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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政治在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道德和政治论文，仅供参考!

摘要政治学的发展总体上有现实主义政治观和理想主义政治观两种流派。现实主义政治只注重个人的权力和利益，认为政治和道德是一体不分的。所以现实主义政治也就无视道德等伦理价值。相反，理想主义政治观在重视权力和利益的同时，更侧重于政治权利、政治道德、法律治理等等社会价值。相比现实主义政治的野蛮与血腥，理想主义政治也具有了更多的人性和关怀。

关键词政治权利 政治道德 法律治理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271-02

政治中究竟有没有道德?这是我们透彻理解政治的含义首要的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中国先秦法家信奉：政治就是法、术、势。阴阳家认为政治就是一门“厚黑学”。在西方政治人物的字典里政治就是争权夺利的斗争。为何这样阴暗?因为人们都相信人性是恶的。“人类是忘恩负义、朝三暮四者，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险、追逐名利的贪得无厌者”。①马基亚里维利在《君主论》中把政治描述得更加赤裸裸。他要求“君主不仅要有狮子的力量，更要有狐狸的狡猾”，历史证明了“那些深知做狐狸的人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要做一个让人敬畏的人而不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因为“用金钱买来的友谊是不牢靠的，人们冒犯一个自己所爱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虑”。②这一切都让人们在思考一个问题：“政治中究竟有没有道德可言?”，如果有，“道德在政治中的力量或作用究竟有多大”?籍此对自己的敌人应该怎么处理呢?是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痛打落水狗”，赶尽杀绝?还是要坚持佛家提倡的“我佛慈悲，得饶人处且饶人”?也就是人常说的“今天你怎样对别人，明天别人就会怎样对你”。

关于政治里究竟有没有道德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政治的含义和不同流派的政治观。总体上来说，政治学有现实主义政治和理想主义政治两大思想流派。现实主义政治观，认为政治就是争夺和维护私人权力和利益。在这种政治观的指导下的政治行为就是对人类的血腥的野蛮的杀戮和对权力和利益的无情的争夺。生存在这种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如霍布斯所写的的“像狼和狼一样”，“人与人都处在战争和敌对的状态”。

在现实主义政治里，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是政治活动的最终和唯一目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权力和利益而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权力，在英文中是power,意指影响和控制他人的能力。在这种权力观指导下对权力的争夺也是没有边界的。霍布斯说：“人们对权力的追逐是永恒的、无休止的，这种欲望只能靠主权者的最高权力才能加以控制”。他们用权力谋取个人或者集团的最大利益，用谋取得来的利益维持并不断扩大既有的权力。那些本没有权力或丧失权力的人就成了历史的殉葬品了，也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实主义政治只认准权力，盲信权力越大利益相应就越大，生存也更安全。“权力没有过错”是现实主义政治权力人心里特征的最好的描叙和写照。此外，权力和利益也只属于少数的统治集团。权力之外的人根本不被当人看待。在当今最民主的美国，在建国前一百年的时间里，黑人也只被当作3/5个人看待。

现实主义政治信奉“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生存在这种状态下是没有人身安全和生命保障的。譬如;刘邦称帝后诛杀了韩信;宋高宗渡江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毒死岳飞;朱元璋建业后而火烧“庆功楼”。面对这种惨痛和教训，大智若愚的人选择了激流勇退才可得以保全终生。反之，留下的人却是死于宫廷。如春秋的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奠定霸业后就遁迹江湖，勤奋努力成为当时的富贾。而试图再创辉煌的伍子胥最后竟是饮剑自刎;楚汉的张良，放弃功名利禄，只选择做个留侯而得以安享晚年。而萧何是如履薄冰，韩信被诛。历史总是在演绎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功臣亡”的悲剧。这就是现实主义政治状态下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现实主义政治中，权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或实现利益通常是不择手段。是不讲求道德、仁义或亲情等伦理价值的。权力不仅是追逐的目的，更是实现目的追逐利益而采取的手段。唐初，李世民兄弟为争夺皇位而发生流血政变，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逼退父亲自己登基即位成为皇帝。武则天为排除异己取幸皇帝亲手勒死自己的儿子，最终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血腥的野蛮的政治手段得到的是功成名就和辉煌伟业。相反，讲究仁义的后主李煜只能发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了。诗词歌赋挡不住自己沦为阶下囚。

