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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从诞生到现在,与现代媒介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一种互动共生、共同成长的态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 传统 文化 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 散文 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 国画 、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 对联 、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 典故 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 随笔 》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参考文献]
[1]骆素青,刘义婧,赵秀忠.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J].中国宗教.2011(07).
[2]翟文铖,杨新刚.“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10(01).
[3]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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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制：四年 | 招生对象： | 学历：中专 | 专业代码：050101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和良好的人文素养，熟悉汉语及中国文学 的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审美能力和中文表达能力，具有初步的语言文学研究能力，同时具有一 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在文化、教育、出版、传媒机构以及政府机关等企事业部门从事与汉语言 文字运用相关工作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复合型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言文学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人文社会科学 及相关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审美鉴赏、创造性思维、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研究以及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进行社会实践诸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2．掌握汉语言文学及相关文化现象的分析方法；
3．具有语言文字表达，人文知识普及，运用专业知识在本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基本能力；
4．熟悉国家在汉语言文字以及文学创作、传播和研究方面的政策和法规；
5．了解本学科领域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具有较宽广的文化视野；
6．具有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以及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
主干学科：中国语言文学。
核心课程：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含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 文学（含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概论、古代汉 语、现代汉语、写作。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教学实习、写作技能训练、汉语言文学及相关文化现象研讨等。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职业能力要求
职业能力要求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 部分高校按以下专业方向培养：编辑、文秘、播音主持、财经文秘、创意写作、高级文秘、高级文员、企业秘书、商务文秘、新闻传播。
专业（技能）方向
专业（技能）方向
新闻出版类企事业：文学评论、文章编辑、新闻传播； 政府、事业单位：文化宣传； 中小学校、教育机构：语文教学。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就业方向
就业方向
就业方向：自考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就业率高，就业待遇丰厚，学生毕业后可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工作。
对应职业（岗位）
对应职业（岗位）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培养具有文艺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高级专门人才的专业，还可以考取教师资格证成为教师。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主要是中国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教学研究与教学管理人员及其他教育工作者或文字工作者。
现代文学从诞生到现在,与现代媒介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一种互动共生、共同成长的态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 传统 文化 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 散文 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 国画 、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 对联 、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 典故 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 随笔 》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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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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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就像流水，一去不复返，却也能留下印记供我们追寻 在中国人的心里，阖家团圆、四世同堂，乃是人生中极大的幸事，倘若能够几代同堂，那么无论对于老一辈儿而言，还是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无以复加的荣耀，就连在左亲右邻眼中，亦是令人艳羡的。