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的论文研究目标

浅析简·奥斯丁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评《傲慢与偏见》论《傲慢与偏见》中婚姻三重境界-爱情与金钱浅谈《傲慢与偏见》的对话描写艺术《傲慢与偏见》中看女性婚姻论《傲慢与偏见》婚姻价值取向《傲慢与偏见》中叙述视角和写作意义浅议《傲慢与偏见》中反讽的运用评析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浅议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中宾利和简的婚姻伊丽莎白的"理想婚姻"与奥斯丁的"婚姻理想"--《傲慢与偏见》伊丽莎白人物形象分析英语IRONY的翻译赏析——评《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 权衡:爱情与金钱----论《傲慢与偏见》中婚姻三重境界（上） 一、引言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年12月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有兄弟姐妹八人。她并不算是一位长寿的作家，在1816年初她得了重病，身体日渐衰弱，不幸于1817年7月18日死在姐姐的怀抱里；奥斯丁也算不上是位多产的作家，尽管年仅21岁就写出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最初的印象》（19年后重新改写，即《傲慢与偏见》）。但在她的创作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只有六部。可这丝毫没有减弱奥斯丁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重要。即使在今天，她的读者也是有增无减。她的作品被屡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批评家托.巴.麦考莱就曾赞扬到：“作家中手法最接近（莎士比亚）这位大师的，无疑就要算简·奥斯丁了，这位女性堪称是英国之骄傲。她为我们创造出了一大批的人物…” 二、钟情婚姻爱情描写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庸俗无聊的“感伤小说”和“哥特小说”充斥着英国文坛，而奥斯丁创作的小说则是一反常规地展现当时尚未受到资本主义冲击的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她“是第一个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她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喜剧，显示了家庭文学的可能性。她多次探索青年女主角从恋爱到结婚中的自我发现过程，这种着力分析人物性格以及女主角和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做法，使她的小说摆脱十八世纪的传统而接近于现代的生活。正是这种现代性，加上她的机智和风趣，她的小说能长期吸引读者。”[1]尽管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有限，但对改变当时小说创作中的庸俗风气起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奥斯丁的小说在英国小说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简·奥斯丁一生都是居住在乡村小镇，接触的人物以中小地主、牧师为主，观察的环境也以他们恬静、舒适的生活为主，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有对重大社会矛盾的反映。有趣的是，尽管奥斯丁终身未嫁，但在她的作品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却是有关婚姻与爱情的描写。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对细腻情感的把握，生动真实地描绘了简.奥斯丁周围世界的小天地，特别是绅士淑女之间的婚姻和爱情风波。 简·奥斯丁的六部作品可以说都是以婚姻为主题的婚姻小说，虽然她的婚姻观不可避免得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也不是完全正统的。而比较清晰得展现作家婚姻爱情观念的作品，无疑要算《傲慢与偏见》了，这部反映婚姻问题的小说是作者最喜欢的作品，同时也是她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在2007年3月1日的“世界书日”上，《傲慢与偏见》被英国读者评选为“十大不可或缺的书”之首。整部作品通过贝内特几个女儿的婚姻经历为基点，以伊丽莎白与达西的感情经历为情节主线，展示了18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贵族阶层的婚姻状况。从某中程度上，也探讨了婚姻的内涵，因此此书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文学批评家马克肖尔这样评价《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及奥斯丁后期的小说会令愚顿者震撼。如她的见解能被认同，这个由愚顿者构成的社会必将脱胎换骨。”[2] 三、三段婚姻展现三重境界 人们的择偶动机决定人们的择偶标准。择偶动机不同，人们的择偶标准也不会相同。自古以来，人们的择偶标准既要遵循婚姻的自然属性，又不得不受婚姻社会属性的影响。