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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的哲学中，直觉主义可谓引起引起了现代学术思想的一次革命。数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是人们谈论的问题。以下是我整理的数学与哲学的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在数学哲学中，直觉主义可谓引起引起了现代学术思想的一次革命。虽然直觉主义可以追溯到康德，甚至柏拉图。然而，它是近现代的，20世纪前20年，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数学哲学思潮而闻名。它是逻辑学哲学中的一次风暴逆袭，是经典数学的有力挑战者。直觉主义强调“构造”，出发于“心智”。直觉主义把整个自然数论视为整个数学的基础，直觉主义拒绝排中律和反证律，抵制实无穷而推崇潜无穷。随着计算机的产生和发展，直觉主义在数字构造中起到了积极的应用。同时，直觉主义对数学哲学的创新 教育 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数学哲学 直觉主义 传统逻辑 布劳威尔
一、 “存在必须是被构造”——直觉主义的产生
直觉(intuition)一词意为未经充分逻辑推理的，直观的，直接领捂事物本质的思考。与H.柏格森、B.克罗齐、E.胡塞尔等人的直觉主义不同，我们这里所研究的“直觉”并不是指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一种直接把握能力，而是指思维的本能上的一种心智活动。在这里，直觉主义提倡的直觉，并非辩证唯物主义的“直观的感觉”，其本意是“先验的心智构造”，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对数学对象“存在性”与“可构造性”等同的要求。[1]直觉主义哲学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潮。数学研究中的构造主义是一种有关数学基础的观点，它主张自然数及其某些规律和 方法 ，特别是数学归纳法，是可靠的出发点， 其它 一切数学对象和理论都应该从自然数构造出来。[2]“存在必须是被构造”，这是直觉主义派最著名的 口号 。也因此，直觉主义是一种构造逻辑。直觉派认为，数学中的概念和方法都是必须可以被构造的，非构造性的证明不是直觉主义者能接受的。在数学领域中，集合论悖论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对已有的数学作某种局部的修改和限制加以解决，而必须依靠一些可信的标准对已有的数学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改造。直觉主义认为逻辑依赖于数学,而非数学依赖逻辑。数学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同时，直觉主义认为哲学、逻辑甚至计数等概念都比数学复杂得多,不能作为数学的基础,数学的基础需要更简单、更直接的概念,它就是直觉,直觉是心智的一项基本功能。[3]一位直觉主义数学家阿伦特·海廷(Arend Heyting)在他的论文《数学的直觉主义基础》中指出：“立即处理数学的构造也许是符合直觉主义者的积极态度了。这个构造的最重要基石是一(unity)的概念，它是整数序列所依赖的构造原则。整数必须作为单位(units)来看待，这些单位仅仅由于在这个序列中的位置而相互区别。”[4]61
直觉主义者认为，数学的基础在于数学直觉，在他们看来，建立在数学直觉之上的理论能使“概念和推理十分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即“对于思想来说是如此的直接，而其结果又是如此的清楚，以致不再需要任何铸的什么基础了”(A·黑丁:《直觉主义导论》)。任何数学对象被视为思维构造的产物，所以一个对象的存在性等价于它的构造的可能性。这和经典的方法不同，因为经典方法说一个实体的存在性可以通过否定它的不存在性来证明。对于直觉主义者，这是不正确的;不存在性的否定不表示可能找到存在性的构造证明。正因为如此，直觉主义是数学结构主义的一种;但它不是唯一的一类。直觉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是，数学是人类心智“固有”的一种创造活动，是主体的自身的活动，而不是对外在的描述.数学概念是一种自主的智力活动的结果，智力活动则是研究自明定律所支配的思想构造。[5]
二、颠覆传统逻辑，形式主义的逆袭——直觉主义的特点
直觉主义不承认实无穷，拒绝实际无穷的抽象。也就是说，它不考虑像所有自然数的集合或任意有理数的序列无穷这样的无穷实体作为给定对象。数学上的实无穷思想是指：把无限的整体本身作为一个现成的单位，是已经构造完成了的东西，换言之，即是把无限对象看成为可以自我完成的过程或无穷整体。数学上存在着潜无穷与实无穷之争，就如同哲学上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而且必将长时间的持续的争论不休。数学上的潜无穷思想是指：把无限看作永远在延伸着的，一种变化着成长着被不断产生出来的东西来解释。举个形象点的例子就是，构成一条直线的点有无穷个，并且这条直线永远延伸着，不会有终结的一天。它永远处在构造中，永远完成不了，是潜在的，而不是实在。按照全称和条件量词的标准直觉主义，一个证明就是这样的潜无穷结构，这可能是合理的。(达米特《直觉主义逻辑的哲学基础》)[4]142按照此观点，所有的自然数可以构成一个集合，因为可以将所有的自然数看做是一个完成了的无穷整体。很显然，直觉主义支持潜无穷的观点，即把无穷集合看成无限延伸着的序列。
直觉主义反对排中律，这意味着直觉主义者可能和经典的数学家对一个数学命题的含义有不同理解。排中律和同一律、矛盾律并称为形式逻辑的三大基本规律。传统逻辑首先把排中律当作事物的规律，意为任一事物在同一时间里具有某属性或不具有某属性，而没有其他可能。排中律同时也是思维的规律，即一个命题是真的或不是真的，此外没有其他可能。例如，说A 或 B, 对于一个直觉主义者，是宣称A或B可以证明。但是，对于排中律, A 或 非 A, 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不能假设人们总是能够证明命题A或它的否命题。
直觉主义主要对抗的是形式主义。多个世纪以来，对数学规律的无懈可击的精确性的信念的依据是数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直觉主义表示，精确性存在于人类心智之中，形式主义者认为，存在于纸面上。[4]90
直觉主义具有非逻辑性和整体性。数学直觉是作为逻辑的对立面而介定的一种认识方法,因此非逻辑性是数学直觉的最主要特性。可以说数学直觉的其他特性都是由它的非逻辑性所决定的,这是许多哲学家、科学家的共同见解。[6]直觉主义认为，数学是心灵的创造活动，心灵是丰富的，逻辑则是贫乏的。因此，坚决不能用贫乏的逻辑规则来全面准确地规划丰富的心灵活动。直觉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伦特?海廷(Arend Heyting)说：“逻辑属于应用数学”。在对于直觉主义整体性上，一个日本数学家有如下精辟的解释：当一个人已经长期而持续地从事了研究并已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研究人员时,他就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经过他自己的努力,这种知识体系已被综合成为一种特殊的,确定的形式。而且自己综合的工作当然本身就是一种极有价值的 经验 。[7]
彭加勒在《数学中的直觉和逻辑》一文中写道：
哲学家告诉我们，纯逻辑永远也不能使我们得到任何东西;它不能创造任何新东西，任何科学也不能仅仅从它产生出来。在某种惫义上，这些哲学家是对的;要构成算术，像要构成几何学或构成任何科学一样，除了纯逻辑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为了称呼这种东西，我们只好使用直觉这个词。可是，在这同一谕后，潜藏着多少不同的意思呢?比较一下这四个公理:(1)等于第三个最的两个量相等;(2)若一定理对数1为真，假定它对N为真，如果我们证明它对N+1为真，则它对所有整数均为真;(3)设在一直线上，C点在A与B之间，D点在A与C之间，则D点将在A与B之间;(4)通过一个定点仅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所有这四个公理都归之于直觉，不过第一个阐明了形式逻辑诸法则中的一个法则;第二个是真实的先验综合判断，它是严格的数学归纳法的基础;第三个求助于想象:第四个是伪定义。直觉不必建立在感觉明白之上;感觉不久便会变得无能为力。[8]
值得注意的是，直觉主义不是神秘主义。直觉的“不可解释性”并不等于直觉的“神秘性”，尽管直觉是“不可解释”的，但它却有着确定的本质。我们认为，直觉是认识过程中的一种飞跃，因此它就不是一种经验的认识，而是原来的思想路线的中断，不可能按照通常的 思维方式 ，用结论和推理的环节把它连接起来，所以直觉是“不可解释的”。[9]
