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的悲剧是什么

建议看看诗经,因为上面的爱情诗有很多种,我也写国类似的小论文,把那些诗总结起来,比较一下,一定会有启示的哦

最近一个多月，一直在整毕业论文，每天都是写了删，删了写啊，反反复复的，不知道该如何写，害怕重复率高，又害怕自己写不好，每天忙的不可开交，大学四年，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么纠结过。每天面对的毕业论文，搞得自己脑袋都要大了，特别希望一觉醒来，毕业论文很完美的完成了。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被毕业论文整到崩溃了，因为我的毕业论文，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但是在我写了初稿之后交给老师老师竟然给我指出了很多毛病，甚至想让我改题目，但是现在我并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么多事情，我觉得我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论文1“身为下贱”的女奴们本不该有好的命运，大观园中的晴雯、司棋等却幻想着脱离苦海挣脱枷锁作和主人一样的人，这已经属于大逆不道为世难容之举措了。然而，司棋却偏偏有更不为世所容之举措：热烈地追求婚姻的自由！她的悲剧命运就是铁定的了。出于维护封建秩序的需要，封建礼教规定了一整套男女之间的行为规范，把社会政治的紊乱和道德的沦丧，都归到妇女身上，美丽的女人总是被称为“祸水”，大者祸国，小者伤身。这样的社会根本没有爱情合法存在的权利，而且被视为异端，当作盗贼加以防范。如果越出其防线，就被认为是最没廉耻的“私情苟合”。所以，在爱情被禁绝的情况下，女子所遭受的摧残戕害较男子要严重得多。所谓“男女大防”，主要是防女子，男子如果犯了此条，尚有被宽恕的可能，女子则绝不为世所容。生活在大观园里的司棋，自然不可能对她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作出理性的概括与认识，但是那个时代对妇女的深重压迫，尤其是对爱情自由的残酷打击，她是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荒谬的不正常的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制造了种种惨剧，同时也逼着痴情的男女青年不断地奋起反抗，涌现出许许多多令人赞叹不已的爱情故事。弱女子司棋，却居然敢于在大观园里扯旗造反，逆礼教之规范而动，公然要爱我之所爱，司棋对她和潘又安私约幽会所担的干系是非常明白的。司棋的这种反抗是面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反抗。而她那稚嫩的肩膀是无法承受的。所以，当鸳鸯无意发现她们幽会时，那潘又安是“磕头如捣蒜”，司棋则把鸳鸯拉住苦求，哭道：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要紧！一次幽会，竟与生命攸关。两个恋人惊吓得到这等地步，说明爱情的绝对不能自由，谁触到这种“伤风败俗”之事都逃脱不了严厉的惩罚。少女鸳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之事，羞、惊、怕，同时袭来，“出了角门，脸上犹红，心内突突的乱跳。”她亦认为：这事非常，若说出来，奸盗相连，关系人命，还保不住带累旁人。横竖与自己无干，且藏在心内，不说与一人知道。她虽然当即表示：“你放心，我横竖不告诉一个人就是了。”而司棋的心仍然高悬着，“茶饭无心，起坐恍惚”，以至“一头躺倒，恹恹的成了病了”。鸳鸯得知一个小厮逃走，司棋病重，料定是二人惧罪，因此反自己立身发誓，与司棋说：我若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现报！你只管放心养病，别白糟踏了小命儿。鸳鸯再次的宽宏和善意，使司棋十分感动，生要立长生位，死要变驴变狗报答，让我们看看这位无助少女的血泪泣诉：如今我虽一着走错，你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你就是我的亲娘一样。从此后我活一日是你给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后，把你立个长生牌位，我天天焚香礼拜，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我若死了时，变驴变狗报答你。在那令人窒息的精神环境里，一个完全无靠的孤弱少女，怎么能不胆战心惊。鸳鸯肯替她遮盖，能保全她的名声，又怎能不感激涕零，并视之为再生父母呢？这不能简单地看作软弱，或者是对坚贞爱情的后退，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忏悔。不是，当然不是。司棋要生存，要享有爱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保护自己，不作无谓的牺牲。她其时心中还怀着深重的期望，希望能与潘又安重新相聚，白头偕老。