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贫富差距悬殊是全球性现象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世界银行《2002/2001年发展报告》中说,在新世纪初,贫困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计,其中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来生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4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51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扩大到。北方富、南方穷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贫富差距悬殊也是发达国家的一个诱发社会不安定、潜在的社会问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的财富。据报道,欧洲青年人的“攻击性”行为在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中下层的不断贫困化。生态环境不分东西和南北世界观察研究所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生态系统正向危险的临界接近。据统计,在过去的10年中,自然灾害给世界造成的损失达6080亿美元,相当于此前40年中的损失总和。联合国在2001年2月份发表一项报告中说,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严重威胁。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而言。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毒品泛滥危及全球世界毒品形势严峻,并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黑社会组织与毒品集团正以不同形式联手,成为威胁全球的不安定因素;麻醉品渐呈多样化,各种“软毒品”成为毒品消费市场上的“新宠”。据估计,全球吸毒人数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而吸用人工合成毒品的人数增长最快。联合国禁毒署专家说,冰毒将逐步成为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滥用最广泛、蔓延最迅速、危害最严重的毒品品种。毒品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已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据联合国禁毒署统计,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其中,每年有3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黑钱通过一些世界金融中心被合法化。毒品问题跨越国界,并非某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毒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唯一途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孳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累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恐怖分子也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恐怖主义活动大都有国际背景。但根除恐怖主义活动决非易事,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闻媒体说,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反恐怖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纠纷骤增,民族冲突加剧。这是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影响21世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各国的内部团结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分离主义却同这一潮流背道而驰。当前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主要倾向是谋求独立。另一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形势于己有利的变化,力求扩大原有事态,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促使其要求国际化。移民(难民)潮席卷全球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65年到1990年,北美和西欧的移民总数每年以的速度增长,远超过当地人口的增长。联合国估计,到21世纪初,约有亿人生活在异国他乡。此外,由于地区性冲突不断和自然灾害频仍,难民人数急剧增加。随着移民(难民)的数量增多,移民(难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难民)流人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人道主义的谴责。妥善处理移民(难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的思潮。为寻求解决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条道路”随之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但不走“第三条道路”,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是当前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同时,在国内外因素的推动下,近一、二十年,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有些国家恢复和改行多党制,有些国家在一党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改革,有些国家准备或实行新的体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甚至流血冲突。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但究竟如何进行,既要保持社会安定、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国家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主权与不干涉内政主权一般指的是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在国际上又是独立的象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的电子传输没有空间的限制和国界的壁垒。土地对经济活动的作用相对下降,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事务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西方国家正是利用这一新的形势,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传统主权观念过时论”,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主张进行跨国界干预。甚至,某些国际势力公开鼓吹修改国际法中不干涉内政的内容,主张国际法应向干涉权、国际监护权、有限主权等概念演变,不承认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这种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弱化”主权的论点,必将使国际关系更为复杂,成为南北斗争的一个焦点。人权与人道主义干预人权本是国内法的一个概念,它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公民权利被规定在有关国家的宪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二战后,人权问题大量地进人国际法的领域。但由于国际人权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特别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有关人权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同的。再加上,有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就使得人权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更有复杂性和尖锐性。