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研究杂志社论文

生和死，是永恒的哲学命题。有人谈生因之苦恼，有人论死为之色变，也有人三缄其口不置可否。叔本华在他的《悲观论集卷》中开篇就指出，人生来只以受苦为目的，因此死亡似乎是脱离悲惨世界的一种不错的方式，苦难“直至死亡才结束”，这与卢梭的“当我呱呱落地的时候就已进入竞技场，直到身死时才能离开”①的观点无二。但美国哲人诺尔曼.布朗则不能接受死亡，他认为“生本能与死本能的重新统一只能被设想为历史过程的终结”②。更多的人则是顺生顺死，把握现时生活，不去追究死亡，更遑论谈及二者了。 但中国文人的生死观则大多居于豁达，所谓“民不畏死”，死当然难以奈何他们。东晋葛洪知道“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③，这点与汉代扬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④的看法相同。而孟子虽然提出“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但他生不苟且死不躲避，能够为义而慨然舍生凛然赴死，并没有失其本心。再者如庄子所言的“死生为昼夜”，则将之视为瞬息间的交接，“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念之间就可能与死神打上交道，存亡之理要在达观。 生渺渺，死茫茫，捉摸不透，猜测不清，而正是由于这种难以解释的朦朦胧胧之情景，才催发了古今中外的学者们不断探索的欲望。于是，史铁生便又拿起笔，在字里行间诉说对生命的真切感悟，对生死的哲学思考，所以就有了这篇被誉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十大经典作品之一的《我与地坛》。 地坛是明清帝王祭祀“皇地祗神”的所在，过去每年夏至便是她的沸腾之期。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热闹场景而今云散烟消，曾经圣地却成了“一座废弃的古园”，以至荒芜冷落如同野地，忍受着被人遗忘后的孤独和寂寥。或许可以说，地坛也经历了一番生死的轮回，而且最终大彻大悟。她以静物的身份聆听了死神的宣示，又以思想者的姿态进入了无余之涅盘。她不张扬已有过的繁华，任凭人们从记忆中洗去那些于今看来似乎多余的影像。 可是园子荒芜但不衰败，她虽然让风雨带走了浮夸的琉璃，剥去了炫耀的朱红，却还留下有素朴的殿阁、苍幽的老柏和坦荡的野草供人凭吊任人感慨。不过确切地说，地坛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在叫人悟道，叫人感悟生死之道。她里面的一草一木众鸟众花，朝晖夕荫晚景凉天，都是颔首不语的哲学家，为前来悟道的人沐以甘霖施之醴泉，解脱他们所遭受的创伤和痛楚，促使他们获得心灵上的洗礼。 双腿残废的史铁生便是地坛里的悟道者之一。搬家几次却离地坛愈来愈近，与其说是他主动来到地坛，毋宁说是地坛在召唤他。地坛等了四百年，等着为史铁生传授自己的思想，而他也倾心于地坛的观瞻，就这样，两位并非哲人的哲人不谋而合地在以后流转的时光中碰撞出了思考的火花。当他开着轮椅踏足这方静穆的土地时，地坛便竭尽所能地为这位年轻人提供一个宁静的去处，超脱生死的她用草木竞相生长所奏出的窸窣之音，让处在绝望中的史铁生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常与宁静为伴与思考为伍，那么他总会有交谈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内心，是自己的灵魂。史铁生跟着灵魂谈论了许多年，也悟到了许多事，于是他不再一味的沉郁苦闷恓惶落寞，他也能轻松快乐，也能优哉游哉，这不能不说是地坛的恩赐，所以“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我的命运”。 地坛这座古园肃穆幽深，似一位饱经沧桑历览世情的老人，她把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化做哲理，为史铁生解答生死的意义。这位年轻人也以高超的智慧接受了这一似乎宿命的安排，他也明白了，生命虽然混沌不清，但死亡也不是没边没沿，人既生则必死，“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它像一个节日，必然会降临。的确，死神对人的窥视从不曾停止过，但他也从不曾在时候未到的一天拿走人的生命。既然他这样公正，为何不活下去试试呢？超然于物外的人几乎没有，但泰然于心中的君子比比皆是，那么何不泰然一番，不去与死亡计较争辩；何不坦直真诚地面对人世间的风云变幻，心平气和地作伴人生路上的沧桑浮沉呢？ 史铁生说有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前两个都是关于生死的。其一便是“要不要去死”，这与莎士比亚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问题”（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the question.)如出一辙，不过他已经解答了，“破帽多情却恋头”，即便生存有多痛，终究得活下去，他不会选择提早把自己送给死神的这条路。第二是“为什么活”，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像藤蔓一样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他在《写作之事》中已提到：“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他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于是，为了活明白，他必须要清楚生活的目的。余华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可他呢？他只知道自己活着不是为了写作，但写作是为了活着。尽管零二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授奖词这样评价史铁生：“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但是这也并不能说明写作是史铁生人生的目的，连他自己最终都不明其果，只得说“活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他不知这是否是在搪塞自己敷衍自己，可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不过人到底又该怎样活呢？