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时期:萌芽时期(先秦)、郡县制时期(秦、汉)、州制时期(魏晋南北朝、隋)、道(路)制时期(唐、宋)、行省制时期(元、明、清)。1.中国古代地方行政机构的发展演变(1)秦:郡县制。(2)汉:由郡、县两级制变成了州、郡、县三级。(3)隋:州、县两级制。⑷唐:道、州、县三级。宋:道(或称路)、州(或称府)、县三级制。⑹元: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⑺明:承宣布政司(习惯仍称行省)以下设府、县。⑻清:省、道、府、县2.演变特点:(1)由虚入实;监察机构行政化;变化多发生在混乱时期;一级行政区变化较大;次级行政区变化不大。由虚入实,监察机构行政化史实:东汉时期的刺史制度逐渐演化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发生在政权交替混乱时期的史实:唐朝的藩镇;元朝的行省制。一级行政区变化大,次级行政区变化不大史实:一级行政区秦汉为郡,元为行省;县级基本未动。(2)原则:山川形便;犬牙相入;依经济和人口变化不断调整。元代以前与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或山川形便);元代以后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或犬牙交错)。元以前:与经济区、自然区和文化区相吻合;元后:“犬牙交错”原则,避免行政区与经济区、自然区和文化区的吻合。各自的优点:与经济区、自然区和文化区相吻合:顺应了封建社会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促进区域内部经济的交流发展和形成独立的经济体;有利于形成文化认同。“犬牙交错”原则:有利于削弱地方经济实力和文化认同感;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的出现,强化中央集权。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和抗御自然灾害;对内部交通、文化交流产生了不良影响。(3)深层特征:中央集权逐步加强,地方主动性与能动性越来越受到压抑。地方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中央。(4)整体特征:二级三级制是古代地方管理制度的主体;局部而言:县是中国历史最稳定的一级政区;州的地位不断降低。3.对地方行政机构演变的整体评价:⑴积极:①有利于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②便于征发徭役、兵役,征收赋税,管理地方治安;③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评述:以政治为目的为主,加强中央集权,遏制地方割据;维护了农耕经济的稳定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思想上巩固了统一和认同意识,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⑵消极:①高度中央集权,造成地方官对中央和君主绝对依赖,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②地方没有相应的自主权,也难以实施有效的治理。(地方行政权力受到多方面限制,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宋明两代最为明显。)③过度限制地方权力,不利于地方和国家的整体发展。
越来越细致,权利越来越集中于中央.原因就是社会生产力适应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的产物.纵观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的行政区划演变，大致可以发现以下四条规律：一是数量由少到多，辖区由大到小，层级由高到低；二是最高一级行政区大都由监察区、军区等转变而来；三是县级行政区最具有稳定性；四是三级制是历代政区的层级中最常用的一种形式。一、数量由少到多，辖区由大到小，层级由高到低县级以上的同一名称的政区，随着历史的发展，通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就是数量越划越多，辖区越划越小，到了一定程度，它的级别就会逐层降低，甚至走向消亡。秦朝建立后，划天下为36郡，郡成为了最高的行政区划。到了秦朝末年，郡的数目增加到了48个。汉朝以后，由于秦郡的辖区较大，例如当时江西地区就一个豫章郡，于是将这些郡的辖区范围划小，一些郡被分成几郡，如析豫章郡置庐陵郡。西汉末年，汉郡（国）的数目已经增长到了103个。东汉时期，领土范围比西汉要略小些，虽然一些郡国的范围比西汉时要小，但总体来说，两汉时期郡国的范围大小相差不是很大。到了东汉末年，随着州成为了最高的一级行政区划，郡国的地位下降，变为二级政区了。三国时期，郡国的数目比东汉时期又增加了一半，郡国的辖区自然随之减小了。西晋时期，郡国的统领范围比三国时期又要小了一些。南北朝时期，随着大量新郡的设置，郡的辖区范围呈直线下降趋势。隋唐以后，郡作为一级行政区划便从历史上消失了。州的变迁最具有典型意义。州在东汉末年成为郡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的时候，数量只有13个。其时，州的地域范围十分广阔，在南方的州由于人口稀少相当于今天两三个及三四个省的规模，如扬州便包括今天的江西、福建、浙江三省及江苏、安徽南部，荆州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二省及陕西、河南、贵州、广东的一部分，交州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南部和越南中北部等地区，在北方的州最小的也有今天的半个省大，如青州包括今天的山东北部。到了三国时期，州的数量和辖区范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当时魏、吴两国都设有荆、扬二州，只不过魏国所控制的荆、扬两州只有原州地域的一小部分，徒具象征意义罢了。两晋统一前后，州的数目逐渐增加到了19州，各州的范围与东汉时期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缩小。尤其是西北的凉州(甘肃及宁夏大部)、东北的幽州(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及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北部等地区)、西南的益州(四川、云南大部，广西、陕西一部分)、岭南的交州，都因为地域广阔被分为了两州或者三州。西晋末年时，范围最广的荆州和扬州也新分出了两个州，形成了各州范围大小相差不大的21个州的规模。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之后，出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州的数目从21个猛增到300多个，这样州的辖区范围也就变得只有几百里方圆了。隋朝初年，隋文帝废郡以州直接统县，州于是等于降为郡级。宋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州的地域更趋缩小，在当时有近十分之一的州只辖有一个县。到了元明清时期，又把一些州降为了县级。民国时期，州被改为县，不再存在。道在唐朝后期与方镇结合，取代了州成为了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当时道（方镇）的数目在四五十个之间波动，大的道相当于今天一个省的面积，如江南西道的地域范围大致就是今天江西省的范围，江西之名也来源于此，小的道只相当于今天十几个县的区域，大致等于今天地级市或地区的范围。到了宋代初年，道被路所取代，路成了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了。元朝时期，道又被用来作为行省以下的监察区。明清时期沿用了元朝的做法，在省与府之间设道，但道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了。民国初年，废府、改州厅为县之后，道成为了省县之间的一级行政区划，如当时的庐陵道就领有21个县。20世纪20年代后，道被正式废除，便从此消亡了。路在宋代时成为了最高的行政区划，北宋时期，路的数目还不是很多，到徽宗时也才二十几个。路的辖区范围大体与今天的一省或半省相当，如江南西路与今天的江西省大致相同。南宋时期，路的数目在十六七个之间变化，比北宋时的南方多出了二三路，由于南宋丧失了淮河以北地域，这时路的辖区自然也变小了一些。到了元朝，路的地位便被降低了，由最高的一级政区而变为了直接辖县（州）的政区，如宋朝时的吉州改为吉安路，下辖吉水州、新淦县等十数州县，其范围也相应缩小，只相当于今天一两个地区的大小。明朝时，路被废除而成为了府，如改吉安路为吉安府，辖吉水县等十多个县，降吉水州为吉水县，路作为一级行政区划便结束了其短暂的历程。省在元朝时期是作为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的，最初在全国设有一个中书省和六个行中书省。由于元朝版图极其辽阔，而行省的数目又如此之少，因此元朝各省的的统辖范围的广袤是空前绝后的。如江西行省，辖有今江西、广东两省范围；陕西四川行省，一度辖有今陕西、四川、甘肃、宁夏与内蒙古西部的广大区域；岭北行省，辖有今外蒙古、西伯利亚直至北冰洋的广大区域。元朝中后期，行省的范围也从一中书省、六行中书省变为了一中书省、十行中书省（征东行省长官由高丽国王兼任，元朝政府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所以与内地十行省不同）。然而，对元朝的广阔疆土而言，11省的各自辖区范围仍然很大，处理地方事务时非常不灵活，特别是在元末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情况下越发明显。因此，元朝不得不采取从行省中划分出许多分省的办法来维持地方上的统治。这种情况说明，辖区范围过大的行省，对于中央集权的统治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到了明代，便在这一点上着手改革。明朝时，行中书省被改称为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然称为省。明代的省，辖区范围要比元朝小得多。在相当于元朝南部九省的范围内，明朝分为了十五省，也就是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元朝时一些范围过大的省被一分为二，或者是一分为三。还有的一些行省被各划出一部分而组建了新的行省。总的来说，明朝各省之间的辖区范围大致比较均衡，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南北两京划得比一般省都要大，尤其是南京，包括了今天江苏、安徽两省的全部及浙江北部的广大地区，与南部相邻的浙江省的狭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清承明制，在行政区划方面沿袭了明朝的旧制，除去将南京、湖广及陕西三省各自一分为二外，其他的12省大体没有什么改动，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内地十八省”，这些省的范围与今天相应的各省的范围相差不大了。从康熙年间到光绪执政时期，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十八省的区划一直没有改变。清朝末年，又先后增置了新疆、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等5省，使省的总数变成了23个。民国初年，继承了清朝的省制，且在数目上也没有什么变化。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道的废除，省变成了直接辖县的一级行政区划。到了抗战胜利后，东北设9省，使省的数目增加到了35个。二、最高一级行政区大都由监察区、军区等转变而来在行政区划层级的变化当中，可以看到，历代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往往由监察区、军区等非行政区逐渐转变而来，最高一级政区的行政长官也大都由在外的中央官员演变而产生。两汉时期，由于郡国数目众多，中央政府不便直接管理。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于是自汉武帝起，在郡国之上设立了监察区——州，来监管地方的官员。州既然作为一级区域划出，与郡县相分离，便构成了以后演变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地理基础。到了东汉末年，随着州牧、刺史掌管了地方上行政、财政等方面的事务，特别是带兵之后，州便由监察区转变成正式的行政区划了。唐朝后期作为政区的道（方镇）则是由军区与监察区两条渠道转变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督区，是以都督为军事长官，统领几个州的军务督理区。都督又照例兼任所驻州的刺史，这就使得都督区在实际上成为了州之上的一级准行政区划。唐朝时承袭了这一制度，都督又因为加节而改叫节度使。另外，在唐朝初年，因山川形便设置的道，逐渐成为了正式的监察区，道的长官称为采访使，后来又称观察使。这样到了唐朝末期，节度使权力日益增大，最终兼任采访使、观察使之职，使辖区成为了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道（方镇）。元朝时期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为行省。行省起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行台尚书省。在当时中央官署的名称叫做“省”，由中央官员到地方执行国家任务，在地方设立的中央分支行动机构就成为行台尚书省或某处行台省。事情处理完毕后，便予以撤销。金朝末年，由于内忧外患，因此便仿效六朝隋唐的行台尚书省制度，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了行尚书省。蒙古在与金的接触中，借鉴了这一制度，也设立行尚书省。后来随着中央机构改成中书省，地方上的行尚书省也随之改为了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起初行省也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但由于元朝初年对中原用兵持续的时间很长，军管制一时无法取消，到了平定南宋前后，行省便作为中国历史上辖区最大的一级行政区划而出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地方上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三权分立，一旦遭遇需要对外防御或对内镇压的情况时，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难以应付。因此为了弥补这些不足，便经常向各地派出带有中央部院大臣职衔的重臣到各地去总督军务或者是巡抚地方，这就是总督和巡抚的由来。总督与巡抚在设立之初，也是带有临时性质的，但后来设置之后便不再废除，总督或巡抚便在地方上掌握了最高的权力。但是，当时名义上这些总督或者巡抚还都属于中央官而不是地方官，这些总督或者巡抚辖区也还是具有监察性质的准政区而不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区。到了清朝，总督和巡抚逐渐固定化，逐渐变成了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成为地方上的最高官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大区制，也是由军区转变而来的。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全国设有六大行政区，大区下面辖省、行署、中央直辖市。这六个大区是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对应的是人民解放军几大野战军的战略经营方向。东北解放较早，四野已经出关经营方向是中南，所以四野后来就演变成中南军区；华北军区部队经营华北地区，后来成为华北军区；三野经营华东，后来成为华东军区；二野经营西南，后来成为西南军区；一野经营西北，后来成为西北军区。各大野战军首长一般都曾兼任过所经营区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后来大区制虽然取消了，但现在国家统计局的分地区数据各省市的排列顺序，还一直沿用当时的大区划分，先华北，后东北，之后是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这样的顺序排列。三、县级行政区最具有稳定性在历代的行政区划变迁中，县级行政区划是最具有稳定性的。我们可以从历朝县级政区数目的变化中，即可以看出这一点。秦朝时大约有1000多个县，西汉末年县级政区增加到1587个。东汉初年，光武帝省并了400余县，县数回落到1100个左右。到了东汉中期的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县级政区数目为1180个。三国末期，县的总数基本维持在东汉中期的规模，大约为1190个。西晋时期，县的总数略有增长，其时县级政区的数目为1232个。在南北朝的末期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县的总数大约为1590个，与西汉末期相差无几。隋朝时期，经过炀帝的并省州县，在大业五年（609年），县的数目又有所下降，为1255个。唐朝建立后，高祖武德初年，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一度设置了许多州县。针对这种情况，在贞观初年，太宗对州县进行了省并。到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一共有1573个县。宋朝时期，疆域狭小，燕云十六州被辽占据，陇右西北地区也成为了西夏人的领地，云南一带，大理独立建国，越南北部，安南独立，因此县的设置规模有所减少。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有县1210多个。元朝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县的总数为1127个，与宋朝相差不大。元朝疆域要远远大于宋朝，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县呢？这是因为元朝在岭北、辽阳等游牧地区的行省并未设立州县，在内地的行省中，除去因战乱造成人口流失而省并一些县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州是与县平级的，也就是散州。如果合并在一起，元朝在内地的县级政区数目有1300多个。明朝宣德年间有县1100多个，到了明末则为1138个。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有县1455个。从县数来看，明清两代都不算多。但由于明的属州和清的散厅都与县同级，如果将这些计算在内，明清两代的县级政区大致与今天的县数差不多。四、三级制是历代政区的层级中最常用的一种形式从历代行政区划层级演变的过程来看，两千多年来，最常见的是三级制，只不过有时采用的是实三级制，而有时则实行虚三级制。