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利卡研究论文

加洛林文艺复兴 “加洛林文艺复兴”是发生在公元8世纪前后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也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 查理大帝的贡献除了武功，还有文治。他要通过对基督教思想的提倡和宗教教育的发展来统一民心，使基督教的传统与日耳曼民族的活力融为一体，使帝国同拜占庭、阿拉伯、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一样比肩而立。因此，他出台了一系列崭新的宗教思想文化政策。主要措施是以基督教思想的一统地位为核心，在基督教思想权威的统协下，大力兴办教育，倡导学术研究，鼓励收集古代文化典籍，支持改革旧有的拉丁文字。他的目标正如阿尔古因所描绘的那样，他要在法兰克建立一个新雅典。这个新雅典要比旧的时代的希腊的雅典更加迷人，更加辉煌。在查理大帝看来，这个新的雅典的文化内核必须是基督教学说。因为蓬勃发展的基督教的思想将超过古代希腊罗马学院派的智慧，能够给新的中世纪的“雅典”带来宗教的辉煌。查理大帝在崇尚基督教一统地位的前提下，对基督教文化的规范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宗教文化范本的定型工作。他在位期间，制订了《加洛林书》，规定了罗马教义和宗教的基本仪式，从而使各处自发的对教义的解释和凌乱的宗教仪式得以定型。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利用王权的力量，指派阿尔昆组织人员在797—800年对当时收集到的各种《圣经》文本进行了校勘，统一了《圣经》文本并将其译成了拉丁文，从而成为后来天主教通用的定本。同时还授权阿尔昆对基督教的文献典籍(包括《本尼狄克院规》等)进行大规模的抄写和修订。还有些抄本主要是福音书、插图和绘画几乎都是表现基督及其使徒的形象。不仅如此，查理大帝统治时期，还模仿当时的拜占庭风格，建筑和修缮了很多精美的宫殿与教堂，因此，加洛林王朝的教堂大多是以拜占庭建筑为样本的“巴西利卡”式建筑。这些建筑，充分地体现和发展了罗马式的建筑艺术风格，开创了建筑史上罗马式艺术风格的时代。应该说，查理大帝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来做这些工作的，然而，也恰恰是他的这些努力，在中世纪欧洲这个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里，为中世纪新的文化形态的形成，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查理还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因此在8世纪出现了粗糙的专门教育机构——宗教学校和收集人类已有知识和文献的机构——图书馆。787年，查理写给佛伦西亚地区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的谕令中，就要求每一座教堂和每一所修道 院都要设立学校和建立图书馆。查理大帝建立学校目的是用拉丁文传授“七艺”，“以培养教士与俗人的读书、写作能力”。在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造就适宜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他不仅让教会学校召集依附人的子弟和自由民的子弟学习，而且要求乡村牧师免费教授穷孩子们学习。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查理从有学问、有知识的神职人员中选任教师，甚至从意大利和英格兰请来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教师。如在他自己亲自下令创办的宫廷学院中，就网罗了很多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学识渊博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教士、诺森伯里亚的学者阿尔昆；意大利比萨的副主教、语法学家、文学家佩特鲁斯和阿奎勒斯的保罗伊努斯；伦巴德的历史编纂学家保罗努斯和迪雅克努斯；西班牙主教、古典派学者西奥达尔；乌尔吉尔主教菲利克斯等以及后来撰写查理大帝传的艾因哈特等等。阿尔昆对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思想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不仅协助查理大帝制订了适应西欧封建社会发展的基督教文化政策，而且还把对古代文化肯定的态度嫁接到基督教文化之中。因此后人认为正是他较为系统表现出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原因在于，他把目光越过了罗马而盯住了希腊，并把希腊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精髓与基督教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使中世纪的基督教真正具有了西方的文化形态。例如，他推崇的“七艺”，即算术、几何、音乐、天文、文法、修辞和逻辑，就是希腊文化的结晶。但是，阿尔昆又不是古典文化的弘扬者，而是要将其进行改造后，使之成为为基督教服务的东西。具体来说，在阿尔昆的眼中，文法指的是拉丁文法；修辞专指宗教教义阐释和讲经布道的辩才；逻辑则指供神学论证和驳斥异端邪说的形式推理方法；算术用来解释《圣经》中的数字；几何成为根据《圣经》的思想来解释大地的工具；天文学用来推算宗教节日和按教会传统来构筑宇宙图式的手段；音乐更成为了以礼拜圣诗为内容艺术形式，乐曲被用于宗教仪式。这样，希腊的“七艺”经过阿尔昆的改造，成为了中世纪宗教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说阿尔昆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早期的伟大宗教文化学者，那么，约翰•斯克特•埃里金纳（约810—880年）就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最后的集大成式的代表人物。埃里金纳是爱尔兰人，早年在修道院接受教育，精通希腊文。845年，查理大帝的孙子，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请他出任宫廷学校校长。877年秃头查理死后，他回到英格兰。他的主要著作有851年写作的《论神的预定》和在865年前后写成的《自然的区分》等。但是，真正建立他作为伟大集大成式学者声誉的，则是他对《狄奥尼修书》的翻译。《狄奥尼修书》原是希腊文，埃里金纳在858年奉秃头查理之命翻译这部著作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论述了现实世界与天国神意的神秘联系，即和谐永恒的神意天国原型藉世俗的形象彰显自身，世界因此极似一种天国本体的隐喻和象征。把这个思想运用到艺术上，那么，在埃里金纳看来，它意味艺术作品虽然是物质客体，然而其本原在上帝。艺术观念的原型是上帝这个“逻各斯”，“逻各斯”下达到艺术家的灵魂，再由灵魂下达到物质。因此，在埃里金纳眼中，艺术同自然一样，其美在于神圣秩序的彰显。这样，在埃里金纳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典艺术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融合。

