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安地名研究报告的论文

长安文化的定义及其特征论文

摘要：鉴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不显于世，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上对长安文化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文化形态的发展阶段、主观基础、客观奈件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长安文化5个方面的特征。分析认为，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陆地文明的代表，其内在的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长安文化；周秦文化；汉唐文化

在历史上，长安地区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地区和邻邦，也曾深深地打动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心灵。中外文化在长安地区交流互动，使得世界越来越深人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虽厚重却不显于世。其中有多个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长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与其他概念相交叉、重叠，其主体性特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较也显得不容易归纳。这种比较大多是从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性、独立性以及完整性来考量的。如果以现代意义为价值取向来追溯，古代的长安文化虽然复杂多变，但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作为陆地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长安文化的内在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长安文化的基本定义与发展阶段

这里所说的文化，根据其发生和影响的范围，从基本形态上来划分有地区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等5种类型。最基本的观察和分析的出发点不外乎“大中见小”和“小中见大”，实质上就是研究和比对文化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相互关系。文化上的一元和多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也没有绝对的一元文化或多元文化，总是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文化的一元性必然以多元为基础，而多元文化也必然有一元性的共同价值观与追求。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和谐性与社会的和谐性成正比例关系，而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度也构成了该文化范围文明程度的标志。

长安文化属于地区性文化。其名称有二义:第一，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地区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第二，以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为这一地区传统文化的概括与代表，因而自然包括称名“长安”之前的萌发和之后的延伸。从时空概念上分析，具体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第一，长安文化是称名为“长安”时期的文化。称名“长安”的时期，即从汉代到唐代(当然也可以延续到现代，一方面是有“长安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长安文化陆地文明的一些传统特色仍然有遗存。这需要联系现代与古代来研究，特别要调查古代长安文化的现代遗存，所以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尽管有汉长安和隋大兴、唐长安的区别，但从地理范围和文化特质的传承来讲，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长安”虽然是城市的名称，是因为称名“长安”的时期是这一地区文化发展史的鼎盛阶段，具有比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长安文化是“长安”地区的文化。这里指的是长安地区，不仅仅是城市地区。其具体的地域范围可以分为核心地区和辐射地区。核心地区又有两个部分，即长安城区和关中地区。长安城区包括了津、镐、咸阳、大兴和长安。关中地区，也就是地理学上所划分的渭河平原，古称八百里秦川，南至终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黄土台源地带。其辐射地区，是直接受长安文化影响以及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渗透的地区，即东至洛阳，南至秦巴山区，西至河西走廊的东部，北至渭北高原。

第三，长安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是“存在的”文化。“礼失求诸野”，文化的传承是一种自觉的本能。尽管沧海桑田，长安屡经劫难，但是长安文化并未因此而衰亡。这主要缘于长安文化的“草根”性，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还应该重视文化的精神和物质2个层面。在陕西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少文化遗产深浅不等地打着长安文化的印记，如兵马俑的制造、法门寺佛指舍利的信仰、鼓乐、老腔、还有民间的丧葬制度等等。也就是说，长安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文化，而且衰而不亡，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依然存在，是“活着的”文化。

第四，长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内在的必然性和由此而呈现出的阶段性。地区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长安文化从汉代到唐代为核心时期，也是鼎盛时期，自然也有此前的积累和之后的延伸。

从文化的发生学意义来讲，长安文化从形成、发展到衰落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然后绵延至现代。其中，长安文化的孕育阶段，是从渭河文明到先秦;长安文化的形成阶段，是从先秦到秦汉;长安文化的鼎盛阶段，是从秦汉到隋唐;长安文化的衰落阶段，是从五代到现代。

二、长安文化概念上的重叠与交叉

从不同的时代和角度来概括，习惯上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归纳为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着眼点，有具体的针对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这些都与长安文化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些命名和长安文化虽有重叠和交叉之处，形式上以及时空上有重合之处，但本质上应该区别开来。从这些文化体系中可以抽象出长安文化的内容，但是这属于一元与多元或根与枝叶的关系，并不影响长安文化的独立性。这里存在2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长安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周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家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的历史形态。而三秦文化虽有较强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属性的时代特征比较狭窄，文化内涵也比较庞杂，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这就影响到对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谓国家文化，是各个优秀的、先进的地域文化的总和与代表，而地区文化是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多元的地区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国家文化。相对于国家文化，长安文化属于后者。有的时候，某些地域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会因为客观环境的便利而上升，与国家文化的主流相汇合，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高度和谐。这是完全正常的，如当年的长安文化。但长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陆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围上毕竟受内陆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期，如盛唐时代，长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畴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质也属于国家文化，不能划归人长安文化。

