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学派研究论文

行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在美国率先兴起、形成一种与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等有密切关联的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其主旨在于取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它对当代西方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 当代西方政治学者面临着当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种危机，如帝国主义战争、声势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少人无法解决和解释这些危机，因而把这些矛盾的产生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试图建立一门“精确的”政治科学来排斥他们所斥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为摆脱矛盾提供方策。行为主义便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应运而生的。 政治行为主义首先是一种与传统政治学迥然不同的政治观。行为学派断定，古典政治学理论的方法（如历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机构方法）带有道德和哲学色彩。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须抛弃这种方法，对政治现象做“系统的、经验的和因果的解释”，以便使政治学能够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者Robert Dahl认为，行为主义是对传统政治学极为不满的一场反抗运动。 达尔在谈到行为主义时确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他们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根据观察到和可观察的行为来谋求解释政治现象。”从对国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研究，使政治学变成一种“非政治性的科学”，不把国家及其体制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为主义运动的主要结果。哈罗德·D·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中的影响因素和被施加影响者，戴维·杜鲁门断定，政治学应研究利益集团的政治和调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过程；戴维·伊斯顿宣布政治学应研究“存在于任何社会当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和“社会财富的权威性分配”。E·C·班费尔德（E·C·Banfield）声称政治学应研究解决或讨论问题的一般活动，如谈判、辩论、讨论、力量的运用和说服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政治行为主义已成为美国政治学领城内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和方法论，并逐步得到其他国家政治学界的重视、研究或采纳。这股学术思潮主要借用现代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门类的行为科学的理论成果，吸取统计学和计算机等先进的数量分析和信息技术手段。围绕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决策这个核心内容，观察总结广泛的政治现象，产生了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一系列理论或分析模式，汇集成一股从观点、内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于传统政治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学的新型政治科学。纵观70余年的历史跨度，政治行为主义是我们了解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政治行为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是形成时期。这期间，一些政治学者开始撰文著书，批评和谴责传统政治学的形式——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张用新的手段和方法开展政治学研究。如英国政治学者卡拉汉·华莱士发表了《政治学中的人性》，美国政治学者阿诸尔·F·本特利写下了《政府过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学的新方面》、哈罗德·D·拉斯韦尔也完成了不少著作。这些人在构成行为学派的理论框架和原则以后，也就成为行为学派的奠基人。他们呼吁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研究人性；断定只有人才能成为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据，并主张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和技术嫁接到政治学研究上来，强调应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政治程序进行详细调查和微观研究。 大约从19C末到20C30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为主义在美国逐渐酝酿形成的时期。 在美国，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于19C后半期。这段时间政治学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机构的来源及其发展历史；（2）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法律体系，研究宪法和有关法典如何规定政府机构的职能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随着20C初叶世界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和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这种以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方法逐渐受到政治学者们的批评。