三、从Kant到Dummett，直觉主义派的主要人物及其思想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觉主义是由哲学家康德开始的。1755到1770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教物理和数学，他认为我们所有的感觉都来自于一个预先假定的外部世界。虽然这些感觉不能提供任何知识，但是被感知到的物体间相互作用就产生了知识。心智将这些感觉梳理清楚，得到对空间和时间的直觉。康德说，感性直觉有两个纯形式，它们是先天知识的原则，这两个纯形式就是空间和时间。空间是外直觉的纯形式，而时间是内直觉的纯形式，它们都不是从外邻经验得来的，而是必然的、先天的观念。空间和时间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心智的创作。心智理解经验，经验唤醒心智。虽然康德的思想有着直觉主义的影子，但是依旧没有直观地提出直觉主义，就数学基础的方法而言，直觉主义是现代的。[10]
亨利·彭加勒(常译作庞加莱，Henry Poincare，1854-1912)，当代语境中的数学直觉主义的先驱。后人评价为数学哲学与当代数学直觉主义之间的一座桥梁。逻辑主义对于数学基础的理解是虚幻的。它使数学失去基础。然而数学的基础是存在的，它就是我们的直觉。它赋予数学以意义，从而给数学以对象。彭加勒指明了一座(本来就)架在人类精神和数学存在之间的桥梁，那便是我们的数学直觉。[11]彭加勒主张自然数是最基本的直觉，认为数学归纳法是一种包含直观的思维方法，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逻辑的。他主张使用有限个词能定义的概念，主张数学对象的可构造性。他还在另一种意义上理解和强调数学直觉，将其看做选择和发明的工具。彭加勒认为，我们有多种直觉。然而，最重要的可以归结为两类：一是“纯粹直觉”，即他通常所说的“纯粹数的直觉”、“纯粹逻辑形式的直觉”、“数学次序的直觉”等，这主要是解析家的直觉;二是“可觉察的直觉”，即想象，这主要是几何学家“形”的直觉。对于这两类直觉，他认为都是必要的，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认为，这两类直觉“似乎发挥出我们心灵的两种不同的本能”，它们像“两盏探照灯，引导陌生人相互来往于两个世界”。[12]
布劳威尔(，1881-1966)，直觉主义真正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布劳威尔。布劳威尔在数学上的直觉主义立场来源于他的哲学。1907年他在博士论文《数学基础》中提出直觉主义观点,认为数学的基础是先验的初始直觉。数学是起源于和产生于头脑的人类活动，不存在于头脑之外，因此，是独立于真实世界的。布劳威尔认为数学思维是智力构造的一个过程，它建造自己的天地，独立于经验，并且只受到必须建立于基本的数学直觉之上的限制。[10]布劳维尔发表的《数学基础》表明直觉主义的立场是强调“直觉”，这并不是说否认数学的逻辑性和严谨性,而只是突出直觉、灵感和创造力在数学中的地位。直觉主义者认为数学不仅是最讲究严格性的科学,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布劳维尔认为数学的基础是先验的初始直觉,他和他的学生说他们所说的直觉正是人心对于它本身所构造的东西的清晰理解。[13]布劳维尔修改了康德的先验时空学说，放弃了“外直觉的纯形式”的先验时空概念，以适应非欧几何的发展;池把数学的基本直觉建立在“内直觉的纯形式”的先验时间概念的基础之上。[14]布劳威尔还提出了“二·一原则”(tow-oneness)。他认为这是数学的基本直觉。即假设N成立，则N+1成立。这个过程可以无限重复，创造了一切有限序数，因为“二·一原则”的元素之一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新的“二·一原则”。布劳威尔认为，在这个数学的基本直觉中，联通和分离、连续和离散得到统一，并直接引出了线性连续统的直觉，即“介于”(between)的直觉。(布劳威尔《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4]93
阿伦特·海廷(Arend Heyting，1898-1980)，他是布劳威尔的学生。继承了布劳威尔有关数学直觉主义的思想。他认为，直觉主义是从一定的、多少有点任意的假设出发的。它的主题是构造性的数学思想。这使得它处于经典数学之外。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差别在于，直觉主义的进行独立于形式化，形式化只能追随在数学构造的后面。逻辑不是直觉主义的立足点，数学构造在头脑中是很直接的，结论也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不需要任何基础。海廷主张，在描述直觉主义数学时，应当在日常生活中去理解。比如，在注视那边树木时，我确信我看到树木，而实际上光波达到我眼中，使我构造出树木这一信念需要相当的训练。这种观点是自然的。两个人说话，我向你灌输意见，实际制造了空气的震动。这是理论的构造。(阿伦特·海廷《论辩》)[4]77-88
迈克尔·达米特(又译米歇尔·杜麦特Michael Dummett，1925-2011)，当代数学直觉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达米特认为，数学首先是先验的，然后是分析的。达米特曾经从语言学角度和意义理论角度为直觉主义辩护。直觉主义关于数学陈述意义的解释避免了以真概念为核心概念的意义理论的不足，它把说话者关于数学陈述的理解与说话者使用这个陈述的实际能力结合在一起，因此具有很大的优点。从直觉主义关于数学陈述的意义说明出发，达米特提出了以证实为核心概念的新的意义理论的构想。[15]202达米特指出：“对于直觉主义逻辑来说，排中律的双重否定是有效的语义原则，就像二值逻辑认为排中律本身是有效的一样：断言任何陈述既不真也不假是不一致的。”[4]132
四、直觉主义的意义以及合理性
直觉主义对古典逻辑中的排中律和双重否定律等原理中的部分原则以及非构造性的结论持否定态度，也不承认数学中的实无限的对象和方法。数学的历史也表明，数学知识与理论不仅无法脱离对外部世界的永恒的依存关系，而且数学的错误不是通过限制数学，如排斥非构造数学和传统逻辑而得到克服的。数学真理的积累以及对谬误的抛弃是通过数学知识的不断增长和理论的不断完善获得的。一句话、数学的生命在于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中。庆幸的是，直觉主义由十其思想体系中某种先天的弱点而末成为数学的统治思想。但也应看到其构造思想的重要价值。[16]123-124可以说，直觉主义学派在本质上是主观和荒谬的，以直觉上的可构造性为由来绝对的肯定直觉派数学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但是，直觉主义揭示了经典逻辑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在具体的数学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数学哲学中的直觉主义学派高度认可直觉和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推动了现代递归函数论的建立和发展，这无疑对数学的进步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其次，直觉主义者倡导的构造性的能行性的研究方法,促进了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这种积极探讨可行性方法在计算机数学以及计算机科学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三，直觉主义数学哲学的思想方法在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上，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在数学教育中，逻辑的作用很明显，其特征为，从已知知识出发,依据逻辑规则进行推导和演算,一步一步地达到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而直觉主义可以跳跃式地认知，虽然能一步得到正确答案，却无法说清楚其中的步骤。直觉主义虽排斥传统逻辑，但与逻辑关系十分密切，对培养良好的数学逻辑观念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直觉主义有助于培养数学教育中大胆猜测的思维习惯。这种创新和探索精神有利于数学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傅敏.直觉主义数学哲学研究及其对数学素质教育的启示[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1).