秦和西汉初年，疆域还比较小，因此当时采用的是郡县制的单纯二级制，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还是能够控制的。但是自汉武帝拓展疆土后，二级制政区已经开始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因此，汉武帝设立十三州刺史部作为监察区，负责监察各郡地方官员的政绩。因此，自汉武帝自东汉末年之前的两汉时期，在地方上推行的是虚三级制。东汉末年，州逐渐成为了郡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区划，形成了州---郡(国)---县的实三级体制。在随后的魏晋南北朝400年的时间里，一直沿袭了这一制度。隋朝建立后，经过隋文帝的改革，又推行了州---县二级制。但这次的二级制只持续了140年左右，到了唐朝中期便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唐玄宗开元年间以后，在唐初只作为地理区划的道被作为了监察区，唐朝在地方上出现了虚三级制。后来随着节度使兼任各道的观察处置使，节度使所在的方镇与民政上管辖几个州的道合而为一，便又确立了道(方镇)---州(府)---县的实三级制。这一制度经历五代十国而没有改变。宋朝建立后，方镇被废除，全国曾出现过短暂的州(府、军、监)---县的二级制。但由于当时一共有367个州---县级的行政单位，如果采用但出的二级制，中央政府想要直接来统管是无法办到的。因此，没过多久，宋朝便建立了路---州(府、军、监)---县(军、监)的体制。这种制度，从权力分配角度来看，是虚三级制，从行政区划角度来看，则是实三级制。元朝的行政区划实行的是行省---路---府---州---县多级复合制，但大多数地区实级一般都是行省---府(路、州)---县三级制。明朝建立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区划，大体继承了元朝行省以下原有的路、府、州、县之制，但有所简化，取消了路的建制，只设府、州、县三级。清朝时期，在省之下的地方行政区划划分为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二级，又恢复了实三级制。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实行的地方行政区划是省---道---县的实三级制。南京政府将道废除，随后，又在省与县之间，建立了行政督察区的体制，于是地方行政制度变成了省---专区---县的虚三级制。这一制度为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初期在地方实行的是大区---省----专区---县虚四级制，后来取消大区，专区改名叫地区，变成了省---地区---县的虚三级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江苏省和辽宁省开始，大量地区撤地设市，成立了正式一级地方政府的地级市，于是便转变成了省---地级市(地区)---县(县级市)的实三级制了。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趋势，在中央表现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在地方表现为中央集团的不断强化。此间虽偶有反腐，然其总体趋势不变。
地方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地方行政区划不断演变以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行政区划的设置需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首先是疆域大小，地理环境，以及人口分布，政治经济职能和国防等等。而在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也有很大的继承性，比如县一级基层行政单位一直存在至今。
古代行政制度特点：
汉朝承袭秦朝郡县制，还设有王国和侯国。到了东汉晚期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延续。隋朝改为州、县二级制，唐朝在隋的基础上增设道，逐渐形成道、州、县三级制。宋朝时，路取代道成为一级行政区。元朝实行行省制，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形成了省、路、府、州、县多级行政制度。明清时期，主要实行省、府、县三级制。
按照层级变化的情况，秦以后的地方行政层级演变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层级从二级制变成三级制。唐宋时期，地方行政层级重复了从二级制变成三级制的循环。元明清时期，地方行政层级从多级制逐步简化到三级制。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演变概况 行政区划是国家对所辖领土进行分级管理的区域结构，是中央集权出现后的产物。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随着朝代的更迭，其最明显的变化特征莫过于行政区划的变化。从行政区划的定义可知，其变化过程是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同步的，因而地方的行政区划和中央政府便会产生分权和集权的矛盾，而这也是推动行政区划变动的主要动力。可以说，中国行政区划的变迁史也就是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调整史。 那么行政区划的划分又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由于行政区划的作用是统治和管理土地和人民，因此其划分和管理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政区的划分是以政治为首要因素，同时顾及到自然、经济等相关因素。在中央政权稳定的情况下，最理想的是三者的兼顾。 具体从政区地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区划基本上遵循四个要素，即中央到地方分几个层次进行管理；行政区面积范围；国家内部政区间的界线；行政中心的选择。 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意味着行政区划的变迁，而这种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了我国人文地理面貌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地方行政单位是县，至春秋早期其含义已与邑类似，并多见与各类文献中，而秦和楚更是最早势力含有行政区划意义的县的国家。 较之县稍晚出现的是郡，大约在春秋中晚期，初期郡的地位较低，地理位置也较偏远。此时郡与县的出现已经开始慢慢打破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 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废分封，行郡县，使郡县二级制得到正式的实行。初分天下36郡，后增加桂林、南海、象郡等至46郡。 至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是由于秦末农民起义中六国旧贵族的要求，也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尽管后来汉高祖陆续废除异姓王而分封同姓诸侯，地方和中央集权的矛盾还是无法避免。这就出现了从景帝开始的削藩策略，至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恩令等措施，使汉代王国灵帝大为缩小。至此汉又回归至郡县二级制。西汉初继承秦41郡，至汉平帝时中央政府所辖103郡，而东汉时达到105郡，但此时由于刺史制度的实行和演变，郡的行政级别已将为二级，州则升至以及行政区。 从东汉开始至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制。其发展经历了东汉的十三州到三国的十九州再到西晋时的二十一州。西晋后，由于侨置郡县的泛滥，行政区划开始变得异常混乱，州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从刘宋的二十一州到陈的六十四州（公元580年），而在公元581年，北方的州的数量已达到二百一十一。此时州郡县三级制已混乱到极致，行政区划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至隋唐五代，都府制代替了州郡县三级制，隋至唐初设总管府，唐武德七年改为都督府，又由于少数民族政权对唐边疆的压力，遂开始设置节度使，掌一州或数州之军政大权。而节度使的权力过度膨胀导致的结果便是安史之乱，唐代也由此由盛转衰。 至两宋，开始实行道路制，其中，北宋保持时间最长的是二十三路，即北方十路，南方十二路，外加京畿路共二十三路。至南宋由于领土大为减少，只有十六路。宋代为了防止地方专权，尾大不掉，在同一层级设置多为长官分管各项事务。如转运使（漕司）掌管财政，提点刑狱使掌管司法、监察、安抚使掌管军事等。 至元代实行源于魏晋时期行台制度的行省制，由行省、路、县三级政区组成。行省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全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公元1790年，确立十三个省级行政区。包括中书省直辖区，宣政院辖区和是一个行省。至元末，行省制趋于混乱。 至明代，省级行政制度日趋完善，洪武九年，该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行省取消，但习惯上仍称省。明代的省份是都指挥使司辖一省卫所年户。明代共十六都司，五行都司，二留守司。 至清代，总督、巡抚成为地方实官，实行省、府、县的三级行政区划。而边疆地区则实行不同于内地的行政区划，如东北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等。 至民国时期，增设四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四地。在北京政府时期全国共二十九个省级行政单位。在南京政府时期，该行政区划为省、行政督察区、县三级。 总结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变化，可以看出在两千多年间，我国行政体系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变化。其表现为以下特点；首先以监察区划或军事区划转变而来；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区划层级呈下降趋势；第三，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以三级制为主；最后，地方首长多由中央派出官转变而来。
浅析政府采购及其存在的意义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实施政府采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降低采购成本，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在我国建立和推行政府采购，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接下来就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存在的意义我简单的谈一些认识。一、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随着《政府采购法》在全国的实施，目前的政府采购已逐步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各地区在贯彻实施这部法律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首先，计划性不强。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应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由于部门预算编制缺乏前瞻性、合理性，很难完全预料预算年度中可能发生的财政支出事项，中途预算追加相对频繁，造成政府采购计划性不强。其次，方式不规范。由于政府采购的批次多、数量少，公开招标的范围和规模较小，大部分商品采购采用询价方式，加之各单位自行采购补办手续的事项较多，影响了政府集中采购的规模效益。其三，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缺少日常监督检查。《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从审计中了解的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采购人对采购的商品不满意，认为部分采购商品质次价高，而且供应商的售后服务跟不上，直接影响了使用单位的商品使用效果和正常工作的开展。这些充分说明了，当下政府采购的监督体系弱化，难以有效防范政府采购过程中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其四，规章制度体系不完善。虽然政府采购制度实施以来，相继出台了包括《政府采购法》在内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加强了政府对财政资金使用过程的影响，有效地制约和规范了政府购买行为。但由于与《政府采购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至今仍未出台，各地在政府采购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和随意性，特别是管理体制还不顺，操作上也是各行其是，这样既影响了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率，又不利于公平竞争，还容易滋生腐败。这些违背了实施政府采购的初衷，使政府采购的质量和信誉受到了影响。其五，政府采购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政府采购不同于一般的采购业务，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由于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需要采购人员掌握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求管理、执行和评标人员不仅要熟悉财政业务，还应掌握招投标、合同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目前我国政府采购工作人员大都来源于原来的财政部门，离专业要求仍有较大差距，这使的政府采购工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工作上形不成合力，规模上不去，也难以做到规范。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工作的不断推进，政府采购工作上需要一支庞大的专业知识过硬的队伍，人才的缺乏将会制约我国政府采购的进一步发展。二、政府采购的意义（一）有利于节约采购资金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实行政府采购，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集中性的政府采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使得政府采购部门能获得优质廉价的商品和劳务，从而节约采购的资金成本，使财政支出在使用中能体现出规模效益。（二）有利于规范政府的采购行为，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分散采购中，政府的采购行为由各预算单位自行分散完成，采购过程往往缺乏必要的监督，采购形式缺乏必要的规范。而政府采购的实施将使得政府采购行为被控制在有关法律和制度的范围之内，使采购过程在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提高了政府采购的规范化水平和透明度，增强了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三）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消除腐败消除腐败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难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将反腐倡廉坚持到底，是对政府领导市场经济能力的严峻考验。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堵塞漏洞，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制度保障。（四）有利于贯彻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随着我国经济向市场化推进，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发挥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政府采购支出作为一种购买力是社会需求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可通过调整政府采购的规模和结构来对社会需求总量和结构施加影响。政府采购这种宏观调控手段，政府是市场经济中惟一的买主。在我国，全社会每年生产的商品和劳务中约有25%是由政府购买的，因而政府采购的数额和内容会对市场供求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萧条时，可采取扩大政府采购规模的措施，以增加社会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可通过压缩政府采购规模的办法，以减少社会需求，一定程度上可起到给经济降温的作用。随着我国财政采购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加之在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的有效管理和监督下，我们的财政采购将越来越趋于成熟，也将会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近年来，各地出现政府财政规模膨胀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的怪现象，因此“政府的钱是如何花的？”