在现实主义政治里，保护自己的最有利武器就是权力和力量。约翰伦・道夫曾说：“你可以在羊皮纸上遍写限制的文字，然而只有权力才能限制权力”。铁血宰相俾斯麦也说：“这一天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由演说和投票决定的，而是由铁与血决定的”。因此，敌对的双方为自己的安全而无限的追求更大的超过对方的权力。彼此陷入了追逐权力的恶性循环。追求更大范围的权力成了永不止境。这样人与人关系也变得更加不信任，社会也变得更加不安全。最后矛盾越来越大后战争也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总之，在现实主义政治中，只有权力和利益。没有朋友、亲人和信义等伦理价值。对待敌人不是采取佛法倡导的以慈悲为怀，宽宏大量。而是要斩草除根，免留后患。权力人时刻警惕着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恩恩怨怨，警惕着法王和教皇的河东与河西。“今天我不是你的刀下鬼，明天你就是我的阶下囚”。

但是，人类社会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向前发展和演进的，遵循着一条是由野蛮到文明、由血腥到人性的发展历程。由此，现实主义政治也必然发展到理想主义政治。

所谓理想主义政治，即这种政治的运行更加注重权力的掌握和控制，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和谐、均衡等政治学的关怀。

具体来说，理想主义政治也强调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同时更加重视政治权利概念。权利，英文里是rights，简单的是指价值的回报，是与义务相对应的政治法律概念，包括生命权、选择权、发展权、教育权等等。与现实主义政治的权力归属社会政治精英不同，理想主义的权利更为普通民众服务，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密切相关。在现实主义政治中，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是没有区别的甚至是混为一团，都为统治者独自享用的专权。但是，理想主义政治生活里，统治者在享有政治权力的同时必须放弃一些享有的政治权利，比如隐私权、肖像权等。普通民众在放弃一些政治权力的同时享有了更多的政治权利。理想主义政治也就是围绕着政治权利概念展开进行的。

理想主义政治重视法律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现实主义政治观认为权力是实现安全的保障，权力越大安全越有保证。因此追求无限的权力以保障自己的绝对安全也成了现实主义政治追求的目标。理想主义政治重视发挥法律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主张用法律维护安全从而限制权力的恶性膨胀。所以，在理想主义政治里我们讲究的是法制和法治。法制，即法律和制度。法制强调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备，只有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建设一个知法、守法和用法的社会。法治，即法律治理，用法治理国家和社会。树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让法律成为社会的最高裁判。譬如，官员选举制、任期制、问责制、宪政制等等。这些法律制度不仅限制了现实主义政治中“人治”的恶性弊端，更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与现实主义政治权力观相连的是社会等级制。身份和社会地位是区别人与人尊贵卑贱的标准。在美国早期，妇女没有投票权，黑人只被看作3/5个白人，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而理想主义政治更讲究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文关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和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政治是一门权术政治，只注重个人的权力和利益不讲求道德价值。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维护私人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因此现实主义政治被人们冠“厚黑学”之称。与此相反，理想主义政治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民主、法律等道德价值。在当今民主政治里，政治学的价值判断不等于道德判断，高道德的人不意味着就有高超的政治艺术。高超的政治艺术也并不意味着政治人的道德水平就高，仍有好心人办坏事和低道德素质但却成大事的例子。比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人们评价他道德水平很低，但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则留下浓重的一笔。相反，卡特的道德水平很高，更是获得“诺贝尔人权奖”，但政绩平平，一届而下。同时，还有人打着道德的旗号行不道德之实。但今天的政治，除了追逐现实主义政治的权力和利益外，必须有理想主义政治倡导的高层次的道德关怀，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和道德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政治也是要讲求道德的，道德也是政治必有的价值关怀。

注释：

①②[意]马基雅维利著.徐继业译.君主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著.李洪润等译.政治哲学史.法律出版社.2009.