他们对前人树立的刻板的历史叙述、逻辑推理及其它规范程式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转而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 政治行为主义的产生与以下几个重要社会条件分不开。首先是当时欧洲各类社会科学的影响。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政治学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维利等欧洲学者的强烈影响。得自欧洲一些著名大学的教学方法的启发，许多美国学者开始倡导政治学的科学性。20C30年代，大批欧洲学者为逃避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从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国，又为学术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在美国政治学界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一大批欧洲或欧洲式的社会科学家强调：政治学必须借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现象。他们带来的新的科学分类思想对美国政治学界的影响难以估价。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绍来马克思、杜尔克海姆、弗洛伊德、韦伯、帕雷托、莫斯卡、米切尔斯的学说，推动了后来政治行为主义的诞生和发展。 心理学研究成果对政治行为主义的启迪和影响。巴甫洛夫（Pavrov）、约翰·华生（John Waston）和B·F·斯金纳（B·F·Skinner）等心理学家创立的“行为心理学”，注重运用刺激——反应模式解释人类行为，强调研究可观察的刺激因素，这些思想对政治学行为研究有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可以说是当时各门科学（首先在心理学）中发生的行为科学的一个边缘产物。 其次，是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需要驱动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加重视并直接接触普遍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二战当中，一大批政治学家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亲自处理联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过切身的经验，他们察觉到传统理论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着严重缺欠，旧有的学园式结论不可能预测未来的政治局势。这些迫使他们在方法论上检讨自己。在这股日趋壮大的学术思潮带动下，一些影响力颇大的政治学家已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主张：政治研究要关心现实。打破过去那种以图书馆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面向人们的政治行为，特别要重视各种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运用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努力对人们的政治抉择作出预测并给以检验。 与此同时，美国各种社会势力也出于长远或近期的考虑，大力资助政治学团体的研究活动，因为搜集和分析大量实际资料要比局限于图书馆当中作研究所需的费用大得多。大基金会通过资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项目，制约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和思想倾向。二战后，各基金会进一步重视资助诸如选举等短期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及一些跨学科研究。 最后，应该看到，行为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和美国注重实用传统及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密切相联的。20世纪初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方法论就启发过许多政治学家。在现代哲学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有逻辑实证主义。其代表维也纳学派主张：一切理论都要有经验上的根据， 由直接或间接的验证预以证实或推翻；理论必须出于彻底的科学态度，并且有赖于多学科的合作；哲学的任务是以语言分析为主要方法，达到对知识和科学的解析等。在传统和思潮的推动下，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一股占主流位置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收集客观资料，收集政治生活的无情事实。这一观点直接针对19C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说学术界认识到，要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光靠对法律权利与义务作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是不行的，社会知识的可靠性在于事实。这样，重事实而不重目标。重现状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倾向。美国政治学会1903年成立，早期的几位会长都是主张政治学科学化的学者。20C20年代初，美国几次全国政治学会议的基本思想就是强调利用新技术收集新情况、新资料，而不注重理论的作用。学术界认为，事实会自己说话。 政治行为主义的形成，包含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在美国，对传统的制度研究加以批评的学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论著称的社会科学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府过程》（1908）中就抨击当时的政治学是一门僵死的学问，只对政府脯机构的最表面特征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学变为名符其实的科学。