[2] 诸葛殷同.对传统逻辑的有力挑战——评《经典逻辑与直觉主义逻辑》[J].哲学动态，1990(4).
[3] 柯华庆.直觉主义数学哲学的两个阶段[J].学术研究，2005(2).
[4] 保罗·贝纳塞拉夫(美)，希拉里?普特南(美).数学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黄秦安.数学哲学与数学 文化 [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数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人们的探讨，有很多的论文都对数学和哲学作出了深刻的描写。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数学和哲学的关系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柏拉图的数学哲学思想，接着讲述一下数学哲学，再介绍必然性和先天性知识，接着介绍三大主义，以及数学哲学的现代发展，最后简单 总结 数学哲学。 关键词： 柏拉图 数学哲学 先天性 必然性知识 三大主义
正文：
一：柏拉图的数学哲学思想
柏拉图的数学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数学本体论的问题上，而在数学的本体论问题上他采取了实在论的立场，即认为数学的对象是他所说的“理念世界”中的真实存在。柏拉图的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对数学绝对真理性的信念之上的。他认为数学对象就是一种独立的、不依赖于人类思维的客观存在。
除去实在论的观点外，柏拉图还强调了数学认识活动的先天性。按柏拉图的观点，理念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且，这种认识只能通过“对先天的回忆”得到实现;由于对象也是理念世界中的存在，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数学就从属于研究理念的科学——“辨证法”，即是一种先天的认识。
另外，除去数学的先天性以外，柏拉图还强调数学认识在一般的理性认识中的作用：由于数学对象被说成是感性事物与理念之间的“中介对象”，因此，数学的认识也就具有一种“桥梁”作用，它能刺激人们，从而引起灵魂对“先天知识”的回忆。柏拉图说：“几何会把灵魂引向真理，产生哲学精神„„。”
二：数学哲学
数学在形式化和抽象化方向上的发展，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研究的进展，以及悖论的发现，开创了数学哲学的研究的新时期。
数学家们认为，数学是建立在一系列自明原则基础上的。一个数学家的责任是尽可能完全地发现由这些原则所得出的结论。他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些原则本身是一些明显的洞察，因而它们形成一个无可懈击的、永恒的基础。与此相反，哲学家会听任数学家去探索由这些原则得出结论;他对这些结论并不感兴趣。然而他必须对下述事实作出解释，即我们具有供我们使用的、此类自明性所适用的一些洞察力，他还需要说明与这些洞察有关的对象。他们同意数学的对象不属于物质世界，数学洞察不可能以 经验 作为依据，因为适合于数学原则的这类自明性决不属于我们的经验知识而是数学原则所特有的。
三：必然性和先天性知识
数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论——在哲学中处理认知和知识的部分——的一个分支。但是，数学至少表面上与其他求知的努力不同。特别是与科学追求的其他方面不同。数学命题，像7+5=12有时被当做必然真理的范例，简直不可能有其他情况。
科学家会乐意承认她的较为基本的论题可能是假的。这种谦恭被科学革命的历史所印证，在革命中，长期存在且深信不疑的信念被推翻了。数学也能严肃地支持这种谦恭吗?能怀疑数学归纳法对自然数成立吗?能怀疑5+7=12吗?有没有数学革命，其结果是推翻长期存在的核心的数学概念?恰恰相反，数学 方法 论似乎并不像科学那样是或必然性的。与科学不同，数学通过证明展开，一个成功的、正确的证明扫除了所有基于理性的怀疑，不仅仅
是所有有理由的怀疑。一个数学证明要表明它的前提逻辑地蕴涵它的结论。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是不可能的。
“先天”这个词的意思差不多是“先于经验”或“独立于经验”。它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如果知识不是基于任何“关于现实世界中事件的特殊过程的经验”，那一个命题就定义为先天获知的。
有些哲学家认为不存在先天知识，而对其余的哲学家来说典型的先天知识包括“所有红色物体是有颜色的”和“没有什么东西能在同一时刻既是完全红的又是完全绿的”。数学似乎不像科学一样基于观察之上，而基于证明之上。
因此任何完整的数学哲学有义务说明数学的至少表面看起来的必然性和先天性。 四：三大主义
关于数学的逻辑及认识论的基础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这问题无论对数学家或者哲学家都是至关紧要的，因为在“一切科学中最可靠的科学”的基础中，任何一点不确凿都将是令人极度不安的。迄今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做出的各种努力中。还没有一种能称得上已经解决了所有困难。这些努力主要是沿着三个方向：以罗素为主要倡议者的逻辑主义，布劳威尔所提倡的直觉主义，和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
数学基础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数学与逻辑的关系。逻辑主义的理论是数学能归约为逻辑，据此，数学无非是逻辑的一部分。逻辑主义的论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数学概念能通过明确的定义从逻辑概念中导出。另一部分是数学定理能通过纯粹的逻辑演绎从逻辑公理中推导出来。
直觉主义数学家建议把数学工作作为他的智力的一种自然功能，作为思想的一种自由的有生气的活动。在他看来，数学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他运用语言，不论是自然的或形式化的，只是为了交流思想，也就是使别人或自己能懂得他自己的数学想法。这个语言伴随物不是数学的代表，更不是数学本身。
立即处理数学的构造也许是最符合直觉主义者的积极态度了。这个构造的最重要基石是一的概念，它是整数序列所依赖的构造原则。整数必须作为单位来看待，这些单位仅仅由于在这个序列中的位置而相互区别。
希尔伯特证明论的主导思想是，即使经典数学的陈述从内容上说竟然是错误的，然而经典数学含有一个内在封闭的程序，这程序是按所有数学家都知道的固定规则操作的，它基本上在于相继地构造原始符号的一些组合，而这些组合被认为是“正确性”或“已被证明的”。而且这个构造程序是“有限性的”和直接构造性的。
五：数学哲学的现代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起数学哲学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与数学基础研究相比，这一新的发展表现出了一些显著的不同特点。
(1)研究立场的转移，即由严重脱离实际数学活动转移到了与其密切结合。具体地说，在数学基础研究中，尽管逻辑主义等学派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他们所实际从事的都是一种趋于规范性的工作。现代数学哲学认为，数学哲学应当是数学家们工作中的“活的哲学”，即研究人员、教师和使用数学者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哲学见解。
研究立场的转移直接导致了新的数学观念。例如，正是基于对数学家实际言行及数学史上实例的考察，经验主义才得以在现代数学哲学中“复兴”。
(2)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表现出了明显的开放性，特别是由一般科学哲学中吸取了不少重要的研究问题和有益的思想，这就和以往的封闭式的数学基础研究大相径庭。
例如，I. Lakatos 所倡导的拟经验的数学观事实上就是将K. Popper 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理论推广应用到了数学的领域。又如，在T. Kuhn 的科学哲学研究的影响下，出现了关于数学的社会—— 文化 研究。显然，这关于数学的动态研究是与先前的研究传统，亦即单纯着
眼于数学知识的逻辑结构的静态分析大相径庭的。
另外，新的研究的又一重要特点则是突出强调了数学研究的社会性。最后，与实际的数学活动的密切联系也可看成为现代数学哲学研究开放性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别是，作为对于思想方法的研究，数学方法论的研究在现代得到了新的发展。
六：总结
数学和哲学是同门异户，声息相通的，你敲开一家门，另一家就会立刻向你敞开窗户。 数学哲学是在不断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不同的表现，人们研究也会跟以前不一样。
参考文献
(1)《西方数学哲学》 夏基松 郑毓信 著
人民出版社 1986年1月出版 p10--p13
(2)《数学哲学译文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丛 林夏水 主编
知识出版社 1986年7月出版 p24--p25
(3)《数学哲学--对数学的思考》西方数学文化理念传播译丛 丛书主编 汪宁
【美】斯图尔特·夏皮罗 著 郝兆宽 杨督之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2月出版 p20--p23
(4)《数学哲学》 【美】保罗·贝纳塞拉夫 希拉里·普特南 编
商务印书馆 2003年2月出版 p47--p76
(5)《徐利治读数学哲学》 徐利治 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p73--p82
2012年4月6日
色彩和谐的表现摘要：所谓写实色彩的和谐是指表现特定光色条件下物象色调的色彩形式。因为摄影作品大多数都具有视觉真实的特性，所以有必要认真对待写实色彩的和谐问题。关键词：色彩，和谐，显示，表现景物的固有色是千变万化的，但在特定的光源色和环境色以及大气透视的作用下，它们都统一在一定的关系中相互依存。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景物的受光面与阴影部分依据补色规律形成体积感，表现出不同的冷暖对比、色度对比和明度对比。在不同的色彩衔接处，有时会表现出尖锐明显的对比，有时则形成丰富柔和的过渡层次。处于不同距离物体的色调，又依据色彩透视的规律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变化。自然界中色彩的和谐，包涵了可以满足色彩平衡的属性，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看起来彼此隔离的色彩在光线和大气的作用下统一起来，形成了完美的色彩和谐。写实色彩的和谐要求表现在特定条件下对色彩变化相应关系的协调。凡是对这种协调的破坏都不能取得画面色彩的和谐。而拍摄也不能依靠对客观色彩的消极摹写取得画面色彩的和谐，必须通过艺术创作把自然中的色彩和谐地转化为艺术中的和谐，从客观色彩的表现提取并强化到艺术作品中去，使之表现更加鲜明突出。在摄影创作的时候，要把握住对象的色调特征和色彩意境，要注意那些能体现这些意图的色彩在结构中的对比和关系，在作品中准确地体现出局部色调在形成整体色调的和谐中的相互关系。色彩的和谐意味着在作品中能体现色彩自身审美价值的色彩搭配的美。必须记住，艺术作品中的色彩是总体造型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作品色调的形成，还是色彩和谐美的体现，都应当在揭示作品的主题与内容的过程中表现出来。我们在根据作品的主题及内容进行构思和确定画面色调气氛，运用色彩表达情感与意义的同时，也就包含了对色彩和谐的追求。色彩科学是社会和谐、心的和谐的重要因素色彩科研成果显示，在人类视觉感受形成的印象中，色彩作用占其65%，这一数据早已被全世界采用。梁勇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感受应该是视觉感受，然后是物的形状、材质等等，这是国际上通用的。色彩科学研究发现，不同波长的色彩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效果。比如进到一个红色装饰的房间里，可能心跳会加快，精神会紧张，因为处在兴奋的状态。