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孤独者研究论文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当整个世界都陷入深眠的时候，唯一醒着的人就会成为孤独者。鲁迅笔下的孤独者看似是由其本身一手造成了自己的悲惨命运，但其中蕴含的深意往往让人掩卷长思。因此，即使他们的死亡不可避免地带着几分自戕性，也让人不忍责备，不吝心痛。

魏连殳式的孤独者之所以令人怜悯，是因为他们的孤独并非是性格内向怯懦、不擅交际等等世俗的孤独，而是来源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层悲哀，来源于空负一腔热血而无处泼洒的现实无奈，来源于出淤泥而不染、独善于云端的遗世独立。

这类人通常就是鲁迅时代顾影自怜的知识分子，如“魏连殳”者，往往持有才干却无人赏识，一身抱负却处处羁绊无法施展，有心报国却无法改变这个俗世。这种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的痛苦所滋生的茫茫孤独，耗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血性。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人微言轻，举步维艰，出路渺茫，至多是学而优则师或学而优则仕，教书先生和官员似乎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魏连殳的命运也不过如此。聊以安慰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生生不息，正如魏连殳坚持认为“孩子总是好的”，呼吁申飞通过拯救孩子来拯救社会，总算留存一丝希望，颇有末路英雄的悲壮色彩。

同时，作为小人物，尽管他们在旁人眼里是特殊的，尽管他们身上有一些异于世俗的气质，可他们与世人一样生活在云端之下，必须在风沙尘土、盐油酱醋中任由时间销蚀。那些孤悬于云端之上的精神属性终究没有能够安身立命的土壤，他们孤独与泯没的必然性也就在于此。

现实生活中大概很难找出一个“魏连殳”来，因为无论是那种从头至尾的孤独，还是极端的异类感与绝望感，都能轻易将一个正常人的神智击溃，甚至完全抹杀他的存在。这也给魏连殳日后的“转身”找到了合理的解释：险恶的生存困境使他放弃了骄傲而托人四处寻觅生计，最终更是背离自己的初衷，做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这个“转身”使他成功从俗世的孤独上解脱出来，是“孤独者”的最大胜利，可在他给申飞的信中却反复提到自己是个失败者，并说“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

因为，他获得“胜利”的代价是对本心的背离，是对灵魂的背叛。他的转身在生活上险胜一局，却同时让他在灵魂与肉身两方面都跌落了云端，陷入了灵魂的孤独感中，这是个更深的泥潭。俗世的孤独在云端之下，使人屈服；灵魂的孤独在泥潭之中，使人毁灭。人一旦屈服，就必将被泥潭吞噬，趋于毁灭。由此看来，魏连殳式孤独者的殉道，似乎是那个时代无法逃离的宿命。

然而宿命的真相又不尽如此。人屈服的理由在于俗世孤独感，而俗世的孤独除了个人的造就，也有社会的缘由。社会是个整体，很抽象，但归根到底是人的整体，为人而存在。当“人的社会”手持利刃、一刀刀割下人的血肉、让人陷入生存困境之时，其背后的主刀者也必然是人。

我们可以看到文中魏连殳的生活环境：乡邻眼中的异类，没有亲人，没有伴侣，连邻居家的孩子似乎也在逐渐疏远。这看似一个真正的俗世事孤独者，与社会没有一丝羁绊，而社会于他，好像也只有恶意与隔阂。他曾说，“我还想多活几天”，“有人愿意我活”，并“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尽管为生活所胁迫，魏连殳并未沦为绝望者，依旧有求生的欲望，留有一丝期盼。

然而当他成为“魏大人”后，他终于说：“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他反复提到自己在为一个“人”活着，而这个人最终又为“人”所害。鲁迅并未在文中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人”的概念，也不必指出。因为人指的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群体，是全社会的人。如果一个人环顾四周，看到的只是一群混沌的人，看到只是一个沉沦的社会，这种孤独是十分可怕的，是要出人命的。

