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本科毕业论文

1、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今天津市）人，祖先于明朝永乐时期从武进迁至北京，落籍天津。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任校长。 2、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3、1904年（光绪三十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4、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5、1909年（宣统元年）6月，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中的一名。 6、1910年（宣统二年），梅贻琦进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习电机工程。 7、1914年（民国三年），梅贻琦毕业于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 8、1915年（民国四年），春季，留学归国。同年秋季，梅贻琦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9、1931年（民国二十年）10月，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10、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 11、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在由梅贻琦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 12、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梅贻琦回北平筹备复校，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 [3] 13、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他依然属意教育。 14、1949年，梅贻琦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任代表团首席代表。会后赴美。 15、1950年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翌年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 16、1953年梅贻琦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7、1955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8、1958年7月，梅贻琦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嗣兼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兴建核科学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 19、1959年，梅贻琦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 20、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 21、1961年2月，奉准辞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 22、1962年2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病逝于台大医院。

摘要：郭秉文提出的“四个平衡”的观点既是他的办学理念，也是他的大学教学思想。“通才与专才平衡”，可以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科学与人文平衡”，强调科学与人文并重，优秀民族文化与先进世界科学技术并重；“师资与设备平衡”，是说所谓“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国际与国内平衡”，是说要想把大学办成国内外的学术中心，就必须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以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南京大学传承了这些思想，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教学活动之中。 关键词：郭秉文；平衡；大学教学 “四个平衡”的思想是由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1879―1967)博士提出的。郭秉文将平生办学体验，归结为一个“平”字：“平，是治学治事的最好的座右铭。”办理大学，他认为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各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四个平衡，是郭秉文办学理念的高度概括。它渗透到并且体现在国立东南大学教学的诸多方面。 一、通才与专才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 在这方面，郭秉文与同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观点不尽一致。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谓“学问”就是学术中的“学”。蔡元培认为，“学”与“术”是有区别的，即“学”是学理“，术”是应用；“学”是根本，“术”是枝干。所以办高等教育应正确定位、合理分工、科学命名，如工、农、医等“术”科要偏重于应用，宜称“高等专门学校”：文、理、法等“学”科要偏重于研究，可称“大学”；“高专与大学”，“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层次的高低”。故他在北大校长任内，就曾将北洋大学的法科归并于北大，而将北大的工科调入北洋大学，并停办了北大农科，而只设文理科与法科，意在使“北京大学”集中力量办好真正的“学”科。