进到蓝色的房间里，可能给你一种镇静、放松的感觉。医院为什么会选择绿色？因为绿色有自然镇定的效果。所以，从很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说，不同色彩对不同的功能的效果是不一样。现在国外色彩健康已经成为色彩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从色彩科学和心理的角度来看，创造社会和谐、创造‘心的和谐’，色彩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起着积极的作用。”梁勇还介绍，这次在“心的和谐”心理健康科普活动中，流行色协会还针对公众举办一系列讲座，让大家科学利用色彩来美化我们的环境，来愉悦我们的心情，来达到我们“心的和谐”。服装色彩的未来发展：多元化、自然化和科技化我们生活中充满着色彩，可以说，生活就是在一个充满色彩的世界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直观的社会变化之一，恐怕就是街头巷尾人们的服装变得五彩斑斓起来。梁勇说，色彩科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让色彩发挥它的价值，达到审美的作用。服装色彩科学是服装产业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所以，当进入信息爆炸的年代，色彩能够使产品表现出更多的变化。所以，服装的色彩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梁勇举例说，十年前，服装可能靠款式，但现在，应该说服装的竞争更多的靠颜色、面料和技术。从服装的销售来看，消费者对色彩的需求越来越精确，越来越苛刻。同样是蓝色，有时候色光稍微差一点点，蓝色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现在色彩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精确。梁勇认为，未来服装色彩的发展方向可以用三化来表现：一是多元化，今后色彩会越来越丰富，随着新材料、新原料的使用，新技术的利用，这些新的颜色也会层出不穷；二是自然化，我们可以从大自然里找到很多色彩的灵感；三是科技化，科技能够带来时尚，由于新技术的利用，能够产生新的色彩表现。着装建议：适合自己 场合得体 时尚元素中国有句古话“人靠衣裳，马靠鞍”，如果选择合适颜色的服装，通过一个得体的、和谐的搭配以后，能够给穿着人带来愉悦、自信的感觉。如何穿衣服可以使人看上去更加有品味？梁勇建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穿着和家装，适合自己的就是最高的原则。但是适合自己的时候，同时又要考虑与环境、场合能够得体。所以，人们需要了解一些简单色彩的基础知识和流行的基本元素，掌握这些知识以后，可以使自己穿着得体同时还可以很时尚。梁勇提醒大家，穿着不需要追逐时尚，现在有一部分年轻人超越自己的经济条件，去追逐那些品牌，追逐那些虚无缥渺的时尚。他认为这么做是非常不可取的。城市色彩：呼吁“和谐”与“个性表现”城市中人们每天推开窗户，走上街头，就要看到建筑色彩。一个城市的建筑，在单体以及整个城市色调的把握上，如何才能构建宜居的色彩环境呢？梁勇表示，城市的色彩和谐、建筑的色彩和谐，并不是简单的选择一种颜色或几个颜色，而是要追求视觉上的和谐以及色彩与使用功能的一致性。如同城市交通规则一样，交通规则的制定，目的是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有效。同样城市色彩规划也是如此，就是要减少色彩应用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减少环境中的色彩应用不当而造成的视觉污染，以及因色彩应用不当而造成的功能障碍。“城市色彩在追求视觉和谐的基础上，还应考虑城市的绿色和文化，从民族传统、地域文化、城市文脉等层面体现城市的个性与特色。这是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命脉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梁勇进一步解释说：“现在我们城市，从黑龙江一直到海南，很多城市都是千篇一律，材质、风格等都大致一样，特别在色彩运用上几乎看不出区域性、地域性，城市文化的脉断了、被破坏了。”中国传统色彩要继承且有创新我国的古代有多姿多彩的传统服装、建筑色彩等作品，中国的色彩文化是中国悠久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勇介绍说，由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产生的“五色学说”，是中国色彩学对人类贡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从公元前1100多年的周代开始，中国就把赤、黄、青这三个颜色称为“彩”，将黑和白称为“色”，而“调，和也”，就是和谐的意思，因此，汉语名词“彩调”意味着一种色彩和谐组织的认识观。中国讲五音调和、五味调和、五色调和，五色学说强调的就是一个整体。我们老祖宗在两千多年前的纺织品设计上不仅用色丰富大胆，还十分讲究色彩的协调搭配，这不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审美情趣，即使从今天的西方色彩学来说，配色也是符合现代配色原理和规律，显得十分和谐、悦目。其次，梁勇认为，中国的文化也造就了中国色彩的自然观和社会观。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的应用，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师法自然、天人合一，二是重视等级和次序。他进一步解释第一个特征时说，从中国传统民居色彩文化的原生状态来看，往往居民建筑色彩也是顺应天成、融合自然，又极具生态价值的风格特征。像傣族、布依族，他们有的用石头房，铺出来的东西宛若天成，能够与周边的青山绿水达到惊人的和谐，让人在视觉上感觉非常舒服。所以，中国特别强调在色彩应用上的天人合一。第二，重视等级和次序。比如清朝以后，官府不同的官员穿不同颜色的服装，同样建筑也是如此，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住在红墙黄瓦的建筑中，老百姓只能住青砖青瓦。这种色彩的等级和次序也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另外，中国的文化不断地包容与吸收异质的文化，使中国的色彩文化呈现多元性特征。中国的历史上，中国文化不断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摩擦和碰撞，呈现了自身特色的文化表现，这也是中国文化得以绵延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敦煌壁画色彩非常丰富，不同时期的壁画完全不同。比如北魏用的红棕色调，配以蓝、黑色；唐朝则增添黄颜色，明艳而华丽；而宋代则以蓝绿色调为主。所以儒家思想与外来文化，特别是与佛家思想相互交融，也成为中国色彩的一个表现。梁勇深有感慨的说，中国传统色彩是我们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先人们创造的灿烂的色彩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的设计灵感的宝库。但是我们不能躺在老祖宗的遗产上，最重要的是要继承还要有创新。
[摘要] 在视觉艺术的形式语言中，构图、造型、色彩是三大要素。在视觉设计中，色彩作为给人的第一视觉印象的艺术魅力更为深远，常常具有先声夺人的力量。人们观察物体时，视觉神经对色彩的反应最快，其次是形状，最后才是表面的质感和细节，因此色彩在艺术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艺术设计师总是通过色彩这一重要手段在设计作品中赋予特定的情感和内涵，为人们创造着美好的生活，诠释着美的真谛。
[关键词] 艺术设计 色彩基础 色彩构成 归纳色彩 设计色彩
约翰·伊顿指出：色彩就是生命，因为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在我们看来就像死的一般。色彩具有强烈的情感表现力，只有热爱色彩的人，才能领会色彩的美及其内在的实质。色彩可供所有的人使用，然而只向热心研究的人显示其更深的奥秘。在视觉艺术的形式语言中，构图、造型、色彩是三大要素。在视觉设计中，色彩作为给人的第一视觉印象的艺术魅力更为深远，常常具有先声夺人的力量。人们观察物体时，视觉神经对色彩的反应最快，其次是形状，最后才是表面的质感和细节，因此色彩在艺术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艺术设计师总是通过色彩这一重要手段在设计作品中赋予特定的情感和内涵，为人们创造着美好的生活，诠释着美的真谛。
在大学本科的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色彩教学中主要开设的课程有色彩构成、归纳色彩、设计色彩等，课程设置的侧重点不同，主要是研究如何让学生们从绘画性色彩转移到设计性色彩上来，使设计专业的`色彩基础课程一步步走向设计专业的轨道，为学生们以后的设计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色彩构成侧重于理论，归纳色彩是从对物的观察、体会去表现和创造，设计色彩侧重主观色彩的表达和运用，通过这些课程把色彩一步步引向深入。
对于刚入校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色彩知识非常有限，对于色彩仅限于高中时期对于风景及静物写生的绘画色彩，强调再现性，重视物体的固有色、条件色和环境色，色彩讲求微妙、客观、空间和写实。而艺术设计教育中对于色彩的要求是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还要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讲求强烈、构成、平面和写意。所以对学生必须在认识上要求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观察方法由静止变为运动，认知方式由常规变为主客观的结合，思维方式由形象思维变为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结合。以下具体从这三大色彩基础课程的核心展开说明。
一、色彩构成
色彩构成是从理论上研究不同配色的调和，表情及其对形态和空间的影响。在这门课程中，学生们最易在琐碎的调色中迷失方向，很多学生会问：我们这样不断练习各种配色就能掌握普遍的色彩规律吗？这些练习对以后的设计会起作用吗？对于这个问题，伊顿早就有过回答：如果你能不知不觉地创作出色彩的杰作来，那么你创造时就不需要色彩知识。但是，如果你不能在没有色彩知识的情况下创作出色彩的杰作来，那你就应当去寻求色彩知识。为了避免学生们一开始的无目的性，在讲述了三属性的基础理论之后，可以安排色彩的采集、重构和转移的课题。在这个课题中，首先可以让学生们了解优秀配色的条件和面貌，分析优秀配色的主要色彩关系，色彩面积的比例关系，三属性的特点，从而抓住色谱组成的本质，然后以色轮为参照，举一反三可以发展新的色彩形象，产生不同的心理效应。
在这个课题结束之后，学生们对于色彩三属性的认识、调色的经验、配色的规律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可以进行色调和色彩形象的研究，把色彩的配置与人的情感相联系，不再从色相或明度、纯度上做简单的色调练习，可以分别布置几组形象联系，构图和造型可以依据形象做抽象的点线面组合。如最经常训练的对“四季”的色彩感受，对“自己的形象”的色彩表达，对“情绪”的表达都可以分组进行，在这里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会发现学生们的色彩偏爱，在色彩构成的课程里是对基础色彩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因此对色彩偏爱要加以限制，应该让学生们尝试所有的色彩面貌，这些新鲜的面孔可能会产生新的不可预知的创造力；另一个是会发现学生们虽然感受体会各有不同，但对于季节的描绘都会有非常准确的表达，从这里我们可以让学生们明确，艺术不能只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上，而要客观地了解掌握所有的配色规律和表情，用训练有素的色彩思路和色彩基础知识去指导我们的设计实践活动。
二、归纳色彩