关于古罗马的建筑

古罗马建筑是古罗马人沿习亚平宁半岛上伊特鲁里亚人的建筑技术，继承古希腊建筑成就，在建筑形制、技术和艺术方面广泛创新。

古罗马建筑在公元1～ 3世纪为极盛时期，达到西方古代建筑的高峰。

古罗马建筑的类型很多。

有罗马万神庙、维纳斯和罗马庙以及巴尔贝克太阳神庙寺宗教建筑，也有皇宫、剧场角斗场、浴场以及广场和巴西利卡（长方形会堂）等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有内庭式住宅、内庭式与围柱式院相结合的住宅，还有四、五层公寓式住宅。

古罗马世俗建筑的形制相当成熟，与功能结合得很好。

例如，罗马帝国各地的大型剧场，观众席平面呈半圆形，逐排升起，以纵过道为主、横过道为辅。

观众按票号从不同的入口、楼梯，到达各区座位。

人流不交叉，聚散方便。

舞台高起，前有乐池，后面是化妆楼，化妆楼的立面便是舞台的背景，两端向前凸出，形成台口的雏形，已与现代大型演出性建筑物的基本形制相似。

古罗马多层公寓常用标准单元。

一些公寓底层设商店，楼上住户有阳台。

这种形制同现代公寓也大体相似。

从剧场、角斗场、浴场和公寓等形制来看，当时建筑设计这门技术科学已经相当发达。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写的《建筑十书》就是这门科学的总结。

