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鄙视你,这个都不自己写!很简单的东西……
愚忠,以宋江为首 的草蜢之夫。没有大的梦想,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牺牲品。
说明1:新浪博客发表时刻 2008-04-15 22:01:39说明2:本人所评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两书都塑造了许多生动的艺术形象,本人拟对他们的忠义观念作一浅析。下面先分析一下两书人物的忠义观念的内涵。一 义 《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即直接切入“义”题,由此一个“义”字几乎贯穿了全书始终。《三国演义》是一部巨著,它演绎了两千年前那个群雄四起、硝烟纷飞的年代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你争我夺。其中对蜀汉刘备集团的描写占了全书较大的篇幅。这里先以刘备集团为例分析一下书中人物义的观念。 先看关羽,他是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刻画的一个艺术形象。为了义,他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令人起敬,作者称赞他的义高得接近天山的云。再看刘备,关羽被害后,他不听诸葛亮、赵云等人的苦劝,意气用事,出兵东吴,招致惨败,使得蜀汉政权从此走向了下坡路。就是因为他不想一人贪生、独享富贵,违背昔日结义。 可以看出,义成了维系刘、关、张的一根纽带,它把他们自始至终捆住了一起,束缚着他们的一言一行。其内涵主要指兄弟友爱,誓同生死。它对那个时期人们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起到了较好的积极作用。同时它也存在着局限性,它是一种拘于个人狭小范围内的一己私义。因此,有时会对事态的发展起消极的牵制作用。比如,刘备去世后,蜀汉国力较弱,从战略角度讲,当时应当注意休养生息,巩固根本,抓好国内经济和军事建设。然而诸葛亮为了报“先帝之殊遇”的个人小义,执意出征中原,上演了一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自己也和关羽、刘备一样成了义的牺牲品。同时,由于一次次的劳民伤财,令国家元气大伤,以致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蜀汉再也无法对魏发起大规模有效进攻,这正是没有放眼长远利益而为一义障目带来的恶果。 《水浒传》开篇第一回同样写了结义:朱武向史进夸说他与陈达、杨春的结义“虽不及关、张、刘的义气,其心则同”。事实上,这个义就是后来水浒英雄们所有行动的一面旗帜,它渗透了好汉们的社会理想。 先以鲁达为例来分析,他一听说金老汉被人欺负,丝毫不理史进和李忠的劝告,就想去打死郑屠夫.第二日又找到金老汉住处,在门口坐了两个时辰看住店小二,以防不料金老汉被其拦截.随后他径直赶到状元桥,设法狠揍了郑屠夫,不料却真的把人打死,自己被逼流落江湖,做了和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之人,从此变得一无所有.他的一言一行,无一不时为了替他人谋利益,帮别人抱不平.再看已经上山的好汉们.行军途中,他们做到丝毫不损害百姓的利益;攻下城镇,他们不忘把官家、地主及恶霸的财物拿来救济百姓。此外,作者还通过对村民、渔民接待义军各种隆重场面的描写,侧面烘托了好汉们的形象,热情讴歌了他们打击封建势力的义举。 在这里,梁山好汉们头脑中义的内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兄弟友爱,誓同生死和济困扶危、劫富济贫。一方面它明显带有桃园结义的痕迹,另一方面,由于它是建立在共同反抗封建统治的基础之上,与《三国演义》相比,它增添了具备一定革命性的内容。梁山早期头领晁盖就曾说过,他们与官府、地方作对,只是为了“施恩德于民”。从作品的描述可以看出,当革命性内容在好汉们义的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各项行动如火如荼,作者写得畅快淋漓,读者读来荡气回肠,比如三打祝家庄、攻取高唐州等。反之,整个梁山事业都会受到影响。小说后半部分写朝廷前往招安时,义军队伍中虽然有李逵等极少数将领的坚决反对,吴用月独自作主,调动军队,把东京闹得人仰马翻,最后依然囿于宋江之义,屈服招安,正是明显例证。二忠 《三国演义》的作者在作品中对人物忠的观念也有不少描述,这里略举几例进行分析。诸葛亮,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无限智慧与经纶之策,草船借箭,南平孟获,巧摆八卦图,智用空城计,直至死了还以木偶退兵,为了刘备,鞠躬尽瘁,可谓死而不已。沮授,袁绍谋士,为曹操所擒,不屈被杀,至死神色不变。令曹操也叹息错杀了忠义之士,让人厚礼殡殓建坟,并在墓碑上题写:“忠烈沮君之墓”。于禁,曹操手下的将领。关公攻取樊城时,他受命前往救援,兵败被擒,变节投降。后来虽然获救,但魏主曹仁鄙视其为人,预先让人在墙上绘制他变节投敌的图画,令其又羞又恼,气愤成病而死。此外,作者还对军阀进行了入骨三分的刻画,他们常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拯救天下:孙权是为了成就“桓、文之事”,曹操是为了完成“力扶社稷的大业”,等等。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说穿了都是想统一天下,尊王称帝,唯自己(或自己的子孙)独尊,以地位与权力来要求天下人向其臣服,效忠于自己个人,实质上,无论是效忠于人还是为人所效忠,他们都不自觉地做了忠的奴隶。 从诸葛亮、沮授、曹仁、孙劝等人身上可以看出,在他们的观念中,贰臣逆子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头脑里忠的内涵主要是指忠于封建统治者个人。在某个统治集团内部,忠可能的确比义更能有效地巩固其个人统治,而且这个观念也深为那个时期的人们所津津乐道,并被当作了一种道德准绳。人们成为忠的奴隶以后,无论是效忠于他们还是期望被人所效忠,在那个时代里,他们大多不约而同采用了一个共同的方式,即通过彼此厮杀来实现。这就必然使老百姓无辜遭殃。曹操进攻徐州,大军所到之处,随意杀害平民。刘备放弃樊城撤退时,随行百姓扶老携幼,嚎嚎大哭。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忠的严重危害性的表现。 《水浒传》人物头脑里忠的内涵可分为两个方面,下面分别予以分析。 一方面,梁山义军虽然成分复杂,但毫无疑问,反对奸臣、贪官污吏及地主恶霸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之一。身处社会底层的阮氏兄弟、张横、张顺兄弟自不必说,就是武松、鲁达、杨志等原有一定职业与身份的人,也都因不满于地主恶霸、贪官污吏的鱼肉百姓和作恶腐败走上了反抗道路,甚至连林冲这样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也因奸臣高俅所迫而被逼上梁山。他们袭击何涛、劫法场、斗蒋门神、功青州、二败高太尉,都是基于这样的动机。宋江自己就曾明确地阐述过梁山义军行动的出发点是因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不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也就是说梁山好汉们主观上希望通过反对奸臣、贪官污吏与地主恶霸的行动来证明对自己国家的忠。然而实质上他们已经动摇了封建统治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客观上对当朝统治政权形成了巨大冲击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梁山好汉们的忠还表现为对封建统治者个人――大宋天子与宋江的忠.