有了色彩构成的理论基础，在转入归纳色彩的学习时就会轻松些。色彩归纳是艺术设计专业中十分重要的一门课程，该课研究和探讨新的绘画写生方式，以建立绘画写生与艺术设计之间的关系，在观察方法、思维方式以及表现形式上均构成了独自的指向。在高中的色彩写生中，多强调直觉和感性认识；色彩归纳写生则是在面对客观物象的感性基点上，强化了主观表现和理性的设计意识，它不以描绘对象的客观存在状态为目的，而是以设计专业的造型需要和思维发展为取向，其训练的目的在于为艺术设计服务，在进行写生练习时，面对同样的一组静物，每个学生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鼓励他们把这种新鲜的感受记录整理，概括或者依据需要夸张表现，你会发现每个学生都会有创造性的表达。正如马蒂斯所说，色彩问题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三、设计色彩
在色彩构成、归纳色彩结束之后，就进入到设计色彩课程的学习了。设计色彩是在探索自然色彩中获取色彩内在表现力，超越色彩表象的模仿，达到主动地认识和创造。真正的把色彩应用到设计中去，使色彩通过这样三个步骤真正成为学生驾驭设计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三门课程环环相扣，从不同角度诠释色彩知识，根据认识掌握色彩普遍规律的方法，由浅入深，由表征到应用的学习了色彩这一重要的是设计元素，为学生们以后的设计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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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色彩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其本身具有极强的审美价值。在现代油画艺术发展过程中，利用色彩表达艺术家内心的情感与思想内涵是相当常见的。因此本文就将针对色彩在现代油画艺术中的具体情感表现进行分析与阐述，以期为相关的艺术创作者提供参考与帮助。
关键词： 现代油画；艺术；色彩；情感表现
色彩在油画艺术创作过程中，不仅是画家进行绘画的手段，更是表达画家思想感情与精神内涵的重要方式。不同的色彩所表现的情感内涵略有差异，而通过色彩表达画家内心的情感，往往可以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优秀画作，进而推进油画艺术的发展。
一、近现代西方油画艺术中色彩的情感表现
西方的油画犹如我国的国画一样，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有许多著名的画派与著名的画家，成就了世界近现代油画发展史上的一个个传奇。西方近现代油画艺术中，其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创作特点以及色彩展现。其一，后印象主义。这一时期的油画艺术作品代表创作者主要是凡高、塞尚。后印象派画家凡高在其绘画创作过程中，对色彩的驾驭与运用可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最为出名的作品就是《向日葵》，而整部作品呈现出的画面是黄色的屋子与墙壁，床和椅子也是淡淡的黄色。黄色的墙面上有着几幅黄色的向日葵画。而插满深黄色陶罐中的也是生机勃勃又绚烂多彩的向日葵，更是使得整幅画面看起来满是金黄。当然这一作品并不是全是黄色，而是与蓝绿色的背景进行结合，营造出一种生机勃勃之感，同样也表达了画家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心中永远充满希望的积极态度。其二，野兽派。这一派别的油画作品，往往可以挣脱传统的束缚，从而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马蒂斯是这一时期杰出的油画画家，他主张利用强烈的色彩冲击人们的眼球，既发挥纯色的作用又增强色彩强度。通过高强度的对立颜色营造出一种视觉张力，从而抒发个人情感。其三，毕加索时期。以毕加索为代表的这一时期，作品大多以蓝色为主调，给欣赏者带来一种悲伤、沉闷的感受。如《人生》，其表现的就是人们深受贫穷困扰，穷困潦倒的状态。之后其作品又实现了转型，以《二裸妇》为代表，开创了粉红色、玫瑰色的创作风格，体现出画家内心对生命的赞叹与对生活的热爱。西方近现代油画中主要以前面三个派别和时期最为出名，之后还有表现主义时期以及康定斯基所提出的色彩观念，在此不一一赘述。
二、近现代中国油画艺术中色彩的情感表现
对于中国而言，油画不是我国本土的文化与艺术形式，其本身属于舶来品，因此在中国的发展历经波折与艰难。但是油画中注重的色彩运用，实际上在我国的美术作品当中也是早有体现。针对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画家的色彩观念以及其作品中色彩的运用进行分析，是极为迫切的。首先，刘海粟可谓是我国现代绘画中杰出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有类似之处，并且注重个性的张扬与表达，擅长利用色彩表达自己内心的主观情感。如其作品《北京前门》，画面整体的色彩对比相当强烈，且线条的选用也是粗狂不拘小节，这样的作品往往更能表现创作者的真情实感。其次，吴大羽也是我国油画的先驱和开拓性人物。他的艺术作品中，始终体现着自我批判，所以作品本身是发自心灵的创作。比如其画作《色草》，并没有真正对花草的形态进行描绘，而是利用极为绚丽的的色彩进行意象描绘，给人一种独特的审美情感。再次，沙耆更是不可忽略的一位画家，其在我国的地位可以与西方的凡高相媲美。他对艺术创作的追求和执着与凡高极为相似，而在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大胆且不拘泥于形式。所以在沙耆的作品之中，看到最多的是人内心的冲动与激情，还是情感表达的直接性。除了以上这些画家及其作品中所体现的.色彩运用形式之外，我国还有著名的画家罗尔纯先生，其油画作品更加注重红色乡土情的表达，所以作品中运用的红色、黄色等，是最为普遍的。而申玲和徐晓燕则在创作中融入了更多的情感，更多主观色彩融入其中，在色彩的运用以及情感的表达方面，都各具特色，为我国油画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帮助。但是无论其选择哪样的表现手法，其目的都是渴望通过色彩，展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从而通过色彩的统一表达自己内心真挚的情感，进而诠释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
结语
虽然说油画在我国属于舶来品，但是我国也确实有许多优秀的油画作家，在近现代油画创作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由于中西方地域差异，或者同一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差别，在色彩运用与情感表达方面都会有所差别。可是色彩在近现代绘画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始终未曾改变。未来的油画艺术创作更需要加强对色彩的运用，通过色彩，展现创作者内心的情感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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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类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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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金融经济中经济数学的运用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分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数学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能够将复杂的经济问题通过数学关系进行简化。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经济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平台。金融经济分析中离不开经济数学的应用，其能够提高金融经济分析的准确性，有助于金融经济的良好发展。经济数学的应用，对于金融经济分析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分析了数学建模、极限理论、导数、微分方程等经济数学理论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关键词:
金融经济;经济数学;极限;导数
近些年，我国金融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金融经济分析过程中，单单依靠经济的定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机结合定量分析。经济数学是数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比较广泛。经济数学理论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实际问题，利用经济数学理论，很多难以解决的金融经济问题将得到很好的处理。因此，经济数学理论对于金融经济分析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函数模型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数学的基础理论就是函数，而函数也是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基础。通过函数建模，可以将金融经济问题转化为数学关系，通过函数关系进而简化分析的过程。比如在研究市场的供需关系时，将问题转化成数学函数关系，将可以使分析更加明确。供需关系的影响因素有价格、商品的可替代性、消费者的价值取向、消费者的购买力等。其中，价格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在分析供需问题时，就可以通过价格为基础，建立有效的函数关系。常用的函数关系有需求函数、供给函数两种。
需求函数是一种减函数，需求量随着价格的上涨而逐渐降低。供给函数是一种增函数，供给量随着价格的上涨而不断增加。需求关系变化过程中形成的价格，可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保证成交的顺利进行。在研究产量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时，就要利用成本函数进行分析，假设产品生产时的技术和价格不变，产量和成本之间就会存在一定的关系。商品的生产过程中，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收益分析就会用到收益函数。经济数学中的函数关系对于金融经济分析具有重要价值，可以将复杂的问题通过函数关系简化，进而提高金融经济分析的效率。
二、极限理论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极限理论是数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是很多数学理论的基础。极限理论在金融和经济管理、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比较广泛。极限理论能够反映出事物的增长和衰减的规律，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设备折旧、细胞繁殖等方面。极限理论在金融经济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计算储蓄的连续复利上。极限理论可以计算储蓄连续复利中的本金和利息总和。
三、导数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导数理论是数学中比较常用的理论之一，而导数与经济学之间关系密切。通过边际概念构建导数关系，就能将变量替代常量，进而进行经济学研究。导数是经济学中的常用理论，边际需求函数、边际成本函数、边际收益函数等都是经济学分析中的'常用理论。导数能够反映出自变量的细微变化，通过自变量变化分析因变量的变化，进而研究函数的变化率。