古罗马建筑能满足各种复杂的功能要求，主要依靠水平很高的拱券结构，获得宽阔的内部空间。

巴拉丁山上的弗莱维王朝宫殿主厅的筒形拱，跨度达米。

万神庙穹顶的直径是米。

公元一世纪中叶，出观了十字拱，它覆盖方形的建筑空间，把拱顶的重量集中到四角的墩子上，无需连续的承重墙，空间因此更为开敞。

把几个十字拱同筒形拱、穹窿组合起来，能够覆盖复杂的内部空间。

罗马帝国的皇家浴场就是这种组合的代表作。

古罗马城中心广场东边的君士坦丁巴西利卡中央用三间十字拱，跨度米，高40米，左右各有三个跨度为米的筒形拱抵抗水平推力，结构水平很高。

剧场和角斗场的庞大的观众席，也架在复杂的拱券体系上。

拱券结构得到推广，是因为使用了强度高、施工方便、价格便宜的火山灰混凝土。

约在公元前2世纪，这种混凝土成为独立的建筑材料，到公元前1世纪，几乎完全代替石材，用于建筑拱券，也用于筑墙。

混凝土表面常用一层方锥形石块或三角形砖保护，再抹一层灰或者贴一层大理石板；也有在混凝土墙体前再砌一道石墙做面层的作法。

古罗马建筑的木结构技术已有相当水平，能够区别桁架的拉杆和压杆。

罗马城图拉真巴西利卡，木桁架的跨度达到25米。

公元一世纪建造的罗马大角斗场，可容5万观众，只用了5～6年时间就建成。

它建在一个填没的湖上，地基竟没有明显的沉陷。

公元2世纪中叶建造的巴尔贝克太阳神庙，周围45根柱子，每根高米，底径2米，都是用独块花岗石加工而成的。

神庙后墙上8米高处，砌有三块各重约500吨的大石块，可见当时起重能力之大。

公共浴场一般都有集中供暖设施。

从火房出来的热烟和热气流经各个大厅地板下、墙皮内和拱顶里的陶管，散发热量。

据维特鲁威《建筑十书》记载，剧场的座位下埋有铜质的共鸣瓮，以改善音质。

此外，至迟在公元1世纪中叶，已经在窗上安装几十厘米见方透明度很高的平板玻璃。

除了在首都罗马城集中了古罗马建筑的最高成就以外，帝国各地都有水平很高、规模很大的各类建筑物。

古罗马建筑艺术成就很高。

大型建筑物风格雄浑凝重，构图和谐统一，形式多样。

罗马人开拓了新的建筑艺术领域，丰富了建筑艺术手法。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新创了拱券覆盖下的内部空间，有庄严的万神庙的单一空间，有层次多、变化大的皇家浴场的序列式组合空间，还有巴西利卡的单向纵深空间。

有些建筑物内部空间艺术处理的重要性超过了外部体形。

发展了古希腊柱式的构图，使之更有适应性。

最有意义的是创造出柱式同拱券的组合，如券柱式和连续券，既作结构，又作装饰。

帝国各地的凯旋门大多是券柱式构图。

出现了由各种弧线组成的平面、采用拱券结构的集中式建筑物。

公元2世纪上半叶建于罗马郊外的哈德良离宫，是成熟的实例。

公元4世纪下半叶起，古罗马建筑潮趋衰落。

15世纪后，经过文艺复兴、古典主义。

古典复兴以及19世纪初期法国的“帝国风格”的提倡，古罗马建筑在欧洲重新成为学习的范例。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30年代。