我们也需要对同属国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汉唐文化作分析、对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时代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对更强一些，而汉唐文化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影响也更为广泛。在这些时期，长安文化也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的关系。长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罗马、东长安之说，长安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曾有过非常发达的“京城文化”。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之关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叠，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别，长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尽管长安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很容易与“京城文化”融为一体，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盖，因为“十三朝古都”的语境很容易导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较清晰，地域小，更绚丽时尚，领风气之先，但根基浅，往往短暂而变化多端(当然，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从“国家文化”中剥离出来)。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长安文化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一方面说明了长安文化的张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长安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毕竟与长安文化自身的体系结构是两个概念。

从文化的整体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称上的“国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对区别的概念，其定义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内涵则显得更清晰、准确，历史的延续性更为持久，也更为“草根”性。这也是长安文化作为基础性地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

三、长安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

文化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长安文化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非常复杂的规律，是长期的发生、积淀与发展的过程。为什么长安文化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连绵不断的持续性?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生活环境中去寻找原因，需要和其他文化区的客观环境作比较。归纳起来，长安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有3个方面。

第一，土地问题。长安文化植根于内陆型农耕文化的土壤中，黄土文化的生存条件是规定长安文化的根本要素。这一地区有非常良好的农业耕作条件，位居渭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国内类似的地方也有，但不是很多，持续性的开发时间也有区别。汉代司马迁记载道:“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川。附近的山区还有丰富的资源可资利用，如终南山:“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樟、檀、拓，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而且河网密布，可资利用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日用和农业灌溉的需要。

第二，保证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在古代，中国以农业大国闻名，统一与战乱时相交替，保障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极为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民众的生存以及生存的质量。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浇灌方便，而且四面环山，有许多台源，为四塞之地，军事上易守难攻，和其他地区相比较有天然的优势。这一地区又名“关中”，自古以来关中四周修建有许多关隘，扼守要冲。东面中条山、蜻山、熊耳山，有函谷关、潼关、武关、临晋关、龙门关，西面六盘山有尧关、旬关、子午关、饶凤关、骆谷关、斜谷关、阳平关，北面黄龙山、子午岭有金锁关、石门关、冉店关、阳峪关，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关隘。另外，在交通水运方面，附近河流众多，设有许多渡口。如黄河上的蒲津渡、风陵渡，渭水上的渭水渡、渭南渡、东渭渡、西渭渡、宝鸡渡，南面还有汉水上的汉中渡、安康渡等，都控制着拱卫关中的水路要冲。以上这些关隘和渡口从陆上和水上全面保证了关中的安全，维护了农耕经济的社会稳定。

第三，地理位置与发达的交通状况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文化依靠获取不断的信息创新、获取发展的动力，形成不断的生长点，而创新就必须借鉴其他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在文化信息的交流上，交通问题是制约古代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而关中本身也是一个封闭型的地区，但关中所处地理位置的大环境经常是开放的。

秦和隋的两次大统一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发展。秦、汉的驰道、栈道连通了全国各地。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交通路线一直延伸到南亚、中亚。隋唐时代，潜渠连接渭河、黄河，自成体系。隋朝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憧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唐代交通更为发达，如:“东至宋汁，西至岐，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骚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显然，依靠这些便利的交通条件，长安地区获取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长安文化形成的主观基础

在有利的环境条件下，长安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动态积淀过程。这个过程与齐鲁、荆楚、巴蜀、岭南等地的文化形成过程迥然有别。

远古时代，关中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仅从考古发现来看，100万年前，“蓝田人”在这里生活，20万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着“大荔人”,2万年前氏族公社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已有大量发现，特别是洛、径、溺、沪、橘、沫、皂、漆等河流的两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溺桥半坡遗址和骊山姜寨遗址，龙山文化则有洋西客省庄遗址和西安东郊的米家崖遗址。5000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发展，炎黄部落崛起，把渭河文化传向东方。从西周至唐的约1100年间，这一地区连续成为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频繁的政治活动和中外商贸活动促进了文化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长时间地保持着激扬多彩的活力。

