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智慧论文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将二者结合了起来。“仙”与“道”的结缘，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庄子正是因为最早将“仙”与“道”结合在一起，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外篇”和“杂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历来争议较大。鉴于此，本文探讨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就以《庄子》“内篇”为主要考察对象，“外篇”与“杂篇”的相关内容仅用于参照和补充。 一 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定《庄子》一书中涉及神仙思想的那些篇章，或是庄子后学的作品，或是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渗入的部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多认为庄子本人还不可能具有神仙思想。其实，庄子时代神仙思想早已形成，庄子本人也具备接触神仙传说的客观条件。 这里所谓“神仙”，指的不是“神”和“仙”，而是专指“仙”。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神”与“仙”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别。古人在造字时，“神”字是“从示”，而“仙”字则是“从人”，二者之间的区别相当明显。《说文解字》云：“仙，长生仙去。”刘熙《释名·释长幼》亦云：“老而不死曰仙。”看来，在汉代人的眼中，“仙”就是长生不死的人。又《汉书·艺文志》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可见，“神仙”指的同样也是长生不死的人，“神仙”其实也就是“仙”。那么，“仙”为何又称“神仙”呢?闻一多先生解释说：“人能升天，则与神一样，长生，万能，享尽一切快乐，所以仙又曰‘神仙’。”的确如此，“仙”不仅能够长生不死，而且还兼具不惧水火、往来云中等神性，因此“仙”又称“神仙”。 那么，神仙思想最早产生于何时呢?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末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些有关长生不死的传说，神仙思想已经初显端倪。《左传·昭公二十年》云：“齐侯(齐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又《韩诗外传》云：“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蓁蓁。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下沾襟。”以上这两则材料都记载了齐景公对于“古而无死”的羡慕和向往，由此可知，早在齐景公所处的春秋晚期，长生不死传说就已经产生。追求长生不死乃是神仙思想的核心内容，长生不死传说的出现标志着神仙思想已经萌芽产生。而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齐、燕沿海地区已经掀起了一个人海求仙的热潮，《史记·封禅书》对此已有明确的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庄子之时，楚地的神仙思想也颇为盛行。《山海经》、《楚辞》等文献典籍中就保存有楚地流传的一些“长生不死”传说。据袁珂先生考证，《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的楚国或楚地人所作海外南经》中有“不死民”：“其为人黑色，寿，不死。”《海外西经》中亦有“轩辕国”：“其不寿者八百岁。”屈原《天问》云：“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又云：“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屈原所问的，就是楚地流传的“长生不死”传说。《山海经》中还出现了“不死药”，如《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天问》也问到了“不死药”：“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问》还问到了蓬莱仙话中的“巨鳌负山”传说：“鳌戴山扦，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之迁之?”楚地还发生过向楚王献“不死药”的事，《战国策·楚策》曰：“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可见，战国时期，神仙思想已经在楚地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战国时期，百家竟起，自由争鸣；舌辩之士，朝秦暮楚，四方游说；诸侯国之间亦遣使往来，交流频繁。宋国地接齐、楚，作为宋之蒙人，庄子自然能够接触到齐、楚两地广为流传的神仙思想；而《庄子》(主要是指“内七篇”)中的“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能够彻底超越时空限制、获得生命永恒与自由的“得道者”形象，正是受到了神仙传说的影响。 庄子是道家学派继老子之后又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在继承老子道家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且创造性地将它们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庄子哲学中，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道”，第一次实现了它与“仙”的结缘。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合于“道”则生，不合则亡。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侯王无以正，将恐蹶。”对此，庄子既有明显的继承，又有长足的发展。《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猗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项得之，以处玄 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认为“道”尽管“无为无形”、“不可见”、“不可受”，但它却是“可得”的。庄子将黄帝、颛顼、禺强、西王母等能够获得某种超自然神性的原因，全都归结为“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黄帝、西王母、彭祖、傅说等都是神仙传说中有名的神仙，而彭祖和傅说又是早期仙话传说中典型的“仙人”。任何生命体的存在，皆有一个无法超越的时间极限，人类自然也不会例外。然而，神仙家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世人通过服药、修炼等途径，是可以成仙的；而人一旦成了仙，就打破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极限，生存时间无限延长，甚至长生不死。仙话传说里的人物，常常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前后相距竟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彭祖就是早期仙话传说中著名的长寿仙人。 庄子认为，彭祖、傅说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仙，就是因为他们得了“道”。庄子创造性地把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结合了起来，借助超现实的神仙思想更进一步地去充实、美化、鼓吹和宣扬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使“道”具有了更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 庄子出于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目的，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种种神仙传说，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提炼和升华，创造出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的“得道者”形象。