北大的学科设置为不少大学所效仿。但是，郭秉文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大学与高专分立，意在以大学养成闳材硕学，以高专养成专门应用人才。盖不啻分文化与职业为两系，以大学居文化系统之首，而以高专居职业系统之首。言学理，其可批评者固多；言实例，则其制仿日本，而日本各高专，己纷起升格之运动。”郭氏认为，一所综合大学，可以既设偏重学理的学科，同时又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两者互补，相得益彰。按照郭秉文的这一思想创建的东大既设置了文理科、教育科，又设置了工科、农科、商科，学科之多，居全国之首。东大首任工科主任茅以升曾赞许说：“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笔者认为，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可能更多的是对“主义”、“学派”的接纳和政治态度、治学风格上的宽容， 而郭秉文则更加看重“学科”的组合、学科之间的交融和具有专门知识的“通才”的培育。 为了培养“通才与专才平衡”的学生，南高、东大一直都在选科制的框架内施行必修、“分组选修”、选修和“主辅系”等制度。 选科制，即学分制。当时规定，“每周上课及自修合2小时，历一学期者为1学分”，“修满120学分即可毕业”。南高、东大的选科制是一种包括了必修、分组选修和选修3类课程的选科制度。 必修课强调厚基础。例如，教育科规定了39个学分的“共同必修之普通学程”和12个学分的“共同必修之专修学程”。普通学程是：英文12学分，国文、体育、生物各6学分，世界大势、科学发达史各3学分，哲学入门2学分，社会学大意1学分；择业指导是零学分，但是必修。专修学程是：教育通论6学分，教育心理学大纲和教育统计各3学分。而各系也会开设一些必修课。如体育系学生还须学习社会学4学分，物理、有机及生理化学、无机化学各3学分，细菌学2学分。可见。必修课的覆盖面是多么之宽。 分组选修，其实是介乎必修与选修之间的指定选修。其基本做法是分成学科性质大体接近的若干组，每组包括若干系的课程，学生在每一组中都须选修课程，并且要达到规定的选修学分数。换言之，在每～组选修课程，是必须的；在组内选修何系的课程，是任意的。而且，该组中如有主系者，所选的这类4～8个学分，必须是其他系的课程。例如，文理科的学生，除必修国文6学分、英文12学分之外，还须从下列5组中选修，每组选修至少4学分、至多8学分的课程，从各组中选修的学分至少要达到30个。A组是国文、英文、西洋文学；B组是历史、政治、经济；C组是哲学、数学、心理学；D组是生物学、地学；E组是化学、物理。如以哲学系为主系的学生，选修C组的课程时，便只能在数学系与心理系中选择：国文系的学生选修A组课程时也就只能修读英文系或西文的课程，或者是兼选英文和西文系的课。再如，农科的学生须从下列4组的各个门或系中每组至少选修3个学分的课程：A组是植物学门、植物病理学门；B组是动物学门、昆虫学门；C组是土壤学门、作物学门、农具学门、园艺学系；D组是畜牧系、作物学系、农产制造系。同样，该组中如有主系者，所选的这类学分，必须是其他门或系的课程。中央大学继承了这一“分组选修”制度。 我们如果把每一“组”视作一种颜色，把每一门课程看成一种形状，那么，每一位学生“分组选修”的组和便是一份色彩丰富、形态各异的课程“套餐”。时至今日，这种“分组选修”仍然有其合理性和先进性。因为可供选择科目过少，达不到选科的目的，也难以培养基础宽厚的人才；如果可选科目过多，学生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地修读课程，便容易建构成畸重畸轻或者是四平八稳的知识结构，成为有较大知识缺陷或者是“万金油”式的毕业生。而“分组选修”这种让学生在学校精心设计好了的一系列经典性、通识性的“组合课程”中自主选择的做法，既可防止其仅好一科而不顾其余的过于狭窄的选课取向，又能避免其缺乏主见而随俗沉浮的短视性选课，是“必须”和“任意”的有机结合，是个人兴趣和成才需要的综合体现，是知识面与学科性的和谐统一，是培养既不空泛又不狭隘、既修人文又习科学、保持着“通才与专才平衡”的优秀人才的得力手段。 不难发现，这种“分组选修”制，与50年以后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开始实施的“核心课程”制度，无论是本质还是做法都是十分接近的。譬如，后者实施核心课程的一个坚定理念就是“每一个哈佛学生都必须在广泛的领域里接受过教育，同时又在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上受过训练”，这可看作是“专才与通才平 衡”；哈佛规定学生“必须离自己主修专业最远的8个领域里各修1门课程”，这与东大“必须选修其他门或系的课程”的规定一致，而且课程门数和学分数都旗鼓相当；哈佛选定的“核心课程”包括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辨析、量化推理、自然科学、社会分析，这与东大文理科的“组合课程”也是大同小异。 选修课则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根据特长、兴趣和需要来决定。不过，很多学生会利用“任意选修”的机会选择一个“辅系”作为自己的第二主攻方向。当时，东大规定，学生于本科(“科”相当于后来的学院)各系中自选一系为“主系”，然后由主系教师提出若干系，任学生选取其一为“辅系”。主系学程(即课程)至少要修得40学分，最多不超过60学分；辅系学程至少要选修15学分，最多不超过30学分。如学生分别将西洋文学和历史系，国文系和哲学系，地质系和物理系等等选作主系和辅系，或者是反之，便等于使他们拥有了两种求职谋生、服务社会的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许多南高、东大毕业生都认为这种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教育使他们终身受益。 在大学生还是万里挑一、研究生更是寥若晨星的民国时期，郭秉文等人就明确提出了大学生应该“通才与专才平衡”的观点。在我国业已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大学生已经成为社会普通劳动者的今天，“通才教育”、“通识教育”是不是应该被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大学教育的“重心”是否应该向着基础部分降低?“通识教育”的外延边界是不是可以放宽到专业课程以外的所有科目? 