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甘肃玉门夏代古墓中出土的金耳环虽然铸造粗糙,但却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金饰器实物。商代的金器以装饰品占主导地位,器物类相对较少。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眼部贴金的虎形饰及金片、金叶、金箔等装饰,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中发现的金面罩和金杖等祭祀用的金器说明,金器在商代已经得到社会上层广泛使用。银的使用历史较晚,目前所见的春秋时期银错铜兵器,是最早用银的实例。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的金银器的设计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超。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和应用达到了历史的巅峰,除了饰件还开始生产餐具、茶具、佛教法器等生活器物,而且品种大为增多。两宋时期的金银器制造业更为商品化。皇亲贵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贾,都享有着大量的金银器,上层庶民和酒肆妓馆的饰品及饮食器皿也都使用金银器。随着金银器的社会化,宋代金银器无论在造型上或纹饰上一反唐代的富丽之风,而变为素雅和富有生活气息。明代的金银器制造工艺高超,明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是代表作。造型庄重,装饰华丽,雕镂精细。器物用打胎法制成胎型,主体纹样采用锤成凸纹法,细部采用錾刻法,结合花丝工艺,组成精美图案,有的器物镶嵌珍珠宝石,五光十色。金银上凿刻压印“官作”或“行作”或工匠名及成色。清代金银器的工艺多趋于繁富华丽、精细琐碎。色彩追求艳丽妍美,样式崇尚变奇化异。金银器可分为金银器物和金银饰物两大类,它们还可分为饮食、信符玺印、容器、舆洗器、梳妆用具、陈设观赏品、宗教祭祀器、冠服、发饰、颈饰、耳饰、手、臂饰、胸坠饰、剑饰、车马饰、货币、杂器等10余小类。金银器物中的饮食器有樽、杯、盘、壶、盏、碗、豆、蛊、锅、箸、勺、匙、温碗、盏托、茶具、羽觞、执壶、花口杯、提梁壶等。信符玺印有腰牌、符牌、金印章等。容器有盒、缸、罐、簋等。舆洗器有匜、盆、洗等。梳妆用具有梳、篦、刀、奁、镊、镜架、栉背等。陈设观赏器有薰炉、香薰、银钏、金钟、瓶、盘、挂屏、盆景、天球仪等。宗教祭祀器有造像,葬具、法器、祭器、如意、香案、匾牌、菩萨等。金银饰物中的冠服有凤冠、冠顶、冠带、金银冠、步摇冠、冠花等。发饰有笄、簪、钗、梳步摇、钿花、珠花等。颈饰有项链、顶圈、排圈、金银冠坠、护头箍、金银角、银马围帕、金银抹额、金银插针、金银衣帽饰、吊饰、长命锁等。耳饰有耳珰、耳环耳坠等。手、臂饰有钏、镯、条脱、戒指、指环、顶针等。胸腰坠饰有压领、腰链、腰带、腰牌等,货币类有金贝、金条、金砖、金板、金饼、银贝、银饼、银元、银铤、银锭、金五铢、马蹄金、麟趾金、金银开元通宝等。
张景明,大连大学美术学院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佛教文化艺术专业。200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中国酱文化博物馆专职研究员● 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大连大学学报》、《饮食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委●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 辽宁省新增专业学士学位授予评审专家●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设计产业协会专家组顾问● 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理事●大连市委宣传部“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研究指定专家●大连市文联专家库专家 共发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方面的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港台期刊上发表11篇,被CSSCI检索16篇,《光明日报》发表1篇,被人大报刊资料转载1篇,被《新华文摘》篇目辑览转载1篇。具体如下:1、《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2、《呼市东郊大窑南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3、《呼和浩特市九龙湾征集的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2期合刊。4、《中国北方民族的汉代铜器文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5、《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文物》1997年第4期。(CSSCI)6、《浅谈大窑文化》,《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试论突厥族源与铁勒的关系》,《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8、《俄罗斯哈卡斯省府阿巴干发现的汉式宫殿主人再考》,《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9、《考古学在博物馆中的应用》,《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0、《辽代金银器概述》,《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2、《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1997年第2期。13、《内蒙古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3月25日第4版。14、《辽代覆面具》,《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9期第4版。15、《赤峰地区发现的金代白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4月22日第4版。16、《辽代鸡冠壶》,《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7月29日第4版。17、《内蒙古地区的西夏褐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8月19日第4版。18、《北方草原地区东胡的青铜礼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5期第4版。19、《辽代的箸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10月28日第4版。20、《内蒙古有多少文物古迹》,《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16日第4版。21、东胡民族的饮食器具,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9日第4版。22、《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5月8日第2版。2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箸文化》,《中国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24、《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发现大泉五十陶范》,《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25、《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远望集——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华诞》,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6、《内蒙古巴林左旗王家湾金代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CSSCI)27、《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的金银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8、《元上都与元大都城址平面布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9、《论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唐风格》,《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哲学版)1999年第5期。(CSSCI)30、《论辽、西夏的货币经济以及与宋的关系》,《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9年第2期。31、《金步摇冠饰》,《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7日第3版。32、《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几座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2000年第1期。33、《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34、《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文献、实物中的体现》,《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CSSCI)35、《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36、《呼和浩特市北郊蟠龙塔地宫遗址》,《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0年。37、《论辽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CSSCI)38、《从群虎图岩画看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虎纹装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39、《内蒙古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新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40、《辽代金银饮食器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1年第1期。41、《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历史月刊》(台湾)2001年第8期。42、《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第8期。(CSSCI)43、《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1期。44、《辽代冠带析论》,《包头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45、《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46、《汉文古籍与北方民族研究》,《民族古籍》2002年第2期。47、《内蒙古发现的隋唐金银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48、《论内蒙古地区古代生态环境与饮食文化的互动》,《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2期。49、《辽代契丹民族的人口及特点》,《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CSSCI)50、《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CSSCI)51、《北方草原的佛教艺术》,《中华文化画报》2003年第5期。(中文核心期刊)52、《契丹民族的饮食文化在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1期。53、《论白道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54、《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中华文化画报》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5、《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6、《酒饮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前瞻》,《中国酒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57、《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与艺术创作》,《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3期。58、《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人生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4期。59、《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60、《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大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61、《从艺术形式中所见之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2、《中国北方草原的金银器艺术》,《典藏·古美术》(台湾)2005年第8期。63、《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64、《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3期。65、《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4期。66、《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67、《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造型艺术》,《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68、《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契丹的茶与茶文化研究》,《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6年第2期。70、《岁时节庆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CSSCI,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篇目辑览转载)71、《匈奴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象征》,《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CSSCI)72、《辽代金银器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73、《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中山大学“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74、《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75、《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论草原文化》(第三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76、《箸与蒙古族进食方式的演变》,2006年10月第四届中国箸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77、《在文明城市中构建大学的和谐环境》,《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9期。78、《契丹的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9、《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0、《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将载在《论草原文化》(第四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81、《中国民族工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界定与保护》,2007年10月中国民族文物界定、定级、分类研讨会交流论文。《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82、《北方民族传统文化与草原生态关系的调查和思考》,《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83、《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CSSCI)84、《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CSSCI)85、《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前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08年第1期。86、《北方游牧民族的虎纹装饰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87、《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88、《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与饮食风味》,《饮食文化研究》2008年第1期。89、《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90、《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1、《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的唐文化因素》,《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2、《现代化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93、《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界定与理论体系——以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例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94、《辽代壁画中的茶饮及相关问题》,《饮食文化研究》(下),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8月。