一,对宋江之忠.首先来看在作者笔下被描述得极具反抗性的李逵,小说最后一回写他得知被宋江喝毒药之后,一反平时本色,只是垂泪道:“罢,罢,罢!生时服伺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再看看曾反对过宋江招安政策的吴用,他最后竟然也自尽于宋江墓前。由此可见其他一般好汉对宋江的忠何其之深。二,对宋天子之忠。首先体现在宋江身上,他最怕担了不忠不孝之名,初见徐宁、呼延灼、卢俊义等人时都不忘表白自己替天行道,没有异心,要专待朝廷招安。后来当他刚一执掌梁山政权,就立即将原聚义厅名称改为忠义堂,正是为了昭示自己对朝廷的忠诚不二。再看好汉们,招安前,如前所述他们就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斗争来表达对朝廷的忠。接受招安后,他们开始名正言顺的“报答赵官家”,他们追随宋江攻大辽、平田虎、伐王庆、擒方腊,成了统治阶级的一支别动队。然而,他们越显其忠,那些和他们过去一样身份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当地百姓就越受其苦,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属阶级的危害也就越大。并且他们自己也大多数没能有什么好下场:或战死疆场、或被皇帝的爪牙设计毒害。他们被朝廷当成了可供驱使的工具,效忠程度越深,也就越来越快地降低了他们在宋天子眼中的价值,距离自己的最终被消灭也就越来越接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当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抱定“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念头,至死不悟,如宋江、卢俊义等。诚然,这个忠和《三国演义》一样,有着积极作用的一面,尤其在梁山好汉被招安前,对团结各路好汉与凝集义军力量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接下来让我们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分析一下两书人物忠义观念的异同。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两书人物的忠义观念具有相同的一面,它们都包括了对统治者个人的忠以及兄弟之间小我之义。其产生的原因有两点:一,两书所描写的题材比较接近,都描写了封建社会里的纷争厮杀;二,两位作者生活在同一时代,二人有着比较接近的人生观。那么,两书人物的忠义观念的差异在哪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忠义观念的内涵《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为丰富,它增加了“劫富济贫”,“反对污吏”等具有一定革命性的内容。对此可以从作品题材方面予以分析。 一方面,两书所描述事件发生的年代各不相同.从纵向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人们的忠义观念很早就已产生.据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选辑《尚书》的《汤誓》篇记载,商汤在推翻夏王朝的过程中,就曾要求被征服的夏人忠于自己,属守信义,否则就把他们收为奴隶甚至杀掉他们.到了周王朝后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它的核心思想是仁,而这个"仁"字则主要体现在忠,孝,信,义等封建礼教之中,它非常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需求.因此,秦王朝以后,几乎历朝封建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利用儒家学说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居于被统治地位的广大普通百姓则理所当然地受到占据统治地位统治者思想的影响.从此,忠义观念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逐步沉淀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了,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规律变化.对此,可以从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军的口号的演变中得到佐证.汉代中叶,赤眉起义军的口号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唐朝起义军首领王仙芝的头脑中已有要求经济平等的思想,但还没有变为义军的正式口号,宋初,王小波起义军则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与宋江同时期也是起义军首领的方腊则宣称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后的钟相起义军的口号则是"等贵贱,均贫富".显然,这一时期他们的要求"比秦汉以来的起义军有新的发展(白寿彝语)"口号作为起义军的纲领,它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心中向往,而这个向往又受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忠义观念)的支配.因此,三国时期人们的忠义观念只是局限于个人范畴和一己私利领域,个人意识在忠义观念中战局了主导地位.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忠义观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到宋朝徽宗时期,人们头脑里忠义观念的内涵已经有所延伸,开始渗透到对整个社会的关注方面来.这是导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人物忠义观念差异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从横向的社会断面来看,两书所描述人物的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忠义观念的差异.《三国演义》描述的是军阀集团之间的混战,主要人物大多是风云当时的文臣武将,属于统治阶层的人物,他们站在革命对立面,他们的头脑里根本不可能具备什么革命性的观念.而《水浒传》描述的则是一场农民起义的兴衰起落,主要人物是这支起义军的头领们,他们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为宋朝军官而投向义军的,他们大多把义军阵营当作临时栖身之地,本质上讲他们依然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第二类是以宋江为首,吏胥出身的,他们有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日常生活可以自给的,他们对革命持怀疑或不赞成态度,这一部分人占少数;第二种是基本可以自给的,他们不肯贸然参加义军,基本持中立态度,但是他们也不反对革命;第三种是难以自给的,这种人在革命行动中往往能起较大的积极作用.第三类是渔民,船夫,猎户和流浪城乡,啸聚山林的江湖人物,他们是义军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属于"半无产者"和"游民无产者",他们当中有的靠出卖劳力勉强维持生活;有的备受压迫而生活极其艰苦,有的则几乎一无所有.