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法关系的议论文题目

情与法应具有三个层次的关系，即寓情于法，力求取得执法的最佳效果，情指的是执法为民的真情；法不容情，捍卫法律的神圣与尊严，情指的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外情；正义之情，锤炼执法如山的司法品性，情指的是具有廉洁从检的职业操守和品格。

1、育法内之情，达到执法的最佳境界

先哲们曾作出这样精辟的阐述：“法律之情理乃法律之灵魂。”这句关于法律之灵魂的论断，显而易见是建立在情理基础之上的，是法与情的最完美阐释与结合。法则代表人民之福祉、国家之福祉，而情是法得以合法正确实施的重要载体和手段。

法是有情的，在特定情况下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运用“自由裁量权”和“无罪推定”等原则，无疑是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合理体现。只有将真情融于检察工作实践中，坚持人性化执法，切实体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法相融，才能达到执法的最佳效果。

2、弃法外之情，维护公平与正义

英国思想家培根在《论司法》中说，“一次不公的执法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执法则把水源破坏了。”这一思想对于今人来说不乏启迪。法的首要的和最高的价值目标是公平正义，这是法的理想。通过法律可以实现公平，伸张正义。

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多情况下，法律的公平正义没有得到实现，或没有得到完全和彻底的实现。首先，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还需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其次，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还存在着薄弱环节，司法的不公正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甚至成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障碍。说情风、行贿受贿风、拜金主义、官僚主义等一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情交易、权钱交易现象出现，直接影响着社会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

曾有过失足的执法者抱怨：“没办法，碍于情面，不得不这么做。”诚然，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人治”时代，重人情轻道理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作为一名执法者，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当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这是检察工作的本质要求，司法现实的紧迫需要，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情有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法律面前，我们既要遵循法内之情的客观要求，更要自觉化解情法冲突的矛盾现象，坚决杜绝和抵制有悖于法律的情感，不亵渎法律，就不会玷污检察官的崇高形象和高尚人格。

3、树正义之情，锤炼执法如山的司法品格

古希腊先贤有过“正义胜似法律”的论述。也就是说，正义是法律的基础，离开了正义，法律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由此可见，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更是现代社会人们追求的理想。因此，牢固树立正义之情，锤炼执法如山的司法品格尤为重要。

树立正确的法制统一观

自觉克服重实体轻程序思想，树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首先要求检察干警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去办案。凡是程序法有规定的，要坚决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其次，要有尊重人权的意识，在办案中体现人性化。

办案公开、公正，通过公开操作，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检察机关执法的公正性。严格按照法定时限办案，坚决杜绝超期羁押、变相超期羁押等现象发生。应履行诉讼权利告知义务，让犯罪嫌疑人享有法律给予的权利。

提高办案效率，“迟到的公正是非公正”，司法效率是公正的保障和要求，从立案、侦查、批捕、起诉等各个诉讼环节都要求在法定时限内完成，保证司法公正；完善监督机制，进一步全面铺开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工作。对具体案件坚持不引导、不干预、不施加影响。

法制与我同行法网恢恢 疏 而不漏立足于这个社会普法教育

法与情虽然有别，但并非完全对立、互不相容。法是按照人的意志制定，并由人来具体实施的。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法的制定不可能尽善尽美，法的实施更是因人而异而很容易出现偏差或失误。排斥感情因素，并不能保证司法人员执法的公正性。而真正秉公执法的，也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都是无情无义的冷血者。

情与法的正确对待方式;

亲情与法理对不起，这问题太有深度了，法律是不外乎人情，可是合法的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2]”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认同和依归，其实质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守法仅是法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信仰的灵魂。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体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越是民主化和秩序化的社会，该社会场景下的市民对法律的崇尚和需求就越强。这些市民之所以追求法律（规则）至上，首先是他们习惯于信赖法律规则；更重要的电子商务资料库是他们有条件通过法律规则来保障自身权利实现的最大化和对政府权力控制的具体化。这是因为“法律规则是一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是一种公共权威，而非人格权威、特权威严及亲情，在调整社会向高层次发展中，能自动地排除或抵制偶然性、任意性及特权的侵害，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运动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其次，法律规则对人们的生活安排方面，它要求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及组织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默契’和‘调节机制’经法律的确定性配置后，能促成人类生活的高度和谐，予以人的自由与尊严最大化保障，让人有绝对的权力，不依赖于阶级或国家，设计的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充满人性关怀的生活模型。”[3]因此，要提升一个国家公民整体的法律素养，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传授给公民法律知识和培育其法律意识乃至法律信仰；二是大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勿容置疑，作为造化育人的高等学府，主导性培育和快速提升青年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其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塑造“现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职责。然而，近年来一升再升的大学生犯罪数据，频频向我们告示：校园并不平静，大学生们的法律素养还十分贫瘠。广州市司法局的吴云南等同志对广东全省49所普通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这49所普通高校曾有违法和犯罪的学生626人，约占同期在校学生总数的干分之二。浙江嘉兴市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两名公务员2003年4月3日下午在办公室里遇刺。警方确认，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时年22岁，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应届毕业生。原来，他在该区公开招考公务员中，已通过笔试、面试，但健康检查不合格，未被录用。因情绪悲观，产生报复念头，遂迁怒于人事部门的招考人员，最终导致行凶杀人。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10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是因为该院通过调查分析发现，2001年该区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还得出结论，大学生犯罪大多是因为不懂法。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大学生犯罪数据，能够予之以较为恰当的解释是：现行的学校“法制教育”课，根本没有让学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伤熊”案当事人刘海洋（清华大学学生）所言：“我们上大一就学了《法律基础》课，学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但用试剂烧伤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是违法就不清楚了，从这段心语中，也许会让我们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检讨意义的启示，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身边的法律生活与法 法制方圆

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利益的，但是，法律的制定也要考虑到人的感情因素的。所以说，情与法是相互联系的，是不可分割的。在一定的情况下，法律的制定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权利，但是，如果法律的制定不能够考虑人民的感情因素的话，那么法律的制定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的人去钻法律空子。所以，情与法是相互联系的，不是可以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