成本函数研究时，商品在固定的产量下，可以计算出边际成本，该成本就是重新生产相同产品的成本，此时可以将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对比，进而决定该商品的产量变化。如果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该商品的产量就要增加。如果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该商品的产量就要减少。
弹性研究是导数应用的另一个方面，函数的变化率需要使用弹性研究。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就可以利用弹性研究。利用弹性能够得出一个价格值，商品价格提高的比率要大于需求量减少的比率，则价格提高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如果商品的价格比该价格高时，商品价格提高的比率要小于需求量减少的比率，则企业提高价格后收益就会减少。经济最优化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其也可以利用导数理论进行分析。导数的最值和求极值等知识，能够很好的解决最大利润、最优收入、最佳资源配置等问题。
四、微分方程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微分方程是含有函数、微分、自变量的方程，其是解决复杂经济问题时常用的数学知识。如果研究中的自变量较多，可以通过假设一个自变量为常量进行计算，也就是偏导数理论。金融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还有求近似值的方法，这种计算也会用到微分的理论。数学方法的应用，能够解决金融和经济中的很多实际问题。经济分析中会涉及复杂的经济现象，而其中的很多因素难以量化，需要经济数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分析。
五、总结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分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数学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能够将复杂的经济问题通过数学关系进行简化。通过函数建模、极限理论、导数理论和微分方程理论，可以将实际的经济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进而通过数学关系计算出相应的结果，数学的应用对于经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我们应该加强数学和经济的交叉，使其能够更好的为金融经济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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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论文参考文献汇总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小学数学论文参考文献，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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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有益不耻下问
生活中哲学小论文
生活中也是有着丰富的哲学知识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生活中哲学小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 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 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20世纪50年代, 在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和亚历山大科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围绕斯特劳斯1948年出版的《论僭政》展开的。
争论的焦点是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 “社会”需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 或立足于习俗、道德和“意见”; 而哲学则是对智慧的探寻, 是对真理的追求, 其本性是“癫狂”的, 必然要求绝对自由, 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 [ 1] 哲学与社会势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冲突之中。科耶夫基本认同斯特劳斯的上述看法。但一旦涉及到“哲学与社会的冲突能否解决、是否应该解决”的问题,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斯特劳斯看来, 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因为, 如果让哲学妥协并服从于社会的要求, 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 不再具有哲学的品格; 而如果哲学不妥协, 执意与社会对抗, 结局只能如苏格拉底一般, 被社会“处死”。所以, 为了免于被社会“处死”的命运, 哲学应该尽可能拉开与社会的距离, 以逃避与社会的冲突。逃避的办法就是要做一个好公民或良民: 附和流行的意见, 赞美现行的政治秩序。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 由“神志癫狂”转向和返回“神志正常”, 返回澄明( sobriety) 与温良(moderation)。
斯特劳斯认为, 所谓返回澄明与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本性, 而只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必须是癫狂的, 否则就不是哲学。作为良民的哲人在“思想”方面与癫狂的哲人没有分别, 但在言论表达上, 作为良民的哲人却谨慎无比。于是作为良民的哲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 这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 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 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 即俗白教导( the exoteric teaching) , 另一套则是在政治上有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 即隐讳教导( the estoteric 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 隐讳教导则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作为良民的哲人就把“真正的教导”或者“癫狂的思想”限制于少数人, 以免危害社会。斯特劳斯认为, 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 但是到了现代却逐渐被“遗忘”了。现代哲学“走火入魔”了, 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 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哲学被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了[ 3] 。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之所在。
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描述, 以及斯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他认为, 按照对哲人的定义,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 哲人就是不占有智慧但追求智慧的人。尽管在此点上科耶夫与斯特劳斯是一致的, 但是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由此推论出的“哲学生活方式”:按照斯特劳斯的推论, 哲人将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于对智慧的探求, 他因此将不仅放弃世俗的快乐, 甚至将放弃所有行动, 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行为。科耶夫把这种哲学生活称作“伊壁鸠鲁派”哲人所采取的态度或“伊壁鸠鲁式”态度(笔者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过这种生活的哲人生活在世界之外, 他退回到自身, 与他人隔离, 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趣,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所谓的“真理”。
问题是,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否哲人应该过的生活? 科耶夫显然并不认同。他认为, 初看起来,“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从哲人或哲学的定义推论出来的, 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奠基于一个前提之上的, 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存有疑问。这个前提就是: 一个人必须承认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变的, 它永远等同于自身, 可以被“完善的理智”完全揭示, 不论这理智在什么地方(国家) 和什么时候(历史), 只要它发挥自己的天赋, 就可以完整地把握存在整体。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哲人就能够也必须使自己隔离于变化和喧嚣的世界, 生活在一个安静的“花园”里, 那样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但是,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存在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在本质上是暂时的、生成的、自我创造的, 它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而如果存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生成) , 那么, 一个人就不能通过使自己与历史隔离来解释和揭示这种创造活动。相反, 为了揭示存在, 哲人必须“介入”历史。同时, “伊壁鸠鲁式的哲人生活”还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危险, 即培育偏见, 而这是与哲人的本义相左的。因为哲人就是能够摆脱偏见的人,因此, 想规避偏见的哲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或“街”上) ,他必须走出那个自我的封闭社会, 接触现实, 介入现实, 介入公共生活的历史化过程, 否则迟早都会被抛到事件的后面去, 抛到历史的后面去。