[3][美]乔治・萨拜因著，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浅论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摘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越向纵深发展，社会经济和利益 结构 以及思想价值观念就更加复杂，面对社会经济成分 、就业方式、 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社会领域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公民道德失范行为，加强道德教育，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刻不容缓;我们要通过提 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教育来增强民族素质、提高民族力量，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关键字：教育政治道德

中图分类号：G621文献标识码： A

一、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1、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基础，关系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

一个社会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首先生活在社会这个共同体中 的所有人要有基本的社会公德，人们要在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服务行业中保持正常的秩序，就要求从事各行各业的人有各自的职业道德，道德是社会和谐、公正、公平及有序之本，也是人立 足于社会之必备素质。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让思想政治教育卓有成效，全部的基础首先是要让人们具备道德素养，一个人首先要有道德，才能谈到有理想、有纪律、有荣辱感，以及正义感等等，这些都要在有道德的基础上升华。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是相互统一全面发展的事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小康，人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也要提高，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如果道德建设搞不好，思想政治教育也搞不好，社会现象将是畸形怪状的，民族复兴伟业就没有希望。

2、道德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有力手段，关系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

一个有道德的民族就是一个 有正义感、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坚强集体，现在我们都在讲要实现中国梦，就是民族的强大复兴，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使之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群体，而道德教育就是提高全民素质的有力手段，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同时，道德教育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战略目标之一，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的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所以，道德教育是从根本上讲，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3、道德教育是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的关键，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

少数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腐败日益严重，社会风气难以根本好转已成顽疾，虽然以为首的党中央狠狠的惩治腐败、反腐倡廉初见成效，但从长期看，良好风气的形成既要制度约束，还要靠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来从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 水平，忽视或放弃道德教育，只向“钱”程、不向理想、只图利益、不想责任，道德沦陷，民族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再任其下去，对下一代的影响将非常严重。从根本上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民族复兴的成败，甚至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二、道德教育要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

道德教育要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首先道德教育让人端正自己的思想品行，明确自身的行为规范，成为社会公德和 职业道德的守护者和执行者，在此前提下，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教育引导人们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成为自觉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1、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改革开放外部世界多元的文化思潮冲击，容易造成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复杂化，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容易扭曲。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人民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以科学的世界观为出发点的，而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世界观，所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去教育，武装群众就是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2、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教育群众发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我们并不反对每个人获取自己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我们反对的是弃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而不顾，以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损害他人利益来谋取自己的非法利益。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任务是要教育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要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提倡兼顾国家 利益、社会利益和 个人利益，就是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国家、社会、集体、个人四者 之间的关系。

3、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培养“四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提高社会的和谐有序程度是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标，培育为实现伟大民族强大复兴而有担当和有责任感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在这里，“四有”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理想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和奋斗目标、是道德修养的灵魂、人生的前进方向、道德是 行为规范、纪律是自我约束，文化是理想、道德纪律的依存条件。根据精神所指引的方向，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实现中国梦必经依靠 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所以现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教育，让实现中国梦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理想，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我们的事业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三、加强道德教育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途径

加强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要研究两者的基本规律，采取科学的途径和方法，道德自觉性的养成是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进而达到高度自觉的过程，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渐 进的 细致的持续的说服教育的过程，两者 既有所不同但又有共同的方法和途径。

1、道德教育的方法以说服教育为主，以法制约束为辅，达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道德建设要从教育入手，坚持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对不讲道德的人与事，首先提倡要用批评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来说服教育人，耐心说服，以理服人，以事实服人，先要从教育青少年入手，告诉他们什么是有道德的(光彩的事)，什么事不道德的(不耻的事)，道德建设是百年树人的持续的过程。其次，从社会层面来说，道德建设要大张旗鼓的宣传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正面的例子是宣传各行各业的模范和全国范围内的善举义举和好人好事，反面的是 要大肆鞭挞社会丑恶现象，通过惩恶扬善，端正社会风气。最后，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和变化要靠教育，也要靠法纪，因为教育手段加强道德建设属于自律，而仅仅靠自律是不够的，还要有他律， 要是用纪律和法制的手段来打击不道德的尤其是犯罪的行为，扫除各种丑恶现象。

