开始了对金银器的广泛使用。金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足可谓之绵久而辉煌。早在距今约三千余年前的商周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金制品。略迟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则开始了对银制品的使用。早期金银器均为小型装饰制品，小巧简约、清新活泼便成为了对此时金银器特征最为恰当的概说。随后，金银器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繁荣发展后，又融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异域风情，最终形成了唐代绚丽多姿、成熟健康、优雅活泼的独立风格，并成为一代盛世的标志。宋元时期的`金银器，在装饰上引入了绘画艺术，因而较之前代器物更多地充满了诗情画意，愈发清秀典雅。而华丽浓艳则是明清时期金银器的显著特征。该时期内，金银器造型与制作均讲究美观与精细，以至流之于繁琐，褪尽了唐宋时期的勃勃生机。在金银器上镶嵌珍珠、宝石，金银工艺也开始与漆艺、木艺、玉器工艺等进行了结合。在精雕细琢的高超工艺与富丽堂皇的整体效果掩映下，一系列颇具奇胜之姿的合璧产品，为金银器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古代金银器不仅类型多样，范围广泛，而且工艺复杂精细，科技价值含量很高。从其用途划分，不但包括了生活器皿、服饰、宗教用具、殡葬用具、医药保健用具、钱币、工具等大类，另外还有少量祭祀、兵器、模型等类，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金银制品一开始就以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形式出现，而不像铜器和玉石等制品，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才逐渐从具有功利目的性的生产工具中脱离出来，进入审美对象的范畴。更为有趣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金银器皿直至唐以后才大量出现。“物以稀为贵”的特性，使得人们赋予了金银器以更多远超于实用物品本身的意义，着意于“金银”，而失意于“器”。同时，一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从肇始至完工，又往往需要使用多种工艺，将大自然的创造与人类的智慧完美结合，从而成就其集千恩万宠于一身的连城之价与夺目之光。 中国古代金银器不仅工艺繁复，制作技巧高超，而且造型精巧，装饰细密，每一件都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佳作。无论是以几何形为主的平面造型，抑或是以写生动物、植物为主的立体造型，无不展示着制作者观察的细腻与比例掌握的准确。大体量者往往显得稳固、刚劲，而小体量者则纤巧、灵动，优雅大方。栩栩如生的造型，配以或金黄璀璨，或银白庄重的底质，给人以强烈视觉效果与心理效果的暗示。而花纹图案的装饰，则极为注重整体效果。布局安排则凸现出两大特点。一为讲究对称。以器物中轴线为中心，左右相向地布置同样的纹样，使整个器物显示出均衡、饱满的感觉。二为讲究对比。以大小、高低、动静、颜色的对比，形成各种变化，造成节奏感，从而突出主题，对文化内涵进行清晰、流畅的表达。而用以装饰的题材内容，则可谓丰富多彩。有以写实或图案化的动植物为内容的；有以反映时代生活的人物故事为内容的；有表现流云、飞瀑、晨曦的自然景象；也有表现菩萨、罗汉、金刚的宗教形象；还有高度抽象化、概括化的几何纹样图案，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排列方式：或对称式，或回旋、抱合、相背的平衡式排列，或一整二破的连续式排列。最为代表着人们亘古不变美好希冀的，便是以各种吉祥图案与文字为内容的器物。不同的表征，代表着人们多种多样祈福纳祥的心理渴求。如以龙象征神圣，以凤象征高贵，以牡丹象征荣华富贵，以鹊闹枝头象征吉庆，以鸿雁衔胜象征平安，以石榴、鱼子象征多子多孙。此外，还有以谐声寓意纹样，吉祥文字，以及将此二者相结合的主体表达方式。常见的吉祥图案有蝙蝠、如意、磬、鱼、松竹梅等。而文字则有“福”、“寿”、“吉庆万年”、“祝延万寿”等等。这些伴有着浓郁中国特色的象征组合方式，与金银器物进行结合，既满足了人们追逐财富，渴望坐拥权势的心理，又满足了对种种美好寓意的寄托，真可谓合璧之作。 金银器，以贵重金属为材料，施以精湛巧妙之制作工艺，配以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之构思，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更迭出现之不尽相同的各个时代文化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将各个时代相同的追求富贵、吉祥的民族心理阐释的畅晓明白。集装饰性与实用性于一身的金银器，也因其不菲的价值，独具的特质，于普通金属器皿之中，着意显示出了其自身别具的人文、科学、经济价值。耀眼悦目的金银器，成为了绵延长久、当之无愧的传世珍藏!