95、《辽代冠带的类型和相关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十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CSSCI)96、《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的调查与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97、《从出土器物造型谈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多样性》,《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09年第4期。98、《造型艺术的理论探讨——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99、《论造型艺术的研究方法》,《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10年第2期。100、《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的风格与思想表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3期。(CSSCI)101、《饮食人类学与草原饮食文化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CSSCI)102、《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4期。103、《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大连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定位》,《大连日报》2010年8月9日第7版。104、《民族民间手工技艺的延续与保护——以大连地区为个案研究》,《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11月。105、《北方游牧民族的刺绣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106、《中国北方草原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留住祖先餐桌的记忆——杭州亚洲食学论坛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107、《论中国北方草原饮食文化的生态观》,《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2期。(CSSCI) 1、《草原文化》,合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2、《鞍马文化——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合著,香港,1996年。3、《世界博物馆巡礼——内蒙古博物馆》,合著,台湾大地地理出版公司,1996年。4、《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合著,内蒙古画报社,1997年。5、《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专著,文物出版社,2005年7月。6、《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7、《辽代金银器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获得2008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出版专著资助)8、《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主持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参加国家、省市级项目8项。主持项目:1、2007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07BF35),万元,2007年10月至2010年10月。2、2009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二、三期工程·草原饮食文化研究》(08@ZHO20),7万元,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3、2008年,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教育的关系》(2008040),万元,2008年5月至2010年4月。4、2005年,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历史》(L05CLS013),万元,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5、2004年,主持大连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研究》,1万元,2004年12月至2006年12月。6、2005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大连城市形象与文化建设的人类学分析》(05DLSK141),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7、2006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06DLSK162),万元,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8、2008年,主持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2008lslktjjx-04),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9、2008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作用》(08DLSK113),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10、2010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研究》(10DLSK040),自筹,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11、2011年,主持国家文物局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10万元,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12、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开发研究》,9万元,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参加项目:1、1998年,参加了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丛书《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史》的编写,担任子项目负责人。2、1999年,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二期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内蒙古卷》的编写(97AD01)。3、2007年,参加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金时期家族与社会变迁研究》(L07AZS001),1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4、2009年,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包豪斯模式”与“实践嵌入式”结合对增强设计类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09YJA770004),5万元,第一主要参加者,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5、2009年,参加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城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6、2009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策研究》(09DLSK219),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7、2010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10DLSK044),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8、2011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11BZS022),15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 1、论文《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1996年获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第三届优秀论文三等奖。2、论文《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2000年获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科技创新奖。3、论文《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2001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4、论文《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2002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二等奖。5、论文《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2003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6、论文《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2004年获得内蒙古首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主办政府联合颁发,以下相同)。7、论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2005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三等奖。8、论文《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2005年获得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9、论文《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0、论文《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1、论文《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2006年获得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二等奖。12、论文《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获得内蒙古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三等奖。13、专著《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2007年获得大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进步奖(首届政府奖)三等奖。14、论文《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2008年获得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15、论文《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中的唐文化因素》,2009年获得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16、论文《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谈大连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的定位》,2010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繁荣城市文化,培育城市精神”征文中获得二等奖。
金,有华贵的黄色光泽;银,有端庄的白色光泽。天生丽质的它们,不仅是自然界中的稀罕金属,秉承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传统;而且还与生具备着各种良好的品质,使得古今中外诸多民族的人们,无不对其情有独钟,往往在各种文明创始之初,便与其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而以金银制成的工艺品,则又常常凸现着制作者技艺的精湛与构思的巧妙。相得益彰之下的各种金银器,实现了形与质的完美结合,虽经千锤百炼,历沧海桑田,仍可世代流光溢彩,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辉。 金银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是吉庆与高尚的祥符,更是比德与喻美的寄托。而由金银幻化出的艺术珍品,则将丰富的艺术欣赏价值与文化收藏价值兼容而蕴含其中,展现着远古先民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他们世世代代于心中无限渴求的美好愿望。 世界上最早的黄金制品出现于公元前五千年的古埃及,最早的银器则出现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随后,希腊、罗马、波斯、萨珊朝等都开始了对金银器的广泛使用。金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足可谓之绵久而辉煌。早在距今约三千余年前的商周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金制品。略迟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则开始了对银制品的使用。早期金银器均为小型装饰制品,小巧简约、清新活泼便成为了对此时金银器特征最为恰当的概说。随后,金银器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繁荣发展后,又融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异域风情,最终形成了唐代绚丽多姿、成熟健康、优雅活泼的独立风格,并成为一代盛世的标志。宋元时期的`金银器,在装饰上引入了绘画艺术,因而较之前代器物更多地充满了诗情画意,愈发清秀典雅。而华丽浓艳则是明清时期金银器的显著特征。该时期内,金银器造型与制作均讲究美观与精细,以至流之于繁琐,褪尽了唐宋时期的勃勃生机。在金银器上镶嵌珍珠、宝石,金银工艺也开始与漆艺、木艺、玉器工艺等进行了结合。在精雕细琢的高超工艺与富丽堂皇的整体效果掩映下,一系列颇具奇胜之姿的合璧产品,为金银器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古代金银器不仅类型多样,范围广泛,而且工艺复杂精细,科技价值含量很高。从其用途划分,不但包括了生活器皿、服饰、宗教用具、殡葬用具、医药保健用具、钱币、工具等大类,另外还有少量祭祀、兵器、模型等类,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金银制品一开始就以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形式出现,而不像铜器和玉石等制品,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才逐渐从具有功利目的性的生产工具中脱离出来,进入审美对象的范畴。更为有趣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金银器皿直至唐以后才大量出现。“物以稀为贵”的特性,使得人们赋予了金银器以更多远超于实用物品本身的意义,着意于“金银”,而失意于“器”。同时,一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从肇始至完工,又往往需要使用多种工艺,将大自然的创造与人类的智慧完美结合,从而成就其集千恩万宠于一身的连城之价与夺目之光。 中国古代金银器不仅工艺繁复,制作技巧高超,而且造型精巧,装饰细密,每一件都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佳作。无论是以几何形为主的平面造型,抑或是以写生动物、植物为主的立体造型,无不展示着制作者观察的细腻与比例掌握的准确。大体量者往往显得稳固、刚劲,而小体量者则纤巧、灵动,优雅大方。栩栩如生的造型,配以或金黄璀璨,或银白庄重的底质,给人以强烈视觉效果与心理效果的暗示。而花纹图案的装饰,则极为注重整体效果。布局安排则凸现出两大特点。一为讲究对称。以器物中轴线为中心,左右相向地布置同样的纹样,使整个器物显示出均衡、饱满的感觉。二为讲究对比。以大小、高低、动静、颜色的对比,形成各种变化,造成节奏感,从而突出主题,对文化内涵进行清晰、流畅的表达。而用以装饰的题材内容,则可谓丰富多彩。有以写实或图案化的动植物为内容的;有以反映时代生活的人物故事为内容的;有表现流云、飞瀑、晨曦的自然景象;也有表现菩萨、罗汉、金刚的宗教形象;还有高度抽象化、概括化的几何纹样图案,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排列方式:或对称式,或回旋、抱合、相背的平衡式排列,或一整二破的连续式排列。最为代表着人们亘古不变美好希冀的,便是以各种吉祥图案与文字为内容的器物。不同的表征,代表着人们多种多样祈福纳祥的心理渴求。如以龙象征神圣,以凤象征高贵,以牡丹象征荣华富贵,以鹊闹枝头象征吉庆,以鸿雁衔胜象征平安,以石榴、鱼子象征多子多孙。此外,还有以谐声寓意纹样,吉祥文字,以及将此二者相结合的主体表达方式。常见的吉祥图案有蝙蝠、如意、磬、鱼、松竹梅等。而文字则有“福”、“寿”、“吉庆万年”、“祝延万寿”等等。这些伴有着浓郁中国特色的象征组合方式,与金银器物进行结合,既满足了人们追逐财富,渴望坐拥权势的心理,又满足了对种种美好寓意的寄托,真可谓合璧之作。 金银器,以贵重金属为材料,施以精湛巧妙之制作工艺,配以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之构思,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更迭出现之不尽相同的各个时代文化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将各个时代相同的追求富贵、吉祥的民族心理阐释的畅晓明白。集装饰性与实用性于一身的金银器,也因其不菲的价值,独具的特质,于普通金属器皿之中,着意显示出了其自身别具的人文、科学、经济价值。耀眼悦目的金银器,成为了绵延长久、当之无愧的传世珍藏!
