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1要把合作共赢的理念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3坚决维护国家利益4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发展经济，以发展促和平
1.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同世界...2.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3.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和互
1、中国必须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关系网络越织越密，世界各国日益联结成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整体。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设良好的内外环境，必须立足我国文化传统与发展实际，以全球的视野、高超的智慧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发挥中国智慧构建良好大国关系，为推进伟大事业筑牢基础。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大国关系的互动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影响各国发展。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良好大国关系，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
2、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系列重要论述，首先必须把握合作共赢这一核心理念。只有将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加强国际互动与协调合作，才能在增进共同利益中实现各国更好的发展。
这种关系是对话而不对抗的新型关系，要求在求同存异中扩大全球利益。在国际体系正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新时期，各国空前的相互联系、交流和依存程度，使冲突与对抗性关系的成本代价难以估量，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与求同存异、合作对话，越来越成为普遍共识与优先选择。
顺应这一潮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走对话而不对抗的国际交往新路，在处理中美、中欧、中日等系列国际关系中，超越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领域存在的差异，坚持以平等对话解决争端、以相互协商化解分歧，不仅增进了共同利益，而且有效地维护了国际和平大局，扩大了全球利益。
扩展资料
在推动世界未来发展中贡献大国智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国际社会领域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中国实施务实外交，无论是开出加强政策沟通、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四剂药方”助力全球经济治理。
提出强化政治投入、强化国家责任、强化国际合作、强化核安全文化“四项措施”打造国际核安全体系，还是倡导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四点原则”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等，都全方位地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更加科学合理的选择方案。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持续发展，需要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着眼未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在继续贡献中国智慧、全面提供中国方案的实践中，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写作思路：首先明确阐述一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是什么，比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再详细叙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国民怎么样的共同努力等等。
正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要求我们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我们继续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2018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成就。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新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与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
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核心价值观，是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思想情怀的，是符合人类文明中崇尚和平友善的普遍诉求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价值观基础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义利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主张是多边主义。中国将继续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方面，我国对外工作将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我国将在不结盟原则下广交朋友、深化合作，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争取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的理解与支持。
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框架包括构建新型国际伙伴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等组成部分。
通过践行与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我国在外交实践中积极发展中俄、中美、中欧、中非等国际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治理体系改革，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与世界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依靠不断加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提出，是我国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
在经济外交方面，中国入世后全面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谈判，中国外交推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贸易争端的化解。
在金融和货币外交方面，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上升。
在环境和气候外交方面，中国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积极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活动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尊重相关国际协议，履行国际气候减排义务。
在文化外交方面，中国在全球150多个国家设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月和中国文化年活动在多国成功举办，“汉语热”已蔚然成风。
中国外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力量”。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的发展离不开合作 （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离不开合作与共赢的理念 （三）弘扬以合作与共赢为核心内容的集体主义主旋律来自云掌财经，望采纳谢谢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我国的外交政策。这方面的论文，嗯，他是很应该是一种很端正的态度去写。
这个你可以去上百度搜索，百度上那些论文模板都会有很多的可以借鉴一下。
写作思路：首先明确阐述一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是什么，比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再详细叙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国民怎么样的共同努力等等。
正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要求我们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我们继续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2018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成就。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新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与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