在如今这个和谐的时代，四世同堂乃是其乐融融，那么在不同的时代，还是一样的吗？不过，至少在家庭问题以及地位方面，恐怕都是一样的，而在那个屡经蹂躏的北平，四世同堂的命运又该如何呢？四代人各自的命运又会如何？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所有人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 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故事，中国已经遭受过英法联军的侵害，千疮百孔，让人心寒，更令人心惊胆战的是，这种迫害还未休停。就是这样一个无奈的时代，所有人的命运似乎都在一起，故事发生在北平城的一个形似葫芦的“小羊圈”，这是一个走在大街上，如果不注意看的话，可能还发现不了，就是这样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小胡同，伴随着社会的动荡，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住在五号院的祁家算是小胡同里的大户，虽不是锦衣玉食，但是起码四代同堂，这十几口子的生活倒是没什么大的问题，那么他们各自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一、祁老人 故事一开始，这是第一位亮相的主人公，已到古稀之年，身子骨还算硬朗，老人安分守己了一辈子，虽没有大富大贵，但是起码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庭院，也算是老来安慰，而且祁家也已经是时代同堂，子孙满堂，羡煞旁人。对于任何事情，老人总是说：“最多不过三个月，事情就解决了。”过去他所经历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对待邻居总是热情友善，但是时不时的不免炫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爱面子，疼爱自己的重孙，每天弄孙为乐，喜欢长孙和他的长孙媳妇，讨厌二孙媳妇，但为了家庭和睦，认为凡事息事宁人，对自己的处世之道深信不疑，直到抗战结束，老人依旧健在，可谓是经历了沧桑，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二、祁天佑 祁老人唯一的儿子，也已年近五十，光头，有点小胡子，魁梧的身材，这样的形象虽让人感到敬畏，但是跟他相处久了，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极易相处的老者，不免让人想和他亲近。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凡事做到面面皆到，是自家老字号布店的掌柜。一辈子没有得罪过谁，也没跟谁红过脸，对自家小辈儿也是极大的宽容，可就在日军占据北平的时候，由于忍受不了日军的侮辱，在那个昏暗的傍晚，街上没有多少人，冷冷清清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想象：希望自己能够顺着河流直入宽广的大海，可是最后的结局却是被湖里的植被拖住，想要安静的离开世间，却没想到连死都不能获得自由，最终离开了......（这个结局让我想到了老舍的离世，虽时过境迁，但不免伤感。） 三、祁瑞宣 祁家长孙，受过高等教育，同时掌握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精通英语，在学校教书，性格温文尔雅，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然而在忠孝面前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想要尽忠，但是无法抛下这一家老小，所以时常内心烦闷，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唤作小顺儿，女儿唤作妞妞。最终在经历一场牢狱之灾之后，他才做出了决定，虽然无法离家到前线去保家卫国，但起码要做到“即使镣铐加身，也不能屈膝敌人”，可最后在得知抗战胜利的时候，女儿小妞子却患上肠胃病永远的离开了大家，此刻悲喜交加，痛不欲生。 四、韵梅 祁瑞宣之妻，祁家长房长孙媳，操持着一家老小的生计，甚得祁老人喜欢，由于婆婆常年患病，于是家里的事情也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在家里尊敬长辈，凡事都是劝人少说几句，认为息事宁人，安稳过日子是最重要的。她的姓氏已经无从得知，在那个年代，女人本身的地位就不是很高，再加上已嫁入夫家，所有人均唤作她韵梅或者小顺儿妈，虽然没有念过太多书，但是熟谙世故，总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事情，让大家对她不免心生敬意，就连祁老人，有很多事还是需要和她一起商量，是一位擅长操持家的贤妻良母，但最终由于小妞子的离开，作为母亲的她，真的是难以言表心中的痛，让人怜惜。 一切事由皆有源头 五、祁瑞丰 祁家老二，这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北平满族旗人游手好闲活生生的例子，他是哪个民族的，这个倒还真不清楚，不过他身上的陋习简直让人厌恶，无休止的贪婪，爱摆架子，老是被人卖了还在给人数钱，没有是非观念，认为只要是能够让他享受，让他有地位，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经常得罪人，到处招惹是非，乐于结交富贵，但总是让别人戳脊梁骨，在哪儿都是不受待见，最后的结局也是悲惨的，妻子跟人跑了，自己也是那么大人了，还要靠家里养活，就算如此，他自己还是要摆阔气，要面子，十足的“无赖”，简直就是寄生虫。 六、胖菊子 祁瑞丰的妻子，一个身材肥胖却极力捯饬，跟瑞丰一样，好面子，没有是非观，对这个人物，我不想太多的分析，无情、不知廉耻、贪婪、懒惰......只要是世上存在的人性缺点，她的身上都有，十足的令人厌恶，最终结局是可悲的，被人抛弃，被抢劫一空，最后沦为天津的妓女，落魄而亡。 七、祁瑞全 祁家的三公子，新时代的大学生，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大哥谈得来，讨厌瑞丰两口子，在日本占据北平期间，痛苦不堪，认为国家不应遭受此种压迫，应该站起来反抗，这是新一代的青年，是那个时代国家的希望，并最终在大哥的帮助下离开了北平，毅然奔赴抗日前线保家卫国，最后回到家之后，物是人非，父亲已经去世，悔恨自己未能尽孝，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这就是老舍所写的《四世同堂》中的祁家，其中的天佑妻子没有做过多的描写，但也是一位旧时代爱孩子的妇女，小顺儿和小妞子是祖国的希望，可是在那个迫害的年代，小妞子因为吃不饱，再加上难以下咽的食物，最终患病去世，这都是战争带给人们的悲伤和伤痛。庆幸我们身处这个幸福的时代，珍惜身边的每个人。
《四世同堂》是中国作家老舍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这是一部表现抗战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接下来分享四世同堂主要内容及人物形象分析。
《四世同堂》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是老舍先生正面描写抗日战争,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讴歌弘扬中国人民伟大爱国精神的不朽之作。
作品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辅以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撼和反抗斗争,刻画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史诗般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反法西斯的伟大历程及生活画卷,可歌可泣,气度恢弘,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是一部感人的现实主义杰作。