唐代金银器的制作,有“官作”和“行作”之分。“官作”即由少府监中尚署直属的“金银器作坊院”负责。“行作”即金银行业的工匠产品。上述圆雕作品工艺复杂,设计巧妙,制作上精益求精,是否“官作”所为,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时,由于这些作品均为传世器物,缺乏科学的考古发掘依据,因此在具体制作阶段的判别上有一定难度。但我们可以从它的造型、錾刻纹饰的流行时间以及文献考证上去探究端倪(因片幅关系,待以后再作展开)。至于它的功用,毋庸置疑,它和其他金银器皿一样,除了满足陈设观赏、日常生活所需,还在于它的特殊价值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引用齐东方先生的话说:金银及其器物已“成为广泛运用于馈赠、供奉、赏赐、赋税的最佳物品,作为对外交往、经济制度、政治斗争的媒介物,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甚至重大政治生活……”。这方面有史为证,无须赘述。另外,有唐一代金银器制作高度发达,从文献资料看,当时制作数量巨大,不管是地方进奉或皇室赏赐的金银器玩均不在少数,为什么长期以来唐墓出土很少有此发现?历代盗墓者的疯狂盗掘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根本原因可能还在于唐时厚葬之风盛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对殉葬品均不惜倾资以求,以致官府不得不明令禁止。《唐六典》卷二十八载:“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所有以瓦木为之”。《唐会要》卷三八记载着开元二十九年另外颁布的敕令:“三品以上明器,……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及金银铜锡……”。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华美绚丽的唐代金银器中,动物造型的塑造和运用虽不是主流,但是,其高超的制作技巧、富有想象力的艺术构思,却是人类手工艺术登峰造极的具体表现,在唐代金银器制作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参考文献: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金,有华贵的黄色光泽;银,有端庄的白色光泽。天生丽质的它们,不仅是自然界中的稀罕金属,秉承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传统;而且还与生具备着各种良好的品质,使得古今中外诸多民族的人们,无不对其情有独钟,往往在各种文明创始之初,便与其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而以金银制成的工艺品,则又常常凸现着制作者技艺的精湛与构思的巧妙。相得益彰之下的各种金银器,实现了形与质的完美结合,虽经千锤百炼,历沧海桑田,仍可世代流光溢彩,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辉。 金银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是吉庆与高尚的祥符,更是比德与喻美的寄托。而由金银幻化出的艺术珍品,则将丰富的艺术欣赏价值与文化收藏价值兼容而蕴含其中,展现着远古先民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他们世世代代于心中无限渴求的美好愿望。 世界上最早的黄金制品出现于公元前五千年的古埃及,最早的银器则出现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随后,希腊、罗马、波斯、萨珊朝等都开始了对金银器的广泛使用。金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足可谓之绵久而辉煌。早在距今约三千余年前的商周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金制品。略迟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则开始了对银制品的使用。早期金银器均为小型装饰制品,小巧简约、清新活泼便成为了对此时金银器特征最为恰当的概说。随后,金银器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繁荣发展后,又融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异域风情,最终形成了唐代绚丽多姿、成熟健康、优雅活泼的独立风格,并成为一代盛世的标志。宋元时期的`金银器,在装饰上引入了绘画艺术,因而较之前代器物更多地充满了诗情画意,愈发清秀典雅。而华丽浓艳则是明清时期金银器的显著特征。该时期内,金银器造型与制作均讲究美观与精细,以至流之于繁琐,褪尽了唐宋时期的勃勃生机。在金银器上镶嵌珍珠、宝石,金银工艺也开始与漆艺、木艺、玉器工艺等进行了结合。在精雕细琢的高超工艺与富丽堂皇的整体效果掩映下,一系列颇具奇胜之姿的合璧产品,为金银器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古代金银器不仅类型多样,范围广泛,而且工艺复杂精细,科技价值含量很高。从其用途划分,不但包括了生活器皿、服饰、宗教用具、殡葬用具、医药保健用具、钱币、工具等大类,另外还有少量祭祀、兵器、模型等类,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金银制品一开始就以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形式出现,而不像铜器和玉石等制品,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才逐渐从具有功利目的性的生产工具中脱离出来,进入审美对象的范畴。更为有趣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金银器皿直至唐以后才大量出现。“物以稀为贵”的特性,使得人们赋予了金银器以更多远超于实用物品本身的意义,着意于“金银”,而失意于“器”。同时,一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从肇始至完工,又往往需要使用多种工艺,将大自然的创造与人类的智慧完美结合,从而成就其集千恩万宠于一身的连城之价与夺目之光。 中国古代金银器不仅工艺繁复,制作技巧高超,而且造型精巧,装饰细密,每一件都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佳作。无论是以几何形为主的平面造型,抑或是以写生动物、植物为主的立体造型,无不展示着制作者观察的细腻与比例掌握的准确。大体量者往往显得稳固、刚劲,而小体量者则纤巧、灵动,优雅大方。栩栩如生的造型,配以或金黄璀璨,或银白庄重的底质,给人以强烈视觉效果与心理效果的暗示。而花纹图案的装饰,则极为注重整体效果。布局安排则凸现出两大特点。一为讲究对称。以器物中轴线为中心,左右相向地布置同样的纹样,使整个器物显示出均衡、饱满的感觉。二为讲究对比。以大小、高低、动静、颜色的对比,形成各种变化,造成节奏感,从而突出主题,对文化内涵进行清晰、流畅的表达。而用以装饰的题材内容,则可谓丰富多彩。有以写实或图案化的动植物为内容的;有以反映时代生活的人物故事为内容的;有表现流云、飞瀑、晨曦的自然景象;也有表现菩萨、罗汉、金刚的宗教形象;还有高度抽象化、概括化的几何纹样图案,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排列方式:或对称式,或回旋、抱合、相背的平衡式排列,或一整二破的连续式排列。最为代表着人们亘古不变美好希冀的,便是以各种吉祥图案与文字为内容的器物。不同的表征,代表着人们多种多样祈福纳祥的心理渴求。如以龙象征神圣,以凤象征高贵,以牡丹象征荣华富贵,以鹊闹枝头象征吉庆,以鸿雁衔胜象征平安,以石榴、鱼子象征多子多孙。此外,还有以谐声寓意纹样,吉祥文字,以及将此二者相结合的主体表达方式。常见的吉祥图案有蝙蝠、如意、磬、鱼、松竹梅等。而文字则有“福”、“寿”、“吉庆万年”、“祝延万寿”等等。这些伴有着浓郁中国特色的象征组合方式,与金银器物进行结合,既满足了人们追逐财富,渴望坐拥权势的心理,又满足了对种种美好寓意的寄托,真可谓合璧之作。 金银器,以贵重金属为材料,施以精湛巧妙之制作工艺,配以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之构思,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更迭出现之不尽相同的各个时代文化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将各个时代相同的追求富贵、吉祥的民族心理阐释的畅晓明白。集装饰性与实用性于一身的金银器,也因其不菲的价值,独具的特质,于普通金属器皿之中,着意显示出了其自身别具的人文、科学、经济价值。耀眼悦目的金银器,成为了绵延长久、当之无愧的传世珍藏!