庄子笔下的这些“神人”、“至人”、“真人”等，名异而实同，他们都是“道”的化身：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平四海之外。(《齐物论》) (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人火不热。……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大宗师》) 这些“神人”、“至人”、“真人”身上，都有着浓厚的神仙气息。他们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形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神人”、“至人”、“真人”所具有的超自然神性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物不能伤其身。《齐物论》中的“至人”是“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是“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二是可以乘龙、驾云，自由往来于空中。《逍遥游》中的“神人”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中的“至人”也可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三是独特的饮食生活方式。《逍遥游》中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显得与众不同：“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庄子笔下的这一系列“神人”、“至人”、“真人”等，都是作为“得道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在庄子哲学中都是“道”的象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三个方面的超自然神性，也正是神仙传说中神仙超越凡人的地方。除了具备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之外，庄子笔下的“得道者”还兼具“长生不死”的特点，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彭祖和西王母。此外，还有《大宗师》中“年长”而“色若孺子”的女偊，《在宥》中“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常衰”的广成子等，也都是“长生不死”的奇异之人。“长生不死”正是神仙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神仙最令世人向往的地方。由此看来，庄子塑造“神人”、“至人”、“真人”这一系列“得道者”形象的原始素材，应该是来自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 庄子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引入道家学说，塑造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得道者”形象。这一系列来源于神仙传说、具有超自然神力、带有浓重神仙色彩的“得道者”形象，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加诱人的宗教般的新境界。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神仙思想尽管已经孕育成型，但毕竟还只是处于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神仙传说都还是比较零散的，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神仙学说，更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神仙修炼方术。而当时在齐、燕沿海地区新兴的所谓“方仙道”，其所鼓吹的神仙修炼方术也不过是“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早期的神仙方士们还不可能给梦想成仙的世人提供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神仙修炼方术。庄子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与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结合在一起，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条“修道成仙”的途径。 对此，庄子不仅在理论上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个“得道升仙”的美好前景，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一套诸如“心斋”、“坐忘”、“悬解”等具体的“修道”方法：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仲尼)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大宗师》) “心斋”就是要心志专一，排除各种杂念，始终保持虚空的心境。从用耳去听，到用心去体会，再到用气去感应，逐渐提高，直至达到与“道”相合的境界。“坐忘”就是要静坐、静修，忘却形体，闭塞视听。通过彻底忘记自己与周围世间万物的区别，从而实现整个身心与“道”的完全融通。“悬解”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顺其自然，这样就解除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烦扰，真正进入清静、虚空的修道境界。庄子不仅给神仙方士们提供了“心斋”、“坐忘”、“悬解”这些具体的“修道”方法，而且对于“修道”的过程也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丽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庄子认为“修道”需要经过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放弃追逐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接着是抛开个人身体所需的各种物质享受，再就是完全忘却自己的肉体生命。完成这一阶段后，内心自然就会变得清净、明朗，然后就能用心观“道”，渐渐地与“道”相合，渐渐地超越古今，最后完全进入“不死不生”的“得道”境界。庄子所描述的这些“修道”方法和过程，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可实践性，为后世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修道成仙”的重要模式。 总的来说，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进一步美化了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神奇、美妙的宗教般的新境界；同时在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一套“修道成仙”的理论和方法，使神仙思想彻底超越了原始的巫术、方术，沿着宗教神学的方向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后世神仙道教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读罢老子的“无为而治”的论调，为其能在千年之前有这样的提法而拍手叫绝。以下是我整理的感悟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欢迎阅读。