特别是,近年来某些国际势力,一方面加紧推行所谓“人权外交”,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权”等等。其实质是以“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和欺压别国人权的借口;另方面,却对国际社会公认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漠不关心。人道主义干预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推行强权政治、维护霸权、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合法挡箭牌,并使之合法化。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干涉主义。维护国际安全的形势逼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核威胁依然存在,军费开支依然高昂,从而增加了各国财政负担和减少了发展经济的财力。美国为扩展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强行实施NMD和9ND,引起地区乃至全球军备竞赛;一些地区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引起邻国的严重不安;热点问题很不稳定,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局势;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相互配合,活动猖獗。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环境,需坚持《反导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公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防止破坏国际战略平衡;建立行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的地区安全机制,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相辅相成,加大维护世界秩序的力度。除军事安全以外,还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进程,又是具有内在矛盾性和两面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它虽然为很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其间又充满了利益的差异、竞争甚至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范围的竞争”。全球化给当代国际关系带来了多方面的复杂影响。1、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赖,进一步确定了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它的不平衡性也使强权政治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抬头,多极化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使各国在经济等领域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持续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加。尤其是大国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磨擦、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关系,单个大国独立解决或垄断国际事务的能力正在下降,动辄进行干涉、制裁乃至战争等损害别国利益的做法往往会反作用于己。这些趋势的发展使得各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更多地采取协调与合作的方式,更多地去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可以说,全球化的发展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大国间的全面对抗起了很重要的制约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和平与发展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国仍把振兴经济、谋求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放在首位。任何偶发的、严重的事件都难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基本的运行态势。但由于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和主导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却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国际力量格局对比失衡的问题非常严重。1999年,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GDP的80%、世界贸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在一定时期内不是壮大而是相对减弱了。一些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还会强化,“新干涉主义”仍有可能再次大行其道。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2001年初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上,有世界各国1800个技术领先的厂家展示各自的最新技术。2、全球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压力,并面临如何有效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很不相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就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首先,全球化扩大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主权不平等。从相互关系中双方的地位来看,发达国家对高技术、资本的垄断使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和脆弱的地位。其次,全球化进程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而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在几乎所有的国际机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由此产生的国际行为规则必然使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多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与它们进行协调与合作,在获得新的利益、权利和机会的同时,也使国家在行使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时受到掣肘。同时,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总是试图在“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的幌子下要求发展中国家让出部分国家主权,并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其真实意图在于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的就是国家安全问题。由于全球化趋势涉及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国安全除军事层面外必然还会涉及金融、信息、环境、能源等问题。这些领域的安全问题与军事安全相比,其重要性已不可低估。尤其在国际经济活动因全球化进程而空前广泛和复杂的情况下,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金融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全球化时代,资本几乎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流动,主权国家对金融或经济的掌握也相应减弱。一旦市场规则被恶意、无序、无约束地滥用,成熟市场对不成熟市场就具有侵略性,资本的力量将会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形成致命的打击,其危害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泰国等国的GDP一年左右时间就下降了40%至60%,国内经济倒退了10年以上。