唐代金银器的制作，有“官作”和“行作”之分。“官作”即由少府监中尚署直属的“金银器作坊院”负责。“行作”即金银行业的工匠产品。上述圆雕作品工艺复杂，设计巧妙，制作上精益求精，是否“官作”所为，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时，由于这些作品均为传世器物，缺乏科学的考古发掘依据，因此在具体制作阶段的判别上有一定难度。但我们可以从它的造型、錾刻纹饰的流行时间以及文献考证上去探究端倪（因片幅关系，待以后再作展开）。至于它的功用，毋庸置疑，它和其他金银器皿一样，除了满足陈设观赏、日常生活所需，还在于它的特殊价值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引用齐东方先生的话说：金银及其器物已“成为广泛运用于馈赠、供奉、赏赐、赋税的最佳物品，作为对外交往、经济制度、政治斗争的媒介物，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甚至重大政治生活……”。这方面有史为证，无须赘述。另外，有唐一代金银器制作高度发达，从文献资料看，当时制作数量巨大，不管是地方进奉或皇室赏赐的金银器玩均不在少数，为什么长期以来唐墓出土很少有此发现？历代盗墓者的疯狂盗掘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根本原因可能还在于唐时厚葬之风盛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对殉葬品均不惜倾资以求，以致官府不得不明令禁止。《唐六典》卷二十八载：“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所有以瓦木为之”。《唐会要》卷三八记载着开元二十九年另外颁布的敕令：“三品以上明器，……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及金银铜锡……”。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华美绚丽的唐代金银器中，动物造型的塑造和运用虽不是主流，但是，其高超的制作技巧、富有想象力的艺术构思，却是人类手工艺术登峰造极的具体表现，在唐代金银器制作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参考文献：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青铜兵器。据《战国军事史》记载，铁制兵器出现很早，商代时期，就已经将陨石中的铁加工后与青铜铸接在一起制造兵器。到战国时期，铁制兵器生产技术有很大提高，但青铜兵器的制造技术更为成熟。所以战国时期铁制兵器的使用并不普遍，多数士兵仍然使用青铜兵器，珍贵的铁制兵器属于贵族所有。武器的种类，战国时主要有戈、矛、戟、剑、弓、弩等武器，甲胄多位皮制，盾牌为皮制、木制。器分杀伤性和防护性。 杀伤性武器，春秋战国，主要是戈、矛、剑、戟、弓矢，还有殳、铍和弩。 防护性武器，主要是甲胄和盾。 武器有长短，剑是短兵，戈、矛、戟、殳是长兵。长兵本身，也有长短。短者，只有一米来长，不足身高；长者，为身高的一倍半，甚至两三倍，特别是车兵所用，长度必须超过马头，才能发挥实效。但长兵，很少超过身高的三倍。超过三倍就不好用了。这是近战的武器。 弓矢和弩是远程的武器。 下面做点介绍： （一）近战的杀伤性武器。 （1）剑。早期是匕首式短剑，来源是北方的草原地区，既是吃肉的餐具，也是护身的武器。剑和刀是一类，区别只在单刃和双刃。古人所谓“轻吕”、“径路”，就是这类刀剑。春秋末年，开始流行长剑。长剑，特别是质地精良的宝剑，反而出于南方，主要是吴、越和楚。长剑出，短剑也不废。长剑便于战斗，短剑利于护身，还可以搞恐怖刺杀，都是便于贴身使用的武器，故战国秦汉，武士往往身佩刀剑。 （2）戈。戈是勾兵，类似农器中的长镰。戈头，商代的戈是一字形，前有锋，下有刃（叫援），后有柄（叫内），类似短刀。周代的戈是丁字形，为了便于绑缚和固定，还增加了下垂的部分（叫胡）。 （3）矛。矛是刺兵，短矛叫，长矛叫锬，丈八长矛叫矟，即曹操横槊赋诗的槊。矛头，样子变化很多，和矢镞有类似性，可以比较研究。矛柄（叫柲）和戈柄（也叫柲）不同，戈是弧线打击，和斧柄一样，只有做成扁的，才利于控制锋刃打击的方向，矛只用于刺，柄是圆的，才方便。 （4）戟。戟是戈、矛合一的器物。戈、矛可以分铸，也可以合铸，还有把多个戈头装在一个柄上的例子。戟矛叫刺。战国晚期，戟的戈部，援、内左右上扬，都有刃，叫鸡鸣戟。戈、戟是和车战匹配，很有中国特色，但车战式微，随之衰亡，《武经总要前集》没有这类武器。 （5）殳。音shū，属于棒类，后世叫棒（《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它分三种，一种有锤状的铜箍和上出的矛刺；一种也有这两样，但锤状铜箍上还有旁出的刺，类似宋代的狼牙棒；还有一种完全不同，只有管状的铜头，无锋，曾侯乙墓的遣册叫“晋殳”。 （6）铍。音pī，是把短剑装在长柄上，类似现代的刺刀，后世叫枪（《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铍流行于战国时期，南北方都有，尤以赵、秦发现最多。这些发现，赵铍无镡，秦铍有之，古人把有镡的铍叫铩。 （二）远程的杀伤性武器。 （1）弓矢。古人叫长兵，是可以远距离杀伤的武器。弓矢最古老，旧石器时代就有。木石是最古老的武器，弓矢就是木石并用（当然，更原始的矢是木矢）。盛矢的器具叫箙，盛弓的器具叫韬。 （2）弩，是一种奇妙的发明，学者认为，可能是受捕兽器启发。我国，公元前4世纪，弩已流行。这种武器的起源地，可能在亚洲，特别是长江以南。欧洲使用弩，年代比较晚，学者怀疑，是从亚洲传入，早期线索，不太清楚，明确可考的，是10—11世纪的弩。