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核心价值观，是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思想情怀的，是符合人类文明中崇尚和平友善的普遍诉求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价值观基础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义利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主张是多边主义。中国将继续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方面，我国对外工作将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我国将在不结盟原则下广交朋友、深化合作，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争取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的理解与支持。
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框架包括构建新型国际伙伴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等组成部分。
通过践行与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我国在外交实践中积极发展中俄、中美、中欧、中非等国际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治理体系改革，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与世界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依靠不断加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提出，是我国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
在经济外交方面，中国入世后全面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谈判，中国外交推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贸易争端的化解。
在金融和货币外交方面，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上升。
在环境和气候外交方面，中国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积极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活动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尊重相关国际协议，履行国际气候减排义务。
在文化外交方面，中国在全球150多个国家设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月和中国文化年活动在多国成功举办，“汉语热”已蔚然成风。
中国外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力量”。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有分歧甚至有矛盾都是正常的、有效管控分歧。抛弃冷战思维。五．厚植友谊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加入到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宏伟事业中来，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中美之间有分歧并不可怕，需要厚植友谊，需要相互信任、加强友谊。四．积极行动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创新相处之道、文化传统，推动广泛领域务实合作。我们要采取扎实有效的行动、真实地看待和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不断开拓创新，培植深厚的战略互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是目前解决中美大国关系的重要思路，增进互信。应该看到、不断超越分歧。中美要充分利用业已形成的6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不断深化合作，不断扩大彼此合作领域，要让中美两国实现长期的良性互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深化合作，中美两国就需要打破传统大国争霸思维、企业，增进理解、历史背景和发展水平等方面都不同，要求中美两国进一步解放思想、沟通和合作、支持者。二．相互信任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扩大共识。中美要采取切实增进双方互信的实际行动．防止中美陷入疑虑的漩涡，在中美双方共同关心和面临的全局性，两国对问题的看法有差异。中国有句古话，关乎中美双方利益的议题不断增多、深化合作”、误解甚至误判，而是一种更为持久的长远利益，创新两国的相处之道、智库和媒体，这些合作机制为中美之间各领域合作起到良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更多的团体。加强对话。不论是在合作领域的扩大，让更多人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参与者。中美关系的本质不是任何一种短期行为、意识形态，妥善处理、宗教信仰，双方更加客观。中美关系是一种开放性结构，树立新思维。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交应以诚信为本，广泛深入地开展对话，需要平等互谅一．创新思维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者常成。战略互信是实现中美关系长远，只能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积极化解分歧、寻求共识。中美两国在价值观念、健康。增进互信的重要渠道就是加强彼此了解。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深化合作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强大动力、稳定发展的基石。前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六十多个合作机制。战略互信的缺失、找到共同利益、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疑虑。当今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是推进中美关系前进的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走出一条符合世界发展潮流，这是中方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厚植友谊的巨大诚意，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理性。中美友好与合作，行者常至、妥善处理分歧，成为当前中美关系前进征途上面临的重要障碍、交流，把中美战略互信这个伟大工程打造得更加坚实，无疑对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坚定了重要的意义，广泛凝聚共识，需要积极行动。三．平等互谅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问题是如何面对这些分歧并富有智慧地超越分歧。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善于缩小分歧。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国社会各界交流交往，只要双方相互尊重、长期性问题中。防止中美战略误读、战略性、符合本国国情和中美关系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还是在合作程度上的加深，把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落到实处，让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切实享受中美合作带来的好处，必须与时俱进，需要创新思维，增进互信，并让两国更多的民众，因时而变，通过对话交流。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
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自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大学生成长成才2.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3.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大学生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赢得尊严.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自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大学生成长成才2.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3.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大学生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赢得尊严
论文常被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论文格式封面论文常指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1]。论文格式就是指进行论文写作时的样式要求，以及写作标准。直观的说，论文格式就是论文达到可公之于众的标准样式和内容要求。结构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附录和致谢[2]。题目1.题名规范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的特定内容，有助于选定关键词，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2.命题方式简明扼要，提纲挈领。3.英文题名方法①英文题名以短语为主要形式，尤以名词短语最常见，即题名基本上由一个或几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和(或)后置定语构成;短语型题名要确定好中心词，再进行前后修饰。各个词的顺序很重要，词序不当，会导致表达不准。②一般不要用陈述句，因为题名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名具有判断式的语义，且不够精炼和醒目。少数情况(评述性、综述性和驳斥性)下可以用疑问句做题名，因为疑问句有探讨性语气，易引起读者兴趣。③同一篇论文的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内容上应一致，但不等于说词语要一一对应。在许多情况下，个别非实质性的词可以省略或变动。④国外科技期刊一般对题名字数有所限制，有的规定题名不超过2行，每行不超过42个印刷符号和空格;有的要求题名不超过14个词。这些规定可供我们参考。⑤在论文的英文题名中。凡可用可不用的冠词均不用。