英国学者G·华莱土在1908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把政治动机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领域，主张采用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鲁斯说过：“所需要的只是：事实、事实、事实。”这句话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代政治学者最重视的东西。布鲁斯还赞扬科学及其严谨性，这反映了当时美国知识界反对墨守传统的共同态度。 继本特利之后，对推动政治行为主义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尔斯·E·梅里安和他带动下的“芝加哥学派”。梅里安在1921年发表论文《政治学研究之现状》，正式提出广泛应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人种学、生物学、统计学的技术和成果改造政治学研究状况。美国学者一般都把这一年看作科学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标志。1925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学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对学院式政治学的批评和发展政治行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学”这个名词。他主张，政治学必须应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把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之一，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梅里安在20年代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以后一、二十年当中，该系培养了一批研究生，他们成了后来闻名全美的政治学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的H·F戈斯耐尔、H·D·拉斯韦尔和30年代以来的第二代传人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等。伊斯顿在40年代后期起到该系执教。本特利和亨廷顿也曾就学于这所著名学府。人才汇聚，使这里俨然成为美国政治行为主义研究的中心。在这种科学化思维万式指导下，谈学派的学者们都是面向实地工作，用以弥补以往研究资料的匮乏，并积极借用其它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及手段，正式把行为主义引进政治研究，带动了行为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 总的来看。从20年代初直至二战之前，形成之中的行为主义在方法论上强调的重点是不断发现事实和采用科学方法。伊斯顿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过：一场高度求实的时代开始了，事实成了人们共同接受的准则，成了普遍流行的科学意识的一部分。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看。当时的重点已经由政治制度转向政治过程。与过程相关，当时初步形成了几个重要的政治理论，比如团体论，研究参与政治过程的各种社会团体以及这些团体在制定或执行政策当中扮演的角色。团体可以包括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等有组织的团体，也包括诸如社会阶级以及区域性、宗教性、种族性等非组织的社会力量。同时也重视研究权力概念。比如G·E·G·卡特林认为，政治学研究对象是权力，政治舞台是权力市场（《科学与政治学方法》，1927）。拉斯韦尔提出，政治学研究影响力和有影响力的人：影响力根据服从、安全和收入而定，有影响力的人的特征是阶级、技术、人格和具体物质等。这几个内容特征和50至60年代成熟时期的研究重心还是有所不同的。 当时处于这场学术运动中的先驱人物，还有W·李卜曼（《公共舆论》，1922）、C·A·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1913）、S·赖斯（《数量分析与政治学》，1938）、 W·B·莫若等人。他们都倡导用科学方法探讨与研究政治现象，发现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律。 第二阶段为鼎盛阶段，始于二战后至60年代末。这时美国涌现出一大批批行为主义学派的政治学者，如瓦尔迪姆·O·凯（Valdimar·O·Key）、戴维·杜鲁门、赫伯特·西蒙、罗伯特·达尔、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卡尔·W·多伊奇（Karl W·Deutsch）、德怀特·沃尔多 (Dwight Waldo)等人，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把行为主义普遍运用于政策制定，压力团体、政治过程、社会冲突、选举行为、国际关系、政治体制和权力等各个领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经典”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著作，如V·O·凯的《美国各州及南部政治》（1949）、西蒙·史密斯和汤普逊的《公共行政》（1950）、拉斯韦尔和卡普兰的《权力与社会》（1950）、杜鲁门的《政府过程》（1951）、伊斯顿的《政治系统》（1953）。 政治行为主义从产生进入到发展的高峰期，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个趋势反映了广大学者们一个日益自觉的意识：日常研究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迫使政治学必须在理论和方法上同传统决裂。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积极赞助下，一些政治学家团体积极从事行为研究。比如，在50至60年代，政治行为学会和比较政治学会就支持并且协助各种行为研究活动。1956年，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年会上，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开辟一系列专门途径，以有益于这项研究开展。在教育界，从5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重要大学都设立了这个学科的教授职称。一些学校开设了以政治行为为专业方向的博土生培养计划。政治科学系也竟相建立。出版界也有了变化，到60年代初，政治行为主义已经在专业杂志上成了多数论文的理论依据。 在30年代问世之时，政治行为主义还被学术界许多人看成是少数人持有的偏激理论。但到了50年代，主张行为主义的学者大多成了美国政治学界的权威人物。