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红旗谱的论文范文

有继承有发展有真有加由你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 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 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1. 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 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 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 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 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 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6. 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 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 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 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 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 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 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 《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 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 “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 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 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再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的“超越性”问题。“红色经典”对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无疑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⑨。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⑩ 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本然的生命体验或人生见解与这种意识形态是吻合还是游离乃至对立；如果吻合，是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姚雪垠是抗战期间成名的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也逐步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或因作者与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都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或因作者本身原有的“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欲望强烈，使其自愿对自己本然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人观物的习惯。因此，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思维形成太大阻碍，反使他们感到在把握历史时顿开茅塞，获得了他们自认为的“深度”。这正合乎黑格尔论史诗时说的“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11) 的情况。但是，优秀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某些“红色经典”每每有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处。例如《红旗谱》对朱严两家关系的描写，对冯家父子关系的描写，《红日》、《李自成》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林海雪原》对少剑波形象及其与白茹关系的描写，《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爱情心理的描写等等。究竟“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那要看对“超越性”如何理解。参照系不同，理解也会不同。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相对于以往的农业题材作品，我们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而若按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它就没有超越性，甚至明显“落伍”。那么史诗性作品是否必须与所表现的历史时期的观念拉开较大距离，乃至对之进行否定性反思批判呢？不见得！黑格尔的见解恰恰相反：如果当前现实强加于诗人的那种正起作用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和诗人以史诗方式去描述的事迹之间毫无亲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是诗人所要描述的内容，即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原来离开这内容而独立的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的世界，这两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却依据不同时代的原则而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根本不同，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式乃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正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古典史诗：荷马倾情歌颂希腊英雄们的英勇智慧，并未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引证黑格尔的论述，并非要以之作为金科玉律，衡量一切作品的史诗性品格，现代史诗型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属于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杰出现代史诗。笔者也并非认为《创业史》就是最典型的古典型史诗，因为它写的是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暴力场面。但上面的引述，起码说明否定性反思并非史诗性作品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品格者，是因它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的几乎所有特征。