这个问题似乎比长期困扰史铁生的那两个更加棘手更难以诠释。孔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可他并没有告诉后人应当如何去“知生”。史铁生也知道其问之难，“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于是他仍然到地坛中去，希望这位静邃渊沉的老人能够指点一二，使其最终醍醐灌顶。然而在这一点上，地坛没有明确回答，园里的古柏依旧镇静地站在原处，园中的四季仍然循着自己的轨道不慌不忙不惊不怖地走着，它们似乎对所有的都不闻不问，倒有点“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的味道。 其实地坛在以处变不惊的态度暗喻着一切，她安排了众多的人出现在史铁生那时的生命之中，虽然都是过客，却隐含着问题的答案。一对十五年后步入老年的中年情侣，他们相濡以沫共度一生；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不知是否在后来交上了好运；一位喝酒的老人，姿态随意放浪不羁；一位捕鸟的汉子，痴等着一种可能再也捉不到的飞鸟；还有素朴优雅的女工程师，被埋没了的长跑健将，以及弱智姑娘和她的哥哥。这些人的生活或喜或悲，或平静或跌宕，或有激动的际遇，或有遗憾的叹息，但他们都坦然地应对，过去的一笑了之，只在地坛里享受一时半刻的宁静清幽，最后就像雪泥鸿雁一般杳无踪影，只为史铁生增添了一份记忆的盛筵。 他们虽然消失在无涯的时间荒野之中，但终究还活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有他们活的方式，他们活出了他们的滋味，诚如史铁生自己所说的“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⑤，他们至少品出了这股子“劲儿”。那么是什么“劲儿”呢？智慧的悟性引领他找到了救赎的道路，这便是史铁生至少在十五年中所悟出的“该怎样活”的答案：“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是的，自觉生活与己无关，当然无法进入生活；而过于进入生活之中，则像佛语所说的“住色生心”一般，难以逃脱心中的罣碍。与生活保持若即若离的姿势，这，就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与生活保持距离，也就与生活的苦难保持了距离。叔本华曾言“生命本身就是满布暗礁和漩涡的海洋”⑥，那么我们在海岸上徘徊，不仅不会遭受大海上的巨浪，而且还能拾到鲜艳的贝壳，不是吗？当然这并非是说逃避苦难，苦难之多让人无法逃避，这只是解决苦难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方式。因为世界上苦难永存，缺少困苦的世界不为世界，苦难一消失，人间的戏剧便将收场。史铁生经受了无穷的痛楚的磨砺，他在二十岁便因病截了双腿，又被命运击昏了头，到后来失去了母亲。 谈及母亲，史铁生用明净细腻的文字把母亲对他的爱写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动万分。在他看来，他所罹患的苦，与母亲所遭受的，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母亲无言地帮儿子坐上轮椅，又目送他远去，还因为不放心而经常去园中寻找他，但母亲最终在四十九岁时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往事历历在目，当史铁生明白了对母亲曾出过的一个难题后，他只能在雾气弥漫的早晨，抑或骄阳高悬的白昼里，整理歉疚和遗憾的心情。“子欲孝而亲不在”，母亲是苦难的承担者，却未能享受到儿子成功的喜悦，史铁生“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其实，母亲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是对史铁生命运的启示，启示他面对苦难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因不失其亲”，如今母亲去了，所能够依靠的只有他本人，但他毕竟学到了，学到了如何对待生活的残酷，如何处理生命的落差——“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老子》就曾指出“天下皆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尼采干脆说“恶原本也是善”，这世上，浅浮与美丽并在，高尚与丑陋同存，这就是生活，人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 《我与地坛》用蘸满了苦难的墨水，在史铁生好思的头脑中转换成了宇宙的哲学，含情沉挚，意蕴隽永，聆之似闻韶乐，读之如沐春风，使人感动至深，受益匪浅。这当然与史铁生的思考不无关系。有人说他爱好悟道玄思，并且擅长此种。玄思是什么？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所指的当然是他孜孜以求的“道”。青城山有副对联写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史铁生所思的道是什么呢？是万物？是自然？庄子提出过“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⑦，意思是说天地万物都有本质上的相似点，这相似点又是什么？我想，难脱一个生死之观，轮椅上的史铁生经历了生的痛苦和死的淬炼，终于想到了人面对脆弱的生命应该何为。他以澄澈的思想，高深的悟性，明朗的眼界，睿智的言辞，必将使这篇作品“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注： ① 卢梭《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 ② 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 ③ 葛洪《抱扑子.内篇.论仙》 ④ 扬雄《法言》第十二卷《君子》 ⑤ 史铁生《答自己问》 ⑥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⑦ 庄子 《齐物论》