二、人文与科学平衡 人文与科学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开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需要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的复合性人才。例如，东大心理系即同时隶属于“文理”和“教育”两科；生物系则同时隶属于“文理”和“农学”两科，以期能收到人文与科学相互利用对方优势、吸取对方长处、依赖对方支撑之效。郭秉文以及同时期的陶行知等人力主教育学要“科学化”，强调把教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人才。第二是大学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又要吸纳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成为发展科学的重镇，成为人文精神与科学新知的交点，进尔培养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思维、既喜琴棋书画又好声光化电的高素质人才。 为了向学生施以人文和科学教育，培养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人才，南高和东大首先是设立了比较齐全的学科。 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东大文科设有国文、外文(包括英、德、法、日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系等；理科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地学(包括地质、地理、气象)等系；教育科设有教育、心理、乡村教育、体育等系；农科设有植物、动物、农艺、园艺、畜牧、蚕桑、病虫害等系；商科设有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保险、交通运输等系：工科设有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机工程系等。这为学校实施涵盖了人文和科学的通识教育提供了基本保障。就教学和管理而言，文、理、农、工、教育等科(商科办在上海)的教师可以相互兼课，如时任地学系主任的竺可桢除“本职”以外，就既给农科的学生讲授“地质学”又给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学生讲授“微积分”，从德、法留学归来的理科教授有时还会兼任外文系的主任；从选课制度上讲，学生可以自由地去学其他各科的课程；从开拓学术视野而论，学生可以去听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讲座；从学科渗透与交叉上来看，学生可以去看各科研究会所编辑的杂志。例如当时由各科学生研究会主办并公开出版的杂志就有《数理化杂志》、《工学丛刊》、《史地学刊》、《文哲学报》、《国学丛刊》、《教育汇刊》、《农业丛刊》、《体育季刊》等8种之多。这些流行于校园的杂志涉及数、理、化、文、史、哲、工、农、地、教育、体育等10多个学科，各有千秋，彼此影响，相互辐射。许多南高、东大毕业生都认为这种人文与科学紧密结合的教育使他们终身受益。著名教育家、史地学家、台湾中华文化大学的创立者张其昀先生认为他在南高国文系读书时受3位老师――哲学家刘伯明、历史学家柳诒徵和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的影响最深，他这3位大师给他上过不少的课。 其次，东南大学一直都在努力营造“人文与科学平衡”的育人环境和学术氛围。 当时，新文化运动风靡全国，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宣传“全盘西化”的论调也愈来愈高。为了抵制“全盘西化”论，东大教授吴宓、梅光迪、刘伯明、胡先骗、柳诒徵、汤用彤等人于1922年1月创办了以“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由于它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攻击而被指责为“复古派”杂志。事实上“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仅作空泛介绍的“灌输观”和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吸收的“全盘西化论”；所张扬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的旗帜。 足以能够证明南高、东大致力追求“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在被讥讽为“复古派杂志”的《学衡》出版的同时，近代中国第一个以“科学”标衔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所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刊物之――《科学月刊》也正在同～校园出版和传播着。耐人寻味的是，身为“学衡派”主将的留美教授胡先�等人又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这不能说不是对“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一个生动诠释。 “科学社”是以发展科学技术为职志的学术组织，1915年10月25日创办于美国，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赵元任、周仁、杨杏佛等人创建的。1918年包括社长任鸿隽在内的科学社成员大多学成归国，并应郭秉文之请，将科学社迁入南高校园，正式设立办事处，定名为“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南高的教授。大学与科学社虽然是两个单位，却形同～家，人员相互兼职、资源共享、密切合作，这对教学水平的提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都起到了互促、互补的作用。而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教学和研究的双重训练，这种实际是“校所联合培养”的教学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这种“用科学的精神办教育，用科学的方法育人才，教学科研相互促进，人才脱颖而出”的成功做法，成为南高、东大的一大特色，并使南高、东大因成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而闻名遐迩。