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选拔人才实例研究论文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ッ髑迨贝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注释：[1] , and ,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 [2] Empire:Bureaucracy.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13] 关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及个性发展（现代化）进程间的关系，详见注[10]秦晖，25-31页。

以下是百度文库中的资料，楼主只要点击链接即可下载：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其影响科举制度（一部介绍中国古代科举的文献）中国古代文学常识(五)——科举制度新手上路，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__^*) ！

何为人才？有才能的人即可为人才！下面是我分享的人才议论文素材，一起来看一下吧。

(1)引言

不重视人才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不重视人才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能用人者，无敌于天下。”未来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较量。我们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大力重视人才的培养，重视发挥人才的作用。

(2)事实论据

骆宾王年少才高

骆宾王是初唐有名诗人，同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被称为“初唐四杰”。

骆宾王七岁就能写诗，有名的《鹅》篇就是他七岁时的作品：

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这首诗生动有趣，白鹅写得有声有色。骆宾王年少才高，才华横溢。后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他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名扬天下。连武则天读了也洗汉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徐悲鸿慧眼识抱石

1933年的夏天，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徐悲鸿，率领学生到庐山写生，归来途经南昌。他在南昌的临时住所，接待了来访的青年傅抱石。年青的傅抱石在小学当代课教师，生活清苦。徐悲鸿仔细地看了他带来作品——图章的拓片和画。发现傅抱石是个人才，很有前途。第二天冒雨来到傅家，对傅抱石说：“您应该去留学，去深造，你的前途不可限量。”“经费困难，我给你想办法。”

为了傅抱石的留学经费，徐悲鸿新自去找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以他的声名和自己的一张画，从熊式辉那里争得了一笔经费，让傅抱石去日本留学。

傅抱石后来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事实证明徐悲鸿没有看错人。

莫扎特14岁当院士

18世纪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莫扎特，生于乐师家庭，自幼学习钢琴和小提琴，6岁随父往德、法、英、荷、意等国旅行演出。8岁时创作了第一批钢琴曲和交响曲，11岁时开始写作歌剧。

有些人不相信少年莫扎特有这样的才能。就散布谣言说：“这些乐曲是他父亲代写的`。”德国波伦音乐学院为辨清真伪，就为此举行了一次特殊考试。把小莫扎特一个人单独锁在一个房间里，交给他一个密封的纸包，纸包里有题目，限他在六个小时之内，按题目谱成钢琴曲。谁知不到半小时，小莫扎特就要求开门。房门打开了，小莫扎特拿着写满音符的谱纸，从容地走出来了。他在半小时之内完成了通常需要6小时到8小时才能完成的乐谱。科学院的院士们惊呆了。

波伦音乐科学院决定破格选拔年仅14岁的莫扎特为院士。

巴罗举荐牛顿

巴罗是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数学讲座的首任教授。他了现牛顿是很有才华的学生，为了培养他，就把牛顿要到自己身边当助手。经过两年多的认真指导，精心培养，牛顿的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又过了两年，巴罗眼看自己的学生在知识、创造性的新理论研究等各方面进步很快，并正在超过自己，感到万分高兴。

为了给牛顿创造独立工作和晋升的机会。年仅39岁的巴罗，毅然决定让贤，推荐牛顿当上数学讲座的教授。

(3)理论论据

千金易得一士难。——宋陆游《剑南诗稿寄杖锡平老》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怀鲁迅》