老子的最优选择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无治，萧公权形容老子近乎放任主义，可以说是点到了要害。黄老道家则是在坚持政治治理必不可少的前提下，将无为而治作为了一种理想的统治与治理方式。作为治世学说，黄老道家首先肯定了统治与治理的必要性，突出了必要的政治制度建构，这就使得黄老道家要在思想逻辑上容纳儒家及法家的制度建构主张，肯定一个君主集权的制度体系。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试图以道家的自然等概念为基础，针对强秦迅速崛起和快速灭亡的惨痛教训，主张简政放权，提倡轻摇薄赋，力争清心寡欲。这就为统治及治理者设定了诸多行为边界，不仅杜绝了统治者的多为、妄为和胡为，而且也防堵了统治者的情欲及志愿等诱发的政治多动症，从而有利于社会有机体的自然发育。

一、清心寡欲：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君心术

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也是君王统治*，这其中就包含着君主个人的心术。君主个人的心术说到底是一个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而有意地自我修炼。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政治上能否真正简政放权的关键是君主，因此无为而治的理念中就必然包含着对君主统治心理等的要求。黄老道家对君主统治心理的要求归结起来就是清心寡欲。人的欲望往往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而膨胀，历史经验反复验证统治者的欲望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一般来说，统治者欲望总是给社会带来较为广泛的政治干涉或资源汲取，或者带来社会资源过分集中在统治者手里而导致民穷财尽，或者因民力过度耗费而搞得民怨沸腾，或者因过分的高压控制而****。法家也特别强调君主的心术，但其关注的焦点是防奸与督导，即法家要求君主隐匿自己的积极表现，一方而是防比君主的好恶被奸人利用，另一方而则是为了尽量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君无为与臣有为两者的紧密结合，凸显了法家的心术主要是权谋之术。与法家把君主的心术主要定位成权谋之术不同，黄老道家对君主心术的要求则更彻底地体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诉求，它以君的无为来确保整个统治机器的无为。黄老道家也同样将君主作为决定政治机器如何运作的关键因素，试图从影响君主的心理状态等来实现它所追求的无为而治。汉初统治策略及方针等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君主心理状态由欲望膨胀到清心寡欲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对秦朝统治教训的直接汲取，毕竟秦朝君主的膨胀欲望与其快速灭亡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黄老道家对统治者的有效影响。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宣告了统治者单纯依靠法治思想实行统治的彻底失败，继之而起的汉王朝，及时总结秦亡的原因，调整统治策略，确立以黄老思想为主的统治思想，实行约法省禁、休养生息的政沼，这一做法，在汉初延续六十年之久，被称为黄老政治。可见汉初黄老思想的兴盛以及黄老政治的实施，是当时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产物，更是借鉴秦朝灭亡教训的.结果，社会文化论文《关于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研究》。黄老道家将君主的清心寡欲作为实现天下大治的一个必要条件，强调君心浮躁焦躁暴躁贪婪等都只能是乱世的根本，君心沉稳节制寡欲平和等才是治世的保证。

二、轻摇薄赋：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取予术

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政策层而的表现就是轻摇薄赋，轻摇薄赋既是君主清心寡欲的政策表现，也是确保整个统治机器都贯彻执行无为而治原则的根本保证。黄老道家特别看重民自定，而民自定的前提则是政治统治贯彻清净无为的原则，如果政治统治实行频繁干预的原则，那么民就可能时刻被政治统治的赏罚所牵动，或者被政治统治强行驱使，整日里围绕着政治统治的意志行动，而无暇按照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行动，长期以往必将使民身心疲惫、疲于应付，终究难免民穷财尽的困顿民自定要求政治统治必须确保民可以按照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安排自己的行动，并保证民可以将有限的人力财力首先用于自己的生产、生活，政治统治则必须相应地减少对民的人力、财力等的汲取。道家政治思想从老子开始就强调取予的辩证法，以道者反之动作为方法论基础，突出了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黄老道家则将上述策略直接简化为轻摇薄赋。轻摇薄赋实际上只是少取，还谈不上予，但却是真正的无为，因为即便是统治者善意的予也可能是对民的自在自然状态的冲击和破坏，从而破坏了民自定的治理目标。自战国初年以来，各诸侯国追求富强的变法莫不追求快速地集中人力、物力与财力，各国积极的变法政策既有鼓励民富的，但更多的政策在追求国富，而国富的主要措施莫过于鼓励生产和加强汲取。这种政策的政治结果首先是创造了一个集中统一的大帝国。但当摇役和赋税的负担超过了民所能忍受的极限，摇役过多地占有了民的人力，过快地消耗了民的物力，赋税沉重汲取了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物力，庞大的帝国以摇役赋税造成了民不堪的绝境，民不定，民不堪，巍峨浩大的秦帝国仅仅维持了十五年。多取快取涸泽而渔的汲取政策必定造成破国亡身的政治悲剧，而轻摇薄赋自然就成了追求长治久安的一个替代选项。黄老道家在汉初的流行恰好满足了惩于秦的教训而追求长治久安的方法论渴求，清心寡欲，轻摇薄赋，恢复民力，实现长治久安，就是黄老道家提供给统治者的一个治安策，实际上也造成了一个物阜人安的西汉文景盛世。