看中国古代最经典的三部书 《黄帝内经》，《老子》，《易经》，其中首推《黄帝内经》，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所以它对人有立体的认识，看透了人生，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所以我国古代人生哲学的中心思想是天人合一，认为人是天地的产物，天为阳，地为阴，所谓天父地母，法从阴阳。所以中国古代哲人认为人应该顺从自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下面是黄帝内经认为做得比较好的几种人，分别是真、至、圣、贤，最高的是真人。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当然古代也有人不以为然的，不懂养生譬如李白。但我说的只是那些真正认识自然的哲人。 再看最高著名的太极八卦图，向我们讲述的也是人和自然、宇宙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看出人应该怎样活着。譬如无极生太极说明的是世界是从无到有，世界开始了还处于混沌初开；太极生两仪，说明的是混沌初开混为一团的环境打破了变成有阴阳了，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阴阳就开始有生命了，所谓独阳不生，孤阴不长；两仪生四象，东南西北；四象定五行，木火土金水，对应东南中西北，人的肝心脾肺肾，人有五指；四象生八卦；八卦定九宫。上面所说的其实都是我们祖先对自然的认识，解释自然的模式，所讲的其实都是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是这样的，正因为这些决定人应该怎么做。所以中国古代哲人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概览全局，从各个方面与人的关系总结出来哲理。所以中国的哲理是十分的全面和客观的、唯物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单一的看问题，我们的中医就是这思想指导，譬如你脖子痛，它治你的肝，头痛它治你的脚，它不去直接治的脖子或者头，结果都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从总体看问题的，它们之间有关系，不是独立存在的，不然你简单粗暴的看问题是治不好的，脖子痛就是脖子的问题？脖子只是外，有之于外，必形之于内，中医看到的是内部，更深的层次，这也是它高明的地方。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求本的，人是自然的产物，所以自然是我们的本，我们看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所以效法自然，天人合一。