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地方财政支出运行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于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间，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的协助下，以北京地区市区（县）两级政府为样本，走访了市财政局、市审计局，东城、西城、海淀、平谷等区县的人大和部分区县的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并对十余名行政事业单位的财会人员进行了访问调查，结合研究外省市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出目前政府财政支出的四大顽症。顽症一：过度公务消费已成集体性活动调查显示，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等巨大的公务消费已成为了政府的一种惯常的集体性活动。表征一，既得利益者对制度约束抵制或变相抵制。如出国考察在各行政事业单位基本上演变成为一种福利待遇，当财政部门要求削减出国考察经费时，便遇到了一定程度的阻力。公车改革的阻力最大，甚至出现了改革后财政投入更多而不得不叫停的情形。虽然各地具体改革方案不尽相同，却具备同一个特征，即被改革的对象是主持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 改革政策过多的考虑了如何补偿既得利益者的损失， 而忽视了现行制度和“改革”结果给公共财政和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表征二， 对权力部门的约束无力。通常有能力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的都是政府、财政、税务、法院等权力部门。比如某地方财政局严重超标的办公大楼项目经过了当地发改委、规划局等四、五个政府部门正式审批。当地纪检监督部门分析，“因为财政局是一个权力单位”，相关部门都有“ 碍于面子、没有坚持原则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财政局怎么报就怎么批的状况。对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约束尚且如此，可想而知， 对党政“一、二把手”的约束自然更是无能为力。表征三， 由于现有制度的漏洞与不合理。行政事业单位常常出现“为了花钱，而花钱”的情形。如某部门研究室的科研项目延期一年，但项目资金的使用期限并没能延长。那么根据制度要求，必须按原来的期限把钱突击花光，花不完只好安排境内外公费考察。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单位集体公款吃喝的起因，往往也是为了要把钱花掉。表征四，公共财政观念的普遍缺乏。朋友聚会抢着买单，最后一位站出来说：“我来付，单位能报销。”于是大家欣然接受，甚至达成共识：能花公家的钱就不花个人的钱,“他人的便宜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当公共部门、兄弟单位、上下级之间，彼此用公款热情招待成为一种时尚；当节假日前提醒下属 “别忘了表示表示”成为一种常态；当上级部门到下属单位，管吃管住管游山玩水成为一种习惯；当不同省份的同一系统单位间礼尚往来，互通有无，过度的公务消费就形成了一种集体性活动，加之“法不责众”和“从众心理”，公务消费问题难以治理。顽症二：年底突击花钱，愈演愈烈每年四季度， 各大商场、图书大厦的“团购卡”处于“热销”状态，前来购买的预算单位络绎不绝。这只是“年底突击花钱”的表现形式之一。“年底突击花钱”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利于财政资金的合理利用、造成浪费， 影响财政支出预期效果的实现。近年来，“年底突击花钱”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虽然，不同地区不同预算单位“年底突击花钱”的情形不尽相同，在财政资金流量不大的基层地方政府，这类问题也不太明显。但凡是急于在年底前将钱花完的“ 预算单位”莫不是一样的初衷：担心结余款若被“清零”，来年财政拨款数额可能会受影响。造成这样的操作结果，主要是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中的几种情况引起的：第一种情况， 预算单位的预算编制不实。在项目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单位打出了太多富余，财政款拨下来后一时又安排不出去，只好年底突击花钱。此类虚报预算的心理很容易分析，不是担心未来不确定因素多、无法预测，必须留有余地；就是为了弥补公用经费不足；或者干脆是受利益趋动，财政资金多多益善、不要白不要。第二种情况，预算单位前期执行缓慢。预算执行“前松后紧”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或是计划做的较粗、前期工作抓的不紧；或是担心钱不够，前期不敢花；也有一些是客观因素，如因政府采购时间较长使财务支出时间后移；部分项目因为相关手续一时没能办全，使开工时间后移从而造成财务支出后移；因工程项目的检查验收周期，或一些修缮项目（如院校的学生宿舍）只能在假期开工等自身特殊性问题导致的后移等。第三种情况，部分财政资金拨付的时间较迟并且数额不确定。就预算单位而言，下半年还能从财政部门“要到”多少钱或者财政部门还能追加多少资金是一个未知数，有时部分财政资金拨付下来很晚（如十一、二月份才到位），从而致使年底突击花钱成为必然之举。顽症三：重分配轻效益，财政支出效率低下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向民生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呈快速增长之势，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问题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拨款缓慢、资金闲置、设备闲置、重复建设、重复拨款、财政投入的效益不高或者效果不明显等方面。从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层面来看，决策失误是导致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中不乏劳民伤财、中看不中用的工程，大量财政资金配置项目因为缺乏科学论证和法定程序，造成重复建设、重复拨款，如2006年北京审计局抽查昌平等7个区县的专项补助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发现6个区县有31个项目多头或重复申报， 涉及的补助资金达亿元。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由于条块分割，许多预算单位除了能从本级政府获得财政资金，还可从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获得二次分配。加上缺乏统一规划协调，以致经常出现“马路不断被开膛破肚”，就2006年4月14日至12月22日，北京永定路路段就先后被4个管线单位、分4次挖掘过。失误的决策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还造成巨大的损失浪费。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层面来看，资金闲置、设备闲置、工程质量差等问题，导致政府往往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财力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财政宏观调控和社会调整功能大打折扣，公共产品相对“昂贵”。如2006年北京市审计局抽查20所医院亿元设备购置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当年购置设备支出仅为亿元，新购设备中仅有3所医院的设备全部投入了使用；2005年北京两级财政在房山、怀柔、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等6个区县共投资亿元建设了1350个村卫生服务站，第二年抽查中，因缺乏医护人员、运转经费不足、前期选址不合理、未建设必要的工作生活设施等原因，有112个未投入使用（占抽查量的33%）。许多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不实，概预算很粗（甚至有的故意压低概预算以争取获得批准之后再追加）、招投标制度不健全、施工监理机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实际运作当中违法现象普遍，层层转包、偷工减料、赶工期等问题经常发生，如刚交付使用即漏洞百出的北京西客站就是实例。顽症四：屡审屡犯，法无威慑力目前我国预算执行方面的审计工作，不可谓力度不大。但在超预算支出、虚列支出、挪用、擅自改变资金用途、预算执行缓慢等审计内容上的“屡犯”，许多被审计单位仍然“有恃无恐”。调查中发现财政支出中存在一些特别现象，如“合法不合理”等值得关注。例如，为了改变预算执行缓慢的状况，北京市曾提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财政部门也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但在实际的财政支出过程中，却出现了单纯追求执行率而忽视了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问题，甚至还出现了“为了合法而违法”的奇怪现象。如某单位虚列支出，将尚未开工的项目款提前打入对方帐户，然后再将款项打回来，以符合财政支出率方面的相关规定。为了解决“合法不合理” 的问题， 预算单位采取了一些“变通”做法，于是又出现了“合理不合法”的情况。如因长期未作调整的差旅费标准导致的住宿超标“常态”；“事出有因”或“情有可原”的擅自改变支出用途或将专项资金调剂或者挪作他用等等。在对审计部门的调查结果时还发现，科研项目的资金流向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科研项目后期往往需要花费较大资金，为了不影响支付进度，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先将项目资金提出来，用的时候再补上，从而造成帐面上显示的资金流向经常与实际使用情况不符。如将一笔资金通过购买商场购物卡等方式提出来，结项后通过支付印刷费、专家评审费、招待费（餐费）等费用又补了回去。利用项目资金购买日用消费品、甚至高档消费品的情况十分严重，有的项目餐费占比重较大，也有将项目资金“私分”的现象。一位承担社科研究项目的科研人员解释说，课题组成员不得提取劳务费的规定不切实际。现实中，项目负责人为了调动科研人员对申报项目和相关工作的积极性，一定要变相支付劳务费。同时，课题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需要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支持和配合，为了课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餐费或招待费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符合“人情社会”、“饮食文化”的国情。| 点评 |重在制度建设熊英形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四种顽症的现实原因很复杂，其中制度层面值得关注。目前的财经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如法律制度缺位、法律规范之间有冲突、法律规定脱离实际、配套制度不科学或不严谨等。比如，为满足依法增长教科文卫和农业等方面的法律条款（即“法定支出”的要求），必须将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投入相关领域。而每年财政收入增长多少年底才能知道，因此超收收入难以纳入预算管理。政府编制的财政收入计划定得过低，致使年底财政超收部分过多，从而大大增加了财政突击拨款的总量（北京市2007年财政收入计划增长13%，但实际增长）；在专项转移支付问题上，因其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资金量较大、拨付时间较晚，每年各级人大召开时间的差异性（下级人大先于上级人大召开），使得下级政府难以将上级拨付的专项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支出方案。监督“软化”和问责 “缺位”更为突出。调查显示：“缺乏责任追究”是“屡审屡犯”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中，审计机关几乎不会动用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权”，甚至连“处罚建议权”都难以启动。对尚未构成犯罪的个人行为，难追究责任，对单位行为的处罚更不易实现。缺乏“问责”的“监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虽写入审计结果报告，但最终“黑不提，白不提”，使得许多预算单位并不害怕被审出问题资金。已经花掉的财政资金（如违规发奖金），也是“泼出去的水”，一般难以追回。其次，是普遍存在的预算编制不科学。“高报”预算是财务人员的一种普遍心态，担心领导临时决定要做什么事，届时来不及做预算要不到钱。第三，在预算执行方面，或过失为之，或明知故犯。有的是为其生存发展所迫。如某中学多年没能给职工长工资，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将项目结余资金用来给职工发了奖金；有的是受利益趋动。如各级政府及其财政职能部门拥有财政资金支配权，同时又是一级预算单位，因此在财政资金分配上容易向本单位倾斜，并能够得到其他相关权力部门的“照顾”。在针对预算单位财会人员设计的调查问卷当中有这样一道题：“当领导的指示与财经纪律不一致时，您将如何做？”几乎所有的答卷人都选择了这样的答案：“提醒领导注意，如果领导一再坚持，按领导指示做。”显然，这也是一种明知故犯。此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传统做法、惯性思维以及陈旧的财政观念，也是不可忽视的成因。有些领导干部养成了“拍脑袋”做决策的习惯。领导“拍板”时通常没有“屡犯”的故意，经常还是在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但是，由于忽视了决策程序和预算支出规则，其结果往往造成下属部门的行为违法。近年来预算改革进展很快，但一些单位仍然沿用预算制度改革前的做法，如某学校一直保持设立“校长基金”。一位资深审计人员接受调查时表示，现在的各预算单位负责人并非没有法律意识，只是其中许多人观念转变跟不上预算改革发展的形势。如目前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不能设“小金库”，但是对于预算外资金应当纳入预算管理缺乏正确的认识。事业单位的领导普遍认为，“既然资金来源不是财政拨款而是单位‘创收’，就应当由本单位自由支配。”■
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本文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 具体的,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对政府支出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和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借助于AD-AS以及IS-LM分析框架,刻画了政府支出的变化对增长、投资、消费和就业等经济系统的各方面产生的冲击,进而形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此后,在此基础上,在第三章中对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调节的主体地位,这也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省际政府提供了依据,但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更重要的是,政府支出不同构成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府生产性支出与政府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突出,在当前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下,政府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政府支出结构偏重于生产性支出和微观经济领域而忽视福利与公共品提供,就不难解释了,投资性支出的增加的确能产生更显著的增长成绩,结构矛盾正是源自于不同层级政府间激励机制的扭曲。 第四章则主要集中在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研究上,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实际否定了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期有效性,虽然,在短期内,政府支出的增加确实能够促进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这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生逆转,长期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挤入效应。同时,中央投资的增加也无法显著的影响到私人投资的变化上。这部分的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刺激计划更多的属于对私人投资和民营经济的替代,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仅通过产生出直接的社会需求而促进增长,结合我国产业和部门经济的结构差异,或许,这形成了两种循环,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内部,政府支出与投资的增加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需求,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微弱的反映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和民营经济行业中,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两个循环的相对独立、有限货币供给条件下稀缺性上升导致的资金成本增加,却会在更长的时期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形成“热者更热”与“冷者愈冷”的现实。