三、治理智慧：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现代意蕴

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一种治理的模式，而是一种治理的智慧。作为一种治理的智慧，它在人类社会的复杂治理中就不仅具有普遍的参考性与借鉴性，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在现代的复杂社会治理中，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仍然表现出了丰富的现代意蕴。现代复杂社会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并行不悖的发展导致了诸多治理额难题与困境，甚至由于权力扩张运行而带来诸多不便与治理恶果。实际上，现代复杂社会的治理难题有许多就是由于治理产生的，治理不仅是有效解决社会急难险重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造成诸多复杂难解问题的主要原因。现代治理者一如既往地高度评价自己所拥有的理性与善良，而治理对象却以一再出现的难题向治理者一次又一次地发出了治理挑战。挑战的一方而是要求治理者要不断改善自身的技术、手段与能力等工具理性，及时科学有效地处理治理对象出现的难题与问题;挑战的另一方而则要求治理者积极改良治理理念，有所为有所不为，知道治理权力的限度与界限等，节制自己的治理行为。一般而言，现代治理者拥有的权力和运行权力的手段都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农耕阶段，而这方而的需求也容易得到科学技术的及时帮助，因此治理对象对治理者的能技术、手段与能力的挑战容易得到满足。但是，在治理观念的革新方而则相当困难，因为治理对象在挑战治理者的治理权力限度与界限，而要求治理者改善治理理念时，就实际上己经是在指控治理者对治理权力的过度或不当行使恰恰就是诸多治理困境与难题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现代治理者约束自身权限的治理理念函需从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吸取营养，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复杂社会的治理者只有准确领会了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精神实质，懂得了无为而治的现代意蕴，充分吸收其中的思想养分，才能妥善处理治理与被治理的诸多矛盾，才能妥善处理好目标和手段的矛盾。合理治理，有限治理，有效治理，这样才可能在解决一般治理问题的同时，不造成新的更棘手的治理难题。

一、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由来

西汉时期，刘邦和萧何死了以后，汉惠帝即位，其宰相为曹参。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与个人风格方面，曹参与萧何大不一样。史书记载曹参整天在家里饮酒作乐，无所事事。在用人方面，他不喜欢办事特别认真、严格的人，而重用那些比较粗心、和缓，大而化之，不那么苛察的人。为此，周围的许多官员见状心理不安也很不满，认为这个宰相无能、无用，还消极怠工。汉惠帝也很担心，便直言批评道：现在国家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可是丞相您却是这么一种态度，希望丞相能够勤政一些，有所作为。

曹参沉思片刻，就问汉惠帝：陛下您觉得您当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比汉高祖如何？汉惠帝说自愧不如。我肯定达不到高祖那个程度。曹参接着问：那么

陛下您看我与萧何丞相比又如何呢？汉惠帝说那好像也是不如。然后曹参就说：好！既然我们都不如他们，而他们在去世之前，把各项规章制度都已经给制定下来了，我们后人又不如他们，那我们只有守着他们的制度并照他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去做就可以了，我们不必要在他们的制度之外再去有什么其他的作为。

汉惠帝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就接受了曹参的意见。这也就是历史上“萧规曹随”的著名典故。而曹参的这种治国理念就叫作“无为而治”。

二、无为而治的思想渊源

“无为而治”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其思想渊源就是“黄老道家”。

“黄老道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它是把老子的“无为”、“顺善自然”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时吸收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而成的。