这个转变的生动标志：在整个30至40年代，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中没有一个人鲜明赞同行为主义，但从1950年后，拉斯韦尔等著名学者先后担任了该协会的领导职务。可以说。从50年代开始，行为主义的观点已经遍及当时政治研究的广大领域。和20、30年代相比，行为研究的对象更侧重于人们的心理活动。伊斯顿认为，早期的团体论和权力论考察各种社会群体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政治制度的权力分配和决策内容的过程，实质上还是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积累的只是形势资料。它仍然忽略了参与政治的个人的人格、动机、情绪等心理因素，忽略了行为资料的积累。行为主义应该以行为资料和形势资料并重。这个批评比较中肯。比如行为研究方法的首创人本特利就否认人的个性在政治研究中的作用，认为个性无法把握；唯一可以研究的是政治过程，而人们能观察到政治过程只是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政治就是团体的行为。在成熟时潮，行为主义突破了这个界限。可以说，在50年代，行为主义的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化、成熟了。 作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政治行为主义逐渐建立了不同于邻近学科的研究对象、观点、术语和方法。以行为主义这个词为例。伊斯顿曾明确指出，政治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这个词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含意不一样，它反映了学术上的重大差异。如，心理学的工具是人的感觉器官或机械仪器，它的研究对象只是人体在外界刺激之后产生的可视察的行为，而不过问人的目的、企图、动机、欲望、情绪、感觉等精神内部的变化。反之政治行为主义关心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规律，总是努力预知人们头脑中有什么想法。它把团体和个人，把“刺激——组织——反应”的心理过程和制度——个人的关系都列入研究范围。所以政治行为主义的观察领域要比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宽广得多。 经过同代学者共同探索和重复使用，行为主义政治学已有了学科内公认的方法论原则：第一，政治分析以个人或团体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为观察的焦点。第二，搜集并整理事实资料，反对抽象空洞的哲学推理。第三，研究应区分价值问题和事实问题，以确保分析和结论的客观与精确。第四，针对特定范围的对象，建立相应的指导性理论；理论与资料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第五，承认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吸取和借用其它学科的成果。第六，使政治学具有科学的精确性和严谨性，发挥理论的解释和预测功能。 行为主义革命也波及到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许多研究机构从事行为研究或准行为研究，如在英国和挪威研究选举行为，在法国研究公众舆论、政党选举行为和压力集团，在意大利分析议会活动，在西德建立经验政治科学。60年代，行为主义渗透到比较政治之中。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学者合作日益密切，开始冲破了以往研究中狭隘的区域意识。 最后应该看到，有些美国学者一直认为：即使在这种学术思潮的波及影响之下，也很难把那些学者明确看作是行为主义的坚决信奉者。直至二战之后，明确表示采纳行为主义的学者并不多见，完全受严格的行为研究技术约束的人也很少。准确地说，多数美国学者对传统方法和行为研究方法的态度是混合采纳，只是偏向于行为主义方法。他们相信：行为主义并不把拒绝历史知识，因为后者是对当代政治行为观察必不可少的补充。行为主义也不能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因为现有学科的任何新发展都必然以过去的成就为基础。与此同时，当代在美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干脆完全坚持传统的研究方法，仍然着重探讨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史的有关问题。然而不容怀疑的是，自20C中叶以来，行为主义政治学一直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主流。它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称为后行为主义阶段。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理性选择理论的盛行。理性选择理论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结合过渡到与经济学结合。它接受了经济学对人的传统看法，认为人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存环境。这个命题本身就包括了与行为主义的规定相背的内涵。 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是面临危机的行为学派寻找到的一个最新出口。行为学派一般确认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话，其性质接近于生物学，而远于数学、力学、化学和物理学。因此，生物政治学可以说是行为主义主张的一种彻底的表现形式，是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治学界的口号。生物政治学嫌行为主义对人的注重还不够。它提出要摆脱危机，必须注重人类政治行为的生物学特征，主张把生物学的信息注入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去，使政治学更加“行为主义化”。在行为主义关于人的观念基础上，生物政治学认为人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复杂造物，必须采用人种学、心理生理、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心理药理学、心理病理学、营养学等学科手段，从揭示人类生命本质理解人的政治行为，着手改造政治学。 总之，在行为主义前景暗淡的这个时期，不少的政治学者开始批评行为主义的弊病，提出新的理论和主张，试图修补行为主义理论上的破罅，使其继续发展。 政治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伊斯顿说过，政治科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具有本身系统的理论结构的综合学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门学科从根本上容纳、综合了各种科学的方法。