生才贵适用，幸勿多苛求。——清顾嗣协《杂兴》

兴邦在人材。——宋陆游《剑南诗稿凄凄行》

古称国之宝，谷米与贤才。——唐白居易《杂兴三首》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郁达夫《怀鲁迅》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1、 关于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人力资源问题的对策研究 2、 中国西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发展方向研究 3、 浅析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4、 中国劳动力流动及户籍问题研究 5、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 6、 人力资源与经济布局的相互制约分析 7、 企业并购中的人力资源匹配研究 8、 中国民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分析 9、 现代企业薪酬设计 10、 现代企业人事测评技术及其应用 11、 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培训问题研究 12、 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 13、 在职培训----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分析 14、 研发人员素质测评体系构建 15、 中层行政管理人员评价体系的建立 16、 员工持股计划在我国国有企业中的应用 17、 关于经营管理者称奇报酬激励机制的探讨 18、 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的思考 19、 论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本投资 20、 浅析企业员工绩效考核制度 21、 论激励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22、 沟通在绩效管理中的体现研究 23、 绩效考评方法体系研究 24、 小型IT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 25、 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研究 26、 工资管理制度的比较分析 27、 公司如何平衡各部门员工的绩效工资 28、 企业销售人员绩效考评体系研究 29、 浅议我国企业绩效评价体系 30、 薪酬制度与员工激励问题初探 31、 工资决定因素与企业劳动工资改革分析 32、 论企业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33、 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探讨 34、 成才素质研究系统 35、 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完善 36、 论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员工持股计划 37、 企业员工的培训与开发 38、 职工持股计划在高技术产业的探索与实践 39、 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新发展 40、 浅析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41、 关于企业职工持股若干问题的研究 42、 关于企业管理人员绩效考评研究 43、 人才资源国际流动的问题研究 44、 基于KPI的绩效管理体系设计 45、 战略与绩效考核的桥梁------平衡计分卡实施研究 46、 基于工作绩效的雇员流动机制研究 47、 招聘面试的方案设计与研究 48、 国有企业绩效考评问题研究 49、 论人力资本道德素质的培养 50、 企业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体系研究 51、 企业绩效评价的方法与应用 52、 手机终端零售人员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与研究 53、 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报酬激励机制研究 54、 工作绩效评估中的信度问题研究 55、 企业培训资源研究 56、 浅析人力资源绩效评估工具-----平衡计分卡 57、 我国劳动力移动与灵活就业研究 58、 知识型员工激励问题研究 59、 信息不对称与绩效评价研究 60、 我国高科技企业实行股票期权制度的障碍因素 61、 企业报酬与福利制度研究 62、 职业生涯设计与开发问题研究 63、 产业结构变动与宏观人力资源开发 64、 传统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途径分析 65、 创新经济与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66、 创新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几点思考 67、 从成功企业看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 68、 发展市场中介组织促进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开发 69、 论岗位分析和人力资源测评 70、 岗位管理技术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应用 71、 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薪酬战略研究 72、 高科技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研究 73、 高科技中小企业员工培训问题研究 74、 关于弱势群体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探讨 75、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大力挖掘人的潜能

举孝贤，九品中正制，科举制。1000字就免啦，不过我认为，制度总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而改进的。