黄老道家有别于庄子的道家。庄子的道家消极避世，而黄老道家是积极入世。汉初曹参所用的统治思想实际上就是把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思想，作为一种用世的方法来治世，而不是用来消极避世。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按照道来做，那就是无为，无为才能无所不为。作为统治者，你要守着无为而治的原则，这样万物可以自我化育，万物可以自我运行。

老子还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说管理国家的人，只要能做到无为，就会使老百姓自我化育，该种地种地，该休息休息，该做什么做什么。自我生产，自我繁殖，自我休养生息；所谓“我好静”，就是说你不要老是今天想做这个事情，明天想做那个事情，老在老百姓所要求的之外，老百姓的生活之外，老想再附加做一些事情。用不着，你好静，老百姓自我端正，用不着你去纠正老百姓，你别怕老百姓不端正，用不着你去端正，你只要静止在那儿，老百姓自己就端正了；所谓“我无事而民自富”，就是说在老百姓的生活之外，你不用再更多地要求做其它的事情，老百姓自己就能够恢复经济，自己就能富裕起来：所谓“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说你没有欲望老百姓就朴实，你欲望越多，那么老百姓就不朴实了，他就越来越耍滑头。

老子还说过这种话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圣人不要在老百姓的想法和人民的意志之外再有什么其它跟他们不一样的想法，你的想法应该跟广大民众，跟社会成员之间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所以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的这些思想被黄老道家承袭下来，而汉初统治者则利用这一思想有效地治理国家。

三、实施“无为政治”是有条件的

实施“无为而治”是历史的必然，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民意。以曹参为代表的统治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治国方略，这也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是因为战乱，民心思定，老百姓需要修养生息。汉初社会经济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当时汉朝刚建立，之前经历了长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时间久、规模大，而且非常残酷。比如“长平之战”秦国消灭了赵国的主力45万，白起消灭了韩魏联军150多万。因此整个社会和老百姓为战争付出巨大。最后经过战国后期，秦国统一全国。然而，统一后老百姓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由于秦朝的暴政，大量地调用民力，修筑长城、石道、骊山陵，同时还调兵攻打匈奴，所以统一后老百姓没得一个喘气的机会。不仅如此，秦朝的苛捐杂税加剧，法度苛严，让人们生活在惊恐的气氛中，精神上感到非常紧张。秦朝的暴政很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发生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当时有两大反秦力量，一个是刘邦的力量，一个是项羽的力量，他们把秦朝推翻以后，继续战争，争夺统治权，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楚汉相争。这场个楚汉相争又打了五年，结果又使一大批的人流离失所。就这样，从我春秋战国，到秦，到秦末，到楚汉相争，中国始终就没有安定过。长期的战争使刚刚建立后的汉朝社会经济非常残破，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整个社会包括那些贵族、功臣甚至皇帝的生活也都不富裕。大量的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史记当时的皇帝刘邦欲搞登基典礼，因国家贫困，都不敢讲排场，只得草草而办。据说当时的很多将相、将军、丞相和一些大臣出门都没有马车，只得坐牛车。统治者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就更别说了。

其次，经济亟需恢复，解决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我国古代是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连年战争，男人大多被征兵和战死，这就必然造成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短缺，继而出现大量的土地荒芜。史载当时刘邦外出视察路过曲逆，看到那里有约五千户左右人口，便惊叹“壮哉，县！”。说：“吾横行天下，独见洛阳与近而”。意思是我打遍天下，走了很多地方了，除了洛阳，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口。而这个地方在秦时有三万余户。可见当时即便曾是京都的洛阳也不过如此，而其它地方人口流失程度的严重。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一片凋敝。因此，对刚刚建立起政权的汉朝来说，首要必须恢复经济，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这是第一要务。否则，国力脆弱，民心涣散，江山不保。

三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战争结束后，就国内而言，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和解决人民生活需要，所以阶级矛盾、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就比较缓和。因为当时农民没有土地问题，而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冲突最主要是土地问题。汉朝初期是有田无人种。当时的地主也不多，都穷，社会普遍地穷，连统治者也穷，没什么可剥削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欲望也不那么强烈，国家与人民的思想比较一致。