可以选择中国的军事扩张与美国的警惕与遏制为题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贫富差距悬殊是全球性现象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世界银行《2002/2001年发展报告》中说，在新世纪初，贫困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计，其中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来生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4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51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扩大到。北方富、南方穷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贫富差距悬殊也是发达国家的一个诱发社会不安定、潜在的社会问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的财富。据报道，欧洲青年人的“攻击性”行为在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中下层的不断贫困化。生态环境不分东西和南北世界观察研究所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生态系统正向危险的临界接近。据统计，在过去的10年中，自然灾害给世界造成的损失达6080亿美元，相当于此前40年中的损失总和。联合国在2001年2月份发表一项报告中说，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严重威胁。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而言。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毒品泛滥危及全球世界毒品形势严峻，并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黑社会组织与毒品集团正以不同形式联手，成为威胁全球的不安定因素；麻醉品渐呈多样化，各种“软毒品”成为毒品消费市场上的“新宠”。据估计，全球吸毒人数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而吸用人工合成毒品的人数增长最快。联合国禁毒署专家说，冰毒将逐步成为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滥用最广泛、蔓延最迅速、危害最严重的毒品品种。毒品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已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据联合国禁毒署统计，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其中，每年有3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黑钱通过一些世界金融中心被合法化。毒品问题跨越国界，并非某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毒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唯一途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孳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累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恐怖分子也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恐怖主义活动大都有国际背景。但根除恐怖主义活动决非易事，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闻媒体说，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反恐怖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纠纷骤增，民族冲突加剧。这是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影响21世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各国的内部团结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分离主义却同这一潮流背道而驰。当前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主要倾向是谋求独立。另一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形势于己有利的变化，力求扩大原有事态，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促使其要求国际化。移民(难民)潮席卷全球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65年到1990年，北美和西欧的移民总数每年以的速度增长，远超过当地人口的增长。联合国估计，到21世纪初，约有亿人生活在异国他乡。此外，由于地区性冲突不断和自然灾害频仍，难民人数急剧增加。随着移民(难民)的数量增多，移民(难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难民)流人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人道主义的谴责。妥善处理移民(难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的思潮。为寻求解决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条道路”随之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但不走“第三条道路”，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是当前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同时，在国内外因素的推动下，近一、二十年，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有些国家恢复和改行多党制，有些国家在一党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改革，有些国家准备或实行新的体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甚至流血冲突。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但究竟如何进行，既要保持社会安定、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国家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主权与不干涉内政主权一般指的是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在国际上又是独立的象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的电子传输没有空间的限制和国界的壁垒。土地对经济活动的作用相对下降，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事务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西方国家正是利用这一新的形势，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传统主权观念过时论”，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主张进行跨国界干预。甚至，某些国际势力公开鼓吹修改国际法中不干涉内政的内容，主张国际法应向干涉权、国际监护权、有限主权等概念演变，不承认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这种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弱化”主权的论点，必将使国际关系更为复杂，成为南北斗争的一个焦点。人权与人道主义干预人权本是国内法的一个概念，它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公民权利被规定在有关国家的宪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二战后，人权问题大量地进人国际法的领域。但由于国际人权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特别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有关人权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同的。再加上，有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就使得人权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更有复杂性和尖锐性。特别是，近年来某些国际势力，一方面加紧推行所谓“人权外交”，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权”等等。其实质是以“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和欺压别国人权的借口；另方面，却对国际社会公认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漠不关心。人道主义干预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推行强权政治、维护霸权、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合法挡箭牌，并使之合法化。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干涉主义。维护国际安全的形势逼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核威胁依然存在，军费开支依然高昂，从而增加了各国财政负担和减少了发展经济的财力。