这种晚期的弩，可能是从阿拉伯传入。弩和弓不同，它有弩臂置矢，弩机控弦，望山瞄准。过去，武举应试，要考张弓的臂力。但强弩，手拉脚踹肚子顶（即所谓蹶张），人力难以拉开，还使用带绞车的弩床。弩床，可以用一个弩机控制多个弩弓，叫连弩。连弩，射程远，准度高，对付北方民族的马队冲击，特别有效。现代的枪，就是弩的后裔，准星等于望山，扳机等于钩牙。火器出现，骑兵衰落，正是这种反制武器的延续。 （3）镞。镞即箭头，石器时代，所谓细石器，很多就是石镞。青铜时代用铜镞。后来，还有铁镞。镞多种多样，带骹的，带的，有翼的，无翼的，双刃的，三棱、四棱的，方的圆的，厚的薄的，各有各的用途。演习用的箭，前面是钝头，宋代叫扑头箭。 （三）防护性武器。 （1）甲。古代各国，都有自己的甲胄，大同小异。希腊、罗马的步兵，分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重装步兵，上身穿前后两片的铜甲：胸甲和背甲，好像乌龟壳，小腿上有胫甲，比较笨重；轻装步兵的甲，是用铜片缀合，比较轻便。这是最基本的两种。罗马人还使用锁子甲，一般认为，这种甲是来源于凯尔特人，但更早的来源是斯基泰人。它比第二种甲更轻，更适体。中世纪早期，欧洲流行锁子甲，这是带蛮风的甲，特点就是轻便。14—15世纪，情况转回去，骑士又改穿笨重的盔甲，各种铁制的盔甲（黑盔甲、白盔甲），把全身上下，每个部位都遮起来。我国也有这三类甲。第一类，叫两当铠，最早的样品是西周时期的。第二类，学者叫札甲（用甲札编缀，故名），发现最多。战国秦汉，出土发现，主要是曾、楚二国的皮甲（即革甲）。革是古代护具的主要材料，人用，马用，车也用。汉代的金缕玉衣，古人叫玉匣或玉柙，其实就是玉甲。铁甲，也叫玄甲，类似西方的黑盔甲。锁子甲，传入甚早，三国叫环锁甲，估计是从西方传入；唐代叫锁子甲，是从粟特进贡。另外，还有木甲、布甲和纸甲（南方，铁甲容易长锈，所以用这类甲）。古人把多层的布或纸缝在一起，或压塑成形，道理略同防弹衣。防弹衣，不是硬碰硬，而是以柔克刚，最高明。由于手制火器（枪）的出现，17世纪后，甲胄在欧洲被淘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明钢盔（helmet），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明防弹背心（bulletproof vest），还是盔甲（armor）的遗产。 （2）胄。即后世的头盔，有铜胄、革胄和铁胄。革胄和铁胄，出土发现的胄，有些也用甲札缀联。胄，也叫兜鍪。学者认为，兜鍪是突厥系统的外来语。 （3）盾。小者只能护臂，大者可以蔽身。长可蔽身的大盾，古人叫橹。这种橹和楼车、巢车类的橹（详下讲）不同，古人叫蔽橹（《六韬·龙韬·农器》）。攻城，冒矢石而上，小盾好。列阵对打，大盾好。盾，楚墓发现较多，如包山2号墓所出，分两种，一种是木盾，高92厘米左右，似宋代的步兵旁牌，但还不够大；一种是革盾，高度只有前者的一半。长可蔽身的大盾，没发现，但亚述宫殿的壁画上有。盾，汉代也叫彭排（《释名·释兵》），汉镜常把“四方”写成“四彭”或“四旁”，《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八》胡三省注已经指出，彭排就是宋代的旁排。宋代，盾分两种，一种长可蔽身，立在地上，叫步兵旁牌；一种施于臂上，叫骑兵旁牌（《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廿三页）。旁牌和旁排一回事。今人把盾叫盾牌，是合并盾、牌为一词。盾牌，现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防暴警察还用它，用防弹玻璃制成，躲在后面，可以看见前面。 （四）其他。还有很多，这里不能一一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武器，还有一些是仪卫所用，和实用武器不同。西方的权力象征物是权杖（mace），我国是钺。钺是大斧，本来是刑具（用于斩首或腰斩），而不是兵器，古代兵刑合一，往往用钺象征征伐的权力，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李逵玩的板斧。 《孙子》没有谈到剑，也未涉及戈、殳和铍。 ——————————————————————————————————————————望采纳！！！！！！！！！
01 提起我国古代兵器，最典型的莫过于戈了。在影视作品中，常常看到长戈如林，侵略如火的战争场面，但是可惜，里面对戈的刻画多有谬误。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古兵器，人们对戈的认识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戈，这种曾经兴盛后来又逐渐消亡的古兵器，它的形制是如何演变的。 02 先来看看典型的戈是什么样子。戈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自上而下分别为“戈头”、“柲”（木柄）、“镦”（底座，也作鐏）。戈头是主要攻击部位，以“斫”（劈、砍、啄、凿）和“勾”（拉、割）两种动作为主；柲和戈头连接，多为木质，延长戈的攻击距离；镦是底座，底面一般是平的，主要是防止柲底部磨损。但最初的戈与后期的戈与典型的戈形制是不同的，尤以早期戈的差异为大，我们对比一下早中晚三期戈头的不同形制。对比这三件不同时期的戈头，我们能看出什么趋势呢？“援”越来越长，“内”越来越长，“胡”从无到有且越来越长，“穿”从无到有且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除了材料技术的进步之外，也是战争发展的需要。我们看到最初的戈是没有胡的，穿很少，内很短，那么胡、内、穿都是干什么用的呢？