2、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要以时效为主，就是根据现实创新方法，以求得时效，现在时代不同了，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情况瞬息万变，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单一，效果不明显。一是现在群众吸收外界信息的渠道比较广泛，思想活跃，由 以往的单纯接受转为独立思考，那种“我说你听，我讲你通”的说教式方法难以奏效;二是群众渴望平等的、 实事求是的探讨，由单纯的服从向平等的交流改变，那种“通不通三分钟”的命令式教育难以服人;三是群众的传统思想观念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由过去的注重精神激励、政治荣誉转变为更加看重自身价值的体现和物质回报，追求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用以往“榜样学习”、“大会表扬”等精神鼓动方法来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收效不大。所以，在新的形势下，针对人们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的特点，以全面系统的大政工教育为前提下，不断激发群众的自我教育意识，积极主动抓好两者的结合，做到互相促进。同时要把典型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 手段来教育激励群众，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感和亲切感;要把大道理转化为小道理，做到循循善诱，启发觉悟，形成共识。其次，看人看事要活。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人 是在不断变化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不是只找缺点，而是通过解决思想问题激励、带动他们，在发挥他们的长处时克服短处。越是对待后进的同志，越要精心发现他们长处，扬长抑短，催人向上。再者，工作方法要灵活。思想政治工作因人、因事、因时进行，选择恰当的方法，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