因此,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3、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特点是,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一个能给世界各国带来“共赢”的全球化必须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要求国际机制具有真正的行动能力。但现在处理全球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七国集团等,几乎都是在冷战时期形成并且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冷战结束后,这些机制的功能和性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已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未来15年内,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现实格局,对这些机制进行大幅度改造或完全推倒还不太可能,但是围绕国际机制改革的斗争将会非常激烈,其中既涉及到大国间利益的调整,也涉及到南北关系的利益分配。这种趋势已从新千年回合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初见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15年中,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这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冲刺哥本哈根:稀缺“碳空间”的政治博弈8月10日至14日,德国西部小城波恩迎来了今年的第三场国际气候谈判。在3月底和6月初,这个“莱茵河畔的联合国城”已先后举办了两场大型气候问题谈判,成了今年当仁不让的“世界气候首都”。与此同时,在瑞士日内瓦,由世界气象组织筹备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也将于月底登场。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特别是距离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国第15次年度大会日期的临近,气候问题谈判显得越来越紧张,国际社会对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去年以来的金融脱困。谈判回顾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依然盛行的今天,很少有全球性议题像气候变化这样,幸运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神圣边界和僵硬外壳,并成功促成生活在这片星球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政治歧见人们的共同行动。不仅如此,这一传统上被视为“低级政治”、完全被漠视的议题现在却排在各国国内议程的前列,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列甚至位居其上。形势的发展难以想象,二十多年前,人类还将自己视为上帝的绝对宠儿,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被看作一个社会的正义追求,而今天,随着气候变化等负面效应的显现,人类的发展观念正发生巨大变化。其实,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议题,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88年6月,美国宇航局哥达德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汉森在国会作证,首次提到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的风险时,不少人还嗤之以鼻。直到1991年,国家间的多边气候谈判才真正拉开帷幕。但短短几十年间,国际社会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广泛共识,并由科学验证迈向了实际行动。1992年6月签署、1994年3月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迄今已吸收191个国家加入,成为其缔约方。自1995年,缔约方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代表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在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总体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由于议定书规定时限截至2012年,而且只对缔约国中的41个主要是工业化的国家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在议定书2005年生效的当年,在11月蒙特利尔第11次缔约方大会上就启动了“后京都”谈判。2年后,印尼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大会,明确勾画了指导未来谈判的“巴厘路线图”,要求各国应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上制定出新协议文本,以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作为全球遏制气候变暖的新国际法文件。减排博弈尽管成绩斐然,眼下的政治谈判却丝毫轻松不起来。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第四份报告发布后,各国又有不少报告佐证了其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实际上,不仅有日趋紧迫的科学警告,近些年,反常的极端气候如热浪、飓风、洪涝等频繁袭击地球各个角落,也陡然增加了人类的危机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科学一边,要求政治家迈出更大步伐。由此,各国谈判代表发现自己正处于尴尬位置,一方面他们要躲闪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箭头,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直面遍布全球的环保人士、气候受害者的批评声浪。要有效回避未来气候风险,科学家们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25%~40%;全球排放在10~15年内达到峰值,2050年全球减排50%。根据这一标准,政治谈判显然远远落在后面。即使最低25%的中期减排要求,也大致相当于第一承诺期的三到六倍,对于未能如约完成《京都议定书》排放要求的国家来说,中期排放任务更为艰巨,除非大力推广新技术、新能源。根据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业已公布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计划到2020年实现的减排平均值为14%。即使一向担当气候谈判先锋的欧盟,目前其承诺的中期减排值也只有20%,最高30%。英国、德国、爱尔兰、瑞典等国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其承诺,意大利作为G8成员之一,却在排放问题上不断拖后腿。由于欧盟成员国已增至27个,再提高指标将面临东欧国家的巨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回到气候谈判桌上之后,美国的减排立场让国际社会继续感到失望。根据6月底美国众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2020年前实现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而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美国就应减排7%。但即使这一法案,也面临被参院否决的前景。日本频繁的政府更迭也影响到其在排放上的努力。首相麻生太郎在6月宣布,到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相比2005年减少15%。尽管麻生强调这一数值超过了欧盟13%的同阶段减排目标,但由于东京和华盛顿一样,并未严格遵守《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计划,此前的气体排放不减反增,因而新目标若和1990年相比,只减少了约8%。也是大大低于国际期望。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两个同属北半球的石油富国,成了气候谈判中典型的“坏小子”。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G8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排名中,加拿大位列倒数第一。