中国建筑体系是以木结构为特色的独立的建筑艺术，在城市规划、建筑组群、单体建筑以及材料、结构等方面的艺术处理均取得辉煌的成就。传统建筑中的各种屋顶造型、飞檐翼角、斗供彩画、朱柱金顶、内外装修门及园林景物等，充分体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纯熟和感染力。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中即有榫卯和企口做法。半坡村已有前堂后室之分。商殷时已出现高大宫室。西周时已使用砖瓦并有四合院布局。春秋战国时期更有建筑图传世。京邑台榭宫室内外梁柱、斗供上均作装饰，墙壁上饰以壁画。秦汉时期木构建筑日趋成熟，建筑宏伟壮观，装饰丰富，舒展优美，出现了阿房宫、未央宫等庞大的建筑组群。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佛塔迅速发展，形式多样，屋脊出现了鸱吻饰件。隋唐时期建筑采用琉璃瓦，更是富丽堂皇，当时所建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迄今犹存，举世瞩目。五代、两宋都市建筑兴盛，商业繁荣，豪华的酒楼、商店各有飞阁栏槛，风格秀丽，明清时代的宫殿苑囿和私家园林保存至今者尚多，建筑亦较宋代华丽繁琐、威严自在。近现代中国建筑艺术则在继承优秀传统相吸收当今世上建筑艺术长处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有所创新。参考资料：法国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初的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专制王权极盛时期，开始竭力崇尚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建造了很多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古典主义建筑造型严谨，普遍应用古典柱式，内部装饰丰富多彩。 法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作是规模巨大、造型雄伟的宫廷建筑和纪念性的广场建筑群。这一时期法国王室和权臣建造的离宫别馆和园林，为欧洲其他国家所仿效。 随着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流行，巴黎在1671年设立了建筑学院，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家庭，他们瞧不起工匠和工匠的技术，形成了崇尚古典形式的学院派。学院派建筑和教育体系一直延续到19世纪。学院派有关建筑师的职业技巧和建筑构图艺术等观念，统治西欧的建筑事业达200多年。 法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品有巴黎卢浮宫的东立面、凡尔赛宫和巴黎伤兵院新教堂等。凡尔赛宫不仅创立了宫殿的新形制，而且在规划设计和造园艺术上都为当时欧洲各国所效法。 伤兵院新教堂又称残废军人新教堂，是路易十四时期军队的纪念碑，也是 十七世纪法国典型的古典主义建筑。新教堂接在旧的巴西利卡式教堂南端，平面呈正方形，中央顶部覆盖着有三层壳体的穹窿，外观呈抛物线状，略微向上提高，顶上还加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惯用的采光亭。穹窿顶下的空间是由等长的四臂形成的希腊十字，四角上是四个圆形的祈祷室。新教堂立面紧凑，穹窿顶端距地面米，是整座建筑的中心，方方正正的教堂本身看来像是穹窿顶的基座，更增加了建筑的庄严气氛。 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和中叶，国家性的、纪念性的大型建筑比 十七世纪显著减少。代之的是大量舒适安谧的城市住宅和小巧精致的乡村别墅。在这些住宅中，美奂的沙龙和舒适的起居室取代了豪华的大厅。在建筑外形上，虽然巴洛克教堂式样很快为其他建筑物所效法，但这时期巴黎建筑学院仍是古典主义的大本营。 当时的著名建筑有和谐广场(又译协和广场)和南锡市的市中心广场等。后者由在一条纵轴线上的三个广场组成：北为政府广场，长圆形；南为斯丹尼斯拉广场，长方形；中间是一个狭长的广场。广场群是半封闭的，空间组合富有变化，又和谐统一。广场上的树木、喷泉、雕像、栅栏门、桥、凯旋门和建筑物的配合也很恰当。 中国建筑中具有审美价值的特征形式和风格。自先秦至19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体系，2000多年间风格变化不大，通称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外国建筑，特别是西方建筑的大量输入，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建筑风格发生了急剧变化，通称为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封建社会中发展成熟，它以汉族木结构建筑为主体,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建筑,是世界上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风格非常显明的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中国古代建筑对于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建筑有直接影响，17世纪以后，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 艺术特征 和欧洲古代建筑艺术比较，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有3个最基本的特征: ①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的统一。