参考：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姓 名：聂 胜学 号：分 校：年 级：指导教师：写作时间：论 文 摘 要隐私权与言论自由在构造完整的人格权方面具有某些相同的功能，然而在实践中二者更多地表现为冲突的一面。为了协调好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必须在总结我国现有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他国先进做法，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本文着重探讨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有关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的立法和实践，并在分析我国相关立法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关键词] 隐私权 言论自由 人格权目 录一、论文摘要………………………………………………………………………1二、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2三、我国现有有关立法和实践……………………………………………………3四、关于完善我国有关立法的建议………………………………………………31、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32、把言论自由作为一项人格权加以保护……………………………………43、详细界定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界限………………………………………44、应列举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隐私的具体情形……………55、应对特殊人员的隐私权作特殊的保护……………………………………66、应对特殊职业人群和组织的言论自由权进行详细规定…………………6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是人格权密切相关的两种重要的精神权利，在构造完整的人格权方面共同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权利常发生冲突，如何协调这两种权利呢?—、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则是人们自由发表言论和传递信息的权利。这两种权利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实现人格权这一基本价值，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以人格关系上所体现的与其自身不可分离的利益为内容的民事权利。人格自由、人格独立、人格尊严与人格平等是人格权的基本内核。要实现完整的人格权，既要保护人的身体、思想、言论等方面的自由，又要保护隐私不受侵犯。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何来人格自由?如果个人的隐私不受法律的保护，又何谈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呢?言论自由和隐私权本身是人格权的应有内涵，二者缺一不可。然而，言论自由与隐私权之间却存在着固有矛盾。这是因为隐私权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生活的秘密，防止任何入侵犯；而言论自由权的目的则在于维护公民“说”和“知”的权利，依法议论和获取信息，满足其“评说”的需要。公民一方面希望知道和评论更多别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事让别人知道。于是，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法律协调其关系。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公民对政府的知政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二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与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三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随着社会的发展冲突将愈来愈多。其一，高科技的发展引发隐私权危机。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传播手段日益现代化，世界越来越小，人类收集、挑选、发送和公布个人隐私的手段和效率产生巨大变化。人们可以用多种手段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窥探他人隐私，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广污应用，个人隐私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大大提高。其二，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与个人保护隐私的要求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是巨大的财富，很多人想方设法取得更多的信息，以便在商业社会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另一方面，人的本性要求自己一些东西不想让他人知道。二、我国现有有关立法和实践。关于言论自由权，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刑法》、《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商业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部门法中对公民言论自由权也有规定。关于隐私权，《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在处理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关系问题上，我国一贯坚持国家、集体的利益高于公民个人隐私的利益，使罪犯定罪伏法的社会利益高于被告的个人隐私利益。如公安执法部门在执行任务时可依法对公民人身及住宅进行检查，被检查人不得以保护隐私权为借口而拒绝接受检查。三、关于完善我国有关立法的建议。为了协调好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必须在总结我国现有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他国先进做法，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1、把言论自由作为一项人格权加以保护目前我国有关言论自由的立法基本上仅把其作为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加以确认，尚未把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在民法中加以规定，而且相关内容十分笼统，缺乏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当公民的言论自由被侵犯时，其不能援引相关的法律进行诉讼，公民的言论自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因此，我国立法应在规定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的基础上，把它作为一项人格权加以保护，还应制定配套的法律对公民的言论自权进行具体的保护。2、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通常用保护公民名誉权的方式对公民的隐私权实行间接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缺乏独立性，当公民隐私权受到侵犯，而尚不构成名誉侵害时，受害方便无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隐私，致使隐私权在我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成为“纸上的权利”。另外，我国隐私权的立法十分散乱，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都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都缺乏操作性。以上情况的存在，使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既觉得无法可依，又感到无所适从。所以，我们认为，要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在民法中加以规定，使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起到主心骨的作用。3、详细界定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界限要明确划分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界限，就必须正确处理两个方面的问题，即隐私的概念，范围和言论自由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标准是什么?