它选取的是明清之际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斗争事件，就反映生活之广阔、人物形象之众多、矛盾冲突之复杂尖锐、篇幅之宏伟而言，几乎无可匹敌；其人物性格之鲜明、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情节之曲折生动、结构之严谨、节奏之张弛相间富于变化，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们都有体会的；全书既洋溢着英雄主义主旋律，又涂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既写了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又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风俗画面。作者对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反思研究，既看出某种必然趋向，又没有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生理本能因素没有过多渲染，但并非没有相关描写，例如对洪承畴降清前剃头时生理感觉的描写，就堪称精彩。《李自成》在新时期以后受到冷落，有多种原因，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化叙事”代替，成为社会审美心理主流，文学界、史学界对以往正统历史观的反思，使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不排除与作者本人性格的自负狂傲惹人反感，以及某些权威批评家为推出自己新的美学主张而以之为标靶进行贬低有关。1980年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传媒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大多先接受教科书与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而以前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年纪较大的读者，又大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其余三卷，在出版物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读者又追新逐异的今天，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如我们“发现”了张爱玲之后不能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但若拉开时间距离审视，它们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历史眼光看，所谓“新”也是相对而言——谁能保证在它们不再显得“新”的时候仍然让读者关注而不被遗忘呢？要知道，《李自成》作者当年也是以挑战以往明史研究结论，以在当时看来属于“新”的历史观、美学观处理历史人物形象的！比如对崇祯形象的塑造、对李自成帝王思想的描写，在当时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君不见《红日》就因对敌师长张灵甫没有完全漫画化，被诬为“为蒋匪帮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许可算“红色经典”中的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4) 且不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曾经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因素的作品，文学史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5) 历史在发展，在前进，后代的人当然要有反思超越前代的意识。不过，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人”，与我们自己的“前人”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常常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发展，今天宣布“过时”的，以后未必不会“复活”。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如前所述，史诗型作品只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红色经典”主题明确单纯，虽然个别作品近年也被一些学者读出了表层主题之下的另外含义，但无论如何，其文学价值毕竟不是体现在内涵深奥、丰富、复杂、可作无穷解读方面。我这里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文学名著都是内涵深奥、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还有大量内涵并不复杂，甚至比较简单的经典。诗歌里面这类经典不少，比如《诗经》，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更遑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这些诗可以让你展开丰富想象，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所共鸣，但并不需要专家们不断写出专著进行无穷阐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尼·葛朗台》不就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伦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情节线索，似乎复杂些，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像“红学”那样的“安学”。以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16) 笔者当然决不认为需要“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但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自有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格，但它们的内涵究竟有多复杂？是“说不完”、发掘阐释不尽的吗？你能总结出《竹林的故事》或《荷花淀》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说不完、阐释不尽的作品，不等于不值得反复阅读。反复阅读有时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情调，或感受那种情感、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叹赏早已是众所周知，可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童趣。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开掘的深度方面有明显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情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指各种人伦情感、生命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确实，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人伦情感已经淡而又淡：《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有韩百仲与焦二菊的夫妻情，而高大泉与妻子之间，已看不出多少自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也更主要是他的“阶级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因为它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三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比普通的父爱母爱更动人！