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从孔子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至孟子的“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短长”再到诸葛亮的“示其危，示其勇，示其利，观其志。”后到19世纪、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企业人事管理制和政府公务员制度，大致体现了对人才选拔工作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过程。察举制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经，秦统一之前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等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察举制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末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九品中正制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三国时的曹魏御史大夫陈群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科举制 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只是按照门第高低分配权力，不能满足数量众多的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而门第高的士族腐败，因而加剧了当时的政治腐败和地方割据分裂的倾向，说明士族制度已经腐朽。同时封建经济有所发展，尤其是均田制实行后，中小地主势力增长，非常渴望进入统治阶层。隋唐时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革新政治、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在选官上实行了科举制。 唐代科举有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每年举行，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多种；制举由皇帝临时立定名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等百十余种。科举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明清时期，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取士，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人才选拔方面进行过很多种尝试。建国初期，政府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很大一部分来自部队转业人员；再后来，有相当一批劳动模范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高考的恢复，大学毕业生开始大规模进入各级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各级政府机构人员的精减和大学大规模的扩招。高考已经由过去的选拔人才功能演变为一种“资格考试”。大学毕业证书只能成为进入各种管理机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大学生也由过去的“天之骄子”变为只是拥有某种必备素质的公民和劳动者。 分析现代人才选拔机制受阻的原因目前很多企业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在选人的标准上，忽略了人才本身必备的素质特点；在选人的范围上，条条框框太多、渠道单一、识人面窄；在选人方式上，仍以组织任命或聘任为主，忽略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求，缺少选人用人的科学性和广泛性。人才选拔系统包括选拔者、选拔对象、选拔情景和选拔中介四个要素。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人才选拔机制受阻的根源。人才个体的影响 人才选拔的过程实际上是促使人才由“潜”在“显”转化的价值实践过程。就人才自身而言，一是如何成才；二是成才后如何施展自己的才华；三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才能优势，充分挖掘潜能。但是在实践当中，由于人才自身的原因，影响了人才选拔工作的正常进行，因而使人才选拔机制难以有效运转，阻力重重。一是人才自身存在才能劣势，导致选拔受阻。现化人才学认为，人才具有才能优势的同时，也具有才能劣势，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又是相互转化的。一个人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某一发展阶段才能处于优势。但对于另一领域、另一方面、另一发展阶段来说，就成了才能劣势。这说明才能优势与能优势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二是人才自我保护意识差，导致选拔受阻。人才的保护过程中，实质上是社会对人才，人才对自己的不断认定、选择与深化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不断提高人才的人才水平，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人才才能持续发展受众多因造能力，创造成果每况愈下，这种现象有人称为“成才后的PS效应”，其原因是人才自我保护意识差。选拔者的影响古往今来，领导者对人才的选拔工作都十分重视，但然而尽管人才的选拔工作历史很久远，方法和技术已有相当的发展，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在实际的运作中仍然存在着人才选拔的误区：①以貌取人。有些领导将人的外貌美丑直接与其心灵美丑、能力高低、性格特征划等号。以为外貌美就一定心灵美，表情冷漠就一定是清官，为人就一定刚正不阿。这显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方法。按照这一思想方法去看人，必然要埋没很多人才，同时又会使很多外貌虽美却无真才实学。甚至道德品行不好，心术不正的人被委以重任，造成用人不当，遗患无穷。②以言取人。有些领导往往以能说会道程度去分析人的道德水准和忠奸善恶。一个人的言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能力和水平，立场和主张。但是仅凭一时一事的言谈议论来判定一个人的是非曲直，是好是坏，显然有失偏颇。如在鲁迅的笔下，许多封建卫道士不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腹的男盗女娼吗？古往今来，难以数计的事例说明，在选拔人才时，一定要抛弃以言取人的错误思维方法，只有多角度，多侧面地观察一个人，才能作出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③以已之长取人。有的领导在选拔人才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已之长作为评价对方的标准，如果感觉对方有已所长，就认为他优秀，可以重用。显而易见，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如果发展下去，就容易形成以个人偏好取人，任人唯亲。④过于偏重第一印象。有的领导到基层去考察干部，选拔人才时，过于重视对人的第一印象，仅凭第一印象打分。这实际上是一种极为肤浅的印象性考查。这样做容易使优秀人才失之交臂，使平庸之才榜上有名。⑤求全责备。领导要求所需的人才是十用十美。以至对他们求全责备，使不少人才从自己身边溜走却自叹天下无才，空忙一阵而毫无收获。⑥以偏概全。就是有意无意地抓住所选拔的对象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非本质，非主流特征加以夸大，上纲，于是草率地做出“此人不宜使用”的错误结论，让所需的人才从领导的眼皮下走失。人才管理体制的影响传统的人才管理体制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分不开的。人才受“单位所有”、“部门垄断”、受地域、户籍限制，没有择业自主权，人才难以跨单位，跨地区选用；人才管理权限过程分集中，管理方法单一，管理制度不健全。