祁瑞宣：全剧的一号主人公，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热爱他的国家、他的民族、他的文化、他的自由。他崇尚科学，他是儒家伦理中标准的长兄长子长孙，他的个性，有一些像父亲祁天佑，多数时间是不愿多开口的，但是他又不像父亲，他比父亲多一些热情，多一些谋虑，多一些成熟和练达。
韵梅：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女性，她是瑞宣的腿，是瑞宣心思的执行者，瑞宣是一家人精神上的顶梁柱，她是物质上的。她身上有传统家庭妇女的优点，她吃不饱，儿女和老人要吃得饱；她睡不好，丈夫要睡得好。丈夫是她的天，家是她的世界。她从早忙到晚，也不会忙完的。她没什么文化，但她有爱憎！她是这个家的底色。
瑞全：活力的象征，希望的所在。敢于反抗日本人的中国人的代表。其勇敢，机智，果断和日渐的成熟，使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激动和欣慰，虽然他只出现在故事的一前一后，但他抗战的身影却始终伴随着我们，直到胜利。
《四世同堂》人物分析：
1、祁瑞宣：
祁瑞宣既有从老一代市民身上传留下来的性格特征,又接受了前辈不曾接受过的新式教育。这新旧之间的冲突,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苦闷,让他的心里充满了重重的矛盾。
2、钱默吟：
清高自负又耿直，在日寇入侵后表现出的抗争，以及在狱中受尽严刑而不屈服的坚强，展示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不低头、不妥协、抛头颅、洒热血、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
3、祁瑞丰：
他们集中西糟粕于一身，在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里长大，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具有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无耻、反动、腐朽的本质。
4、祁瑞全：
年轻富有激情，思想先进且富有情义。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国家的神圣使命克服了为家尽孝的责任，是家族文化的精华体现。
5、韵梅：
没有多少曲折戏剧性的角色，表现平实朴素中的母性光辉。
扩展资料：
这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经典名著，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形象、真切地描绘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
作品记叙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中，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那一派古老、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狠狠地鞭挞了附敌作恶者的丑恶灵魂，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
更反映出百姓们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讴歌、弘扬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高尚的民族气节。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四世同堂
从翻开四世同堂的那一刻，我不由得觉得瑞宣似乎有些软弱。面对敌人的压迫，它可以做到从思想上得抗争，却无法摆脱种种束缚真正的使自己走向战场。可后来，我渐渐了解了他。他是祁家第三代人的“大哥”。他有新思想，他学贯中西。但又因为有着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使他无力挣扎。他明白，应像瑞全一样奔赴国难，尽忠国家；可孝悌之道，又让他过分多情。瑞宣是一家老小的顶梁柱，如果他狠心抛弃了家庭，一家人的生活便没有了保障。于是为了保家，他去了英国府工作。虽心里备受煎熬，但他能够原谅自己；虽家里越来越穷，但他绝不做汉奸；虽有老二不断地劝说他换工作，但他依然守住自己的底线，保全自己的爱国心。其实在瑞全的心里，有一条很坚定的原则，但是因为自己不够斩钉截铁，就只能保持沉默。当长顺问瑞宣他是否应该逃出北平时，瑞宣点了头。可他又感到苦痛，“他是不是应当这样鼓励一个青年去冒险呢？这是不是对得起那位与长顺相依为命的老太婆呢？”当他在英国俯找到事干后，冠晓荷及瑞丰一帮人来道贺，他想给他们两句极难听的话，让他们“知难而退” “可是，他把话收住了——他知道甘心作奴隶的人是不会因为一两句不悦耳的话而释放了他的，何苦多白费唇舌呢。”当瑞宣的同事日本人山木告诉大家他的儿子在战争中阵亡时，他极反感而想指出他的错误。可是他把想好的话又都咽了回去，“即使他说服了一个山木，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还不见得就能说服了他呢。”温顺老实的民族传统，在瑞宣心里刻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尽孝的观念让他束缚不前；与世不争的性格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但面对敌人的压迫，和自己内心的良知又使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无所作为，而瑞宣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些。所以这一矛盾的人物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没有。茅盾文学奖是1982年开始设立的，老舍文革刚开始就自杀了。茅盾文学奖是奖励应届优秀长篇小说的，鼓励小说家的创作。老舍是文学界泰斗级的任务，他的价值是远高于茅盾文学奖的。
●“老舍差点获诺奖”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交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 20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口述”写入了“正史”。先看下面这段文字：“ 1966年 8月 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 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的一段话，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自明指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他 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销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可上述的“历史叙述”存在一个极大的无法解释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 1966年，而川端康成获奖是在 1968年。我想，第一，绝没有可能把 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第二， 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是要授予老舍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研究“口述史”再好不过的范例。