魏连殳为生活屈服之前不过是一个有点古怪脾气的，生活孤独的文化人，常常有一些离经叛道之举，骨子里却还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譬如在祖母的葬礼上他依然顺从传统的习俗，表现中规中矩，但比那些俗人更哀更痛更率真，“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这个老例上没有的模样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个真孝子的真情实感，对养育自己的长辈和祖先的尊崇，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良心。但以魏连殳为代表的一系列孤独者，往往在内心深处自诩为超脱世俗的云端上人，是封建礼教天然的批判者——这种想法一开始就理想化地将他与社会相分离，但他毕竟真切地生活在云端之下的俗世中，一旦为俗世所不容，便只能消弭在深不见底的泥潭里。

同类相残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当年鲁迅自己内心的深度孤独和对当时那个社会的深深失望。

艺术特色

第一人称的叙事富有叙事角度弹性。叙述者的体验和叙事大多是作者的自我投射。“我”即是小说的叙述媒介，又是被认知和解剖的对象。《孤独者》中“我”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作者自我的解剖。“我”与被叙述者之间存在对话性的复调关系。

小说开端，“我”是讲述者。“我”只是在S城时听到过魏连殳一些“奇异”事迹，没有什么交集。在寒石山，“我”也只是听村民议论他。此时的叙述是单方面的。在第一部分最后，“我”因好奇心，途径他家时才与之有简单的对话。

回到S城，过大半年后，“我”和魏连殳才熟络，逐渐打开心扉，进行心灵的对话。此时“我”的叙述主体性变弱。被叙述发声后，变成了平等的对话关系。

“我”听说魏连殳被辞退，看到魏连殳变卖了自己珍藏的书，决意要去访问他。此时“我”的叙述主体地位下降，被叙述者魏连殳开始大段讲述最近的遭遇及祖母的死。而“我”主要在倾听，仅在倾听过程中偶有发声。

“我”在山阳教书时收到了魏连殳的信。在阅读来信时，“我”的叙述主体地位完全让位被叙述者魏连殳。他将其遭遇的事情通过信详细地告知“我”。这种当事人自己讲述悲惨的遭遇，更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人精神毁灭之后的绝望与悲凉。小说叙述的结构也形成了一种双重结构。

当“我”再次回到s城时，魏连殳已去世。此时小说出现一个新的叙事者“大良的祖母”，被叙述者魏连殳的事迹由她进行讲述。“我”又变成倾听者。这里小说叙述结构又多了一条。

以上可以看到鲁迅没有像以往第一人称叙事，如《故乡》中“我”占有绝对优势，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孤独者》中叙述对象是和我有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拥有着复杂的灵魂和生存经历，“我”不存在任何优越感，对叙述对象也没有评论的特权。“我”与魏连殳在结构上是并置的。这种复杂的叙事结构将文章结构的复杂性也展示出来了。

扩展资料：

《孤独者》是近代文学家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26年，后收录于小说集《彷徨》中。

该小说讲述主人公魏连殳是一个独具个性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以逃避的方式活在自己亲手造就的“独头茧”中品味孤独，最终以“自戕式”的“复仇”向社会作绝望的反抗。