他们的斗争要求不是一味注重自身利益,只图博个"封妻荫子",而是想把"酷吏赃官都杀尽",斗争的矛头不只是指向剥削自己的某一两个具体的人,而是直接指向整个社会!企盼着国家昌盛,百姓乐业.他们最具革命性,他们和第二类人物中的革命力量一道,共同为着梁山事业冲锋陷阵.这是很多好汉们的忠义观念中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内容的社会基础,所以《水浒传》人物忠义观念内涵较之《三国演义》要更为丰富多彩. 在今天,人民彻底摆脱了被统治地位,当家作主成了国家的主人,人们忠义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封建统治者个人的忠已变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义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个人私义,而是社会主义社会里新型的、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大义.现在我们分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人物的忠义观念,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予以考虑,以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观念为指针,正确认识其本质,批判其封建的,糟粕的东西,肯定其中革命性的内容和它对当时社会所起的促进与推动作用.做到以古为鉴,忠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用正确的人生观指导自己,敢于伸张正义,为社会的健康发展,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应有的贡献.
浅谈《水浒传》的忠义观 内容提要:孔师孟祖述忠义,自列丹青从古今。《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起义的英雄小说,,忠、义道德观始终贯穿在轰轰烈烈的起义经过之中,而小说的悲剧结局却令人为这一百零八个好汉叹息万分,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梁山好汉为义相聚,为忠散亡,本文就《水浒传》的忠义观角度分析其思想主题。 关键词:忠义、招安、拔刀相助、平等相处 一、 “忠义”释义“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概念。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先秦以后,“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家庭成员、亲朋戚友、官场同僚)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一般说来,“忠”与“义”这两个概念已经演化为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汉代以后,“忠义”连缀的现象开始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又能对同类人讲义,在“忠”与“义”这两个概念的发展中,“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内涵。而“义”的含义却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的一种号召和纽带,而“聚义”则以“义”为号召联合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 二、《水浒传》的忠义《水浒传》原名为《忠义水浒传》,记述了一百零八条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原名冠以忠义二字,而一群好汉聚义、起义、而后招安以求能为朝廷尽忠,显而易见,忠义道德观无疑是贯穿作品始终的灵魂思想。《水浒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是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许多忠义形象,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宋江以“义”来团结好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并且有能力的好汉。而最终宋江又以“招安”做为那些好汉们的奋斗目标,这也就体现出了“忠”,而这个“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作品中,忠义道德观一直都是作为主要思想存在的,同时也作为衡量众多正面人物的主要道德标准之一。作品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忠义两全的英雄好汉,其作风行事也都以忠义为先,如《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反映宋江仗义疏财的“及时雨”、忠于朝廷的“呼保义”和“孝义黑三郎”三个绰号都表现了他的侠义之气。上梁山后,仗义疏财的个性是他成为义军首领重要因素之一。但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而纵观梁山的首领传承线索,从第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第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到第三任宋江的全忠全义,体现了忠义的发展路线,可以看出,《水浒传》就是一部“忠义传”。 三、《水浒传》忠义观的特点1、《水浒传》的“忠”与“义”是带着妥协性与反抗性的矛盾体。作品里“忠”和“义”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最能体现 “忠义”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2、《水浒传》的“忠”则是凌驾于“义”之上的。《水浒传》以义聚梁山为起,招安尽忠为止。作为绿林中人,梁山英雄信守“义”的价值理念。“义”既是他们标举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准则,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虑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里忠义作为封建道德伦理是同构互补的。对于宋江来说,接受招安、报效朝廷是实现忠的途径,那么对于梁山群雄而言,屈从首领宋江的招安路线以及实现招安后一连串叛卖性行为则是“义”的表现。梁山英雄之间的“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作为首领和兄长的宋江不忠。于是,尽管梁山群雄的义、对宋江的忠和宋江对皇帝的忠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但冲突的结局则是以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梁山聚义初具规模时,乃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莽,后来挂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由“打家劫舍”向“替天行道”的转变,昭示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替天”隐有“忠”的意义。