中国甘肃玉门夏代古墓中出土的金耳环虽然铸造粗糙,但却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金饰器实物。商代的金器以装饰品占主导地位,器物类相对较少。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眼部贴金的虎形饰及金片、金叶、金箔等装饰,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中发现的金面罩和金杖等祭祀用的金器说明,金器在商代已经得到社会上层广泛使用。银的使用历史较晚,目前所见的春秋时期银错铜兵器,是最早用银的实例。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的金银器的设计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超。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和应用达到了历史的巅峰,除了饰件还开始生产餐具、茶具、佛教法器等生活器物,而且品种大为增多。两宋时期的金银器制造业更为商品化。皇亲贵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贾,都享有着大量的金银器,上层庶民和酒肆妓馆的饰品及饮食器皿也都使用金银器。随着金银器的社会化,宋代金银器无论在造型上或纹饰上一反唐代的富丽之风,而变为素雅和富有生活气息。明代的金银器制造工艺高超,明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是代表作。造型庄重,装饰华丽,雕镂精细。器物用打胎法制成胎型,主体纹样采用锤成凸纹法,细部采用錾刻法,结合花丝工艺,组成精美图案,有的器物镶嵌珍珠宝石,五光十色。金银上凿刻压印“官作”或“行作”或工匠名及成色。清代金银器的工艺多趋于繁富华丽、精细琐碎。色彩追求艳丽妍美,样式崇尚变奇化异。金银器可分为金银器物和金银饰物两大类,它们还可分为饮食、信符玺印、容器、舆洗器、梳妆用具、陈设观赏品、宗教祭祀器、冠服、发饰、颈饰、耳饰、手、臂饰、胸坠饰、剑饰、车马饰、货币、杂器等10余小类。金银器物中的饮食器有樽、杯、盘、壶、盏、碗、豆、蛊、锅、箸、勺、匙、温碗、盏托、茶具、羽觞、执壶、花口杯、提梁壶等。信符玺印有腰牌、符牌、金印章等。容器有盒、缸、罐、簋等。舆洗器有匜、盆、洗等。梳妆用具有梳、篦、刀、奁、镊、镜架、栉背等。陈设观赏器有薰炉、香薰、银钏、金钟、瓶、盘、挂屏、盆景、天球仪等。宗教祭祀器有造像,葬具、法器、祭器、如意、香案、匾牌、菩萨等。金银饰物中的冠服有凤冠、冠顶、冠带、金银冠、步摇冠、冠花等。发饰有笄、簪、钗、梳步摇、钿花、珠花等。颈饰有项链、顶圈、排圈、金银冠坠、护头箍、金银角、银马围帕、金银抹额、金银插针、金银衣帽饰、吊饰、长命锁等。耳饰有耳珰、耳环耳坠等。手、臂饰有钏、镯、条脱、戒指、指环、顶针等。胸腰坠饰有压领、腰链、腰带、腰牌等,货币类有金贝、金条、金砖、金板、金饼、银贝、银饼、银元、银铤、银锭、金五铢、马蹄金、麟趾金、金银开元通宝等。
张景明,大连大学美术学院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佛教文化艺术专业。200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中国酱文化博物馆专职研究员● 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大连大学学报》、《饮食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委●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 辽宁省新增专业学士学位授予评审专家●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设计产业协会专家组顾问● 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理事●大连市委宣传部“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研究指定专家●大连市文联专家库专家 共发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方面的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港台期刊上发表11篇,被CSSCI检索16篇,《光明日报》发表1篇,被人大报刊资料转载1篇,被《新华文摘》篇目辑览转载1篇。具体如下:1、《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2、《呼市东郊大窑南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3、《呼和浩特市九龙湾征集的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2期合刊。4、《中国北方民族的汉代铜器文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5、《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文物》1997年第4期。(CSSCI)6、《浅谈大窑文化》,《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试论突厥族源与铁勒的关系》,《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8、《俄罗斯哈卡斯省府阿巴干发现的汉式宫殿主人再考》,《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9、《考古学在博物馆中的应用》,《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0、《辽代金银器概述》,《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2、《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1997年第2期。13、《内蒙古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3月25日第4版。14、《辽代覆面具》,《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9期第4版。15、《赤峰地区发现的金代白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4月22日第4版。16、《辽代鸡冠壶》,《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7月29日第4版。17、《内蒙古地区的西夏褐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8月19日第4版。18、《北方草原地区东胡的青铜礼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5期第4版。19、《辽代的箸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10月28日第4版。20、《内蒙古有多少文物古迹》,《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16日第4版。21、东胡民族的饮食器具,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9日第4版。22、《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5月8日第2版。2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箸文化》,《中国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24、《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发现大泉五十陶范》,《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25、《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远望集——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华诞》,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6、《内蒙古巴林左旗王家湾金代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CSSCI)27、《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的金银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8、《元上都与元大都城址平面布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9、《论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唐风格》,《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哲学版)1999年第5期。(CSSCI)30、《论辽、西夏的货币经济以及与宋的关系》,《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9年第2期。31、《金步摇冠饰》,《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7日第3版。32、《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几座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2000年第1期。33、《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34、《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文献、实物中的体现》,《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CSSCI)35、《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36、《呼和浩特市北郊蟠龙塔地宫遗址》,《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0年。37、《论辽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CSSCI)38、《从群虎图岩画看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虎纹装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39、《内蒙古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新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40、《辽代金银饮食器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1年第1期。41、《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历史月刊》(台湾)2001年第8期。42、《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第8期。(CSSCI)43、《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1期。44、《辽代冠带析论》,《包头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45、《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46、《汉文古籍与北方民族研究》,《民族古籍》2002年第2期。47、《内蒙古发现的隋唐金银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48、《论内蒙古地区古代生态环境与饮食文化的互动》,《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2期。49、《辽代契丹民族的人口及特点》,《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CSSCI)50、《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CSSCI)51、《北方草原的佛教艺术》,《中华文化画报》2003年第5期。(中文核心期刊)52、《契丹民族的饮食文化在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1期。53、《论白道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54、《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中华文化画报》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5、《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6、《酒饮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前瞻》,《中国酒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57、《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与艺术创作》,《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3期。