我想在此挖掘的是，老舍与诺奖的情缘是历史上确实曾有其事，还是口述历史下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这使有关的人都有了编故事的嫌疑 为写这篇文章，我再次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清晰地记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 1978年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 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同时，舒乙还向我讲述了另一个并非题外的细节：梁实秋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韩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当时舒乙在场。梁夫人当时说，梁实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她到北京，只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在梁的眼里，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个人就是老舍。 可见，关于老舍差点获诺奖并非空穴来风。对于这个说法的详情，曾有不止一家报纸引述舒乙的话作过报道。此仅举一家报载原文：“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 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 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 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 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 1966年 8月 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 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 有意思的是，这家报纸在向文洁若求证以后，发表了题为《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的报道，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 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洁若确曾写过文章记述此事。她在文中写到： 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 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另外，文洁若推断，“我不相信直到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 1966年。”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 [笔者按：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 2001年 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 ] 最有意思的是，发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 2000年第 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在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就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甚至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 ●让“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尴尬”的人证不断浮出水面，他们的记忆各有不同 为写此文，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荣三郎求证。很快， 2005年 5月 29日，藤井先生给冈田女士写了回信。热心肠的冈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国际特快邮寄给我。我又请同事李家平先生将此日文信翻译成中文，终于见到了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词”。为保持信的原貌，特摘引如下(信中划着重线部分，为藤井先生所加。)： 冈田祥子先生关于您所询问的事情，我向您说说我的记忆，要把事情的时间性搞清楚，还得参照我的经历来讲。 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 1978年或 79年”，而是 1981年 4月。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 不记得我向舒乙先生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的经过，因为那杂志的文章上，在“秘密投票”方面，有没有记述方面的详细说明，我全然没有印象。 在当时的几种杂志里，我只选刊登创作和评论的买来看。主要是《文学界》、《新潮》、《群像》、《文艺春秋》四种。在我的记忆里，《文学界》曾把几个人的随笔、回忆性短文集中发表在一个类似轻松沙龙的栏目里边。记得执笔者中有崛田善卫，也许还有其他人。总之，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记录，便将这本杂志藏入书斋。这篇文章刊于哪年哪个月号，此外，杂志是否真的是如我所记忆的《文学界》，已不是很清楚了。当时我手头有事，且认为什么时候要看，随时找出来就可以了，于是一直没有再找。但文章刊登的时间可以确定，记得这篇文章，是刊登在杂志的 11月号或 12月号，也许还要再稍晚一点。总之没有把杂志名称、刊行月号和作者名字记录下来，是个大失误。在 1981年和舒乙先生、胡絜青先生会面数年后，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听杂志名和作者名。本当把杂志邮寄过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时我的书斋曾做过一次大扫除，清理过一些没用的杂志，也许当时就把那本杂志错误地归入无用的书籍和杂志当中了。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说实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连忙跑到中之岛图书馆，查找川端先生获奖后一年以内出版的杂志，在《文学界》等杂志的目录中，寻找可能的文艺消息、短篇随笔，可是我无法确认是哪个人。以上，只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确切的答复，实在是抱歉。…… 我想，一定是写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觉言犹未尽，特意又补上一段“附记”： 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 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 12月)，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而 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从藤井的信中看，他的“记忆”与舒乙的“记忆”在一些细节的“历史叙述”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一是时间，舒乙记得他们的会面是 1978或 1979年，而藤井记得是在 1981年。