宋江成为梁山首领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和自觉,实现“忠”与“大一统”的终极目标。梁山义军接受朝廷招安后,便受朝廷派遣去打方腊义军,这时的“义”已经臣服于“忠”之下了。3、《水浒传》所宣扬的“义”则主要表现为拔刀相助、平等相处。《水浒传》里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字里行间始终体现着对梁山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行为的赞赏与歌颂,这些都是“义”的表现。鲁智深、武松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拳打死镇关西。武松性情刚强,为替兄报仇,死也不怕。同时,梁山好汉们也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 四、结语《水浒传》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本质的艺术再现,其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小说中的叛逆者由叛逆最终走向招安,从聚义起义到招安一路走来,“忠”的思想逐步凸显,使作品的忠君思想凌架于义之上,实现了“道德的复归”,构成了小说独有的文化品性和存在形式。 [内容摘要] 《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施耐庵根据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水浒故事加工而成。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的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它正面歌颂了敢于造反的农民起义英雄,塑造了许多不柯的艺术典型,暴露了封建地主官僚鱼肉百姓的罪行,提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社会根源,这部小说最闪光的思想是宣扬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中的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宋江。他疏材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反,这是他性格敦厚温柔的一面,他效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蛤也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作品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故我认为宋江是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又因为宋江是梁山头领,英雄代表,故梁山好汉乃一批忠义之士,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 [关键词] 《水浒传》 农民起义 忠义之士 忠义思想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传奇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忠,即是对祖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在当今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一个“义”字。一个“义”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水浒传》的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路见不平,能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这样惊心动魂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气”,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任务。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明人郎瑛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讲义,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宋江自己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雨箭之功”。《水浒传》六十八回这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对宋江,我从下面几方面来分析: 1、宋江的绰号表现了英雄本色,侠义之气。宋江,表字公明,绰号有三:○1孝义黑三郎(可现宋江外理家庭关系是孝义为本);○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3呼保义(据考证与宋之官名有关,反映宋江对朝廷的态度之忠)。 2、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之大。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刀笔精通。他的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守法习惯。宋江到了梁山泊之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3、宋江上梁山前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就不顾法度了。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4、宋江上梁山后,成了义军首领。他自己说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首领呢?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 5、宋江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他的思想是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爱国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6、悲剧的结局。宋江征方腊,108位好汉还剩27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不外三种观点:一是农民起义说。无论认为它是歌颂农民革命,还是认为它宣传投降主义,总之都承认它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二是市民说。认为它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反映市民阶层的情绪和利益,“为市井细民写心”;三是忠奸斗争说。认为它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歌颂忠义思想。这三种思想,究竟谁是谁非,实在不好定论。因为每种都包含合理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小说的思想内容。