如果再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及国有资本对传统和下游产业的介入,这种挤出将在更短时间内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际恶化了结构失衡的格局。 在将视野从投资转移到消费环节,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改善消费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又能够对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消费驱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帮助吗?我们在第五章中进行了分析。基于模型的灵活性,我们在构建区域消费的面板模型时,导入了度量政府行为特征的控制变量。并确实得到了显著的结果。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的差异,即大政府与小政府模式,以及政府支出的约束强弱,显著影响着财政政策对消费的传导与效果。总体看来,大政府模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而非生产性支出的作用则正好相反。因此非生产性支出与转移支付的增加,确实能够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一切必须有赖于政府支出约束机制的建设与监督机制的完善。实证结果实际展现了这样一副情景,随着省际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边界的清晰化,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向公共服务建设,一个小政府的财政模式似乎是更为高效,但如果不辅之于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预算外资金比重的上升,地方政府资金支配能力的自主性得到强化,政府收支体系的扭曲程度进一步加深,财政政策也许得到相反的结论：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最后,在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完成初步度量后,我们在第六章还从效率的角度对我国省际政府的财政调节智慧与政府支出相对效率进行了分析。结合当前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和目标诉求,我们调整了衡量政府效率时往往偏重于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品提供的能力差异的研究方向,重构了政府支出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将政府支出效率的衡量更多的集中于调控目标的实现。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且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这个角度将,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效率的改善,而非支出规模的调节上,是未来财政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 同时,分区域的政府效率考察也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政府效率差异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特别的是,结果展示出中部地区存在一个持续的效率恶化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政府效率的变迁与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结论证实了“小政府更具效率”的假说,但有趣的是,在西部地区,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及政府干预的进一步增强,似乎对经济增长及政府效率提高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效率的改善存在截然不同的路径。
ll,,,,,,,,,,,,,,,,,,,,,,,,,,,
分封制和郡县制并行，在汉景帝时期导致了七王之乱，后来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推恩令，让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弱。说明郡县制比分封制更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1汉代：“中朝”与“外朝”、(1)汉初，任命功臣为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丞相掌握行政实权；（2）汉武帝时，频繁任相，设立“中朝”（中朝的概念：由随侍皇帝左右的、出身低微的、皇帝亲自任命和直接指挥的近臣亲信和将领组成,是决策机构）对抗“外朝”（外朝: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朝廷官僚组）形成“中外朝”汉武帝故意提拔布衣亲信组成“中朝”，并有中朝对国家政事先做出决策，将原属丞相的决策权分割给了中朝，“中朝”拥有决策权，“外朝”变为执行机构。由此达到了削弱相权、强化军权的作用。概括汉朝政治特征：汉武帝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侵夺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2、唐朝时期的相权：三省六部制出示三省六部制示意图，解释三省的职责，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决策、执行，以前都是丞相的职责。唐朝将其分开，同时增加了审核部门，即门下省，进一步分化相权。将相权一分为三。三省相互牵制，相互配合，首长均为丞相。同时，唐朝还设置政事堂，参政议政。各省长官和被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官员，即可进入政事堂议事。凡进入参政堂议政的都是丞相。这些被冠以头衔的官员，由于本官品位都不高，因而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这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3、宋朝：“二府”统治者鉴于唐朝后期割据混乱局面教训，不断削弱和分割相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三省六部有名无实,设中书门下、参知政事。宋朝从三大方面来削弱相权：设副宰相参知政事，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院，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权。引导学生总结君权和相权互动的趋势：皇帝制度不断加强，在君权与相权这对矛盾中，君权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相权却处在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三、中国监察体制的变化引导学生回顾秦时期的监察部门：御史大夫。西汉：刺史，十三州，六百石制约二千石，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体现，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州从临时性转变地方行政单位。东汉末年，地方三级行政机构：州－郡－县。东汉－元，御史台；明，都察院。皇帝设置监察机构的目的：官员之间相互监督，以便于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但是皇权却没有人监督和控制，因此，专制制度的存在势必影响监察的效能。结合当代中国领导人加强自我监督，真正推行依法治国。四、选官制度的变化过渡：皇帝要维护专制政权，必须要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为其服务。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建立了哪些变化？世官制度、察举制度、科举制度。1、世官制以天子－三公九卿－郡县制立体图，说明世官制度的运行情况。世官制不等于分封制：一无土地，二官职不能世袭。分析世官制的弊端：政权为世家大族控制，底层优秀人才无法进入政权参政。2、察举制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即选官要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是看德行和才能。（1）汉武帝征召解决世官制的弊端，向底层征召优秀人才。张謇的故事。征召的弊端，插入东汉时期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清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将怯如鸡。说明征召制度到了后期，弊端丛生，征召权利被世家大族控制，形成了士族。寒族人士很难跻身上层，不利于统治。（2）曹魏九品中正制建立上中下三等九品制度。考核有了一定的参考标准。如，才学、相貌等等。比征召制要公正客观一些。但后期还是显露出一系列弊端。3、科举制度科举制是考试选官的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隋，确立于唐，发展于宋，成熟、衰亡于明清。与察举制相比，科举制是一种更完备、更合理的选官制度。科举制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显然要把察举制时代仅凭现任官僚的主观印象取官要合理得多。科举制的优点，考试一视同仁，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给底层民众参政提供了机会，打破了贵族垄断官场的情形,扩大了统治基础。同时也有利于中央集权。从追求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有一定合理性，保证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士人从政,为行政效率提高创造了条件，有益于社会形成重学风的风尚。扩大了统治基础。分析科举制的弊端:科举考试的内容多不出儒学经典范围，特别是八股取士被选拔的多是缺乏进取和创造精神的人。五、地方政治制度的演变秦地方行政区划:郡、县(道)；西汉初郡国并行制；东汉地方行政区划：州、郡、县；唐地方行政区划:道、州、县；宋地方行政区划:路、州、县；元代:行省制度。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或简称为省。行省即中书省派到地方的临时机构。出示元朝地图，地域辽阔，如果都到首都汇报工作，非常的不方便，因此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原本代表中央到地方执行政务，因此可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它和中书省不同，重大民政事务权、军政要务权、赋税权被剥夺，官员定期到中央觐见，汇报工作。后来它从临时暂住转变为地方行政机构。行省制度创立的意义：行省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影响深远。介绍明清的地方行政区划：明地方行政区划：省、府、县；清地方行政区划：省、道、府、县。中央对地方管理的方式：设立监察机构进行监督；省官互迁制度。总结地方行政区划变迁过程，引导学生概括变迁的目的：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二、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加强中央集权。[课堂小结]从秦汉至元统治制度总的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益加强，这样有利有弊，有利是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维护了封建国家统一；弊端则是地方没有自治权，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
一、专书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30 ， 1947 。唐仆尚丞郎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36 ， 1956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45 ， 1961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晋魏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45 ， 1963 。原刻景印石刻史料丛书甲乙编，严耕望辑，台北：艺文印书馆， 1966 。唐史研究丛考，香港：新亚研究所， 1969 。治史经验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治史答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唐代交通图考卷一至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83 ， 1985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选，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91 。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2 。唐代交图考卷六，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 ， 2003。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05 ， 2005 。唐代交通图考—第一至六卷引用书目及纲文古地名引得，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83 ， 2006 。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 。二、论文两汉郡县属吏考，《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2 （ 1942 ）： 43-94 。楚置汉中郡地望考，《责善》 （ 1942 ）： 8-12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武帝创制年号辨，《责善》 （ 1942 ）： 7-8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楚秦黔中郡地望考，《责善》 （ 1942 ）： 9-16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责善》 （ 1942 ）： 4-8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秦宰相表，《责善》 （ 1942 ）： 4-11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两汉郡县属吏考补正，《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 3 （ 1943 ）： 13-18 。北魏尚书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8 （ 1948 ）： 251-360 。北朝地方政府属佐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 （ 1948 ）： 267-324 。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 上（ 1948 ）： 445-538 。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2 （ 1950 ）： 233-242 。秦汉郎吏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3 上（ 1951 ）： 89-143 。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4 （ 1953 ）： 1-68 。略论唐六典之性质与施行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4 （ 1953 ）： 69-76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5 （ 1954 ）： 135-236 。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中央研究院院刊》 1 （ 1954 ）： 19-39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大陆杂志》 （ 1954 ）： 237-243 。唐代人文地理，《中国历史地理》册二，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 1954 。杜黄裳拜相前之官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6（1955）：309-313。魏晋南朝都督与都督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7 （ 1956 ）： 47-105 。旧唐书夺文拾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8 上（ 1956 ）： 335-362 。旧唐书本纪拾误，《新亚学报》 ， 1956 。唐代纺织工业之地理分布，《大陆杂志》 （ 1956 ）： 341-344 。唐宋时代中韩佛教文化之交流，《中国佛教史论集》册一，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6 。从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积弊论隋之致富，《新亚学报》 ， 1959 。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0 下（ 1959 ）： 689-728 。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 1961 ，页 643-679 。北魏军镇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4 上（ 1962 ）： 199-261 。