美国为扩展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强行实施NMD和9ND，引起地区乃至全球军备竞赛；一些地区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引起邻国的严重不安；热点问题很不稳定，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局势；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相互配合，活动猖獗。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环境，需坚持《反导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公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防止破坏国际战略平衡；建立行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的地区安全机制，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相辅相成，加大维护世界秩序的力度。除军事安全以外，还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进程，又是具有内在矛盾性和两面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它虽然为很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其间又充满了利益的差异、竞争甚至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范围的竞争”。全球化给当代国际关系带来了多方面的复杂影响。1、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赖，进一步确定了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它的不平衡性也使强权政治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抬头，多极化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使各国在经济等领域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持续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加。尤其是大国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磨擦、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关系，单个大国独立解决或垄断国际事务的能力正在下降，动辄进行干涉、制裁乃至战争等损害别国利益的做法往往会反作用于己。这些趋势的发展使得各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更多地采取协调与合作的方式，更多地去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可以说，全球化的发展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大国间的全面对抗起了很重要的制约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和平与发展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国仍把振兴经济、谋求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放在首位。任何偶发的、严重的事件都难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基本的运行态势。但由于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和主导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却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国际力量格局对比失衡的问题非常严重。1999年，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GDP的80%、世界贸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在一定时期内不是壮大而是相对减弱了。一些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还会强化，“新干涉主义”仍有可能再次大行其道。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2001年初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上，有世界各国1800个技术领先的厂家展示各自的最新技术。2、全球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压力，并面临如何有效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很不相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就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首先，全球化扩大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主权不平等。从相互关系中双方的地位来看，发达国家对高技术、资本的垄断使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和脆弱的地位。其次，全球化进程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而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在几乎所有的国际机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由此产生的国际行为规则必然使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多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与它们进行协调与合作，在获得新的利益、权利和机会的同时，也使国家在行使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时受到掣肘。同时，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总是试图在“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的幌子下要求发展中国家让出部分国家主权，并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其真实意图在于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的就是国家安全问题。由于全球化趋势涉及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国安全除军事层面外必然还会涉及金融、信息、环境、能源等问题。这些领域的安全问题与军事安全相比，其重要性已不可低估。尤其在国际经济活动因全球化进程而空前广泛和复杂的情况下，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金融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全球化时代，资本几乎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流动，主权国家对金融或经济的掌握也相应减弱。一旦市场规则被恶意、无序、无约束地滥用，成熟市场对不成熟市场就具有侵略性，资本的力量将会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形成致命的打击，其危害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泰国等国的GDP一年左右时间就下降了40%至60%，国内经济倒退了10年以上。因此，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3、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特点是，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一个能给世界各国带来“共赢”的全球化必须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要求国际机制具有真正的行动能力。但现在处理全球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七国集团等，几乎都是在冷战时期形成并且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冷战结束后，这些机制的功能和性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已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未来15年内，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现实格局，对这些机制进行大幅度改造或完全推倒还不太可能，但是围绕国际机制改革的斗争将会非常激烈，其中既涉及到大国间利益的调整，也涉及到南北关系的利益分配。这种趋势已从新千年回合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初见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15年中，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这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冲刺哥本哈根：稀缺“碳空间”的政治博弈8月10日至14日，德国西部小城波恩迎来了今年的第三场国际气候谈判。在3月底和6月初，这个“莱茵河畔的联合国城”已先后举办了两场大型气候问题谈判，成了今年当仁不让的“世界气候首都”。与此同时，在瑞士日内瓦，由世界气象组织筹备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也将于月底登场。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特别是距离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国第15次年度大会日期的临近，气候问题谈判显得越来越紧张，国际社会对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去年以来的金融脱困。谈判回顾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依然盛行的今天，很少有全球性议题像气候变化这样，幸运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神圣边界和僵硬外壳，并成功促成生活在这片星球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政治歧见人们的共同行动。