产生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不乏人情描写。《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红旗谱》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夫妻情、父子情、朋友情浓墨重彩予以表现；而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三家巷》中周炳与几位青年女性，《红日》中梁波与华静，《创业史》中梁生宝与改霞爱情关系的描写，成为那一时期读书界的沙漠甘泉。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 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小虎子15岁那年，恶霸冯兰池要砸掉千里堤上的古钟，霸占48亩官地。小虎子的父亲朱老巩代表锁井镇48村村民与冯兰池斗争，被活活气死。为躲避恶霸的残害，小虎子只身下了关东。他刚走，被恶人奸污的姐姐就跳河自尽了。30年后，小虎子回到了冀北平原上的锁井镇，决心报30年前的血仇。这时他名叫朱老忠，带着妻子和儿子大贵、二贵。少年时的朋友严志和帮他安了家。严志和是严老祥的儿子，当年严老祥曾和朱老巩一起斗争冯兰池。现在冯兰池已60多岁，人称冯老兰，家产比当年更大，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他拉起民团抢逃兵的车子和白面，逃兵请回一个团，架起大炮，强迫他赔偿5000块大洋，他却把这笔钱分摊到锁井镇的贫苦百姓头上。朱老明串联28家穷人告状，官司从县里打到北京大理院，但官府偏袒有钱人，冯老兰的儿子冯贵堂又念过大学法科，会打官司，结果穷人输得一塌糊涂。朱老明赔了5亩地，几乎气瞎了眼，严志和也搭进去一条牛。冯老兰听说当年的小虎子带着两个儿子回来了，后悔当年斩草未除根，留下了祸患。一次，严志和的大儿子运涛和大贵带着几个少年朋友捉到一只名贵的鸟，冯老兰来要，他们不给。冯老兰怀恨在心，唆使招兵的抓走了大贵。第二年春天，运涛外出打短工，认识了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县委书记贾湘农老师，走上革命道路。他热恋着的春兰还把“革命”二字绣在衣襟上去赶庙会。后来运涛告别家乡和春兰，到南方参加革命军，当了连长。接到他的来信，全家人和锁井镇的穷人们欢欣鼓舞。这时运涛的弟弟江涛在县高小学堂读书，也由贾湘农介绍加入了共青团。高小毕业那年春天，在贾老师的鼓励和朱老忠的支持下，江涛考入了具有革命风气的官费学校保定第二师范，认识了正直知识分子严知孝和他女儿严萍。1928年秋天，很久没有音讯的运涛请人给家里写来一封信，说他在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关在济南监狱中了。得到这个消息，运涛的奶奶当场身亡，严志和也病倒了。等待运涛回来结婚的春兰甚至想自杀。严家要去济南探监，但没有路费。冯老兰趁火打劫，只用80块钱就买去了严家视为命根子的宝地。严志和悲痛欲绝，在一天晚上带着江涛来到宝地上，趴在地上张开大嘴啃着泥土。严志和因病不能远行，江涛和朱老忠为了省钱徒步到济南，看到了被判了终身监禁的运涛。从济南归来，江涛决心继续哥哥的事业。从此他寒暑假回家帮父亲种田，开学回学校上课，课余时间就到工厂、农村从事革命宣传工作。这年秋天，党组织派他回家乡组织反割头税运动，和割头税包商首脑冯老兰斗争。经过广泛宣传和动员，快过年的时候，江涛、朱老忠、张嘉庆和一群贫苦农民偷偷带着标语传单和刀、梭标等去赶城里的大集，在闹市上突然召开反割头税大会。农民、市民齐声响应，包围税局子、县政府，打败保安队，强迫当局放弃割头税。他们还趁热打铁，组织了农会。在火热的斗争生活里，严萍深深爱上了江涛。锁井镇的穷人过了一个欢乐的胜利年，冯老兰恼羞成怒，控告贾老师、江涛、张嘉庆是共产党。贾老师决定自己留下从事合法斗争，让江涛带张嘉庆回保定。张嘉庆本是一个大财主的儿子，因为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带领佃户造了他父亲的反。父亲登报和他脱离父子关系，他成了职业革命者。到保定后，江涛和严萍帮助他考入了第二师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江涛、严萍、张嘉庆和同学们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受其影响，保定市13所学校同时罢课，要求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省政府为了瓦解学潮，于第二年夏天宣布解散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为了保卫二师这个抗日堡垒，江涛和老夏领导同学们开展护校运动。反动军队包围了学校，市党部主任刘麻子带着一个军官来逮捕老夏和江涛，张嘉庆踢掉他们的手枪，与同学们一起赶走了刘麻子和军官，紧紧关上校门。当局切断他们与校外的联系，对他们实行“饥饿政策”。他们吃树叶，最后连学校的狗和池塘里的鱼、藕都吃了。严萍和工人、市民们支持他们，从校墙外往里扔烧饼。在饥饿中，张嘉庆仔细研究了二师附近的街道和商店布局，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武装抢粮。严知孝担心学生的安全，劝学生们暂时撤出，保存力量。消息传到锁井镇，冯老兰喜气洋洋。朱老忠和严志和急忙来到保定，巧妙地把一车油、盐、面粉运到二师校门口，让学生“抢”了进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老夏和江涛意识到这样与敌人硬抗太冒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传播革命火种，他们决定带领同学们冲出包围圈，到广大的农村去继续斗争。但就在他们准备行动的那天夜里，敌人开始了凶残的屠杀。老夏和十七、八个学生在与敌军的搏斗中壮烈牺牲，张嘉庆身负重伤，江涛等人被抓进了监狱。得到这个消息，严知孝怒不可遏，严萍失声痛哭，朱老忠和严志和决定与敌人战斗到底。张嘉庆在一家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里养伤，有敌兵看守。后来他和一个名叫冯大狗的士兵交上了朋友。冯大狗本是锁井镇上的无业游民，因为仇恨黑暗社会而同情学生。在军队进攻二师的时候，他开枪打死了几个追杀江涛的士兵。一个炎热的中午，装扮成车夫的朱老忠拉着张嘉庆逃出了保定城，看守张嘉庆的冯大狗也背着长枪跟他们离开了反动军队。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在还没接触过这本《红旗谱》的时候，觉得这本书肯定特别的无聊，讲的很老很老的一些事。《红旗谱》这部书主要讲了三代农民的不同斗争道路及其命运的历史性的变迁，深刻的描述了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寻找解放道路的的曲折历程。其中，朱老巩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与恶霸地主冯兰池斗争结果却家破人亡。朱老明最后也是倾家荡产而告终，朱老忠和严志和作为新的革命农民代表，他们吸取了教训，在斗争中找到了共产党，终于走上了正确的斗争道路。随之，新一代的革命者也诞生了，他们在斗争中逐渐成为了无产阶级战士。那个年代注定动荡不安，《红旗谱》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和地域的基础上，塑造了性格鲜明地具有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人物形象。朱老忠的形象尤为醒目，他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叶，新旧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通过这部书，我也能学习到语文的一些知识，书中人物的形象鲜活，爱恨分明，通过对人物语言的描写刻画生动的展现了北方农民的豪放粗犷的性格特点。通过对这本书的了解，也让我对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入党有了更高的热情，所以，我们应该多读红色经典，了解历史，了解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学习，培养自己坚忍不拔的个性，学会理解，学会忍耐，学会珍惜。紧紧拥护在党的周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