两汉郡县属吏考补正，《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3 （ 1963 ）： 13-18 。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5 （ 1964 ）： 301-319 。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6 上（ 1965 ）： 115-121。唐代方镇使府军将考，《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上册，台北：清华学报社， 1965 ，页 259-274 。唐代方镇使府之文职僚佐，《新亚学报》 ， 1966 。汉唐?斜道考，《新亚学报》 ， 1967 。唐上津道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8 （ 1968 ）： 285-292 。唐骆谷道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9 上（ 1969 ）： 15-26 。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 下（ 1969 ）： 1-26 。唐金牛成都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0 上（ 1968 ）： 215-254 。通典所纪汉中通秦川驿道考，《新亚学报》 ， 1968 。唐代茂州西通吐蕃两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 ， 1968 。唐代洛阳太原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70 ）：5-34。唐代凉州西通安西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71 ）： 335-402 。唐代长安西通凉州两道驿程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71 。唐代长安东北通胜州振武军驿道考，《新亚学报》 ， 1973 。唐代关内河东东西交通线，《新亚学报》 ， 1973 。唐代安北单于两都护府考，《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 1974 。唐代河湟青海地区交通军镇图考，《新亚学报》 11 上， 1974 。唐代滇越通道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 1976 。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 1976 。唐代北庭都护府通西州伊州诸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 1976 。唐代黔中牂牁诸道考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79 ）：361-380 。北朝隋唐滏口壶关道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80 ）： 53-69 。隋唐永济渠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82 ）： 21-56 。唐代盛时与西南邻国之疆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88 ）： 957-976 。中古时代桐柏山脉诸关道，《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9 ，页 651-674 。《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96 ）： 1-42 。
自尹湾汉墓简牍部份资尹湾汉墓简牍料和释文在《文物》 1996年第8期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包括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当前已公开出版的有关专著五部和70多篇论文。论文的触角已接触到汉代生活的各个层面。一时间，尹湾汉墓简牍成了国内外历史界、考古界特别是简牍研究专家瞩目的焦点。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廖伯源先生，1997年初，才获见国内出版的1996年8月号《文物》，1998年7月，其专论尹湾墓简牍文书考证的专著《简牍与制度》已经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今年五月廖先生又利用尹湾简牍资料新出《秦汉史论丛》一本，约二十万字。其考证之精辟，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从文物的抢救、保护直至合作研究的全过程，得到了市县文化局诸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这是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保证。尹湾汉墓简牍，从发现到成书出版历时三载，文易六稿。张政烺先生在鉴定书中的评价是：“从我 94年8月初见到这批文物照片到今年结集成书出版，时仅三年，是我多年来所见简帛书整理中速度最快的高水平的著作”，原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认为：“此书释文准确，达到当前的高水平。”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认为此书“在已有的关于汉代简牍释文和整理工作中，是一项高水平的成果，完全达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所要求的标准。”李学勤先生在《尹湾墓简牍》出牍鉴定会上指定：“这次《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属于整理的成果。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是的，将这些资料公布于社会，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活动提供第一手资料，促进历史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另外，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也于 1999年2月出版发行，其中收集了国内27位学者有关尹湾简牍研究的专论。1999年4月，由日本国社团法人日本书艺院，编辑发行的《尹湾汉墓简牍》，选取了尹湾简牍中有重要书法艺术价值的《神乌傅》等重要简牍，作为1999年日本书艺院展的特别纪念品，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尹湾汉墓简牍》公开出版不到一年，利用尹湾简牍在汉史研究上有六大突破：1、校订《汉书》、补正史籍之突破： 《汉书》是研究汉史的信史之作。但在两千多年的转抄、点校和翻印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因素，传世典籍，递相传录，极易羼入后人的修改乱窜。《集簿》、《吏员总簿》、《设置簿》等簿籍中揭示的第一手资料，时人实录，原物原貌，原字原形，无窜改之嫌，因而填补了一些关键性的空阙，可以直接用来校订《汉书》，补正史籍，评判前人研究成果的有关结论。《集簿》中有关一些县的名称，可以用来校正《汉书·地理志》中一些县名的讹错。如“海曲”乃“海西”之误。“祝其”当为“况其”之误。“于乡”当为“干乡”之误。“兰祺”当作“兰旗”，“南成”当作“南城”。东海郡有：“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当作“曲平”，现在可以断定二平曲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中有“朐有铁官”之记载。而《吏员总簿》和《长吏名籍》中东海郡下仅有下邳铁官之设，而伊芦有盐官，另有“郁洲”、“北蒲”两个盐官别治。这三地皆为朐地，可证《汉书·地理志》中“有铁官”当为“有盐官”之误。2、汉武库研究之突破尹湾汉墓简牍中《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的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建设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完备的统计报告，而且是发现在内郡政府文书档案上，其文献价值更非同寻常。正如中国文研所李均明先生在其武库《初探》中所言：该报告“指标项目甚多，数列明确，对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集簿中开列的是一个郡武库中珍藏车马器及与其相配应的作战武器和其它装备。其中皇室器物与库存器物分列清单。皇室器物冠以“乘舆”，库存武备以“库兵车”统称。其中库存武备之数量足以惊人，两项合计，“凡兵车器二百四十二千三百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七”。东海郡武库当为国家设在内郡的武库之一。《汉书·成帝纪》如淳注引记载：“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置令。”汉代不仅在长安，洛阳建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而且在边郡、内郡分设武库。从集簿中档案记录来看，东海郡武库有两个特点，一是库存量大，如弩的总数即达 537707件，矛的总数达52555件，有方（戈类兵器）达78392件。仅以此三顶足可装备50万人的军队，远远超出一郡武库之所需。二是该武库不属东海郡管辖。因为在东海郡吏员总簿或吏员设置簿都未见有“库令”的设置，因而可以断言，东海郡武库是国家设在东南沿海的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国家武库。3、西汉上计制度研究的突破尹湾汉简中《集簿》的发现为研究两汉时期的上计制度提供了迄今为止第一份实物范本，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各种簿籍可谓大量发现，但还没有县、郡级上计文书的发现，因此尹湾《集簿》就更为珍贵。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报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情况。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等，编制为计簿。从尹湾出土的实物看，它的准确名称应为《集簿》。呈送郡国，郡国再由计吏根据各县的集簿分类统计，再编制郡国向中央上报的集簿，由上计吏专程送长安，上报中央。朝廷据此考核、评定地方长官的政绩。这种制度至西汉已十分完备，并有专门刑律《上计律》来保证上计制度的规范实施。关于上计具体内容，过去从未见过完整的范本，研究者只据胡广《汉官解诂》所言，为“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等几项。而尹湾汉墓中出土的 1号木牍是2000年前西汉晚期东海郡上计的原始资料，即使不是原件也是上计的副本，凿凿可信。《集簿》的木质为侧柏，长厘米，宽6厘米，厚厘米。正反两面书写，正面12行，反面10行，约700字，草书墨写。 这 700字22项的统计，就是东海郡向中央上计的完整的内容实录。看起来是一组组枯燥无味的数字，而正是这一组组数字，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晚期社会形态的各个层面，再现了西汉时期人民的多彩的社会生活的画画。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惊奇、浩叹。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获得了汉代人透露的历史信息；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汲取起无数的源泉，流淌出一篇又一篇的宏文巨制。4、西汉政治制度研究的突破西汉政制定度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政府机构的组成及其运作，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应用，军事制度的形成及其变化，文化教育制度的设施及其影响等。汉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以往多注重于文献，大多没有跳出《汉书·百官表》、《后汉书·百官志》、《汉旧仪》、《通典》等一些古籍中关于汉代职官设置的记载。而且多侧目于中央政权中的职官设置，最多到郡县职官设置。自居延汉简、敦煌简牍等一些边郡档案文书出土以后，汉代职官制度、政治制度的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成果丰硕。自 60年代始，台湾严耕望先生力致于汉代地方行政治制度的研究完成了系统力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将汉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史学界所推崇。但囿于文献，新的考古材料的阙略，使许多问题，诸如亭制、乡里等机构问题也未能作深入的探讨。翦伯赞先生在其《秦汉史》著作中对西汉盐铁官的设置从郡官以下即语焉不详，甚至有所臆测。自王毓全先生《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一文发表后，聚讼纷纭，论争近三十年。而尹湾汉简一出，各项簿集中的有关记载，条理分明，系统有别，多年的论争问题开始明朗。新的史料，为秦汉史的研究拓了新的渠道，提出了新的课题。5、西汉术数类简牍研究的突破术数作为学科的类目，始于西汉。《汉书·艺文志》载：“（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录，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术数类包括天文、历谱、五行、龟占、杂占、刑法等。尹湾简牍中发现的术数类简牍，有如下几种：一是记于木牍之上的《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二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神龟占》、《博局占》；二是记在竹简上的《刑德行时》和《行道吉凶》。《元延元年历谱》和过去出土的西汉历谱相对，其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其一年中的四时八节、伏、腊、祭日记载齐全，为过去居延简中发现的历谱所未见。为我们研究西汉的历法又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实例。对于纠正《万年历》中的错讹将起到直接的校正作用。对于重构西汉朔闰表及历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6、《神乌傅》与文学史研究的突破《神乌傅》是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中唯一的一件文学作品。它写于 21支宽简上。出土时顺序散乱，其中18支书写正文，一支书写标题，一支字迹漫漶不清，所记或为此赋的作者或为抄写者。另有一支素面简。“傅”在汉代是“赋”的通假。《神乌傅》是创作于西汉晚期一篇佚赋，全文约 664字。它讲述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禽鸟故事。这是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非常完整的汉代俗赋，其风格和以往传世和新发现的一些属于上层文学上的汉赋相比，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更接近于民间文学。此赋以四言为主，用拟人化手法，讲述乌、鸟争巢的故事，与曹植的《鹞雀赋》和敦煌发现的《燕子赋》四言为主的写法如出一辙。它的发现把这种俗赋的历史提早了2000多年，这在古代文学史上特别是赋的研究上，大大地丰富了古代俗赋的研究内容。《神乌傅》的发现价值不可低估。它为汉赋增添了一个新的源头，它补充了古代禽鸟寓言文学系列中的又一个实例。使人们对这一类文学现象，从产生发展延续、变化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神乌傅》源流的观察，起到举一反三，提高人们对古典文学某些主题、题材、意象的产生、发展、继承嬗变的兴趣，从中总结出某些艺术思维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的视角。《神乌傅》是我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发现。补了费振刚先生主编的《全汉赋》的一个空白。更为重要的是《神乌傅》的发现与发表给文学史家一个新的反馈。研究文学史不能孤立地去注意文学现象，更要注意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曾出土《唐勒》佚赋的残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曾出土《楚辞》及辞赋的残简以及东海尹湾《神乌傅》的发现，将把西汉赋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文史一家”文学和历史双双携手，将会开辟出文学研究的新天地。这批简牍作为西汉末年内郡政府的文书档案，其细致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确为过去所发表的五类汉简（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罗布泊）中所仅见。这批文书档案出自一个确切纪年、明确身份的西汉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的墓中。文书档案，包括私人文书和汉赋佚篇都是墓主人生前特定地位应该掌握占有或保管收藏的档案和资料，完全可以排除随意制作的可能性。而作为陪葬品带入地下，不仅是汉代葬俗的反映，而且为了希企其仍然具有位宠职高一如生前的地位。因而又确立了这批简牍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尹湾汉墓简牍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对于秦汉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档案史、军事史、术数史、文学史、书法史、简牍史以及古籍整理和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都将提供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北大裘锡圭先生说：“对尹湾汉墓的简牍怎样评价都不过份。”尹湾汉墓简牍区区 4万余字，但文献价值极高，等待专家学者的继续研究。