都是穿绳子用的，古人通过绳索将戈头与柲连接起来。作为武器来说，援是杀伤敌人的主要部位，而戈的攻击方式主要是啄与勾。尤其是勾，对戈头与柲连接部位的作用力很大，非常容易导致戈头脱落、倾斜，在生死一线的战场上无疑是非常致命的。为了加强戈头与柲的连接稳固性，古人逐渐摸索出来了延长胡、多穿、长内的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戈的使用效果。 03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古代军人打仗用的武器，是金、木、绳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兵器的稳定性，当然无法和一体成型的武器相比，但是古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做到了最好。除了上面所讲的“胡”、“内”、“穿”的结合外，在柲上古人也做了很多尝试。 刚才说到戈的攻击方式主要是“斫”和“勾”。这两种发力一种与“柲”的角度是90度，一种与“柲”的角度是180度。古人为了保证戈整体的稳固，研究出了三种连接戈头与“柲”的方式，分别是“裂缝式”、“榫孔式”和“銎内式”。 裂缝式指的是将“柲”前段劈开，插入戈头，再固定“柲”顶端；榫孔式指的是在“柲”中凿开小孔，插入戈头，再也绳索缠绕加固；銎内式指的是在戈头尾部开孔，插入“柲”的安装方式。 从发力角度来说，銎内式的“斫击”效果最好，但在“勾击”时戈头则容易脱落，因此这种连接方式在商周时期一直较为少见。由于胡、穿的发明，占据主流的一直便是“裂缝式”和“榫孔式”连接。战国时期甚至出现了“长胡长内五穿戈”这种“神器”。04 戈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古代兵器，今天粗略的介绍了戈的形制演变，但关于戈仍有很多有趣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戈是长兵器还是短兵器？戈是步战兵器还是车站兵器？马战能否用戈？为什么戈会逐渐消亡？除了最常见的青铜材质是否还有别的材质？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的文章中逐一为大家解决。 PS：这种科普文写起来是最费劲的，又不知道谁会喜欢，我仿佛体会到了Sheldon在做《有趣的旗帜》时的感受……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密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从目前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注解内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李牧兵法。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书是《孙子兵法》。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标志是《孙子兵法》，它是我国同时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兵书。
春秋战国时期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李牧兵法，
中国军事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联合搜救演习显示了中美军事合作的空间日益拓展、层次更加广泛、方式越发务实的新趋势。 合作空间日益拓展。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亚强大校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承担着许多共同的责任，有许多共同利益交会点。这次演习以海上搜救为主要内容，显示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朝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在访问湛江期间也表示，这样的演习，将提升中美两国联合应对海啸、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和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能力。他认为，人道主义救援已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越来越重要的一项任务。中美之间在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美方将积极寻求并不断扩大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交流层次更加广泛。“联合搜救演习，是双方军事合作成果的体现，它背后所蕴涵的是双方在各个层次、多个渠道开展的深入交流。”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光谦少将说，一场演习，需要双方从最高军事领导人到最底层士兵之间的交流。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领域交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为了确保此次演习成功举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率领“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访问湛江，并与中国南海舰队司令员顾文根中将进行了会谈。