不仅如此，这一传统上被视为“低级政治”、完全被漠视的议题现在却排在各国国内议程的前列，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列甚至位居其上。形势的发展难以想象，二十多年前，人类还将自己视为上帝的绝对宠儿，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被看作一个社会的正义追求，而今天，随着气候变化等负面效应的显现，人类的发展观念正发生巨大变化。其实，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议题，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88年6月，美国宇航局哥达德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汉森在国会作证，首次提到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的风险时，不少人还嗤之以鼻。直到1991年，国家间的多边气候谈判才真正拉开帷幕。但短短几十年间，国际社会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广泛共识，并由科学验证迈向了实际行动。1992年6月签署、1994年3月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迄今已吸收191个国家加入，成为其缔约方。自1995年，缔约方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代表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在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总体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由于议定书规定时限截至2012年，而且只对缔约国中的41个主要是工业化的国家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在议定书2005年生效的当年，在11月蒙特利尔第11次缔约方大会上就启动了“后京都”谈判。2年后，印尼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大会，明确勾画了指导未来谈判的“巴厘路线图”，要求各国应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上制定出新协议文本，以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作为全球遏制气候变暖的新国际法文件。减排博弈尽管成绩斐然，眼下的政治谈判却丝毫轻松不起来。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第四份报告发布后，各国又有不少报告佐证了其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实际上，不仅有日趋紧迫的科学警告，近些年，反常的极端气候如热浪、飓风、洪涝等频繁袭击地球各个角落，也陡然增加了人类的危机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科学一边，要求政治家迈出更大步伐。由此，各国谈判代表发现自己正处于尴尬位置，一方面他们要躲闪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箭头，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直面遍布全球的环保人士、气候受害者的批评声浪。要有效回避未来气候风险，科学家们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25%～40%；全球排放在10～15年内达到峰值，2050年全球减排50%。根据这一标准，政治谈判显然远远落在后面。即使最低25%的中期减排要求，也大致相当于第一承诺期的三到六倍，对于未能如约完成《京都议定书》排放要求的国家来说，中期排放任务更为艰巨，除非大力推广新技术、新能源。根据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业已公布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计划到2020年实现的减排平均值为14%。即使一向担当气候谈判先锋的欧盟，目前其承诺的中期减排值也只有20%，最高30%。英国、德国、爱尔兰、瑞典等国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其承诺，意大利作为G8成员之一，却在排放问题上不断拖后腿。由于欧盟成员国已增至27个，再提高指标将面临东欧国家的巨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回到气候谈判桌上之后，美国的减排立场让国际社会继续感到失望。根据6月底美国众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2020年前实现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而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美国就应减排7%。但即使这一法案，也面临被参院否决的前景。日本频繁的政府更迭也影响到其在排放上的努力。首相麻生太郎在6月宣布，到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相比2005年减少15%。尽管麻生强调这一数值超过了欧盟13%的同阶段减排目标，但由于东京和华盛顿一样，并未严格遵守《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计划，此前的气体排放不减反增，因而新目标若和1990年相比，只减少了约8%。也是大大低于国际期望。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两个同属北半球的石油富国，成了气候谈判中典型的“坏小子”。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G8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排名中，加拿大位列倒数第一。哈珀政府宣称在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6年减少20%，但2006年加拿大的排放量较1990年却大幅增加了22%，与《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目标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减排问题上“几乎没有切实的政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仅有1%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7月中旬，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八国同意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减少80%以上，但对中期减排目标，则只字未提。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明确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达成新协议的最重要一步。部分处于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受制于国内政治议程，迟迟不愿做出太大让步，这无疑给今年的气候谈判投下了重重阴影。中印受压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三大集团中，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挪威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此前一直受到掌控谈判制高点的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头挤压，处境艰难。目前这种局面虽未改变，但欧盟和伞状集团国家在此轮谈判中也开始联手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发起凌厉攻势。根据《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承诺期并无减排义务。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内部已经出现巨大分化，对于像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墨西哥、新加坡、沙特等“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理应采取相应的减排行动，否则将抵消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在攻势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可谓首当其冲。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按照世界资源组织的测算，中国1990-2004年的碳排放增长量为，印度为87.%，巴西为，而美国则是。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均碳排量是其3倍多。按“人均排放量”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中国尽管可以要求按照气候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继续拒绝接受强制性减排目标，但将面临巨大凶险。在奥巴马政府改变其前任对气候谈判的拒绝姿态后，中国正成为新的靶心，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双重压力。6月份以来，美国、欧盟气候谈判代表团和联合国秘书长接踵而来，向中国施压。奥巴马政府更试图拉中国为之垫背，树立其全球气候谈判的领袖地位。从2月份希拉里国务卿首次中国行，到7月份两位华裔部长联诀来访，美国官员频繁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北京在气候谈判中改变姿态。7月底两国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与能源合作是结出的唯一硕果。美国方面称，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合起来超过40%）之间的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措辞”。面对压力，国务院在连续开会研讨的基础上，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郑重宣布，“2050年后，中国的排放将不会继续上升。”