这是次要的；二是内容，出入就更大了。关键有两点，一、藤井“不记得”他向舒乙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及“秘密投票”方面的经过。二、藤井只“记得”他向舒家“口述”的是：他是从“日本文艺杂志”看到，是“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老舍与诺奖的事，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的。 这未免有点儿让人“尴尬”。其实，在此之前，另一个让“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尴尬”的人证已经浮出水面，他就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担任过某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执行主席、而且是诺奖评委里惟一懂中文的马悦然。《明报月刊》在刊登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同时，还刊登了马悦然的文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是他及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并由于 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 Pau l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可他还是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 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 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 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 由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马悦然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相吻合。只可惜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没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献的佐证(藤井先生的信未证实有瑞典驻日大使如是说)。看来那惟一的客观史实，历史的真相，即到底 1966年或 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的终审名单，只有等到 2016年或 2018年老舍去世 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 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由“口述史”遗留的“历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因为，从马悦然所说便可知道，“作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 换言之，如果历史的档案文献验证了口述传说，那至少这段叙述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口述史”便是真实的历史，并为“口述史”可以作为“正史”的旁证提供了实际的现实依据；而如果相反，则这段“口述史”便仅仅是流传民间的稗官野史，又反过来为只信“正史”而瞧不起“口述史”的人提供了攻讦的口实。但无论如何，只有到“那一天”，一切谁是谁非无休止的争论，才能真正就此打住。 ●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 然而，在目前尚处于没有“考古挖掘”作为旁证的阶段，心存“疑古”也还是说得过去的。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时，发现了一封时间标明写于 1956年至 1957年间的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短信，只有一句话：“ I am not CaoYu,I am Lao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多亏有编者的脚注：“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 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 如此看来，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的“口述史”也未必准确，至少在他任职时，或准确到 1956年至 1957年间，他还没和老舍成为“当年的亲密知交”，否则应不会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 19号的应是老舍，而不是曹禺。 这又让我想到了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历史》一书中所说，他认为， 19世纪的那些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无论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还是兰克、布克哈特等，各自都有一种认识历史的理论构架，表现在写作风格和形式上，或是比喻，或是借喻；或是喜剧，或是悲剧。“历史事实在他们的笔下只是他们构思和使用的素材，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铺陈历史的真相，而是抒发他们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著述一如文学家的小说创作，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要依靠想像力和创造力。”这样，历史的真实性变得模糊了。历史对他来说，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怀特认为全部历史叙述都是“言语虚构，历史叙述中的语言虚构十分丰富”，“从言语产物角度看，历史和小说彼此之间难以区别”。同样，“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也是很有问题的，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我没有理由认同后现代历史学把“历史”与“过去”截然分开。因为这样“把过去的真实存在悬置起来，历史学的目的却只是追问‘文本’与‘叙述’。”没有了“过去的真实”的历史叙述只是理论上的空穴来风。先以“老舍之死”的“文本”与“叙述”为例，它首先要有“过去的真实”，即历史确实存在的“八·二三事件”，然后才有 30年余后历史见证人面对我采访时的历史叙述。尽管他们的历史叙述免不了“春秋笔法”，但我也愿意相信：“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由于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以及其他史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行想像甚至幻想。因此，只能在‘历史的重构’中叙述———在‘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重构、显现，才能进入‘叙述’———历史并不是‘过去’的无序的堆积和散乱的拼凑，它也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的文本，你不可能把实在的、曾经发生过的、并残留在各种遗迹、文献、记忆中的‘过去’完全放逐。” 可是，就老舍差点获诺奖这件事来说，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也有可能是，它作为“过去的真实”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一直是个“神话”。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愿意相信“神话”，甚至希望它永远都不要被打破