婚姻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们择偶时要考虑对方的身体、经济、宗教、道德等因素。人们在选择婚姻伴侣时不可能只有单一的动机，而是几种动机同时存在，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而这种侧重点的差异表现出来便是人们择偶标准的差异。 根据择偶标准的差异，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其名著《1500-1800年英国家庭、性和婚姻》中将当时英国人的择偶动机分为四类：为了巩固家庭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地位；为了个人的感情、友爱和情谊；性的吸引；激情之爱。[3]在《傲慢与偏见》里，作者所塑造出的几种婚姻关系，大都可以从中找到相符合的类型。例如夏洛特和柯林斯的结合，就符合“为了巩固家庭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地位”这一类型。 简·奥斯丁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对《傲慢与偏见》里的婚姻与婚姻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诙谐的描述。男士们如何挑选妻子，年轻的女子以及她们的母亲如何为其挑选未来的夫君，构成了这部小说许多精彩的场景。在这部探讨婚姻关系的作品中，作者着力刻画了几种不同的婚姻和爱情关系，除了上面提到的夏洛特和柯林斯的婚姻，还有几对比较重要的婚姻：莉迪亚和威克姆；伊丽莎白和达西等等。尽管他们都走进了婚姻的围城，但是婚姻的幸福度却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奥斯丁笔下的婚姻，不仅涉及到感情，而且还和经济紧密相关。“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4]本书的第一句话就点出了影响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金钱，然而果真是一条真理吗？我们对小说进行分析，可以将书中的婚姻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境界，通过比较，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判断。 （一）莉迪亚和威克姆的婚姻：盲目的激情追求享乐 在《傲慢与偏见》中，如果要选出一桩最荒诞且最不被看好的婚姻，无疑就是莉迪亚和威克姆的婚姻了。作者甚至没有正面交代二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继而出走的。只是简单的通过简和M·加德纳舅妈写给伊丽莎白的信，让读者了解情况的大概。两个人之间很难说有什么爱情，即使勉强有，也只能算是“肉欲之爱”产生的盲目激情。简·奥斯丁对他们的婚姻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莉迪亚的轻浮、卤莽和无知即使在小说的结尾也没有改变，威克姆的狡诈、野心和肤浅也使我们感到厌恶。理智、感情与道德可以说是婚姻精神层面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对婚姻不具备其中的任何一项，他们婚姻的失败早已注定。 婚姻的基础是婚姻最终成立的根据，决定着婚姻的特性。西方的婚姻更加注重性的因素，在他们看来男女的结合“主要报偿是性关系的满足。”长久以来，西方人有这样的观念，婚姻是为了爱情和寻求伴侣，还有的是为了性的和谐，避免孤独。莉迪亚习惯沉醉在男人的追捧中，而且一向用清不专，“只要受到人家的勾引，对谁都会上钩。”她对人的好恶，选择男人的标准，只是看对方的脸蛋漂不漂亮。当有漂亮的男人出现时，她的注意力马上就会集中过去。至于自己是不是爱上对方，她一点也不在乎，也更不会在乎对方是否真的爱她。 这种以性爱为基础的带有鲜明个人性的婚姻是缺乏稳定性的。婚姻是个人的事，与别人没有直接关系，这样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就比较容易，没有什么牵制和挂碍。爱情本身是不稳定的，是人类情感中最难以捉摸的部分。[5]韦政通说：“在所有的爱中，最强烈，最令人困惑，也是最缺乏稳定性的就是性爱。”所以建立在性爱基础上的婚姻总是包含着“隐伏的危机。”[6]而人的本性中又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因而更加重了建立在性爱上的婚姻的不稳定性。莉迪亚和威克姆的婚姻既是个人的，又是根植于性爱的，它的不稳定性就成为必然了。加之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比较受限。在这种环境下夫妻间的冲突所产生的情绪障碍很难获得疏导，日积月累容易造成不和，情感上就会出现创伤、裂缝。这种情感上的伤痕便无法弥合而全面崩溃，当做为婚姻基础的性爱消失，那婚姻自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傲慢与偏见》中莉迪亚和威克姆婚姻的前景，作者在最后一章含蓄得指出：“威克姆不久便清淡爱弛，莉迪亚对他稍许持久一些。” 威克姆选择莉迪亚的原因，书中并没有详细指出，不过他之所以同意与莉迪亚结婚，金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威克姆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在与莉迪亚私奔前，曾经追求过金小姐和达西小姐，不是因为性，而是为了金钱。威克姆怀有这样的心态，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不无关系。