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忠义主题分析论文

一、从历史时代背景看《水浒传》的忠义思想解读一部古典名著应该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致于“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第一，《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宋史》中的《徽宗本纪》、《张叔夜传》及其他一些史料曾提及，略谓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被撄其锋”，后被张叔夜设计招降。北宋末年，当腐败的朝廷无力抵抗外族入侵的时候，各地的“忠义军”风起云涌，朝廷亦不得不颁布了忠义巡社制度。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于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街谈巷语”在民间流传，则越来越深地染上了“忠义”的色彩。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就称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到《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为帅”等三十六人就是“广行忠义，殄不奸邪”的英雄。元代的“水浒戏”，普遍把宋江写得有别于方腊之流：“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1〕，忠义堂上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梁山泊上多忠义”〔2〕。《水浒传》的作者就沿着这一长期形成的思维格局写成了一部“忠义传”。第二，明代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忠良屡遭迫害的黑暗腐朽统治，使得人们期待有一批寄托着自己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英雄们横空出世，来洗濯这污秽的世界。于是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3〕，即使最后被毒死，也是视死如归，大忠大义的壮烈之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豪气冲天，快意恩仇的绿林义气，构成了对好汉的人格崇拜，也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己经由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向自我意识的觉醒悄然转变，而这种转变，最集中地体现便是《水浒传》。二、人物的出场设置为全书奠定了忠义的基调有人曾经指出，最早的《水浒传》本子，应当只有晁盖、宋江等人的故事，就像《大宋宣和遗事》那样，开头就写杨志卖刀，接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江两位主人公早早就己登场。《水浒传》却在此前加上了王进、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从而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这样一种文本结构，对小说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说来也怪，《水浒传》最先登场的亮相的人物不是一百单八将的成员，而是王进。这位王进在许多方面和林冲一致，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也同样受到了高俅的迫害。但也没有落草为寇，既没反也没乱，而是“私走延安府”。为什么要去延安府？小说交待得很清楚：第一、“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第二、“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王进三番五次强调去延安府的理由，就是要镇守边庭，这与后来梁山好汉受招安，破大辽用意完全一致。可见小说一开头就是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好汉如果受到迫害，最明智的选择是避开当权奸佞，用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为国效力，而不是起来反抗。高俅逼走王进后，又将林冲逼上梁山，这是为了表明“乱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设计迫害林冲之前，小说讲述的是鲁智深的故事。鲁智深最突出的性格是急人所难，无拘无束，为了救素不相识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死镇关西，又大闹了五台山。为救林冲而不惜得最高俅，最后无处安身，只好去二龙山落草。因此，鲁智深的落草与林冲不同，他的落草有些“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小说肯定赞美的是他那“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豪气。一部大书，以王进、史进和鲁智深三人的故事开篇，强调的是到边庭立功和对义气的崇拜，显然忠义观念成为小说要表现的重要内容。三、《水浒传》中宋江是忠义思想的核心体现者忠义思想是《水浒传》的主旨思想，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要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一是侠义英雄时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三是招安以后。

《水浒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是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许多忠义形象，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宋江以“义”来团结好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并且有能力的好汉。

而最终宋江又以“招安”做为那些好汉们的奋斗目标，这也就体现出了“忠”，而这个“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作品中，忠义道德观一直都是作为主要思想存在的，同时也作为衡量众多正面人物的主要道德标准之一。

作品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忠义两全的英雄好汉，其作风行事也都以忠义为先，如《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反映宋江仗义疏财的“及时雨”、忠于朝廷的“呼保义”和“孝义黑三郎”三个绰号都表现了他的侠义之气。上梁山后，仗义疏财的个性是他成为义军首领重要因素之一。