四是民族矛盾得以缓和。从秦开始到汉初，国家稳定的主要隐患是匈奴问题。但由于刘邦和后来的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都对匈奴搞和亲政策，因此这种民族矛盾得以缓和。汉初与匈奴之间大多以和平为主，一直没发生大的战争和冲突。这就给当时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让人民修养生息创造了条件与可能。假如民族矛盾突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草木皆兵，人心不稳，统治者还敢万事大吉睡大觉吗？

四、看看汉初究竟是怎样“无为而治”的

应该说，汉初的“无为”是从汉惠帝曹参开始的。然后是汉文帝、汉景帝以及汉武帝统治的前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汉朝统治者到底在哪些方面“无为”？他们的“无为政治”体现在哪些具体的做法中？

第一就是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负担。从汉惠帝开始，将对农民的税率负担从原来的十分之一降到十五分之一。到了汉文帝时期免除了一切税赋，而且持续了12年时间。汉景帝时又把税率减成三十分之一。他们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更好地发展经济，在经济上做了很大的让步。在徭役上，尽量少使用老百姓，尽量少调发徭役。同时皇帝自己也很俭朴。据说汉文帝穿的都是粗布，没有什么穿金戴银。他给自己造陵墓不用任何奢侈物品，都是瓦器陶器，不征用民财，也不动用更多的劳力，生怕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第二是宽刑轻狱。比如在刑罚上，汉高祖一执掌江山，就废除了秦朝的许多严刑峻法。到了汉文帝时继续废除了一些酷刑。当时，藩国齐国有一个太仓令叫淳于公犯法了，按原来的法律惩罚是比较残酷的。他的小女儿缇萦就给当时皇帝写了一封信。说我父亲平时很廉洁，工作也是很认真的，这次可能是一时糊涂犯了法。犯了法理应受到惩罚，但是如果你给他死罪或使用了酷刑，他将来想改都改不了，想改过自新都没机会了。她说她甘愿自己到朝廷这儿来当奴隶为父亲赎罪。这封信引起了汉文帝的高度重视，他确实感觉到当时的刑罚太严苛太残忍，不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因此汉文帝下令立即废除一些残酷的刑罚。比如对于有些按原来法律可以判死刑的进行了改判，给人一条生路。特别是取消了“连座”和灭族的刑罚，一个人犯罪一人当，不能株连他的家人，更不能灭他的族。在肉刑这方面，原来应该打五百鞭子的改成三百鞭，三百鞭电脑改成二百鞭，二百鞭的改成一百鞭。同时汉文帝还规定，打板子尽量不要打得致人于死命，让他有个改过的机会。这种做法对于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第三是实行“仁政”。针对当时一些地方的藩国对朝廷不恭的状况，汉文帝采取很仁慈宽厚的态度处之。比如那个时候的南越国是秦朝派到南方去的一些北方人建立的，吕后时对它进行打押、排挤和封锁，因此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以至于后来发展到自行独立称帝，按说，这是朝廷不能允许的，必须兴兵讨伐并用最严厉的手段来制裁，但是汉文帝没有这样。他实行以德报怨，不但不打你，还给他在北方老家那儿盖了庙，让他们家族在那儿可以祭祀，同时对尉佗家族的人都给予照顾。这件事情使得在南越称帝的尉佗非常感动，觉得自己不该做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因此主动取消了帝号，不再另立山头了。

再比如当时地方的藩王吴王刘濞跟朝廷也有很多矛盾，刘濞一直图谋不轨，也不来朝见皇帝。汉文帝当时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坦然，你不来朝见没关系，我就主动派人去找你，赐给刘濞拐杖，就表示您是老者，您既然是老者，您可以不来上朝，表现出对刘濞的尊敬，这样使得刘濞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不来上朝，你这也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你这不尊重朝廷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朝廷不但没惩罚你，反而尊敬你，所以刘濞起码从面子上他不能跟朝廷对抗，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中央和吴国以及刘濞的关系。

