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

1、《从“五等”到“三等”——北魏道武帝“制爵三等”原因钩沉》，《文史》2010年第1辑，第63-78页。2、《也说〈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第135-160页。3、《走马楼吴简中的左、右郎中》，《吴简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11年，第262-271页。4、《二王三恪所见周唐革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97-114页。5、《南京、丹阳考察小记》，《早期中国史研究》第4卷第2期，2012年，第261-291页。6、《东晋南朝的东西省》，《中国中古史研究》第3卷，中华书局，2013年，第105-144页。7、《大陆学界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进展（2007-2010）·东晋南朝》，《中国中古史研究》第3卷，中华书局，2013年，第228-234页。8、《官还是民：唐代三卫补吏称“释褐”小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35-42页。9、《想象的南朝史——以〈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为线索》，第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武汉大学，2009年8月。10、《制造士人皇帝——牛车、白纱帽与进贤冠》，“中古中国的统治方式”青年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2011年5月。11、《禅让行事官小考》，第六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复旦大学，2012年8月。12、《“猛虎渡河”与“飞蝗出境”——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工作坊第二期——“建构与生成：汉唐间的历史书写诸层面” 学术会议，复旦大学，2013年3月。13．《形象与写意：史传书写程式化修辞频现》，《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87期，2014年4月23日。14．《〈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何不记“共工”（上、下）》（札记），《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15.《〈通典〉“晋太尉进贤三梁冠”小札》，《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4年第6期转载。16．《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14年第9期转载。17.《禅让行事官小考》，《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5年第4期转载。18.《皇帝还是士人？——漫话六朝时代的“非典型”皇帝》，《文汇学人周刊》第203期，2015年7月3日。19.《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待刊。

1996年，湖南省平和堂商贸大厦在长沙市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一带的区域内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闻讯获准于当年6月份开始介入该地区约1万多平方米范围建筑工地内地下文物的保护监控和抢救发掘工作。从6月至10月中旬，考古工作者先后抢救发掘出约20多口古代井窖和共存文物。

10月17日，考古工作者在施工场的南部又发现了四口古井。当日上午8点30分左右，一位队员正在仔细观察前夜施工场地一台挖掘机附近散落的几堆黑色淤泥，当他用手上的小木棍轻轻地拨开淤泥时，没想到却拨出了一块长约20厘米的木板，拿起木板，揩去淤泥，木板上浮现出若隐若现的墨迹，经过小心的用水清洗，发现墨迹原来就是书写在上面的墨书文字遗迹，墨书文字的意外发现令当事人顿时惊喜不已。在第一块墨书文字木板遗物发现之后，不久考古队员又发现了第二块、第三块……和更多的墨书文字竹、木板（这些墨书文字竹、木板后经确认均为竹简、木牍）。之后，考古队员又顺着散落的淤泥和捡拾竹、木板的痕迹在施工场地的东南侧，追寻到了出土这些墨书文字竹、木板的一口古井遗迹。但其井坑的上层已被夜间施工的挖掘机的反铲掀开了半边，现存古井的井坑内积满了水，水下是黑黑的淤泥。而值得庆幸的是从被破坏的井中残存裸露的黑泥地层断面上，还明显暴露出隐约可辨的竹、木板层叠的重要现象。

古井遭破坏，考古队员利用现有条件实施了现场紧急保护措施，同时迅速上报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经过对竹木简牍出土现场的进一步勘查，及时研究制定了对这口古井出土文物的应急抢救保护方案：①组织人力对工地残留的有关黑色淤泥土进行收集装袋，保护出土现场，责令建设单位停止施工，并对古井实施科学发掘；②组织人力沿着清淤运渣卡车行驶的路线，寻找收集散落在路上以及卸渣场中所有可能含有竹木简版的淤泥。经过严格、艰苦的发掘工作，终于使一大批因商业建设行为险遭灭顶之灾的珍贵历史简牍文物得到了及时的抢救保护，使其损失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挽回。

这一古井中共出土了约10万枚孙吴时期简牍。并以此硕果荣膺199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称号。

三国时代战乱纷纭，文献史料也因此多有散佚，传世者罕见。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其年代性质属三国时期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文书，且数量大都保存较好，记述翔实，内容丰富多彩，文字包括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等重要内容，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等重要领域，加上简牍出土具有地点集中，政区、时代相同等等特点，所以其史料价值极高，对深入研究和准确复原三世纪的长沙郡或吴国的历史乃至我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9年10月经过考古专家们的整理与编排，《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另》上、下卷正式出版问世。借此契机，学术界对这批简犊的考证及其与吴国赋税、职官、仓廪制度、户籍管理等等社会制度的研讨也在不断升温和深化。

除其补史、证史的重要价值外，长沙走马楼简牍另一重要价值是为我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形象生动的珍贵资料。由于传世和考古发现的三国书迹数量都非常少，而走马楼简牍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书体有楷书、隶书、章书、行书、草书等。尽管其书写皆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与钟繇等名家的书法有天壤之别，但它们却代表了这一时期民间流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平，与传世的三国碑刻和后世临摹的书法相比，其更具大众性和时代性。尤其是楷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恰为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的中间成长时期，可以作为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相当有利且直接的旁证。

长沙城自古流传着一首工整巧妙的街名对联；“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东西红木四牌楼，楼前走马；南正街，北正街，县正街，府正街，南北县府都正街，街上登龙”。其中的“楼前走马”是指明代吉王（朱见浚）府的附属建筑走马楼，位于今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街一带。古井窖群的陆续发现和孙吴简牍的大量出土，给那里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最主要的是，约13万三国孙吴简牍的惊人发现，创下了20世纪中国考古简牍发现的最伟大的世纪记录。

长沙走马楼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广场的中心。1996年在这里出土的14万枚三国吴简震惊了考古界，这些简牍主要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地方文书档案。2010年发掘出一座汉代古井，为东汉前期官方简牍档案埋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