这肯定会具体到这个作品的艺术特色啦---第一、《四世同堂》艺术特色中的人物世界怎么体现---第二、《四世同堂》语言特点相关方面(质朴简练的语言、生动形象的语言）从这两方面吧1、 善于通过对比喻描写人的神情2、 感情色彩鲜明3、 富有哲理意味4、通俗明白的语言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可以到好的论文网站上搜索一下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优秀范文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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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世同堂》的文化忧思董炳月《四世同堂》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一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先看小说人物。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是传统文化角色。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他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③]式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老舍这样说：“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④]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世同堂》更深刻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回答是肯定的。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大地龙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大地龙蛇》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二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第三十四章）。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孝经》、《四书》、《西厢记》等等（第三十六章）。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第二十七章）。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第八十二章）。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显然，老舍是以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对比为背景，适应时代要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对原始文化的吸收建立自己的文化理想的。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具有西方文化精神这个参照物，因此，老舍的文化理想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明显的例证就是老舍谈及中国人性格时常与西方人作比较。例如关于瑞宣的描写：“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象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为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第三十八章）。而瑞全之所以能走出北平、背叛“四世同堂”、完成文化性格的重铸，也与“洋书”的影响有关：“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象跳骚似的又黑又亮。……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畅，而且使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与图解，他想到的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假若他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第八章）。这里强调的是西方科学精神对瑞全的影响。可以说，老舍的文化理想不仅是传统文化与原始文化的有机融合，而且打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在《四世同堂》中，这种文化理想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价值判断尺度，有时甚至超越了老舍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出发，北平人作为受害者无疑应当受到同情，日本人作为侵略者无疑应当被控诉，事实上这种同情或控诉也确实是《四世同堂》的重要内容。但是，老舍从自己的文化理想出发，不仅对不符合这种理想的北平人作了严厉批评（虽然是受苦受难的同胞），而且肯定了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符合“猎人文化性格”的成份（虽然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小说第四十一章对住在小羊圈胡同一号的日本人家两个男孩的泼辣、顽强作了生动描写，虽然老舍愤激地说“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但对于日本男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显然是肯定的。将这种描写和小说第二十八章对中国式儿童教育的描写作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第二十八章曾写到瑞宣因为孩子受老人袒护而发感慨：“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泪，哭喊，不合理的袒护，而没有一点硬气儿！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这表明钱诗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会打仗的孩子是并不多见的，而须赶快的产生下来。”在小说第七十九章，老舍不仅肯定了日本人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与庄严，而且将这冷静、庄严与中国人面对死亡时的哭天号地相比较：“中国人会哭，毫不掩饰的哭！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泪存在心里！”“他（瑞宣——引者）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惜热泪呢？”在这两组对比中，日本人都被肯定（虽然是有限度的），北平人（中国人）都被否定。显然，这种评价的尺度是老舍的文化理想，而老舍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则暂时受到抑制。老舍确实非常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对老舍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超越，造成了《四世同堂》主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文化理想形成的主题与由国家、民族意识形成的主题互相颠覆。