也是由此，而“展开了中国科学的奠基工作，使南高、东大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 第三，为了实施“人文与科学平衡”的通识教育，东南大学采用“文理科”合设模式。 1920年1月，东大把数理化部与文史地部合并建成“文理科”。南高当时只有文史地、数理化2部，而且各部都有足够的实力单独设置，而东大为何偏偏要压缩编 制、合二为一呢?而且即便是在南高扩建为东大，另行设置了农、工、商、教育诸科以后，为何也一直没有将其基本班底――“文理科”扩编为“文科”和“理科”呢?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实，这里蕴涵着重要的育人理念，那就是实施通识教育，培养“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优秀人才。 这一思想明白无误地显现在东大文理科的课程设置上。东大规定，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除必修国文6学分、英文12学分之外，还须从本系之外的其他系中选修至少30个学分。例如国文系的学生就必须在英文、西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数学、心理学、生物学、地学、化学、物理等系中选修30个以上学分的课程，其中必须在英文系或西洋文学系、生物学系或地学系、化学系或物理系中分别选择4～8个学分的课程。 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传统，在南大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弘扬。例如，在匡亚明校长倡导下，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历时30年，编就了多达200部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被誉作“20世纪最为浩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工程”；近五年内南京大学累计获得1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10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全国绝无仅有。这就是对于“人文与科学平衡”思想的最好诠释。 为了传承郭秉文“科学与人文平衡”和匡亚明“打通文、史、哲。开办大文科”、“培养具有广博学识和多方面能力的通才”等先贤的教育思想，南京大学于2006年3月28日把基础学科教育学院命名为“匡亚明学院”。匡亚明学院按照大文科(包括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社会学专业)和大理科(包括强化部、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大气、数学专业)，将所有学科分为两大类。学生第一年在设置的大平台通修课程中进行学习，第二年在按模块(基地)设置的核心课程中进行学习。第三年学习专业核心课程，第四年学习选修课程、科研训练课程和写毕业论文。在一二年级，由学院统一组织教学和学籍管理，从三年级开始学生全部分流到各个院系。自2007年起，匡亚明学院的学生已由南大单独提前进行考试、自主录取或在优秀高考学生中录取。 三、师资与设备平衡 借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故人之谓也”，梅贻琦给人们留下了一句被广为引用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此前的郭秉文已经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师的珍贵价值。不过，在他眼里，所谓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那便是他的“师资与设备平衡”。 南高、东大培养人才的最成功之处，便是在国内外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使每个科系都具有国内一流的学术领导人，各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南高、东大，名师荟萃，盛极一时。近代史专家梁敬镦(和钧)曾在《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称赞：“东大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在南高和东大，大师级的人物真可谓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倒如，文科的柳诒徵、王伯沆、张士一、吴梅、黄侃、粱实秋、胡小石、徐养秋、吴宓、刘伯明、汤用彤、宗白华、方东美、梅光迪、楼光来、陆志伟、罗家伦，理工科的竺可桢、任鸿隽、胡刚复、熊庆来、叶企孙、吴有训、周仁、茅以升等，教育科的郭秉文、陶行知、俞予夷、郑晓沧、孟宪承、廖世承、艾伟、陈鹤琴等，农科的邹秉文、秉志、胡先骗、陈桢、陈焕庸、张景钺、过探先、金善宝、钱崇澍、戴芳澜等，商科的马寅初、杨杏佛、胡明复、孙本文等，当时都执教于此。外籍教师中，有后来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 Buck)等一二十人。大师们的人品学识、志趣才调、言谈举止，对于学生良好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治学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教育当然以师资为第一，但是物资设各亦不容忽视。东大初建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重点筹谋教学科研的条件改善。当时的师生已经具备这样的共识：图书馆是知识之宝库和自学之基地：科学馆是研究和学术之中心，而我国“数千年之教育性质，皆偏于文学、哲学与道德方面，而近世所谓试验教育，则百不得一焉”，而这正是导致我国近代科学滞后和科学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体育馆是健身和倡导体育之需――雅典的“阿卡德米”就是以体育场为核心的古希腊的高等学府，皆须优先考虑。图书馆、体育馆于1923年落成；而1927年竣工的专事研究的“科学馆”则可能要算当时中国大学中最大的科研楼。