58、《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人生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4期。59、《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60、《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大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61、《从艺术形式中所见之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2、《中国北方草原的金银器艺术》,《典藏·古美术》(台湾)2005年第8期。63、《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64、《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3期。65、《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4期。66、《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67、《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造型艺术》,《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68、《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契丹的茶与茶文化研究》,《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6年第2期。70、《岁时节庆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CSSCI,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篇目辑览转载)71、《匈奴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象征》,《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CSSCI)72、《辽代金银器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73、《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中山大学“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74、《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75、《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论草原文化》(第三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76、《箸与蒙古族进食方式的演变》,2006年10月第四届中国箸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77、《在文明城市中构建大学的和谐环境》,《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9期。78、《契丹的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9、《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0、《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将载在《论草原文化》(第四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81、《中国民族工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界定与保护》,2007年10月中国民族文物界定、定级、分类研讨会交流论文。《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82、《北方民族传统文化与草原生态关系的调查和思考》,《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83、《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CSSCI)84、《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CSSCI)85、《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前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08年第1期。86、《北方游牧民族的虎纹装饰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87、《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88、《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与饮食风味》,《饮食文化研究》2008年第1期。89、《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90、《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1、《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的唐文化因素》,《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2、《现代化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93、《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界定与理论体系——以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例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94、《辽代壁画中的茶饮及相关问题》,《饮食文化研究》(下),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8月。95、《辽代冠带的类型和相关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十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CSSCI)96、《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的调查与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97、《从出土器物造型谈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多样性》,《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09年第4期。98、《造型艺术的理论探讨——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99、《论造型艺术的研究方法》,《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10年第2期。100、《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的风格与思想表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3期。(CSSCI)101、《饮食人类学与草原饮食文化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CSSCI)102、《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4期。103、《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大连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定位》,《大连日报》2010年8月9日第7版。104、《民族民间手工技艺的延续与保护——以大连地区为个案研究》,《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11月。105、《北方游牧民族的刺绣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106、《中国北方草原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留住祖先餐桌的记忆——杭州亚洲食学论坛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107、《论中国北方草原饮食文化的生态观》,《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2期。(CSSCI) 1、《草原文化》,合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2、《鞍马文化——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合著,香港,1996年。3、《世界博物馆巡礼——内蒙古博物馆》,合著,台湾大地地理出版公司,1996年。4、《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合著,内蒙古画报社,1997年。5、《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专著,文物出版社,2005年7月。6、《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7、《辽代金银器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获得2008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出版专著资助)8、《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主持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参加国家、省市级项目8项。主持项目:1、2007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07BF35),万元,2007年10月至2010年10月。2、2009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二、三期工程·草原饮食文化研究》(08@ZHO20),7万元,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3、2008年,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教育的关系》(2008040),万元,2008年5月至2010年4月。4、2005年,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历史》(L05CLS013),万元,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5、2004年,主持大连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研究》,1万元,2004年12月至2006年12月。6、2005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大连城市形象与文化建设的人类学分析》(05DLSK141),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7、2006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06DLSK162),万元,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8、2008年,主持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2008lslktjjx-04),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9、2008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作用》(08DLSK113),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10、2010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研究》(10DLSK040),自筹,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11、2011年,主持国家文物局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10万元,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12、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开发研究》,9万元,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参加项目:1、1998年,参加了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丛书《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史》的编写,担任子项目负责人。