法律分析：建国以来生育政策演变：1949 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分别为 1949-1953 的鼓励生育阶段，1954-1977 的提倡计划生育阶段，1978-2001 的严格收紧生育阶段和 2002 年至今的逐渐放开计划生育阶段一、人多力量大：1949-1953 年为鼓励生育阶段 。此阶段严格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毛泽东曾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提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人多就是力量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导致在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人口规模大幅超过预计。二、一个不能少，三个多了，两个正好：1954-1977 年为提倡节制生育阶段 。1971 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 作的报告”》中提出，“一个不能少，三个多了，两个正好”；1973 年 12 月， 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中提出“晚、稀、少”政策。三、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78-2001 年为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阶段 。1978 年 3 月， “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并在全国严格执行；1978 年 10 月，中央《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 年 9 月，中 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我国开始进一步收紧生育政策，将 1970 年代“两个正好”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和独生子女政策；1984 年 4 月， 中央 7 号文件提出“开小口，堵大口”，农村可以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 严禁超计划二胎和多胎。四、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2002 年至今为逐渐放开计划生育阶段。2002 年，政府推出“双独二孩”政策，即提倡一孩，经批准允许部分二孩，严禁超计划二孩及多孩；2013 年 11 月，外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2015 年中共十八届 五中全会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二个子女”，“全面二孩”政策推出。五、三孩政策：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条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四十九条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第五次人口普査的结果显示，xx%的流动人口集中在15——49岁年龄组，这说明育龄人口特别是年轻的育龄人口构成了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当前的流动人口，其群体特征、城市生活环境、制度环境已与以往的流动人口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可称为“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如此大规模的青年育龄人口的乡—城流动，其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和生育行为必将对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长率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了针对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査与半结构式个案访谈研究。20xx年xx月，我们分别在xx——xx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关于生育意愿的抽样问卷调査，有效样本xx个，回收率为xx%，其中男性占xx%，女性占xx%。问卷调査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针对生育数量意愿，平均生育意愿为xx。有xx%的人希望生一个孩子，xx%的人希望生两个孩子，希望生育xx个及以上的比例为xx%，xx%左右的人不想生孩子。
第二，针对生育性别意愿，多数流动人口对孩子没有性别偏好，xx%的人认为应该“顺其自然”，xx%的人希望儿女双全。相对而言，在男性流动人口中，男孩偏好多于女孩偏好；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多于男孩偏好。
第三，成本约束、为了孩子成长和情感需要已经成为主导新一代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以上结论说明了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呈现出理性的趋势，新型的生育观已经形成。
通过调査问卷的数据结果，我们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了更为客观的判断。但是，由于生育意愿属于人们的主观认知和自我判断，因此，要深入了解人们关于生育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真实想法，仅靠问卷调査是不够的。因此，在20xx年xx月至20xx年xx月期间，我们在xx和苏州对xx名18——31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其中男性xx人，女性xx人；未婚者xx人，已婚者xx人。
本研究通过个案访谈，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主要特点及其对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的预期，掌握他们生育意愿改变的程度和方式，深入探究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改变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城市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试图通过调査流动人口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来验证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这一趋势的实现程度，以及制度供给和社会环境能否支持流动人口新型生育观念和意愿的实现。
二、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现状。
流动人口一般想生育几个孩子，他们依然恪守传统生育文化的规定而呈现出显著的男孩偏好，还是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前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什么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是什么？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本文将分别从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意愿、外出务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四个方面，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做出判断和分析。
（—）生育数量意愿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无论是否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当访谈者被问到对孩子数量的预期时，大多会以经济负担和经济压力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在目前的生活环境里，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愿望。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大幅度增加，其中孩子的抚养成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住房、饮食、日常生活物品、教育等）是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的约束条件下，许多访谈对象认为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教育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都可以集中投入于一个孩子，这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今后的发展，而且也能减轻自己的经济压力与负担。我们可以从以下访谈内容中明显感受到这种认知倾向。
1、要一个，一个就好了，经济负担太重。（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只想要一个孩子。现在的经济条件嘛，社会现实、养育、教育一个孩子都非常难。
2、经济上开支很大，还有教育投入非常大，如果两个的话更麻烦。（访谈对象：SMMI，男，24岁，已婚未育）
虽然被问及如果在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是否会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意愿，有的访谈对象希望可以增至为两个，但是经济压力依然是他们首要担忧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生育行为过程中，他们仍然会根据其经济状况来进行生育决策：
3、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要了，负担太大，没精力也没钱。（访谈对象：TMMCC1，男，26岁，已婚，育有一男）
4、富裕的话我会生两个，穷的话我就只生一个。（访谈对象：SFMCO5，女，29岁，已婚，育有一女）
还有一些访谈对象认为精力投入也是决定生育孩子数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访谈对象认为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使得她们无暇顾及更多的孩子。
5、—个就够了，多了太累了，照顾不过来。孩子太多就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好，还影响工作。（访谈对象：SFMCI5，女，27岁，已婚，怀孕）
也有少数访谈对象在面临生育孩子还是职业发展机会的选择时，会明确选择优先发展职业。这表明在城市里生活的流动人口，受到城市社会情境与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也逐渐呈现出城市居民的特点，不仅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逐渐提高，同时，他们也更加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空间与发展。
6、有机会发展的话我要先发展，不要孩子，比如说有个机会在我面前，那肯定要发展，不选择孩子（访谈对象：TMUC4，男，19岁，未婚）
综合以上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预期，我们发现在孩子抚养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不断提高的约束条件下，孩子的质量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这说明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趋势，计划生育政策不再是决定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决策的主要约束条件。同时，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自我发展需要也成为许多流动人口在生育决策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反映出在城市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流动人口对自我发展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生活质量水平的预期都比以往有所提升。
（二）生育性别意愿。
流动人口对孩子的性别预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访谈结果表明，没有性别偏好、男孩偏好、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等其他一些不同性别组合偏好的现象都存在。但是针对性别偏好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与传统农村生育文化中普遍的男孩偏好明显不同的是，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大幅度地增加了。
1、性别无偏好。
少数访谈对象表达了对性别没有特别的偏好，他们对女孩和男孩的价值评价没有差别。
现在在农村里，男孩不孝顺的也有的是，女孩孝顺的也很多，其实要个男孩不孝顺的话还赶不上要个女的好，我要男孩女孩都无所谓。（访谈对象：SMUI1，男，21岁，未婚）
2、儿女双全。
希望儿女双全的访谈对象也不乏其人，同时获得男孩和女孩的收益（经济收益和心理收益），满足家庭和自己的不同需求，这十分符合中国人普遍希望两全其美的心理特征。
最多要两个，一男一女最好，能够儿女双全。（访谈对象：TMMS，男，25岁，已婚未育）
3、男孩偏好。
—些访谈对象认为农村里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对自己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虽然居住在城市社区，但是由于与农村社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性别偏好取向依然存在于在城市里工作的流动人口中。但是，就整体而言，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明显有所降低。
农村都这样，你要是都是女孩，别人会瞧不起你。（访谈对象：TMUS1，男，23岁，未婚）
我喜欢男孩子，女孩子长大了就结个婚，带个孩子，伺候公公婆婆。没什么出息。（访谈对象：TMMC，男，24岁，已婚未育）
4、女孩偏好。
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倾向于生育女孩的意愿，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出发点：一是相对于男孩，养育女孩的经济成本更低，例如不需要给女孩准备房子、养女孩更为省心等等；二是在某些方面，女孩的收益高于男孩，如女孩更为孝顺、体贴，女孩子更容易找到工作等等。在未婚、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的访谈对象中都有人具有显著的女孩偏好。
我想要女孩，女孩不用给她买房，我要生个男孩还得给他准备房子。（访谈对象：SFU02，女，19岁，未婚）
想要女孩。女孩贴心，而且女孩吧，也省心一点，男孩太调皮了。（访谈对象：SFUI3，女，25岁，未婚）
根据访谈调査结果，与生育数量期望明显受到经济状况影响相比，生育的性别偏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主导决定因素。换言之，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性别的认知取向与行为结果的因素是非常复杂和多维的。一方面是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另一方面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女孩价值的普遍提升，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女孩价值实现途径明显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的认知与决策过程，使其在生育性别选择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总之，虽然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造成了性别偏好组合的多样化，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更为理性的一面，他们对女孩的价值判断（资本收益和心理收益）已经更为客观和理性。
（三）外出务工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访谈结果表明，虽然流动人口仍保有传统的生育文化特征，但通过与那些没有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居民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现代生育文化正在逐渐改变流动人口的认知与生育行为模式。他们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孩子数量，也不再一味地只想生育男孩，而是更加趋于理性地结合自己经济收入和发展状况，通过对男孩和女孩在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实现及实现途径等方面的客观比较，来做出生育决策。
我家乡还是比较重视男孩，我感觉我的思想方面改变了，打工经历改变了一些想法。如果你没有到外面看看的话，就会听家里的安排生个男孩。但是你出来仔细一看，你就会改变一些想法。（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同时，相对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松散，个人生活空间相对扩大，隐私权能够得到一定的尊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压力（如生男孩家庭才有面子）得以缓解的现实基础。正是基于城市社区居住环境的特点，才使得流动人口在进行生育决策时，能够更多地关注经济状况而非生育文化的制约。