由上述不难看出, 科耶夫的哲学观与斯特劳斯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不应关注人类事务, 科耶夫则恰恰相反。斯特劳斯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别, 他说:“在科耶夫前提的基础上, 对人类事务的绝对依系变成了哲学理解力的根源: 人必须绝对地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绝对地是大地上的一个公民——如果并非必须是一个可居住的地上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公民的话。在古典前提的基础上, 哲学要求一种彻底的对人类事务的疏离: 人绝对不应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公民。”[ 4] 其次, 虽然科耶夫与斯特劳斯均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科耶夫却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私人性的知性追求。在科耶夫看来, 与政治家一样, 哲人也需要并追求爱和承认,因此他要求哲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 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与人交往、交流。再次, 斯特劳斯主张哲学是贵族的、精英的, 而在科耶夫的观念里, 哲学的大门却是敞开的, 随时准备接纳所有那些想“登堂入室”之人。
表面看来,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的哲学观针锋相对、全然不同, 但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两人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比如, 斯特劳斯主张哲人应该远离人类事务, 去追求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对此, 科耶夫在其旨在批评斯特劳斯《论僭政》的文章《哲人的政治行动》的开头, 曾经这样评价斯特劳斯的工作:“这本著作保持了学术冷静客观的外表, 但却是杰出的和热情的……斯特劳斯通过解释这篇被忘却了的对话, 揭示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重道德和政治问题。”[ 5] 也就是说, 斯特劳斯解读《希耶罗》、试图“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 不是或者不纯粹是追求“智慧”, 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论僭政》一书的英文版编者则更清晰地指出了此点:“最近十余年来, 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 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 6] 进言之, 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才是他的出发点。
由此观之, 即便斯特劳斯的理论出发点是鄙视人类社会事务, 却也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 “不能不”从现实出发考虑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这意味着, 哲人、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自闭于象牙塔中, 哲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 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 随着时代和生活世界的脉搏而律动。
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哲学, 即生活世界是作为哲学、哲人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 笔者把这方面的考察称为“哲学生态学”。
人天生是社会性存在物, 哲人也是人, 也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 也不得不与他人“共在”, 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哲学、哲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影响甚至决定着哲人能否成为哲人, 影响和决定着哲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生活以及怎样过哲学式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影响哲学和哲人的因素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
首先, 在哲学的历史上, 有很多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哲学和哲人的影响, 其中, 较为著名者当数柏拉图和黑格尔。柏拉图认为,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有自己的天性, 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一研究领域。同时, 这种天性还必须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否则,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 那么它愈是强壮, 离它所期望达到的发育成长的目标就愈远。“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 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 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 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 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7] 这也就是说, 一方面, 没有合适的环境, 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 另一方面, 即使是长成了, 也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 柏拉图还认为, 如果环境不好, 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 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 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对此,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 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 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 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社会环境不好, 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 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在《哲学史讲演录》中, 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 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 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 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 一方面, 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主体; 另一方面, 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考察人类历史, 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 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因此, 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 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 而在东方, 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 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皇帝) , 因此东方没有哲学, 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
由此而言,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即哲学把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 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 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 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 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 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
其次, 从经济环境看, 哲人也是人, 首先需要生存, 才能谈及其余。按照哲人的“本义”, 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 那么, 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反之, 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 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 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在西方, 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他认为, 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 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 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 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 不能脱离经济条件。[ 8]