艺术价值高的建筑，也同时发挥着维系、加强社会政治伦理制度和思想意识的作用。 ②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建筑艺术的一切构成因素，如尺度、节奏、构图、形式、性格、风格等，都是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出发，为人所能欣赏和理解，没有大起大落、怪异诡谲、不可理解的形象。 ③总体性、综合性很强。古代优秀的建筑作品，几乎都是动员了当时可能构成建筑艺术的一切因素和手法综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形象，从总体环境到单座房屋，从外部序列到内部空间，从色彩装饰到附属艺术，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抽掉了其中一项，也就损害了整体效果。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虽多,但可以归纳为4种基本风格。 ①庄重严肃的纪念型风格。大多体现在礼制祭祀建筑、陵墓建筑和有特殊涵义的宗教建筑中。其特点是群体组合比较简单，主体形象突出，富有象征涵义，整个建筑的尺度、造型和涵义内容都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例如古代的明堂辟雍、帝王陵墓、大型祭坛，和佛教建筑中的金刚宝座、戒坛、大佛阁等。 ②雍容华丽的宫室型风格。多体现在宫殿、府邸、衙署和一般佛道寺观中。其特点是序列组合丰富,主次分明,群体中各个建筑的体量大小搭配恰当，符合人的正常审美尺度；单座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装饰华丽。 ③亲切宜人的住宅型风格。主要体现在一般住宅中，也包括会馆、商店等人们最经常使用的建筑。其特点是序列组合与生活密切结合，尺度宜人而不曲折；建筑内向，造型简朴，装修精致。 ④自由委婉的园林风格。主要体现在私家园林中，也包括一部分皇家园林和山林寺观。其特点是空间变化丰富，建筑的尺度和形式不拘一格,色调淡雅,装修精致；更主要的是建筑与花木山水相结合，将自然景物融于建筑之中。以上 4种风格又常常交错体现在某一组建筑中，如王公府邸和一些寺庙，就同时包含有宫室型、住宅型和园林型3种类型， 帝王陵墓则包括有纪念型和宫室型两种。 地方民族风格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地区间（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和山区）的封闭性很强，所以各地方、各民族的建筑都有一些特殊的风格，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8类: ①北方风格。集中在淮河以北至黑龙江以南的广大平原地区。组群方整规则，庭院较大，但尺度合宜；建筑造型起伏不大，屋身低平，屋顶曲线平缓；多用砖瓦，木结构用料较大，装修比较简单。总的风格是开朗大度。 ②西北风格。集中在黄河以西至甘肃、宁夏的黄土高原地区。院落的封闭性很强，屋身低矮，屋顶坡度低缓，还有相当多的建筑使用平顶。很少使用砖瓦，多用土坯或夯土墙，木装修更简单。这个地区还常有窑洞建筑，除靠崖凿窑外，还有地坑窑、平地发券窑。总的风格是质朴敦厚。但在回族聚居地建有许多清真寺，它们体量高大，屋顶陡峻,装修华丽,色彩浓重，与一般民间建筑有明显的不同。 ③江南风格。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河网地区。组群比较密集，庭院比较狭窄。城镇中大型组群（大住宅、会馆、店铺、寺庙、祠堂等）很多，而且带有楼房；小型建筑（一般住宅、店铺）自由灵活。屋顶坡度陡峻，翼角高翘，装修精致富丽，雕刻彩绘很多。总的风格是秀丽灵巧。 ④岭南风格。集中在珠江流域山岳丘陵地区。建筑平面比较规整，庭院很小，房屋高大，门窗狭窄，多有封火山墙，屋顶坡度陡峻，翼角起翘更大。城镇村落中建筑密集，封闭性很强。装修、雕刻、彩绘富丽繁复，手法精细。总的风格是轻盈细腻。 ⑤西南风格。集中在西南山区，有相当一部分是壮、傣、瑶、苗等民族聚居的地区。多利用山坡建房，为下层架空的干栏式建筑。平面和外形相当自由，很少成组群出现。梁柱等结构构件外露，只用板壁或编席作为维护屏障。屋面曲线柔和，拖出很长，出檐深远，上铺木瓦或草秸。不太讲究装饰。总的风格是自由灵活。其中云南南部傣族佛寺空间巨大,装饰富丽,佛塔造型与缅甸类似，民族风格非常鲜明。 ⑥藏族风格。集中在西藏、青海、甘南、川北等藏族聚居的广大草原山区。牧民多居褐色长方形帐篷。村落居民住碉房，多为2～3层小天井式木结构建筑，外面包砌石墙，墙壁收分很大，上面为平屋顶。石墙上的门窗狭小，窗外刷黑色梯形窗套，顶部檐端加装饰线条，极富表现力。□嘛寺庙很多，都建在高地上，体量高大，色彩强烈，同样使用厚墙、平顶，重点部位突出少量坡顶。总的风格是坚实厚重。 ⑦蒙古族风格。集中在蒙古族聚居的草原地区。牧民居住圆形毡包（蒙古包），贵族的大毡包直径可达10余米，内有立柱，装饰华丽。□嘛庙集中体现了蒙古族建筑的风格,它来源于藏族□嘛庙原型,又吸收了临近地区回族、汉族建筑艺术手法，既厚重又华丽。 ⑧维吾尔族风格。集中在新疆维吾尔族居住区。建筑外部完全封闭，全用平屋顶，内部庭院尺度亲切，平面布局自由，并有绿化点缀。房间前有宽敞的外廊，室内外有细致的彩色木雕和石膏花饰。总的风格是外部朴素单调，内部灵活精致。维吾尔族的清真寺和教长陵园是建筑艺术最集中的地方，体量巨大，塔楼高耸，砖雕、木雕、石膏花饰富丽精致。