在经费奇绌、许多高校“索薪”风潮时有发生的20年代，东大能斥巨资兴馆建舍，添置先进的仪器设备和中外图书资料，既让人惊讶于学校的筹资有方――采取政府拨款、校董会筹资、社会募捐、银行贷款、外国基金会援助、校友捐赠等多渠道集资的办法，又让人钦佩办学者重视教学保障体系的战略眼光。此外，学校还拥有农业实验场100余亩，租用农场3000余亩，争取到北极阁气象台、中央观象台江宁测候所作为师生实验、实习的场所，并将玄武湖作为水生植物和鱼类的试验池；同时努力谋求理化实验室的充实和发展，并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之资助。学校考虑到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信息中心，遂将商科大学(即今上海财经大学之前身)开办于上海，以有利于培养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经济干才。凡此种种规划与努力，目的均在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培养各类合格人才。故东大毕业学生，大多具有较厚实的基础和较娴熟的技能，为社会各界所倚重。东南大学这种在办学过程中致力追求“软件”与“硬件”同步增长、课堂讲授与实验训练齐抓并举、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相互促进、专业训练与通识教育相辅相成的思路与做法，为社会急需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四、国内与国际平衡 经过几年的发展，东大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但是，东大的办学目标是不仅要成为中国教学、科研的中心，还应成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心。因为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所以他不仅广延具有真才实学的留洋博士、硕士来校任教，还不断派遣教师出国进修。当时东大共有教师220余人，其中留学出身的教师有140多人，已然占到总数的2/3。在理、工、农等学科，具有留学背景的教师所占比例更高，有些系科的教师甚至是清一色的留洋学者。同时，东大每年还必邀请多位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学或演讲。如美国教育界泰斗、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杜威1920年4月来校演讲《教育哲学》等，并与教育科师生进行多次座谈；同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实证派大师罗素来校作了《关于哲学》的演讲；1924年，印度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来校作了《中印文明》的演讲；同期，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德国新活力论创立者杜里舒等人也曾来校考察和演讲。东大希望藉此使东大师生调和文理、沟通中西，放眼世界、虚怀若谷，唯真是求、唯美力修，从而具备“钟山之崇高，大江之雄毅，玄武之深静”这样一种“国士”的风度和气节。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几乎都是以欧美大学为蓝本的，并且经过了一个引进、消化、改造和创新的过程。例如秉志所编《生物学》、《生理学》，陆志韦所编《心理学》，竺可桢所编《地学通论》，熊庆来所编《高等算学分析》、《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等教材，都代表着或者是趋近当时学科的发展水平。值得称道的是，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这些前沿性学科。可以说，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然成为我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所在。这对于学生拓展学术视阈，增强国际观念。培养合作意识，吸收世界新知，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也正是通识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 秉承这一理念，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以后又率先开启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闸门，创办了中国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开办的第一个教学实体――南京大学一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86年开始招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长期项目。迄今为止，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两校的这一首创性的合作，以及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运作方式在全中国仍是独一无二的(该中心已可授予硕士学位)。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聘请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教授为学生授课。中国学生由美国教授讲课，美国和国际学生则由中国教授讲课。中心内具有非常良好的中英双语环境，学生要用外语听课、阅读和写作。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在课堂与课后有大量和密切的交流，这些活动为他们形成出色的双语能力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运作机制，就是“国内与国际平衡”的传统在今日南大的精彩体现。 张大良，江南大学党委书记，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王运来，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扬裕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