尽管只是远期承诺，而且并无具体减排计划，但和5月发布的《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已经出现重大突破 和中国灵活的谈判姿态相比，印度可以说是在“死撑”。2007年，辛格政府曾承诺，印度人均排放量不会超过发达国家。拉奎拉八国峰会上，印度代表继续鼓吹这种论调。和气体排放相比，印度坚持“贫困才是最大的污染”。7月希拉里五天的访程，在气候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美国的软硬兼施，新德里毫不买账。辛格政府的环境部长拉梅什此后甚至批驳有关全球变暖的关键科学发现，引起人们对印度解决气候变化的担忧。在三大集团密集的气候博弈当中，对“碳排放空间”的争夺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气候议题关系到经济模式的转变、政治议程的重新排定，乃至私人生活观念和方式的更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由于在国内遭遇传统产业群体的有利抵制，气候议题始终难以迈开大步。而英德等欧盟诸国之所以愿意率先减排，除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更注重环境问题外，还在于他们希望借此抢占未来“低碳经济”的有利地势，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更新换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英国，从事“低碳”行业工作的人数已达88万，布朗首相相信，发展“低碳经济”将是帮助英国走出当前经济低谷的关键。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资金及技术投入，这些国家更愿意紧守传统模式，首先实现工业化。难言乐观种种迹象表明，后京都气候谈判形势相当不妙。《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生效，用去了八年时间。此次哥本哈根即使能够顺利达成新协议，留给各国国内批准的时间也只剩三年。更重要的是，与12年前相比，减缓气体排放只是本轮会谈议题之一，除此之外，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还须就适应（气候变化）、（减排中的）技术及资金支持问题达成相关方案。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使得低地及海洋岛屿国家率先成为受害者。非洲国家气体排放只占总排放量的5%，但受气候变化影响却相当大。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有2亿“气候难民”，他们亟需得到救助，这涉及到国际正义问题。去年12月波兹南第14次缔约方大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开始运行“适应基金”。资金来源有两个，一部分是来自清洁发展机制的2%抽成，另一部分是由各缔约国自愿捐款。到2012年，“适应基金”大概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约9亿美元的资金。不过，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上千亿美元的需求相比，如此数额的“适应基金”无疑杯水车薪。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应用其GNP的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稳定、可预测的资金，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要自己纳税人承受如此负担，发达国家不愿点头，他们认为，适应资金流向应主要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低碳经济”潮流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公共资金不足，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也影响到其排放积极性。为此，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解除技术封锁，并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但发达国家认为减排技术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存在知识产权问题；主张筹集资金及实现技术转让主要由市场机制、通过私营部门投资、碳市场交易等渠道实现。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机制只会让自己利益受损，私营部门投资只应是资金来源的补充。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印度倡议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买断相关技术,然后向发展中国家无偿分配。由于进展缓慢，今年的气候谈判次数被迫增加。按照计划，在哥本哈根大会前的五次谈判中，第一次用于阐明各自立场和目标，第二次应制订出新协议草案，剩余三次用于敲定最终协议文本。6月初波恩的第二次谈判会上，由非政府组织的气候变化专家联合起草的气候协议初稿，被交到全球182个国家谈判代表手上。初稿原本只有30多页，但因各方在诸多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联合国的谈判协调员只好以括弧的形式把不同意见都保留在初稿里。十多天的谈判结束后，初稿已“增肥”至200多页，包括了2500多个括弧。8月14日落幕的波恩第三次谈判，主要任务就是为初稿“瘦身”。不过，由于会期短暂，并未取得太大进展。联合国负责主持初稿谈判的主席迈克尔?库塔亚希望，到下一轮曼谷会议结束时，初稿能缩减至30页。这样各方在剩余的两个多月里，可以集中攻坚，以确保哥本哈根大会能够成功。现在是最后的冲刺机会。没有人希望哥本哈根最终破裂，但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人对前景乐观。剩余的时间越来越短，谈判的任务却越发艰巨。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德布尔也开始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他提醒各国，“从现在到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只剩下15天的谈判时间。”(03)
当前国际形势的五大特点 特点一 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大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世界的基本态势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多种力量并存。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4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为亿美元。其中,美国达万亿美元，占了近30%，第二是日本，约万亿美元；接下去是德国万亿美元，英国万亿美元，法国万亿美元，中国和意大利都是万亿美元，加拿大万亿美元，西班牙万亿美元，韩国万亿美元。 美国军费开支最多，2005财政年度达到4162亿美元，比其他主要大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科技实力也很强，每年研发经费近3000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3。2003年度“全球1000强企业”中，美国有487家，占了几乎一半。 “9·11”事件后，美国调整安全和外交战略，把反恐、防扩散和确保本土安全列为首要政策目标。但是，多数国家不赞成美国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美国的盟国也有不同意见。 仅在伊拉克，美国就付出了很大代价。据美国官方统计，伊拉克战争从爆发到2003年5月1日主要作战行动结束，美军共死亡139人。但之后死亡人数成倍增加。截至2005年3月4日，美军已有1502名士兵死亡，1万多人受伤。美国在伊拉克的军费开销也很大，预计今年总额将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为伊拉克战争支付2000多美元。 世界上其他力量逐步壮大。俄罗斯经济增长加快，连续6年增长，国力逐渐恢复，2004年经济增长7%。普京总统2004年连任后，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 欧盟一体化进程在加速，去年5月1日扩大到25国，经济总量达到亿美元,超过美国。政治联合进入新的阶段,去年10月签署了《欧洲宪法条约》。欧盟还在进行共同防务建设，自主意识和独立性在增强，国际影响进一步上升。 日本除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债权国和最大外汇储备国,逐渐走出经济长期停滞的阴影,正在努力争当政治大国。 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发展势头强劲，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图强，整体实力上升。 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有较量也有妥协，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牵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清晰。这种多极化不同于历史上的列强争霸。经过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的劫难，今天的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和时代的进步。 多极化趋势和总体平稳的大国关系，客观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 特点二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我国街上跑着许多国家多种品牌的轿车,国际互联网进入我国城乡千家万户。同时,亚、非、拉、美、欧等许多国家的超市都有中国商品。有人估算，平均每个美国人都有一件中国产的服装，美国人用的许多电脑、彩电，直至圣诞树，都是中国制造。经济全球化就发生在大家身边。经济全球化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集中力量发展新经济。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加快本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这样，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世界经济正逐渐融合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这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一架波音747飞机有450万个零部件，共由65个国家的1500个大企业和15000多家中、小企业协作生产，其中包括不少中国企业。