但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可以看出，《水浒传》就是一部“忠义传”。

文学影响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

但它比之《三国演义》，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2017级 历史文化学院 国际政治 崔志涛 《水浒传》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主线剧情是以北宋末年宋江等人于梁山泊起义的故事，是我国第一部详细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将历史事实加以文学改造，歌颂反抗朝政的斗争精神，提出朴素的农民理想。《水浒传》作者为施耐庵，也有认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著的观点，前者受众更为广泛和普遍。在版本上也有七十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之分，主流版本是七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即简本与全本之分。 七十回本一般认为是金圣叹所改，主要记述了宋朝末年宋江等人在官府逼迫下“逼上梁山”的内容，主题上是“大义”和“小忠”，“大义”是江湖之义、兄弟情谊，“小忠”则是区别于“忠君报国”的“忠”，梁山之“忠”更多的是对于一个组织、一个“大家庭”的忠诚。一百二十回本称作《水浒全传》，包含了一百回本的基本全部章节。比起七十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后五十回部分侧重点逐渐走向了“忠君爱国”、“建功立业”、“衣锦还乡”的路线中，与前七十回的主旨发生了较大差异，且对施耐庵本人的历史记载有限，所以学术界认为《水浒传》并非一人独作也是有其原因的。 从《水浒传》这部描绘绿林豪杰产生、发展及最终走向灭亡的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贯穿全书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忠义观”。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忠”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忠”专指对君主的忠诚，唯君主马首是瞻，讲究的是君臣伦理；广义上的“忠”则泛指忠诚、尽心诚意。在《水浒传》中，两种意义上的“忠”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前者对于君主的“忠”主要表现为后五十回中宋江等人支持招安，期待为国效力的意识中。后者的“忠”则贯穿了整部小说，以及时雨宋公明为核心，前期为聚义而尊崇宋江，后期则为尊重宋江而同意招安。宋江的“忠”是对君主的忠，即忠于大宋皇帝。“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这是宋江落草为寇的理由，也就是说，导致宋江不能尽忠于朝廷的不是皇帝，而是奸臣的责任。直到被皇帝赐毒酒而死之时依旧相信这是“天子听信谗言”，是“奸臣误国”。儒家传统观念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宋江虽是小吏出身，却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所以在这点上是有理可循的。而其他英雄好汉的“忠”则体现在江湖义气指引下的“心悦诚服”。 宋江仗义疏财，江湖救急，人称“及时雨”、“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在梁山靠威望立身。在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宋朝，固守忠义道德观念使宋江赢得了豪杰们的肝胆相照、生死相随。这也是今天的中国人非常需要的一种价值观念，当然，不是让人们“揭竿而起”，而是学会尊重、重视榜样。 儒家文化主张“见利思义”、“非其所有而取之，非义也”、“舍生取义”等等。“义”的内涵是复杂的，《水浒传》中的“义”更多的是一种“江湖义气”、“劫富济贫”、“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是一种维护和稳定组织关系，在动荡中加强彼此联系的精神指向，也成为了行事的精神力量。比如说鲁智深通过“倒拔垂杨柳”一事轻松地处理了小混混袭扰寺院的麻烦，并与他们结成兄弟；还是鲁智深，为了保护林冲不在半路上受害，上演了“大闹野猪林”的好戏；还有“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朱工义释宋公明”、“锦毛虎义释宋江”、“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等，每一件事都是讲究“义字当头”。这不仅是一种绿林草莽的帮扶精神，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视的道德风尚。放在现代来说，可以理解为“不抛弃、不放弃”的团结精神，这也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放眼全国，也可以上升到“在致富的路上不抛弃任何一个人”的经济发展观念。 观诸历代名家对《水浒传》“忠义观”的看法，毋庸置疑的是，梁山的“忠义观”是具有两面性的。需要肯定的是，梁山作为绿林草莽的聚义，他们的文化水平是有限的。但在此情况下，他们展现出的是落魄官僚、小地主、农民、无业游民的最朴素的道德观念。道家讲求“大道至简”，儒家讲究“大道至公”，梁山聚义将两种高尚的道德文化转化成最质朴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国家之间的“人情义理”，在这一点上是需要肯定的。且《水浒传》提出了农民对于腐朽的国家的不满，并相应提出有利于农业社会发展的农民主义思想，为后世政权领导者提供了借鉴。 另一方面，《水浒传》中的“忠”与“义”又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首先，宋江的“忠”是明显倾向于朝廷的。在历史条件的局限以及传统儒家教育影响下，宋江看不清朝廷的腐朽与没落，一味强调奸臣误国而忽视了宋徽宗本人的无能，是典型的“愚忠”，在积极接受招安，积极“征讨方腊”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梁山发展到极盛之时将梁山众人推入了朝政的泥潭。 而梁山众人对宋江同样有一种“愚忠”。在招安问题上，梁山内部存在者明确的反对、抵触情绪，他们的个人能力绝不在宋江之下，然而却选择了顺从，李逵更是直到死都说“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可哀可叹。这种无条件支持首领、顺从皇权的逻辑依旧是源于“文化水平有限”。梁山众人中真正接受了正式教育的人极为有限，且大都无法脱离“道统”的藩篱。他们也知道招安的危害，但却还是服从于绝对领袖的权威。墨子曰：知而不争，不可谓忠。在“义”上，《水浒传》更多的是男人之间的“义理”，对于女性的“义”更多的是巾帼之“义”，同时其“义”针对内部，却抵制外部势力。“替天行道”是梁山的招牌，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多是“滥杀无辜”，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而在分利上，均等并不现实。“劫富济贫”是《水浒传》“义”的口号，可在劫生辰纲时，吴用却如此说：“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哪里有“济贫”观念？且劫生辰纲一事导致了“青面兽”杨志被迫逃难，又算什么“江湖大义”呢？另外，富人岂是人人为富不仁，富人就应该被劫吗？“劫富济贫”与其说是大义，不如说是农民对社会不平等的“暴力抗议”。梁山起义起于“义”，终于“忠”，混淆了忠义取舍，造成了最后的悲剧。 《水浒传》所体现的“忠义”价值观念是值得每一代人去鉴析的，在现代社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自己的理想；舍生取义，礼义结合。“仁者，义之本也”，仁者爱人，这也是达到现代“忠义”最基本的、最朴素的、最可行的方式了。