在18世纪时财富仍是社会中上层择偶时的重点，正如1727年丹尼尔迪福所抱怨的那样，“金钱和处女膜仍是人们考虑的目标。”同时威克姆做为地位稍底的中等阶级（lower middle classes），并没有大量的财产传承，因而更加重了他对金钱的贪婪。最终还是达西先生出面，替威克姆偿还了债务，并在莉迪亚名下的钱之外，又给了她一千英镑，并给威克姆买了个官职，最终换来了威克姆和莉迪亚的婚姻。“美貌与相貌平常的人一样，也得有饭吃，有衣穿。”可见在这段婚姻中除了盲目的激情，金钱也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 （二）夏洛特和柯林斯的婚姻：向现实妥协 在《傲慢与偏见》中，金钱和爱情婚姻往往是形影不离，难分难舍的。小说里人们谈婚论嫁时总少不了金钱的影子，而阐述金钱对于婚姻的选择，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柯林斯牧师和夏洛特·卢卡斯的结合了。 柯林斯选择夏洛特做自己的妻子，显然不是因为爱上她，在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时就已经详细阐述了他要结婚的理由：“第一，我认为每个生活宽裕的牧师（像我本人），理当给教区在婚姻方面树立一个榜样；第二，我相信结婚会大大增进我的幸福；第三—这一点或许应该早一点提出来，我有幸奉为恩主的那位贵妇人特别劝嘱我要结婚。”因而当柯林斯像伊丽莎白求婚遭到拒绝后，他毫不犹豫的把结婚对象转向了夏洛特小姐。柯林斯急着结婚，并不是出于个人需要，只是在完成他所崇拜的德布尔夫人（达西的姑妈）布置的一项任务，只要结婚了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结婚对象是谁，对她是不是有感情这些并不重要。而且夏洛特小姐还算是贵族出身的小姐，也算是门当户对，这就已经足够了。 柯林斯这个人并不懂得如何去爱和经营婚姻，他看上去有些笨拙可笑，缺少男子汉气概但又很自负。他的婚姻一定程度上是遵循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婚姻理念：“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夏洛特·卢卡斯可以说是《傲慢与偏见》里有头脑并富有理性的一位女子，是她最先看出达西对伊丽莎白有意，并且向伊丽莎白表达她对简和宾利感情发展的担忧（事实证明她是正确的）。夏洛特的聪明伶俐令人印象深刻，可更让人感叹的是她对自己婚姻选择的那份精明。她清楚得认识到了当时英国社会中上层阶级婚姻的普遍本质：物质因素是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社会的婚姻生活的重要因素。卢卡斯家族也算是属于贵族阶级，在16至18世纪期间，英国贵族“婚姻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心理和生理需要的私人结合，而是一种确保家庭和其财产永存的制度性策略。”[7]贵族的婚姻很大程度上要服从家庭的利益，他们非常注重婚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对于许多处于经济困难的贵族来说，尤其如此。因而，属于破落贵族家庭的夏洛特没有多少可观的嫁妆，也无法攀高求贵，被迫嫁给柯林斯实际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且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这也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时代，男女不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法律规定，女性不拥有财产继承权，家庭生活被认为是最适合妇女的天地。妇女要生存，要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和“财政保证”，婚姻是捷径也是唯一的途径。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婚姻不仅仅是作为爱情的归宿，还会是“谋生”的手段，也就难免出现一些看似荒唐的事。“并且，马克思（和贝尔）曾说，妇女在和男人的关系中的地位使我们可以判断出一定特定社会自由和不自由的程度。[8] 夏洛特是何等聪明的女子！她早就看出了柯林斯先生既不通情达理，又不讨人喜欢，同他相处实在令人厌烦，而且他对她的爱也一定是“镜花水月”。但是她还是选择了他做丈夫，因为夏洛特选择的这种婚姻，总归是女人最适意的保险箱，能确保她不至于挨冻受饥，也不用担心丈夫变心，至于婚姻幸福与否则就要放到次要位置了。所以在伊丽莎白拜访朋友的时，发现“柯林斯先生有时说些让夏洛特实在难为情的话”“夏洛特一般总是明智地装作没听见。”而且夏洛特也并不把他放在心上，单独带妹妹和伊丽莎白参观住宅，而且她也非常高兴。似乎如果柯林斯不存在，就真有一种舒适的气氛。这就是夏洛特和柯林斯的婚姻，很显然成就这段婚姻的关键就是金钱。对柯林斯来说，这样的生活让他很满足，婚姻的“目的”也已经实现。而夏洛特“用什么手段驾御丈夫，有多大的度量容忍他，不得不承认，事情处理得相当不错。”这样的一种靠金钱财富维持的婚姻虽然并不完美，但毕竟也是一种婚姻。 在这桩婚姻里，夏洛特和柯林斯之间是没有温暖和幸福的感觉的，只是枯燥平淡的生活着。也许只有当他们孕育出下一代时，彼此才会产生一种爱—对下一代的爱，对孩子的关心呵护，到那时他们的婚姻也许便不这么乏味。奥斯丁并不欣赏这样的婚姻，透过文字可以感觉到她对这种婚姻的嘲讽之意。但以我们现代的视角来看，夏洛特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呵。岁月不留人，对她这样一位老姑娘来说，有一个归宿似乎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当然不会赞赏夏洛特的选择，但能否试着对她多一分的理解和宽容呢？(下)