哈珀政府宣称在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6年减少20%,但2006年加拿大的排放量较1990年却大幅增加了22%,与《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目标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减排问题上“几乎没有切实的政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仅有1%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7月中旬,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八国同意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减少80%以上,但对中期减排目标,则只字未提。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明确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达成新协议的最重要一步。部分处于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受制于国内政治议程,迟迟不愿做出太大让步,这无疑给今年的气候谈判投下了重重阴影。中印受压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三大集团中,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挪威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此前一直受到掌控谈判制高点的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头挤压,处境艰难。目前这种局面虽未改变,但欧盟和伞状集团国家在此轮谈判中也开始联手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发起凌厉攻势。根据《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承诺期并无减排义务。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内部已经出现巨大分化,对于像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墨西哥、新加坡、沙特等“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理应采取相应的减排行动,否则将抵消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在攻势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可谓首当其冲。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按照世界资源组织的测算,中国1990-2004年的碳排放增长量为,印度为87.%,巴西为,而美国则是。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均碳排量是其3倍多。按“人均排放量”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中国尽管可以要求按照气候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继续拒绝接受强制性减排目标,但将面临巨大凶险。在奥巴马政府改变其前任对气候谈判的拒绝姿态后,中国正成为新的靶心,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双重压力。6月份以来,美国、欧盟气候谈判代表团和联合国秘书长接踵而来,向中国施压。奥巴马政府更试图拉中国为之垫背,树立其全球气候谈判的领袖地位。从2月份希拉里国务卿首次中国行,到7月份两位华裔部长联诀来访,美国官员频繁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北京在气候谈判中改变姿态。7月底两国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与能源合作是结出的唯一硕果。美国方面称,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合起来超过40%)之间的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措辞”。面对压力,国务院在连续开会研讨的基础上,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郑重宣布,“2050年后,中国的排放将不会继续上升。”尽管只是远期承诺,而且并无具体减排计划,但和5月发布的《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已经出现重大突破 和中国灵活的谈判姿态相比,印度可以说是在“死撑”。2007年,辛格政府曾承诺,印度人均排放量不会超过发达国家。拉奎拉八国峰会上,印度代表继续鼓吹这种论调。和气体排放相比,印度坚持“贫困才是最大的污染”。7月希拉里五天的访程,在气候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美国的软硬兼施,新德里毫不买账。辛格政府的环境部长拉梅什此后甚至批驳有关全球变暖的关键科学发现,引起人们对印度解决气候变化的担忧。在三大集团密集的气候博弈当中,对“碳排放空间”的争夺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气候议题关系到经济模式的转变、政治议程的重新排定,乃至私人生活观念和方式的更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由于在国内遭遇传统产业群体的有利抵制,气候议题始终难以迈开大步。而英德等欧盟诸国之所以愿意率先减排,除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更注重环境问题外,还在于他们希望借此抢占未来“低碳经济”的有利地势,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更新换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英国,从事“低碳”行业工作的人数已达88万,布朗首相相信,发展“低碳经济”将是帮助英国走出当前经济低谷的关键。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资金及技术投入,这些国家更愿意紧守传统模式,首先实现工业化。难言乐观种种迹象表明,后京都气候谈判形势相当不妙。《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生效,用去了八年时间。此次哥本哈根即使能够顺利达成新协议,留给各国国内批准的时间也只剩三年。更重要的是,与12年前相比,减缓气体排放只是本轮会谈议题之一,除此之外,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还须就适应(气候变化)、(减排中的)技术及资金支持问题达成相关方案。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使得低地及海洋岛屿国家率先成为受害者。非洲国家气体排放只占总排放量的5%,但受气候变化影响却相当大。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有2亿“气候难民”,他们亟需得到救助,这涉及到国际正义问题。去年12月波兹南第14次缔约方大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开始运行“适应基金”。资金来源有两个,一部分是来自清洁发展机制的2%抽成,另一部分是由各缔约国自愿捐款。到2012年,“适应基金”大概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约9亿美元的资金。不过,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上千亿美元的需求相比,如此数额的“适应基金”无疑杯水车薪。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应用其GNP的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稳定、可预测的资金,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要自己纳税人承受如此负担,发达国家不愿点头,他们认为,适应资金流向应主要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低碳经济”潮流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公共资金不足,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也影响到其排放积极性。为此,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解除技术封锁,并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但发达国家认为减排技术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存在知识产权问题;主张筹集资金及实现技术转让主要由市场机制、通过私营部门投资、碳市场交易等渠道实现。