尽管这个象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的梦很难圆上，但却是司棋屈辱求生的力量来源。为了爱情司棋有过哭诉求告，也寻求过可能的庇护，而这一切都是虚幻的靠不住的。抄检大观园，司棋和潘又安的信件和信物被抄出，司棋被看管起来，过了两日司棋便被逐出大观园。周瑞家是这样传达命令的：太太们说了，司棋大了，连日他娘求了太太，太太已赏了他娘配人，今日叫他出去，另挑好的与姑娘使。她说着，便命司棋打点走路，没有丝毫缓和余地。迎春能有什么办法，虽然亦“含泪似有不舍之意”，“数年之情难舍，但事关风化，亦无可如何了”。“事关风化”四字，有万钧压力，同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名是一样的。司棋本抱着幻想，如“实指望迎春能保赦下的，只是迎春言语迟慢，耳软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希望迎春保赦是幻想，以为迎春不能作主也是误断。事实上不惟迎春无此能力，得宠如宝玉亦无此能力。事关“男女大防”，统治者不会仁慈的。至此，司棋始真正知道被斥逐是不可免的，她只能哭着说：姑娘好狠心！哄了我这两日，如今怎么连一句话也没有？这却逼得迎春说出更令人寒心的话：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大不是，我还十分说情留下。岂不连我也完了。迎春不能替司棋讲情，除了懦弱苟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自己的名声。“事关风化”，“我还十分说情留下，岂不连我也完了”，都充分说明她所承受的压力之巨大。无论怎么说，司棋是她的丫头，而且是在她闺房附近抄捡出了那些爱情的“脏证”，她能辞其咎么？司棋虽对迎春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仍幻想迎春能在她离开大观园后庇护她，临别前又向迎春耳边说：“好歹打听我要受罪，替我说个情儿，就是主仆一场！”迎春答曰：“放心”。其实，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迎春，对司棋又何来什么庇护呢。司棋能放得下悬着的心么？贾府的宠儿贾宝玉虽于女儿们无限同情，但当恶势力向她们张开无情的黑网时，他也是莫可奈何。司棋的泣诉求告，是为了爱情的挣扎奋斗，面对整个礼教的压迫，她的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活下去，艰难地活下去，屈辱地活下去，爱情才有实现的可能。这里我们看到司棋的一个重要方面：韧。她忍辱负重，不屈不挠，执着地追求爱情，力求将难以圆的梦圆起来。她承受的压力太大了，但她却奋力承受了一般女子难以承受的重压，她的韧性是令人钦敬的。“大旨谈情”的《红楼梦》正是以宝黛爱情悲剧的描写而成为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在中国爱情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红楼梦》宝黛爱情的构想和结局处理，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红楼梦》有关爱情的内容占据着很大篇幅，除宝黛钗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之外，尚有柳湘莲与尤三姐、秦钟与智能、贾蔷与龄官、贾芸与小红、彩云与贾环，以及围绕着贾宝玉展开的各种爱情纠葛，诸如与晴雯、与妙玉、与湘云、与袭人等等，历来为评家所注目。然而，对司棋和潘又安的爱情，不仅注目者少，而且未尝没有贬抑或忽略者。这应当说是很不公道的。事实上，在那样的时代，司棋、潘又安的爱情具有震撼人们心灵的巨大意义。司棋同潘又安的爱情是纯真而深挚的。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爱是感情的契合、并未受到外部诸种条件的侵蚀和制约，也可以说他们的爱情是一种真纯的无污染的爱情。《红楼梦》写宝黛爱情虽然力图摆脱郎才女貌的旧套子，把爱情的基础放在共同思想志趣上，作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还不能说已彻底涤荡了旧的加在婚恋问题上的种种污泥浊水。才子佳人的雾霭仍然笼罩着宝黛爱情，而柳湘莲和尤三姐的爱情更深陷在此类泥淖之中。司棋和潘又安却彻底摒弃了这种传统的择婚条件。他们的爱情散发出来的是醇厚质朴的自然芳香。没有条件，没有造作，完全是心灵间的撞击和回应。小说第七十二回写道：原来那司棋因小儿和他姑表兄弟在一处顽笑起住时，小儿戏言便都订下将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的品貌风流，常时司棋回家时，二人眉来眼去，旧情不忘，只不能入手。这虽系小说家的交待笔墨，倒也将司棋与潘又安二人爱情缘起和发展说得很透彻。从小儿私订终身，长大来旧情不忘。他们的爱彼此没有提出什么条件；亦不从属或附属于什么。独立，自主，真纯，是他们爱情的主旋律。司棋他们的爱是以情为基础的，两情所钟，自订终身，久而弥笃，所谓“旧情不忘”，实为新情况下情感迸发炽烈之意。然而，他们的爱却受到礼法的强烈的阻遏，无法畅其意，不能自由表达，而他们却于心底里加意培植，使原来萌发的并不强烈的爱情发展成为难以割舍的情爱。