2、1999年,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二期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内蒙古卷》的编写(97AD01)。3、2007年,参加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金时期家族与社会变迁研究》(L07AZS001),1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4、2009年,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包豪斯模式”与“实践嵌入式”结合对增强设计类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09YJA770004),5万元,第一主要参加者,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5、2009年,参加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城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6、2009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策研究》(09DLSK219),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7、2010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10DLSK044),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8、2011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11BZS022),15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 1、论文《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1996年获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第三届优秀论文三等奖。2、论文《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2000年获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科技创新奖。3、论文《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2001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4、论文《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2002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二等奖。5、论文《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2003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6、论文《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2004年获得内蒙古首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主办政府联合颁发,以下相同)。7、论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2005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三等奖。8、论文《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2005年获得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9、论文《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0、论文《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1、论文《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2006年获得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二等奖。12、论文《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获得内蒙古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三等奖。13、专著《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2007年获得大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进步奖(首届政府奖)三等奖。14、论文《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2008年获得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15、论文《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中的唐文化因素》,2009年获得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16、论文《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谈大连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的定位》,2010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繁荣城市文化,培育城市精神”征文中获得二等奖。
弓为古代兵器之一,激弦发矢,可以及远,考此法之由来最古,黄帝战蚩尤于涿鹿,纯用弓矢以制胜,此为有弓矢之最早者;惟当时之弓矢,都以竹木为之,虽能及远,终未能完善,迨后推阐其理,互相发明,加以精密之改造,于是乎弓矢逐成为战争之利器,非但发古人射抉之技,抑亦开后世火器之端,虽曰此皆由后人推阐而来,其创作者之功,要亦未可遽没也。按照弓箭之第一人为挥;考工记云:古传黄帝臣挥作弓,荀子则称倕作弓,而山海经则谓少皞生般,是始为弓。按年代考之,当以挥为创造者,而般倕大概亦古之弓人也。在当时弓箭之用,诚十百倍于其他兵器,非但力劲及远,擅是术者,精研而熟娴之,穿杨贯虱,百步射人,万无一失,较之现代之火器,无多让焉,故十八般武艺,以弓弩始而以白打终,其重视之也宜矣。
题目定了吗,需要写多少iz呢
现在的电视剧来表现古代战争都太文明了,古代的战争是非常血腥的,完全不是电视剧里那样,后背拉一刀就死了,以古罗马时期为力,当时古罗马的剑士,对一个穿着铜铠甲的人进行竖劈,可以从这个人的脖子砍到腹部,将上半身完全砍开,如果是砍一个不带头盔的人,可以竖直砍到胸口,从脑袋到脖子完全分成两边,胳膊是可以直接砍断的,真实的古代战争远没有电视剧里那么文明,包括古代的农民起义,打官军都伤亡惨重,一个是没有铠甲,在一个是兵器不锋利,官军又有铠甲兵器有锋利,打农民完全是屠杀,一刀即使不被砍死,也半残了。
在冷兵器时代,人类世界就爆发了不计其数的水战,而那时候为了在水战中获得优势,各方势力也是挖空心思研究各种水战用武器。
一、横冲直撞——舰首撞角:
在最早的水战中,战舰只充当了一个平台的角色,水上作战的方式与在陆地上的区别极为有限。当时各方士兵手持各种弓箭长矛等兵器,在距离敌方战舰较远时用弓箭、标枪等兵器射击,接近时则改用钩爪长矛等兵器攻击,这种作战方式名为“接舷战”。这是因为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想到如何在战舰上安装武器,而且那时的战舰因为设计的关系,没有龙骨、水密舱等部件,强度较低,也只能如此作战。
(1)早期的战船制
后来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龙骨、水密舱等部件被引入战舰制造,战舰的强度大为提升,在战舰上安装武器在技术上成为了可能。于是伴随着战舰坚固程度的提升,以撞击为攻击方式的武器被安装上了战舰,这便是著名的舰首撞角。
(2)安装有舰首撞角的战舰
有关于舰首撞角的明确战例记载,是在一场发生于公元前535年的海战,战争的双方是希腊城邦福西亚和迦太基、伊特鲁里亚联军。在这场海战中,双方使用的都是划桨战舰,不同的是福西亚人的划桨战舰的舰首安装了用于撞击敌舰的撞角。这些安装有撞角的战舰,在福西亚人老练的水手操作下,成功地迂回到敌军舰队的后方,并成功用撞角撞沉了大量敌方战舰,获取了辉煌的胜利。其实,从现有的研究看,这并不是撞角这种武器最早在水战中的应用,只能是最早的明确记载。
(3)古希腊时代的战舰设计
撞角在设计上分为两类:一种是尖锐式撞角,其攻击主要是利用其锋利的尖锐对敌方战舰的舰体造成损伤,或者以高速驶过敌方战舰的一侧,撞断敌方战舰的船桨使其失去行动能力;另一种则是“攻城锤”式撞角,其主要的攻击方式利用战舰的冲击力将敌舰撞翻,使其倾覆,这样的好处是一来可以迅速使敌舰丧失战斗力,并且战后还有将敌舰缴获收归己用的可能。前者在电影《斯巴达300勇士:帝国崛起》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4)电影《斯巴达300勇士:帝国崛起》中战舰撞击敌舰的场面
撞角直到十九世纪依然作为战舰的装备存在着,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依然发挥着威力。1862年3月8日,美国南方军的装甲战舰“佛吉尼亚”号在一场与北方军的遭遇战中,用舰首撞角撞沉了北方军的一艘木质战舰,证明了这种武器直到十九世纪依然不算完全过时。但在远射武器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撞击攻击注定会被淘汰。
二、堪比“碰瓷”——钩拒与“乌鸦”:
撞击这个攻击方式以外,还有一种堪比“碰瓷”的作战方式,其主旨就是,你敢靠近我,我就黏上你!具体说来,就是将敌舰与我方战舰紧紧连接起来,让我方士兵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杀伤敌舰上的人员,或者干脆派我方士兵登上敌船将其占领则是另外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是接舷战的自然延伸,而当时的军事技术专家为了完成这个战术构想,也开发了各种兵器并将其安装在战舰上以达到目的。
(1)间接反映春秋时期水战面貌的文物拓片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武器在春秋末期被发明出来。相传是春秋末年的著名发明家鲁班在楚国的委托下而发明。与很多人印象中的民间工匠形象不同,历史上的鲁班其实是一个精于军事器械制造的大发明家,设计了很多军事器械。
而楚国之所以求助于鲁班,则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楚国位居上游,导致楚国战舰退却困难,经常在战况不利时难以撤退从而酿成惨败。越国则完全相反,因为越国水军往往位于下游,虽然进攻时需要逆流而上,但退却时却可以顺流而下,占据了主动地位。
于是为了解决这种不利态势,鲁班在楚国的委托下制造了一种名为钩拒的武器,并将这种武器安装在战舰上。敌舰接近时,钩拒的支架可以起到阻拦的作用以防止敌舰接近。敌舰撤退时,钩拒又可以钩住敌舰使其无法逃跑,“退者钩之,进者拒之”。楚国水军在战舰上安装这种武器后,一转颓势,多次击败越国水军,重振了国势。
在西方的罗马帝国,类似的武器也被作为战争利器而被发明了出来,这种武器名为“乌鸦”。与以海为生的希腊人不同,罗马人是发源于意大利半岛的农耕民族,所以罗马人并不擅长操纵船只,他们的战舰往往笨拙而缺乏灵活,为了弥补这个缺点,罗马人发明了“乌鸦”。
(2)装有“乌鸦”的战舰部分图
“乌鸦”是一种前端装有钩爪的木桥。在海战中接近敌舰后,战舰上的罗马士兵操纵“乌鸦”木桥搭上敌舰,上面的钩爪会狠狠抓住敌船,随后战舰上的罗马士兵通过“乌鸦”冲上敌舰,发挥罗马人擅长的格斗优势占领敌舰进而获得胜利。这种设计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云梯”,只不过云梯是为了登上敌城,“乌鸦”则是为了登上敌舰。在公元前260年的米莱海战中,罗马海军依靠“乌鸦”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俘虏了三十一艘迦太基人的战舰,其中还包括迦太基人的旗舰。
(3)装有“乌鸦”的战舰整体图
三、千钧之力——拍竿:
在水战中,古代中国人还发明了一种很有特色的水战兵器——拍竿。拍竿的原理来源于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的取水工具——桔槔。其原理是利用杠杆原理,在人们提取井水时减少消耗体力。这种桔槔经过军事家进行改进后,在一端装上巨石一类的重物,另一端则系上绳索,战前将装有巨石的异端高高抬起以绳索固定,作战时则松开绳索让巨石自然下落,重力加速度下的巨石拥有千钧之力,可以严重破坏甚至直接击毁接近的敌方战舰。最早的拍竿直接来源于桔槔,呈T形。后来军事家们将其进行改进,创造出了威力更加强大并且更加灵活的V形拍竿,进一步增加了威力。
(1)T型拍竿
(2)V型拍竿
在隋灭南陈统一中国的战争中,隋军专门制造安装有六座拍竿的“五牙”战舰,在荆门水战中用拍竿拍碎十余艘南陈战舰,大胜陈朝水军。除此之外,隋军还将拍竿用来攻城,在隋军进攻沔州的过程中,恰逢雨水暴涨,隋军的战舰可以接近到沔州城池旁边,于是隋军将领突发奇想,将战舰开进城池边以拍竿击打城楼,很快便攻克了沔州城。
(3)隋“五牙”战舰