读《老子》后感这几年，我读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叫《老子》的书，我觉得很好。因为里面虽然只有五千言，但能和《论语》一样包含着很多道理，能较好地教育我们。这本书能教人做到仁、礼、亲、善，这些乃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里面具体地写出来了。每一种道德都编成言展示出来。这本书在世上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古时候。那时人们都说：“这本书能比《孙子兵法》还要实用，作战用它必定百战百胜。”是啊，这本书正是在老子成道家始祖时而编，文约义丰，旨趣深远，是智慧结晶的哲学诗，也是一只广大的思维网。其中的“无为而治”、“大器晚成”、“祸兮福之所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且这些不是以逻辑思维来论证，而是熔铸意象，展开想象，用思想方法表达，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最后，我希望《老子》这本书能流传世界，让世人都能做到仁、礼、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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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十八世纪前，德国有些介绍中国知识的书，大多是天主教芳济各会的德国传教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汤若望（，1591─1666年）和基尔彻（，1601─1680年）。汤若望出生于贵族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德国古典教育。1911年起入罗马耶稣会的圣．安德雷奥修道院学习，钦佩利马窦和金尼阁在中国传教的经历。结业当上神甫以后，经葡萄牙到中国传教。1623年1月抵达北京。起先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赴西安传教。由于制造《时宪历》，修造天文仪器和武器，获得明清几朝皇帝的重视。明崇祯帝曾赐「钦褒天学」的匾额，清顺治帝曾赐「通玄教师」称号，官至一品。曾受诬入狱，获释后，病逝北京。汤若望居住中国四十余年，有《汤若望回忆录》3卷，记述有关中国传教事。基尔彻则在1667年出版了《图说中国志》，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宗教和风土人情。此书在十七世纪时曾在欧洲广泛流传。在1730年，拜尔（Bayer，1694─1738）也出版了《中国博物志》。这类传教士写作的书只是介绍中国的常识，并非有价值的汉学研究。

在1814年法国巴黎开设汉学课程时，德国的克拉普罗斯就参加了听讲。克拉普罗斯（Klaproth，1783─1835年），14岁时学习汉文，21岁时就在俄国的戈洛夫金赴华使团中担任翻译，还曾在恰克图学习蒙文和满文。1815年克拉普罗斯到达巴黎从事汉学研究。1828年，克拉普罗斯用法文翻译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1833年又以法文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道士的宗教》。可以认为，克拉普罗斯是德国汉学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开始有人专门写作有关中国道教的论著。

奥古斯特．普菲兹默尔（AugustPfitzmaier，1808─1887年）在1869至1885年间，先后在《维也纳科学院学术报告》上，发表了《道士的长生愿望》、《关于道教信仰的某些命题》、《中国道教学说的基础》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普菲兹默尔引用了不少唐代道士有关养生的著述。

传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1839─1899年）在1864年到达香港，1886年来到上海，在德国侨民中传教，并从事汉学研究。其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家思想研究的论文，被誉为「十九世纪最有造诣的汉学家」。1873年，花之安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宗教学导论》，1879年又出版了英文版。1884年和1885年，又出版了《道教》和《道教的历史性质》等德文的论文。

1881年，德国的汉学家加贝莱兹（Gabelenz，1846─1885年）在《中国报导》上发表了有关《庄子》、《文子》的论文和英文论文《老子的生平和教义》。1892年，德国的柏林大学开设了「东亚语言讲座」，由格鲁伯教授主持。

格鲁伯（Grube，1855─1908），在1897年至1899年间，曾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作过调查研究，其后曾发表了论文：《中国的宗教和祭祀》、《古代中国的宗教》等。他的《道教神话〈列仙传〉》，研究了作品的语言，还据此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说。格鲁伯研究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和「八仙」的形成，发表过《中国民间宗教对佛教的影响》、《厦门的中国民间之神》、《北京人对死之利用》等。格鲁伯最为有名的工作是，独立翻译了中国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前四十八回。德文本《封神演义》的后半部分翻译是由赫伯特． *** 完成的。