在家里短暂的相逢，爱情的河流渲泄不畅，“又彼此生怕父母不从，二人便设法彼此里外买嘱老婆子们留门看道，今日趁乱方初次入港。虽未成双，却也山盟海誓，私情表记，已有无限风情了。”在荣府和大观园里，象司棋这样私约幽会表现深挚爱情，应该是尚属首例。宝黛之间那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欲言又止，说此指彼的缠绵爱情，固然引起人们无限的同情，而司棋、潘又安这样赤裸的炽热的爱恋，所表现对爱情的自主意识和果敢行为，似乎更应引起人们的同情。作为一对奴隶，这样热烈的追求爱情是尤为值得称赞的。他们的幽会偷情同公子小姐们是不同的，不仅风险大，而且无人庇护。抄检大观园的策划者之一是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王善保家的，她是一个极可憎的女奴头儿。她当然想不到，被她的谋划打击最重的（就抄检本身来说）竟是她的外孙女，掌嘴打脸都洗不掉奇耻大辱，她更想不到极度重压下的司棋却那样的刚强。司棋与王善保家的，颇有点类似于探春和赵姨娘，一个极美，一个极丑。所以，对司棋的评断决不应受王善保家的干扰。从司棋的箱子中查出一双男子绵袜、一双缎鞋，一个小包袱，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一个字帖。那帖儿上写道：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察觉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袋两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又安拜见。我们仿佛看到两颗热恋着的心，他们需要彼此的抚慰和交流。这是天然合理的要求，却没有一个能让他们倾吐的机会和场合。他们只好自己去寻找，所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都是封建礼都禁绝爱情逼出来的。司棋在为鸳鸯惊散后，并未采取转移措施反而珍藏着潘又安送给她的东西，看出她爱情的坚贞，被抄出后，凤姐眼里的司棋是：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倒觉可异。本来是正当的，有什么可畏惧惭愧的，凤姐反觉可异；如果畏惧惭愧了，反而是不正常的，凤姐倒会认为不可异。这就是那个社会荒唐的逻辑。我们已说过女子在婚恋问题上承受的压力远比男子为重，从司棋爱情遭际中也证明了这一点。潘又安的出走，给她的打击也是非常沉重的。她把全部情爱都给了潘又安，对他寄于极大的希望，但是“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没归家。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呢。”充满希望的司棋听了“气个倒仰”，心里展开了巨大的波澜：纵是闹了出来，也该死在一处。他自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见是个无情意的。这是司棋第一次说到死情，她之所以不惧不惭同这种决绝态度是一致的。她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对情忠贞专一。她因为惊吓，又添了这一层气，就患了一场大病。接踵而来的便是被逐出大观园，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但对爱情的忠贞却矢志不渝，没有丝毫的动摇。“自从司棋出去，终日啼哭。”这信息说明，司棋一直在等潘又安，“终日啼哭”既是二人情深，又含有对潘又安的怨恨，一语未留，便夭夭外逃，司棋的心里痛苦难诉，只能以哭发泄。而她自己情有所专，委屈、怨愤，也只有诉之于哭。这段日子用这样四字概括是简略了，未能将其悲苦充分揭示出来，令人遗憾。当她得知潘又安回来时，郁积胸中的爱情之火猛烈地喷发出来了：谁知司棋听见了，急忙出来老着脸和他母亲道：“我是为他出来的，我也恨他没良心。如今他来了，妈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亲骂他：“不害臊的东西，你心里要怎么样？”司棋说道：“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我就是他的人了，决不肯再失身别人的。我恨他为什么这样胆小，一身作事一身当，为什么要逃。就是他一辈子不来了，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妈要给我配人，我原拼着一死的。今儿他来了，好问他怎么样。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妈前磕个头，只当是我死了，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就是讨饭也是愿意的。”这是一段极平实的话，没有士大夫掉书袋的斯文，也没有才子佳人卿卿我我的诗意，然而却是铮铮作响的爱的纲领，是一个奴隶敢爱敢恨的宣言。司棋一连讲了三个“死”字，表明她在长期屈辱之后，决心以死殉情的。这种表白爱情的方式，以士大夫眼光审视，一定会感到浅露不含蓄，甚至会以为缺乏爱情的韵味，不能列入到真正的爱情行列中去。