一般认为，隐私是涉及到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与社会公众生活或公共利益无关的那部分个人信息。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隐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隐私应该是合法的。犯罪分子的违法活动不属于隐私范围，他们不能以保护隐私权为由而拒绝提供有关犯罪的证据，新闻机构、新闻记者对违法行为进行公开报道不属于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范畴。第二，隐私应与社会公众生活、公共利益无关。如果公民的个人生活涉及到公众利益时，就应该让位于公共利益。第三，隐私权的客体包括：(1)身体秘密，指身体隐秘部位即生殖器官和性感器官、身高、体重、健康状况、身体缺陷等；(2)私人空间，即个人住宅及周围居住环境、私人专用箱包、日记等；(3)个人事实，指个人生活经历、生活习惯、性格爱好、社会关系、学历、婚姻状况、家庭住址、电话、收入情况等；(4)私人生活，指一切与社会无关的个人生活，如日常生活、社交和性生活等。关于言论自由侵犯隐私权的标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第1款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个意见书中关于言论自由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包含两个要素：第一，以口头、书面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第二，这种行为要造成一定影响。这种规定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未穷尽以言论自由为名侵百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因为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并不一定要以公开的方式进行，也可以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如某人获取他人的隐私后并未公开，也可能导致相关人心灵的不安，从而造成了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而对于以不公开的方式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何处置，我国法律缺乏相应的规定。二是“造成一定影响”这句话的词义十分模糊，难以判断，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才算侵权呢?因此，在我国今后的立法中，对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应作一定的修改，这个标准应着眼于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否使公民产生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是否使个人的心灵安宁受到破坏，而不是着眼于“以口头、书面形式宣扬他人隐私”并造成一定影响。4、应列举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隐私的具体情形。隐私权有时也应让位于他人的言论自由权，但是，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的隐私呢?我们认为，应包含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这种同意包括是否公开自己的隐私及在什么范围内公开自己的隐私。如病人到医院看病，就是同意看病医生知道自己的隐私，医生可以对患者的病史、病状、生活习惯进行询问，可以对患者进行必要的人身检查，包括隐私部位的检查，对患者唾液、血液、胆汁、排泄物等体液进行常规检验等，可以就这些隐私问题在医生内部讨论，但不得将此隐私泄露传播出去；新闻记者经当事人同意，可以采访、报道当事人的隐私情况；律师经当事人的同意，也可以调查、翻阅与案件有关的当事人的私人材料。第二，在一些特殊的工作中，当事人应配合工作人员的工作，工作人员在工作范围内也有权对当事人的私人材料进行询问与调查。因国家安全、集体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律程序对公民的通信、住宅、人身等进行检查。我国法律虽然对这些内容有所涉及，但规定得不够详细，且比较零乱。我们建议， 相关法律应详细列举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的隐私，除此之外， 还应对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隐私的界线或范围作明确的规定。5、应对特殊人员的隐私权作特殊的保护政府工作人员、知名人士、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由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一般 人不一样，因此他们个人生活的公开程度比一般人要高，在隐私权的保护方面应采取有别于一般人的标准，适当地放宽他们隐私的公开程度。某些特定的事情对普通人来说是私事，而对我们所说的公众人物来说则不是。如年龄、学历、经历、健康状况、财务来源对于普通人来说纯属个人私事，但对国家公务员来说，则是公事，因为这些是公众对之能否履行职责进行评价的依据，也是在政府官员被选举时选民应知悉的重要信息，并且政府官员所丧失的隐私利益可以从其特殊身份、地位、政绩及公众的信任中获得补偿，而这是一个普通人所不能享有或获得的利益。但这种限制应是合理的、有限度的，对于官员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纯粹的个人生活，应根据隐私权加以保护，同时，对其他社会公众人物(如影视体育明星、文学艺术家、科学家等)的隐私权也应予以限制，因为他 们作为知名人士，能从社会获得普通人无法获得的物质利益与精神满足感，但由于标准把握不好，明星告记者，明星告新闻机构的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在这一领域里，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规范对社会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明确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公开到什幺程度，公开到什么范围。与此相反，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的保护应更为严格，我国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42条第2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但在实践中，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也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律规定不具体，司法力度不够。6、应对特殊职业人群和组织的言论自由权进行详细规定。特殊职业人群，如医生、律师、公证人、注册会计师、新闻工作者等；特殊组织，如商业银行、证券机构、网络经营者、超市等，这些主体比普通公民更容易获得或收集他人隐私材料，对所接触、收集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因此，我国法律应详细规定这些主体什么情况下可以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或不能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的隐私。参考资料：(1) 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 王小能、赵英敏：《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载《中外法学》。(3) 郭卫华等：《网络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4) 戴学正等编：中外宪法选编(下册)，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5) 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和编：《人格权与新闻自由权》，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性手术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那么变性之后他/她们的医疗，婚姻等等再法律上又如何处理呢？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变性手术的可行性及相关法律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对于易性癖患者来说，能够变换性别追求所期待的生活是一种幸福，但同时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实施变性手术的医疗章程需进一步规范，法律也不能固守传统观念而不求改革，至少应在法律解释上做出相关调整。变性手术发展之际也要求在法律上必须对变性行为加以调整和规范，二者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必须面对现实，及时对社会运动做出合理反映，而有了相应的法律规范才能够更加科学的解决如变性手术之类的新问题，使人们依法行使身体权和健康权。