在家乡一定最好有个男孩，那边生男孩感觉名声上会好一点，生个女孩好像会被人笑话似的，在城市这边生活就无所谓了。（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城市融入过程不仅让他们改善了物质生活水平，也改变了他们所秉承的传统生育文化，为生育意愿的转变构建了良好的支持环境。
（四）生育意愿实现的现实基础。
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生育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父母的机会成本等）和间接因素（包括住房、看病等在内的城市生活支出）的影响。因此，如果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程度不高，制度供给缺乏或政府角色缺位都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难以实现。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
1、农村社区对流动人口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
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是流动人口与迁出地的农村社区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统的农村生育文化对流动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我们发现不少调査对象都处在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两种不同生育文化的双重影响中，有时候，他们必须在两种文化所产生作用力的夹缝中进行决策。以下访谈记录就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这一困境。
我自己不怎么特别想要男孩。但是怎么说，我百分之六七十想要男孩，主要是想到我老公家的情况嘛，要传宗接代，……主要是老人给的压力。（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通过以上访谈，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受到长辈、以及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各种联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那些具有现代生育观念的流动人口中的未婚者和已婚未育者，其目前的生育意愿和以后的实际生育决策及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希望孩子今后能立足于城市得以发展。城市的教育体制、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与机会要远远优于农村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普遍共识。
带过来把孩子放在城里抚养，我感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有希望。（访谈对象：SMMCS1’男，已婚已育者）
除了考虑教育环境和教育体制等因素之外，也有不少访谈对象意识到，如果将孩子留在家乡，隔代教育会产生很多弊端，同时也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这说明新一代的流动人口不仅关注孩子的学习，也逐渐认识到孩子在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应该运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并且开始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建立融洽的亲子关系。这表明流动人口已经具备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重视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
老人带小孩不是很好的。我们的父母嘛，文化程度比我们还要低啊。他们带孩子的话，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文明。（访谈对象：SMMCI1，男，27岁，已婚，育有一男）
尽管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学和接受教育，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在城市里孩子的教育成本很高，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也是流动人口难以将孩子留在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孩子读书一个月要很多钱，有时买衣服，吃东西，还有用的啊，还有其他什么的都加在一起，—个月800—1000吧（访谈对象：SFMO1，女。30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虽然流动人口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很强，但由于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过高，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流动人口迫切希望将孩子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教育成本压力过大的现实，使其愿望难以达成。
3、生育意愿实现的社会支持薄弱。
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但是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方面，还受制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状况。因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所处的城市生活环境、可获取资源的满足状况，以及遇到的主要困难，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同时，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进而影响他们对城市生育文化观念的接纳程度。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由于制度供给的短缺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他们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面临许多发展困境。他们在就业、住房、看病、日常生活物品支出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同时，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社会融入过程，也会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社会排斥和歧视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困境。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及所面临困境的客观呈现，能够进一步探求他们生育意愿形成、以及今后实际生育行为实现的社会机制。至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支持，很多流动人口并不愿意对政府做出评价，就那些做出评价的访谈对象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政府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是缺位的，流动人口缺乏来自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社会支持。
政府啊，我感觉政府好像离我蛮远的。（访谈对象：SMUS2，男，21岁，未婚）
从来没有听说过政府对我们有优惠政策，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是对本市户口，外地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也从来没享受过。我从来没有听说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有帮助，除非是特别困难的有帮助。（访谈对象：SFMCR3，女，24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的拉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使流动人口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收入和教育等都吸引着流动人口奔向城市；但是另—方面，城市生活支出的压力、制度供给的缺乏以及社会歧视的存在，又使得流动人口处于城市生活的最底层，难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困境对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使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预期出现一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由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社会支持系统还非常缺乏，因此，在流动人口较为理性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访谈调査，我们发现随着生活区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些新的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已初步形成。目前，孩子的抚养成本成为流动人口进行生育决策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当经济条件允许和照料资源充足时，流动人口倾向于将孩子放在教育环境更好的城市中养育。所以，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教育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很多访谈对象认为，为了保证孩子成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资源和机会，目前的经济收入难以支持两个孩子的生育决策。这反映出了在流动人口中，已呈现出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但是，由于城市生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大幅增加，使得流动人口愿意用质量替代数量选择的可实现程度降低，在孩子质量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第二，性别选择呈现出理性的一面。虽然有一些访谈对象仍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但是大多数流动人口已开始更为理性地反思这种偏好的实际收益。许多访谈对象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能够理性地认识到相对于男孩而言，女孩的成本支出（不需要为女儿准备房子）低，而收益（女孩子更容易找工作，女儿会更孝顺）却更高，因此，女孩偏好，或者没有性别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渐增多。
第三，个人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访谈对象在进行生育预期时，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的精力投入与时间成本。虽然这并非普遍现象，但是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生活理念，以及对自我生活空间的需求与城市社区文化更加契合。相对于孩子的抚养成本而言，个人的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虽然还不是生育意愿形成的首要影响因素，但其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第四，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显著。一方面，工作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使他们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远离了农村社区所传承的习俗和文化，尤其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村社区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还受到根深蒂固的农村生育文化的牵制。这种双重性特征，使流动人口呈现边缘性特征，他们一边接受着现代城市生育观念，一边仍受农村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流动人口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以城市为生活重心的判断，都会直接决定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之间存在差异的程度。所以，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生育意愿。
第五，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相应的现实基础。在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中，制度供给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不仅加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困难，也会延缓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现实转变过程。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影响，而制度供给的缺乏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历程从1971年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单独二孩政策顺利落地，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我国的生育政策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计划生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即按人口政策有计划的生育。1982年9月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是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到21世纪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做出了一些调整。由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到达适婚年龄，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放松。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五条 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给予重点扶持。国家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供捐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挪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费用。
（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
（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
（三）论文——引言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
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
（四）论文——材料和方法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
（五）论文——实验结果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
（六）论文——讨论是论文中比较重要，也是比较难写的一部分。应统观全局，抓住主要的有争议问题，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进行论说。
（七）论文——结语或结论论文的结语应写出明确可靠的结果，写出确凿的结论。论文的文字应简洁，可逐条写出。不要用“小结”之类含糊其辞的词。
（八）论文——参考义献这是论文中很重要、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一部分。列出论文参考文献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论文研究命题的来龙去脉，便于查找，同时也是尊重前人劳动，对自己的工作有准确的定位。因此这里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科学道德问题。