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进人封建社会之后，亚洲腹地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都有了各自的进步，长安地区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门户，也是西北草原文化东进和南下的人口，这一政治、经济之要地的战略地位，使得各民族争相在这里活动，从而带来了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汉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承担起了将东方文化输往西方并首先审视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重任。西晋末的“永嘉南渡”，使得鲜卑、匈奴、揭、氏、羌“五胡”南下，又长期处于民族大迁徙、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中。斑斓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在这里激荡、展示，大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也赋予了长安文化开放性的品格。

国际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长安文化博大雄浑的气魄，形成了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胸襟与眼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长期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的有利因素，长安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国最先吸纳、消化和再创造域外文化的地方。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长安地区最先接受，在这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进程。一方面，长安地区中外高僧云集，寺塔林立，担任了北传佛教译传中心的重任，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另一方面，“三武一宗禁佛”的3次激烈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同时说明了域外文化被中国文化改造的曲折经历，也说明了长安文化具有刚性的一面。

五、长安文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长安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原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连绵不断，通常表现出先进性。以这种先进性为基础，成为千余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一波又一波强烈的冲动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二，东方文化基础上的农耕民族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汇合状态下的多元结构，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多种成分并存，有比较强的包容性，既活跃又丰富多彩。

第三，文化的主体性不鲜明。在所谓的中原文化圈里，这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但却带有世界性文化的色彩。这与其他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结和升华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有明显的区别，很难在文化上归纳出一个完全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主体体系，而是保持着一种百花齐放、此起彼伏的态势。

第四，文化外形多变。虽然是地方文化，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与国家文化相和谐，有时又以民族文化为特点，有时又流露出京城文化的个性特征，有时又显示出国际文化的色彩。

第五，文化性格开放、活跃，文化态度宽松、宽容，文化形象大气而粗豪，刚毅而散漫。排他性较少，创新性强，富于进取和开拓精神，也显示出较强的凝聚力与反馈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五代之前，以长安地区为代表的西部文化是开放的、活跃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因素较少，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特别体现在对异地文化信息的吸收、兼容、改造以及将新的文化信息向外传播上。向外传播的文化信息增强了适应性和融合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吸收的文化信息越多，传出的文化信息也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

六、结语

以上是从理论上对长安文化定义和特征进行了简单梳理，仅一家之言而已，实际上还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如长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性与定位，长安文化的体系、功能以及具体表现，长安文化的当代形态及其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都需要进行大量深人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陆地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长安文化内在的普适性价值无疑值得进一步研究，而且值得继承和发扬。

（1）赐姓：项羽的叔父项伯，因在鸿门宴对刘邦有救助之功，刘邦赐其家族姓刘。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即皇帝位后，接受戍卒娄敬定都关中的建议，决定把国都迁到长安，并因此赐娄敬姓刘。刘邦（2）西汉初年：匈奴族刘姓。当时，匈奴部族强盛，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政策，把皇室宗女嫁给匈奴单于冒顿为妻。冒顿姓挛，但按照匈奴贵者皆从母姓的习俗，挛氏子孙皆姓刘。（3）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族的一支为争取中原人民的支持,自称是汉朝公主与匈奴单于的后裔，一直使用母方的姓氏故而姓刘，前赵的建立者刘渊即是匈奴贵族。（4）北魏“勋臣八姓”之一有独孤氏，孝文帝于太和二十年（494年）自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后，于496年实行汉化改革，将鲜卑族的独孤氏改为刘氏。（5）唐末五代时期，突厥别部沙陀族的一支也冒称是刘邦的后裔。五代十国中的后汉政权和北汉政权就是由沙陀刘氏建立的。[7]从西汉初期的匈奴贵族内附，南北朝的鲜卑族进入中原，一直到清朝的满洲八旗汉化，这期间有大量外族人改姓刘姓。迁徙分布刘氏早期主要是在北方发展繁衍。公元前300多年前，刘姓开始向河南及江苏传播。战国时有个叫会的晋大夫，他有子孙留居秦国，称刘氏。至战国后期，秦国灭了魏国，刘氏宗族随秦军进入魏国都城大梁，即今河南开封。他的十世孙在魏国任职，魏灭后迁至大梁，生子刘清辗转到今江苏等地。[8]汉朝是刘姓的鼎盛和发展时期，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分封同姓于各地，其后支派繁衍，于是彭城、尉氏、临淮、南阳、广平、丹阳等地皆有刘氏。西汉初累计皇子封王30余人，封侯者达400余人。汉王室大封同姓王侯的结果使刘姓贵族遍布于大江南北，他们各据一方，很快成为各地有权有势的大家族。总之刘姓以皇族为主脉，经历大汉400多年的繁衍发展，人口急剧增加，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大姓。但刘姓人口仍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地区，主要集中于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山西太原地区。此外，湖北荆襄地区、湖南长沙地区、江西九江地区也有刘姓望族。汉末三国之际，中原的刘氏为避“董卓之乱”不断向四方迁徙，主要是向东南投奔孙吴和向西南进入四川投奔蜀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北方又一次陷入战乱，中原刘姓与其他姓氏一样，为避战乱，向南方、东南和西南迁移，部分迁往日本和朝鲜半岛。从东晋到唐朝，中原地区向南方和东南地区的移民从未间断，移民越来越大，地域越来越远。