鲁迅通过这个故事表明，中国还远不具备让青年人作为自由个体可独立生存，运用其天赋，服务于社会的社会环境。

内容简介

第一部分，魏连殳被众人视为异端，并在祖母大殓时受到众人联手的压制和逼迫，他是孤独的。

第二部分，他傲世蔑俗、孑然独立，却有着一副同情弱者、希望未来的热心肠。可是，当他对儿童的希望被唆使儿童贪占抢夺的现实击碎后，他陷入了茫然失望的孤独。

第三部分，失业和众人的歧视将他推向更凄凉的孤独。而他谈祖母，谈“独头茧”似的人生态度时，显露出他内心深处更沉重更顽固的孤独。

第四部分，为活下去，他走上了一条违背意愿的路，而新的一切连同自己的选择都令人反感、令人憎恶，于是他仍然孤独，而且是一种带着绝望的痛苦和报复的快意的孤独。

第五部分，他入俗玩世，胡闹自戕，作践别人，毁掉自己，是一种更惨痛、更绝望、更彻底的孤独。死亡结束了他孤独的一生。

创作背景

《孤独者》创作于1925年9到10月之间，收入1926年出版的小说集《彷徨》。

创作这篇小说时，正值五四落潮，鲁迅苦闷、犹豫，自己说“颓唐得很”。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搬出了八道湾居所，受此事影响，鲁迅的健康恶化，肺病复发，数月方愈。1925年因支持北京女子师大学潮而遭到反动派打压和围攻，段祺瑞执政府解除了他在教育部的职务。

生存环境的艰难、亲情的恶变和疾病的折磨，使他陷入深深的困惑和苦闷之中。更令鲁迅感到苦闷的是，他曾信任和帮助的青年，或出于自我保护，或出于私利，有的与鲁迅冷淡疏远，有的则站在了对立面与其为敌。这一切使鲁迅变得更加多疑、孤独和绝望，对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这篇作品是他对人生困境和出路富有哲学意味的文学追问。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孤独者（鲁迅创作短篇小说）

[摘要]孤独者是鲁迅小说塑造中下层知识分子中最成功的文学形象。有孔乙己、陈士成、狂人、史涓生等等。探究孤独者形象的原型，带有鲁迅的影子，孤独者形象打上了进步知识分子的烙印，孤独者形象是作者对旧时代文人的整合提炼。对孤独者形象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充分认识，可以形成对鲁迅小说里中下层知识分子形象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为我们探究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有价值的文本形象。 [关键词]鲁迅小说；中下层知识分子；孤独者形象 20世纪是中国变革的世纪，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社会激变，他们苦闷、彷徨、觉醒、呐喊、追求、迷失、选择、奋斗……在社会的动荡中，知识分子的思想也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众多鲜明、生动的知识分子形象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他们有郁达夫小说中感伤、苦闷、孤寂的“零余者”；瞿秋白笔下追求光明的“寻路者”；郭沫若诗中的叛逆者；丁玲文中精诚、执著，一腔热情而又不免寂寞的献身者；巴金笔下热情奔涌、思考人生的反封建者……鲁迅小说中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形象，既有这类作品揭示社会黑暗的共性，也富有鲁迅强烈的个性色彩，其中最熠熠生辉的就是“孤独者”形象。 一、孤独者形象的整体概述 孤独者形象在鲁迅小说中主要有《孔乙己》里的孔乙己，《白光》里的陈士成，《药》里的夏瑜，《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里的魏连殳，《伤逝》里的史涓生等。孤独是鲁迅这类小说中主人公性格的主旋律，他们“大抵有几分天才……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孤独者反抗着不合理的社会旧秩序，但不被世俗所理解接受，他们从事业到情感都陷入了彻底的孤绝。他们起初有改良社会、抗争黑暗的潋情，但他们无法唤起普通民众的觉醒，最终走向内心的孤独、生命的寂寞和理想的湮灭。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就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孤独者形象就是鲁迅发掘、提炼、升华出来的病态社会中的代表群体，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共同的追求与彷徨、理想与失落的真实写照，引发人们改良落后社会的思考。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作者对自身的拷问，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个体文化人格及其现实生存方式的批判与探索。 二、孤独者形象的原型探究 孤独者多是中国人所谓的离经叛道者，人群共弃，特立独行，艰于置身。他们既是鲁迅的独创，也杂合了那一时代众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他们“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他们有各自的喜怒哀乐，但同时他们也是在众多原型的基础上综合起来的典型形象。 1孤独者形象带有鲁迅的影子。 作品是写作家的心态史，孤独者身上带有鲁迅的影子。鲁迅有生之年历经孤独：寂寞的童年；家道中落陷入困顿；进新式学堂横遭非议；在日本留学为祖国哀叹的孤寂；青年时期在会馆里冷清地抄古碑；与兄弟周作人的决裂失和；在文学领域与论敌激烈的论战；为当局所忌惮，常有生命危险；与朱安的包办婚姻，与许广平自由结合的来之不易……鲁迅生命中有着深刻的孤独体验，他曾有诗说这种感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孤独者，他在追求高昂的理想与面对痛苦的现实的矛盾中不断奋斗、失落、思考，他推崇“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摩罗诗人精神，在孤独中仍不忘为国家、为民族发自内心的呐喊。