由于这些传统的人才管理体缺陷的存在，即使是杰出的选拔者也难免没有选拔人才的失误。选才的标准、方向的影响 目前，很多企业除了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外，在选才的标准和方向上没有深入的去研究，选拔都往往由于在某个岗位上没有标准，从而使得人才流失。企业需要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这些人才本身的差异性决定了对人才进行选拔时应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有一些高层企业管理者，要对企业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但在选拔过程中，仅仅采用简历筛选、面试等一些简单的方法对其进行考核，这不缺乏科学性，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给人才的选拔工作带来阻力。第三章 人才选拔机制阻力的控制策略 透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人才选拔正常运行与阻力的制约作用是并存的。只有通过科学分析，找出其缘由，采取有效的控制策略加以调节，才能使人才选拔工作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建立竞争择优的人才选拔机制发展经济，关键在于人才。要选好人才，用好人才，使人才资源按照社会主议市场经济和公司总体战略的需求得到最合理最有效的配置，就必须全方位的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只有这样，才能调节好人才资源配置，提高人才的使用效益，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高效发展，也才能使人才时刻保持不进则退的思想意识，从而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为此，人才选拔部门首先应为人才提供均等的竞争机会。其次，应建立淘汰机制。有竞争，就必然有失败者，竞争能使真正人才现出英雄本色，使欺世盗名者露出马脚。因此，建立适度淘汰，有利于人才经常保持旺盛的斗志，积极进取；有利于组织自身的发展，保证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制定科学的人才选拔程序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招聘和选拔工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企业越重视将公司的核心管理思想和企业文化贯彻到招聘选拔工作中，强调用企业的招聘理念来指导招聘选拔工作，招聘理念与企业文化和企业的价值观一致。对岗位进行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也称岗位分析，是运用系统性的方法搜集有关工作的各种信息，如任务、职责、工作环境、工作强度、任职条件以及工作的其他特征。工作分析明确组织中各个职位的工作目标、职责和任务、权限、工作中与组织内外的他人的关联关系、对任职者的基本要求等。 工作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建立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核心是工作分析和工作描述。可帮助企业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起到了规范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制定人力资源规划的基础，为招聘选拔和录用工作提供了前提指导。 工作分析所需信息的搜集方法有很多种，最常用的是访谈法、问卷法、观察法以及工作日志法。在实践中，在工作分析时很少只使用单独一种信息搜集方法，常常都是根据不同的岗位特点，将不同的工作分析方法加以组合，取长补短，以求更好地获得各种所需要的工作信息。如问卷法就分为职位分析问卷（PAQ），从19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发展的工作分析系统它是美国普渡大学的研究员麦考米克等人的研究成果，它以标准化问卷的形式搜集工作信息，对工作进行分析。临界特质分析系统（TTAS）是完全以个人特质为导向的工作分析系统。选拔方法：1、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和人才招聘计划。很多时候，企业招聘人员会觉得用人部门总是在提出用人需求，而自己则天天在招人。在缺乏整体规划的情况下面，招聘人员总是会被巨大的招聘任务所困扰，在有招聘任务压力的情况下，招聘人员一般都会以完成任务作为优先考虑，因此，只要候选人基本符合要求，就会被录用。而在没有任务压力的情况下，招聘人员则会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而不会仓促做出决定。因此，有经验的企业都不会设定定额要求，宁肯少招人，也不招进一个不合格的人。2、对企业来说，最优秀的人才不一定是最适合的，最适合的人才是企业需要的。因此，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应该考虑有关人选的专长，量才使用。遵循人职匹配原则，将有利于企业和员工个人的发展。很多时候，企业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人才确实是所有候选人里面最优秀的了，但是这样优秀的人才却未必就是企业需要的。比如对于一线操作员工，一名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未必就会比普通大专生做得更好，因为他的执行力可能并不高。要选拔出最合适的人才，就需要有详细的职位说明书与任职要求。员工招聘的大部分工作是由人力资源部门来完成的，但是人力资源部门在招聘专业人才时，总会面临专业知识欠缺的问题。比如招聘一名桥梁工程师，人力资源部门可能无从判断候选人到底是否符合要求。此时就需要用人部门提供具体的任职要求，并配合人力资源部门一起完成招聘工作。在很多专业技术领域，人才的选拔标准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人力资源部门，如果只是按照普通的选人标准，有可能会错过一些非常优秀的专业人才。3、选拔人才并不是只有招聘的时候才进行，企业在不需要招人的时候也需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对于人才市场上有大量供应的一般劳动力，企业可以随时招聘。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偏门的专业人才，以及高级管理与营销人员等等，这样的人才在人才市场是很难找到的。因此需要企业建立自己的人才库储备，以及稳定可靠的人才来源渠道。人才库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人才，也包括企业外部的人才，例如本行业的技术权威和拔尖人才、竞争对手的骨干人员等。企业不仅要知道这些人是谁，在哪里，最好还要知道其特长是什么，爱好是什么，家庭情况怎么样等。只有当企业有足够多的候选人时，才有可能从中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出来。4、人才选拔方法的使用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当前企业进行人才选拔的方法有很多，比如人才测评，面试，评价中心，背景调查，甚至还有一些非标准化的方法，如笔迹法、相面术、星相学等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用来选拔人才，但是受时间限制、信息与工作的相关性以及招聘费用等因素的限制，企业一般只能从中选择一种或几种最有效的方法来进行人才的选拔。当前有很多企业流行使用素质测评工具对候选人进行素质测评。但是在当前信息充分发达的情况下，企业选择的测评工具是否真的有那么可靠呢？比如企业选择某咨询公司提供测评工具，但是该咨询公司同时也可以为求职者提供相关的素质测评服务。又比如同样是招聘销售人员，店面销售人员和无店面销售人员的要求会存在差异，但是在进行素质测评时，我们很难通过一些具体的指标体现出二者的差异。因此，企业需要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人才选拔方法，同时做好招聘过程中的辅助工具的开发工作，比如申请表、面试评分表、书面通知、登记表等。我们知道，每一种人才选拔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而通过适当的配合使用，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企业选拔出最合适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