水浒典型人物的忠义观，窃以为离不开两个视角。 其一、当时时代因素。宋代立朝以来，出于建国背景原因，君主侧重的是扬文抑武国策。对外导致的是边患不绝，对内导致的是能臣猛将处于劣势地位。文臣治国的比例远远高于武将治国，随着大宋一统，经济高度发展以后，民间和朝堂上层以及地方行政官制，概莫能外。以水浒为例子，高就太尉这一军事高职的高球，居然是个破落户，靠个人机缘谋此官职，既不懂军事，又不精武术，自然不会在此有所建树。一代名将张叔夜居然也仰气鼻息，靠宿太尉与朝廷沟通。缘于此，中下层的军官更无法与高层通达。所以宋江等只能靠李师师等风尘女子与皇帝传信，可谓悲哀！文武双全的小李广花荣也只能屈居副知寨。长期浸染儒家传统教育的稍通笔墨的梁山好汉，对宋王朝的忠心就体现在效忠帝王一人身上。相应的封妻荫子，建立军功，光耀门庭是人生的最大追求。正是这一角度，决定宋江等走招安路线是必然的，是符合作者和大多数好汉的心理的。但凡有官职和产业的地方一霸或者仁义英雄绝对拥护宋江的选择。所以，单纯靠着晁盖的义字当头的领导模式受到排斥，林冲、杨志、徐宁、卢俊义、柴进、呼延灼、秦明等人身上体现出浓郁的忠君思想；同时江湖义气被宋江灵活运用。替天行道的大旗是宋江以义维护人马团结的指挥棒，正是替天子行仁义、正义之道。 其二、当今时代的眼光。有句话很热“少不读水浒”，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青少年读水浒，很容易被书中和情节中的豪放和义气感染，作出些愤青的事情。敢作敢为，该出手就出手，任何时代都会造就英雄，不单单是宋代，但是同时产生大量的历史垃圾人物和垃圾事件，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水浒的忠义两字，在现今时代更应该理解为忠诚，诚信，重诺言，重感情，重人伦，否则动不动杀妻杀父杀子严重影响社会和谐。 总而言之，水浒的忠义观，我认为是时代的愚忠，是江湖的义气，当然不排除其中朴素的兄弟情，惊天地泣鬼神！浅谈，权搏一笑。

首先我鄙视你，这个都不自己写！很简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