女权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到哲学思想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而是经历了理论和实践斗争发展的多个阶段的。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看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把女权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由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在“普遍化”的背景下考虑女性问题；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内在固有的积极性，摒弃社会秩序，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第三阶段则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把“平等”与“差异”、“男／女”对立的二分法作为强制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权主义的目标必定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男女性别对立的社会。 第一阶段或第一浪潮 女权主义兴起和发展大约在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 女权运动与是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叶规模壮大起来。这个阶段主要与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部分和衡量社会解放的标准和尺度。女性们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认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男性与女性是平等的。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在早期的女权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差异性研究中，主要是围绕着自然性别（sex）来展开的。女权主义性别sex的考察指出，性别是给与的或强加给女性的，描述了女性与男性在身体上的生理特征差别，具有启蒙的作用。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注重生理性别（sex）差异，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特征表现出的自然性别，但是她破除了性别是天生的看法；波伏娃指出，所谓自然性别sex，事实上并非是天然形成的，人们的性别区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给与的，被强加，尤其女性作为低等的性别，和男性作为优越的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在序言中，西蒙·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女性是什么？有人说：‘女性仅不过是个子宫而已’”。但是谈到某些女性，她指出，“在今日，女性的处境指示出，女性是和男性一样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虽然在这个世界里男性还是尽量处处压迫她们，推到比男性次要的地位，而且希望她们永远停留在附属的地位，把她们的命运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第二阶段或第二浪潮 女权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 兴起于美国，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它引发了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更多的女性为争取女性在文化、历史、习俗上的更多自由而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注重社会性属的考察，分析了性属所造成的性格的差别，形成了各个方面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创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差别；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正式的学术研究，此间逐渐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这里《第二性》尽管发表较早(1949年)，但它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波伏娃促使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更多地关注到政治、法律对女性自由的束缚。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69年），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作为权力中心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米利特将性别与政治直接且突出地联系在一起，用“父权制的男性沙文主义”统治，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合理的政治形式，激起女性与整个人类联合起来推翻父权制的统治。米利特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带进文学批评，以此反对当时占绝对权威的新批评理论，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了性属（gender）概念，即社会性别，或称其为历史性别或文化性别。性属理念是揭露性的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社会不平等给与性别的印记，可以看到性别之间的主次划分和优越从属的区别。在《性属/社会性别机制》一文中，特利沙·德·劳力提指出，对于社会性别而言，“不仅仅是在每个词、每一符号都指代一种物体、一件事情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种意义上的再表现。社会性别事实上是对一种关系，一种隶属于一个阶级、一个团体、一种类别的关系的再表现。……所以说，社会性别并非指代一个个人而是指代一种关系， 一种社会关系。换句话说， 它为一个阶级而指代一个个人。” 可说是“与社会不平等机构有机地连结在一起的”。他认为，性别—社会性别体系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也是一种语言机制，一种指定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身份、价值、声望、在血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社会地位等等）的再表现体系。如果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代表着不同含义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某个人被表示成或自表为男或女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整个社会性别的意义体系。发现女性被社会给与的卑下性别和社会性属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性别论的破产。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也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就显露出来了。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之间横亘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表现为社会价值观赋予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之间的截然不同。社会对女性的气质的规定打造了女性形象，从而也规定了女性的命运和女性的生活状况及家庭生活状况。有的人看到，社会性别理论的贡献在于性属"gender"概念，人类才意识到，有阶级历史以来任何人类社会阶段上都有社会性别。只是没有作自觉的观察和了解。在人类认识到了性属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身心被建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性别——性属。这些过程随着时间推演而不断改变。历史学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性属/社会性别概括道，性属/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里，他强调了两点：第一，性属/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第二，性属/社会性别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