（九）论文——致谢论文的指导者、技术协助者、提供特殊试剂或器材者、经费资助者和提出过重要建议者都属于致谢对象。论文致谢应该是真诚的、实在的，不要庸俗化。不要泛泛地致谢、不要只谢教授不谢旁人。
（十）论文——摘要或提要：以200字左右简要地概括论文全文。常放篇首。论文摘要需精心撰写，有吸引力。要让读者看了论文摘要就像看到了论文的缩影，或者看了论文摘要就想继续看论文的有关部分。
楼主，给你个模版吧，在的hi我，发你邮箱里
现金流量财务分析毕业论文
在财务会计的学习中，我们通常需要分析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下面是关于现金流量财务分析毕业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财务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通过财务分析，有效利用财务数据信息，实现正确经营决策显得愈加重要。本文根据公司最近几年的现金流量表及相关资料，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其财务报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经分析发现公司目前面临的财务困难,主要在于负债结构不合理,短期偿债能力不足,此外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足。xxxx年公司通过与银行的合作,适当增加长期借款的比重使上述困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关键词： 企业,现金流量,财务分析
1公司简介
海特克液压有限公司是一家活跃于国内外液压行业及相关产品应用领域，集贸易于一体的股份制有限公司。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并同美国SUNNY公司进行了友好的合作。目前公司生产的主要（系列）产品有：叶片泵、内啮合齿轮泵、方向/压力/流量控制阀、比例阀等，并承揽各种液压系统/液压装置的设计和制造。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现对该公司的财务进行分析。
2现金流量表的分析
现金流量的结构分析
现金流量结构分析包括流入结构、流出结构和流入流出比例分析，下面以温州市HTK有限公司xxxx年年报为例加以说明。现金流量表分析的首要任务是分析各项活动谁占主导，如HTK公司现金总流入中经营性流入占，投资流入占，筹资流入占，说明经营活动占有重要地位，筹资活动也是该企业现金流入来源的重要方面。
流入结构分析
由于经营、投资和筹资活动均能带来现金流入，因此，就应着重分析流入结构。在公司经营活动流入中，主要业务销售收入带来的流入占，增值税占，由此反映出该公司经营属于正常。
投资活动的流入中，股利流入为0，投资收回和处置固定资产带来的现金流入占到100%，说明公司投资带来的现金流入全部是回收投资而非获利。
筹资活动中借款流入占筹资流入的，为主要来源；吸收权益资金流入占，为次要来源。
流出结构分析
该公司的总流出中经营活动流出占，投资活动占，筹资活动占。由于公司xxxx年未对股东进行现金分配，故公司现金流出中偿还债务占很大比重，使负债大量减少。经营活动流出中，购买商品和劳务占；支付给职工的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占，税费占，负担较轻，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比重较大。投资活动流出中权益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占，而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占。筹资流出中偿还本金占,其他为筹资费和利息支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企业的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较大，在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中，权益性投资又占最大比例，说明该企业的股权扩张较快。
流入流出比例分析
从HTK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可以看出：
经营活动中：现金流入量万元，现金流出量万元。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流出比为，表明1元的现金流出可换回元现金流入。此值当然越大越好。
投资活动中：现金流入量万元，现金流出量万元。
该公司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流出比为，公司投资活动引起的现金流出较大，表明公司正处于扩张时期。一般而言，处于发展时期的公司此值比较小，而衰退或缺少投资机会时此值较大。
筹资活动中：现金流入量万元，现金流出量万元。
筹资活动流入流出比为，表明还款明显大于借款。如果筹资活动中现金流入系举债获得，同时也说明该公司较大程度上存在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
作为信息使用者，在深入掌握企业的现金流情况下，还应将流入和流出结构进行历史比较或同业比较，这样可以得到更有意义的结论。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健康的正在成长的公司来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应为正数，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应为负数，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应是正负相间的，上述公司的现金流量基本体现了这种成长性公司的状况。
比较分析05年与06年1-6月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的比较分析
公司xxxx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负数,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补交了往年的应交税金,致使公司xxxx年该项现金流出大幅增加；二是公司进行了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了生产工序较长产品的产量,相应的在产品占用资金有较大增加；三是xxxx年以来部分生产原材料的价格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对公司的现金流量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压力；最后是公司为了保障将来的生产计划,而增加了一定的存货,使公司购买商品支出的现金有较大的增加。
从公司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析,公司xxxx年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产生的现金流入为496,527,元；而同期的主营业务收入为412,903,元,说明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的现金流入能力较去年有很大改善。另外,公司的产品结构调整今年将会逐步到位,预计今后公司的现金流量情况会逐步好转。
公司xxxx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6,851,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xxxx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8,540,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064,元,全年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值为4,624,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公司全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增加依靠筹资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量,此外对于处于发展期的制造业公司而言,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数属于正常的情况。再从公司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析,公司xxxx年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产生的现金流入为496,527,元,而同期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412,903,元,这说明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的现金流入能力较去年有很大的改善。综上所述,尽管公司自经营活动中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但随着产品结构调整的逐步完成,公司将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会有所改善。xxxx年1-6月,公司的现金流量状况已得到很大的改善,xxxx年1-6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2,531,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17,570,元。相信公司的现金流量状况会有进一步的改善。
公司目前面临的财务困难,主要在于负债结构不合理,短期偿债能力不足,此外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足。xxxx年公司通过与银行的合作,适当增加长期借款的比重使上述困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偿债能力分析
虽然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也能反映资产的流动性或偿债能力，但这种反映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真正能用于偿还债务的是现金，现金流量和债务比较可以更好地反映偿还债务的能力。
获取现金的能力是指经营现金净流入和投入资源的比值，投入资源可以是销售收入、总资产，净营运资金、净资产或流通股股权等。
销售现金比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销售额
比如，HTK公司的销售额为27632万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为1253万元，则：
销售现金比率=1253÷27632=，说明每销售一元，可得到现金元，该比率反映每元销售收入得到的现金流量净额，其数值越大越好。
每股营业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普通股股本
假如HTK公司普通股股本为7500万股，经营现金净流入为1253万元，则，每股营业现金流量=1253÷7500=元/股
这个比率越大，说明企业进行资本支出和支付股利的能力越强，如果企业超过了元/股这一限度，可能就要借款分红了。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是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现金的流入与全部资产的比值，说明企业资产产生现金的能力。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企业资产总额×100%
假定HTK公司全部资产总额为85000万元，则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1253÷85000=
如果同行业平均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为7%，说明该公司资产产生现金的能力较弱。
现金流量净额的分析
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大小推断企业经营活动的有效性及净利润的质量不一定正确。
实务中，很多人习惯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大小作为分析评价企业经营活动业绩，甚至净利润质量的主要标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大小，确实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业绩和所实现的净利润质量存在关联，但这种关联是不直接的，也不一定正相关（有时可能是负相关），关联度的大小则主要取决于不同企业、不同期间、不同经营活动项目的具体资金流转情况。因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大小，用来分析评价企业经营活动的有效性和净利润质量的可靠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恰当，为了说明问题，特举例如下：
例：xxxx年度，A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1350万元，主营业务收人为14 400万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15600万元，公司没有其他业务收入和支出，也没有预收账款；主营业务成本为10 020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14 630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87万元，xxxx年12月31日比xxxx年12月31日存货净增6091万元（其中付现5190万元）。
从上例，我们可以看出，A公司不但收回了xxxx年度实现营业收入所及的全部现金，而且收回了上年度应收未收的现金1 200万元，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状况应当说是很不错的，因此，至少从销售的角度看，公司的经营活动是有效的，所实现的利润质量也比较高。可是，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却为-1687万元，也就是说公司通过1年的经营活动，不但没有赚到现金，反而拿出了1687万元用于平衡经营活动所需的资金流。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当年实现的净利润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同事呢？通过分析xxxx年12月31日和xxxx年12月31日存货的余额，我们找到了答案：
原来公司是一家处于扩大规模过程中的花卉、苗木企业，花卉、苗木企业的特点是存货的周转期比较长。从播种到花卉、苗木上市销售所需的时间，短的需要6个月，长的则需要1-2年。如果没有足够的存货投入，公司的生产经营将难以为继。A公司xxxx年由于存货购入的现金支出比xxxx年净增了5190万元，这是导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比所实现的净利润少3 037万元）的主要原因。显然，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A公司xxxx年所实现的净利润已经以现金方式获得了较好的回收，而且为2007年及以后年度的生产经营活动作了必要的准备。因此，从总体上说，公司xxxx年的经营活动是有效的，所实现的净利润的质量也比较高，导致公司xxxx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的原因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增加（由于购买存货付现引起），而不是经营活动现金流人的减少；且该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增加是必要的，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通过对上面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务数据，但这个数据的具体利用，离不开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所有项目的具体考察，离不开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具体复核及对会计报表附注的具体分析。任何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其他会计信息割裂开来的做法都是不够恰当的，而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单独披露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而不加辅助说明，也会影响这一数据的利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产生误导作用。
3结论与探讨
综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现金流量表在分析企业财务状况时，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工具。在实际操作中，注意现金流量表分析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等财务报表分析相结合，可以更清晰、全面地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及发展趋势，了解其与同行的差距，及时发现问题，正确评价企业当前、未来的偿债能力、支付能力，以及企业当前和前期所取得的利润的质量，科学的预测企业未来财务状况，为报表使用者做出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
参考文献：
[1]欧阳光中. 项红周.《财务报表分析》
[2]郑兴华. 河北省廊坊市畜牧水产局
[3]刘晓庆 .《现金流量表及其相关信息的利用》
[4]陈光和.《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5]陈勇鑫.《现金流量表的分析与应用》
[6]应坦胜.《偿债能力分析与应用》
[7]张林 .《刍议现金流量表的结构分析》
[8]黄奕格 .《先进流量表财务分析的意义及结构和偿债能力分析》
[9]赵飞.《如何分析现金流量表》
[10]肖笑.《如何运用现金流量表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