刘姓为中国主要姓氏之一，全国刘姓人口排名第四。在中国历史上，刘姓是登基称帝人数最多的姓氏。在中国古代有“刘天下，李半边”说法，而在中国北方则有“张王李赵遍地刘”的说法。刘姓在韩国亦有分布。另外，根据日本可查档案记载日本第三大姓高桥氏出自中国刘姓，为刘邦后裔。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刘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来源一：出自祁姓陶唐氏，帝尧（伊祁放勋）之后，受封于刘（今河北省唐县），建立祁姓刘国，后裔因以为源于祁姓，传说出自上古尧帝的后裔祁氏被封于刘国(前称定州唐县，今河北唐县)，属于以国名为氏。相传，唐尧是远古祁姓部落陶唐氏的领袖，名放勋，他贤达善良，后成为部落联盟首领，被尊为五帝之一。据传说唐尧出身在顺平县 ( 原完县 ) 的伊祁山，伊祁山就又称作尧山，尧因地名而为祁姓，其第九子源明被封在刘国(今河北唐县)，子孙遂以国名为氏，世代相传为刘氏，史称刘氏正宗。又一说刘姓始于刘累（部分留氏族谱作“留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陶唐既衰，其后有刘 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竹书纪年》云：“孔甲元年，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竹书纪年》云：“帝孔甲七年，刘累迁于鲁阳。”来源二：源于晋国士氏：帝尧裔孙刘累事夏王孔甲，赐氏御龙。后迁鲁县，至商代彭氏而为豕韦氏。商末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杜（今西安市南杜陵），为唐杜氏。周宣王时国君杜伯无罪被杀，其子杜隰叔奔晋，其孙杜蒍在晋国担任士师，其玄孙士会因功封于范（今河南省范县），子孙遂以封邑范为姓，称为范氏。士会嫡子范文子士燮，为国之贤臣；次子士鲂，立彘氏，士鲂便是彘恭子。幼子士囏侍秦，复刘氏，汉高祖刘邦就是他的后代。士会不仅是范氏、随氏得姓始祖，也是刘氏的大显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说）“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王符在《潜夫论》中称赞道：“刘氏自唐以下，汉以上，德著于世，莫若范会（即士会）之最盛也”。郑樵在《通志》二十六卷《氏族二》中说：“尧之后分为六，唐氏、杜氏、范氏、刘氏、 韦氏、祁氏，皆为著姓，岂尧之不泯欤”！来源三：源于姬姓，出自周定王赐给弟弟姬季子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周定王姬瑜八年(公元前599年)前后，周定王将刘邑(今河南偃师)，封给他的弟弟姬季子做领地。至此，姬姓刘子国就正式地在东周王畿之内建立起来了，刘康公也就成了姬姓刘氏的肇姓始祖。姬姓刘氏世代任周朝卿士，主理内政外交长达一百多年。《左传》成公十一年：晋郤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来源四：源于投降汉朝的秦末齐国将领刘到：据史书记载，“平都孝侯刘到，平都。索隐县名，属东海。以齐将，高祖三年降，定齐，侯，千户。五年孝惠四年庚戌（公元前191年）六月乙亥，孝侯刘到元年。索隐故齐将。巳上孝惠时三人也”来源五：赐姓或改姓。1．出自项氏：汉初赐项羽的叔父项伯等人为刘氏。2．出自姒姓娄氏：赐娄敬为刘氏，封关内侯。3．源于汉代礼仪（官职），出自汉代皇室秋祭——貙膢（貙刘），属于以官称为氏。4．出自王氏：东汉舞阳人王常，平王莽立大功，被更始帝刘玄赐姓刘。5．出自龚氏：宋真宗继位后，赐皇后刘娥表兄（一说前夫）龚美姓刘，认其为弟；明朝嘉靖年间著名大将军都督刘显原姓龚，为报人知遇之恩，改姓刘。