到了两宋时期,军事家对拍竿又进行了新的改进。在两宋之际,洞庭湖地区爆发了钟相、杨幺之乱,叛军依水割据,一度成为了宋廷的心腹大患。叛军为了对抗官军的围剿,制造了大量先进战舰,其中就有安装有改进过的拍竿的“车船”,船上的拍竿相比传统的拍杆在下部安装了转轴,这样便可以改变攻击方向,相比传统无法改变攻击方向的拍竿更加具有威胁。根据记载,叛军的车船“遇官军船近,即倒拍竿击碎之,官军以此辄败”、直至南宋派遣大将岳飞平叛,才终于平定了洞庭湖地区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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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吹管和皮囊,最早用于强制鼓风的器具是扇和吹管。古埃及金匠曾使用带陶风嘴的吹管,印加人有时用8~12根铜管同时吹炼。稍后,发明了用兽皮制作的鼓风皮囊,囊的两端分设风管和由操作者手控的进风口。这种简陋的鼓风器在近代仍在一些地区使用。埃及第十八王朝勒克米尔(Rekhmir,约公元前1450年)墓的壁画中已绘有罐状脚踏鼓风器的图象。进风时,操作者用绳索拽起皮囊,随后踩下,将风鼓入炉内,每炉配备鼓风器四具,两人相向操作。
古代的水力鼓风冶铁工具叫水排,它是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发明的,用途是利用水力鼓风冶铁,节省了人力,使得火力更稳定,使古代的冶铁技术有了进步的提高。
没有工业的农业时代利用自然制做一些工具提高生产效率代替人工。具有提高生产节省劳力初步向工业发展化的起始。
依时代不同,鼓风器的部件结构也不尽相同。早期是用牛皮或马皮制成的一种皮囊,古时称之为橐外接风管,利用皮囊的胀缩来实现鼓风。最初是单橐作业,操作情形表现在山东滕州出土的汉代冶铁画像石中。
徐州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坐落在徐州市南风景秀丽的云龙山北麓。由陈列楼、乾隆行宫、土山汉墓三大展区组成。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展厅面积3000余平方米。配备中央空调、消防、安全防范系统。该馆原址为清高宗乾隆皇帝1757年南巡时的行宫旧址。1996年徐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辟地扩建博物馆,1999年5月即竣工开放。1/6徐州博物馆是一座现代化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承担着本地区的考古发掘、文物收藏、陈列宣传、科学研究等任务。馆区环境优美,文物收藏宏富,设施设备先进。随着新馆的建成和开放,徐州博物馆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海内外嘉宾,并将在新的世纪里为发展徐州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馆内环境幽静,绿草如茵,也是游人休闲的好去处 。 徐州博物馆,由陈列楼、乾隆行宫、土山汉墓三大展区组成。 陈列楼有八个展厅,陈列内容有《古彭之宝--徐州文物精华》、《俑偶华彩》、《邓永清收藏书画》、《清式家具》等,陈列各类文物精品近千件。楼内还有展厅、学术报告厅、内外宾接待室、旅游纪念品中心等;乾隆行宫及碑园陈列汉至唐代墓志、石幢和唐宋时期书法名家的法贴刻石近百方,是一处典雅秀美的文物园林。土山汉墓曾出土银缕玉衣、鎏金兽形砚等珍贵文物,为东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某代彭城王夫妇的陵墓,也是徐州市区发现的唯一东汉诸侯王墓;徐州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博物馆,承担着本地区的考古发掘、文物收藏、陈列宣传、科学研究等任务。 徐州博物馆陈列楼内为主展区,其常设陈列有“古彭之宝”;“俑偶毕彩”;“清式家具”;“邓永清捐赠明清书画”等。其中,“古彭之宝”是徐州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由徐淮初曦、汉室遗珍和史河流韵三个单元五个展厅组成,展出各类文2/6 物近千件。重点展出近年徐州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即众多楚王(彭城王)的金银,铜铁,玉石器及楚王的浴间,厕所等。极为珍贵的有多套楚王,列侯使用的腰带金扣,楚王的成套银质和鎏金浴具等。“天工汉玉”展出馆有:玉棺、金缕玉衣、玉面罩、玉枕等葬玉。玉卮、玉高足杯、玉耳杯等成套玉酒具;S形龙、连体龙、蟠龙、飞龙等各种造型的龙形玉佩。玉戈、玉钺等玉兵器;铜丝玉豹、玉熊等精美玉雕动物;各类玉具剑饰;各种形制的玉璧、璜、瑗等玉礼器。这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出土汉玉常设展览。 《汉室遗珍》、《史河流韵》三个单元五个展厅组成。其中《徐淮初曦》陈列徐淮大地出土的自新石器时代至秦代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和铜器120余件。其中有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闻名遐尔的彩绘陶器、反映南北文化交汇的新沂花厅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封格玉器和大汶口文化陶器、邳州戴庄九女墩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等,在现了徐州先民生产生活的场景。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两汉时期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诸侯王、列侯及皇亲贵戚凿山为藏的巨大洞室墓、石室墓虽屡遭盗掘,仍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揭示了两汉文化的丰厚内涵。 《汉室遗珍》包括三个展厅,分别陈列铜、金银器,玉器和陶石器。第一展厅陈列铜、金银器等文物珍品西汉腰带金扣、龟钮银印、鎏金兽形砚、铜牛灯、铜鼎等150余件。“天宫汉3/6 玉”是《汉室遗珍》第二展厅,展出徐州出土的玉器珍品西汉金、银缕玉衣,玉棺、玉卮、蟠龙玉佩等130余件。汉玉 以其巧夺天工、精美绝伦饮誉于世。汉代楚国制玉业十分发达,徐州出土的汉玉代表了中国汉代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被评为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玉棺用2000余块玉片镶嵌而成,而与此相似的满城汉墓玉棺仅有200余块玉片镶嵌,狮子山玉棺为全国仅有的两具玉棺中最为精美的,与其一起出土金缕玉衣由4000多片新疆和田白玉用金丝穿缀而成,堪称稀世珍品。《汉室遗珍》第三展厅展出古代陶器、石器文物近百件。原始青瓷、釉陶、漆陶、大型实用陶器、各种铁器和石制建筑构件展示了粗犷豪放、恢宏博大的楚汉雄风。汉墓的复原陈列,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古彭之宝--徐州文物精华》第三部分是《史河流韵》,展出魏晋南北朝至青代的瓷器、铜器、金银器等140余件。反映出在这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徐州战乱、水患频仍,经历了衰落至中兴的曲折历程。《俑偶华彩》展出了汉至宋代的各类陶俑艺术精品210余件,有西汉乐舞俑、彩绘仪卫俑、北朝彩绘女立俑等。陶俑是中国古代造形艺术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徐州出土的陶俑,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局有独特的地域性。西汉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彩绘仪卫俑是中国出土彩俑的佳作,曾参加国家文物局主办、故宫博物院承办的“全国出土文物精华展”,得到很高评价。4/6 北朝俑是徐州地区出土陶俑的又一杰作其样式和色彩都是同时期出土陶俑中最精者。汉俑朴拙凝重,北朝俑清秀端庄,隋唐俑丰满雍容,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的艺术风尚和审美观念,呈现出不同民族的不同风格,在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众多的汉代至宋代的陶俑为研究当时的官制、服饰、雕塑艺术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及心理和视觉的享受。 《邓永清收藏书画展》和《清式家具》所展出文物均为精品,具有鲜明的艺术和时代特征。此外,该馆艺展厅还不定期举办考古新发现展览,专题文物和艺术品展览。一件距今两千一百余年的西汉金缕玉衣在徐州博物馆被修复。这件金缕玉衣于1995年在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刘戊陵墓中被发现,由4000多片上好的和田玉制成。国家文物局说,这件金缕玉衣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好的一件。2001年3月,徐州博物馆考古人员根据玉衣史料、研究资料和过去修复汉代玉衣的经验,开始对这件金缕玉衣进行修复。经过10个多月的研究和细心拼接,考古人员已初步完成玉衣头部、上衣、下衣、手脚等部分玉片的分类和定位工作。复原玉 衣长度确定为米。参观了徐州博物馆,我为我是个徐州人而感到自豪,由衷地感到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的伟大!
感悟传统文化到了博物馆,刚走进大厅,一股古老的气息便扑面而来,在幽暗的灯光下,透着它的神秘。整个一楼大厅有各种陶器和石器,可以想象出在那个时代里,人们用石器做出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每一件物品都有独特的气质,更加体现了徐州作为两汉发源地浓厚的文化底蕴。上了二楼,则是汉室遗珍展厅,在其中摆放着各种陈列铜器、金银器、玉器和陶石器,有簸箕山出土的“宛胸侯”龟纽印、金腰带扣、金代钩、金虎头、金羊头、明光宫等。通过这些鎏金的宝物可以预见当时皇廷是何极的辉煌,它彰显了我们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大气,象征着汉代的强盛。往下走,一面古朴的大门映在眼前,荒古而厚重的暗红颜色,是火与血的交融,象征着汉王朝的权利与胜利。整个大厅展示了一个泱泱大国所蕴含的民族魂,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它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民族存在于何处?它存在于血液骨髓里,如果没有发掘出民族魂,那么这个民族的人必将会变得茫然、变得背叛。因为他们没有精神支柱。历史上,汉族曾经多少次被少数民族征服,但是作为汉民族却一直没有消亡,反而是征服者在不知不觉中被汉民族同化,这和汉文化的先进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二、学习民族传统文化参观了二楼3厅,往里面走则是各种兵器、铠甲。其中一件是一位将军的铠甲,透过泛着寒光的铁衣,我感到了一股肃杀的气息,当年的他必定在沙场上驰骋飞扬吧。然后是“锁子钾”,用铁链结成,重十几斤,可以试想一下,当时的战士穿着这种衣服是多么的辛苦。那铁衣上的裂痕显示了战争的残忍,正是因为有着民族精神的支撑,他们从不退却,两汉的民族气节支撑着他们铮铮的铁骨。 各种兵器排列在大厅的四周,有短刃匕首,有长枪铁戟,斑斑的铜锈遮不住它们的寒气,森森的寒光炫耀着它们曾经的倔强。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兵器,但他们无一不体现了汉民族应有的血性。这血性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决心;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绝;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情.....一件件兵器象征着一个个英魂,也许没有他们的名字,也许他们不曾流芳百世;但这种“血性”确是他们传承后人的,这血性不是“冲冠一怒,流血千里”的莽夫,而是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他们遇到过困难,他们失败过,但他们最终都战胜了困难,为黎民百姓搏得一个太平盛世。正如刘邦项羽争天下,刘邦败了多少次?不重要!因为他最终胜利了。历史对刘邦褒贬不一,因为项羽太强大了,强大到让所有人佩服。他可以背水一战,可以力能扛鼎,可以一夫当开万夫莫开。但他终究是败了,败给了刘邦更败给了他自己,因为他输不起。而刘邦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坚持失败就是最大的成功。正如俞洪敏先生所说 :作为一颗草,人们可以随意的践踏你,不会因为你的痛苦而他产生痛苦,因为人们根本就无视你的存在。只有像树一样不屈不挠的成长,长成一颗参天大树,远方的地方人们才能看到你,走进你,你能给人一片绿荫,活着是美丽的风景,死了依然是栋梁之才。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中国精神,也是两汉文化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三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后看到的是“金缕玉衣”这件金缕玉衣是王侯的葬衣,据史书记载玉衣以玉为福,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玉为机,长一尺,二寸半为柙,下至足,迹缝以黄金缕。通过这介绍,我们了解了金缕玉衣的由来,看着这套金缕玉衣仿佛是一位王者躺在那里,不怒自威。时至今日,许多人崇洋媚外。诚然,国外的许多国家比中国发展的好。但是“我们”被放在哪里?民族文化被放在哪里?假设我们不从世界、国家的大角度看,仅从徐州来看的话,就可以清晰的看出博物馆存在的意义了。它用这种方式激励后人,让过去的先辈教会我们不屈的精神,掀起一个波澜起伏的时代。通过这跨越历史的文化与精神传承,让现代的徐州人再次发出历史的辉煌之光,让徐州这座古城增光添彩。不得不承认,徐州这座拥有浓厚历史文化的古城已经落后于其他城市了,在巨变的三十年里,徐州进步太小了,不说与上海、深圳等沿海新生城市相比,就是周边城市都有超越徐州的趋势了。也许是时代束缚了我们的脚步,但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弘扬民族文化我们责无旁贷。越过古老的街道,聆听着圣贤的教诲,细数汉家之往事,弘扬汉家文化与精神。在这个古朴的藏馆里,我向宣誓“怒向刀从觅小诗,我以我血荐轩辕”!