那当然是一种偏见，是对奴隶们爱情的贬抑。司棋这种火辣辣的热烈深挚的爱情，灼烧着自己的心灵，同时也激发着将爱情深埋心底的少女少男们追求的勇气。司棋敢爱，爱得专一，爱得真纯，爱得永恒。她的爱，不为权势所屈，不为金钱奴役，她爱潘又安，这便是一切。愚钝的妈妈不能理解女儿这颗高远的心，寻常看待女儿的愿望，“你是我的女儿，我偏不给他，你敢怎么着。”这就成了司棋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那知道那司棋这东西糊涂，便一头撞在墙上，把脑袋撞破，鲜血直流竟死了。一个刚烈的女奴走到了爱情的尽头，用自己生命唱出了一曲嘹亮的爱情之歌。她看到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她要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她不想依附随顺谁，不想让他人任意摆布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比她的主子贾府二小姐迎春要高得多，活得也更有价值，她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救过她的鸳鸯，终究不敢表达她的爱，虽在众人前很有脸面，却摆脱不了殉主的悲剧，她缺少的是司棋的人格主体意识。被人们特别高看的晴雯，自我主体意识是强烈的，但是却让人感到她身上那种对男主人宝玉的依附性，以及过多的娇小姐之类的脾性，太类似林黛玉而属于才子佳人型了，反不如司棋质朴刚烈无有脂粉气。那位尤三姐亦够刚烈的，她的爱情选择虽有自主的一面，究竟还未脱才子佳人的樊篱，冷郎君的对她的回报亦不过遁入空门而已，远不能和潘又安相比并。潘又安亦是一位淳厚多情的真男子，当司棋触墙而死，其母要他偿命时，他却说出一番令人震惊的话：你们不用着急。我在外头原发了财，因想着她才回来的，心也算是真了。你们若不信，只管瞧。说着，打怀里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饰来。同司棋一样，他是为人而来，为情而来。司棋是有眼力的，她情系于这个钟情男子是值得的。他在回答“你既有心，为什么总不言语”时，说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杨花，我若说有钱，他便是贪图银钱了。如今他只为人，就是难得的。我把金珠给你们，我去买棺盛殓她。潘又安重的是情，为的是人；司棋也只为人为情，他们都是难得的。他们的爱情才称得上是纯真无邪，美好高尚，没有丝毫的伪饰矫情。从这一点看，可以让大观园里所有的爱情都黯然失色，而这恰恰是被人们忽视贬抑的奴隶们之间的爱情。潘又安对司棋的忠贞也是出人意料的。为盛殓司棋他叫抬了两口棺材来。司棋母亲诧异，问他“怎么棺材要两口？”他只笑道：“一口装不下，得两口才好。”司棋母亲看他“又不哭，只当他是心疼的傻了。岂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错不见，把带的小刀子往脖子里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的母亲懊悔起来，倒哭得了不得。”司棋死后，潘又安就决心以死相报，他不动声色地安排好一切，特别是盛殓了司棋，了无牵挂，便殉情而死。司棋死而有知，当额手相庆，有潘又安这样一位值得为其死的男子而死是死得其所的了。司棋和潘又安的爱情在大观园内外孕育成长，成为一枝独秀当其应当怒放结果的时候却无可挽回地凋逝了。不错，他们的爱情是世俗的，惟其为世俗才具有真纯的圣洁。然而，在世俗眼里却又是那样的不可理解，连聪明绝顶的王熙凤也诧异地说：那有这样傻丫头，偏偏的就碰见这个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东西来，他心里没事人似的，敢只是这么个烈性孩子。如果不怀偏见，把奴隶也当作人来看，司棋与潘又安爱情的价值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司棋的爱情，作为宝黛爱情陪衬之陪衬，也并没有给予应当有的位置，更不必说大力张扬了。纵观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如此大胆、真纯、圣洁、炽烈、醇厚的奴隶间的爱情有过么，据我看即使有也不多，更无有他们光焰如长虹接天触地之伟大气势。但是从全书看只不过是陪衬而已，就后四十回言也是归结故事交待人物结局而已。然而，却居然产生了深刻的艺术魅力，使人过目难忘。必须提到一点，贬后四十回者总是说其语言文字比不上前八十回，人物性格也常常走了样，读过归结司棋这段文字的都会得出否定的结论。虽然仅是一个婆子转述故事，但是人物的性格情态神韵，无不立体的雕塑一样的耸立在人们面前，司棋、潘又安重情重人以死殉情的真纯圣洁使人可以感觉触摸，司棋妈的势利、心中无人、眼里有钱的卑微虚假可悲可怜也让人有灵魂出窍的感受。这种一击两响、一声两歌的妙笔，创造出的艺术境界，给予读者的审美享受是丰富的多样的。