1、“红色经典”作品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随着大量“红色经典”作品重印、再版以及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翻唱“红 色经典”歌曲与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红色经典”作品业已成为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符码,并受到学术界和文 艺界的广泛关注。2、史诗性：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

《红旗谱》主要内容：

清末某年秋天的冀中平原的锁井镇。大地主冯兰池要砸掉48村防汛筑堤集资购地48亩地的凭证——古铜钟！滹沱河畔的千里堤上，柳树林中，见义勇为的朱老巩挥着明晃晃的铡刀，赤膊上阵保护古钟，严老祥也挥斧助战。

冯兰池砸钟难以得逞，他请来地主严老尚调虎离山，走了朱老巩，砸毁了古钟。朱老巩悲愤交加，吐血而死。他死后，冯兰池又想斩草除根，逼死了他的女儿，逼得他15岁的儿子朱小虎离乡背井去闯关东。

30年后的初春，当年的小虎子——朱老忠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怀着复仇的强烈愿望返回了故乡。在保定火车站，他遇到了童年的伙伴严志和。严志和不堪忍受冯兰池的压迫，正要去闯关东。

朱老忠劝说严志和：天塌下来有我朱老忠接着，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咱拧成一股绳和冯老兰干，非报这份血仇不可！朱老忠回到家乡的消息传到冯家大院，冯老兰十分惊恐，他的儿子冯贵堂劝他对村民施行小恩小惠。

这年秋天，严志和的大儿子运涛、江涛，朱老忠的儿子大贵、二贵在地里劳动时，逮到一只非常名贵的脯红鸟，他们希望以鸟换车马。冯老兰见到这只鸟后，非常渴望得到这只鸟，但却遭到了孩子们的拒绝。

冯老兰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指使人将大贵抓去当壮丁。朱老忠明知是报复，但强压住心中的愤怒，想实现一文一武的复仇计划，忍痛割爱，让大贵去当兵。

第二年春天，出外做工的运涛偶遇中共地下县委书记贾湘农，在其引导之下，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共产党就是穷人党，并开始在村里宣传革命道理，与他相爱的姑娘春兰大胆地穿起了绣有“革命”二字的衣服。二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不怀好意的冯老兰为了娶春兰“做小”，乘机中伤。大家非常生气。

大革命的汹涌澎湃，运涛受党派遣南下参加了北伐军。临行前，他与春兰海誓山盟，依依昔别，运涛在北伐军中任见习连长，给家里的第一封信报告了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第二封信却告诉家人，他已于1928年4月被捕，被关押在济南监狱。

严志和为了探监，卖了二亩宝地，正欲起程，运涛的奶奶得知了孙子被捕的消息，暴病而死。严志和的精神几乎崩溃，一病不起。朱老忠帮助严志和办完了丧事，又陪江涛到济南探监。他们见到了以政治犯身份被判无期徒刑的运涛。

运涛告诉他们，他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是被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投入大牢的。此时已是共青团员的江涛决心像哥哥一样，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1929年冬天，中国共产党保定特委贾湘农和江涛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在年关发动群众抗捐抗税，组织农民进行反割头税斗争。按照特委部署，江涛回到所井镇，发动群众。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严志和、武老拔以及当兵归来的大贵都积极投入到斗争之中。

腊月二十五大集那天，按照贾湘农的指示，锁井镇的农民在江涛的带领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张嘉庆带领纠察队担任保卫，朱老忠等人紧紧地护卫着江涛、贾湘农。江涛、大贵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县政府迫于压力，屈服了。

反割头税斗争取得了胜利，农民认识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纷纷要求加入农会。朱老忠、严志和、大贵等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入侵中国东三省。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敌寇的暴行激怒了中国人民，保定二师也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学潮斗争。江涛、张嘉庆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二师学潮涉及到全市，13 所学校罢课，要求停止剿共，枪口对外。

省府宣布解散学校，开除了数十名学生，并派军队包围了学校，形式十分严峻。为了突出敌人的包围，朱老忠、严志和给保二师送来了米面。但敌人提前冲破了学生的防线，血腥镇压了保二师学潮，学生死伤多人，江涛被捕入狱，张嘉庆受伤被关进教会医院。

严志和因二儿子又被捕入狱，悲痛欲绝，想跳河自杀。朱老忠鼓励他要挺住，为孩子的报仇。学潮失败的第二天，朱老忠装扮成三轮车夫，从教会医院救出了张嘉庆。

扩展资料：

1943年在边区文联工作时，梁斌又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扩充为中篇（发表在《晋察冀文艺》上时改名为《父亲》），朱老忠形象明显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个中篇里，严知孝这个人物出现了。

此外，五幕话剧《五谷丰登》和短篇小说《抗日人家》，也是围绕这些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它们也从不同侧面强化了《红旗谱》中的人物与事件，共同建构起了《红旗谱》故事情节的主体思路。

1943年以后，梁斌奔波于紧张的战地生活，较长时间内放下了创作，直到1953年，他才重新拿起笔来，全面去构思长篇小说《红旗谱》。

为了能够使《红旗谱》具有历史真实感，梁斌不仅为了增加生活体验而南下参加农村土改，而且还多次去拜访当事人和重游革命故地，听到了更多关于“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的民间传说。

梁斌写《红旗谱》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多大的创作阻碍，洋洋数十万言的文稿短时间内便得以完成。

1956年，梁斌信心十足地把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萧也牧和张羽在仔细阅读之后，发现作品描写革命斗争的主题很好，既符合对新中国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出版宗旨，而小说中的传奇色彩又能够获得广大青年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稿件本身的艺术质量却还远未达到一部红色经典的出版要求。

于是，张羽看完初稿后给梁斌回了一封长信，他从“第一读者”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梁斌在张羽和萧也牧的鼓励之下，再次回到河北去拜访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对《红旗谱》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更为严格细致的重大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