小说开头第一句就很特别—— “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 这是一个暗示：“死亡的轮回”的沉重阴影将笼罩小说人物的命运，以及整篇小说。 小说的叙述也从“送殓”始：魏连殳一直跟他的祖母生活在一起，这个祖母其实不是他亲祖母，是他的父亲的继母。后来祖母死了，他从城里赶来奔丧。他是有名的洋学堂里出来的异端人物，所以村里的人都很紧张：他来了，能否按照我们的传统规矩办事呢？于是提出三个条件：必须穿孝服，必须跪拜，必须请和尚道士。魏连殳来了，大家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很爽气地答应了，而且他装殓祖母的时候，非常地耐心，这些都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更奇怪的是，当一切都正常进行，许多女人又哭又拜，他作为孝子却一声没响，大家都在哭，他不哭，这就引起了“惊异和不满”，等到大家哭完了，要走散了—— “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根据王瑶先生的提示，很自然地使我们想起了当年的阮籍。据《晋书》记载，阮籍的母亲死的时候，阮籍正在和别人下围棋，他的对手说，你的母亲死了，别下了，赶紧去奔丧吧。但是阮籍说，不行，我们饮酒。既而饮酒二斗，饮完酒后，举声一号，大哭一声，吐血数升，然后说，那些人都是礼俗之士，我要施之以白眼。这个细节跟小说里的魏连殳的表现非常接近，而且更主要的是，鲁迅曾经说过，嵇康、阮籍表面看上去是反礼教的，其实他们是最守礼的。 同样的在魏连殳那里，他为什么那么耐心地为祖母去装殓呢？他那样放声一哭，说明魏连殳是真正讲礼教的，是孝子，他是真孝，他反对的是礼俗。从这里可以看出，魏连殳和阮籍不仅在行为方式上很接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接近。进一步我们在魏连殳身上看到的，正是鲁迅本人和魏晋文人的相通。魏连殳这个人既体现魏晋文人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鲁迅本人的一些精神本质的东西。这里正好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于是，我们发现，鲁迅在《孤独者》这篇小说里，始终突出的是两个感受，而且都是趋于极端的，一个是极端的异类感，一个是极端的绝望感。可以说，鲁迅是把历史上的魏晋时代的文人和现实生活中他自己的异类感和绝望感在《孤独者》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鲁迅的小说从娱乐的角度来讲是比较没意思的，甚至是比较枯燥的，所以读鲁迅的小说有时是一场心灵的搏斗，有点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一种心灵的拷问。你好像要拷问作者，有时又好像要拷问自己。小说开头第一句就很特别—— “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 这是一个暗示：“死亡的轮回”的沉重阴影将笼罩小说人物的命运，以及整篇小说。 小说的叙述也从“送殓”始：魏连殳一直跟他的祖母生活在一起，这个祖母其实不是他亲祖母，是他的父亲的继母。后来祖母死了，他从城里赶来奔丧。他是有名的洋学堂里出来的异端人物，所以村里的人都很紧张：他来了，能否按照我们的传统规矩办事呢？于是提出三个条件：必须穿孝服，必须跪拜，必须请和尚道士。魏连殳来了，大家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很爽气地答应了，而且他装殓祖母的时候，非常地耐心，这些都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更奇怪的是，当一切都正常进行，许多女人又哭又拜，他作为孝子却一声没响，大家都在哭，他不哭，这就引起了“惊异和不满”，等到大家哭完了，要走散了—— “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根据王瑶先生的提示，很自然地使我们想起了当年的阮籍。据《晋书》记载，阮籍的母亲死的时候，阮籍正在和别人下围棋，他的对手说，你的母亲死了，别下了，赶紧去奔丧吧。但是阮籍说，不行，我们饮酒。既而饮酒二斗，饮完酒后，举声一号，大哭一声，吐血数升，然后说，那些人都是礼俗之士，我要施之以白眼。这个细节跟小说里的魏连殳的表现非常接近，而且更主要的是，鲁迅曾经说过，嵇康、阮籍表面看上去是反礼教的，其实他们是最守礼的。 同样的在魏连殳那里，他为什么那么耐心地为祖母去装殓呢？他那样放声一哭，说明魏连殳是真正讲礼教的，是孝子，他是真孝，他反对的是礼俗。从这里可以看出，魏连殳和阮籍不仅在行为方式上很接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接近。