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机制只会让自己利益受损,私营部门投资只应是资金来源的补充。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印度倡议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买断相关技术,然后向发展中国家无偿分配。由于进展缓慢,今年的气候谈判次数被迫增加。按照计划,在哥本哈根大会前的五次谈判中,第一次用于阐明各自立场和目标,第二次应制订出新协议草案,剩余三次用于敲定最终协议文本。6月初波恩的第二次谈判会上,由非政府组织的气候变化专家联合起草的气候协议初稿,被交到全球182个国家谈判代表手上。初稿原本只有30多页,但因各方在诸多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联合国的谈判协调员只好以括弧的形式把不同意见都保留在初稿里。十多天的谈判结束后,初稿已“增肥”至200多页,包括了2500多个括弧。8月14日落幕的波恩第三次谈判,主要任务就是为初稿“瘦身”。不过,由于会期短暂,并未取得太大进展。联合国负责主持初稿谈判的主席迈克尔?库塔亚希望,到下一轮曼谷会议结束时,初稿能缩减至30页。这样各方在剩余的两个多月里,可以集中攻坚,以确保哥本哈根大会能够成功。现在是最后的冲刺机会。没有人希望哥本哈根最终破裂,但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人对前景乐观。剩余的时间越来越短,谈判的任务却越发艰巨。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德布尔也开始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他提醒各国,“从现在到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只剩下15天的谈判时间。”(03)
当前国际形势的五大特点 特点一 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大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世界的基本态势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多种力量并存。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4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为亿美元。其中,美国达万亿美元,占了近30%,第二是日本,约万亿美元;接下去是德国万亿美元,英国万亿美元,法国万亿美元,中国和意大利都是万亿美元,加拿大万亿美元,西班牙万亿美元,韩国万亿美元。 美国军费开支最多,2005财政年度达到4162亿美元,比其他主要大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科技实力也很强,每年研发经费近3000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3。2003年度“全球1000强企业”中,美国有487家,占了几乎一半。 “9·11”事件后,美国调整安全和外交战略,把反恐、防扩散和确保本土安全列为首要政策目标。但是,多数国家不赞成美国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美国的盟国也有不同意见。 仅在伊拉克,美国就付出了很大代价。据美国官方统计,伊拉克战争从爆发到2003年5月1日主要作战行动结束,美军共死亡139人。但之后死亡人数成倍增加。截至2005年3月4日,美军已有1502名士兵死亡,1万多人受伤。美国在伊拉克的军费开销也很大,预计今年总额将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为伊拉克战争支付2000多美元。 世界上其他力量逐步壮大。俄罗斯经济增长加快,连续6年增长,国力逐渐恢复,2004年经济增长7%。普京总统2004年连任后,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 欧盟一体化进程在加速,去年5月1日扩大到25国,经济总量达到亿美元,超过美国。政治联合进入新的阶段,去年10月签署了《欧洲宪法条约》。欧盟还在进行共同防务建设,自主意识和独立性在增强,国际影响进一步上升。 日本除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债权国和最大外汇储备国,逐渐走出经济长期停滞的阴影,正在努力争当政治大国。 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发展势头强劲,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图强,整体实力上升。 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有较量也有妥协,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牵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清晰。这种多极化不同于历史上的列强争霸。经过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的劫难,今天的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和时代的进步。 多极化趋势和总体平稳的大国关系,客观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 特点二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我国街上跑着许多国家多种品牌的轿车,国际互联网进入我国城乡千家万户。同时,亚、非、拉、美、欧等许多国家的超市都有中国商品。有人估算,平均每个美国人都有一件中国产的服装,美国人用的许多电脑、彩电,直至圣诞树,都是中国制造。经济全球化就发生在大家身边。经济全球化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集中力量发展新经济。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加快本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这样,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世界经济正逐渐融合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这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一架波音747飞机有450万个零部件,共由65个国家的1500个大企业和15000多家中、小企业协作生产,其中包括不少中国企业。生产药品的德国拜耳公司,同35000多家国内外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由拜耳提供中间产品,其他企业加工成最终产品。这种企业层次的国际化,使原来在一个企业进行的设计、研发、加工制造、组装和总装等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 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竞争、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截至2005年1月,在世界贸易组织备案的有效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已达160多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以东盟——中国、东盟——中日韩合作为核心的东亚合作等尤为引人注目。这一趋势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世界多极化。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增强,在很多方面已形成自己的优势。把握得当,趋利避害,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也增加了风险和挑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总体上仍不合理,其重要表现是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拥有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在竞争中面临巨大压力,不少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国是进步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但也经常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根据联合国去年12月的统计,世界上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超过万美元,最低的只有86美元,两者相差666倍。人均预期寿命,高收入国家为岁,低收入国家只有岁,两者相差近30岁。换句话说,不同国家的人一出生面临的预期寿命就不平等,这是西方人权专家通常不愿提及的一个简单而严酷的事实。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部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别,甚至引发社会冲突。 