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中女权主义研究论文

女权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到哲学思想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而是经历了理论和实践斗争发展的多个阶段的。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看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把女权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由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在“普遍化”的背景下考虑女性问题；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内在固有的积极性，摒弃社会秩序，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第三阶段则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把“平等”与“差异”、“男／女”对立的二分法作为强制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权主义的目标必定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男女性别对立的社会。 第一阶段或第一浪潮 女权主义兴起和发展大约在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 女权运动与是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叶规模壮大起来。这个阶段主要与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部分和衡量社会解放的标准和尺度。女性们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认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男性与女性是平等的。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在早期的女权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差异性研究中，主要是围绕着自然性别（sex）来展开的。女权主义性别sex的考察指出，性别是给与的或强加给女性的，描述了女性与男性在身体上的生理特征差别，具有启蒙的作用。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注重生理性别（sex）差异，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特征表现出的自然性别，但是她破除了性别是天生的看法；波伏娃指出，所谓自然性别sex，事实上并非是天然形成的，人们的性别区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给与的，被强加，尤其女性作为低等的性别，和男性作为优越的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在序言中，西蒙·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女性是什么？有人说：‘女性仅不过是个子宫而已’”。但是谈到某些女性，她指出，“在今日，女性的处境指示出，女性是和男性一样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虽然在这个世界里男性还是尽量处处压迫她们，推到比男性次要的地位，而且希望她们永远停留在附属的地位，把她们的命运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第二阶段或第二浪潮 女权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 兴起于美国，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它引发了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更多的女性为争取女性在文化、历史、习俗上的更多自由而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注重社会性属的考察，分析了性属所造成的性格的差别，形成了各个方面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创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差别；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正式的学术研究，此间逐渐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这里《第二性》尽管发表较早(1949年)，但它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波伏娃促使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更多地关注到政治、法律对女性自由的束缚。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69年），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作为权力中心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米利特将性别与政治直接且突出地联系在一起，用“父权制的男性沙文主义”统治，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合理的政治形式，激起女性与整个人类联合起来推翻父权制的统治。米利特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带进文学批评，以此反对当时占绝对权威的新批评理论，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了性属（gender）概念，即社会性别，或称其为历史性别或文化性别。性属理念是揭露性的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社会不平等给与性别的印记，可以看到性别之间的主次划分和优越从属的区别。在《性属/社会性别机制》一文中，特利沙·德·劳力提指出，对于社会性别而言，“不仅仅是在每个词、每一符号都指代一种物体、一件事情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种意义上的再表现。社会性别事实上是对一种关系，一种隶属于一个阶级、一个团体、一种类别的关系的再表现。……所以说，社会性别并非指代一个个人而是指代一种关系， 一种社会关系。换句话说， 它为一个阶级而指代一个个人。” 可说是“与社会不平等机构有机地连结在一起的”。他认为，性别—社会性别体系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也是一种语言机制，一种指定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身份、价值、声望、在血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社会地位等等）的再表现体系。如果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代表着不同含义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某个人被表示成或自表为男或女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整个社会性别的意义体系。发现女性被社会给与的卑下性别和社会性属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性别论的破产。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也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就显露出来了。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之间横亘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表现为社会价值观赋予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之间的截然不同。社会对女性的气质的规定打造了女性形象，从而也规定了女性的命运和女性的生活状况及家庭生活状况。有的人看到，社会性别理论的贡献在于性属"gender"概念，人类才意识到，有阶级历史以来任何人类社会阶段上都有社会性别。只是没有作自觉的观察和了解。在人类认识到了性属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身心被建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性别——性属。这些过程随着时间推演而不断改变。历史学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性属/社会性别概括道，性属/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里，他强调了两点：第一，性属/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第二，性属/社会性别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

《傲慢与偏见》这部作品，在国内外一直都有研究。在女性相关方面，都有不同主题的分析和切入。在国内，陈艳玲和刘利坤研究了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2007, 03）。2008年江西蓝天学院的熊燕飞对《傲慢与偏见》的小题材创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 宋葳、姜炼（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在2009年研究了《傲慢与偏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简·奥斯汀作品的艺术魅力不仅以小见大，以细见广，更是以朴实、幽默的语言将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生活描绘的有声有色。英国著名文学家和评论家基布尔(T．T．Kebble)说“简•奥斯汀是一位喜剧艺术家”，并认为她“在纯粹喜剧艺术方面仅次于莎士比亚”。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史学家、诗人和政论家托马斯•马科莱(Thomas Macauley)称她为“写散文的莎士比亚”。毛姆说：“我相信，广大的读者已经认定《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的杰作，我认为他们的评价是很中肯的。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名著的，不是评论家们的交口赞誉、教授们的阐述研究、用作学校里的教科书，而是使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中得到的愉悦，受到启迪，深受教益。我个人认为，《傲慢与偏见》总体来说，是所有小说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作品。”毛姆的这一看法不仅代表了学者专家们的权威评价，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一致心声。这篇论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傲慢与偏见》并赋予其新的观点。同时也试图通过对《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伊丽莎白的生活观的分析，揭示现代女性对待生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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