第四是对匈奴实行议和。长期以来，匈奴是秦汉骚扰不断，成为当政者的一块心病。而汉初在对待匈奴的态度上采取了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并不是不反抗，而是反击保持一定的限度，就是说把匈奴打跑就行了，不深入到匈奴的腹地能够，解除边患就可以了。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汉高祖刘邦死了吕后执政，这时匈奴王写了封信来羞辱吕后，说我的妻子死了，你也没了丈夫，我感到很寂寞，你也感到很寂寞。吕后看了勃然大怒，立即召集群臣要出兵讨伐。但冷静一想，不能凭一时的激愤，她知道汉朝的实力弱，没有实力来跟匈奴对抗，当年汉高祖跟匈奴打了多年，结果是怎么样？经过大臣们的提醒，吕后只好忍气吞声地给匈奴回了封信，信里说，我年老体衰，不值得您垂顾我。他们不得已咽下这口气了。

五、汉初推行“无为而治”政策的结果

总的说，汉初“无为而治”的结果是经济开始复苏和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开始有了生机。这个经济发展由汉朝初期的建立，到后来汉武帝，大概经历了七十年左右，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据史书里记载：国家的粮食更多了，粮仓全都满了，有很多地方粮仓里粮食都腐烂了，同时国库里存了大量的钱，以至于串钱的绳子都烂了。人民生活也基本丰衣足食。老百姓能吃饱饭了，衣服也穿得比较华丽。当时记载，出门有马骑了。如果有身份的人骑母马还被人看不起，所以整个社会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可谓国富民强。

道教教派众多，从创教之始，在至上最高神上就有所分歧。早期的五斗米道创教时，以太上老君为教主，供奉“三官”，从而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寇谦之的天师道，由于其享“天师之位”，受“清整道教”之命，得《云中者音诵新科之诫》20卷，均假“太上老君”之名，为此，他依然崇奉太上老君就成为必然的了。太平道开始创教时，後者则崇拜黄老，供奉“中黄太乙”。东晋中後期，上清派、灵宝派相继出现，新出现的《上清》《灵宝》经中，不再尊太上老君为至上神。上清派以元始天王或太上玉晨道君为最尊，灵宝派以元始天尊和太上大道君地位最显，有的经书也列太上老君，但其排列地位稍次。後来在各派协商，融合中提出“道不可无师尊，教不可无宗主，故老君师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之弟子也。”的共识，正是在这种师徒关系下，使他们成为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最高神。另外，各派又有自己的创派真人、主祭神灵等。道教在吸收各种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神话传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仙谱系，并与原来的地方宗教或融合，或形成总支形式。道教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时常与其它宗教、人们的倾向愿望相互影响。几千年间，中国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个教派排间虽然也时常有矛盾，但没有爆发过大的宗教战争，这是值得庆幸的。 [编辑本段]【道教门派组织】道教内部门派众多，因分派示准不同而名称各异。据学理分有积善派、经典派、符箓派、丹鼎派（金丹派）、占验派五类。按地区分有龙门派、崂山派、随山派、遇山派、华山派、嵛山派、老华山派、鹤山派、霍山派、武当派等。按人划分则有少阳派（王玄甫）、正阳派（钟离汉）、纯阳派（吕洞宾）、海蟾派（刘操）、三丰派（张三丰）、萨祖派（萨守坚）、紫阳派（张伯端）、伍柳派（伍冲虚、柳华阳）、重阳派（王中孚）、尹喜派（关尹）、金山派（孙玄清）、阎祖派（阎希言）等。按道门分有混元派（太上老君）、南无派（谭处瑞）、清静派（孙不二）、金辉派（齐本守）、正乙派（张虚静）、清微派（马丹阳）、天仙派（吕纯阳）、玄武派（真武大帝）、净明派（许旌阳）、云阳派（张果老）、虚无派（李铁拐）、云鹤派（何仙姑）、金丹派（曹国舅）、玉线派（樵阳真人）、灵宝派（周祖）、太一教（萧抱珍）、全真教（王重阳）、正一教（张宗演）、真空派（鼓祖）、铁冠派（周祖）、日新派、自然派（张三丰）、先天派、广慧派等。历史上还有正一宗（张道陵）、南宗（吕纯阳）、北宗（王重阳）、真大宗（张清志）、太一宗（黄洞一）、五大宗之分法和天师道、全真道、灵宝道、清微道四大派的分法。还有道德、先天、灵宝、正一、清微、净明、玉堂、天心八派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