关键词：

变性手术 易性癖 医疗规范 法律争议

随着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变性手术”这个以前我们从未接触过的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媒体的报道中，伴之而来的“变性人”也由纯粹概念或者设想中的东西成为了现实生活中不可忽视的角色。它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日益为人所熟知。当然作为独立个体的自然人对其行为有可选择性，这就为实行变性手术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手术相关的某些问题如法律伦理问题应给与关注，国家应尽快填补法律空白，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

一、变性手术具有可行性的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

在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首先注意到人对其行为的可选择性即肯定人具有意志自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人权宣言》中也明确规定人类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法律中，宪法赋予每一个人自由，这种自由表现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任何一种行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就应该为法律所允许，这是对自由的最好诠释。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自身的精神价值的追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对于性别的认知的扭曲而带来的压抑、苦恼、无奈和痛苦已经到了最大限度。进步带来的全新自由理念彻底击碎了固守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层层阻隔。

变性的可行性可以通过自然人的身体权进行阐释。在人身权方面，性别只具有身份意义尚未赋予人格意义，但从民事法理上来说，性别对于自然人来说，不仅在身份领域发生效能在人格领域有其法律效能。性别对于自然人的这一人格法律意义在法律确认之前属于自然权利，在法律确认之后则属入法律权利即性别权。一旦上升为一项法律权利，性别权即与生命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等权利共同构成自然人的具体人格权。这一法律环境下，人有变更性别的权力，正如变更姓名一样，社会上出现的变性手术从自然权利的角度来说是人性是自然权利的表现，只要没有明确的禁止性法律规定即视为当事人有权行使这一权利。从法律权利的角度来说，是人行使法律权利的表现。从人格诸利益的法理阶位来看，身体、健康属于物质性人格要素，姓名、性别、肖像属于精神性人格要素，自然人以合理处置物质性人格要素为代价换取精神性人格要素的取得和维持是人对精神型人格利益的自然需求，法律应予以尊重。

二、易性癖与变性手术的发展现状

著名的精神学，性学和内分泌专家Harry Benjamin博士关于性和性别有一段精辟论述：“我想提醒大家一个基本事实：性和性别之间的差别。性是你所看到的，性别是你所感觉到的。这两者之间的协调对人类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的性指的是解剖学上的性；性别则是心理上的性别或者性别自认，即一个人对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自我认识。对大多数人而言，二者协调一致的。但是极少数人情况却相反。一个生物学上的男性或女性个体，尽管他或她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生物性别但却在心理上感觉到自己是异性，并渴望改变自己的生物学性别。1949年有位专家首先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易性癖”，这样的个体称为“易性癖者”。韩国以“变成夏娃的亚当”著称的河利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性染色体为XY，分明是男性。但他说从未把自己当成男人，高中二年级时就决定要做变性手术。

那么变性手术又是什么呢？其英文名称是Gender—change Surgery，简称GCS，是以男女性征器官的切除再造为主要内容，辅之以一定的其他治疗方法的整形外科手术。变性手术实施的主要病例是易性癖，其主要目的是让易性癖患者通过器官的改变，实现抛弃原来的解剖学性别变成异性的梦想。1969年Green和Money首次论证了外科手术治疗易性癖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并出版了《易性癖与性别再赋予外科》一书。1931年出现了国际上首例变性手术，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中国公开报道的第一例变性手术是八十年代后期在上海长征医院由第二军医大学何清廉教授进行的。而近几年来，要求做变性手术的人明显增多，有消息称我国已经大概有一千例变性手术。

三、进行变性手术应具备的条件及行业规制

我国在变性手术立法方面应参照国外立法并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制定具体的变性手术申请及实施条件：

第一，实施变性手术的医疗机构必须经过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未取得许可的医疗机构禁止对人实施变性手术。对于国家指定手术机构，应当采取严格审核和特许制度，国家卫生部门应当根据医院的人才技术设备专家在全国选定数家医院作为开展变性手术的定点医院。

第二，明确断定易性癖的标准。判断是否是易性癖患者的主要依据是临床表现。我国确定这一标准可以参照美国精神病协会1980年出版的第三版《精神疾患诊断和统计手册》的诊断标准。

第三，特定亲属必须有表示同意的书面表示，在手术进行之前签字确认，至亲亲属无反对意见。

第四，出具相关证明，比如精神病院证明以排除精神病，公安部门证明或取得公安部门认可。

第五，实施变性手术的当事人应当向医疗机构提出出面申请，实施变性手术的医疗单位在依照法律和医疗操作规程审查后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

最后，实施变性手术的有关医疗单位及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申请变性手术的当事人登记备案建立专门的医疗档案以备查证。