还多用拱券结构，富有曲线韵律。 时代风格 由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功能和材料结构长时期变化不大，所以形成不同时代风格的主要因素是审美倾向的差异；同时，由于古代社会各民族、地区间有很强的封闭性，一旦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或各地区民族间的文化发生了急剧的交融，也会促使艺术风格发生变化。根据这两点,可以将商周以后的建筑艺术分为3种典型的时代风格： ①秦汉风格。商周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中国建筑的某些重要的艺术特征,如方整规则的庭院,纵轴对称的布局,木梁架的结构体系,由屋顶、屋身、基座组成的单体造型，屋顶在立面占的比重很大。但商、周建筑也有地区的、时代的差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国文化不同，建筑风格也不统一。大体上可归纳为两种风格，即以齐、晋为主的中原北方风格和以楚、吴为主的江淮风格。秦统一全国,将各国文化集中于关中,汉继承秦文化，全国建筑风格趋于统一。代表秦汉风格的主要是都城、宫室、陵墓和礼制建筑。其特点是，都城区划规则，居住里坊和市场以高墙封闭；宫殿、陵墓都是很大的组群,其主体为高大的团块状的台榭式建筑;重要的单体多为十字轴线对称的纪念型风格,尺度巨大,形象突出；屋顶很大,曲线不显著,但檐端已有了“反宇”；雕刻色彩装饰很多，题材诡谲,造型夸张,色调浓重；重要建筑追求象征涵义,虽然多有宗教性内容,但都能为人所理解。秦汉建筑奠定了中国建筑的理性主义基础，伦理内容明确，布局铺陈舒展，构图整齐规则，同时表现出质朴、刚健、清晰、浓重的艺术风格。 ②隋唐风格。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建筑风格发生重大转变的阶段。中原士族南下，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随着民族的大融合，深厚的中原文化传入南方，同时也影响了北方和西北。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得到空前发展。随之输入的佛教文化，几乎对所有传统的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增加了传统艺术的门类和表现手段，也改变了原有的风格。同时，文人士大夫退隐山林的生活情趣和田园风景诗的出现，以及对江南秀美风景地的开发，正式形成了中国园林的美学思想和基本风格，由此也引伸出浪漫主义的情调。 隋唐国内民族大统一，又与西域交往频繁，更促进了多民族间的文化艺术交流。秦汉以来传统的理性精神中糅入了佛教的和西域的异国风味，以及南北朝以来的浪漫情调，终于形成了理性与浪漫相交织的盛唐风格。其特点是，都城气派宏伟，方整规则；宫殿、坛庙等大组群序列恢阔舒展，空间尺度很大；建筑造型浑厚，轮廓参差，装饰华丽；佛寺、佛塔、石窟寺的规模、形式、色调异常丰富多采，表现出中外文化密切交汇的新鲜风格。 ③明清风格。五代至两宋，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商品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城市生活内容和人的审美倾向也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随之也改变了艺术的风格。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元时期，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艺术再一次得到交流融汇;元代对西藏、蒙古地区的开发,以及对阿拉伯文化的吸收，又给传统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明代继元又一次统一全国，清代最后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建筑终于在清朝盛期（18世纪）形成最后一种成熟的风格。其特点是，城市仍然规格方整，但城内封闭的里坊和市场变为开敞的街巷，商店临街，街市面貌生动活泼；城市中或近郊多有风景胜地，公共游览活动场所增多；重要的建筑完全定型化、规格化，但群体序列形式很多，手法很丰富；民间建筑、少数民族地区建筑的质量和艺术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私家和皇家园林大量出现，造园艺术空前繁荣，造园手法最后成熟。总之，盛清建筑继承了前代的理性精神和浪漫情调,按照建筑艺术特有的规律,终于最后形成了中国建筑艺术成熟的典型风格——雍容大度，严谨典丽，机理清晰，而又富于人情趣味。 秦汉、隋唐、明清3个时期相距时间基本相等,它们是国家大统一、民族大融合的3个时代,也是封建社会前、中、后 3期的代表王朝。作为正面地、综合地反映生活的建筑艺术，这3种时代风格所包含的内容,显然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艺术范围；建筑艺术风格的典型意义和它们的反映功能，显然也远远超过了建筑艺术本身。 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 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西方建筑的输入而形成的，它的发展与每一阶段的社会体制、生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有着直接的联系。