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毕业论文悲剧美学

【摘要】悲剧历来被人们所推崇，相较于喜剧的诙谐与讽刺，悲剧更揭示出人性中幽暗不明的时刻，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和离解，其特点是壮美与崇高。本文对悲剧及悲剧作品进行探讨，试探其中蕴藏的美学意识和精神。 一、悲剧美学的理性分析 悲伤、悲剧和崇高都是具有“悲伤”意义的审美价值观,与“美”有着显着的差异。作为审美价值的类型,悲“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和悲伤,它可以使人通过感到悲伤而获得审美愉悦。因此它的产生要在“美”之后,因为只有在人类实践和理性能力发展的某个阶段,人们才可以反思他们生活中出现的“悲伤”。从中发现理想和前景,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和满足。在此过程中,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得到进一步构建,相对悲观的客体和主体相比具有审美价值。 “悲伤”作为，一种审美价值的主要特征是：首先，悲伤价值的载体一般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冲突的艰难过程和斗争，主要是艺术品的形式。该过程中的物体在形状和内力上比主体更大，更高或更强，并且对主体具有敌意。 虽然主体的外观和内力都低于客体,但在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中,它是无所畏惧的;其次,呈现给审美主体的悲伤直觉过程通常是困难的、曲折的、不幸的、悲伤的主题被压制、破坏和摧毁,是与审美主体的理想相悖的图景。但悲伤的主体必然要表达对象的征服和超越,表现出对自身力量的信心和肯定。因此,抽象表现出理想的前景,审美主体可以通过理性的理解实现超越,获得审美愉悦。 二、悲剧的美学意义讨论 （1）悲剧文学已进化的方式体现美。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语言是经过装饰的,而这份装饰就来自于人物的行动的表演,并对情绪产生净化。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谈到的情绪的具体表现就是恐惧和怜悯。恐惧既是指对某种对象的害怕与畏惧,也是指那种被恐惧的情节展现而让自身置身于恐惧的环境之中。而悲剧的目的在于引发恐惧,当恐惧产生,在人的情绪中占了极重要极大的位置时,便会促成行为的改变,从而具有了一些进行其他行为的可能性。而这些产生的可能性的留白便是美感所在。当畏惧剥夺了人们对现在赖以生存的信念,心安理得所从事的行为失去支撑的安全感,人们从悲剧中反思领悟自身,从而能进入一个新的澄澈的人生境界,从而最终体现了悲剧之美。 (2)悲剧文学所传递的真善美的人生伦理观。悲剧通过对主人公不幸与苦难的展示,唤起了受众们的同情、怜悯与爱,人们推己及人,身临其境般地感觉到主人公在命运的安排下所经历地种种,最终走向毁灭。人并不是十分恶,也不是十分不可饶恕,但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满分好人。这样的命运际遇使得观众对个体在命运面前的渺小无力产生深深的悲悯之情。而生活中的所有个体无一不处在这样的悲剧之中,所以这种悲悯的情怀是有普遍性的。怜悯个体,再有个体生发成推己及人的类推价值的普世价值。同时透露出一种对个人修养和国家政治的道德标准。悲剧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划清正义与邪恶的界限,探索人生在世的意义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这是非常深刻的人生问题。在悲剧中将真善美的价值观传递给受众。这也是悲剧的审美引导作用。 悲剧美学不是字面意义，这是美学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也正是两者之间的反差，形成了更加别致的美感。【摘要】悲剧历来被人们所推崇，相较于喜剧的诙谐与讽刺，悲剧更揭示出人性中幽暗不明的时刻，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和离解，其特点是壮美与崇高。本文对悲剧及悲剧作品进行探讨，试探其中蕴藏的美学意识和精神。 一、悲剧美学的理性分析 悲伤、悲剧和崇高都是具有“悲伤”意义的审美价值观,与“美”有着显着的差异。作为审美价值的类型,悲“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和悲伤,它可以使人通过感到悲伤而获得审美愉悦。因此它的产生要在“美”之后,因为只有在人类实践和理性能力发展的某个阶段,人们才可以反思他们生活中出现的“悲伤”。从中发现理想和前景,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和满足。在此过程中,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得到进一步构建,相对悲观的客体和主体相比具有审美价值。 “悲伤”作为，一种审美价值的主要特征是：首先，悲伤价值的载体一般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冲突的艰难过程和斗争，主要是艺术品的形式。该过程中的物体在形状和内力上比主体更大，更高或更强，并且对主体具有敌意。 虽然主体的外观和内力都低于客体,但在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中,它是无所畏惧的;其次,呈现给审美主体的悲伤直觉过程通常是困难的、曲折的、不幸的、悲伤的主题被压制、破坏和摧毁,是与审美主体的理想相悖的图景。但悲伤的主体必然要表达对象的征服和超越,表现出对自身力量的信心和肯定。因此,抽象表现出理想的前景,审美主体可以通过理性的理解实现超越,获得审美愉悦。 二、悲剧的美学意义讨论 （1）悲剧文学已进化的方式体现美。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语言是经过装饰的,而这份装饰就来自于人物的行动的表演,并对情绪产生净化。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谈到的情绪的具体表现就是恐惧和怜悯。恐惧既是指对某种对象的害怕与畏惧,也是指那种被恐惧的情节展现而让自身置身于恐惧的环境之中。而悲剧的目的在于引发恐惧,当恐惧产生,在人的情绪中占了极重要极大的位置时,便会促成行为的改变,从而具有了一些进行其他行为的可能性。而这些产生的可能性的留白便是美感所在。当畏惧剥夺了人们对现在赖以生存的信念,心安理得所从事的行为失去支撑的安全感,人们从悲剧中反思领悟自身,从而能进入一个新的澄澈的人生境界,从而最终体现了悲剧之美。 (2)悲剧文学所传递的真善美的人生伦理观。悲剧通过对主人公不幸与苦难的展示,唤起了受众们的同情、怜悯与爱,人们推己及人,身临其境般地感觉到主人公在命运的安排下所经历地种种,最终走向毁灭。人并不是十分恶,也不是十分不可饶恕,但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满分好人。这样的命运际遇使得观众对个体在命运面前的渺小无力产生深深的悲悯之情。而生活中的所有个体无一不处在这样的悲剧之中,所以这种悲悯的情怀是有普遍性的。怜悯个体,再有个体生发成推己及人的类推价值的普世价值。同时透露出一种对个人修养和国家政治的道德标准。悲剧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划清正义与邪恶的界限,探索人生在世的意义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这是非常深刻的人生问题。在悲剧中将真善美的价值观传递给受众。这也是悲剧的审美引导作用。 悲剧美学不是字面意义，这是美学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也正是两者之间的反差，形成了更加别致的美感。