进一步我们在魏连殳身上看到的，正是鲁迅本人和魏晋文人的相通。魏连殳这个人既体现魏晋文人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鲁迅本人的一些精神本质的东西。这里正好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于是，我们发现，鲁迅在《孤独者》这篇小说里，始终突出的是两个感受，而且都是趋于极端的，一个是极端的异类感，一个是极端的绝望感。可以说，鲁迅是把历史上的魏晋时代的文人和现实生活中他自己的异类感和绝望感在《孤独者》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正是一个异类。小说一开始就说他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常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所以大家把他像外国人一样看待。而最让人感到异样的是他喜欢发表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这是典型的魏晋风度，也是典型的鲁迅风度。这样一个异类，与整个的社会是绝对地不相容，开始有种种流言蜚语，结果校长把他解聘，没有饭吃了。于是有一天，“我”在马路边的书摊上发现一本魏连殳的书，魏连殳嗜书如命，把书拿来卖，就说明他生活陷于绝境了。于是魏连殳有一天来到了“我”家里，吞吞吐吐，有话又不说，最后临走的时候，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工作，因为我还要活下去。魏连殳是何等骄傲的一个人，他最后这样乞讨工作，是真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了。所以小说情节的发展带有很大的残酷性，写整个社会怎样对待一个异端，怎样一步一步地剥夺他的一切，到最后，他生存的可能性都失去了。这是社会、多数对一个异端者的驱逐，一种非常残酷的驱逐。 这种驱逐显然既有魏晋时代的感受，也有鲁迅自己的感受。小说中出现了“我”这个人物，他有个名字叫申飞，这正是鲁迅曾经用过的笔名。我们明显感觉到“我”对魏连殳是非常同情的，非常理解他，然后发现“我”的命运逐渐跟魏连殳的命运差不多了。“我”同情魏连殳，和他来往，为他的工作奔走，这都成了“我”的罪状。于是报纸上开始有文章攻击“我”了，自然是不指名的，措辞很巧妙，一看就是“我”在挑剔学潮，于是“我”只好一动不动，除了上课之外，关起门来，躲着，有时连烟卷的烟钻出窗隙去，“我”也怕犯了“挑剔学潮”的嫌疑。这个描写显然带有象征性，概括了很多人的境遇。我们也不难从中听到鲁迅的声音，“挑剔学潮”，“躲起来”，这都是鲁迅的境遇。于是我们发现，原来叙事者“我”也是指向鲁迅自己，或者说他也是鲁迅的一部分。当然叙事者“我”和魏连殳不完全一样，他更沉稳，善于用自嘲的方式来化解对外部世界的痛苦感受，他也善于掩饰自己的情绪。所以他在讲述魏连殳的故事的时候，有意控制自己的情感，他把对魏连殳的同情收敛在自己感情的最深处、最隐蔽处，偶然闪现一点，更多的是用一种客观的打量、一种平静的讲述来讲。但是这一切，这样一种自嘲的方式，这样一种控制自己的情感、掩饰自己的写作，正是鲁迅的另一面，也是鲁迅的叙事策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小说中的“我”和魏连殳，即小说叙述者和主人公，他们都是“我”的不同侧面，或者说是“我”内心的两个不同声音。 于是小说展开了魏连殳和“我”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其实是鲁迅内心深处的两个“我”的对话。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叙述的故事中，插入了“我”和魏连殳的三次对话，三次辩论。每一次讨论，都有一个主题；这种围绕一个主题来互相辩驳的方式，正是魏晋“清谈”的特点，小说写的就是“我”和魏连殳两个人在自己房间里清谈，这是其它小说看不到的。而三次清谈都不是一般的发牢骚，而是把他们现实的痛苦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三次玄学讨论：这应该是特别有意思的。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讨论了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孩子说起的。魏连殳非常 喜欢孩子，小说写了大良、小良和他们的祖母，这是极其调皮、极其讨厌的两个小孩，而且祖母也是个极其讨厌的小市民，但是魏连殳非常喜欢这两个小孩，这当然有他的悲剧在里面。有一次，从怎么看待小孩引发了一场争论—— （魏连殳）：“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 （“我”）：“那也不尽然”。