三者可以互为补充和包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它所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宣传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其一,作品名冠以“忠义”。《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代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其二,“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水浒传》的“忠义”内涵是复杂的。全传本《水浒传》第55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忠”字又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富济贫”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对“义”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小说沤歌“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总之,“忠义”以儒家论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愿望和意志的一面。这正是它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原因。 其三,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批忠臣义士,尤其是宋江成为了忠义的化身。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志在“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但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朝廷招安之后,他们北征辽,南打方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最后仍被误国之君、无道之臣逼向了绝路。作者慨叹“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不平现实,发愤为忠臣义士谱写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忠义”悲歌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忠”和“义”本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由于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幼政经史”,加之做过小吏,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孝亲”的道德伦理思想。于是他养成了仗义轻财、乐善好施之性,所以河北、山东闻名,都称他为“及时雨”。 在宋江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义”的反抗性和“忠”的妥协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刚一出场时就表现了出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案子落到宋江手里,为了“义”,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法犯法”,先给晁盖通风报信,暗中放走七条好汉,使其在石碣村消灭了前来捕捉的五百官兵,从而正式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条好汉上梁山,又成了义军的基础和骨干。 不过,事后宋江又想,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工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接着,为了维护自己和梁山的关系,他一气杀死了企图出卖他的阎婆惜,不得不开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这时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缉拿,又不愿与官府直接对立而投奔梁山,结果只是暂居在孔明、孔亮、花荣等处,直到清风寨刘高欲陷他于死地,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给他的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他便立即改变了初衷,丢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这里,“孝”的观念不取代了“义”的观念而占了上峰。其实,“孝”与“忠”作为道德伦理观念是二而一的东西。在“教”“义”面前,他以“孝”为先。这时官府对他正缉拿得紧,他明知回家不会有好结果,但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忠”的观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动。到家后,果然被捕,于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断配江州。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迫过。倘或他们下山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因此,刺配途中经过梁山泊地界,他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为的是梁山好汉拉他入伙。然而,事与愿违,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接宋江了。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来,宋江立刻就急了。忙说:“这个不是你们第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也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多么的根深蒂固。直到江州服刑,在浔阳楼题了两首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年得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发为反诗,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后,实在无路可走,他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 就在《水浒》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作者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重谈巷语”在民间流行,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小说作者施耐庵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式的思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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