生产药品的德国拜耳公司，同35000多家国内外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由拜耳提供中间产品，其他企业加工成最终产品。这种企业层次的国际化，使原来在一个企业进行的设计、研发、加工制造、组装和总装等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 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竞争、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截至2005年1月，在世界贸易组织备案的有效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已达160多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以东盟——中国、东盟——中日韩合作为核心的东亚合作等尤为引人注目。这一趋势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世界多极化。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增强，在很多方面已形成自己的优势。把握得当，趋利避害，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也增加了风险和挑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总体上仍不合理，其重要表现是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拥有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在竞争中面临巨大压力，不少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国是进步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但也经常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根据联合国去年12月的统计，世界上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超过万美元，最低的只有86美元，两者相差666倍。人均预期寿命，高收入国家为岁，低收入国家只有岁，两者相差近30岁。换句话说，不同国家的人一出生面临的预期寿命就不平等，这是西方人权专家通常不愿提及的一个简单而严酷的事实。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部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别，甚至引发社会冲突。 为逐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主张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而关键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的成功经验就是坚定贯彻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根本方针。 特点三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 世界保持总体和平与稳定，我国周边环境正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天下并不太平，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印巴矛盾、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看上去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其中，恐怖主义威胁尤为突出。去年一年全球就发生了近1700起恐怖事件，特别是西班牙“3·11”爆炸事件和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举世震惊。反恐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国际社会还面临武器扩散、环境恶化、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严峻挑战。能源安全、资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和运输通道安全等也是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 特点四 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 世界上60多亿人生活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属于2500个民族，讲着6000多种语言。有名目繁多的宗教，也有许多无神论者。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价值观念，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这种多样性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文明也因此而丰富多彩。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多种形式的“文明对话”对各国相互了解、友好合作起着推动作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在竞争中和平共处，在交流中相互借鉴。 个别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竭力要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这是对别国人权的侵犯，违背了民主潮流，也导致世界上一些地方矛盾激化。 特点五 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国际地位稳步上升 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超过9%。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十倍多，人均超过了1000美元。卫生保健条件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己经从1949年的39岁提高到现在的70岁以上。 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共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壮举。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说，中国是20年来对全球扶贫事业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为全球扶贫行动提供了范例。 过去26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比世界快6个百分点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对世界贸易和服务增长的贡献率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3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舆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带动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两年国际上那么关注人民币汇率，正说明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增大。 中国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给地区和世界带来广阔市场和合作空间。2004年，我国进口总额达5613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2010年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的市场容量至少在今后十年还将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看好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市场，加强对华合作成为各国普遍的政策取向。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突破6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有450多家在我国投资。世界排名前列的汽车巨头全部进入中国，世界信息产业100强中已有90多家进入中国。外商在华研发中心已超过600家，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超过30家。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急邻国之所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向有关国家提供40多亿美元援助，对地区乃至世界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上海成功申办2010年世博会，都表明我们朋友多，他们希望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 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世界上开始出现学习汉语的热潮。l00多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大约有3000万外国人在学习汉语。35个国家的87个城市设立了汉语水平考试。在美国，汉语已成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外语。在加拿大，除了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以外，使用汉语的人最多。在澳大利亚，汉语是第一大外语。 结 论：可以看出，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和向多极格局过渡的时期。各国加快发展综合国力，力争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竞争。机遇中包含挑战，挑战中也可能有机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你是安徽工程科技的吧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