6．出自卢氏：安定三水人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自立为帝，据平凉等地，后失败逃奔匈奴。7．出自寇氏：三国蜀将刘封，原姓寇。为刘备义子，改姓刘。8．出自丘氏：西晋义阳(今河南新野)人丘沈冒称汉宗室后裔，改姓刘名尼。被拥立为帝，建年号为神凤。9．出自留氏：留氏改刘氏：后坡刘氏为永春留氏族裔，于宋末元初的动荡中易姓为刘；另《清源留氏族谱》载：第三十九世留天禄，泉州路录事，因军情严重，不仕，复入永春，居留安故地，改留为刘，为本支始祖。10．出自柳氏，为唐朝文学家柳宗元之后，因柳宗元和当时朝政大臣不和，招惹很多皇室亲信，其后人恐遭陷害，逃荒到山西的洪桐县，改姓为刘。11．出自薛氏：北汉皇帝刘继恩，本姓薛，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改姓刘。12．出自何氏：北汉皇帝刘继元，本姓何，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亦改姓刘，13、一说元末陈友谅败亡后其后代有改姓刘的。14． 唐宦官刘贞亮，原名俱文珍，无嗣。15． 明代宦官刘瑾本姓谈（音dan），改姓刘，无嗣。16．出自侯氏：刘亨赙（1872－1926年），又名侯夏饱，字图琼，号纯青，菲律宾名何塞·伊格拉西澳·宝华，福建南安码头人，是菲律宾独立战争中的一位华侨将军。其他近代、现代改姓刘氏者略。得姓始祖刘累，尧之裔孙。早年，刘累曾向豢龙氏董父学豢龙之术。约公元前1879年，夏孔甲帝时，天降龙于今河南省临颖县豢龙城东南角龙荡沟处。孔甲派刘累到此养龙，长达7年之久。因刘累养龙有功，孔甲封他为御龙氏。后因一雌龙死，累把龙肉加工成美食，送给孔甲吃，孔甲享用后，感到味道鲜美，又向刘累求食，刘累怕死龙事发，孔甲追究问罪，便于约公元前1873年，迁徙到河南省鲁山县隐居，隐匿了原来的名字，改称“丘”，人称“丘公”，称隐居的地方为“邱公城”。孔甲知道后，不再追究，丘公改为刘累，刘累族人遂复姓为刘氏，中华刘姓遂繁衍生息。迁徙分布刘姓，以邑为氏，据专家考证，世界上刘姓人口有7000多万，称得上是“遍地流（刘）”。刘氏建立东、西汉两朝，统治天下，于是其子孙分布于天水、中山、南阳、彭城、东平等十四处之多。

长安①我国古都之首。西安的旧称，古代中国鼎盛时期（强汉、盛唐）的都城，意为“长治久安”。长安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七年，定都于此。此后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东汉、三国·魏、五代·唐皆以此为陪都。西汉末绿林、赤眉，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曾建都于此。汉唐时代，又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西汉时城内有专为外人而设的居住区，唐侨居的外人，来自亚洲各地，远至波斯、大食，多时数以万计。故城有二：汉城筑于惠帝时，在今西安市西北，周围二十五公里；隋城筑于文帝时，号大兴城，包有今西安城和城东、南、西一带，周围三十六公里。唐末天佑（从示字旁）元年（公元904年）迁都洛阳后，因城中民房大半被拆毁，就旧城北部改筑新城，即今西安城。解放后，对汉隋二城遗址，都进行了考古发掘。（图为唐长安复原图）②西汉、隋、唐皆建都于长安，故唐以后常通称国都为长安。并不一定指真正的长安。李白《金陵》诗：“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晋朝南渡后以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可是李白还是用“长安”来指代建康。