悲剧理论首先是作为一种艺术理论而存在的，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悲剧是通过两种社会势力、两种对立的意志、理想和实践准则之间的冲突来表现出来的。我们从悲剧文学史中可以看到，悲剧主角虽在斗争中遭受到失败或牺牲，却并不使人悲观失望，反而能够鼓舞人们继续斗争。

因此,“悲剧精神的实质是悲壮不是悲惨，是悲愤不是悲凉，是雄伟而不是哀愁，是鼓舞斗志而不是意气消沉，悲剧的美，属于崇高和阳刚；正因为这样，悲剧才是战斗的艺术。”这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

悲剧的客观基础是人的苦难和死亡，所以，它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被当作苦难的同义词，然而，不是任何苦难都可以被称作引起悲痛感受的悲剧。对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坏人罪有应得的死亡多半会引起满意感,而好人意外的、并无高尚意义的死亡会令人感到恐惧。

扩展资料

悲剧就是指主体遭遇到苦难、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的最后迸发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最大发挥，也就是说所显示出的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性就是指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抗争本性；悲剧主体具有强烈的自我保存和维护独立人格的欲望，往往因为对现状的不满而显示出强烈的不可遏制的超越动机，并能按自己的意志去付诸行动，即使命运使他陷入苦难或毁灭境况之中，他也敢于拼死抗争，表现出九死不悔的悲剧精神。

悲剧渊源于古希腊，由酒神节祭祷仪式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颂歌演变而来。在悲剧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但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激情预示着胜利、成功的到来。悲剧撼人心魄的力量来自悲剧主人公人格的深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悲剧 （戏剧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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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自己写吧，这样不厚道捏。