为逐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主张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而关键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的成功经验就是坚定贯彻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根本方针。 特点三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 世界保持总体和平与稳定,我国周边环境正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天下并不太平,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印巴矛盾、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看上去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其中,恐怖主义威胁尤为突出。去年一年全球就发生了近1700起恐怖事件,特别是西班牙“3·11”爆炸事件和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举世震惊。反恐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国际社会还面临武器扩散、环境恶化、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严峻挑战。能源安全、资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和运输通道安全等也是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 特点四 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 世界上60多亿人生活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属于2500个民族,讲着6000多种语言。有名目繁多的宗教,也有许多无神论者。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价值观念,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这种多样性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文明也因此而丰富多彩。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多种形式的“文明对话”对各国相互了解、友好合作起着推动作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在竞争中和平共处,在交流中相互借鉴。 个别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竭力要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这是对别国人权的侵犯,违背了民主潮流,也导致世界上一些地方矛盾激化。 特点五 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国际地位稳步上升 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超过9%。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十倍多,人均超过了1000美元。卫生保健条件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己经从1949年的39岁提高到现在的70岁以上。 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共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壮举。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说,中国是20年来对全球扶贫事业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为全球扶贫行动提供了范例。 过去26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比世界快6个百分点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对世界贸易和服务增长的贡献率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3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舆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带动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两年国际上那么关注人民币汇率,正说明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增大。 中国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给地区和世界带来广阔市场和合作空间。2004年,我国进口总额达5613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2010年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的市场容量至少在今后十年还将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看好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市场,加强对华合作成为各国普遍的政策取向。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突破6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有450多家在我国投资。世界排名前列的汽车巨头全部进入中国,世界信息产业100强中已有90多家进入中国。外商在华研发中心已超过600家,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超过30家。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急邻国之所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向有关国家提供40多亿美元援助,对地区乃至世界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上海成功申办2010年世博会,都表明我们朋友多,他们希望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 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世界上开始出现学习汉语的热潮。l00多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大约有3000万外国人在学习汉语。35个国家的87个城市设立了汉语水平考试。在美国,汉语已成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外语。在加拿大,除了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以外,使用汉语的人最多。在澳大利亚,汉语是第一大外语。 结 论:可以看出,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和向多极格局过渡的时期。各国加快发展综合国力,力争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竞争。机遇中包含挑战,挑战中也可能有机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你是安徽工程科技的吧 我也是
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其实很明确,国力越来越强人权却越来越弱,人民越来越富人心却越来越狭迩军事越来越强,高层却越来越懦弱,咱别的不说就冲钓鱼岛这方面来看做为中国人我都感觉丢人如果中国政府有俄罗斯一半的魄力钓鱼岛早就已经插上中国的国旗了那至于现在这么窝囊最近有报道称日本在钓鱼岛附近又抓了我们中国14名渔民,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海域里竟然背日本人抓去。我到想问问中国的这些海军都是干嘛吃的保卫不了我们中国的领土也就算了竟连国人也不能保护。我们在谴责小日本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我国对待日本的这种一让在让政策到底还要让多久难道非要等到日本把国旗插在钓鱼岛上对世界宣布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时候才能醒悟吗,我现在真的很怀疑中国现在难道还想在一次被日本人说成是''东亚病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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