傲慢与偏见论文范本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女小说家简·奥斯汀的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乡绅之女伊丽莎白·班内特的爱情故事。本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傲慢与偏见论文，仅供参考。

【摘要】 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认为：最近一百多年以来，英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几次趣味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誉，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

【关键词】 奥斯丁；文学；婚姻

简奥斯丁，生于斯蒂文顿乡一教区牧师家庭，收到较好的家庭教育，主要教材就是父亲的文学藏书，奥斯丁一家爱都流行小说，多半是庸俗的消遣品，她少女时期的习作就是对这类流行小说的滑稽模仿，这就形成了她作品中的嘲讽的基调。她的六部小说《理智与感伤》（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花园》（1814）、《艾玛》（1815）以及作者逝世后出版的《诺桑觉修道院》（1818）和《劝导》（1818），大半以乡镇上的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为题材，小说中充满了各式人物，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其中一些是孩子，但为数不多――令读者难忘而栩栩如生，就像他/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简奥斯丁没有走出强加给自己的有限空间。她没有写豪门望族的故事――尽管她对北汉普街角的贵族家庭有所了解。通过描写爱情婚姻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社会的风貌，作品中往往通过喜剧性的场面嘲讽人们的愚蠢、自私、势力和盲目自信等可鄙可笑的弱点。奥斯丁的小说出现在十九世纪初叶，一扫风行一时的假浪漫主义潮流，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十八世纪优秀现实主义传统，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高潮做了准备，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其中，《傲慢与偏见》实属世界文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被毛姆列入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一。它以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为题材，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共计描述了四起姻缘，成为作者最富于喜剧色彩，最引人入胜的一部作品。

奥斯丁明确划定了婚姻的“好坏”标准，不幸的婚姻大致有两种：一像夏洛特和柯林斯那样，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二像莉迪亚和威科姆那样，纯粹建立在美貌和情欲的基础上。与她们相反，伊丽莎白与达西、简与宾利，他们的婚事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这是真正的美满姻缘。尤其是伊丽莎白，她对达西先拒绝后接受，充分说明：“没有爱情可千万不能结婚。”

其次，恋爱婚姻既然是关系到终身幸福的大事，那就一定要严肃谨慎，切不可让表面现象蒙住眼睛。伊丽莎白因为受到达西的怠慢，便对他产生了偏见，而当“风度翩翩”的威科姆向她献殷勤时，她便对他萌发了好感，直至听信他的无耻谰言，进一步加深了她对达西的偏见和憎恶，后来她自责说，之所以会做出这种蠢事，完全是虚荣心在作祟。事实证明：“初次印象”是不可靠的，而偏见又比无知更可怕。

另外，婚姻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莉迪亚的私奔引起了全家人乃至所有亲友的惊恐，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件丑事假若酿成了丑闻，不但会害得莉迪亚身败名裂，还会连累亲友们，特别是她的借个姐姐，将因此而很难找到体面地归宿。后来因为达西挽救，莉迪亚才没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与此相反，伊丽莎白和简圆满出嫁之后，自然给另外两个妹妹带来了希望和机会。作者这是告诉我们：人们考虑婚姻大事，不能光顾自己，还要对亲友负责，对社会负责。虽然现在是思想解放的社会，但是在中国，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婚姻幸福与否，这些还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英国学者H沃尔波尔：“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奥斯丁凭借理智来领会世界，创作了一部描述世态人情的喜剧作品。书中有两个滑稽人物，贝内特太太是个“智力贫乏，孤陋寡闻，喜怒无常”的女人，因为嫁女心切，完全生活在一厢情愿的幻觉中，每遇到一个“有钱单身汉”就将其视为自己某位女儿的“合法财产”。而柯林斯牧师是个集自负和谦卑于一身的蠢汉，他一方面对贵族德布尔夫人自卑自贱，另一方面又对他人自命不凡，经常生活在妄自尊大的幻觉中。奥斯丁的讽刺艺术，不仅表现在某些人物的喜剧性格上，也不仅表现在众多情节的喜剧性处理上，而且还融汇在整个故事的反讽构思中，让现实对人们的主观臆想进行嘲讽。

对话，是文学创作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资料和基本手段。奥斯丁在创作人物对话时，一方面注意运用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说话人、听话人、读者在动机和理解上的差异，制造多层次语调，致使她的对话具有既鲜明生动、富有个性，又含义丰富、耐人寻味两大特色。例如：达西趁宾利小姐弹起一只苏格兰小曲时，邀请伊丽莎白跳舞：“贝内特小姐，你是不是很想抓住这个机会跳一曲里尔舞？”打死这话说得虽然有些傲慢，但是他主观上还是想讨好伊丽莎白，可是伊丽莎白听起来却不以为然。她认为里尔舞是一种乡土舞，达西邀请她跳这种舞，是想蔑视她的“低级趣味”，于是正颜厉色的回道：“我压根儿不想跳里尔舞--现在，你是好样的就蔑视我吧。”达西回答：“实在不敢。”这句话可能做出多层解释：伊丽莎白仅仅看作对方是在献殷勤，宾利小姐可能理解成想结“良缘”的表示，而读者可能会发现，达西心里可能在想，“这位迷人的小姐着实厉害，我这次只能认输，以后可得谨慎从事。”类似这些微妙的对话，让人回味无穷。

总而言之，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丁运用最精湛的语言，展现了她对人性的最透彻的理解，四处洋溢着机智幽默，令人感到光彩夺目，情趣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