这句话突出了方法论在政治行为主义中起着研究基础和整体贯穿的作用。 行为主义作为风行一时的一种政治学流派，其根本特征在于注重研究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而不是象传统政治学那样注重探讨事物的本质。出于这种政治观，行为学派在进行政治研究时。排除了对国家制度、国家起源、政治权力性质的研究。在他们眼中，国家制度只是一种既存的事物，本身没有指示政治的真实内容。政治的真实内容应当是政治体系内部的活动和围绕制度展开的行为。如果要理解一个政治组织的作用，关键不在于法律规定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享有什么权力和责任，而在于他们的行为。譬如说，确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就是没有必要的，他们认为制度并不能表示政治的实质。 这种政治观避而不谈阶级社会中政治最根本的特征，实质上掩饰了国家政治过程的根本属性。行为学派是想回避政治的这一基本方面，他们断言，国家机器已经成为中性的、为全体民众谋利益的公共权力，因而对它的性质不必加以研究。这就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政治制度的性质这个要害问题。 行为学派一方面厌弃对国家和政治制度性质的宏观研穷，另一方面又把对“客观事实”的研究局限于人的行为之上。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在人们认识之外的一种事实，“我们不自命知道人的起源和命数，但认为理解人的唯一途径是观察人，并且记录下他在审判室和立法机关中，在议员竞选演说讲坛上所做的一切。一旦有了足够的记录，我们就能预料不久之后他在已被认知的刺激的作用下将如何作为。”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规则性”（Regularities）。所谓“规则性”是在一种抽象的人的观念的基础上确认，人类的政治行为具有某种可辨别的“均一性”（Uniformities）。在日常生活中，人受到不同因素的驱使，行为缺乏“均一性”，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人类总以或多或少有点相似的方式活动着。这样，政治学者就可以研究政治行为的“规则性”以及与其有关的各种变数；就可以用一种严格的方法提供纯描述性的材料。 由于行为主义强调“事实”，因而就突出观察、核实和现代经验科学的方法，强调使概念具备操作的意义。行为主义方法论的主要特点在其所谓的“纯科学”方法和“系统”方法。前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戴维·伊斯顿把行为主义方法论归纳为八项设想目标：规则性(Regularites)、验证（Verifications）、技术(Techniques)、数量确定 (Quantification)、价值 (Values)、系统化 (Systematisation)、纯科学 (Pure Science)和一体化（Integration）。政治行为主义方法论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科学主义，即重视模仿自然科学的严密性和精确性，积极采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和手段，在研究事实的基础上，发现人的政治行为规律，逐步形成经验理论，并且给予普遍的验证，以期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同样重视发现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叉，大量吸收借用政治学所需要的一系列概念、术语和基础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行为主义政治学体现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交融汇合的学术大趋势。就两者关系而言，如果说自然科学为政治科学这个大系统更多地提供了结构和工具，那么其它各门社会科学就是更多地提供了内容和材料。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说来，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采用现代各种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客观、动态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义方法论的首要原则是通过实地调查积累起来的精确事实来形成并验证理论。研究首先要面对客观事实。行为主义的酝酿产生，就在于研究人员已经不满足于传统政治学采用历史的、哲学的和其它一般叙述方法。卡特林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要同玄奥的抽象观念，而要同感觉到的经验对象相联系，即注意实际活动，避兔所谓的超政治学。理论只有依据对政治事件进行比较密切、直接以及受到比较严格控制的观察，加以检验之后，才能成立。 这样，政治过程和参与活动的各种团体最先取代政治组织和政治机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对象。到50年代，心理学方法更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研究，目的还是对经验的政治行为作更为深入的了解。当然行为研究并不是抛弃历史资料，不去研究法律和制度，但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才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法律毕竟是由人去制定、遵守或违犯，而政治制度不过就是行为模式的组合。 行为主义重视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搜集和处理研究资料。学者们公认，特定时期内方法论的深度和技术技巧的灵活情况必然会促进行为研究的进展。自行为主义形成以来，为搜集事实所作的社会调查在形式上已经大为丰富多样，如实地调查、信函问询、资料卡数据分理、受控实地试验、抽样问答等等，这些为政治分析和建立理论提供了所需的资料条件。 经过对经验事实的分析、概括，得出某种理论、规律或假设，必须能够采用既是普遍适用，又是科学严谨的方法加以检验或证实，对结论作出明白无误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是非判断。当代许多政治分析的手段是各种社会科学学科或综合性学科相互通用的。为了解决研究设计、可靠性资料汇集、测量工具、证实标准以及其它各种特殊的科学程序方面，行为分析采用其它学科中的技术手段，如参与观察、内容和群组分析、量图和因素分析、心理测定和精神程序、试验室和实地试验、多元分析和计算机程序等方法。