《红楼梦》第九十二回有这样一段故事。 自从司棋出去，终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来了，他母亲见了，恨得什么似的，说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语。谁知司棋听见了，急忙出来老着脸和他母亲说道：“我是为他出来的，我也恨他没良心。如果他来了，妈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亲骂他：“不害臊的东西，你心里要怎么样？”……他妈气得了不得，便骂着哭着说：“你是我的女儿，我偏不给他，你敢怎么着。”……那司棋便一头撞在墙上，把脑袋撞破，鲜血直流，竟死了。他妈哭着救不过来，便要叫那小子偿命。他表兄说道：“你们不用着急。我在外头原发了财，因想着他才回来的，心也算是真了。你们若不信，只管瞧。”……“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杨花，我若说有钱，他便是贪图银钱了。如今他只为人，就是难得的。我把金珠给你们，我去买棺盛殓他。”……那里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两口棺材来。司棋的母亲看见诧异，说：“怎么棺材要两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装不下，得两口才好。”司棋的母亲见他外甥又不哭，只当是他心疼的傻了。岂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错不见，把带的小刀往脖子里一抹，也就死了。 在《红楼梦》中，另有二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剧，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一个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另一个是柳湘莲与尤三姐。前者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电影、电视、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等等都表现过了；后者据我所知，也有电影和戏剧。而这第三个爱情故事，只有看过《红楼梦》原著的人（也是要看得很细）才会有记忆。我看了原著后，对这一段爱情悲剧的记忆非常之深刻（不知其他的读者看后，有没有我的这种感觉）。在《红楼梦》中，对这段爱情悲剧的描写着墨不多，有些情节，甚至于是通过其他人的嘴说出来的。这正是《红楼梦》的基调，用平谈的口气，讲一段如泣如诉的故事；用平常的语言，控诉和着血和泪的封建礼教。 这里，有一件，我始终也没搞明白。像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剧，怎么就没有人把他另外再著书或也拍本电影、电视什么的？我想，如果让有文字功底的作家或有激情的导演编成书或拍成电影、电视；则绝对不会逊于《罗密欧和朱丽叶》或《铁坦尼克号》的。 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写或做呢？ 原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司棋和他表哥的爱情是市井小名式的。司棋是一个小小的丫鬟，按“荣国府”的主子们的话说，是一个“拉出去随便配一个小子”式的人物。而中国现代的文人们，却大都热衷于描写波澜壮阔的场景或叙述大人物的故事（市场经济时代）。 不信吗？你现在就可以打开你家的电视，看看有多少个电视台在反映平民的生活，讲述普通老百姓的故事的。反正，我家的电视，播放最多的是二种戏；一种是：警察；另一种是有辫子的人的故事。警察我暂且不说，光说那有辫子的清朝戏。我一看见播放对清朝皇帝歌功颂德（或者是英明果断）的题材，气就不打一处来。为何？悲呀！我直想哭！在哪个年代，我们都是“亡国奴”。 小学的时候，我对我国的历史是非常地骄傲的。何也？想想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征服半个欧亚大陆？十字军不能，拿破伦也不能。能的只有我中国人和德国人。及至到了读大学，才明白了一件事，原来征服欧亚的并不是我们原来的中国人（或者说是汉人）；而是蒙古人。我们汉人也是被蒙古人征服的对象之一。后来蒙古人汉化，才会有中国的成吉思汗征服欧亚的说法。要说是中国人征服欧亚的话，其实俄国人更有资格说这一句话；因为，俄国人比我们更先做了亡国奴。 做一个比方，假如八年抗战我们没有胜利；假如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而再过了百年或千年后，日本人也被我们汉化了。是不是我们也能说：当初，我们中国人征服了整个东亚，包括整个东南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哪些为抗战而牺牲了的烈士们的血可就全是白流了！ 纵观中国的古代史，是一部和着血和泪的史诗。我们一直都有“强汉盛唐”的说法；汉真的是强？唐真的是盛了吗？其实未必！请看，汉时的北方，匈奴侵犯我们的次数还少吗？如果真的是现在所说的“强汉”的话，则就不会有“昭君出塞”的故事了。用一个女人的身体，去换回一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和平，这也只有中国的皇帝才会想得出来做得出来的。再来看“盛唐”，一个小小的安禄山，便使一代香魂饮恨黄泉，一段千古奇恋悲剧告终；而从此之后，所谓的“盛唐”就注定了走向灭亡。