1912年，德国柏林大学正式开设了「汉语讲座」，负责这一讲座的是荷兰汉学家格鲁特（Groot，1854─1921年）。格鲁特原是负责印度的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后以研究中国的道教闻名于世。他在1892年至1910年间出版了《中国宗教大系》六卷，成为后世汉学家们必读的名著。1903年至190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宗教受难史》二卷，也成为世界汉学的名著。除此以外，格鲁特还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后来被翻译成为德文。

在柏林大学从事汉语讲座的德国学者还有弗兰克（Franke，1863─1946年）。弗兰克在1888年来华，在德国驻华使馆学习翻译。1890年以后担任译员和领事。1907年在德国汉堡大学任汉语教授，主持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座，后转任柏林大学。弗兰克的研究工作十分广泛，主要著作是《中华帝国史》（五卷本）。他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有《1900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和《1909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发表在1910年和1915年的《宗教学档案》杂志上。这项基础工作对于欧美学术界的中国宗教研究非常重要。1945年北京的德中学会出版了弗兰克的《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讲演和论文集》，其中就有他的道教研究的论述。继

弗兰克之后，福克（Forke，1867─1944年）也在来北京学习汉语之后，从担任译员起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1903年至1923年，福克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教授。1924年后，任汉堡大学中文教授，专事中国哲学研究。1939年，福克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出版，其中收有像：《中国的神秘主义》、《作为哲学家和炼丹家的葛洪》等等。德国的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

卫礼贤（Wilhelm，1873─1930年）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1897年来华后，一直在青岛活动传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后任德国驻华使馆的文学顾问。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研究所成立时，卫礼贤出任该研究所的中国语言教授。卫礼贤认为《老子》是一本「关于道德和生命」的书，而《庄子》则是包含着神秘主义的内容。除了上述道家书籍以外，卫礼贤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及其道教》、《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 ──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和《〈太乙金华宗旨〉译注》等等。《〈太乙金华宗旨〉译注》一书，还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年）作了〈序言〉，其后还出版了英文本。卫礼贤对于汉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

马克斯．韦伯（Weber，1864─1920年）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毕业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赖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的全部研究成果，汇编成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三卷。第一卷中包括有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就是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总框架之下，作为其对于世界宗教伦理研究的一部分。而对于世界格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又是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的补充。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为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决定力量。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的本意，是要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扛杆」。

不过，马克斯．韦伯并不懂得中文，他只是利用当时西方世界从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已经知道的一点点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有限的儒教和道教的书籍作为研究的依据。因此，马克斯．韦伯的汉学研究水平和中国知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

《儒教与道教》分为三篇。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分章论述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即：「城市、诸侯与神明」，「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血缘关系、农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第二篇「正统」，分章论述中国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 ── 儒教，即「士人阶层」，「儒教的生活取向」等等。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士人阶层「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价值体系就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第三篇「道教」，马克斯．韦伯依据的是格鲁伯的《中国人的宗教与文化》以及格鲁特的《天人合一论：中国之宗教、伦理、国家制度、科学的基础》。

韦伯认为道教受到儒教的排斥，在中国被视作异端。他说：「在士人与其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我们总是看到道教徒站在反对派一边」。韦伯提到道教天师张陵，称其后代「在汉朝衰微不安的时代，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其管理机构、税收与严格的强制性的政治纪律，并成功地与政治当局相抗衡」。韦伯注意到道教以儒教的异端的面目出现，道教起初作为士大夫的反对者出现，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韦伯认为道教和儒教尽管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同样信奉传统主义，因此，道教和儒教一样，同样不可能成为推动出现资本主义的「扛杆」。