主要表现为： ①传统建筑在数量上仍占主导地位，但由于出 现了新的审美趣味，致使建筑风格和某些艺术手法有所变化。 ②近代工业生产和以公共活动为主的新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新类型的建筑。 ③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也要求相应的新形式。 ④封建等级制度的废除，社会体制的变革，使得传统建筑艺术赖以存在的许多重要审美价值发生了根本动摇,建筑艺术的社会功能有所改变,要求创造出能体现新的审美价值，适应新的社会功能的新形式。 ⑤传统的审美心理与新的审美价值、新的社会功能产生了新的矛盾，在新建筑中能否体现和怎样体现传统形式，成为近现代建筑美学和艺术创作的核心问题。 在上述社会变革与建筑变革构成的复杂的背景面前，中国近现代建筑表现出一些新的艺术特征： 传统建筑的园林和装饰艺术出现了新风格 在传统建筑中，园林和装饰是由于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最敏感的部分。19世纪中叶以后，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园林和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园林大部分经过改建和重建，它们共同的倾向是，建筑的比重大大增加，空间曲折多变，装饰繁复细腻，假山曲屈奇谲，相当一部分流于繁琐造作。建筑装饰则普遍走向大面积满铺雕镂,色彩绚丽,用料名贵，题材范围扩大，手法非常细致，还有一些西方巴洛克、罗可可的手法类杂其中，某些构图意匠也受其影响。 突出了建筑的类型风格 近代出现的新类型建筑开始大都是直接搬用西方同类的建筑，而西方各类建筑又大都有一套基本定型的形式，当时常见的有殖民地式、古典复兴式、哥特复兴式、折衷式等，从哈尔滨到香港，从青岛到喀什，举凡机关、银行、商场、会堂、公寓、住宅、学校等，各自都以基本定型的形式标志出自己的内容,而同类型的形式又大同小异,极少显示出特有的地方民族特色，甚至出现了北方建筑用深拱廊百页窗（殖民地式），南方建筑设壁炉（古典复兴式）的现象。而在20～30年代兴起创作民族形式以后，大多数也都是套用古代某一时期官式建筑法式（主要是清代），致使广州的民族形式建筑与北京的无大差别。只在80年代以后，才较多地注意地方特色，即所谓乡土建筑风格。 单体建筑重在表现外观造型 近现代建筑打破了传统建筑封闭内向,以表现空间意境为主的审美观念,突出了公共性和开放性的观赏功能，这与同时输入的西方建筑重视表现实体造型的审美观念是一致的。中国近现代建筑的艺术形式包含着两类内容。一是某些大型的、纪念性比较强的建筑仍十分注重造型艺术的社会价值，审美功能要求有较强的政治伦理内容，即以特定的形式表现某些特定的精神涵义。如银行、海关常采用庄重华贵的西方古典形式，以显示其财力的坚实富有；一些政府机关和纪念建筑多吸取传统形式，以显示继承传统文化，发扬国粹的精神。二是大多数民用建筑一般只从审美趣味出发，一方面追求时髦新奇，同时仍受到传统审美趣味的影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流行的洋式店面、洋学堂、洋戏院和城市里弄住宅等，都是所谓中西合璧的形式；以后则更多直接采用西方流行的形式；80年代以后又兴起了追求乡土风味的形式，这些都是与当代大众的审美趣味一致的。 城市环境和建筑群体突出了开放型性格 近代城市功能的急剧变化，给传统的环境艺术以根本的影响，原有的群体序列艺术和环境尺度远不能适应新的功能，于是产生了崭新的群体艺术。首先，不同城市和不同街区对开放性、公共性有不同的要求，出现了不同性格、不同风格的群体环境，其艺术形象异常鲜明，如北京的使馆区，青岛、大连、哈尔滨的行政区，上海、天津、广州的金融商业区和高级住宅区，南京、长春的政权机关区,以及各大城市的新型商业街区等等。其次,随着近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输入，也引进了城市和街区群体构图艺术，使得一些城市和街区出现了新的风格。开始是德国式、俄国式、英国式、日本式等等新的小街区建设，其后就扩大为整个城市自觉的整体经营。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各大城市都进行了新的规划，大多注意到新的环境艺术构图和建筑空间序列设计，尤以1929～1930年上海、南京的规划和1939年伪满洲国新京（长春）的规划最为典型。50～6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兴起，表现城市个性的群体环境艺术手法开始成熟，如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广州北部新区的开发，都是突出的例证。80年代以后，新兴市镇建设更注重群体艺术的价值，深圳、珠海以及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的卫星城和居住小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它们的个性特征和艺术表现力都很突出。 时代风格变化迅速 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短短的100多年间，建筑风格变化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古代。其间,既有与西方建筑风格平行发展的一般类型,也有受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制约的特殊类型。从艺术特征来看，后者无疑更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也就是说，新内容、旧形式和中外建筑形式能否结合，怎样结合，一直是近代建筑风格变化的主线。