由于应用这些方法和技术，不仅使研究结果易验证，使人信服，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政治调查的领域，系统理论的范围也大大丰富了。 在技术手段当中，又以定量化方法为最常用最重要的手段。从60年代开始。美国政治学界开始普遍使用定量分析。6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城，使得资料统计分析更为迅速和精确。用数字来测度群众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总统选举中的选民态度进行研究，已经是当今美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学界的热门课题。另外对立法者的动机、行政官员的感情、人的政治化过程和冲突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更使这个方法成为政治学者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发挥理论的预测功能也是科学化的目标之一。借助于客观的资料和科学的分析手段，学者们试图发现政治现象的规律，从而预见未来的事态发展趋势。行为主义相信，通过调查和分析，人们可能用类似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的方法发现人们行为的规律，因为人和各种事物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科学的某些技术方法、技术原理、逻辑方法和自然哲学同样可以用来研究人们的行为。当然，政治学要发展自己的一套科学原理，用以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但只要有了适当的分析手段，就可以简化复杂问题，发现政治行为的规律，帮助人们作出预测。 以统计学的应用为例。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政治学已掌握了大量的统计资料，有了自己的资料档案。经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分析、加工、分类、存贮，原始资料成为规范化和系统化的信息知识，方便了后来人们的利用。美国学者认为，统计学在当代政治学领域的用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实用性，如把统计方法运用于各种社会抽样调查和

20世纪初在美国形成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它反对用内省方法研究意识，主张用客观方法研究动物和人的行为。它所说的行为，是指由客观刺激引起的肌肉和腺体的反应。它的基本公式是“S（刺激）—R（反应）”。产生和基本观点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创始人是美国心理学家.华生，代表人物还有.霍尔特、K.拉施里、.魏行为主义心理学派斯等人。华生于1913年发表的论文《行为主义心目中的心理学》，被认为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派诞生的标志。行为主义学派的产生在哲学思想上曾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在反对内省方法和重视环境对机体的作用方面，它接受了机能主义心理学派的基本观点，并表现得更为极端。动物心理学的发展和И.Π.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方法，对华生创立行为主义心理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行为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强调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实际应用价值。它认为心理学应该是一门象物理、化学一样的纯客观的实验科学，而主观意识是难以用通常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所以它极力排斥把意识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并认为心理学的任务就在于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它不仅把各种感觉、知觉看成是对刺激的各种不同反应，而且认为思维就是不显现的全身肌肉、特别是喉头肌肉的反应活动，情绪主要是内脏和腺体对刺激作用产生的一种变化，等等。这个学派侧重于研究学习行为,认为学习是理解人类行为发展的关键所在,从而否认本能和遗传因素的作用。新行为主义心理学派20世纪30年代初，出现了以.托尔曼、.赫尔、.斯金纳等人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派。托尔曼提出"中间变量O"（O即机体的内部状态）的概念,将华生的公式“S—R”扩充为“S—O—R”,试图探索有机体行为产生的内部过程。他还认为对各种刺激的组合(即情境)作出的复杂反应行为是“整体性行为”，而华生所谓的“刺激—反应”行为，只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分子性的行为。赫尔也承认“中间变量”概念，并强调用数量化、形式化方法提高行为研究的精确性。他由此建立的一套“假设—演绎”概念体系，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甚至对一般科学方法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斯金纳提出“操作反射”和“操作性行为”的概念，把反射定义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一种可观测的相互关系。他把“S—R”公式改变为“R=f（S）”公式,其中R表示行为反应，S表示情境刺激。他认为行为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在实验者控制之下的刺激情境和有机体反应之间的函数关系。斯金纳根据操作强化原理设计教学机器，对学习理论的研究有一定影响。评价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曾对控制论的建立、程序教学的研究等有过积极作用。但它把人看作可控制的机器，形而上学地把意识和行为割裂开来，或者否认意识的存在，或者否认意识的可知性，孤立地研究不受意识调节的行为，这是一种机械论的观点，而且完全违背客观事实。5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潮，虽受过行为主义的影响，但它们主要是以克服行为主义否认意识这一根本缺陷的姿态出现的。参考书目.华生著，臧玉诠译：《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 Behavior of Organisms,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1938.