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事实上并没有超出当时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和一般认识。韦伯称：「道教是一种绝对反理性的、坦率地说是一种非常低下的巫术性、长生术、治疗学与消灾术」。这种看法是二十世纪初欧洲有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背景的汉学家们的普遍的看法。因此，马克斯．韦伯有这样的说法是毫不奇怪的。他从宗教组织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不过是个巫师的组织。佛教，就其传入中国的形态而言，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那样的救赎宗教，而变成实施巫术与秘法的僧侣组织。因此，道教与佛教，至少对俗人而言，没有成为在社会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他从宗教教义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的教义虽然不同于巫术的粗陋和『普遍主义』的理论，但是，它并没有更理性地产生作用，也没有形成一种抗衡力量」。韦伯的分析，完全是以西方宗教作为参照的，于是，在韦伯的眼里只是一大堆巫术、长生术、治疗术以及消灾术等，尽管韦伯看到了道教属于俗人的宗教，而与儒教正统相对立。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的汉学家纷纷离德而去。其中就有卫礼贤之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卫德明出生于中国青岛，后在北京大学教德语，一直主持北京的德中学会工作。1948年赴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个帝国的历史》等。由于卫德明曾协助其父卫礼贤翻译《易》经的工作，因此，卫德明还著有《易》经译解，后被译成英文本，并以讲授《易》学闻名于世。其对于西欧的《易》学研究的影响保持至今。同时，厄克斯（Erkes）著有《道教的起源》和《道士的起源》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起初并不景气。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大学中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逐渐增加，汉学研究也逐渐恢复开展起来。不过，德国的汉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儒家和宋明理学，这与德国学术界的观念论传统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对道教的研究，既是战前对道教研究的继续，又是受到邻国法国的道教研究的影响。

沃尔夫冈．弗兰克（WolfgangFranke），即傅吾康，汉学家弗兰克之子。1937年来华，在北京的德中学会作研究工作。1950年回国，任汉堡大学教授，著有《明史书目题解》、《中国革命百年史》和《中国和西方》等。傅吾康的道教研究著述有：《「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变述评》和《林兆恩述评》等。

沃纳．艾科恩（WernerEichhorn），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宗教和道教都有不少研究，著述很多。其中有：《〈庄子〉第二篇中的道教思辨》、《孙恩叛乱和早期道教反叛概述》、《张角起义和张鲁政权考》、《太平和太平道》、《中国文化史》、《佛道二教在宋代的价值及其法律地位》、《中国的宗教》和《中国古代宗教和国家崇拜》等等。

约瑟夫．蒂尔（JosephThiel），以研究元史为主，著有元代的佛道论争的著作《元代佛道教之争》以及《〈庄子〉的认识论问题》和《〈道德经〉中道的概念》等。

沃尔夫冈．鲍尔（WolfgangBauer），即鲍吾刚，著有《黄石公研究》、《中国和幸福的探索 ── 中国思想史中的天堂和理想国》、《葛洪的内丹学说》和《今日台湾的中国石祖崇拜》等。

维尔茨堡大学的汉斯．施泰宁格（HansSteininger）教授，以研究关尹子和《文始真经》著称于世。1965年，他在维尔茨堡大学开设远东文献讲座，并创建了中国学研究所。1979年，与法国施舟人教授合作，参与了国际的《道藏》提要研究工作。另外，施泰宁格教授也是日本道教学会的国际会员，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有密切关系。1985年，在施泰宁格六十五岁生日时，曾出版了纪念文集《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共收有论文30篇，区分为道教、佛教、其他宗教和哲学等四个部分。其中有关道教的有：

战后的德国汉学家大多在法国或日本学习进修，有的就长期在法国或日本从事汉学研究工作，并且通常列在该国汉学家行列。例如：安娜．赛德尔就通常认作法国的汉学家。有的则在学成后归国，例如：巴德里安─胡赛因就是在法国的高等研究院学习研究道教的内丹学，并在1984年用法文发表了《灵宝秘法》的翻译与研究的博士论文。另外还有《吕洞宾的「沁园春」 ── 宋代的炼丹诗》、《北宋文学中的吕洞宾》、《道教：总论》和《内丹》等。胡赛因现在维尔茨堡大学任教。

Grube,《ReligionundKulturderChinesen》（1910） Groot,6vols,《TheReligiousSystemofChina》（1892-1910）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