张景明,大连大学美术学院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佛教文化艺术专业。200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中国酱文化博物馆专职研究员● 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大连大学学报》、《饮食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委●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 辽宁省新增专业学士学位授予评审专家●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设计产业协会专家组顾问● 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理事●大连市委宣传部“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研究指定专家●大连市文联专家库专家 共发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方面的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港台期刊上发表11篇,被CSSCI检索16篇,《光明日报》发表1篇,被人大报刊资料转载1篇,被《新华文摘》篇目辑览转载1篇。具体如下:1、《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2、《呼市东郊大窑南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3、《呼和浩特市九龙湾征集的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2期合刊。4、《中国北方民族的汉代铜器文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5、《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文物》1997年第4期。(CSSCI)6、《浅谈大窑文化》,《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试论突厥族源与铁勒的关系》,《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8、《俄罗斯哈卡斯省府阿巴干发现的汉式宫殿主人再考》,《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9、《考古学在博物馆中的应用》,《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0、《辽代金银器概述》,《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2、《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1997年第2期。13、《内蒙古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3月25日第4版。14、《辽代覆面具》,《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9期第4版。15、《赤峰地区发现的金代白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4月22日第4版。16、《辽代鸡冠壶》,《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7月29日第4版。17、《内蒙古地区的西夏褐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8月19日第4版。18、《北方草原地区东胡的青铜礼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5期第4版。19、《辽代的箸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10月28日第4版。20、《内蒙古有多少文物古迹》,《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16日第4版。21、东胡民族的饮食器具,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9日第4版。22、《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5月8日第2版。2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箸文化》,《中国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24、《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发现大泉五十陶范》,《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25、《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远望集——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华诞》,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6、《内蒙古巴林左旗王家湾金代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CSSCI)27、《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的金银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8、《元上都与元大都城址平面布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9、《论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唐风格》,《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哲学版)1999年第5期。(CSSCI)30、《论辽、西夏的货币经济以及与宋的关系》,《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9年第2期。31、《金步摇冠饰》,《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7日第3版。32、《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几座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2000年第1期。33、《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34、《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文献、实物中的体现》,《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CSSCI)35、《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36、《呼和浩特市北郊蟠龙塔地宫遗址》,《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0年。37、《论辽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CSSCI)38、《从群虎图岩画看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虎纹装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39、《内蒙古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新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40、《辽代金银饮食器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1年第1期。41、《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历史月刊》(台湾)2001年第8期。42、《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第8期。(CSSCI)43、《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1期。44、《辽代冠带析论》,《包头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45、《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46、《汉文古籍与北方民族研究》,《民族古籍》2002年第2期。47、《内蒙古发现的隋唐金银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48、《论内蒙古地区古代生态环境与饮食文化的互动》,《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2期。49、《辽代契丹民族的人口及特点》,《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CSSCI)50、《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CSSCI)51、《北方草原的佛教艺术》,《中华文化画报》2003年第5期。(中文核心期刊)52、《契丹民族的饮食文化在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1期。53、《论白道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54、《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中华文化画报》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5、《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6、《酒饮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前瞻》,《中国酒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57、《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与艺术创作》,《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3期。58、《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人生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4期。59、《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60、《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大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61、《从艺术形式中所见之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2、《中国北方草原的金银器艺术》,《典藏·古美术》(台湾)2005年第8期。63、《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64、《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3期。65、《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4期。66、《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67、《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造型艺术》,《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68、《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契丹的茶与茶文化研究》,《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6年第2期。70、《岁时节庆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CSSCI,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篇目辑览转载)71、《匈奴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象征》,《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CSSCI)72、《辽代金银器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73、《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中山大学“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74、《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75、《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论草原文化》(第三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76、《箸与蒙古族进食方式的演变》,2006年10月第四届中国箸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77、《在文明城市中构建大学的和谐环境》,《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9期。78、《契丹的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9、《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0、《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将载在《论草原文化》(第四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81、《中国民族工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界定与保护》,2007年10月中国民族文物界定、定级、分类研讨会交流论文。《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82、《北方民族传统文化与草原生态关系的调查和思考》,《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83、《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CSSCI)84、《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CSSCI)85、《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前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08年第1期。86、《北方游牧民族的虎纹装饰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87、《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88、《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与饮食风味》,《饮食文化研究》2008年第1期。89、《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90、《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1、《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的唐文化因素》,《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2、《现代化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93、《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界定与理论体系——以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例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94、《辽代壁画中的茶饮及相关问题》,《饮食文化研究》(下),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8月。95、《辽代冠带的类型和相关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十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CSSCI)96、《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的调查与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97、《从出土器物造型谈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多样性》,《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09年第4期。98、《造型艺术的理论探讨——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99、《论造型艺术的研究方法》,《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10年第2期。100、《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的风格与思想表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3期。(CSSCI)101、《饮食人类学与草原饮食文化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CSSCI)102、《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4期。103、《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大连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定位》,《大连日报》2010年8月9日第7版。104、《民族民间手工技艺的延续与保护——以大连地区为个案研究》,《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11月。105、《北方游牧民族的刺绣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106、《中国北方草原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留住祖先餐桌的记忆——杭州亚洲食学论坛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107、《论中国北方草原饮食文化的生态观》,《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2期。(CSSCI) 1、《草原文化》,合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2、《鞍马文化——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合著,香港,1996年。3、《世界博物馆巡礼——内蒙古博物馆》,合著,台湾大地地理出版公司,1996年。4、《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合著,内蒙古画报社,1997年。5、《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专著,文物出版社,2005年7月。6、《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7、《辽代金银器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获得2008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出版专著资助)8、《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主持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参加国家、省市级项目8项。主持项目:1、2007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07BF35),万元,2007年10月至2010年10月。2、2009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二、三期工程·草原饮食文化研究》(08@ZHO20),7万元,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3、2008年,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教育的关系》(2008040),万元,2008年5月至2010年4月。4、2005年,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历史》(L05CLS013),万元,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5、2004年,主持大连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研究》,1万元,2004年12月至2006年12月。6、2005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大连城市形象与文化建设的人类学分析》(05DLSK141),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7、2006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06DLSK162),万元,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8、2008年,主持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2008lslktjjx-04),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9、2008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作用》(08DLSK113),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10、2010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研究》(10DLSK040),自筹,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11、2011年,主持国家文物局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10万元,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12、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开发研究》,9万元,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参加项目:1、1998年,参加了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丛书《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史》的编写,担任子项目负责人。2、1999年,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二期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内蒙古卷》的编写(97AD01)。3、2007年,参加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金时期家族与社会变迁研究》(L07AZS001),1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4、2009年,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包豪斯模式”与“实践嵌入式”结合对增强设计类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09YJA770004),5万元,第一主要参加者,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5、2009年,参加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城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6、2009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策研究》(09DLSK219),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7、2010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10DLSK044),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8、2011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11BZS022),15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 1、论文《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1996年获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第三届优秀论文三等奖。2、论文《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2000年获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科技创新奖。3、论文《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2001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4、论文《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2002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二等奖。5、论文《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2003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6、论文《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2004年获得内蒙古首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主办政府联合颁发,以下相同)。7、论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2005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三等奖。8、论文《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2005年获得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9、论文《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0、论文《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1、论文《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2006年获得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二等奖。12、论文《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获得内蒙古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三等奖。13、专著《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2007年获得大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进步奖(首届政府奖)三等奖。14、论文《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2008年获得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15、论文《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中的唐文化因素》,2009年获得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16、论文《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谈大连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的定位》,2010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繁荣城市文化,培育城市精神”征文中获得二等奖。
土地革命,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分田的大体步骤是:(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家政治上翻了射,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农民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