亚里士多德认为, 对人而言, 幸福是最高的善, 是人的终极追求, 是行为的目的。而幸福就是自足, 就是无所短缺。那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他认为, 人有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9] 在这三种生活中, 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 它持续得最久; 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 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 它使生活变得愉快。在这种意义上, 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既然幸福就是自足, 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 那么, 思辨越多的人, 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但是, 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方面,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 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 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当然,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 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幸福指数就越高; 反之, 他认为过度的需求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 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因此, 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 过着节俭的生活, 却做着高尚的事情。
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 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 才会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就包括应重视哲人从事哲学事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必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即一部分人可以从繁重的生存性活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闲人”, 而这部分“闲人”又愿意且有能力过一种哲学生活。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 哲学才会出现。因为哲学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 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 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 欲望驱走了, 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 我们才能去思想那些普遍性的对象。也就是说, 只有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才开始有哲学思想。
斯特劳斯也认为哲人是一个“神人”, 哲人对人类事务即使只有最小的依系, 也会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自足。但是, 斯特劳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哲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说: “当哲人试图超越人性的时候(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性的) , 当他把习死和做到对所有人事如同死了一般作为自己唯一事业的时候, 他却不能不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类事务都如同死了一般), 虽然他的灵魂不会处在这些事务中。”[ 10 ] 尽管如此, 斯特劳斯一再强调, 由于哲人依系于永恒的事物, 又由于他免除了那种人与人的自然联系的最通常、最有力的动机, 免除了常人、俗人的名利欲望, 他只需要一些能够保证他活下去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够了, 因此哲人有着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最大自足。
尽管哲人有着最大的精神层面的自足, 但这毕竟不能替代基本生存条件的自足, 由此斯特劳斯揭示出了哲学生活与哲人的生存之间的。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到讨论中，诸如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生活世界、哲学与现实、哲学与人的生存等话题，其实都是这一讨论的部分。然而，任何讨论都必须首先确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所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真问题，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或胡言乱语。那么，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否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它现在成了问题？是追逐西方哲学谈论回归生活世界的“时髦”？ 是在哲学被边缘化之后，学者们不甘寂寞，试图重新回到社会关注的中心，使哲学成为像“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的“显学”？是学者们不愿清贫，试图通过关注现实，充当“工业的宦官”，勾引消费者皇帝的最下流的欲念、迎合皇帝们的最肮脏的欲望，然后从他们的口袋里套钱？是出于某种“民族主义的心理”，即对中国至今尚未产生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忧虑？还是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真的出了问题：哲学远离了生活？ 其实，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古代哲学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世界，近代哲学以人的认识为对象，现代哲学讨论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越来越生活化、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平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的生成性必然使前一个时代的哲学与后一个时代的生活发生断裂，这时就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所以，每当时代发生变迁，既有哲学的解释力无法包容生活或者说生活越出了哲学的解释框架时，就会产生哲学回归生活的呼声。而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 从“论坛哲学”的角度（按照高清海教授的说法，现今马哲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报告、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年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1990年）和后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后）（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即指所有主张凸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仅指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观点）。改革开放前，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是扭曲的，那时哲学作为无所不能的指导者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哲学的地位、作用以及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没有成为问题，因为那时哲学与生活是同步的，从真理标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最后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作为现实问题粉墨登场的。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肆意践踏人、侵犯人的反动；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等等。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不仅见证了这一过程，而且是这次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生力军。也是由于哲学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乐观的、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哲学家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失落之感。而到90年代后，恰如在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哲学与生活的姻亲关系解体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就已有解体的趋向。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要求体系化，试图建构取代旧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诉求就蕴含着脱离现实的种子。有的学者曾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来概括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一概括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的确，90年后，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术，甚至以纯学术自居，沉迷于史的挖掘，耻于谈论现实，把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这当然与建国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过于紧密、与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与90年后学术界日渐浓重的商业气息有关，是对它们的反拨，是对学者的自身操守或职业意识和具有学术底蕴的学术研究的呼唤。但是，对于哲学、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史”的研究并不能以“论”的牺牲为代价，对学术性的强调不应排斥对现实的关注。另有一部分学者转向庸俗，学术的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学术研究成为挣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挣稿费。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258页）诚然，上述两种倾向是90年后学术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并不代表学术界的全部，但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却真切表明，90年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