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 从表面看起来是讨论孩子问题，其实争论的是，“人的生存希望”在哪里。魏连殳认为有希望，希望在孩子，在人的本性是好的，只是后天的环境造成了人的坏，既然是环境造成的，就有改造的可能性。“我”认为不是环境造成的，是人的本性，人的“根苗”就是坏的，无法改造，也就没有希望。这里实际上是从人的本性这个根底上来辩论人的生存有无希望的。两种观点相互质疑和颠覆，大家注意，这个讨论是没有结论的，所反映的正是鲁迅自己内心的矛盾。 第二次讨论是围绕“孤独”问题展开的。有一天，“我”看见魏连殳的样子，觉得很悲凉，却装着微笑说：“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这就是说，境由心造，这种孤独处境是自己造成的，因此也可以用自我调整的方式改变。魏连殳却说起了祖母：她是我父亲的继母，我跟她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此虽然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我是不理解她的，我和祖母之间是不通的，但是那一天我看到祖母的孤独感时，“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小说结尾，“我”来看魏连殳，又感到“我”跟魏连殳有某种关系。所以在《孤独者》里，从祖母到魏连殳，再到“我”，有一个“孤独者谱系”，这里没有血缘关系，却传承下来了。所以“孤独”不是境由心造，而是本体性的，是命运造成，注定如此的，而且会代代传下去。这是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追问——鲁迅总是通过一种现象进行本体的追问，刚才追问生存希望，这里又追问生存状态：这种孤独的生存状态是可以改变的，还是无可改变的宿命，鲁迅自己是矛盾的。 第三个问题，就更加深刻。我们刚才说过，到最后魏连殳来求“我”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还得活几天！”说完就走了，“我”没有来得及和他进行对话，但正是这一句话像火一样烙在“我”的心上。于是就有这样一个晚上，“下了一天雪，到夜还没有止，屋外一切静极，静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闭目枯坐，如见雪花片片飘坠，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就想起了小时候跟小朋友一起塑雪罗汉，仿佛看见“雪罗汉的眼睛是用两块小炭嵌出来的，颜色很黑，这一闪动，便变了连殳的眼睛”。“我还得活几天”，仍是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呢？”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追问，向千里之外的魏连殳的追问。正在这个时候，咚咚敲门，一个人进来，拿了一封信给“我”，打开信，是魏连殳来的。这里有一种心灵感应，“我”想着他，他的信来了，而且第一句话就说：“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就是回答那个问题：你为什么活？这里又提出了“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从魏连殳的回答，结合他的经历大概有几层意思。第一个层次，是为自己活，为自己某种追求、理想、信仰而活着，魏连殳是曾经这样活着过的，人们为什么觉得他是个异端呢？就是因为他是有信仰、有自己的追求的人。但现在他说他活着是因为有人愿意我多活几天。这就是说，他不可能为理想、追求而活着，因为理想完全破灭了；还要活下去的动力，就来自是有人——例如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孩子希望我活着。这个时候，我活着的全部意义就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爱我者。这是一种力量，而且是很大的力量，魏连殳说，“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因为我毕竟活得有意义：为爱我者活着。但是，现在爱我者自己也活不下去了，人们也不爱我，不再对我寄予任何希望了。到了连爱我者都不希望我活的时候，人的生存价值已经推到了零度，几乎没有价值了，已经到了底线了，但是我还要反抗，我要反抗这个不可抵抗的命运，我还要活着。这个时候，我为什么活着呢？我只能为那些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活着：你们不是不愿意我活着吗，那我就偏要活着，我就是要让你们因为我的存在而觉得不舒服。这是“为敌人”而活着，这真是太可怕了，这是一个残酷的选择。 于是，就有了最后的“送殓”。