四、变性手术所引起的相关法律问题

目前我国对于变性手术的规范变性人的权益方面的立法处于缺失状态，立法部门等对此持沉默态度。中国的变性手术穿行于法律的空白当中或者说处于边缘状态。

（一）变性手术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等其他罪名抑或是否构成犯罪，在刑法学界引起了激烈讨论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韩友谊认为实施变性手术医生涉嫌犯罪，韩友谊称：身体健康权和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得随意侵害，但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处分自己的身体健康权，比如可以允许别人打自己一拳，这不算违法。不过这种处分并不是无限的.，虽然我国刑法并未直接规定，但从司法实践和立法精神中可以推出，造成重伤和死亡的结果时，被害人的许可并不能免除对方的刑事责任。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则认为变性手术属于医疗行为，医生并无伤害故意。“医生做变性手术时不构成犯罪的”，他说：“医生做变性手术可以理解为医疗行为，同时构成犯罪必须同时满足主客观四个要件。医生在做变性手术时，想的是怎样减少患者的病痛，至少是心理上的病痛，让她们活得更好更幸福。而没有伤害他们的犯罪故意，所以缺乏犯罪主观方面，而不能被认定为犯罪。”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则采取比较折中的说法。他认为是否构成犯罪要看变性的目的，不能一刀切。如果变性手术的患者是因为有疾病即是心里有疾病其他方法有不能治愈只能采取变性方式才能解除这种痛苦，此时变性手术才具有积极的治疗意义，属于医疗行为。但如果变性手术的当事人是由于疾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要求做变性手术，此时变性手术就没有任何治疗意义，不属于医疗行为。

针对上述三方观点，我比较赞同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主观方面的内容是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要件，如果说实施变性手术是为了逃避侦缉等非法目的，则应认定其属于犯罪行为，同时应该区分医生知情与否，如果医生明知变性手术的当事人是出于其非法目的而给与帮助，则医生应按共同犯罪定罪处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如果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了该行为而不是出于伤害的故意，则不构成犯罪。同时变性者自身的态度也应考虑在是否构成犯罪的范围之内。如果变性人是被强迫或者胁迫实行了变性手术，并且术后根本无法适应社会生活或根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相关负责人及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及相应的民事赔偿。

（二）变性手术实行后变性人的户籍变更问题

我国在变性人方面的立法处于空白状态，变性人变更户口性别在2008年前也没有出台相应规定，很多变性者术后似乎处于真空无性别状态。

河南省是明确变性后可变更户口的第一个省份，为了破解变性人面临的困境，江西省公安厅也专门发文，对实施变性手术后变更户口的手续进行明确：实施变性手术的公民申请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时应当提供国内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或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经地（市）级公安机关主管部门核准后由公安派出所班里性别变更手续，性别项目变更后，重新编制公民身份证号码。其中已领取居民身份证的，公安机关将予以缴销，并为其重新办理居民身份证。这一批文意味着江西省成为继河南省后第二个明确变形后可变更户口的省份。山东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也得到了上述类似批复，其他省份也陆续开展户口易性工作。

但是与此同时这也可能为某些非法行为的开展提供了机会，户籍管理方面的规模立法急需进行，以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户籍易性规范调整。

（三）变性手术所引起的婚姻家庭问题

针对我国目前所面对的变性人婚姻问题民政部日前对此做出明确答复，变性人的结婚登记合法有效，解除婚姻关系参照协议离婚处理。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尽管变性手术已逐渐被人们了解和认可，但有关婚姻等方面的法规还没有对这一特定人群做出具体规定。因此这个答复适用于解决所有类似情况。这位负责人同时强调，变性人同我国其他公民一样有权按照婚姻法与异性自由登记结婚，这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障碍设置。然而变性人虽有结婚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变性人要求结婚时首先应向对方履行告知义务使对方知道自己是变性人，好让对方做出是否与其结婚的选择，对方在告知的情况下仍然同意与变性人结婚，就认为放弃了他自己与变性人的生育权。

在现今立法存在盲点的状况下，苛求完备的立法制度是不切实际的，通过国家卫生部的行政规章更加迅捷的、有针对性的、合目的性的对变性手术的法律问题进行规范和引导，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但只能是权宜之计，更为完善的立法急需建立。用陈焕然博士的话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文明和科学的进步，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会更清楚的认识易性癖的本质，从而有可能从根本上战胜这个疾病，使易性癖患者从此不再忍受心灵煎熬的痛苦折磨，也能有机会想健康人一样享受美丽、享受爱情、享受幸福的人生。

参考文献：

[1]凡一平.变性人手记.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2]方刚.中国“变性人”现象.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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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6]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