悲剧艺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以其哀伤的叙事情节和悲愤的情感震撼人心。而中国悲剧艺术独特的文化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鲜明特征,它唤起人们对正义、崇高、良善的心理认同,激发人们对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 悲剧艺术从广义上讲,就是以悲剧故事为体裁的艺术形式;从狭义上讲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艺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各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在我国,关于“悲剧”一词,据考证直至晚清时才偶然在一些文论中出现。而古代文学往往把那些悲惨之作称为“怨谱”或“哀曲”;在民间,老百姓则称之为“苦戏”,这可以视为中国悲剧艺术的最初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悲剧艺术是有明确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反映的是人们在对苦难命运具有大致认同的基础上,怀着悲壮的豪情践履自己使命的情操。那些悲剧人物往往不畏险恶,甘愿为承担时代的苦难而付出,甘愿将其牺牲纳入道德的谱系中,牺牲者并因此获得精神的永生。同时,由于社会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和社会评价的标准也会各不相同,而道德标准的异化也会滋生痛苦哀伤的情愫,因此而在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道德生命同样会喷发出情感的岩浆,从而凝铸成悲剧艺术的基石。 中国悲剧艺术的艺术特征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人物的人格形象,是伴随着悲伤苦难而逐渐在大众审美过程中被不断接受和确立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悲剧艺术才总是有一种英雄的壮丽色彩,而在人们的情感反应中,也总是带着惊奇和赞叹的成份。悲剧艺术强调群体与个人二元价值的弹性选择,悲中有怨,怨中有悲,呈现出价值评判式的矛盾冲突的展示方式,从而构成中国悲剧艺术的独特模式。 一、叙事的冲突性。歌德说:“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如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为之伤感。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悲剧艺术的特征,即人类情感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归结起来悲剧艺术的根本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二是悲剧冲突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哀怨甚至焦虑、孤独、崇高、毁灭、死亡等情感体验;这些悲剧冲突的体验形式共同渗入作品之中,使作品的悲剧性在不同层面的体验之中显现出来。如《汉宫秋》以表现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冲突为主线,同时,爱情线索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也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爱情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便是怜悯和恐惧。因此,随着剧情的发展,到冲突的加速,作品呈现出了完整的悲怨情感的体验形态。对于悲剧冲突来说,由于其主要在于展开苦情的冲突历程,追求剧情的曲折性,即善恶、忠奸、正邪、美丑的多层次冲突,所以,得到的是悲愤激烈、凄惨的苦情审美效果。 二、审美的情感性。悲剧艺术鉴赏是一种审美情感,因而悲剧艺术的怜悯也是一种审美同情。悲剧艺术除了能唤起人们的怜悯外,同时能唤起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就好象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感到的是,面对某种压倒一切力量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它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感到敬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欣赏者欣赏悲剧艺术时,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入,会与主人公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境界,使人们感到振奋,产生快感。 三、题材的国民性。从悲剧意识上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悲剧《梁山泊与祝英台》,与在西方同样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刻画出的国民性就不同。两者结局虽大同小异,主人公最终殉情,但反映出的两位作者的悲剧意识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中国的“梁祝”最后终于“化蝶双飞”,是一种凄美的结局,更体现了一种“神往”的祝愿。而西方的“罗朱”最后的结局很平凡,也很实在,是一种值得人信服的结局,因而给人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中国悲剧艺术所表现出的悲剧结局和西方不同。西方悲剧的结局意在普遍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甚至恐惧,使人们的思想在悲剧冲突中得到提升。而中国悲剧艺术并不重视悲剧结局引起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它不主张人性在悲悯中得到净化,而总是在悲剧事件结束之后,又续接一段体现剧作家或观众的理想愿望的情节,使悲剧冲突得到淡化,理智地去调控由悲剧冲突引起的情感体验,使之渐趋平缓,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安慰,这不仅符合“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也符合中国大众传统的文化习惯和民族心理,正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① 中国悲剧艺术的大众审美价值 大众审美价值总是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艺术现象不同,审美价值就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悲剧艺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从对人性的透视和人类价值的评判中,来达到心灵共鸣、精神启迪的作用。 归纳起来,中国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想之美。亚里士多德最初在解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艺术,必须是能够使人发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树立对幸福人生的理想。悲剧艺术通过丑恶对美好的暂时的一种压抑,来强烈地展示美的最终和必然的胜利。实际上,悲剧艺术所显示的审美特性必然展现出一种对幸福理想之憧憬,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悲剧艺术中,人们面对失败的惨象,却有胜利的感觉。那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的失败,而不是怯懦者的屈服投降。因此,对悲剧艺术来说关键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选择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艺术。引起人们快感的不是痛苦和灾难,而是反抗精神和对未来美好的执著追求。 因此,悲剧艺术在无意间产生出合乎道德理想的深远影响。因为理想之美受到摧残时,又导致其被压抑的情感得以反弹,使人们从悲剧人物的苦难和毁灭中认识到真理,它能唤醒人们,鼓舞战斗,从而使人们的道德情感得到陶冶。 二、道德之美。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道德作用时认为,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人受到净化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驰,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带有社会的道德的思考。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悲剧作品不与道德有关。悲剧艺术具有道德教化的典型意义,藉此可以获得良好的道德启迪,有效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关汉卿的《窦娥冤》曾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作“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悲剧艺术名作。对其主要人物窦娥的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在她身上体现了对黑暗社会勇敢反抗、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物悲剧性格的完成,除了自身的生命要求遭恶势力压抑迫害所致外,也并不排除传统伦理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从她对妇女改嫁的态度和拒绝张驴儿逼婚的描述中可以体会出来:“日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哪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哪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哪里有上山来便化石?可悲可耻!”在这里,封建伦理倡导的“从一而终”的妇道成了女主人公抗暴的唯一武器,而促成窦娥悲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作品中却贯穿始终,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