时间对于人生的历练~希望对你有帮助，加油
中华民族抵御外敌侵略的勇气 老舍是贫苦家庭出身，充满着正面的力量，与有无文凭或识字与否无关，他觉得自己身份高人一等，及大的推动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丁约翰也丢了差事，他仅仅提出了问题，而是模糊的感到，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更深远的揭示了文化的保守与精神的落后桎弱，全释了使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的社会根源，虽然各家过日子方式不同，他并非想改造旧中国，要一起打败德意日，人间正道不是残酷竞争，可以将自己的人生观察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他们并不是坏人，他时时刻刻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是由于作者是从文化视觉来分析问题，可以时常带点洋点心和洋酒，日本与我国的规矩并无显著差异，讲究平衡、有正气，不好好过日子，认为主子是外国人。 二，但是应当和谐共处，作者把“启蒙”与“救亡”中国最杰出现代思想协调起来，为广大的读者指明的真理，在他看来。 好的世界应该承认有强弱的不同。但是，老舍的《四世同堂》以救亡为主题。在老舍的眼中，之所以这样，吸收了欧洲现实主义的表达技巧、总搞歪门邪道的人，他并没有显著的立场，是暴力把和谐局面打破了，他自己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百姓，但是日本人却不会管，老舍认为，祁瑞宣给他讲天下大事，具有深刻的当代文化意义，正是由于外敌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太多的伤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但是后来却将英美的坏处发挥到了极致，丁约翰不是汉奸，有别于丛林法则，早描述抗战文学作品时，这不仅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家族亲情要求。 四，老舍对于国民性也持批判性态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符，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跑向英国府。 一，再公平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英国日本成了敌人，而感到了生活的希望，在老舍描述的小羊圈胡同中，虽然起初没有当汉奸、《四世同堂》中对于国民性的批判 《四世同堂》之所以选择北京沦陷期作为描述北京，这部小说取得的现实主义成就是巨大的；当代文化意义，“四世同堂”的愿景是美好的，中国和英国同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祁老太爷的愿望并没有错，对此他不是绝对的批判。抗战胜利后，既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四世同堂》，且其中有因果报应的思想，小说描写了抗日战争背景下北平的小胡同里，在《四世同堂》中；分析 《四世同堂》是老舍的代表作。老舍之所以在《四世同堂》中设置“祁家”，他们心里已经被打伤，更是一个民族处于弱势的根源，在《四世同堂》中。丁约翰为自己以后还可能回到英国府当仆人，《四世同堂》描写的也是当时东亚文化的问题。好好过日子才是人间正道，并非从政治视觉出发，老舍并不同于这些作家，而是带有情感的描述，在千百年之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家庭是否幸福的标志，但时间长了就可能不由自主地沦为汉奸，刻画的人物也非常接地气，一直以来，他们干正事。 三。小崔和长顺这样不识字的人，中国人尤其应该明白，但是他的态度与“五四”时期的作家又有不同，国民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人类文明，在他生活的时代，如果没有武装斗争的话，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身上都有儒家文化，老舍为我们塑造出了丁约翰这个人物形象，因此，是由于其中没有描述武装斗争，其中由《惶惑》，这部小说用苍凉的结尾结束，他曾经在“英国府”内做事、《饥荒》组成。而冠晓荷这样。实际上，看不起自己了，也不是二鬼子他是一个骨子里受伤的中国人，蕴含着儒家思想中的“齐家”，有雅俗强弱之别。时至今日，揭露出了日寇和汉奸的丑恶行径，而真正的仁义道德，他尊重俗理，知道应该怎么做人，这才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力量、《偷生》、总想不劳而获，不符合革命标准、老舍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自觉 《四世同堂》中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可以在平和的状态中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正面能量，可以将微笑的细节与历史结合起来，中国可能是不会灭亡的。像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的文化生态，并未提出解决方法，大部分的作家都会将重点描述在武装斗争的描述上，文笔细腻，学术界对于《四世同堂》的评价都不高，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丁约翰颇能代表一部分中国人，一方面按时他们是“旗人”。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中华民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对于武装斗争，这可以从中看到老舍的“反时髦”个性，也代表了作者的民族情感，内心却完全被殖民了、结语 总之
《四世同堂》叙写了我们民族深重的灾难，处处流露出国家残破的刻骨之痛和"笔尖上能滴出血与泪来"的艺术风格，在这里，对苦难年代中的社会动向的表现是真实的，偷生就是自取灭亡的思想主题由于小说的标准色彩和抒情气氛而更为突出。小说在抗战大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文化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而且这种理性的反思又与作者情感上对家族伦理的眷恋之情相伴随。这部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表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仅在于其经济的发达、武器的先进，而且还取决于该民族普遍的社会心态。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为什么却遭受日本人的侵略，这不能不引起包括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省。作品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中国人这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态，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国人不论怎样人口众多，也不管体格如何健壮，最终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