双方的舰艇指挥员已经就第二阶段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三轮会谈和磋商，确定了演习的预案和细节安排。双方士兵除了相互参观舰艇外，还举行了足球、篮球和拔河等体育比赛。来访的“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还举行甲板招待会，邀请中国海军官兵共叙友谊。 合作方式更加务实。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军事关系先后经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蜜月期”、９０年代的“跌宕起伏期”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调整期”。“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两军之间还很难进行中俄之间那样大规模的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演习。”彭光谦表示，选择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海上联合搜救作为中美两军演习的课题，反映了两军合作更加务实的特征。“先在‘低端政治’领域的搜救演习方面取得突破，才能为下一步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打下基础，才有可能一步步上升到‘高端政治’领域的武器装备技术合作、传统安全领域军事演习等。”彭光谦说，中美军事合作方式更加务实，还表现在双方高层互访、人员往来、安全磋商等已经形成机制，用制度性的安排来保证两军关系排除外界干扰，稳步健康向前发展。此次演习在中美军事交流史上意义重大，至少有三大值得关注的看点 看点之一：救援能力体现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协同程度。对于成熟的大国海军来说，执行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海上搜救，并不属于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对于不同国家的海军联合执行搜救行动来说，最为关键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双方如何协同。李亚强说，最终决定联合搜救演习效果的，并不是中美海军各自装备和实际作战能力，而是双方的协同程度。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需要在通信、装备、指挥程序、战术行动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密切协同，才能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发现目标，并及时展开有效的救援和损害管制行动。 看点之二：实际使用兵力推动中美军事交流实现新突破。李亚强认为，近年来中美军事关系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双方在高层互访、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虽然中美两国也都邀请过对方军事官员观摩过本国的军事演习，但双方军队实际使用兵力，共同执行演习任务在２００６年９月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之前还是空白。“实际使用兵力，提高双方军队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在军事交流中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地位。”我说，“从‘纸上谈兵’到实际使用兵力的这一突破，必将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看点之三：高密度演习体现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军队开始有选择地逐步参与双边与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仅就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言，中国海军就先后与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海军举行过。“但是，像中美两国海军这样，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接连举行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高频率还是没有的。” 我认为，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高密度演习体现了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现状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