寻求时代风格与民族风格相结合的道路，一直是建筑艺术创作的主题。=======================================在世界建筑发展大潮中，日本建筑无疑是令人瞩目的。作为经济、文化、科技三者结合的产物，日本当代建筑创造了建筑史上划时代的作品。日本的当代文学、美术、音乐似乎还没有日本当代建筑这样高的成就。中国建筑界一直关注日本建筑界的发展动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马国馨院士的《日本建筑论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就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 《日本建筑论稿》包括《日本建筑文化浅析――吸收与创造》和《日本建筑国际化的第四次浪潮》这些很有分量的长篇论文，还有关于丹下健三、黑川纪章及日本女建筑师的专题研究，还涉及日本的野外博物馆、日本桂离宫及其大修、日本的村山水、赖特和日本等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显示了作者的渊博学识。本书最吸引人的当然是作者对日本建筑近现代步伐和新时代新发展的精彩论述。马国馨认为：日本有着与众不同的强烈的传统文化，有着固有的独特的建筑观，同时又存在着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吸收。在创作方法上，日本存在着多种理论和流派，比如老一辈建筑家村野藤吾就始终和现代建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丹下健三则一直致力于日本的的现代建筑运动，使之逐渐在日本建筑界占统治地位；矶崎新使用的视觉语言，是在世界的文脉中找出他认为适当的语言；黑川纪章则要在东洋的思想中表现现代日本的主题；安藤忠雄清水混凝土最简洁的质感体现了低技――高手工技术。这些建筑家各有不同的立场和方法，主要观点有三：其一是努力研究和提炼日本的特点，然后用现代的手法来加以实现。其二是追求“无形”的普遍性，也就是如何把日本的精神用一种暧昧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其三是一种新的和洋折中的方法，但有时一看就完全是日本的风格，又都只是表层的内容。在实际创作中，日本的建筑家常常在这些观点之间摇摆、彷徨，从中努力寻找新的结合点，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本书论述的“日本建筑国际化”亦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泡沫经济”，出现了一时的建筑热潮。国外建筑师尤其欧美建筑师大量涌入日本建筑市场，随之出现了日本建筑国际化的“第四次浪潮”（日本建筑史学家铃木博之语）。马国馨在本书中讨论了日本建筑国际化的第四次浪潮，分析了其中深刻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从世界级大师到后起之秀，从建筑设计到室内设计，从欧洲到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大师如美国的格雷夫斯、埃森曼、屈米、贝聿铭，英国的福斯特、罗杰斯、斯特林，意大利的皮阿诺、罗西，瑞士的波塔等都在日本留下了作品，表明日本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有数的建筑活动的中心和热点。这次浪潮，如铃木博之认为追求的是一种“同时代性”，即不仅是追求一种异国情调而是和别的国家“现时”同一水准的内容，是日本建筑和外国建筑的“平起平坐”。马国馨则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尚没有完全达到“平起平坐”的地步，引进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就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次浪潮将深刻影响到日本建筑界。这种外来建筑文化和日本本土建筑文化之间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他们既有彼此在一定时期内共存的一面，也有产生激烈冲突的一面，由此将引起日本建筑系统整体结构的变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建筑界在吸收与创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样值得中国建筑界思考。在西方建筑文化占主流地位的情况下，日本建筑界作出了有力的回应，日本建筑文化因此成为当代世界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丹下健三、矶崎新、安藤忠雄等也成为国际知名的建筑家。而中国，虽经过长期的奋斗，但似乎还未能在国际建坛上起主要作用。整个20世纪，能在世界建筑史上留下名字的中国建筑师恐怕只有戴念慈一人，他是具有保守倾向的古典主义大师（这里的“保守”指一种文化态度，没有贬义）。而力图创造中国现代建筑的建筑师，则因为没能解决世界性的难题而不为国际建坛所关注。追求创新的建筑师，有时却只能落得“勇敢的牺牲”的结局。面对中国建筑的现状，日本建筑的发展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参考资料：书名：日本建筑论稿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学术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