摘要：行为主义行政学有三种研究取向：解释行为主义行政学、诠释性以及批判性研究，其中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些西方学者以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标准来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另一些学者则对此展开了批判与质疑，他们认为不同的研究取向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不能用主流社会科学的衡量标准来评估诠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并由此引发了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现状的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理论脱离实际倾向严重；基本的行为主义行政学学术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研究方法极不严谨，研究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对定性研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等等。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状况的对策思考，尤其强调要注意区分公共行政学研究在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不同。关键词：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批判行为主义学性研究；问题；反思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行为主义行政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地形成了三种研究取向：解释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以及批判性研究。尽管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非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也在不断地彰显其研究的魅力。无论是西蒙与沃尔多之间关于逻辑实证主义与文化哲学之间的争论，还是围绕着亚当斯和巴尔佛的《揭开行政中的罪恶》而展开的批判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争论，或是哈默与古德塞尔就官僚制度而展开的关于诠释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争论，都反映了公共行政学研究在基本取向上的严重分歧与冲突。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以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标准来评估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从而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现状得出“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和非积累性的”结论。另一些学者则对此展开了批判与质疑，并由此引发了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现状的反思。那么，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现状又是如何？西方公共行政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分歧与冲突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应该如何改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状况？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1西方行为主义行政学的研究现状与反思行为主义行政学的三种研究取向美国学者杰伊·D·怀特认为，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有三种研究取向，分别为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以及批判性研究。（1）行为主义学性研究。解释性研究遵循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自然科学和主流社会科学都是典型的解释性研究。它的逻辑一般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其遵循演绎－法则模式和归纳－概率模式。解释性研究的主要功能是解释与预测，它试图建构能够解释和预测自然和社会事件的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控制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是与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一脉相承的。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理念最早是威尔逊在1887年的《行政学研究》中提出来的。威尔逊呼吁建立一门公共行政科学，明确希望在政府改革中采用科学的方法。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理想官僚制模型的建构，解决了威尔逊思想付诸实施的技术性问题。泰勒力图“证明最先进的管理是真正的科学，说明其理论基础是明确定义的规律、准则和公共管理学报原则。”他所掀起的科学管理运动迎合了行政科学化、技术化追求的精神。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则》的序言中强调，“公共行政与任何科学相类似，具有某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古利克和厄威克在《行政科学论文集》中相信科学应该提供普适性原则来指导行政行为，更强调应将公共行政发展为一套科学理论。可以说，技术理性在传统行为主义行政学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技术理性的极端推崇，进而发展成为对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解释性研究模式的偏好，可以说是主流社会科学的正统观点。“二战”后，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行政学者主张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价值中立的一般行政学。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之下，行政学研究更加醉心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对错综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述，试图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与政治分离的、以管理技术和工艺为主的科学。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政策学派与公共选择学派都深受行为主义行政学的影响，都有明显的实证取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是对泰勒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表明了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概而言之，作为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角度与范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它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至今仍对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2）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以现象学、行为主义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哲学传统为根基。诠行为主义的逻辑是循环的，即意义产生于对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和模式的认知。诠释性研究试图理解行为者赋予其社会情境的意义、赋予自身行为的意义及赋予他人行为的意义，它寻求对社会事件和人为事件的理解，努力扩展我们生活的意义，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环境中行动者的言行。公共行政学中的精神分析组织理论是一种诠释性研究理论。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试图研究组织中的非理性和无意识的行为和决定，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了解组织中的人们是如何克服他们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各种阻碍而获得解放的。精神分析的角度不但让我们意识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缺点，而且大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哈默将现象学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他的著作《官僚经验》采用诠释理论来对官僚制度进行批判。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了哈默对官僚制度所有批判的基础，他分别从社会、文化、心理、语言、认识和政治方面对官僚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迅速崛起，它反对传统的制度研究方法，注重创立经验方法。7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进入了一个相对萧条的时期 ，它过分强调技术手段 ， 忽视价值因素的倾向受到批判。人们反省行为主义专注纯 粹 学 术却丧失了价值方向的缺点，乃提出“政治学的新革命”，即政治学的再理论化、再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政治学进入了后行为主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