看看杜甫的诗，就能感悟出很多的东西。 其实，中国人（或汉人），一直都是受着来自北方的民族侵略的。秦始皇筑长城；苏武牧羊；张骞出塞等都和北方的民族战争有关。到了元朝和清朝，则更不用说，直接就被外族所统治了，汉人成了第三等的奴隶。 如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值得骄傲的地方的话，唯有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至伟的文化。没有这一点，蒙古人不会被我们同化，满族人也不会被我们同化。中华民族就好比一棵根扎得很深的大树，无论树枝树杆被砍成怎样，只要有民族的文化作为营养，等到春风又起的时候，树还是哪棵树，叶还是哪张叶，花也还是哪朵花。 所以，在外族侵略我国的民族中，我最恨的就是满清（成吉思汗仅仅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因为，他们也已然懂得了，要想留住他们的根的办法。那就是，消灭汉文化！ 下面我摘录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中的一段文字，供大家思考。 “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宁元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宁元本或校宁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全书，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以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先生在文中用了宋本和清本作了对比，这里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不列举了） 先生的文笔真是一针见血，道尽了满清政府对我汉文化篡改的目的。他们不但在身体上对我汉人进行奴育；直至在精神文化上也同样。 下面再作一个比方：假如我们还是受到日本人的蹂躏；假如日本人对我们的统治站稳了。百年或几百年后，由于我们伟大的汉文化也同化了日本人，我们会不会也拍一些电影、电视对日本人称颂呢？ 我想，如果哪个文化人或导演忍不住寂寞，一定要写或拍些有辫子的人的事和戏的话，则大可体现一点我们汉人的民族气节或满清政府腐败的作品。比如“洪秀全”，比如“八国联军”等等。这样多少能激起一点我们的爱国热情；让我们知道，一个民族必须强盛的理由。唐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文章的最后，让我再引用鲁迅先生的一段文字来结束我的观点。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

刚强不阿 理性抗争——也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内容摘要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试图通过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的探讨，进一步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关键词:悲剧根源 探讨 封建礼教 殉情 理性抗争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淫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淫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淫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参考文献：1 . 余冠英选注 1953 《乐府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2 . 李因笃、陈祚明等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孔雀东南飞》3 . 孙志凌 《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 河北《语文教学之友》4 . 游国恩等 《中国文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5 . 金伟源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

看着那些字真的是头疼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改了，但是那个话不管怎么变重复率还是那么高，但是大体又不能发生变动，自己只能在那里扣字眼，那段时间眼睛都要看直了，真的是被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怎么要求就那么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