——魏连殳找到了杜师长，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这样他就有权有势了，然后他以以毒攻毒的方式来报仇：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给压迫者以压迫，给侮辱者以侮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昔日的敌人纷纷向自己磕头打拱，于是面临着“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我一个复仇之神践踏着所有的敌人，我胜利了，但是我已经真的失败了。因为“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是以背叛我自己和爱我者为代价来取得对敌人的胜利。也就是说，他的复仇就不能不以自我精神的扭曲和毁灭作为代价，并且最后必然导致生命的死亡。最后“我”赶去看魏连殳，只能面对他的尸体—— “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 而且有了最后的印象——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着眼，闭了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这是死者的自我嘲笑，又何尝不是鲁迅的自我警戒。我们在讲课一开始就谈到了他的爱的哲学与恨的哲学，这是构成了鲁迅生命本体的一个内在矛盾的。鲁迅显然主张复仇，但他并不回避复仇的严重后果。他看到了为真恨而活着的复仇者，是怎样在杀伤对手的同时，又杀伤了自己：这是一把双刃剑。其实魏连殳最后的选择，也是鲁迅自己可能设想过的选择。鲁迅在《两地书》里跟许广平这样说过，“为了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 按我的理解其中就可能包括魏连殳这种复仇方式。 在《孤独者》里，鲁迅就是通过两种声音，叙事者“我”的声音和主人公魏连殳的声音互相对峙、互相辩驳，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困惑。所以小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孤独者命运的考察，但在更深层面上展开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希望，以及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与驳难，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讨论是极其彻底的，因为本来为爱我者活着已经是生存意义的底线了，还要追问在底线之后还有没有可能性，就出现了为敌人而活着这样的残酷选择。“活还是不活”，这是哈姆雷特的命题，其实正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命题，在鲁迅这里是用中国的方式来思考与回答的：他看得很深很远，从历史看到现实，从魏晋时代文人看到他自己的同辈人，这样一种关于人的存在本身的追问，充满了鲁迅式的紧张，灌注着鲁迅式的冷气。 到小说的结尾，人的灵魂的拷打到这个地方已经无法忍受了，到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于是——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这只受伤的狼，在小说中再次出现，却把那笼罩全篇的面对“死亡的轮回”的绝望挣扎的生命感受螺旋式的推向顶点。这深夜在旷野里发出的长嗥，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长嗥，无疑是魏连殳的心声，“我”的心声，也是鲁迅自己的心声，可以说是千古文人共同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隐喻。 但“我”还想从这里“挣扎”出来：这正是鲁迅之为鲁迅，他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上，当绝望与痛苦达到顶端的时候，他又对绝望与痛苦提出了质疑，开始了摆脱绝望与痛苦的新的挣扎——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地路上走，月光底下。” 最后他由极度的痛苦恢复到平静，更准确地说，是把这种痛苦真正内化，隐藏在心灵的最深处，开始新的挣扎，新的努力，永远不停留的“走”：正是这“轻松”与“坦然”，把前面所有的惊心动魄的追问，全化作了长久的回味与更深远的思索。这样的结尾，也是鲁迅式的：它最终完成了《孤独者》这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